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5月 31, 2012 4:49 pm
出社會
1.
我們常說「出社會」。出社會，彷彿此前都不在社會中一樣。
出社會之前，我們在什麼地方呢？標準答案大概是家裡跟學校。每個人都曾聽過升旗台上面那些倚老賣老的傢伙，不顧下面的學生幾乎要在太陽底下燒了起來，而自顧自的大談一套「社會經」：「你們要知道學生是最幸福的一群，等到以後出社會了，那就不同了。不會有人再像老師一樣包容你們，也沒有爸媽幫你們把一切打理好。所以你們從現在就要開始做好準備，儲備人脈，學習待人接物……」雖然，根據本人不負責的統計，老師的包容度往往苛薄到令人髮指的地步，而這段社會經，對大家往後的人生，影響也可說是微乎其微；但這段話仍然構成了多數學生對出社會的第一個想像：脫離老師和父母，也就是，脫離家庭和學校。
但這一「脫離」意味著什麼呢？它不是空間上的脫離。出社會並不是說你不能住在家裡，和父母同住的上班族大有人在。出社會甚至不代表你一定得離開學校，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夜校，或者寒暑假進修學位的人也同樣大有人在。脫離也不是人情的脫離，你不必跟老師切八段才算出社會，你的父母也不會把出社會的你當作丟了就算了，再生還有。升旗台上，那個老喜歡把自己臭得像沒洗的內褲一樣的社會經驗四處揮灑的傢伙，口口聲聲在談的「父母師長的保護傘」，不是出社會必須燒毀的東西。
如果出社會有什麼統一的意義，那麼，這種脫離只會是經濟的脫離。我的意思是，出社會就意味著經濟獨立。
經濟獨立是完全靠自己工作的所得來支應自己生活所需。這並不是說出社會的人們不該相互支援，而是說，任何的相互支援，都必須建立在經濟獨立的基礎上。一個可憐的月光族每個月總有要嗑吐司度日的那三四天，經濟獨立不意味著他不能淚眼汪汪的看著自己的同事，請他好心施捨一張鈔票。經濟獨立意味的是，這種支援不是義務性的，而是一種可被拒絕的借貸。一個長得像熊的傢伙淚眼汪汪，只會讓人有種衝動，想拿原子筆戳他的眼睛，這種人與其打別人口袋裡鈔票的主意，不如好好規畫一下要如何分配冰箱裡的吐司來度過這幾天。施捨的請求可以被拒絕，不但如此，即便答應了，也仍然是一種「借貸」關係。當然你的好麻吉可能不會要你還錢，但這是基於你們的人情關係而有的後果，而非自然的，義務性的。因為你們的財產打一開始就不是共用的，這就是經濟獨立的意義。
升旗台上的臭內褲味還在飄。太陽很大，蒸得所有人頭都昏了：「……你們要從現在好好反思作學生的本分，要知道你們現在享受的一切依靠別人。學習就是要讓你們練習獨立，做足準備，直到以後你們出社會了，才能真正的獨立……」或許是因為獨立，他打定主意不隨便清洗內褲，打定主意，不隨便檢查腦袋裡的陳腔濫調保存期限有多長。獨立，獨立，不獨立是為了真正的獨立做準備。彷彿是人類本性似的，獨立。
在獨立之前，我寧願先仔細的洗一洗自己的內褲。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2.
母親節過後那個禮拜天，我和媽媽搭上阿舅的車，前往關廟的阿嬤家。
小時候總覺得阿嬤家是天堂。常常是禮拜六的時候在台南的表哥家熬夜打電動，禮拜天早上，再由爸爸載我們全家往關廟去。說實話，在阿嬤家往往沒有什麼精彩的，值得吹噓的行程。有些人常談到自己回阿嬤家，到鄉下的田裡抓些什麼有的沒的，或幫忙農務，我沒這種機會。我的阿公阿嬤不作農事已經很久了，從前，房子後面還有養隻雞，我曾進去裡面撿土雞蛋，還撿到過雙黃的，不知什麼時候起就沒養了。旁邊舅公家門前的圍牆，從前外面有棵桑葚樹，我太矮沒法摘到，媽媽會替我摘幾個桑葚，酸酸甜甜。現在我高過了圍牆，桑葚樹卻消失了。在阿嬤家，標準的行程大概就是看電視和吃好料，睡個飽飽的午覺。下午喝茶，再看電視，大人們聊天，傍晚回去。
阿嬤的手藝極好，連煎塊土魠魚都可以煎到湯汁飽滿。她會用一個小烘爐燉控肉，煮青草茶，還會買來我最愛吃的紅龜和煎粿。阿公從前騎著摩托車在附近賣衛生紙，自從附近開了超市，沒生意了，就待在家裡，偶爾上山打筍子。聽媽媽說阿公從前非常兇，但現在往他的臉上看去，只看到一道一道皺紋，還有白髮，或許煞氣就埋在裡面吧。阿舅是泡茶高手，有一台自己的小茶車，每次都會泡上等的好茶給我們喝。他喝茶很講究，還會用一種「聞香杯」，瘦瘦長長的桶狀，先把茶倒到裡面，再倒進一般的茶杯裡。茶的香氣會留在聞香杯中，可以專門用來聞香。我小時候的願望，就是有一台自己的茶車，推著到家門口泡茶，準是受了他的影響。阿舅很能唸書，唸到台南最好的高職，畢業後賣了一陣子蜂蜜，一陣子羊乳片，一陣子賦閒在家。後來娶了越南來的舅媽，繼續賦閒在家，只是多了兩個小鬼。舅媽只大我幾歲，學習能力強得驚人，來沒幾年，國語台語溜得要命，菜也燒得有阿嬤的味道。除了帶小孩燒飯洗衣打掃，還得到附近的工廠工作。勞碌是勞碌，不過也沒辦法，就像阿舅說的，她是花幾十萬「買來的」，像買奴才那樣買來的。
阿嬤家沒有圖畫或電視劇裡面慣常出現的，令人不免有點作嘔的田園風光。不是低厝仔，三合院，而是透天厝。不是辛勤耕作的農家，而是小商人。沒有優美可愛的鄉間小道，只有不遠處往東寬闊的省道。現代狂潮引領的進步，與台語聲調交錯的網絡，阿嬤家就是這樣矛盾的地方。
關廟大概是全省有名的鄉鎮之一吧。麵，鳳梨，竹筍，合稱關廟三寶，雖然第三個的名氣好像略小些。地名由來的那間關帝廟，「山西宮」，就在阿嬤家附近的國小旁邊，香火鼎盛。關帝爺說是最能保護安全，我們家的機車龍頭，和汽車方向盤，都繫著廟裡求來的布條。關廟，從前本來是叫關帝廟的，到國民政府強制各鄉鎮都把地名改成兩個字的時候，才硬生生把那個「帝」字給刪了。不知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或許是這個字讓十元銅板背面那位仁兄看了難免生氣。從台南往關廟的路說短不短，大概要個四十分鐘。每次路上途經大灣廟口，我們總會停下來買個一百塊錢花生糖。這裡的花生糖非常特別，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殺頭也不可能找到比它更好吃的花生糖，我想這足以做為每過必買的理由。
車窗外下著大雨，雨刷快速來回，整條路迷濛不清。很多地方都封路了，路面的水整個漲起來。阿舅換了好幾條路，車上的表弟表妹一直嚷著說阿爸你走錯了，阿舅冷冷的說：「啊你是有比我卡識哦。」左迂右迴一個多小時，總算到了關廟。
3.
