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5月 11, 2015 11:43 am
下午一個人在電腦前坐，菲利普忽然發短信問我是不是在辦公室。我說我在家裡。過去我總在學院自己的辦公室裡寫畢業論文。最近我懶得每天騎車來回，就把電腦搬到租住的地方，每天在家裡修改論文。今天下午剛把論文又修改了一遍，準備明天Email給導師和委員。
我問他和幾個朋友過來？我去外面超市買點吃點。
他說他半小時後過來，朋友們都“拋棄”了他。
晚飯我做了蔥爆羊肉，飯後一起去校園裡轉了轉。
我們在一起免不了談談政治。他來自英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博導法拉利一樣，他也覺得自己的社會是被一小撮人控制，所謂的“民主”也許只是謊言。不過，我總還是相信，英國和加拿大的社會，不管再虛偽，也要比許多國家好一些，至少他們還是要偽裝出自由民主的模樣，而不必公然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
“我不懂政治”，我們那裡的人大都會這麼感覺，覺得政治是與自己遙遠的、無關的，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無力改變，我們只能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只希望平平安安地過完一生，所以我覺得很無辜的是，許多人對我們無端地敵視、歧視，只是因為我們恰巧出生在了那個地方。“政府與百姓無關”這是我家鄉許多人的觀點，或許那些“民主”國家的人總是覺得政府的決策都是民意的表達，所以便將許多事情遷怒於我們。
菲利普說，如果真的有民主的話，政府早就倒臺了。
我不清楚，我總還是相信有一些更好的社會，比如瑞士，他們有幾百年的和平。我覺得，如果一個社會真正民主的話，他們一定不會去打仗。再沒有什麼比打仗更愚蠢更殘暴的事了：拿自己的命去給幾個政治家當棋子玩。我從來不相信有什麼天大的理由可以讓老百姓去送死，不管政治家如何去美化它：解放、革命，還是獨立。但是很多時候言論總是會被一小撮人控制，於是群情激昂，覺得應該用子彈說話。就像我在中國時遇到的伊拉克戰爭時沖在最前線的指揮官，他說他很討厭布什，那些人只想要石油，他們編造謊言，說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那個連死了68個人，有8個是他的朋友。他自己的腰也傷了，成了殘廢，退役後去中國教英語……
殺死一個暴君，到頭來只會有另一個獨裁者上臺；你不可能用子彈去改變一群政客的想法，他們早已習慣並且貪戀那樣的權力；而老百姓，全世界的，我想都只是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夠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即便是最動亂的文革年代，大多數老百姓，只要不是太壞的、膽大妄為的，也都只想做縮頭烏龜。只有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們才跟著瞎起哄，真以為是為了什麼崇高的“主義”。而那些殺人的傢伙，也根本不懂什麼主義，只是找到一個藉口公報私仇，把過去嫉恨的、有才華的、富貴顯赫的人給害了。
社會總是這樣，菲利普說，因為人都是一樣的。
我給他講我高中時讀過一篇故事《上大學》，講一個老人年青時候因為生計所迫，娶妻生子照料家庭，一直沒有機會上大學，直到老了，老伴去世，子女離開他後，才忽然有了時間，可以去重拾舊夢，於是他上了大學。周圍同學都不理解他，沒有人願意與他做朋友，他也覺得學校裡教的課程很無聊，和社會脫節，他覺得迷茫，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上大學。後來有一次他一個人爬到學校的後山上，望向山下的大海。忽然瞥見系裡一個同學，是和他一樣不太合群的人——名叫保爾，也站在山上望大海。老人猛然生出念頭，想和保爾說說話，之前他們從來沒有怎麼說過話，雖然他們彼此認識。
他們就這樣在海邊真正邂逅了，忘年之交，暢談一宿。提著空空的啤酒瓶回到大學宿舍裡倒頭睡下時，老人想，他終於找到了上大學的意義，換句話說，他終於上了大學。第二天早上醒來後，他想到，自己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想聽的也聽夠了，再往後，恐怕沒有什麼新鮮的話題能夠讓保爾覺得有趣了。於是，他乘上開往故鄉的火車，永遠地離開了大學——畢業了……
菲利普說，你是在說我和你嗎？
我笑了笑。說，我去過三個大學，老實說，我不覺得它們對我的成長有什麼幫助，許多時候只是使簡歷上更好看而已。大學只是一個地方，讓我遇見了一些人，一些可以深交的朋友。
他說，的確是這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大學也是他們開始編織社會網絡的地方，就比如你要在英國從政，就必須去劍橋牛津，才可以和未來的首相稱兄道弟……
我去過三個大學，在每個地方，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獨自一人。不過，總算沒有白去，因為總有一兩個人可以臥談一宿，我是一個“未老先衰”的人，或者說，我的祖先是一群很早就沒有“鬥志”、隱居山林的人。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送菲利普去地鐵站，臨別時，我說，作家都是孤獨的，因為他們總有許多話要說，但很少有人願意傾聽。菲利普說，這太對了。
