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6月 12, 2008 9:20 pm
第三章 女性創作與《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的批評視角
《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崛起於六○年代，歷經七○、八○年代的轉折進入九○年代，她們的創作與五○年代並不必然相關，與台灣社會六○年代以降的政經情勢也呈深淺程度不同關係，然而她們的出現既以台灣的大環境為背景，乃至她們自己也成為背景的一部份，她們的存在意義必須放入歷史的脈絡中才能顯豁，因此，我們的論述就不得不對台灣現代文學斷面有一清晰的了解，對台灣女性創作以及《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作一背景的回顧。本章將在第一節探討台灣近代女性創作興盛的成因，歷述台灣五○年代至九○年代初期的重要文學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原因，在第二節論述傳統女性創作的概況，而以五○年代為主，在第三節說明本文將採用的分析技巧。（1950～1990）第一節 台灣近代女性創作興盛的成因：1950～1989 本節就女性創作興盛的成因進行社會背景的考察，考察的方式分兩程進行。五○年代以降，高等教育普及、婦女經濟自主、女性閱讀人口增加、女性的社會參與提高等等蘊育了一個適於女性創作發展的空間，其次就社會思潮著眼，論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文學運動的起伏對女性創作的影響。
壹、社會背景的考察：邊際因素
一、 高等教育的普及
台灣高等教育的普及，其迅速，嘉惠女性之大，自調查與統計中最得以知其大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四十餘年，蔡青龍〈戰後臺灣教育與勞動力發展之性別差異〉（1985，頁284）一文謂：一九五三年，臺灣女性二十至二四歲人口平均只受3.94年的教育，為同類男性受教育年數的57％，而到一九八三年該年齡層之女性，其受教育者，平均為10.06年，女性則受105年的教育。女性為男性年數的百分之九十四，相差很少。根據一九八六年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男女生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非但不再男高女低，女性甚且優於男性（教育部，1986，頁28～33）。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逐年呈上升曲線，並非一蹴而成，一九七一年夏天，聯考放榜，輿論一片「如何防止女生過多，保障男生名額」之聲，可見婦女攻讀高等教育的優勢絕非八○年代以後的事，早在六○年代末期即已出現。
高等教育是培養女性小說家角逐繆司恩寵的主要原因。此一現象，在《現代文學》特別顯著。《現代文學》由於是一學院氣氛濃厚的同仁刊物，出現的女性小說家，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皆出身文學院，外文系的叢甦、歐陽子、陳若曦；法文系的施叔青；歷史系的於梨華；哲學系的李昂；巧的是，這六位全進修了至少一個以上的碩士學位。觀念的開放，公平的聯考制度給予女性力爭上游的機會，許多大學的文科，盡為女性天下，破壞了兩性在文史類科的學習生態，教育家不免憂心忡忡。然而人文學科的養成教育使女性接觸大量的文藝作品，熟習文學傳統與藝術精神，啟發她們表達技巧，訓練她們斟酌用字，一旦從事文學創作，自然能游刃有餘，而有較大的成就。時代的腳步愈近，機會愈形開放，婦女受高等教育者日益增多，女性創作也就愈形興盛。
二、經濟生活的獨立
經濟的急劇進步；科技的日益發達；自動化的加速進行；智力工作相形較需求勞力者殷切；婦女之作為人力資源，不得不善加開發以改進總生產力；小家庭往往需要兩份薪水才能維持較高生活水準的現實等等，大勢所趨，婦女就業的意願與機會大幅增加。李國鼎（1985）在〈台灣婦女人力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一文中早已指出，婦女人力逐漸由家庭走入就業市場，直接投入生產活動，這是高度就業國家的潮流所趨。台灣地區過去輝煌的經建成就，婦女人力提供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臺灣女性的就業率由一九六五年的33％增加為一九八三年的42％。六○年代，《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多半負笈異國，她們回國時，參與的正是變化中的七○年代，施叔青、李昂都是這樣的例子。同時，單身女性在當代社會顯著增加，這批現代女性以其高知識水準、高能力與男性逐鹿主管市場，往往頗有斬獲。
三、社會參與的提高
經濟的獨立，使得女性得以擺脫生活上對父權的依賴，建構自我存在的尊嚴，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基礎；而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女性知識大增，不僅能從事高難度的思考，辨明社會體制的合理性，她們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相對地強化，得以用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家電用品普及，簡化了家務處理，再加上人口政策的推行，生養子女數目的控制，女性得以從家庭繩綁中解脫，節省了諸多精神和時間，連帶提高她們參與社會服務的動機，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而社會風氣開放的結果，男外女內的生活模式受到挑戰，一般人也逐漸能接受女性扮演多重角色。女性參與的社會服務，除慈善、公益，也透過抗爭實現自己的訴求，要求改善法律中不平等的條文即其一例。（李美枝，1985，頁453；謝美蓮，1988，頁110）。
四、女性閱讀人口的增加
高等教育普及，中、低層教育的推廣更見效度，識字人口增加，隨之增加的，是閱讀人口。傳統女性的工作分量由機器分勞，生活餘暇增加，她們又有經濟能力，得以決定打發時間的方式，購買圖書閱讀，同時也就決定了出版市場。小說本身即一較傾向女性的書寫形式，它所描繪的東家長、西家短的種種日常生活細節，隸屬于婦道人家嚼舌頭、扯閒話的「世襲領地」，不像史詩歌頌沙場征戰，英雄壯舉，一看便是鬚眉丈夫的志趣所在。（黃梅，1991，頁1）。台灣小說數十年來在各種文類中，備受女性讀者青睞，可說其來有自，並可與西方小說之興起，互收發明之效。 小說興起於十八世紀的英國，正是工業革命以後，生產地與居家處分離，同時過去婦女日常必須操持的家務勞作大半被機器取代，她們的閒暇憑空多了許多，男人則藉著工業迅速累積他們的財富，並且把家中婦女的悠閒、教養視為社交的籌碼，鼓勵婦女學習技能，以便在必要時自力更生，而指導女性貞潔、舉止言行的「行為指南」（conduct books）更是應運而生，多如過江之鯽，以應付廣大的女性閱讀人口，這個教育女性的新興潮流，與英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及其意識形態對男女的制約關係。女性作家撰撰寫的閨閣小說在這潮流的推波助瀾之下，因此形成小說興起初期的主流文類之一。也就是說，女性透過社交之風雅，透過她們在家庭中的掌控地位，以及她們「在家」 的書寫與閱讀，參與兩性規範的建立與文化的建構（Nancy Armstrong， 。1993，頁805）
無獨有偶，英國的情況正可印証於台灣。女性讀者與女性作家互相養成，其於台灣文化界之重要性，暢銷排行榜可見一斑，從五○年代的琦君到九○年代的小說族，這個階段也正是台灣中產階級形成的時期，蕭新煌就以為台灣都市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正式分開是在六○年代，中產階級的力量隨時間逐步擴大（松永正義等編譯，1990，頁27。）
台灣從五○年代到九○年代的教育與生活水平的變化，請參見圖一、二、三、四。
貳、核心因素：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西方的婦女運動可以溯至法國大革命，至二十世紀中，婦女向社會要求同等就業權、教育權、公民權、參政灌、同工同酬。六○年代，美國又興起了「新女權運動」，婦女不僅爭取法律和人格平等，更進一步要求擁有自己心身的權利（楊美惠，1988，頁1～35）。於是便開始以「婦女科學化、學科化」的新課題，挑戰人類科學的傳統理論，對傳統的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形成重大的沖擊，影響所至，遠超出了婦女運動本身。學者（包括男性及女性）開始在男性世襲的理性科學中開拓了許多專門的婦女學科，諸如婦女史、婦女人類學、女性心理學、婦女社會學、婦女文學史等等，這些學科化的婦女研究，使目前引為典範的科學知識出現了許多缺乏，並有所裨補。七○年代，在美國發展的激進女性主義，建立「兩性角色分析」的理論，以為社會將男女生理差異刻意渲染，設計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強調兩性扮演，以維持男性優權；七○年代中期，發展了「男女劃一」論，未幾衍生「女子中心」論，齊一分析「後天」社會培養的「性角色」與「性心理」如何導致男女兩性關係的扭曲，同時提倡「女人認同女人」，以團結女性的意志和力量（楊美惠，1985，頁26～27）。這股思潮對留學的《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多少產生影響，於梨華寫作《考驗》時，思羽決定離開丈夫兒女，另行開拓自己的前途，就是受了當時女性主義的影響（1990，頁13）。