這次過來，是來訪問的。我擬好了一份訪綱（請見文末），詳細設計出了問題的前後次序，以及相互關聯，希望可以問出從前阿公阿嬤的時代，「求學 / 在家勞動階段」和「就職階段」的相互關係。這兩者之間的門檻，就是所謂的「出社會」。我拿著訪綱和白紙，對著剛洗完澡，頭都還沒穿乾的阿嬤開始訪問。我馬上就意識到，想要按照擬好的訪綱提問，根本就是個愚蠢的想法。
阿嬤早就聽媽媽說過我今天要來問她「小時候的事情」，一坐下來就直接開始介紹。她說，自己小時候都是跟著阿祖到田裡面作事，要不就是去放牛。在田裡小孩能做的事也不多，大概就是幫忙「塗田岸」。這個台語詞彙我從前沒聽過，阿嬤花了好一番功夫解釋給我知道。塗田岸大致的意思就是，把田裡的舊土挖起來，挖一條溝，然後再把新的土填下去，這樣就比較不容易生蚊蟲。學到新詞當然是件開心的事，不過，我不能再照阿嬤的步調聊下去，否則我要問的部分，永遠都問不出來。
我試著把主軸拉回訪綱。我告訴阿嬤我先問問題，她再來回答。但即便這樣，還是很難照著問題一題一題走下去，因為很多時候阿嬤會突然把一些重要資訊拋出來，但那是屬於很後面的問題。或者，訪問到一半時才發現自己漏列了一些重要的問題。題目的順序到頭來往往沒有太大的意義，訪綱等於只是一份「題庫」，讓我記得有哪些問題非問不可，不能漏了。慢慢的，訪問比較上軌道了些，對我而言始終隱匿的阿嬤的身世，緩緩的浮上檯面。
阿嬤從小就住在關廟，家裡務農，以種稻為主。她出生在日本時代，還有個日本名字（這點是從媽媽那裡知道的），但她似乎對這些事情一點印象和關注都沒有。我問她，她小時候是不是日本人統治，她回答「小時候很自由，也沒什麼人在管她」。她腦袋裡的「統治」，意思顯然和我的不同，關於日本人的事情，她說我得去問阿公，她根本搞不太清楚。
阿嬤從小就沒去上學，不過，不是因為家裡窮之類的原因，而是因為阿嬤一看到書就頭昏。阿祖也知道阿嬤不想唸書，覺得沒什麼關係，反正小孩跟著做事也很好。但日本人老師可不這麼覺得，三番兩次到家裡來抓人。阿嬤每次一看到老師過來，就馬上把牛牽著，溜出門放牛去了。看來日本人的義務教育推行得非常艱辛，現在的老師要家庭訪問已經夠慘了，他們竟然還得到家裡頭逮人。阿嬤的逃跑技術也算十分高竿，沒被抓回學校，在阿祖身旁安然度過童年，免得到學校看見書就昏倒。
阿嬤第一次出遠門，是20歲的時候。那時，有個屏東的老闆跑到關廟來，找人去屏東幫忙「破蔗維仔」，她在家裡做農事也做膩了，想出去見見世面，就跟著去了。「破維仔」，就是把竹子劈成竹片，讓人編籃子，笠子之類的東西。而「破蔗維仔」則是劈一些專門拿來綁甘蔗的竹條。阿嬤說，從前的甘蔗是靠竹條綁的，而不是用繩子。她當時已經是破維仔的熟手，因為阿祖小時候就曾經教過她，老闆就是因為這樣才找她去工作。以她的速度，一天可以劈個1200到1300條。但要維持這個產量，除了吃飯和睡覺以外，所有時間都得拼老命劈才行。他們這些工人就負責劈，另外有些工人負責編，而銷售則由老闆來負責，賣給屏東當地的農人。這，就是阿嬤的第一份工作。
做這份工作，當然得住在屏東。當時的住所，和伙食都是老闆給的，不過，費用一律得從工錢裡面扣。一天的工錢是十塊錢，而伙食費得扣掉三塊，剩下的七塊，阿嬤全部留給家裡。比照後來從阿公那裡聽到的價碼，阿嬤拿的這個價格大概就是女工或童工一般的行情。說真的，這七塊錢阿嬤不拿給家裡，也沒什麼地方花用，因為阿嬤根本不曾在空閒時出去玩過。有時下雨，竹條沒辦法曬乾，工作只好休息。這種時候，阿嬤也只是在家裡睡一天，不會跟人到外面去玩。阿嬤說，那時有的人會用腳踏車相載，一個人坐在座椅前面的桿子上，一起到外頭去看戲，不過她「很乖」，不隨便跟人家出去玩的。聽阿嬤說起來，那時的老闆跟員工的關係好像不錯，阿嬤說她們老闆很好，她的生活過得很自由。但想想，一天除了吃飯睡覺以外都在工做這種生活，要是換到我的身上，根本不可能談得上什麼「自由」，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就辭職放棄了。
21歲的時候，阿嬤為了跟阿公結婚，回到了關廟。她說，那時是阿祖把她叫回來，說有個年輕人很古意，要他們兩個結婚。這趟出外求職之旅就這麼一年多就結束了。婚後，阿嬤忙著挑水，養豬，帶小孩，根本無暇出去工作，貼補家用的方法還是做了多年的「破維仔」。阿嬤帶著我媽媽和阿舅編竹籃，編笠子，然後賣給收貨批發的人，聽說價錢也還不錯。一直到前陣子，才有聽說我阿嬤又到了附近的電鍍工廠裡去工作，至於原因就不知道了。
訪問時，表弟表妹一直在旁邊竄來竄去，「你問完沒？」「你問完沒？」的插話。我媽則在後面充當顧問，幫阿嬤向我解釋像是「破蔗維仔」這類我聽不懂的詞。阿舅在屋外一個人喝茶抽菸，偶爾進來插兩句話。四十分鐘就這樣過去，在我記憶裡，這是我和阿嬤交談最長的一次。我也不是不想說，是不知該怎麼說。我的台語不算流利，到高中後才有一般交談的程度。就算能說，也不知該怎麼開口，開口也不知該說些什麼。甚至，就連阿嬤的名字，我都是前一天晚上問了媽媽才知道。在這之前，我只知道她是阿嬤而已。
阿嬤，彷彿不是人的某種物體。
4.
阿公過了一會兒才回到家裡。他的故事，比阿嬤要長多了。
阿公也是自小就住在關廟，一個叫新埔的地方。我曾聽媽媽說過，從前他們一家是住在一個舊厝，想來就是那裡，不過我從沒去過。阿公的爸爸在他五歲的時候就過世了，由母親獨力撫養他和姐姐妹妹們長大。阿祖在龍崎（關廟旁的鄉鎮，一塊山嶺地）的山上撿柴賣錢，一天大概可以賺個七八塊錢。這個工作太吃力，小孩不容易幫忙，所以阿公一直到小學輟學以後，長大了點，才有辦法和媽媽一起上山工作。
那時的生活很苦。阿公說，小時候的主食就是這兩種：魚乾頭和番薯簽。魚乾的身體和頭是分開賣的，身體給有錢人家吃，頭則是窮人家吃，因為頭吃起來很苦，價格自然較低。在日本時代，種出來的米一律都得交給政府，再由政府統籌分配下來，往往每戶只能分到一丁點，根本不夠吃，所以那時窮人家大概都是吃番薯籤過活。有時，番薯籤可能放得久了，受潮發臭，還是得硬著頭皮吃下去。阿公這段童年的記憶清晰無比，他清楚記得，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是讀日本書，日本人統治。到了二年級，就變成了國民政府。日本時代的時候不准學生退學，但到了國民政府時代，允許退學，阿公就辦理退學而中輟了。在這裡用「中輟」這個詞，其實有點好笑。因為這個詞往往有「明明該繼續，卻中斷了」的意思，不過這和當時的歷史脈絡完全不符：當時幾乎沒有多少人是繼續唸下去了。根本不該說是退學的人「中輟」了，而該說是沒退學的人「延長」了才是。沒唸下去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日本時代讀書根本就是免費的。不去上學，是因為上這學根本就「沒用」，花時間又對未來沒幫助，不如待在家裡多幹點活。
阿公自己不愛上學，阿祖也不想讓阿公去上學。阿公不喜歡唸書，寧可待在家裡照顧妹妹。曾有一次日本老師追到了家裡，阿祖又上山撿柴去了，阿公索性把門都給鎖了起來，和妹妹躲在廚房裡面，等老師離開。阿祖不想讓阿公去上學，是因為阿公有一次去學校，上了半天課，回到家裡卻發燒，又畏寒。後來才知道是得了瘧疾，醫了好一陣子才好起來。疫病的威脅，深深埋在這個島嶼的記憶裡，甚至我媽媽也曾經得過日本腦炎，幾乎被奪走性命。死亡在記憶中以各種方式逼近。阿公說起空襲的狀況：在夜裡，飛機襲來，在空中以機關槍掃射。所有人一聽到警報聲，都要把家裡的油燈熄掉，讓飛機沒有辦法鎖定目標。熄燈後要躲到房子附近的防空壕裡頭，往往要在裡面渡過一夜。空襲是常有的事，路上有人被射死也是常有的事，甚至阿公曾經在小學上課上到一半，黑板突然被射穿一個洞（那時沒什麼教室，是在廟邊露天教學）。而我們的歷史課本似乎忘了強調，這些死傷背後的主謀，乃是課本中花了很大篇幅歌功頌德的美軍。
關於空襲，精彩的內容實在太多了。阿公說了一個關廟地方著名的傳說。曾有一台飛機載著砲彈，但砲彈太重了，飛機載不動而往下墜，墜到現在新埔的中山堂附近。飛機墜下來時緊急把砲彈丟了出來，好減輕重量。丟出砲彈的飛機成功爬升了起來，揚長而去，砲彈卻落到了中山堂後面的一片甘蔗田上頭。旁邊的農人們眼看大勢已去，準備和這個美麗的世間道別，沒想到這顆砲彈竟然硬生生被甘蔗給接住了！甘蔗全都被砲彈壓彎了，但卻沒被壓斷，靠著腰竿子挺住了這顆砲彈。有人說，這是觀音佛祖顯靈瓦解了這次的危機，因為這甘蔗彎起來就像是裙襬一樣，就像是觀音娘娘的化身。有人則說這分明是關帝爺顯靈，是大廟靈驗的關帝爺保佑了這片良田。恰好阿公和阿舅一個是觀音派，一個是關帝派，兩人還爭了一會兒。觀音與關帝，島嶼腳跟下死亡的影子，逐漸地我們越看越不清楚，逐漸地，我們開始想把它和神祇們一同丟棄，獨自遠去。
母親，妹妹，槍砲聲，飢餓與疫病，阿公的童年是這樣度過的。在學校中多少也學了些東西，譬如少得可憐的日語，和一點算數功夫。阿公已經把日語忘得一乾二淨了，但算數的能力倒是終身受用，讓他以後要記帳估價等等都容易多了。阿公說，這是他在學校裡學到唯一有用的東西。
聽著阿公的話語，我試著想像幼年阿公的樣子。這很困難，我難以想像這張蒼老的臉孔，也曾有稚氣的樣子。我隱約看見，他的腰上繫了一個布包，裡面裝了些書。那就是當時的書包，用一條布巾把書給裹起來，綁在腰上或身上。那個小孩，穿著一件滿是補丁的褲子，裏頭還有「中美合作」麵粉袋縫的內褲。阿公說，麵粉袋的布質要比那時候一般的布好多了，一般的布很粗，容易脫線又會咬肉，反而是麵粉袋細緻多了。我想像中的幼年阿公光著腳丫，拖著腳步往學校過去，瘦而黑，有些虛弱。阿公說那時他的身體一直不好，感染了瘧疾以後又更糟了。番薯最近被列上了排毒食品的第一名，列表人還特別註明，要連皮一起吃，才可以達到百分百的排毒效果。可惜不能由此推論吃番薯籤能讓人頭好壯壯，也不能推論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不約而同的徵米政策是德政。