他是愛爾蘭的作家，出版過一本沒有暢銷的小說，像所有地方的作家一樣，偶爾會感慨世事人生，然後獨自離去。
2015年5月10日星期日
於 多倫多
我問他和幾個朋友過來？我去外面超市買點吃點。
他說他半小時後過來，朋友們都“拋棄”了他。
晚飯我做了蔥爆羊肉，飯後一起去校園裡轉了轉。
我們在一起免不了談談政治。他來自英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博導法拉利一樣，他也覺得自己的社會是被一小撮人控制，所謂的“民主”也許只是謊言。不過，我總還是相信，英國和加拿大的社會，不管再虛偽，也要比許多國家好一些，至少他們還是要偽裝出自由民主的模樣，而不必公然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
“我不懂政治”，我們那裡的人大都會這麼感覺，覺得政治是與自己遙遠的、無關的，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無力改變，我們只能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只希望平平安安地過完一生，所以我覺得很無辜的是，許多人對我們無端地敵視、歧視，只是因為我們恰巧出生在了那個地方。“政府與百姓無關”這是我家鄉許多人的觀點，或許那些“民主”國家的人總是覺得政府的決策都是民意的表達，所以便將許多事情遷怒於我們。
菲利普說，如果真的有民主的話，政府早就倒臺了。
我不清楚，我總還是相信有一些更好的社會，比如瑞士，他們有幾百年的和平。我覺得，如果一個社會真正民主的話，他們一定不會去打仗。再沒有什麼比打仗更愚蠢更殘暴的事了：拿自己的命去給幾個政治家當棋子玩。我從來不相信有什麼天大的理由可以讓老百姓去送死，不管政治家如何去美化它：解放、革命，還是獨立。但是很多時候言論總是會被一小撮人控制，於是群情激昂，覺得應該用子彈說話。就像我在中國時遇到的伊拉克戰爭時沖在最前線的指揮官，他說他很討厭布什，那些人只想要石油，他們編造謊言，說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那個連死了68個人，有8個是他的朋友。他自己的腰也傷了，成了殘廢，退役後去中國教英語……
殺死一個暴君，到頭來只會有另一個獨裁者上臺；你不可能用子彈去改變一群政客的想法，他們早已習慣並且貪戀那樣的權力；而老百姓，全世界的，我想都只是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夠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即便是最動亂的文革年代，大多數老百姓，只要不是太壞的、膽大妄為的，也都只想做縮頭烏龜。只有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們才跟著瞎起哄，真以為是為了什麼崇高的“主義”。而那些殺人的傢伙，也根本不懂什麼主義，只是找到一個藉口公報私仇，把過去嫉恨的、有才華的、富貴顯赫的人給害了。
社會總是這樣，菲利普說，因為人都是一樣的。
我給他講我高中時讀過一篇故事《上大學》，講一個老人年青時候因為生計所迫，娶妻生子照料家庭，一直沒有機會上大學，直到老了，老伴去世，子女離開他後，才忽然有了時間，可以去重拾舊夢，於是他上了大學。周圍同學都不理解他，沒有人願意與他做朋友，他也覺得學校裡教的課程很無聊，和社會脫節，他覺得迷茫，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上大學。後來有一次他一個人爬到學校的後山上，望向山下的大海。忽然瞥見系裡一個同學，是和他一樣不太合群的人——名叫保爾，也站在山上望大海。老人猛然生出念頭，想和保爾說說話，之前他們從來沒有怎麼說過話，雖然他們彼此認識。
他們就這樣在海邊真正邂逅了，忘年之交，暢談一宿。提著空空的啤酒瓶回到大學宿舍裡倒頭睡下時，老人想，他終於找到了上大學的意義，換句話說，他終於上了大學。第二天早上醒來後，他想到，自己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想聽的也聽夠了，再往後，恐怕沒有什麼新鮮的話題能夠讓保爾覺得有趣了。於是，他乘上開往故鄉的火車，永遠地離開了大學——畢業了……
菲利普說，你是在說我和你嗎？
我笑了笑。說，我去過三個大學，老實說，我不覺得它們對我的成長有什麼幫助，許多時候只是使簡歷上更好看而已。大學只是一個地方，讓我遇見了一些人，一些可以深交的朋友。
他說，的確是這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大學也是他們開始編織社會網絡的地方，就比如你要在英國從政，就必須去劍橋牛津，才可以和未來的首相稱兄道弟……
我去過三個大學，在每個地方，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獨自一人。不過，總算沒有白去，因為總有一兩個人可以臥談一宿，我是一個“未老先衰”的人，或者說，我的祖先是一群很早就沒有“鬥志”、隱居山林的人。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送菲利普去地鐵站，臨別時，我說，作家都是孤獨的，因為他們總有許多話要說，但很少有人願意傾聽。菲利普說，這太對了。
他是愛爾蘭的作家，出版過一本沒有暢銷的小說，像所有地方的作家一樣，偶爾會感慨世事人生，然後獨自離去。
2015年5月10日星期日
於 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