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一個不道德的時代:<客家往事>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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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麻吉林思彤鄭琮墿胡也

在国内见了许多朋友、各行各业,聊各自生活,总体感觉是现实很灰暗、磨灭了许多人的斗志。许多人把衰老当作了成熟。我以前听加拿大那边的人也是常常讲工作环境中的人心险恶。我想也许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一辈子就像黑夜里的一次旅行,只不过,每个人的应对方式不一样。有的人举着信仰的火把,有的人靠身边的伙伴相互鼓励,有的人完全融入阴影中,有的人选择了自尽,有的人选择了出世……我不觉得有哪种方式是配得上说“成熟”,人格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人很小时候就有端倪。我不能说哪种方式是对的。只能说我相信有信仰的人总不会太绝望悲凉。然后,我要说警惕那些有野心的人,渴望死后留名的人。
之前一个加国黑人问一群多大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残酷竞争的环境,你会选择坚持自我,还是变得同样残酷?
逆向竞争无处不在。说白了,就是《厚黑学》作者里说的:乱世英雄,无非厚黑。
以前我们上社会人格发展课的时候,一个同科尔•伯格在哈佛读博士的教授就讲道德发展。
我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的主流文化不是讲道德的发展,而是纯真的丧失。
我们似乎有种观念认为:儿童反倒是纯真的,而社会将人变得险恶。
在西方文化里,纵然卢梭有类似观点,但总难成其主流。
而我看这个时代,“纯真的丧失”又成了一种时代的主流,甚至被当作成熟的标志。“老男孩”、“匆匆那年”、“那些年”这样的怀旧文艺也泛滥无际……
到底是因为我们身处于“乱世”所致,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逆向淘汰:厚黑奸雄纵横当道,纯良义士悲愤无奈。
而我可能与许多从小就成绩好、听老师话、被人看好的同学不一样,我一直是“lan dan(客家语:贬义词,通常用来形容学生放浪形骸、不守礼法、不守正统)”的“坏学生”,我在回忆往事《客家往事》里,就说了小学同学的状态,我在那个时候就感觉人心残酷,对成绩不好、家庭贫困的学生的歧视,从老师无情的体罚、到同学之间的嬉笑。
这其实也是心理学家的观点:“人性”是文明教养、个人选择信仰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
所以,真相可能是,我们有过道德的理想,却从无道德的现实——因为没有经过现实中的诱惑检验、实践抉择的道德都只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我们活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我不清楚出路,但我肯定,暴力革命只能杀死一些人,并不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暴力革命总免不了乱世出奸雄、逆向淘汰,最终使整个社会总体的人心更加险恶。我只能相信某种信仰缓慢的普及,通过几代人的传承。
[CENTER][LEFT][LEFT][LEFT]《1984》精华摘录[/LEFT][LEFT]
[/LEFT][LEFT]“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们的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LEFT][LEFT]——乔治•奥威尔[/LEFT][LEFT]
[/LEFT][LEFT]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LEFT][LEFT]
[/LEFT][LEFT]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LEFT][LEFT]
[/LEFT][LEFT]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LEFT][LEFT]
[/LEFT][LEFT]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里,阶级区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适宜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就改变了。即使仍有必要让各人做不同的工作,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LEFT][LEFT]
[/LEFT][LEFT]从即将夺得权力的那批人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要争取实现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危险。好几千年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一个人人友爱相处的人间天堂。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后代对于他们自己嘴上说的关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有点信以为真。[/LEFT][LEFT]
[/LEFT][LEFT]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们的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LEFT][LEFT]
[/LEFT][LEFT]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及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机器同时收发,私生活就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LEFT][LEFT]
[/LEFT][LEFT]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须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LEFT][LEFT]
[/LEFT][LEFT]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党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如果说核心党是国家的头脑,外围党就可以比作手。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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