離開學校，稍微長大一點，阿公會跟著阿祖到龍崎去撿柴。偶爾也幫忙村裡其他人的農事，拿女人份的薪水。阿公的第一份工作，算起來應該是16歲的時候，到龍崎的山上幫人「hiam埕」。Hiam埕就是幫人開墾，整地，把土弄鬆，好讓人家可以耕種。那時阿公幫忙開墾的是一個鳳梨園，種植鳳梨和製麵，都是關廟自古以來的傳統，而不是像許多特色鄉鎮一樣，在「一鄉一特色」的政策下胡謅出來的習俗。Hiam埕的薪水不是特好，一天十幾塊錢，但還是比阿祖撿柴一天七八塊錢好賺多了。到了19歲，阿公透過鄰居介紹，第一次離家去工作。這第一次離家，就橫越了大半個島嶼，去了台北。
阿公落腳在三重埔，工作內容是賣衛生紙。他們一群衛生紙販同住在一個由老闆提供的大通鋪裡，負責包裝紙廠批來的衛生紙，和窮人用的「粗紙」。包裝的方法是用白紙當外殼，綁成一包一包，最後再貼上「日光牌」的商標貼紙。包裝完成之後，用三輪車載出去外面叫賣。叫賣的範圍，照阿公的說法，遍及台北縣市所有鄉鎮，甚至遠達基隆。往基隆的上坡路騎起來很吃力，幾乎都得下來從車子後面推。那條路，如果我沒搞錯，應該就是現在的台五線，我也騎過幾回，卻完全沒有上坡陡峭的印象。如果說腳踏車中介了地形與身體運動的關係，那麼，摩托車就是一種阻絕。往基隆要一天一夜，邊走邊叫賣。寫到這裡我才興起一個疑惑：一天一夜，那一夜，阿公究竟住哪呢？
阿公真的對台北縣市熟悉無比，比在北台灣打滾六年的我還要熟悉。一些老地名從他嘴裡冒出來，譬如「三角湧」，一直到阿公把前往的路線說了出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三峽。三峽，鶯歌，蘆洲，八里，景美，新店，大台北地圖濃縮在阿公，一個土生土長的關廟人腦袋裡，讓我難以置信。他說起從三重埔，經蘆洲往八里的小石頭路，我知道那裡。現在，那已經是寬闊的大馬路了，沿著淡水河岸走，車流量很大，沿途趁機向右望，可以看見社子島，河水在那裡拐了個大彎。阿公說從前三重是個鎮，我說現在已經是市了。關廟從前也是鎮，現在則成了鄉。不，兩年前還是個鄉，現在說起來已經是大台南的一個區了。
阿公這賣衛生紙的工作，老闆和員工之間的關係很奇妙。照阿公的說法，衛生紙販根本不是「受雇」於老闆，他們不算是在人家手底下做事，所有事情都由他們自己作主。他們可以決定今天出去工作多久，或者乾脆發懶在家裡休息，甚至還可以決定每一包衛生紙或是粗紙的售價。阿公的算數能力就是在這裡派上了用場，他可以合情合理的估計衛生紙的售價，算清楚自己的營收。對衛生紙販來說，除了體力，這應該是最重要的能力。看起來，他們的老闆比較像是個仲介的角色，把他們引介去當紙廠的通路，其餘一概不管。
阿公作得勤又會估價，整體營利比起hiam埕要高太多了。阿公說，平均起來一天大概可以賺個四五十塊錢，等於是hiam埕的四倍，撿柴的六七倍。阿公甚至還賣到桃園和新竹去，湖口，新豐，竹北，竹東，那時都還是鄉下地方吧。現在的竹北，金碧輝煌的樓房蔓延為一致的街景，甚至插入了僅剩的農田之間，把它們連根拔起。
19歲離家的少年阿公，到了21歲被叫回家裡。說是政府分下了三四分的田地，可以耕種，家裡需要人手。算一算，那恰巧是公地放領的時候，阿公一家算是在這劫富濟貧的政策裏翻身的一群吧。阿公回到了關廟，幫忙種稻米和番薯，剩餘的時間，就跟附近的紙廠叫貨，繼續賣衛生紙的工作，畢竟耕地的收入還是遠比不上賣紙。那時很多人都這樣，到北部學個經驗，回到故鄉後繼續經營，一些行業就是這樣傳了開來。這賣衛生紙的工作一直持續到我小時候還在繼續，記得家裡總有一箱又一箱用不完的免費衛生紙，而且都是些賣場買不到的牌子。但阿公的生意很快就被附近新開幕的超市給吃走了，大概所有叫賣衛生紙的人，命運都跟阿公類似。從前我家附近的巷子裡，也有人開著小廂型車叫賣衛生紙，一整條五十塊，難以置信的便宜。但在超市和小七的環伺之下，這些廂型車很快都收手不幹了。小本自營商的舊時代已經過去了，連鎖的怪獸駕著新時代的怒火延燒過來。
回到關廟的阿公靠著自學學會了認字。他看得懂新聞，也能讀一些文件。他說從前在廟口，晚上都有人開辦「暗學仔」，來教人認字。暗學仔就是從前的補習班，民間人士經營的，要收費。阿公在暗學仔裡打下底子，後來又靠著自己聽國語歌，對照歌本，一個字一個字記，總算是把國字給看懂了。小時候鎖起大門在廚房裡躲老師，長大以後，不知怎麼了，反而還作了終身學習的榜樣。看來，「社會」這老師，要比活生生的老師可怕許多。
講著講著就到了中午。中午吃爐，有肉有菜，阿嬤煎了土魠魚，還有一小鍋滷肉。阿弟阿妹從水還沒開就在那邊嚷餓。阿弟愛吃蛤仔，阿舅一瓢又一瓢的煮，我把各式各樣的菇大把大把的投進鍋裡，有些甚至我叫不出名字。
吃著吃著，我想起阿公那一小碟魚乾頭。
5.
阿公說，你要問你前跟現在差在哪裡，那是差得像天和地。但這意味著什麼？
任誰都看得出來，現在過得是「好日子」，從前過的是「壞日子」。是啊，一個天一個地。從前嚼魚乾頭，吞蕃薯簽，現在的小孩整條魚乾都未必要吃，蕃薯更是粗俗東西。這不是說從前人有節儉的美德，現代人卻養成了浪費的習性，而是世界變了。世界變了，要吃整條魚乾不需要口袋麥克麥克才有辦法，米價更是整個透過政府公權力壓低。從前掉在地上的白米飯也得撿起來吞下去，現在，撿拾的小孩當場就挨媽媽一頓罵，說那米太髒了吃不得。誰有理？都有理。有理無理得看你身處哪裡，世界變了，道理就變了。道理變了，人就變了。
我們是人。因此，我們唯有從人的變化，才能略窺世界的變化。人是世界的孔洞。
從阿公和阿嬤的孔洞中，能看見些什麼？
阿公和阿嬤都沒有完成任何足以稱得上「成就」的學業，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輟學。學業的成就，並不在於你學到了什麼，而在於你是否得到了一個有價值的「憑證」。要學東西有很多辦法，廣義來說，每個人一輩子都斷斷續續學到一些新知識，只不過不是那麼有系統。阿嬤會破維仔是一種知識，阿公從小學習的農業技術，以及賣紙的方法，都是一種知識。但這些全都稱不上成就，稱得上成就的，是現在躺在我房間的櫃子裡，那張有點受潮，上面貼著照片的厚紙。我花了十六歲到十八歲這一段花樣年華來取得它，這頗值得後悔，尤其當我知道有些人很努力的在這段時光中去追逐他的人生第一砲，而且還大功告成，死傷無數。以後，這張以壯烈犧牲換來的紙，會經過多次影印，放在我的履歷資料中。它會成為我的名字，而阿公阿嬤，永遠是無名氏。
中輟，好吧，就讓我們用這個詞。跟阿公阿嬤的年代比起來，現在的中輟生是少多了。但每個人多少有些朋友中輟的吧？至少，我就有這麼一些朋友。我國中班上有個同學，是附近里長的兒子。長得人高馬大，照我印象，國一的時候這傢伙大概就有一百七十多公分，體重一百多公斤。除了老師之外，我想不會有人夠膽打這傢伙，啊，當然，還有他爸爸。他一入學就當上了班長，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他毛遂自薦。此外，他還立定志向，非考上全班第一名不可。我不記得我當時有沒有像他這樣大的志氣，不過，很快我們大家就弄清楚，這傢伙的志氣大過頭了。他不但沒有全班第一，還永遠都是爐主。很快，他就不再是班長了，還成為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我還記得有一回，老師把他叫起來罵，他很不服氣，頂嘴兩句，老師氣得兩隻眼睛瞪得像柿子一樣大，要是手上有槍我看早就一槍斃了他。隔天，我看見他手上滿滿的全是血痕，他讓我們看，身上也全是，滿滿的，深紫色的蛇。說是老師跟他爸爸告狀，他爸爸追著他打，打了又打。紫色的蛇追著青春，啃了又啃，啃得毫無血色。
最後，蛇啃掉了他的耳朵。
再遇到他，是畢業後一年多，我在學校旁邊的路上遇見了他。他沒像我一樣上高中，畢業後就去修水電。有一回，登上了梯子，不慎摔下來，半邊耳朵聽不見了。他笑笑的說，還有半邊。
我不知道，要成為一名水電工，需不需要國中的畢業證書，那張紫蛇捎來的紙。但我知道，無名無姓的阿公阿嬤，根本不需要為了這張破紙勞碌。人說寒窗十載，那是從前。現在，國小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碩班在兩年，博班出國在念個三年，寒窗苦讀二十一載，換得功名好還鄉。要功名做什麼？換錢啊。聽見沒，錢，錢，錢。
阿公阿嬤不需要功名換錢。在那時候，要吃頭路，或許多少得要一點技術，但看起來也不是必要條件。阿嬤去屏東前就是破維仔的熟手，因此很容易就被選上叫走。但阿公去北部賣衛生紙，顯然沒有人先調查過這傢伙會加加減減。技術是到現場才磨練的，而不是門檻。現在的工作，當然大多數專業知識也都得現場邊做邊學，但門檻卻高得看不見頂。通關書，得拿血，肉，與青春來換。
成為讀書人，是為了成為職業人。這正是為何我們這代人有義務寒窗苦讀。
苦讀的結果是一份漂亮的履歷，漂亮的履歷，結果是一份說漂亮不漂亮，說興奮也未必讓人興奮的工作。以南部人來說，往往從求學階段就離開了故鄉，到不遠又遙遠的北部。工作多半也就在那裡，在他鄉，反而比故鄉有更多人脈，甚至連路也更熟悉。出外辛苦工作，把錢寄回家的時代，真的已經過去了。父母往往不需要太多操心，只要不提早把孫子孫女抱回家，怎樣都好。出社會是為了經濟獨立，不是為了貼補家用。阿公阿嬤把血汗錢一滴一滴寄回家裡，假日也沒有娛樂，窩在住處睡覺。花花世界的台北永遠是花花世界，變得是遊子，從前遠觀，今日褻玩。
人說的繁華都市，台北就在這裡。我曾半夜在信義區的大馬路橫行，穿越馬路中央。我確信那是台北一天之中最美的時刻，人群已散去，夜幕低垂。南國的孩子猛催油門，想起故鄉的濱海道路，也是這樣寬闊。只是濱海有風，城市無風，濱海有鳥，城市無鳥。濱海有情而城市無情。不知阿公當年騎著三輪車經過這裡，心裡在想些什麼？