女性依附父權在東方有更久的歷史，台灣尤然。日本據台時期台胞權益飽受壓抑，遑論婦女！西方女性主義者為自己的理念與主張往往不惜流血抗爭，示威遊行，奔走呼籲，他們努力的歷程固然艱辛，卻也給社會無數深入了解其理念、主張的機會。運動一旦成功，理念與主張就能充分在社會各個階層落實。中國則不然。中國憲法保障兩性的平等，限制性別歧視，開放婦女參政機會、工作權，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的自由等等，這些關係婦女權益的重大條規雖然也有民初女性主義運動者努力的成份，有一大部份是直接學習西方觀念的結果，並未經過廣大社會運動的落實，深入各個階層。當這些成果隨著國民政府移植到台灣，台灣婦女有的是對自己享有的權益所知有限，有的是享有權益而不知其所以然，至於進一步反省婦女權益的不足，如何爭取兩性平權更是聞所未聞。因而婦運在台灣露面完全是一新運動的種籽，必須在適當的環境下才得以抽芽茁長，而一般教育的普及、經濟生活的水平、社會參與的程度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發展與台灣婦女運動形成等差的關係，依其發展實況，可以分為四期，茲條述如下。
國民政府遷台的四○年代末期至六○年代，台灣的政治氣壓沉重，一般教育、經濟生活、社會參與皆處於開發階段，可視為婦運的準備期（註一）。六○年代在現代主義文學的主流中，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1964），鍾肇政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冊(1965），尉天驄創刊《文學季刊》（1966）成為七○年代主流上游。
七○年代初承接六○年代的緒餘，越戰、人權、嬉痞，蓄長髮、穿T恤、喇叭褲、美軍電台、搖滾樂等等。隨著時間推移，台灣已由農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出口導向的加工經濟，加工出口區在各地普遍成立，政策必需抑農扶工，迫使農村的勞動人口流向工廠，流向都市，勞動力可以計價買賣，個人以此就業，變成一個個游離的自由人，正符合企業主與時代的需要。當時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與外交的節節挫敗、在野民主化運動等各以不同的音階同時和奏。最後一批美援於七○年運抵台灣，接著發生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1971）、與日本斷交、尼克森與北京簽署上海公報（1972）、美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1973），全球性石油危機，蔣中正去逝，越戰結束（1975），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中壢事件發生（1977），卡特與北京建交（1978），進行中的台灣國會選舉取消，爆發美麗島事件（1979）。這一連串的政、經動盪，各具特殊意義，而以保釣運動促使知識分子反省、認清國際現勢中台灣的地位，最具里程碑的姿態（1970.8），標識一個展開思辯，追尋意義，關懷現實的台灣新紀元。在聯合國喪失會籍，意味著台灣喪失國際的存在證明，同時也喪失代表中國的身份，迫使台灣必須在台灣本身尋求自我認同，於是而有政治上本土化政策的落實，文化上本土意識的興起；保釣最後的分化，則預示了未來台灣知識分子政治與思考模式的歧異：統獨分裂。一九七一年《大學雜誌》出刊，「大學雜誌集團知識分子改革運動」乃是戰後台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運動之一，它促成了七二年蔣經國的出任行政院長，隨即於七三年與統治階層決裂，該集團成員一部分被延攬入官，一部分被放逐在野，「它代表了新興知識分子要求效率化與合理化的意願，也反映出了一定程度要求民主化的趨勢。」（南方朔，中國時報，第二十七版，1993.72）接下來的文化大事，整個指向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求。報紙增張了，另一方面是代表本土性的民主運動雜誌《台灣政論》出版（1975）。此後黨外雜誌前仆後繼，出出禁禁，較具代表性的有《夏潮》（1976），《這一代》（1977）、《新生代》（1978），《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1979）；再一方面是文化界的自省，用自己的語言旋律唱自己的歌、寫自己的故事、跳自己的舞蹈、畫自己的繪畫，於是而有朱銘的雕刻、洪通的繪畫、陳達的民謠、林懷民的舞蹈、王禎和與黃春明的小說，於是而有現代詩論戰（1972～1973）、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在六○年代中西文化論戰中從未出現爭議的「中國」意識開始受到質疑，台灣與中國究竟呈怎樣的一種關係﹖「用現實台灣代表中國」的訴求，反對舊民族主義，也反對五四以來綿延不斷的西化傾向，於是主導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潮流受到強烈抨擊，創作者回頭重新擁抱寫實主義。鄉土文學論戰原本是一場沒有交集的對話（註二），然而在中國意識籠罩下的台灣鄉土意識原本模糊而片斷，逐漸擴展為完整的本土意識，脫中心化（中國意識與官方體制）與脫西方自我顯化的完成（李永熾，第22版，1993.74）卻不能不說是近代台灣文化界最大的盛事。
整個七○年代，在野的民間力量日益龐大，中產階級的政、經實力日益增加，婦運的興起與進行，腳步相對顯得蹣跚，純然是一種邊際的姿態，呂秀蓮「左手新女性，右手民主人」（呂秀蓮，第27版，1993.79）的個人經驗正說明了早期婦運依違於政運的關係。呂氏（1970）一面透過撰寫文章，舉辦演講、組織群眾運動的方式，經營「拓荒者之家」與「拓荒者出版社」，在高雄、台北設立「保護妳」專線，一面抨擊社會中種種男女不平等現象，要求修改民法、國籍法中關於子女姓氏、國籍、監護權、親權、夫妻財產等父權法條，並為「民法親屬編修訂草案」和「墮胎合法化」兩案催生。在性別論述上，呂秀蓮頗見搖擺，她主張「先做人，再做女人」、「人盡其才」，又強調女人「是什麼，像什麼」，結了婚就必須盡到持家教子、守貞的「本分」，同時她在穿著上非常女性化。對於父系社會用以枷鎖女性的婚姻制度，異性戀意識型態和「母性」，呂氏從未深入批判（註三）。儘管如此，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仍趨保守，女權僅對少部份中產階級的職業婦女產生意義，難收成效。《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投身此一潮流的，有施叔青、李昂、歐陽子。施叔青與呂秀蓮合辦拓荒者出版社；李昂自謂曾經為呂秀蓮提過公事包（1993，7，第37版），並隨之也投身婦女社會工作；人在美國的歐陽子，翻譯了《第二性》（1971），請參見本文第四章。呂秀蓮因美麗島事件入獄（1979），婦運告一段落，可視為第二階段開發期。由此可見，台灣女性自我主體的追尋稍慢於台灣主體性的追尋，主張也比較溫和。
鄉土文學運動的理念，起源於七○年代知識分子對台灣問題的初步回歸與反省，社會性與民族性為兩大訴求，個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即陳映真，而後不得不結束於八○年代中期「國家認同」問題的尖銳對立與分化（呂正惠，1993.12.15～19），交棒給後現代。八○年代後現代時期的潮流是通俗與嚴肅的評價不復河漢，小說創作人口地一般化──這是小說通俗化的必然結果（蔡源煌，1993.1.12～14，第二十七版）。雖然報禁解除，報紙增張，小說發表的空間卻日漸萎縮，小說家與閱讀者同時受到新媒體──電視、電影，新事物──股票、六合彩，新娛樂──卡拉OK、KTV等等的嚴厲挑戰。在題材上，值得注意的有政治小說興起而詼諧化，以及女性主義議題的白熱化。
美麗島事件之後至八○年代中期為社會運動的低沉期。然而由於婦女教育程度、經濟生活、社會參與呈明顯地提升，國際女權思潮的澎湃，人權意識的增強，中產階級力量日形穩固，社會發展更形多元化，女性角色及兩性關係進而成為社會最主要的議題之一，婦運進入第三階段，為開展期。不同性質的婦女團體及女性雜誌相繼成立，李元貞創辦《婦女新知》（1982，頁117～122）雜誌尤其最具意義。《婦女新知》持續關注婦女在公共領域中的平等權益外，並致力於譯介西方女性主義的經典著作，努力推廣女性主義的知識及其應用，在心理、藝術和文學批評等各個領域中，探索中國傳統女性備受壓抑的癥結所在，留心女性文化的發展和建構。該階段的婦運不再以「新女性主義」為口號，改以「新兩性關係」為取向，朝建立兩性平等、和諧的社會而努力。迨戒嚴法解除（1986），政治禁忌日漸消除，地區性社會運動日益增加，處於邊緣地位的台灣婦運，有了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對婦運而言，民主化是個非常有利的因素，「因為民主化的開放社會不但可以提供社會運動的沃土，它也提供婦女積極參與政治，培養婦女領導組織社團和凝聚社會力的能力，更可以拓寬現有婦運的議題和活動視野，提高其可見性和政策有效性。民主化亦可間接促成今後婦運的多元化。」（顧燕翎，1989，頁315）是為第四個階段，蓬勃期（註四）。但截至目前，未來顯然還有一段路要走。婦運的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少數個人和團體，趨向於分散和多元。學術界，女性專業人員和許多婦女團體分頭努力，甚至聯合行動，不畏採取抗爭的方式來表達婦女的意見和立場。「總之，這時期自發性婦運的可見性較高，雖然仍以中產階級的婦女為主流，但對女性和性別體制的意識型態漸出現不同的看法。其訴求的對象和議題也有差異。」（顧燕翎，1989，頁314）
