(8/15,北海道札幌市)
歸國前一天,一行人重回札幌市重拾印象,也算是藉最後機會彌補遺憾。
而我則在同伴陪同下,準備回到之前已經鎖定,卻直拖到歸國前、退室打掃後的空檔才有機會首次上門,位在狸小路附近的大型書店。路上,我一直思索著該以什麼樣的日記內容作為這一個月來的註腳。
在此前回顧著自己的日記,主題幾乎都是人。但在最後一篇,我也不打算修正這一失衡。對我來說,人的性格、人的行為才是最重要的;出國就是要進入在地人的大腦,過著類似的生活。人才是文化的唯一主體,一切生態保存、古物修復、歷史遺留固然壯觀,但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性格才能發展出如此獨特的文化?仍要回歸「人」本身。
想著想著,再次,我們又經過了大通公園。這次公園裡沒有了遊客。
市民仍如平常般聚集於此,只是這次大部分人舉著告示牌──「反對安保法案」──牌子上寫著。所有人沉默高舉著牌子一動也不動,他們大多在行人前直視,或轉眼盯著隊伍前方。而來往人潮多若無其事地經過,僅有攝影記者架著機器從旁拍攝。
沉默,幾乎就是這塊土地最表層的印記。
他們並非毫無目的地崇拜紀律,他們內心深處仍渴望著自由、渴望著打破規矩、渴望著能稍稍造成別人困擾地吶喊。但「不可造成他人困擾」的教條沒有界線地壓抑著人們的性格,使得人們平時唯有向空想世界寄託;在解放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日式黑色幽默,與習慣以太過夢幻的腳步在童話王國裡行走。
人與人間的隔牆既然牢不可破,那也唯有在精神上共同聯繫成巨大又童心旺盛的飄浮城堡。
但這不代表人格上對現世的麻木,只是不懂得怒吼。只有在噴怒至極時集體展現如如深海般的恐怖。坦白說,這樣平和的無聲抗議對於政府的麻木毫無效率,但轉念一想,他們今日的集結僅僅只是「和平」大義為由的高舉,換作是自己,恐怕很難在這類事不關己的議題上表達憤怒,更別說是扛著重桿一站一整天。
個人一向不信台灣部分人對於日本人缺乏反省心的評語,否則不能解釋他們豐厚的歷史留存、工藝磨礪與文學思索。雖然有時對於他們語言中的拐彎抹角感到不耐煩,但此時此刻大通公園所見到者正是他們人格上不輕易浮現的深邃伏流。
我們小心翼翼地從抗議人群前走過,前排人群分站人行道的兩側,在中間讓出一條通路。沒有聲音、沒有喊話,部分人還戴起口罩遮住了臉。
時間已經是周六下午,人群看上去已經有些疲憊,但卻一致流露頑固又倔強的眼神。難得能看見北海道人如此正經的一面,有同伴忍不住拿起相機拍著人群;我則倒退幾步,逐個掃過每個人的臉龐,回想與這裡人們生活的種種,想著這一趟實在沒有白來了,接著轉身離開了公園跟上其他先走一步的同行。
回到台灣,搭上高鐵回高雄的車上,我背著大背包、一手提著伴手禮,另一手推著大行李箱在窄小的車廂走道上;路中,塞得太過飽滿的行李不聽使喚的扭來扭去,擦上了歐吉桑伸到走道上的鞋子。我趕緊半鞠躬連聲道歉,歐吉桑只是漠然盯著我的箱底、眼睛一眨都不眨。
我只好有點茫然地讓行李繼續推動,像迷惘著何以土豆田裡居然長著熟悉的土豆般,沮喪地離開了明明熟悉卻霎時無比陌生的景象。
歸國前一天,一行人重回札幌市重拾印象,也算是藉最後機會彌補遺憾。
而我則在同伴陪同下,準備回到之前已經鎖定,卻直拖到歸國前、退室打掃後的空檔才有機會首次上門,位在狸小路附近的大型書店。路上,我一直思索著該以什麼樣的日記內容作為這一個月來的註腳。
在此前回顧著自己的日記,主題幾乎都是人。但在最後一篇,我也不打算修正這一失衡。對我來說,人的性格、人的行為才是最重要的;出國就是要進入在地人的大腦,過著類似的生活。人才是文化的唯一主體,一切生態保存、古物修復、歷史遺留固然壯觀,但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性格才能發展出如此獨特的文化?仍要回歸「人」本身。
想著想著,再次,我們又經過了大通公園。這次公園裡沒有了遊客。
市民仍如平常般聚集於此,只是這次大部分人舉著告示牌──「反對安保法案」──牌子上寫著。所有人沉默高舉著牌子一動也不動,他們大多在行人前直視,或轉眼盯著隊伍前方。而來往人潮多若無其事地經過,僅有攝影記者架著機器從旁拍攝。
沉默,幾乎就是這塊土地最表層的印記。
他們並非毫無目的地崇拜紀律,他們內心深處仍渴望著自由、渴望著打破規矩、渴望著能稍稍造成別人困擾地吶喊。但「不可造成他人困擾」的教條沒有界線地壓抑著人們的性格,使得人們平時唯有向空想世界寄託;在解放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日式黑色幽默,與習慣以太過夢幻的腳步在童話王國裡行走。
人與人間的隔牆既然牢不可破,那也唯有在精神上共同聯繫成巨大又童心旺盛的飄浮城堡。
但這不代表人格上對現世的麻木,只是不懂得怒吼。只有在噴怒至極時集體展現如如深海般的恐怖。坦白說,這樣平和的無聲抗議對於政府的麻木毫無效率,但轉念一想,他們今日的集結僅僅只是「和平」大義為由的高舉,換作是自己,恐怕很難在這類事不關己的議題上表達憤怒,更別說是扛著重桿一站一整天。
個人一向不信台灣部分人對於日本人缺乏反省心的評語,否則不能解釋他們豐厚的歷史留存、工藝磨礪與文學思索。雖然有時對於他們語言中的拐彎抹角感到不耐煩,但此時此刻大通公園所見到者正是他們人格上不輕易浮現的深邃伏流。
我們小心翼翼地從抗議人群前走過,前排人群分站人行道的兩側,在中間讓出一條通路。沒有聲音、沒有喊話,部分人還戴起口罩遮住了臉。
時間已經是周六下午,人群看上去已經有些疲憊,但卻一致流露頑固又倔強的眼神。難得能看見北海道人如此正經的一面,有同伴忍不住拿起相機拍著人群;我則倒退幾步,逐個掃過每個人的臉龐,回想與這裡人們生活的種種,想著這一趟實在沒有白來了,接著轉身離開了公園跟上其他先走一步的同行。
回到台灣,搭上高鐵回高雄的車上,我背著大背包、一手提著伴手禮,另一手推著大行李箱在窄小的車廂走道上;路中,塞得太過飽滿的行李不聽使喚的扭來扭去,擦上了歐吉桑伸到走道上的鞋子。我趕緊半鞠躬連聲道歉,歐吉桑只是漠然盯著我的箱底、眼睛一眨都不眨。
我只好有點茫然地讓行李繼續推動,像迷惘著何以土豆田裡居然長著熟悉的土豆般,沮喪地離開了明明熟悉卻霎時無比陌生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