出社會是為了經濟獨立，經濟獨立，是個人脫離家庭經濟體的過程。但這不是鐵律，不是什麼人類本性，升旗台上的內褲臭味，在阿公阿嬤的話語裡洗得一乾二淨：對他們來說，出社會遠遠不是脫離家庭，而是家庭的延伸。
臭奶呆的囡仔長成了少年家，離鄉打拼，改變的不是他個人，而是整個家庭的經濟結構。農村家庭的收入是靠著合作而來，換取一份全家共用的財產。孩子們從小牽牛，塗田岸，大一點撿柴。大人承擔的工作量當然更多，更難，但稻穀收成，功勞還是不能少算孩子一份。分工合作，賺取收入，而收入又共用，這是農村家庭的基本特色，但在孩子離家時，這一特色卻發生了轉變。阿嬤去了屏東，阿公到了三重埔，獨自打拼。他們的收入不再是分工合作的結果，他們都是一個人，一個孤零零的人，吃住一律靠自己的雙手雙腳，但他們的收入仍舊歸家庭共用。家庭像是某種蔓生性植物，從地下發莖，伸到遠方無蔭處長葉，攝取陽光。這是一個延伸的家庭，一個被拉長的家庭，是一株剛毅的木本植物，日曬不足而產生的變體。
脫離與延伸，出社會的意義在時光中變異。到了今天，幾乎沒有一個家庭不是「延伸型」的。分工合作換取共用收入早已不是常態，就連做家庭代工，小孩也會嚷著要拿自己的那份錢。要問為什麼會如此，標準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工業化。
工業化是一種摘除的過程。木本植物靠深紮地底的根，來讓自己拔高，工業化則負責把根切斷。透過肥料換穀以及壓抑糧價等不利農耕的政策，國民政府成功使人民離農，爭相奔往一間一間新興的，無安全保障的工廠。這一過程帶來的結果，就是家庭型態的整體轉變，工廠以個人為單位的薪資系統連帶改變的，是這個島嶼自古流傳的生態。一株一株自給自足的大樹傾倒下來，用盡氣力蔓生。傳統家庭經濟體不復存在，在島嶼蔓延的，是一條一條離土的莖。
阿公阿嬤這兩個孔洞，好深。深得讓人難過。
關於最初的疑問，我是否多瞭解了一些呢？我已發現了脫離與延伸的差異，但距離它的原因，還差一步。
出社會的意義發生轉變的因素絕非單一的，簡單的歸因必然因自大而挫敗。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原因，是好日子與壞日子的區別。貼補家用在現代已不再必須了，想寄錢回家，媽媽反而會告訴你不如去吃頓好的。這個說法當然合理，但也失之片面，因為，它忽略了個人化經濟足以誕生的基本結構。在社會整體的轉變裡，有更多深邃的因素鼓動了這一轉變，自孔洞射出。
工業化不僅僅摧毀了家庭經濟，它帶來的更是全新的薪資觀念。個人化的薪資系統，不僅僅讓延伸性家庭得以出現，更鼓動了個人經濟。工廠給你的是「你的薪水」，而不是「你家的薪水」，這和賣穀子換來一家的吃穿完全不同。個人作為一個經濟單位在這樣的變化中成型了，而消費面也立刻跟進，創造一個個人化的享樂天堂。飯，是一個人的飯包，不是你家桌上的合菜。手機，不是你家共用的電話，是你的專屬號碼。電影在電影院裡，一人一票，不是廟口路邊的塑膠椅劇場。玩具是你的，衣服是你的，穿破了就丟，丟了再買。工業化從收入和消費兩方面，徹底扭轉了經濟結構。木本植物被迫發莖，在遠方生葉。而遠方的葉，務須落土，務須抽芽。
我喜歡聽陳達的思想起，唐山過台灣那段，最後一句是「台灣後來好所在，三百年後昭昭知」。現在台灣是好所在了，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每個人，每個個人，一片一片，在島嶼上無序飄盪。大風和海湧，打翻了唐山祖先的船，也鍛鍊了開墾的精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厄運，厄運卻也總有它的好處。工業化改變了傳統家庭，卻帶人們脫離赤貧，帶來了富裕，帶來了無邊無際的物質享受。一個天一個地，是天好還是地好？都好也都壞，世界變了，價值就變了。
世界，確實已經改變。在我們的時代，職業和學業被綁上了牢得分不開的鎖鏈。出社會其實是一種交換：學業換職業，這正是學業做為一種成就的意義。這是我們的時代獨有的特色，成就的個人化，從踏入學校校門的那一瞬間，就已經展開了。每個學生的成績都是「他自己」的成績，要靠他自己努力「工作」來換。學業合作不得，就算作業是你媽媽幫忙寫的，作業的成就，還是歸你。從踏入校門的那一瞬間，積分就已經開始了。小小的積分，是孩子的小小資產，這份資產會長大，長大，再長大……
求學是一條累積資產的道路，一條生財路，可憐的文昌帝君，現在其實是半個財神爺。學業是現代人的第一份個人成就，這份個人成就，將換得另一份個人成就：職業。這一交換甚至不只是一種轉變，而是一種「實現」：學業的目的，其目的的實現，正是職業。所謂出社會，就是以職業的形式實現學業累積的成就，藉以脫離家庭達成經濟獨立。如果起初的問題有什麼答案，如果內褲的臭味需要什麼特殊的清潔劑，這就是答案。
為了清晰起見，我整理一下我的論點。出社會的意義轉變，一部分是工業化的影響。工業化帶來了均富，以及收入和消費的個人化，使得經濟獨立這一選項被強化。另一部份，則是學業與職業的連結，這使得職業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個人成就的實現，是屬於你的。而這兩者又有交互的關係，因為，正是伴隨著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強化了學業與職業間的連結，正是這樣才使學校被矮化成職訓所，資本家的職訓所，罐頭製造廠，正是這樣……
天與地孰高？無法回答也無須回答。該升的已然升起，而該落的，業已落下。
6.
回程，雨不再猖狂，只綿綿的下。回家看新聞才知道，台南四處都作大水，我家附近地勢高，倒是沒事。連上回八八風災，淹得到處都是，我家也沒遭殃。
搬過來這裡的時候，我才小學一年級。算一算，是十七年前了。那時候，花園夜市根本還不存在，那地方還是一大片荒野。到我高年級，那附近才開始劃路，叫鄭子寮重劃區。我有時騎腳踏車從那裡經過，臭氣沖天，滿地都是老鼠被輾斃的屍體。現在，連新竹路邊的歐吉桑，都知道台南有個花園夜市。倒是原本出名的小北，現在已經有一半拆了。
時間不是用流的，而是用倒的。阿公阿嬤大概比我更有這種感慨。我倒的是小臉盆，他們倒的是大水缸。
時間拼命倒，我今年二十四歲，出社會的日子，即將到來。韋伯說，清教徒渴望成為職業人，而我們必須成為職業人。這時想來格外感慨。
我的學業成就，不重，也不好賣。人社系畢業，不是加個清大就變上等貨。我預定要去念個心理諮商的碩士，這大概會好賣些，但依舊不是市場上的上等貨。我原先預定要念的哲學碩士比這更糟，算來算去，賣價一點都不比清大人社好。我從前也拿准考證去拜文昌帝君，這個結果，應該是有保佑了。有拜有保庇，沒拜出代誌。這種事，信就對了。
阿公阿嬤要出社會時，在想些什麼呢？
他們不約而同的說，是想出去見見世面，體驗一下自由的感覺。現在的少年家體驗得更早。大學時代，大概把一輩子該體驗的自由都體驗的差不多了，世面也多少看了一些。出社會，不是奔向自由，是奔向一段長長的枷鎖。或者，奔向新的價值與責任，對一個有信仰的人來說，應是如此。
時光一瓢一瓢倒，二三十年內，阿公阿嬤也會走吧。那時，出社會的意義說不定又有所改變，而我則成為一個有待被理解的對象。等待被詢問，被閱讀。
閱讀是好的，詢問是好的，被閱讀與被詢問也是好的。人既是孔洞的觀察者，又是孔洞本身，人就是這樣雙重的存在。世界不斷流轉，孔洞開開闔闔，必須趕在某些秘密被永遠掩埋之前，貼上身，湊上眼，靜靜看，細細揣摩。或者，走向那個疑惑的人，面向他，把自己揭開。
附件：
訪綱
A. 基本資料與背景
1. 小時候住在什麼地方？那時候爸媽在做什麼工作？
2. 你們小時候應該還是日本人統治，那他們是你們幾歲的時候走的？
B. 求學
1. 你們小時候有去上學嗎？幾歲的時候去的？為什麼要去？
2. 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有去學校嗎？學校會不會很貴？
3. 日本人去的學校是不是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
4. 一天上學要上多久？都在上什麼呢？
5. 上課以外的時間，你們都在做什麼？
6. 老師會不會很嚴格？會常常考試嗎？大家會不會怕老師？
7. 大家會很認真唸書嗎？會不會常常比較誰書念得好，誰念得不好？
8. 你們喜歡去學校嗎？為什麼？去學校有沒有什麼幫助？
9. 你們畢業以後會繼續求學嗎？還是去工作？其他人呢？
C. 工作
1. 你們是幾歲的時候有第一份工作的？（在家幫忙以外）是在做什麼？是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注意工作的在地性 / 全國性）
2. 工作的地方在哪裡？一天要工作幾個小時？那時候還住在家裡嗎？
3. 這個工作要會的技術，是怎麼學會的？要先學過什麼才能做這個工作嗎？
4. 這個工作的工錢是怎麼算的？那時候拿到錢是自己花，還是給家裡？那時候還有拿家裡的錢，還是都靠自己？
5. 這個工作穩不穩定？會不會很容易被辭職？或沒有工作做？
6. 這個工作危不危險？如果發生什麼意外，有保險嗎？
7. 工作有沒有什麼規矩？這是誰訂的？如果違反了會怎麼樣？
8. 工作的老闆對你們好嗎？他也是關廟人，還是外地人？
9. 工作以外的時間，你們都在幹麼？
10. 後來，有沒有換其他的工作？是做什麼？為什麼會換工作？
11. 上學的時候學到的東西，對工作有沒有什麼幫助？
12. 上學跟工作比起來，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1.