捨棄時間的分期，改從女性自覺的不同階段作為分期的準據，最早女性處於一切唯男性價值標準是依的「渾沌期」；接著進入「認同期」，要求社會提供女性「上進」的機會，參與原屬男性的階層或團體；至「抗議期」，女性了解女性所遭遇的壓抑是群體性、結構性問題，開始就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等角度來從事系統性思考，最後主張建構女性中心（woman-centered）文化理論，以為女性是文明與生命的基石，強調女性經驗的存在意義與不可取代，力圖以此改進父系社會建制的缺失，最終期於進入一個兩性彼此尊重，發揮所長，攜手共同創造世界福祉的平等「合作期」。
新女性在尋找、建立新自我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遭遇與舊傳統的衝突。男性中心社會有形與無形的壓制與束縛，認同社會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得許多女性憂慮自我成就可能帶來的問題，遲緩她們自我實現的腳步。此外，兼顧職業與家庭畢竟十分艱苦，生活時間分割零碎，不易做整體思考，大環境的限制，如社會對女性刻板的角色印象等等都阻礙女性知識分子進入更廣闊的自我實現的空間，有待國內女性攜手努力，共同加以克服。我們將逐漸發現，女性知識、經驗、自我意識的成長，為女性小說家的崛起與成長奠定了堅確的礎石，並且可以互相印證。下一節，我們將進一步討論過去女性創作的特色，目前與未來女性創作的走向，特別是關乎文學的傑出論述。第二節、女性創作遺產的考察 壹、 五○年代以前女性創作之概況
從歷史的研究發現，中國在父權社會體制下，女性的生存價值依附於男性，與西方相同（註五），文學史裡女性論述和女性文學向來不曾佔有一席之地，如果有，也居於「邊陲」、「末流」、「附庸」的地位；《詩經》裡有許多性格清楚的女聲，吳歌西曲中的微吟短製，其共同特點之一，是不具姓氏，如蔡琰詩、李清照詞的名動千古者，屈指可數。女性著有姓氏參與重要文學活動，乃至文體的締造，罕見於文學史，即便如塗山氏使妾候禹於塗山之陽作〈候人之歌〉，有娀氏之女在九成之臺作〈飛燕之歌〉，分別是南、北音（樂府）的起源（《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文學史家只當作傳說（註六）。至於班婕妤〈團扇歌〉為五言詩的起源，唐山夫人〈房中歌〉為三言詩起源，至今尚未成定論。而更多的女性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意識型態箝制，根本沒有機會自覺地從事文學創作，成為作家的，也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女性的處境，多由男性作家代筆，女性有限的作品，也由男性評論者品鑒，由是，女性自身的存在，包括思考方式，往往受到男性中心思想──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總控制而不自覺，如漢朝的班昭、唐朝的宋若莘和陳邈妻鄭氏，以及明朝的仁孝文皇后等便臣服於父權社會的律則，寫作《女誡》、《女論語》、《女孝經》、及《內訓》自我束縛的作品。也有如班婕妤之流，雖未正面肯定父權社會，卻吻合了封建禮教的理念。還有的從事「閨閣文學」，作為男性文學的附屬品，所謂《紅香小冊》、《翠樓吟稿》即是。據統計，從漢魏六朝到清末民初，有姓無名，有名無姓及只見丈夫姓氏不見作者姓名的女作者有四千多人，流傳下來八百多種詩文集，純作為父權社賞玩的對象。
這種情形一直維持至戊戌變法後近代啟蒙思潮興起，才有大幅轉變。女性編輯的有關女權運動的刊物陸續出現，陳擷芬的《女蘇報》，秋瑾女士的《中國女報》。然而中國女性小說家的出，雖然可以推始於清同治時女史作的說唱的平話小說《筆生花》，其成為氣候，還有待「五四」時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降的二三十年間，新詩處於摸索階段，在試驗中尋求新的形式及尋求社會的認可及接納，重要女詩人僅有冰心（1900-）一個（註七）；在小說方面卻有不少令人矚目的女作家，《新青年》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女性小說作者陳衡哲（1893-1976），再過半年多北京《晨報》出現了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作家謝冰心。新文學發軔的一、二十年間，女性作家輩出，前述兩位之外，還有廬隱（1898-1934）、馮沅君（1900-1974）、蘇雪林（1899-）、石評梅（1902-1928）、凌叔華（1900-1990），稍晚出的有丁玲（1904-1986）、謝冰瑩（1906-）、蕭紅（1911-1942）、羅淑（1903-1938）、草明（1913-）、白薇（1894-1987）、白朗（1912-）等。是時刊物上以女士署名的作者不下二十人，文章或小說都以帶「女」字為榮，形成了一種推崇女性作品的風尚，而謝冰心的影響在當時作家中僅居魯迅之下。她們與傳統作品最大的不同是深入自己個性的同時，也能扣住時代思潮。婦女的題材是她們心靈世界的聚光點，寫得次多的是兒童題材。舊文學史上，女性韻文文學的成就遠超過女性散文文學。「五四」女性作家的重要突破，卻是把抒情性、音樂感推廣到小說藝術領域。（楊義，1993，頁99～111）返顧戰前的臺灣，女性作家在日本殖民政體的統治下，女性受教育的機會是有限臺民中的有限，因而只見張碧華、陳清葉、楊千鶴、黃寶桃、郭翠玉、陳春映等偶有創作。然而戰後三、四十年來，臺灣女作家陸續嶄露頭角，大放異彩。根據統計，巨人版的七十位詩人裡，女性占了八位，約為九分之一；六十七位散文家裡，女性多達三十一位，幾近一半；九十七位小說家裡，女性占了二十三位，約為四分之一。這數字說明了臺灣文壇四十年來不變的傳統：女作家最出色的表現在散文，其次是小說，最後才是詩。九歌版的大系九十九位詩人裡有十九位女性，九十位散文家裡有三十二位女性，七十位小說家裡有十八位女性，所占比重依次約為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仍然是散文最盛，小說次之，詩殿後。儘管如此，卻也看得出來，女性在小說創作維持一定的比重（巨人版占四．一分之一，九歌版占三．八分之一）。九歌版評論卷五十九位作家裡女性占了七位，超過十分之一。女作家在散文與小說上簡直舉足輕重，在詩與評論上也漸漸追了上來，「成長率」可觀。（余光中，1989，頁4～5）
一九八四年由中央圖書館等單位舉辦「當代女作家作品展」所編的書目顯示：當代國內及海外自由地區有單行本出版的女作家，截至一九八三年年底止有二九四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計收作家六二三人，其中女作家一九四人，約占30％。如果以八○年代女性文學之蓬勃發展來看，女作家之人數應尚不限此數。而由於六○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係根植於五○年代培植的文學土壤之上，必須銜接於五○年代之後加以理解，此地不得不對五○年代的創作情況多事關注。女性各階層教育的普遍提高，經濟的獨立，社會參與增加，導致女性意識的抬頭，女性主義論述與批評的風起雲湧，對女性小說家的崛起與成長形成決定性而且能動性的影響，對女性小說的創作也充滿意義。女性經過這樣一個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女性生活多元化了，生活空間遼闊了，經驗內容繁複了，有了更多的寫作題材，更深刻的思考視野，她們探討問題的角度也變得尖銳而少顧忌。小說這個敘述文體的特質，尤其能扣緊社會變遷下女性的成長、變化，於梨華、叢甦、陳若曦小說中的女人，早已不再局限於委屈求全的弱者。《變》、〈殺夫〉等等作品，篇名即已充滿寓意。事實再次給我們啟示：女作家的研究不可或缺。
貳、五○年代時期女性創作之概況
