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 6月 14, 2005 12:42 pm
琉璃貓提到：
可能只有部分絕高超文學氣質的詩作
需要一些科班出生的文學修養和技巧才能理會以外
舉世皆知我鎏光只有國中畢業
我只是個工人，沒念過幾年書
照您這麼說我只好自穢形慚含淚下臺
但我從不諱言也不隱瞞，可妳在說什麼？
我真的不懂妳們這些新一代寫手發言到底是依循什麼邏輯
讀詩跟學歷以及社會環境一點關係也沒有
端賴個人意願性向興趣而定
是你們不願去理解接受或者不夠用心就推給閱讀水平或學識基準
（這裡我不是指亮羽，我認同亮對其專業領域的認知）
格局以及身段問題
事實勝於雄辯
另外我不只一次的表達過
我欣賞亮羽的革命態度以及精神
我也期待國民詩在其成熟期能有亮眼的表現
只是現下疑雲眾多我們不得不提出質疑
妳們要求討論又感覺我們針鋒相對
那就不要附上請大家討論的敘述
我們就會好好當觀眾啊
最後您提到維新運動
什麼啦妳到底在說什麼啦大姐
維新運動原由是：
圖強與維新 -- 戊戌變法維新及其失敗
公元 1840 年 -- 公元 1911 年
一八九八（光緒廿四年，戊戌），康有為（一八五八 -- 一九二
七）、梁啟超（一八七三 -- 一九二九）等倡導推行維新變法，歷時
一百零三天而終告失敗，史稱「戊戌變法」或「百日維新」。
同、光間，洋務派推行學習西方的「自強新政」，為時三十餘載
。然在甲午戰爭炮聲中，李鴻章等全力經營之北洋艦隊竟一舉被殲，
宣告了洋務運動之慘敗。有識之士深知僅憑武備之改善，實未能挽救
中國之垂危，非進行一番改革不可，故乃有維新運動之興起。同時，
甲午一役，堂堂之中華大國竟敗於日本小國之手，舉國嘩然。日本原
係東方弱小之國，亦遭西方列強之侵擾。然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之
後，短短二十餘載間竟反弱為強、國勢驟盛，堪與西方各國較一短長
，此種範例予中國朝野之士以莫大啟示。加上甲午戰後，列強勢力如
洪水猛獸般入侵，強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之狂潮洶湧，中國被瓜分
之禍迫在眉睫。一些仁人志士為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相率奮起，奔
走呼號，欲改革腐敗之政治，而尋求救國之新徑。
維新運動之領導人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均粵省人，自幼受過
中國的傳統教育，又接觸了西方之思想文化，深懷救國圖強之理想。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當《馬關條約》簽訂之際，康有為號
召在京應試之舉子共一千三百餘人，發動「公車上書」，聯名向皇帝
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是次上書雖為都察院所拒而未儿上達
，但折稿經繕印散發，影響很大，成為戊戌變法之前奏。為達變法圖
強之目的，康、梁等維新派一面著書立說、繙譯西方名著，一面創學
會、辦報紙，宣傳維新思想，駁斥反對變革的守舊思潮。康有為曾撰
《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梁啟超發表了《變
法通議》等要文，譚嗣同（一八六五 -- 一八九八）著《仁學》，嚴
復（一八五三 -- 一九二一）譯《天演論》等書。一八九五年，康、
梁組織強學會，出版《中外紀聞》、《強學報》。後維新派又出版《
時務報》、《知新報》、《國聞報》、《湘學新報》等等。清近曾查
禁了各地之強學會，但康有又於一八九八年四月組織保國會，提出「
保國、保種、保教「」之口號。
康、梁改革主張由於光緒帝支持而化成變法的行動。同治年間及
光緒初年，西太后等垂簾聽政，朝政大權掌握在頑固勢力后黨手中。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德宗「親政」，極力想改變傀儡之地位
，帝、后二黨紛爭爭不已。康有為等想依靠皇帝權力以行變法，屢屢
向光緒帝上書。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一月，德宗由其師翁同
龢那裏得悉康有為的變法要求，遂令其條陳政見。康有為上有名的《
應詔統籌全局折》，系統奏明變法綱領，建議皇帝詔定國是，除舊佈
新。光緒帝得奏深為所動，決意實行變法，以擺脫后黨勢力的控制。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頒「明定國是」之詔令，宣佈實
行變法。旋召見康有為，任其為總理衙門章京，許專折奏事。自六月
十一日開始變法至九月二日西太后發動政變一百零三天內，新政之措
施陸續頒行，亦即「百日維新」。因歲次戊戌，故又稱「戊戌維新」
。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政治方面：撤併閒散重疊之衙門，如詹事府、通政司等，裁
減冗官；允許官民上書言事，廣開言論。
二、軍事方面：裁撤綠營軍兵；用新法訓練陸軍。
三、經濟方面：設路礦總局、農工商總局及各省商務局；提倡興
辦實業，創立商會、農會。
四、文化方面：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消各地書院，改設新式
學堂，如創辦京師大學堂及地方中小學堂；設立
譯書局繙譯外國書刊，准許自由創立報館與學會
。
但是變法卻遭到極大的阻力。以慈禧太后為首之后黨是堅決反對
變法之頑固勢力。變法始行，西太后即迫光緒帝罷免帝黨首領翁同龢
之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等職，又以新信榮祿（一八三六 -- 一九○
三）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京津，謀廢德宗。光緒帝密詔直隸
按察使袁世凱，命其除掉榮祿。袁偽示忠於皇帝，旋即向榮祿告密。
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囚光緒帝於中南海之瀛臺，自
己則以「訓政」之名重掌朝政。九月二十八日，維新派譚嗣同、楊銳
（一八五七 -- 一八九八）、劉光第（一八四九 -- 一八九八）、康
廣仁（一八六七 -- 一八九八）等「六君子」被害。康有為、梁啟超
逃亡國外，戊戌維新變法卒告失敗。
百日維新的失敗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如下：
（1） 清廷腐朽難維新：康、梁等維新派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君主
立憲，希望籍皇帝之權力來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故
其行動多局限於宮庭內的鬥爭，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殊