我們常說「出社會」。出社會，彷彿此前都不在社會中一樣。
出社會之前，我們在什麼地方呢？標準答案大概是家裡跟學校。每個人都曾聽過升旗台上面那些倚老賣老的傢伙，不顧下面的學生幾乎要在太陽底下燒了起來，而自顧自的大談一套「社會經」：「你們要知道學生是最幸福的一群，等到以後出社會了，那就不同了。不會有人再像老師一樣包容你們，也沒有爸媽幫你們把一切打理好。所以你們從現在就要開始做好準備，儲備人脈，學習待人接物……」雖然，根據本人不負責的統計，老師的包容度往往苛薄到令人髮指的地步，而這段社會經，對大家往後的人生，影響也可說是微乎其微；但這段話仍然構成了多數學生對出社會的第一個想像：脫離老師和父母，也就是，脫離家庭和學校。
但這一「脫離」意味著什麼呢？它不是空間上的脫離。出社會並不是說你不能住在家裡，和父母同住的上班族大有人在。出社會甚至不代表你一定得離開學校，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夜校，或者寒暑假進修學位的人也同樣大有人在。脫離也不是人情的脫離，你不必跟老師切八段才算出社會，你的父母也不會把出社會的你當作丟了就算了，再生還有。升旗台上，那個老喜歡把自己臭得像沒洗的內褲一樣的社會經驗四處揮灑的傢伙，口口聲聲在談的「父母師長的保護傘」，不是出社會必須燒毀的東西。
如果出社會有什麼統一的意義，那麼，這種脫離只會是經濟的脫離。我的意思是，出社會就意味著經濟獨立。
經濟獨立是完全靠自己工作的所得來支應自己生活所需。這並不是說出社會的人們不該相互支援，而是說，任何的相互支援，都必須建立在經濟獨立的基礎上。一個可憐的月光族每個月總有要嗑吐司度日的那三四天，經濟獨立不意味著他不能淚眼汪汪的看著自己的同事，請他好心施捨一張鈔票。經濟獨立意味的是，這種支援不是義務性的，而是一種可被拒絕的借貸。一個長得像熊的傢伙淚眼汪汪，只會讓人有種衝動，想拿原子筆戳他的眼睛，這種人與其打別人口袋裡鈔票的主意，不如好好規畫一下要如何分配冰箱裡的吐司來度過這幾天。施捨的請求可以被拒絕，不但如此，即便答應了，也仍然是一種「借貸」關係。當然你的好麻吉可能不會要你還錢，但這是基於你們的人情關係而有的後果，而非自然的，義務性的。因為你們的財產打一開始就不是共用的，這就是經濟獨立的意義。
升旗台上的臭內褲味還在飄。太陽很大，蒸得所有人頭都昏了：「……你們要從現在好好反思作學生的本分，要知道你們現在享受的一切依靠別人。學習就是要讓你們練習獨立，做足準備，直到以後你們出社會了，才能真正的獨立……」或許是因為獨立，他打定主意不隨便清洗內褲，打定主意，不隨便檢查腦袋裡的陳腔濫調保存期限有多長。獨立，獨立，不獨立是為了真正的獨立做準備。彷彿是人類本性似的，獨立。
在獨立之前，我寧願先仔細的洗一洗自己的內褲。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2.
母親節過後那個禮拜天，我和媽媽搭上阿舅的車，前往關廟的阿嬤家。
小時候總覺得阿嬤家是天堂。常常是禮拜六的時候在台南的表哥家熬夜打電動，禮拜天早上，再由爸爸載我們全家往關廟去。說實話，在阿嬤家往往沒有什麼精彩的，值得吹噓的行程。有些人常談到自己回阿嬤家，到鄉下的田裡抓些什麼有的沒的，或幫忙農務，我沒這種機會。我的阿公阿嬤不作農事已經很久了，從前，房子後面還有養隻雞，我曾進去裡面撿土雞蛋，還撿到過雙黃的，不知什麼時候起就沒養了。旁邊舅公家門前的圍牆，從前外面有棵桑葚樹，我太矮沒法摘到，媽媽會替我摘幾個桑葚，酸酸甜甜。現在我高過了圍牆，桑葚樹卻消失了。在阿嬤家，標準的行程大概就是看電視和吃好料，睡個飽飽的午覺。下午喝茶，再看電視，大人們聊天，傍晚回去。
阿嬤的手藝極好，連煎塊土魠魚都可以煎到湯汁飽滿。她會用一個小烘爐燉控肉，煮青草茶，還會買來我最愛吃的紅龜和煎粿。阿公從前騎著摩托車在附近賣衛生紙，自從附近開了超市，沒生意了，就待在家裡，偶爾上山打筍子。聽媽媽說阿公從前非常兇，但現在往他的臉上看去，只看到一道一道皺紋，還有白髮，或許煞氣就埋在裡面吧。阿舅是泡茶高手，有一台自己的小茶車，每次都會泡上等的好茶給我們喝。他喝茶很講究，還會用一種「聞香杯」，瘦瘦長長的桶狀，先把茶倒到裡面，再倒進一般的茶杯裡。茶的香氣會留在聞香杯中，可以專門用來聞香。我小時候的願望，就是有一台自己的茶車，推著到家門口泡茶，準是受了他的影響。阿舅很能唸書，唸到台南最好的高職，畢業後賣了一陣子蜂蜜，一陣子羊乳片，一陣子賦閒在家。後來娶了越南來的舅媽，繼續賦閒在家，只是多了兩個小鬼。舅媽只大我幾歲，學習能力強得驚人，來沒幾年，國語台語溜得要命，菜也燒得有阿嬤的味道。除了帶小孩燒飯洗衣打掃，還得到附近的工廠工作。勞碌是勞碌，不過也沒辦法，就像阿舅說的，她是花幾十萬「買來的」，像買奴才那樣買來的。
阿嬤家沒有圖畫或電視劇裡面慣常出現的，令人不免有點作嘔的田園風光。不是低厝仔，三合院，而是透天厝。不是辛勤耕作的農家，而是小商人。沒有優美可愛的鄉間小道，只有不遠處往東寬闊的省道。現代狂潮引領的進步，與台語聲調交錯的網絡，阿嬤家就是這樣矛盾的地方。
關廟大概是全省有名的鄉鎮之一吧。麵，鳳梨，竹筍，合稱關廟三寶，雖然第三個的名氣好像略小些。地名由來的那間關帝廟，「山西宮」，就在阿嬤家附近的國小旁邊，香火鼎盛。關帝爺說是最能保護安全，我們家的機車龍頭，和汽車方向盤，都繫著廟裡求來的布條。關廟，從前本來是叫關帝廟的，到國民政府強制各鄉鎮都把地名改成兩個字的時候，才硬生生把那個「帝」字給刪了。不知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或許是這個字讓十元銅板背面那位仁兄看了難免生氣。從台南往關廟的路說短不短，大概要個四十分鐘。每次路上途經大灣廟口，我們總會停下來買個一百塊錢花生糖。這裡的花生糖非常特別，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殺頭也不可能找到比它更好吃的花生糖，我想這足以做為每過必買的理由。
車窗外下著大雨，雨刷快速來回，整條路迷濛不清。很多地方都封路了，路面的水整個漲起來。阿舅換了好幾條路，車上的表弟表妹一直嚷著說阿爸你走錯了，阿舅冷冷的說：「啊你是有比我卡識哦。」左迂右迴一個多小時，總算到了關廟。
3.