四○年代末期，國民政府播遷，旋即跨入五○年代，尾隨來台的作家，除了軍中作家之外，便以女性作家為大宗，她們作品的質與量相當可觀，散文如琦君、鍾梅音（註八）、張秀亞（1919-）（註九）、徐鍾珮（註十），小說如孟瑤（註十一）、潘人木、張漱菡（註十二），以及旅居大陸多年返台定居的林海音等等，她們的共同特色是：技巧以細膩擅場，主題反共的寓意較隱，懷鄉的心念較深，在禾秀的微吟裡及於現實生活的關切，時空表現涵括大陸與台灣的家居生活、個人情感等等。其中，張漱菡應屬所謂的「新銳的小市民趣味文學」（尉天驄，1985，頁452）， 不為反共懷鄉的主題所範疇，然而「缺乏深度的，略帶浪漫氣息的，其中的感傷、夢幻的成分也多少少填補了一般青年的空虛」。這時期的重要作品有琦君的《菁姐》（1956）、《百合羹》（1958）等一系列作品，林海音的《城南舊事》（1960），郭良蕙的《泥窪的邊緣》（1954）、張秀亞的《七弦琴》（1954）、艾雯的《魔鬼的契約》（1955）、劉枋的《逝水》（1955）、繁露的《養女湖》（1956），孟瑤的《心園》（1953）、嚴友梅的《無聲的琴》（1956）、童真的《古香爐》與《翠島湖》(1958）等；聶華苓則有《葛藤》（1957）、《翡翠貓》（1959）。這些女作家有許多人同時是傑出的散文家，琦君（1917-）尤為佼佼者。琦君，本名潘琦君，父親任職鄉吏，從小接受傳統鄉塾教育，國學根柢深厚，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自來台伊始，出版了二十冊散文集單行本，三十年來暢銷不衰，題材環繞家鄉與童年生活的人物與事件，塾師、長工、二姨、母親等等，其中一部份堪稱自傳性濃厚的散文體小說，如〈菁組〉（1956）。琦君的作品充滿人性光明面的歌頌，時而涉及人性艱辛的掙扎，譬如她描述父親娶了二姨進門後，母親的寂寞，她與二姨之間緊張的情感關係，直到父親去世，兩個女人互相知解同情，哀而不傷，溫柔敦厚，蘊藉深長，可謂為琦君最典型的風格，深富教育性。然而她所描寫的題材未免失之單面，過於理想化，缺乏立體的塑像效果。她所臨摹的世界，是傳統大陸的鄉俗世界，同時滿足了現代人對古老中國文化與隔絕於海峽那個中國大陸的鄉愁，在當時具有十足的代表性。
這一個階段的作品，除了聶華苓的作品已跨入現代派的門檻，餘皆以反共懷鄉的特定主題意識，不同的評論家眼中有不同的評價。
就肯定面立說的評論者以為「光復後十年間，台灣文壇上質量最豐收的是被稱為『懷鄉文學』的作品。古往今來人類對家鄉和往事的懷戀一直是文學的主要題材。....它們（小說）各自以相當完整的結構，比較超然的態度，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字風格記錄甚至分析了那個多苦多難、血淚交迸的時代。」（齊邦媛，1990，頁10）持類似看法的，有司徒衛（1979，頁283）、劉心皇（1970，頁219）、張素貞(1974，頁83）、公孫嬿（1970，頁48）、周錦（1976，頁808）。
就否定面立說的評論者，則強調「不幸，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年代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落為政策的附傭，最後導致這些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葉石濤，1987，頁88）主張相似的，有王拓（1980，頁109）、彭瑞金（1991，頁100）、白少帆（1987，頁267）。
持折中態度的，則說本階段「作品有血有淚，真實感人，然而時日一久，逐漸演變為主題重於一切，口號充斥於一般流八股之中，毫不講求技法，導致後來一般人對『反共小說』的排斥心理。」（隱地，1974，頁3）
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學主題意識不斷重覆之後，泛濫成災，逐漸僵化為陳腔（cliche），是必然的趨勢，原不獨反共懷鄉文學為然。何況，反共懷鄉小說原是威權體制刻意經營的花圃，一旦時勢移改、政策調節，植栽全面置換並不意外。考察這一個時期的作品，表現內容上可說略無新意，在藝術形式的開拓上，雖說賡續五四寫實一路卻仍有創獲，語言文字的修飾冶鍊、故事情節的編排插置，都在一定的格局內日有進境。如軍中作家與司馬中原，段彩華並稱「三劍客」的朱西寧，便以鮮活的口語，沉重的死亡意識，深入刻劃人性的病態，道德的掙扎，往往呈現驚人的批判性，作品有《大火炬的愛》（1952）、《春雷》（1949）、賊（1949）。他的〈鐵漿〉（1961）描寫舊家族、舊世界的萎頓、消失，新世界的到來，敘述文體簡潔明快，絕無累贅；〈破曉時分〉（1963）描寫少年的主角涉入成人世界的探險歷程。他的作品往往涉及現代化過程中面臨崩潰的農村經濟結構與倫理價值，與台灣七○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一樣，呈現眷戀舊社會的情懷，譴責現代化對農村生活樣態的侵襲。又如姜貴，他以傳統小說的說書技巧，描寫古老的鄉鎮，傳統的制度，將共產革命者視同色情狂，於炎涼世態絕不寬貸，人物創造生動，意象鮮明，成就逾於反共文學的模式，重要作品有《旋風》（1949）。然而此地關注的焦點還是在女性小說家，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音、潘人木、張愛玲。
林海音（1918-），籍貫台灣，出生日本，成長於北平的複雜經歷，成為她創作的泉源，尤其是北平，加深她作品中濃郁的家國特色，作品有《城南舊事》（1960）、《綠藻與鹹蛋》（1957）、《曉雲》（1959）。林海音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創辦《純文學月刊》、「純文學出版社」，發掘、鼓勵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在台灣文壇的影響力十分可觀。
分析林海音寫作的題材，大抵可分三大類：童年居住北平城南的景色與人物；民國初年的婚姻故事；光復後十年間台灣生活風貌。林海音的小說都有完整的敘述體式，人際關係和時空背景細密配合，即使是用第一人稱敘事手法時，也能維持著冷靜、客觀的敘述態度，《城南舊事》雖是五篇短篇小說合集，實則為一長篇的格局。小說中人物與時空的緊緊貫連，主角人物英子即林海音的化身，她由七歲（1923）成長到十三歲，故事循她的觀點發展無數的悲歡離合，有英子來自台灣的父母，她的弟弟妹妹；有惠安館裡住著的瘋女，胡同口的養女妞兒；廢園裡的小偷；逃亡的姨太太蘭姨娘；和全書中無處不在的宋媽。市廛風光、家居生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悲哀無告的愛情，婦女、孩童、老人、流浪漢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她匠心獨詣的編織下，穿錯地凸顯時代社會的性格。
在女作家群中，潘人木（1919-）的《蓮》、《馬蘭的故事》（1987）、《如夢記》（1951）曾獲中華文藝獎，是反共愛國文學的正字標記。三部小說都以女性經驗為主體，情節離奇，人物龐雜，主題鮮明。《蓮漪表妹》（1952）選擇抗日戰爭期間左翼分子在大學校園的地下活動為時代背景，敘述一對表姊妹的經歷。表妹活躍於政治，被誑騙而終至萬劫不復，表姊安分守己終能歷劫平安，潘人木嘗試紀錄國共內戰，抗訴共產黨利用年青人的熱情以顛覆國民政府，小說除了預設政治立場兼事斬釘截鐵的道德判斷。她的文字清新，筆尖多帶詼諧、譬喻，熱血澎湃，人物類型往往是善惡是非的表徵，塑造扁平，卻是反共懷鄉文學中重要的女性聲音。
張愛玲（1921-），生於上海，河北豐潤人。曾於一九六一年訪台，由當時讀大二的王禎和陪伴，遊歷花蓮，短暫停留後離開，然而她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影響卻是歷久而彌新。做為一個作者，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只覺她甚麼都曉得，其實她卻世事經歷得很少，但是這個時代的一切自會來與她交涉」（胡蘭成，1986，頁188）。她的時代感是「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一旦從事觀照，她是主觀的，事事物物有她自己的意見，是事物來就她，就她的事物裡，她又只是臨水鑒照，那姿態又彷彿一點都不關她自己，使她能深入人情世故最不堪的部分，使得小說處處帶「自然主義」的色彩。她對顏色、氣味的掌握尤其親切，小說世界永遠充滿細膩、華麗的意象，精確的意態與形致。她習用的敘述方式是「舊小說觀羼用在場人物觀點」（張愛玲，1988，頁36），這種敘述並不以理性、客觀分析的方式呈現，而以「直觀」的方式貫入作品，成為作品的內部結構，使得張愛玲的小說處處瀰漫著特殊的愁悒、猶疑的氣氛與情調。張愛玲對於人類複雜多變的情感異常的不信任，對於婚姻關係更是多所質疑，因此她筆下的男女，多的是試探式的調情、斤斤計較的交易、以及對許諾的揶揄。這種懷疑的精神特質流露於描寫婚姻的文字裡，無疑地掌握了某種人際關係永恆的特質，遠紹《紅樓夢》的言情傳統，另闢蹊徑，呈現多面而動人的風貌。張愛玲是最具現代主義精神的女性小說家。雖然隨著時代進步，女性地位、生活經驗與自我意識不免有所變遷，女性主義興起後，張愛玲筆下的「怨女」非但不曾過時，反而突顯了在父權社會壓抑下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質，從而獲得先驅性的意義，這正是她在小說創作上成為祖師奶奶的重要憑藉，說她代有傳人一點也不為過，白先勇、蔣曉雲、施叔青、鍾曉陽、蘇偉貞、鄭寶娟等等莫不與她有傳承影響的關係。作品有：《秧歌》（1954）、《赤地之戀》（1954）、〈張愛玲短篇小說集〉（1978）等等。
五○年代的小說創作多半延續五四以來寫實的傾向，女性創作以情感表現、舖陳敘述為主，主題泰半局限在反共懷鄉的意識型態之中，反共者多記事慷慨，懷鄉者每抒情優美，漸成格套，形成六○年代女性小說創作興起的契機。歐陽子少女時期喜愛張秀亞、孟瑤的作品，模仿她們的抒情語言，施叔青更是對張愛玲推崇備至，成為私淑傳人。第三節 《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的批評視角
本節擬分兩部份就女性經驗與女性主義、現代主義與其他（主要是與存在主義、弗洛伊德思潮的纏錯部份）進行論述，說明本文的批評視角。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k/ka ... /ch-03.htm