這次過來，是來訪問的。我擬好了一份訪綱（請見文末），詳細設計出了問題的前後次序，以及相互關聯，希望可以問出從前阿公阿嬤的時代，「求學 / 在家勞動階段」和「就職階段」的相互關係。這兩者之間的門檻，就是所謂的「出社會」。我拿著訪綱和白紙，對著剛洗完澡，頭都還沒穿乾的阿嬤開始訪問。我馬上就意識到，想要按照擬好的訪綱提問，根本就是個愚蠢的想法。
阿嬤早就聽媽媽說過我今天要來問她「小時候的事情」，一坐下來就直接開始介紹。她說，自己小時候都是跟著阿祖到田裡面作事，要不就是去放牛。在田裡小孩能做的事也不多，大概就是幫忙「塗田岸」。這個台語詞彙我從前沒聽過，阿嬤花了好一番功夫解釋給我知道。塗田岸大致的意思就是，把田裡的舊土挖起來，挖一條溝，然後再把新的土填下去，這樣就比較不容易生蚊蟲。學到新詞當然是件開心的事，不過，我不能再照阿嬤的步調聊下去，否則我要問的部分，永遠都問不出來。
我試著把主軸拉回訪綱。我告訴阿嬤我先問問題，她再來回答。但即便這樣，還是很難照著問題一題一題走下去，因為很多時候阿嬤會突然把一些重要資訊拋出來，但那是屬於很後面的問題。或者，訪問到一半時才發現自己漏列了一些重要的問題。題目的順序到頭來往往沒有太大的意義，訪綱等於只是一份「題庫」，讓我記得有哪些問題非問不可，不能漏了。慢慢的，訪問比較上軌道了些，對我而言始終隱匿的阿嬤的身世，緩緩的浮上檯面。
阿嬤從小就住在關廟，家裡務農，以種稻為主。她出生在日本時代，還有個日本名字（這點是從媽媽那裡知道的），但她似乎對這些事情一點印象和關注都沒有。我問她，她小時候是不是日本人統治，她回答「小時候很自由，也沒什麼人在管她」。她腦袋裡的「統治」，意思顯然和我的不同，關於日本人的事情，她說我得去問阿公，她根本搞不太清楚。
阿嬤從小就沒去上學，不過，不是因為家裡窮之類的原因，而是因為阿嬤一看到書就頭昏。阿祖也知道阿嬤不想唸書，覺得沒什麼關係，反正小孩跟著做事也很好。但日本人老師可不這麼覺得，三番兩次到家裡來抓人。阿嬤每次一看到老師過來，就馬上把牛牽著，溜出門放牛去了。看來日本人的義務教育推行得非常艱辛，現在的老師要家庭訪問已經夠慘了，他們竟然還得到家裡頭逮人。阿嬤的逃跑技術也算十分高竿，沒被抓回學校，在阿祖身旁安然度過童年，免得到學校看見書就昏倒。
阿嬤第一次出遠門，是20歲的時候。那時，有個屏東的老闆跑到關廟來，找人去屏東幫忙「破蔗維仔」，她在家裡做農事也做膩了，想出去見見世面，就跟著去了。「破維仔」，就是把竹子劈成竹片，讓人編籃子，笠子之類的東西。而「破蔗維仔」則是劈一些專門拿來綁甘蔗的竹條。阿嬤說，從前的甘蔗是靠竹條綁的，而不是用繩子。她當時已經是破維仔的熟手，因為阿祖小時候就曾經教過她，老闆就是因為這樣才找她去工作。以她的速度，一天可以劈個1200到1300條。但要維持這個產量，除了吃飯和睡覺以外，所有時間都得拼老命劈才行。他們這些工人就負責劈，另外有些工人負責編，而銷售則由老闆來負責，賣給屏東當地的農人。這，就是阿嬤的第一份工作。
做這份工作，當然得住在屏東。當時的住所，和伙食都是老闆給的，不過，費用一律得從工錢裡面扣。一天的工錢是十塊錢，而伙食費得扣掉三塊，剩下的七塊，阿嬤全部留給家裡。比照後來從阿公那裡聽到的價碼，阿嬤拿的這個價格大概就是女工或童工一般的行情。說真的，這七塊錢阿嬤不拿給家裡，也沒什麼地方花用，因為阿嬤根本不曾在空閒時出去玩過。有時下雨，竹條沒辦法曬乾，工作只好休息。這種時候，阿嬤也只是在家裡睡一天，不會跟人到外面去玩。阿嬤說，那時有的人會用腳踏車相載，一個人坐在座椅前面的桿子上，一起到外頭去看戲，不過她「很乖」，不隨便跟人家出去玩的。聽阿嬤說起來，那時的老闆跟員工的關係好像不錯，阿嬤說她們老闆很好，她的生活過得很自由。但想想，一天除了吃飯睡覺以外都在工做這種生活，要是換到我的身上，根本不可能談得上什麼「自由」，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就辭職放棄了。
21歲的時候，阿嬤為了跟阿公結婚，回到了關廟。她說，那時是阿祖把她叫回來，說有個年輕人很古意，要他們兩個結婚。這趟出外求職之旅就這麼一年多就結束了。婚後，阿嬤忙著挑水，養豬，帶小孩，根本無暇出去工作，貼補家用的方法還是做了多年的「破維仔」。阿嬤帶著我媽媽和阿舅編竹籃，編笠子，然後賣給收貨批發的人，聽說價錢也還不錯。一直到前陣子，才有聽說我阿嬤又到了附近的電鍍工廠裡去工作，至於原因就不知道了。
訪問時，表弟表妹一直在旁邊竄來竄去，「你問完沒？」「你問完沒？」的插話。我媽則在後面充當顧問，幫阿嬤向我解釋像是「破蔗維仔」這類我聽不懂的詞。阿舅在屋外一個人喝茶抽菸，偶爾進來插兩句話。四十分鐘就這樣過去，在我記憶裡，這是我和阿嬤交談最長的一次。我也不是不想說，是不知該怎麼說。我的台語不算流利，到高中後才有一般交談的程度。就算能說，也不知該怎麼開口，開口也不知該說些什麼。甚至，就連阿嬤的名字，我都是前一天晚上問了媽媽才知道。在這之前，我只知道她是阿嬤而已。
阿嬤，彷彿不是人的某種物體。
4.
阿公過了一會兒才回到家裡。他的故事，比阿嬤要長多了。
阿公也是自小就住在關廟，一個叫新埔的地方。我曾聽媽媽說過，從前他們一家是住在一個舊厝，想來就是那裡，不過我從沒去過。阿公的爸爸在他五歲的時候就過世了，由母親獨力撫養他和姐姐妹妹們長大。阿祖在龍崎（關廟旁的鄉鎮，一塊山嶺地）的山上撿柴賣錢，一天大概可以賺個七八塊錢。這個工作太吃力，小孩不容易幫忙，所以阿公一直到小學輟學以後，長大了點，才有辦法和媽媽一起上山工作。
那時的生活很苦。阿公說，小時候的主食就是這兩種：魚乾頭和番薯簽。魚乾的身體和頭是分開賣的，身體給有錢人家吃，頭則是窮人家吃，因為頭吃起來很苦，價格自然較低。在日本時代，種出來的米一律都得交給政府，再由政府統籌分配下來，往往每戶只能分到一丁點，根本不夠吃，所以那時窮人家大概都是吃番薯籤過活。有時，番薯籤可能放得久了，受潮發臭，還是得硬著頭皮吃下去。阿公這段童年的記憶清晰無比，他清楚記得，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是讀日本書，日本人統治。到了二年級，就變成了國民政府。日本時代的時候不准學生退學，但到了國民政府時代，允許退學，阿公就辦理退學而中輟了。在這裡用「中輟」這個詞，其實有點好笑。因為這個詞往往有「明明該繼續，卻中斷了」的意思，不過這和當時的歷史脈絡完全不符：當時幾乎沒有多少人是繼續唸下去了。根本不該說是退學的人「中輟」了，而該說是沒退學的人「延長」了才是。沒唸下去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日本時代讀書根本就是免費的。不去上學，是因為上這學根本就「沒用」，花時間又對未來沒幫助，不如待在家裡多幹點活。
阿公自己不愛上學，阿祖也不想讓阿公去上學。阿公不喜歡唸書，寧可待在家裡照顧妹妹。曾有一次日本老師追到了家裡，阿祖又上山撿柴去了，阿公索性把門都給鎖了起來，和妹妹躲在廚房裡面，等老師離開。阿祖不想讓阿公去上學，是因為阿公有一次去學校，上了半天課，回到家裡卻發燒，又畏寒。後來才知道是得了瘧疾，醫了好一陣子才好起來。疫病的威脅，深深埋在這個島嶼的記憶裡，甚至我媽媽也曾經得過日本腦炎，幾乎被奪走性命。死亡在記憶中以各種方式逼近。阿公說起空襲的狀況：在夜裡，飛機襲來，在空中以機關槍掃射。所有人一聽到警報聲，都要把家裡的油燈熄掉，讓飛機沒有辦法鎖定目標。熄燈後要躲到房子附近的防空壕裡頭，往往要在裡面渡過一夜。空襲是常有的事，路上有人被射死也是常有的事，甚至阿公曾經在小學上課上到一半，黑板突然被射穿一個洞（那時沒什麼教室，是在廟邊露天教學）。而我們的歷史課本似乎忘了強調，這些死傷背後的主謀，乃是課本中花了很大篇幅歌功頌德的美軍。
關於空襲，精彩的內容實在太多了。阿公說了一個關廟地方著名的傳說。曾有一台飛機載著砲彈，但砲彈太重了，飛機載不動而往下墜，墜到現在新埔的中山堂附近。飛機墜下來時緊急把砲彈丟了出來，好減輕重量。丟出砲彈的飛機成功爬升了起來，揚長而去，砲彈卻落到了中山堂後面的一片甘蔗田上頭。旁邊的農人們眼看大勢已去，準備和這個美麗的世間道別，沒想到這顆砲彈竟然硬生生被甘蔗給接住了！甘蔗全都被砲彈壓彎了，但卻沒被壓斷，靠著腰竿子挺住了這顆砲彈。有人說，這是觀音佛祖顯靈瓦解了這次的危機，因為這甘蔗彎起來就像是裙襬一樣，就像是觀音娘娘的化身。有人則說這分明是關帝爺顯靈，是大廟靈驗的關帝爺保佑了這片良田。恰好阿公和阿舅一個是觀音派，一個是關帝派，兩人還爭了一會兒。觀音與關帝，島嶼腳跟下死亡的影子，逐漸地我們越看越不清楚，逐漸地，我們開始想把它和神祇們一同丟棄，獨自遠去。
母親，妹妹，槍砲聲，飢餓與疫病，阿公的童年是這樣度過的。在學校中多少也學了些東西，譬如少得可憐的日語，和一點算數功夫。阿公已經把日語忘得一乾二淨了，但算數的能力倒是終身受用，讓他以後要記帳估價等等都容易多了。阿公說，這是他在學校裡學到唯一有用的東西。
聽著阿公的話語，我試著想像幼年阿公的樣子。這很困難，我難以想像這張蒼老的臉孔，也曾有稚氣的樣子。我隱約看見，他的腰上繫了一個布包，裡面裝了些書。那就是當時的書包，用一條布巾把書給裹起來，綁在腰上或身上。那個小孩，穿著一件滿是補丁的褲子，裏頭還有「中美合作」麵粉袋縫的內褲。阿公說，麵粉袋的布質要比那時候一般的布好多了，一般的布很粗，容易脫線又會咬肉，反而是麵粉袋細緻多了。我想像中的幼年阿公光著腳丫，拖著腳步往學校過去，瘦而黑，有些虛弱。阿公說那時他的身體一直不好，感染了瘧疾以後又更糟了。番薯最近被列上了排毒食品的第一名，列表人還特別註明，要連皮一起吃，才可以達到百分百的排毒效果。可惜不能由此推論吃番薯籤能讓人頭好壯壯，也不能推論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不約而同的徵米政策是德政。
離開學校，稍微長大一點，阿公會跟著阿祖到龍崎去撿柴。偶爾也幫忙村裡其他人的農事，拿女人份的薪水。阿公的第一份工作，算起來應該是16歲的時候，到龍崎的山上幫人「hiam埕」。Hiam埕就是幫人開墾，整地，把土弄鬆，好讓人家可以耕種。那時阿公幫忙開墾的是一個鳳梨園，種植鳳梨和製麵，都是關廟自古以來的傳統，而不是像許多特色鄉鎮一樣，在「一鄉一特色」的政策下胡謅出來的習俗。Hiam埕的薪水不是特好，一天十幾塊錢，但還是比阿祖撿柴一天七八塊錢好賺多了。到了19歲，阿公透過鄰居介紹，第一次離家去工作。這第一次離家，就橫越了大半個島嶼，去了台北。
阿公落腳在三重埔，工作內容是賣衛生紙。他們一群衛生紙販同住在一個由老闆提供的大通鋪裡，負責包裝紙廠批來的衛生紙，和窮人用的「粗紙」。包裝的方法是用白紙當外殼，綁成一包一包，最後再貼上「日光牌」的商標貼紙。包裝完成之後，用三輪車載出去外面叫賣。叫賣的範圍，照阿公的說法，遍及台北縣市所有鄉鎮，甚至遠達基隆。往基隆的上坡路騎起來很吃力，幾乎都得下來從車子後面推。那條路，如果我沒搞錯，應該就是現在的台五線，我也騎過幾回，卻完全沒有上坡陡峭的印象。如果說腳踏車中介了地形與身體運動的關係，那麼，摩托車就是一種阻絕。往基隆要一天一夜，邊走邊叫賣。寫到這裡我才興起一個疑惑：一天一夜，那一夜，阿公究竟住哪呢？
阿公真的對台北縣市熟悉無比，比在北台灣打滾六年的我還要熟悉。一些老地名從他嘴裡冒出來，譬如「三角湧」，一直到阿公把前往的路線說了出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三峽。三峽，鶯歌，蘆洲，八里，景美，新店，大台北地圖濃縮在阿公，一個土生土長的關廟人腦袋裡，讓我難以置信。他說起從三重埔，經蘆洲往八里的小石頭路，我知道那裡。現在，那已經是寬闊的大馬路了，沿著淡水河岸走，車流量很大，沿途趁機向右望，可以看見社子島，河水在那裡拐了個大彎。阿公說從前三重是個鎮，我說現在已經是市了。關廟從前也是鎮，現在則成了鄉。不，兩年前還是個鄉，現在說起來已經是大台南的一個區了。
阿公這賣衛生紙的工作，老闆和員工之間的關係很奇妙。照阿公的說法，衛生紙販根本不是「受雇」於老闆，他們不算是在人家手底下做事，所有事情都由他們自己作主。他們可以決定今天出去工作多久，或者乾脆發懶在家裡休息，甚至還可以決定每一包衛生紙或是粗紙的售價。阿公的算數能力就是在這裡派上了用場，他可以合情合理的估計衛生紙的售價，算清楚自己的營收。對衛生紙販來說，除了體力，這應該是最重要的能力。看起來，他們的老闆比較像是個仲介的角色，把他們引介去當紙廠的通路，其餘一概不管。
阿公作得勤又會估價，整體營利比起hiam埕要高太多了。阿公說，平均起來一天大概可以賺個四五十塊錢，等於是hiam埕的四倍，撿柴的六七倍。阿公甚至還賣到桃園和新竹去，湖口，新豐，竹北，竹東，那時都還是鄉下地方吧。現在的竹北，金碧輝煌的樓房蔓延為一致的街景，甚至插入了僅剩的農田之間，把它們連根拔起。
19歲離家的少年阿公，到了21歲被叫回家裡。說是政府分下了三四分的田地，可以耕種，家裡需要人手。算一算，那恰巧是公地放領的時候，阿公一家算是在這劫富濟貧的政策裏翻身的一群吧。阿公回到了關廟，幫忙種稻米和番薯，剩餘的時間，就跟附近的紙廠叫貨，繼續賣衛生紙的工作，畢竟耕地的收入還是遠比不上賣紙。那時很多人都這樣，到北部學個經驗，回到故鄉後繼續經營，一些行業就是這樣傳了開來。這賣衛生紙的工作一直持續到我小時候還在繼續，記得家裡總有一箱又一箱用不完的免費衛生紙，而且都是些賣場買不到的牌子。但阿公的生意很快就被附近新開幕的超市給吃走了，大概所有叫賣衛生紙的人，命運都跟阿公類似。從前我家附近的巷子裡，也有人開著小廂型車叫賣衛生紙，一整條五十塊，難以置信的便宜。但在超市和小七的環伺之下，這些廂型車很快都收手不幹了。小本自營商的舊時代已經過去了，連鎖的怪獸駕著新時代的怒火延燒過來。
回到關廟的阿公靠著自學學會了認字。他看得懂新聞，也能讀一些文件。他說從前在廟口，晚上都有人開辦「暗學仔」，來教人認字。暗學仔就是從前的補習班，民間人士經營的，要收費。阿公在暗學仔裡打下底子，後來又靠著自己聽國語歌，對照歌本，一個字一個字記，總算是把國字給看懂了。小時候鎖起大門在廚房裡躲老師，長大以後，不知怎麼了，反而還作了終身學習的榜樣。看來，「社會」這老師，要比活生生的老師可怕許多。
講著講著就到了中午。中午吃爐，有肉有菜，阿嬤煎了土魠魚，還有一小鍋滷肉。阿弟阿妹從水還沒開就在那邊嚷餓。阿弟愛吃蛤仔，阿舅一瓢又一瓢的煮，我把各式各樣的菇大把大把的投進鍋裡，有些甚至我叫不出名字。
吃著吃著，我想起阿公那一小碟魚乾頭。
5.
阿公說，你要問你前跟現在差在哪裡，那是差得像天和地。但這意味著什麼？
任誰都看得出來，現在過得是「好日子」，從前過的是「壞日子」。是啊，一個天一個地。從前嚼魚乾頭，吞蕃薯簽，現在的小孩整條魚乾都未必要吃，蕃薯更是粗俗東西。這不是說從前人有節儉的美德，現代人卻養成了浪費的習性，而是世界變了。世界變了，要吃整條魚乾不需要口袋麥克麥克才有辦法，米價更是整個透過政府公權力壓低。從前掉在地上的白米飯也得撿起來吞下去，現在，撿拾的小孩當場就挨媽媽一頓罵，說那米太髒了吃不得。誰有理？都有理。有理無理得看你身處哪裡，世界變了，道理就變了。道理變了，人就變了。
我們是人。因此，我們唯有從人的變化，才能略窺世界的變化。人是世界的孔洞。
從阿公和阿嬤的孔洞中，能看見些什麼？
阿公和阿嬤都沒有完成任何足以稱得上「成就」的學業，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輟學。學業的成就，並不在於你學到了什麼，而在於你是否得到了一個有價值的「憑證」。要學東西有很多辦法，廣義來說，每個人一輩子都斷斷續續學到一些新知識，只不過不是那麼有系統。阿嬤會破維仔是一種知識，阿公從小學習的農業技術，以及賣紙的方法，都是一種知識。但這些全都稱不上成就，稱得上成就的，是現在躺在我房間的櫃子裡，那張有點受潮，上面貼著照片的厚紙。我花了十六歲到十八歲這一段花樣年華來取得它，這頗值得後悔，尤其當我知道有些人很努力的在這段時光中去追逐他的人生第一砲，而且還大功告成，死傷無數。以後，這張以壯烈犧牲換來的紙，會經過多次影印，放在我的履歷資料中。它會成為我的名字，而阿公阿嬤，永遠是無名氏。
中輟，好吧，就讓我們用這個詞。跟阿公阿嬤的年代比起來，現在的中輟生是少多了。但每個人多少有些朋友中輟的吧？至少，我就有這麼一些朋友。我國中班上有個同學，是附近里長的兒子。長得人高馬大，照我印象，國一的時候這傢伙大概就有一百七十多公分，體重一百多公斤。除了老師之外，我想不會有人夠膽打這傢伙，啊，當然，還有他爸爸。他一入學就當上了班長，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他毛遂自薦。此外，他還立定志向，非考上全班第一名不可。我不記得我當時有沒有像他這樣大的志氣，不過，很快我們大家就弄清楚，這傢伙的志氣大過頭了。他不但沒有全班第一，還永遠都是爐主。很快，他就不再是班長了，還成為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我還記得有一回，老師把他叫起來罵，他很不服氣，頂嘴兩句，老師氣得兩隻眼睛瞪得像柿子一樣大，要是手上有槍我看早就一槍斃了他。隔天，我看見他手上滿滿的全是血痕，他讓我們看，身上也全是，滿滿的，深紫色的蛇。說是老師跟他爸爸告狀，他爸爸追著他打，打了又打。紫色的蛇追著青春，啃了又啃，啃得毫無血色。
最後，蛇啃掉了他的耳朵。
再遇到他，是畢業後一年多，我在學校旁邊的路上遇見了他。他沒像我一樣上高中，畢業後就去修水電。有一回，登上了梯子，不慎摔下來，半邊耳朵聽不見了。他笑笑的說，還有半邊。
我不知道，要成為一名水電工，需不需要國中的畢業證書，那張紫蛇捎來的紙。但我知道，無名無姓的阿公阿嬤，根本不需要為了這張破紙勞碌。人說寒窗十載，那是從前。現在，國小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碩班在兩年，博班出國在念個三年，寒窗苦讀二十一載，換得功名好還鄉。要功名做什麼？換錢啊。聽見沒，錢，錢，錢。
阿公阿嬤不需要功名換錢。在那時候，要吃頭路，或許多少得要一點技術，但看起來也不是必要條件。阿嬤去屏東前就是破維仔的熟手，因此很容易就被選上叫走。但阿公去北部賣衛生紙，顯然沒有人先調查過這傢伙會加加減減。技術是到現場才磨練的，而不是門檻。現在的工作，當然大多數專業知識也都得現場邊做邊學，但門檻卻高得看不見頂。通關書，得拿血，肉，與青春來換。
成為讀書人，是為了成為職業人。這正是為何我們這代人有義務寒窗苦讀。
苦讀的結果是一份漂亮的履歷，漂亮的履歷，結果是一份說漂亮不漂亮，說興奮也未必讓人興奮的工作。以南部人來說，往往從求學階段就離開了故鄉，到不遠又遙遠的北部。工作多半也就在那裡，在他鄉，反而比故鄉有更多人脈，甚至連路也更熟悉。出外辛苦工作，把錢寄回家的時代，真的已經過去了。父母往往不需要太多操心，只要不提早把孫子孫女抱回家，怎樣都好。出社會是為了經濟獨立，不是為了貼補家用。阿公阿嬤把血汗錢一滴一滴寄回家裡，假日也沒有娛樂，窩在住處睡覺。花花世界的台北永遠是花花世界，變得是遊子，從前遠觀，今日褻玩。
人說的繁華都市，台北就在這裡。我曾半夜在信義區的大馬路橫行，穿越馬路中央。我確信那是台北一天之中最美的時刻，人群已散去，夜幕低垂。南國的孩子猛催油門，想起故鄉的濱海道路，也是這樣寬闊。只是濱海有風，城市無風，濱海有鳥，城市無鳥。濱海有情而城市無情。不知阿公當年騎著三輪車經過這裡，心裡在想些什麼？
出社會是為了經濟獨立，經濟獨立，是個人脫離家庭經濟體的過程。但這不是鐵律，不是什麼人類本性，升旗台上的內褲臭味，在阿公阿嬤的話語裡洗得一乾二淨：對他們來說，出社會遠遠不是脫離家庭，而是家庭的延伸。