《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崛起於六○年代，歷經七○、八○年代的轉折進入九○年代，她們的創作與五○年代並不必然相關，與台灣社會六○年代以降的政經情勢也呈深淺程度不同關係，然而她們的出現既以台灣的大環境為背景，乃至她們自己也成為背景的一部份，她們的存在意義必須放入歷史的脈絡中才能顯豁，因此，我們的論述就不得不對台灣現代文學斷面有一清晰的了解，對台灣女性創作以及《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作一背景的回顧。本章將在第一節探討台灣近代女性創作興盛的成因，歷述台灣五○年代至九○年代初期的重要文學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原因，在第二節論述傳統女性創作的概況，而以五○年代為主，在第三節說明本文將採用的分析技巧。（1950～1990）第一節 台灣近代女性創作興盛的成因：1950～1989 本節就女性創作興盛的成因進行社會背景的考察，考察的方式分兩程進行。五○年代以降，高等教育普及、婦女經濟自主、女性閱讀人口增加、女性的社會參與提高等等蘊育了一個適於女性創作發展的空間，其次就社會思潮著眼，論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文學運動的起伏對女性創作的影響。
壹、社會背景的考察：邊際因素
一、 高等教育的普及
台灣高等教育的普及，其迅速，嘉惠女性之大，自調查與統計中最得以知其大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四十餘年，蔡青龍〈戰後臺灣教育與勞動力發展之性別差異〉（1985，頁284）一文謂：一九五三年，臺灣女性二十至二四歲人口平均只受3.94年的教育，為同類男性受教育年數的57％，而到一九八三年該年齡層之女性，其受教育者，平均為10.06年，女性則受105年的教育。女性為男性年數的百分之九十四，相差很少。根據一九八六年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男女生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非但不再男高女低，女性甚且優於男性（教育部，1986，頁28～33）。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逐年呈上升曲線，並非一蹴而成，一九七一年夏天，聯考放榜，輿論一片「如何防止女生過多，保障男生名額」之聲，可見婦女攻讀高等教育的優勢絕非八○年代以後的事，早在六○年代末期即已出現。
高等教育是培養女性小說家角逐繆司恩寵的主要原因。此一現象，在《現代文學》特別顯著。《現代文學》由於是一學院氣氛濃厚的同仁刊物，出現的女性小說家，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皆出身文學院，外文系的叢甦、歐陽子、陳若曦；法文系的施叔青；歷史系的於梨華；哲學系的李昂；巧的是，這六位全進修了至少一個以上的碩士學位。觀念的開放，公平的聯考制度給予女性力爭上游的機會，許多大學的文科，盡為女性天下，破壞了兩性在文史類科的學習生態，教育家不免憂心忡忡。然而人文學科的養成教育使女性接觸大量的文藝作品，熟習文學傳統與藝術精神，啟發她們表達技巧，訓練她們斟酌用字，一旦從事文學創作，自然能游刃有餘，而有較大的成就。時代的腳步愈近，機會愈形開放，婦女受高等教育者日益增多，女性創作也就愈形興盛。
二、經濟生活的獨立
經濟的急劇進步；科技的日益發達；自動化的加速進行；智力工作相形較需求勞力者殷切；婦女之作為人力資源，不得不善加開發以改進總生產力；小家庭往往需要兩份薪水才能維持較高生活水準的現實等等，大勢所趨，婦女就業的意願與機會大幅增加。李國鼎（1985）在〈台灣婦女人力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一文中早已指出，婦女人力逐漸由家庭走入就業市場，直接投入生產活動，這是高度就業國家的潮流所趨。台灣地區過去輝煌的經建成就，婦女人力提供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臺灣女性的就業率由一九六五年的33％增加為一九八三年的42％。六○年代，《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多半負笈異國，她們回國時，參與的正是變化中的七○年代，施叔青、李昂都是這樣的例子。同時，單身女性在當代社會顯著增加，這批現代女性以其高知識水準、高能力與男性逐鹿主管市場，往往頗有斬獲。
三、社會參與的提高
經濟的獨立，使得女性得以擺脫生活上對父權的依賴，建構自我存在的尊嚴，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基礎；而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女性知識大增，不僅能從事高難度的思考，辨明社會體制的合理性，她們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相對地強化，得以用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家電用品普及，簡化了家務處理，再加上人口政策的推行，生養子女數目的控制，女性得以從家庭繩綁中解脫，節省了諸多精神和時間，連帶提高她們參與社會服務的動機，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而社會風氣開放的結果，男外女內的生活模式受到挑戰，一般人也逐漸能接受女性扮演多重角色。女性參與的社會服務，除慈善、公益，也透過抗爭實現自己的訴求，要求改善法律中不平等的條文即其一例。（李美枝，1985，頁453；謝美蓮，1988，頁110）。
四、女性閱讀人口的增加
高等教育普及，中、低層教育的推廣更見效度，識字人口增加，隨之增加的，是閱讀人口。傳統女性的工作分量由機器分勞，生活餘暇增加，她們又有經濟能力，得以決定打發時間的方式，購買圖書閱讀，同時也就決定了出版市場。小說本身即一較傾向女性的書寫形式，它所描繪的東家長、西家短的種種日常生活細節，隸屬于婦道人家嚼舌頭、扯閒話的「世襲領地」，不像史詩歌頌沙場征戰，英雄壯舉，一看便是鬚眉丈夫的志趣所在。（黃梅，1991，頁1）。台灣小說數十年來在各種文類中，備受女性讀者青睞，可說其來有自，並可與西方小說之興起，互收發明之效。 小說興起於十八世紀的英國，正是工業革命以後，生產地與居家處分離，同時過去婦女日常必須操持的家務勞作大半被機器取代，她們的閒暇憑空多了許多，男人則藉著工業迅速累積他們的財富，並且把家中婦女的悠閒、教養視為社交的籌碼，鼓勵婦女學習技能，以便在必要時自力更生，而指導女性貞潔、舉止言行的「行為指南」（conduct books）更是應運而生，多如過江之鯽，以應付廣大的女性閱讀人口，這個教育女性的新興潮流，與英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及其意識形態對男女的制約關係。女性作家撰撰寫的閨閣小說在這潮流的推波助瀾之下，因此形成小說興起初期的主流文類之一。也就是說，女性透過社交之風雅，透過她們在家庭中的掌控地位，以及她們「在家」 的書寫與閱讀，參與兩性規範的建立與文化的建構（Nancy Armstrong， 。1993，頁805）
無獨有偶，英國的情況正可印証於台灣。女性讀者與女性作家互相養成，其於台灣文化界之重要性，暢銷排行榜可見一斑，從五○年代的琦君到九○年代的小說族，這個階段也正是台灣中產階級形成的時期，蕭新煌就以為台灣都市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正式分開是在六○年代，中產階級的力量隨時間逐步擴大（松永正義等編譯，1990，頁27。）
台灣從五○年代到九○年代的教育與生活水平的變化，請參見圖一、二、三、四。
貳、核心因素：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西方的婦女運動可以溯至法國大革命，至二十世紀中，婦女向社會要求同等就業權、教育權、公民權、參政灌、同工同酬。六○年代，美國又興起了「新女權運動」，婦女不僅爭取法律和人格平等，更進一步要求擁有自己心身的權利（楊美惠，1988，頁1～35）。於是便開始以「婦女科學化、學科化」的新課題，挑戰人類科學的傳統理論，對傳統的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形成重大的沖擊，影響所至，遠超出了婦女運動本身。學者（包括男性及女性）開始在男性世襲的理性科學中開拓了許多專門的婦女學科，諸如婦女史、婦女人類學、女性心理學、婦女社會學、婦女文學史等等，這些學科化的婦女研究，使目前引為典範的科學知識出現了許多缺乏，並有所裨補。七○年代，在美國發展的激進女性主義，建立「兩性角色分析」的理論，以為社會將男女生理差異刻意渲染，設計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強調兩性扮演，以維持男性優權；七○年代中期，發展了「男女劃一」論，未幾衍生「女子中心」論，齊一分析「後天」社會培養的「性角色」與「性心理」如何導致男女兩性關係的扭曲，同時提倡「女人認同女人」，以團結女性的意志和力量（楊美惠，1985，頁26～27）。這股思潮對留學的《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多少產生影響，於梨華寫作《考驗》時，思羽決定離開丈夫兒女，另行開拓自己的前途，就是受了當時女性主義的影響（1990，頁13）。
女性依附父權在東方有更久的歷史，台灣尤然。日本據台時期台胞權益飽受壓抑，遑論婦女！西方女性主義者為自己的理念與主張往往不惜流血抗爭，示威遊行，奔走呼籲，他們努力的歷程固然艱辛，卻也給社會無數深入了解其理念、主張的機會。運動一旦成功，理念與主張就能充分在社會各個階層落實。中國則不然。中國憲法保障兩性的平等，限制性別歧視，開放婦女參政機會、工作權，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的自由等等，這些關係婦女權益的重大條規雖然也有民初女性主義運動者努力的成份，有一大部份是直接學習西方觀念的結果，並未經過廣大社會運動的落實，深入各個階層。當這些成果隨著國民政府移植到台灣，台灣婦女有的是對自己享有的權益所知有限，有的是享有權益而不知其所以然，至於進一步反省婦女權益的不足，如何爭取兩性平權更是聞所未聞。因而婦運在台灣露面完全是一新運動的種籽，必須在適當的環境下才得以抽芽茁長，而一般教育的普及、經濟生活的水平、社會參與的程度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發展與台灣婦女運動形成等差的關係，依其發展實況，可以分為四期，茲條述如下。
國民政府遷台的四○年代末期至六○年代，台灣的政治氣壓沉重，一般教育、經濟生活、社會參與皆處於開發階段，可視為婦運的準備期（註一）。六○年代在現代主義文學的主流中，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1964），鍾肇政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冊(1965），尉天驄創刊《文學季刊》（1966）成為七○年代主流上游。
七○年代初承接六○年代的緒餘，越戰、人權、嬉痞，蓄長髮、穿T恤、喇叭褲、美軍電台、搖滾樂等等。隨著時間推移，台灣已由農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出口導向的加工經濟，加工出口區在各地普遍成立，政策必需抑農扶工，迫使農村的勞動人口流向工廠，流向都市，勞動力可以計價買賣，個人以此就業，變成一個個游離的自由人，正符合企業主與時代的需要。當時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與外交的節節挫敗、在野民主化運動等各以不同的音階同時和奏。最後一批美援於七○年運抵台灣，接著發生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1971）、與日本斷交、尼克森與北京簽署上海公報（1972）、美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1973），全球性石油危機，蔣中正去逝，越戰結束（1975），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中壢事件發生（1977），卡特與北京建交（1978），進行中的台灣國會選舉取消，爆發美麗島事件（1979）。這一連串的政、經動盪，各具特殊意義，而以保釣運動促使知識分子反省、認清國際現勢中台灣的地位，最具里程碑的姿態（1970.8），標識一個展開思辯，追尋意義，關懷現實的台灣新紀元。在聯合國喪失會籍，意味著台灣喪失國際的存在證明，同時也喪失代表中國的身份，迫使台灣必須在台灣本身尋求自我認同，於是而有政治上本土化政策的落實，文化上本土意識的興起；保釣最後的分化，則預示了未來台灣知識分子政治與思考模式的歧異：統獨分裂。一九七一年《大學雜誌》出刊，「大學雜誌集團知識分子改革運動」乃是戰後台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運動之一，它促成了七二年蔣經國的出任行政院長，隨即於七三年與統治階層決裂，該集團成員一部分被延攬入官，一部分被放逐在野，「它代表了新興知識分子要求效率化與合理化的意願，也反映出了一定程度要求民主化的趨勢。」（南方朔，中國時報，第二十七版，1993.72）接下來的文化大事，整個指向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求。報紙增張了，另一方面是代表本土性的民主運動雜誌《台灣政論》出版（1975）。此後黨外雜誌前仆後繼，出出禁禁，較具代表性的有《夏潮》（1976），《這一代》（1977）、《新生代》（1978），《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1979）；再一方面是文化界的自省，用自己的語言旋律唱自己的歌、寫自己的故事、跳自己的舞蹈、畫自己的繪畫，於是而有朱銘的雕刻、洪通的繪畫、陳達的民謠、林懷民的舞蹈、王禎和與黃春明的小說，於是而有現代詩論戰（1972～1973）、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在六○年代中西文化論戰中從未出現爭議的「中國」意識開始受到質疑，台灣與中國究竟呈怎樣的一種關係﹖「用現實台灣代表中國」的訴求，反對舊民族主義，也反對五四以來綿延不斷的西化傾向，於是主導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潮流受到強烈抨擊，創作者回頭重新擁抱寫實主義。鄉土文學論戰原本是一場沒有交集的對話（註二），然而在中國意識籠罩下的台灣鄉土意識原本模糊而片斷，逐漸擴展為完整的本土意識，脫中心化（中國意識與官方體制）與脫西方自我顯化的完成（李永熾，第22版，1993.74）卻不能不說是近代台灣文化界最大的盛事。
整個七○年代，在野的民間力量日益龐大，中產階級的政、經實力日益增加，婦運的興起與進行，腳步相對顯得蹣跚，純然是一種邊際的姿態，呂秀蓮「左手新女性，右手民主人」（呂秀蓮，第27版，1993.79）的個人經驗正說明了早期婦運依違於政運的關係。呂氏（1970）一面透過撰寫文章，舉辦演講、組織群眾運動的方式，經營「拓荒者之家」與「拓荒者出版社」，在高雄、台北設立「保護妳」專線，一面抨擊社會中種種男女不平等現象，要求修改民法、國籍法中關於子女姓氏、國籍、監護權、親權、夫妻財產等父權法條，並為「民法親屬編修訂草案」和「墮胎合法化」兩案催生。在性別論述上，呂秀蓮頗見搖擺，她主張「先做人，再做女人」、「人盡其才」，又強調女人「是什麼，像什麼」，結了婚就必須盡到持家教子、守貞的「本分」，同時她在穿著上非常女性化。對於父系社會用以枷鎖女性的婚姻制度，異性戀意識型態和「母性」，呂氏從未深入批判（註三）。儘管如此，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仍趨保守，女權僅對少部份中產階級的職業婦女產生意義，難收成效。《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投身此一潮流的，有施叔青、李昂、歐陽子。施叔青與呂秀蓮合辦拓荒者出版社；李昂自謂曾經為呂秀蓮提過公事包（1993，7，第37版），並隨之也投身婦女社會工作；人在美國的歐陽子，翻譯了《第二性》（1971），請參見本文第四章。呂秀蓮因美麗島事件入獄（1979），婦運告一段落，可視為第二階段開發期。由此可見，台灣女性自我主體的追尋稍慢於台灣主體性的追尋，主張也比較溫和。
鄉土文學運動的理念，起源於七○年代知識分子對台灣問題的初步回歸與反省，社會性與民族性為兩大訴求，個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即陳映真，而後不得不結束於八○年代中期「國家認同」問題的尖銳對立與分化（呂正惠，1993.12.15～19），交棒給後現代。八○年代後現代時期的潮流是通俗與嚴肅的評價不復河漢，小說創作人口地一般化──這是小說通俗化的必然結果（蔡源煌，1993.1.12～14，第二十七版）。雖然報禁解除，報紙增張，小說發表的空間卻日漸萎縮，小說家與閱讀者同時受到新媒體──電視、電影，新事物──股票、六合彩，新娛樂──卡拉OK、KTV等等的嚴厲挑戰。在題材上，值得注意的有政治小說興起而詼諧化，以及女性主義議題的白熱化。
美麗島事件之後至八○年代中期為社會運動的低沉期。然而由於婦女教育程度、經濟生活、社會參與呈明顯地提升，國際女權思潮的澎湃，人權意識的增強，中產階級力量日形穩固，社會發展更形多元化，女性角色及兩性關係進而成為社會最主要的議題之一，婦運進入第三階段，為開展期。不同性質的婦女團體及女性雜誌相繼成立，李元貞創辦《婦女新知》（1982，頁117～122）雜誌尤其最具意義。《婦女新知》持續關注婦女在公共領域中的平等權益外，並致力於譯介西方女性主義的經典著作，努力推廣女性主義的知識及其應用，在心理、藝術和文學批評等各個領域中，探索中國傳統女性備受壓抑的癥結所在，留心女性文化的發展和建構。該階段的婦運不再以「新女性主義」為口號，改以「新兩性關係」為取向，朝建立兩性平等、和諧的社會而努力。迨戒嚴法解除（1986），政治禁忌日漸消除，地區性社會運動日益增加，處於邊緣地位的台灣婦運，有了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對婦運而言，民主化是個非常有利的因素，「因為民主化的開放社會不但可以提供社會運動的沃土，它也提供婦女積極參與政治，培養婦女領導組織社團和凝聚社會力的能力，更可以拓寬現有婦運的議題和活動視野，提高其可見性和政策有效性。民主化亦可間接促成今後婦運的多元化。」（顧燕翎，1989，頁315）是為第四個階段，蓬勃期（註四）。但截至目前，未來顯然還有一段路要走。婦運的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少數個人和團體，趨向於分散和多元。學術界，女性專業人員和許多婦女團體分頭努力，甚至聯合行動，不畏採取抗爭的方式來表達婦女的意見和立場。「總之，這時期自發性婦運的可見性較高，雖然仍以中產階級的婦女為主流，但對女性和性別體制的意識型態漸出現不同的看法。其訴求的對象和議題也有差異。」（顧燕翎，1989，頁314）