臭奶呆的囡仔長成了少年家，離鄉打拼，改變的不是他個人，而是整個家庭的經濟結構。農村家庭的收入是靠著合作而來，換取一份全家共用的財產。孩子們從小牽牛，塗田岸，大一點撿柴。大人承擔的工作量當然更多，更難，但稻穀收成，功勞還是不能少算孩子一份。分工合作，賺取收入，而收入又共用，這是農村家庭的基本特色，但在孩子離家時，這一特色卻發生了轉變。阿嬤去了屏東，阿公到了三重埔，獨自打拼。他們的收入不再是分工合作的結果，他們都是一個人，一個孤零零的人，吃住一律靠自己的雙手雙腳，但他們的收入仍舊歸家庭共用。家庭像是某種蔓生性植物，從地下發莖，伸到遠方無蔭處長葉，攝取陽光。這是一個延伸的家庭，一個被拉長的家庭，是一株剛毅的木本植物，日曬不足而產生的變體。
脫離與延伸，出社會的意義在時光中變異。到了今天，幾乎沒有一個家庭不是「延伸型」的。分工合作換取共用收入早已不是常態，就連做家庭代工，小孩也會嚷著要拿自己的那份錢。要問為什麼會如此，標準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工業化。
工業化是一種摘除的過程。木本植物靠深紮地底的根，來讓自己拔高，工業化則負責把根切斷。透過肥料換穀以及壓抑糧價等不利農耕的政策，國民政府成功使人民離農，爭相奔往一間一間新興的，無安全保障的工廠。這一過程帶來的結果，就是家庭型態的整體轉變，工廠以個人為單位的薪資系統連帶改變的，是這個島嶼自古流傳的生態。一株一株自給自足的大樹傾倒下來，用盡氣力蔓生。傳統家庭經濟體不復存在，在島嶼蔓延的，是一條一條離土的莖。
阿公阿嬤這兩個孔洞，好深。深得讓人難過。
關於最初的疑問，我是否多瞭解了一些呢？我已發現了脫離與延伸的差異，但距離它的原因，還差一步。
出社會的意義發生轉變的因素絕非單一的，簡單的歸因必然因自大而挫敗。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原因，是好日子與壞日子的區別。貼補家用在現代已不再必須了，想寄錢回家，媽媽反而會告訴你不如去吃頓好的。這個說法當然合理，但也失之片面，因為，它忽略了個人化經濟足以誕生的基本結構。在社會整體的轉變裡，有更多深邃的因素鼓動了這一轉變，自孔洞射出。
工業化不僅僅摧毀了家庭經濟，它帶來的更是全新的薪資觀念。個人化的薪資系統，不僅僅讓延伸性家庭得以出現，更鼓動了個人經濟。工廠給你的是「你的薪水」，而不是「你家的薪水」，這和賣穀子換來一家的吃穿完全不同。個人作為一個經濟單位在這樣的變化中成型了，而消費面也立刻跟進，創造一個個人化的享樂天堂。飯，是一個人的飯包，不是你家桌上的合菜。手機，不是你家共用的電話，是你的專屬號碼。電影在電影院裡，一人一票，不是廟口路邊的塑膠椅劇場。玩具是你的，衣服是你的，穿破了就丟，丟了再買。工業化從收入和消費兩方面，徹底扭轉了經濟結構。木本植物被迫發莖，在遠方生葉。而遠方的葉，務須落土，務須抽芽。
我喜歡聽陳達的思想起，唐山過台灣那段，最後一句是「台灣後來好所在，三百年後昭昭知」。現在台灣是好所在了，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每個人，每個個人，一片一片，在島嶼上無序飄盪。大風和海湧，打翻了唐山祖先的船，也鍛鍊了開墾的精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厄運，厄運卻也總有它的好處。工業化改變了傳統家庭，卻帶人們脫離赤貧，帶來了富裕，帶來了無邊無際的物質享受。一個天一個地，是天好還是地好？都好也都壞，世界變了，價值就變了。
世界，確實已經改變。在我們的時代，職業和學業被綁上了牢得分不開的鎖鏈。出社會其實是一種交換：學業換職業，這正是學業做為一種成就的意義。這是我們的時代獨有的特色，成就的個人化，從踏入學校校門的那一瞬間，就已經展開了。每個學生的成績都是「他自己」的成績，要靠他自己努力「工作」來換。學業合作不得，就算作業是你媽媽幫忙寫的，作業的成就，還是歸你。從踏入校門的那一瞬間，積分就已經開始了。小小的積分，是孩子的小小資產，這份資產會長大，長大，再長大……
求學是一條累積資產的道路，一條生財路，可憐的文昌帝君，現在其實是半個財神爺。學業是現代人的第一份個人成就，這份個人成就，將換得另一份個人成就：職業。這一交換甚至不只是一種轉變，而是一種「實現」：學業的目的，其目的的實現，正是職業。所謂出社會，就是以職業的形式實現學業累積的成就，藉以脫離家庭達成經濟獨立。如果起初的問題有什麼答案，如果內褲的臭味需要什麼特殊的清潔劑，這就是答案。
為了清晰起見，我整理一下我的論點。出社會的意義轉變，一部分是工業化的影響。工業化帶來了均富，以及收入和消費的個人化，使得經濟獨立這一選項被強化。另一部份，則是學業與職業的連結，這使得職業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個人成就的實現，是屬於你的。而這兩者又有交互的關係，因為，正是伴隨著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強化了學業與職業間的連結，正是這樣才使學校被矮化成職訓所，資本家的職訓所，罐頭製造廠，正是這樣……
天與地孰高？無法回答也無須回答。該升的已然升起，而該落的，業已落下。
6.
回程，雨不再猖狂，只綿綿的下。回家看新聞才知道，台南四處都作大水，我家附近地勢高，倒是沒事。連上回八八風災，淹得到處都是，我家也沒遭殃。
搬過來這裡的時候，我才小學一年級。算一算，是十七年前了。那時候，花園夜市根本還不存在，那地方還是一大片荒野。到我高年級，那附近才開始劃路，叫鄭子寮重劃區。我有時騎腳踏車從那裡經過，臭氣沖天，滿地都是老鼠被輾斃的屍體。現在，連新竹路邊的歐吉桑，都知道台南有個花園夜市。倒是原本出名的小北，現在已經有一半拆了。
時間不是用流的，而是用倒的。阿公阿嬤大概比我更有這種感慨。我倒的是小臉盆，他們倒的是大水缸。
時間拼命倒，我今年二十四歲，出社會的日子，即將到來。韋伯說，清教徒渴望成為職業人，而我們必須成為職業人。這時想來格外感慨。
我的學業成就，不重，也不好賣。人社系畢業，不是加個清大就變上等貨。我預定要去念個心理諮商的碩士，這大概會好賣些，但依舊不是市場上的上等貨。我原先預定要念的哲學碩士比這更糟，算來算去，賣價一點都不比清大人社好。我從前也拿准考證去拜文昌帝君，這個結果，應該是有保佑了。有拜有保庇，沒拜出代誌。這種事，信就對了。
阿公阿嬤要出社會時，在想些什麼呢？
他們不約而同的說，是想出去見見世面，體驗一下自由的感覺。現在的少年家體驗得更早。大學時代，大概把一輩子該體驗的自由都體驗的差不多了，世面也多少看了一些。出社會，不是奔向自由，是奔向一段長長的枷鎖。或者，奔向新的價值與責任，對一個有信仰的人來說，應是如此。
時光一瓢一瓢倒，二三十年內，阿公阿嬤也會走吧。那時，出社會的意義說不定又有所改變，而我則成為一個有待被理解的對象。等待被詢問，被閱讀。
閱讀是好的，詢問是好的，被閱讀與被詢問也是好的。人既是孔洞的觀察者，又是孔洞本身，人就是這樣雙重的存在。世界不斷流轉，孔洞開開闔闔，必須趕在某些秘密被永遠掩埋之前，貼上身，湊上眼，靜靜看，細細揣摩。或者，走向那個疑惑的人，面向他，把自己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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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綱
A. 基本資料與背景
1. 小時候住在什麼地方？那時候爸媽在做什麼工作？
2. 你們小時候應該還是日本人統治，那他們是你們幾歲的時候走的？
B. 求學
1. 你們小時候有去上學嗎？幾歲的時候去的？為什麼要去？
2. 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有去學校嗎？學校會不會很貴？
3. 日本人去的學校是不是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
4. 一天上學要上多久？都在上什麼呢？
5. 上課以外的時間，你們都在做什麼？
6. 老師會不會很嚴格？會常常考試嗎？大家會不會怕老師？
7. 大家會很認真唸書嗎？會不會常常比較誰書念得好，誰念得不好？
8. 你們喜歡去學校嗎？為什麼？去學校有沒有什麼幫助？
9. 你們畢業以後會繼續求學嗎？還是去工作？其他人呢？
C. 工作
1. 你們是幾歲的時候有第一份工作的？（在家幫忙以外）是在做什麼？是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注意工作的在地性 / 全國性）
2. 工作的地方在哪裡？一天要工作幾個小時？那時候還住在家裡嗎？
3. 這個工作要會的技術，是怎麼學會的？要先學過什麼才能做這個工作嗎？
4. 這個工作的工錢是怎麼算的？那時候拿到錢是自己花，還是給家裡？那時候還有拿家裡的錢，還是都靠自己？
5. 這個工作穩不穩定？會不會很容易被辭職？或沒有工作做？
6. 這個工作危不危險？如果發生什麼意外，有保險嗎？
7. 工作有沒有什麼規矩？這是誰訂的？如果違反了會怎麼樣？
8. 工作的老闆對你們好嗎？他也是關廟人，還是外地人？
9. 工作以外的時間，你們都在幹麼？
10. 後來，有沒有換其他的工作？是做什麼？為什麼會換工作？
11. 上學的時候學到的東西，對工作有沒有什麼幫助？
12. 上學跟工作比起來，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