捨棄時間的分期，改從女性自覺的不同階段作為分期的準據，最早女性處於一切唯男性價值標準是依的「渾沌期」；接著進入「認同期」，要求社會提供女性「上進」的機會，參與原屬男性的階層或團體；至「抗議期」，女性了解女性所遭遇的壓抑是群體性、結構性問題，開始就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等角度來從事系統性思考，最後主張建構女性中心（woman-centered）文化理論，以為女性是文明與生命的基石，強調女性經驗的存在意義與不可取代，力圖以此改進父系社會建制的缺失，最終期於進入一個兩性彼此尊重，發揮所長，攜手共同創造世界福祉的平等「合作期」。
新女性在尋找、建立新自我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遭遇與舊傳統的衝突。男性中心社會有形與無形的壓制與束縛，認同社會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得許多女性憂慮自我成就可能帶來的問題，遲緩她們自我實現的腳步。此外，兼顧職業與家庭畢竟十分艱苦，生活時間分割零碎，不易做整體思考，大環境的限制，如社會對女性刻板的角色印象等等都阻礙女性知識分子進入更廣闊的自我實現的空間，有待國內女性攜手努力，共同加以克服。我們將逐漸發現，女性知識、經驗、自我意識的成長，為女性小說家的崛起與成長奠定了堅確的礎石，並且可以互相印證。下一節，我們將進一步討論過去女性創作的特色，目前與未來女性創作的走向，特別是關乎文學的傑出論述。第二節、女性創作遺產的考察 壹、 五○年代以前女性創作之概況
從歷史的研究發現，中國在父權社會體制下，女性的生存價值依附於男性，與西方相同（註五），文學史裡女性論述和女性文學向來不曾佔有一席之地，如果有，也居於「邊陲」、「末流」、「附庸」的地位；《詩經》裡有許多性格清楚的女聲，吳歌西曲中的微吟短製，其共同特點之一，是不具姓氏，如蔡琰詩、李清照詞的名動千古者，屈指可數。女性著有姓氏參與重要文學活動，乃至文體的締造，罕見於文學史，即便如塗山氏使妾候禹於塗山之陽作〈候人之歌〉，有娀氏之女在九成之臺作〈飛燕之歌〉，分別是南、北音（樂府）的起源（《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文學史家只當作傳說（註六）。至於班婕妤〈團扇歌〉為五言詩的起源，唐山夫人〈房中歌〉為三言詩起源，至今尚未成定論。而更多的女性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意識型態箝制，根本沒有機會自覺地從事文學創作，成為作家的，也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女性的處境，多由男性作家代筆，女性有限的作品，也由男性評論者品鑒，由是，女性自身的存在，包括思考方式，往往受到男性中心思想──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總控制而不自覺，如漢朝的班昭、唐朝的宋若莘和陳邈妻鄭氏，以及明朝的仁孝文皇后等便臣服於父權社會的律則，寫作《女誡》、《女論語》、《女孝經》、及《內訓》自我束縛的作品。也有如班婕妤之流，雖未正面肯定父權社會，卻吻合了封建禮教的理念。還有的從事「閨閣文學」，作為男性文學的附屬品，所謂《紅香小冊》、《翠樓吟稿》即是。據統計，從漢魏六朝到清末民初，有姓無名，有名無姓及只見丈夫姓氏不見作者姓名的女作者有四千多人，流傳下來八百多種詩文集，純作為父權社賞玩的對象。
這種情形一直維持至戊戌變法後近代啟蒙思潮興起，才有大幅轉變。女性編輯的有關女權運動的刊物陸續出現，陳擷芬的《女蘇報》，秋瑾女士的《中國女報》。然而中國女性小說家的出，雖然可以推始於清同治時女史作的說唱的平話小說《筆生花》，其成為氣候，還有待「五四」時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降的二三十年間，新詩處於摸索階段，在試驗中尋求新的形式及尋求社會的認可及接納，重要女詩人僅有冰心（1900-）一個（註七）；在小說方面卻有不少令人矚目的女作家，《新青年》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女性小說作者陳衡哲（1893-1976），再過半年多北京《晨報》出現了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作家謝冰心。新文學發軔的一、二十年間，女性作家輩出，前述兩位之外，還有廬隱（1898-1934）、馮沅君（1900-1974）、蘇雪林（1899-）、石評梅（1902-1928）、凌叔華（1900-1990），稍晚出的有丁玲（1904-1986）、謝冰瑩（1906-）、蕭紅（1911-1942）、羅淑（1903-1938）、草明（1913-）、白薇（1894-1987）、白朗（1912-）等。是時刊物上以女士署名的作者不下二十人，文章或小說都以帶「女」字為榮，形成了一種推崇女性作品的風尚，而謝冰心的影響在當時作家中僅居魯迅之下。她們與傳統作品最大的不同是深入自己個性的同時，也能扣住時代思潮。婦女的題材是她們心靈世界的聚光點，寫得次多的是兒童題材。舊文學史上，女性韻文文學的成就遠超過女性散文文學。「五四」女性作家的重要突破，卻是把抒情性、音樂感推廣到小說藝術領域。（楊義，1993，頁99～111）返顧戰前的臺灣，女性作家在日本殖民政體的統治下，女性受教育的機會是有限臺民中的有限，因而只見張碧華、陳清葉、楊千鶴、黃寶桃、郭翠玉、陳春映等偶有創作。然而戰後三、四十年來，臺灣女作家陸續嶄露頭角，大放異彩。根據統計，巨人版的七十位詩人裡，女性占了八位，約為九分之一；六十七位散文家裡，女性多達三十一位，幾近一半；九十七位小說家裡，女性占了二十三位，約為四分之一。這數字說明了臺灣文壇四十年來不變的傳統：女作家最出色的表現在散文，其次是小說，最後才是詩。九歌版的大系九十九位詩人裡有十九位女性，九十位散文家裡有三十二位女性，七十位小說家裡有十八位女性，所占比重依次約為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仍然是散文最盛，小說次之，詩殿後。儘管如此，卻也看得出來，女性在小說創作維持一定的比重（巨人版占四．一分之一，九歌版占三．八分之一）。九歌版評論卷五十九位作家裡女性占了七位，超過十分之一。女作家在散文與小說上簡直舉足輕重，在詩與評論上也漸漸追了上來，「成長率」可觀。（余光中，1989，頁4～5）
一九八四年由中央圖書館等單位舉辦「當代女作家作品展」所編的書目顯示：當代國內及海外自由地區有單行本出版的女作家，截至一九八三年年底止有二九四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計收作家六二三人，其中女作家一九四人，約占30％。如果以八○年代女性文學之蓬勃發展來看，女作家之人數應尚不限此數。而由於六○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係根植於五○年代培植的文學土壤之上，必須銜接於五○年代之後加以理解，此地不得不對五○年代的創作情況多事關注。女性各階層教育的普遍提高，經濟的獨立，社會參與增加，導致女性意識的抬頭，女性主義論述與批評的風起雲湧，對女性小說家的崛起與成長形成決定性而且能動性的影響，對女性小說的創作也充滿意義。女性經過這樣一個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女性生活多元化了，生活空間遼闊了，經驗內容繁複了，有了更多的寫作題材，更深刻的思考視野，她們探討問題的角度也變得尖銳而少顧忌。小說這個敘述文體的特質，尤其能扣緊社會變遷下女性的成長、變化，於梨華、叢甦、陳若曦小說中的女人，早已不再局限於委屈求全的弱者。《變》、〈殺夫〉等等作品，篇名即已充滿寓意。事實再次給我們啟示：女作家的研究不可或缺。
貳、五○年代時期女性創作之概況
四○年代末期，國民政府播遷，旋即跨入五○年代，尾隨來台的作家，除了軍中作家之外，便以女性作家為大宗，她們作品的質與量相當可觀，散文如琦君、鍾梅音（註八）、張秀亞（1919-）（註九）、徐鍾珮（註十），小說如孟瑤（註十一）、潘人木、張漱菡（註十二），以及旅居大陸多年返台定居的林海音等等，她們的共同特色是：技巧以細膩擅場，主題反共的寓意較隱，懷鄉的心念較深，在禾秀的微吟裡及於現實生活的關切，時空表現涵括大陸與台灣的家居生活、個人情感等等。其中，張漱菡應屬所謂的「新銳的小市民趣味文學」（尉天驄，1985，頁452）， 不為反共懷鄉的主題所範疇，然而「缺乏深度的，略帶浪漫氣息的，其中的感傷、夢幻的成分也多少少填補了一般青年的空虛」。這時期的重要作品有琦君的《菁姐》（1956）、《百合羹》（1958）等一系列作品，林海音的《城南舊事》（1960），郭良蕙的《泥窪的邊緣》（1954）、張秀亞的《七弦琴》（1954）、艾雯的《魔鬼的契約》（1955）、劉枋的《逝水》（1955）、繁露的《養女湖》（1956），孟瑤的《心園》（1953）、嚴友梅的《無聲的琴》（1956）、童真的《古香爐》與《翠島湖》(1958）等；聶華苓則有《葛藤》（1957）、《翡翠貓》（1959）。這些女作家有許多人同時是傑出的散文家，琦君（1917-）尤為佼佼者。琦君，本名潘琦君，父親任職鄉吏，從小接受傳統鄉塾教育，國學根柢深厚，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自來台伊始，出版了二十冊散文集單行本，三十年來暢銷不衰，題材環繞家鄉與童年生活的人物與事件，塾師、長工、二姨、母親等等，其中一部份堪稱自傳性濃厚的散文體小說，如〈菁組〉（1956）。琦君的作品充滿人性光明面的歌頌，時而涉及人性艱辛的掙扎，譬如她描述父親娶了二姨進門後，母親的寂寞，她與二姨之間緊張的情感關係，直到父親去世，兩個女人互相知解同情，哀而不傷，溫柔敦厚，蘊藉深長，可謂為琦君最典型的風格，深富教育性。然而她所描寫的題材未免失之單面，過於理想化，缺乏立體的塑像效果。她所臨摹的世界，是傳統大陸的鄉俗世界，同時滿足了現代人對古老中國文化與隔絕於海峽那個中國大陸的鄉愁，在當時具有十足的代表性。
這一個階段的作品，除了聶華苓的作品已跨入現代派的門檻，餘皆以反共懷鄉的特定主題意識，不同的評論家眼中有不同的評價。
就肯定面立說的評論者以為「光復後十年間，台灣文壇上質量最豐收的是被稱為『懷鄉文學』的作品。古往今來人類對家鄉和往事的懷戀一直是文學的主要題材。....它們（小說）各自以相當完整的結構，比較超然的態度，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字風格記錄甚至分析了那個多苦多難、血淚交迸的時代。」（齊邦媛，1990，頁10）持類似看法的，有司徒衛（1979，頁283）、劉心皇（1970，頁219）、張素貞(1974，頁83）、公孫嬿（1970，頁48）、周錦（1976，頁808）。
就否定面立說的評論者，則強調「不幸，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年代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落為政策的附傭，最後導致這些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葉石濤，1987，頁88）主張相似的，有王拓（1980，頁109）、彭瑞金（1991，頁100）、白少帆（1987，頁267）。
持折中態度的，則說本階段「作品有血有淚，真實感人，然而時日一久，逐漸演變為主題重於一切，口號充斥於一般流八股之中，毫不講求技法，導致後來一般人對『反共小說』的排斥心理。」（隱地，1974，頁3）
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學主題意識不斷重覆之後，泛濫成災，逐漸僵化為陳腔（cliche），是必然的趨勢，原不獨反共懷鄉文學為然。何況，反共懷鄉小說原是威權體制刻意經營的花圃，一旦時勢移改、政策調節，植栽全面置換並不意外。考察這一個時期的作品，表現內容上可說略無新意，在藝術形式的開拓上，雖說賡續五四寫實一路卻仍有創獲，語言文字的修飾冶鍊、故事情節的編排插置，都在一定的格局內日有進境。如軍中作家與司馬中原，段彩華並稱「三劍客」的朱西寧，便以鮮活的口語，沉重的死亡意識，深入刻劃人性的病態，道德的掙扎，往往呈現驚人的批判性，作品有《大火炬的愛》（1952）、《春雷》（1949）、賊（1949）。他的〈鐵漿〉（1961）描寫舊家族、舊世界的萎頓、消失，新世界的到來，敘述文體簡潔明快，絕無累贅；〈破曉時分〉（1963）描寫少年的主角涉入成人世界的探險歷程。他的作品往往涉及現代化過程中面臨崩潰的農村經濟結構與倫理價值，與台灣七○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一樣，呈現眷戀舊社會的情懷，譴責現代化對農村生活樣態的侵襲。又如姜貴，他以傳統小說的說書技巧，描寫古老的鄉鎮，傳統的制度，將共產革命者視同色情狂，於炎涼世態絕不寬貸，人物創造生動，意象鮮明，成就逾於反共文學的模式，重要作品有《旋風》（1949）。然而此地關注的焦點還是在女性小說家，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音、潘人木、張愛玲。
林海音（1918-），籍貫台灣，出生日本，成長於北平的複雜經歷，成為她創作的泉源，尤其是北平，加深她作品中濃郁的家國特色，作品有《城南舊事》（1960）、《綠藻與鹹蛋》（1957）、《曉雲》（1959）。林海音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創辦《純文學月刊》、「純文學出版社」，發掘、鼓勵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在台灣文壇的影響力十分可觀。
分析林海音寫作的題材，大抵可分三大類：童年居住北平城南的景色與人物；民國初年的婚姻故事；光復後十年間台灣生活風貌。林海音的小說都有完整的敘述體式，人際關係和時空背景細密配合，即使是用第一人稱敘事手法時，也能維持著冷靜、客觀的敘述態度，《城南舊事》雖是五篇短篇小說合集，實則為一長篇的格局。小說中人物與時空的緊緊貫連，主角人物英子即林海音的化身，她由七歲（1923）成長到十三歲，故事循她的觀點發展無數的悲歡離合，有英子來自台灣的父母，她的弟弟妹妹；有惠安館裡住著的瘋女，胡同口的養女妞兒；廢園裡的小偷；逃亡的姨太太蘭姨娘；和全書中無處不在的宋媽。市廛風光、家居生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悲哀無告的愛情，婦女、孩童、老人、流浪漢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她匠心獨詣的編織下，穿錯地凸顯時代社會的性格。
在女作家群中，潘人木（1919-）的《蓮》、《馬蘭的故事》（1987）、《如夢記》（1951）曾獲中華文藝獎，是反共愛國文學的正字標記。三部小說都以女性經驗為主體，情節離奇，人物龐雜，主題鮮明。《蓮漪表妹》（1952）選擇抗日戰爭期間左翼分子在大學校園的地下活動為時代背景，敘述一對表姊妹的經歷。表妹活躍於政治，被誑騙而終至萬劫不復，表姊安分守己終能歷劫平安，潘人木嘗試紀錄國共內戰，抗訴共產黨利用年青人的熱情以顛覆國民政府，小說除了預設政治立場兼事斬釘截鐵的道德判斷。她的文字清新，筆尖多帶詼諧、譬喻，熱血澎湃，人物類型往往是善惡是非的表徵，塑造扁平，卻是反共懷鄉文學中重要的女性聲音。
張愛玲（1921-），生於上海，河北豐潤人。曾於一九六一年訪台，由當時讀大二的王禎和陪伴，遊歷花蓮，短暫停留後離開，然而她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影響卻是歷久而彌新。做為一個作者，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只覺她甚麼都曉得，其實她卻世事經歷得很少，但是這個時代的一切自會來與她交涉」（胡蘭成，1986，頁188）。她的時代感是「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於我們親。」一旦從事觀照，她是主觀的，事事物物有她自己的意見，是事物來就她，就她的事物裡，她又只是臨水鑒照，那姿態又彷彿一點都不關她自己，使她能深入人情世故最不堪的部分，使得小說處處帶「自然主義」的色彩。她對顏色、氣味的掌握尤其親切，小說世界永遠充滿細膩、華麗的意象，精確的意態與形致。她習用的敘述方式是「舊小說觀羼用在場人物觀點」（張愛玲，1988，頁36），這種敘述並不以理性、客觀分析的方式呈現，而以「直觀」的方式貫入作品，成為作品的內部結構，使得張愛玲的小說處處瀰漫著特殊的愁悒、猶疑的氣氛與情調。張愛玲對於人類複雜多變的情感異常的不信任，對於婚姻關係更是多所質疑，因此她筆下的男女，多的是試探式的調情、斤斤計較的交易、以及對許諾的揶揄。這種懷疑的精神特質流露於描寫婚姻的文字裡，無疑地掌握了某種人際關係永恆的特質，遠紹《紅樓夢》的言情傳統，另闢蹊徑，呈現多面而動人的風貌。張愛玲是最具現代主義精神的女性小說家。雖然隨著時代進步，女性地位、生活經驗與自我意識不免有所變遷，女性主義興起後，張愛玲筆下的「怨女」非但不曾過時，反而突顯了在父權社會壓抑下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質，從而獲得先驅性的意義，這正是她在小說創作上成為祖師奶奶的重要憑藉，說她代有傳人一點也不為過，白先勇、蔣曉雲、施叔青、鍾曉陽、蘇偉貞、鄭寶娟等等莫不與她有傳承影響的關係。作品有：《秧歌》（1954）、《赤地之戀》（1954）、〈張愛玲短篇小說集〉（1978）等等。
五○年代的小說創作多半延續五四以來寫實的傾向，女性創作以情感表現、舖陳敘述為主，主題泰半局限在反共懷鄉的意識型態之中，反共者多記事慷慨，懷鄉者每抒情優美，漸成格套，形成六○年代女性小說創作興起的契機。歐陽子少女時期喜愛張秀亞、孟瑤的作品，模仿她們的抒情語言，施叔青更是對張愛玲推崇備至，成為私淑傳人。第三節 《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的批評視角
本節擬分兩部份就女性經驗與女性主義、現代主義與其他（主要是與存在主義、弗洛伊德思潮的纏錯部份）進行論述，說明本文的批評視角。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k/ka ... /ch-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