不知當時清廷統治已病入膏肓，非徹底推翻實無法推行根
本之變革。
（2） 吏治敗壞阻改革：在戊戌變法的一百零三天內，維新派雖
由皇帝下詔頒佈了不少革新措施，魚清朝末年之吏治弊端
已積重難返，各級官僚對新政推行均聞風不動。故各種變
革法令乃被束之高閣，成了一紙空文。
（3） 維新派毫無實權：維新派既局限於通過宮廷鬥爭來推行變
法，則其成敗端視清廷內部實力之對比如何。他們依靠的
光緒帝並沒有甚麼實權，處處受西太后掣肘。康有為等人
自己官職卑微，既無職權，又缺乏軍隊之支持。原來唯一
支持維新的大臣翁同龢在變法之初即被罷免，後來想借重
有實力的袁世凱卻被其出賣。
（4） 頑固派實力雄厚：當時朝廷之軍政大權盡操於慈禧太后的
后黨之手，他們頑固守舊，生怕變法會導致清廷統治不穩
或漢人過反掌權，故極力加以反對。一切不滿裁撤舊衙、
冗員和廢除綠營、八股之保勢力，均集合在后黨之下，使
后黨對政局的操縱和新法之存廢舉足輕重。
不過維新運動對後來的歷史卻有著重大的影響：
（一）啟迪民主思想：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但它通過創辦報紙、
著書立說、繙譯西書，介紹了西方的民主
自由思想，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學說、尋
求救國道路的主張，並發動過一次未成功
的變革。此對國人思想之解放頗有助力，
為未來民主革命思想的進一步傳播奠下了
基礎。
（二）促進國民革命：維新運動想依靠皇帝權力實行自上而下的
改革，結果遭到失敗。慘痛的教訓告訴人
們，不徹底推翻腐朽透頂的滿清統治，中
國是年法亡圖強的。於是，更多的人遂走
向新的道路，投身孫中山倡導的國民革命
洪流中去。
（三）刺激清廷排外：維新派力圖依靠英、日之同綪，來反對德
、俄對后黨的支持。戊戌政變後，英、日
助康、梁流亡海外，不允引渡彼等返國治
罪。一些外國使節亦干預廢掉光緒帝之計
劃。因此，慈禧太后乃轉而對洋人不滿，
後遂利用義和團掀起排外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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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跟你報告五四運動的原由是：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3期
第143-160頁 2001年11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林賢治*
摘 要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的領導人，也是建立中國共產政權的靈魂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毛澤東是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而毛澤東思想是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後，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範圍內，被許多人所崇奉信仰的思想主義。因此，探究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原由，不僅有助於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誕生，而且也能知道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救國救民的心路歷程。
本文首先從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大環境，來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為了救中國，所面臨的思想困境和現實難題。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使得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甚且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才能「再造中國」，因為它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武器。毛澤東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環境下，經過一番周折，才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最後，作者結論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不僅是整個歷史大環境使然，亦是儒家思想模式中極重要的特徵之一，這個特徵就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便是不自覺地整個承襲了儒家思想模式的這個特徵，而毛澤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亦不例外地也承襲了這個特徵。
關鍵詞：五四運動、整體性的反傳統、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
壹、前言
中國是個苦難的國家，近百年來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滄桑史。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和帝國主義的英國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從而揭開了這部滄桑史的序幕。往後，中國所遭受的侵略和凌辱紛至沓來，有如水銀瀉地般的一發不可收拾，終至被西方列強分割勢力範圍，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中國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交往，竟使中國淪落到這樣慘痛的田地，無怪乎李鴻章感慨地說，「此為三千餘年之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 。」吾人用「西洋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來形容中國當時之處境，並非過甚之辭 。
中國的知識份子面對此一大變和困境並未退縮，也絕不氣餒，仍本著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一貫傳統精神，胸懷大志，一心一意地努力探索一條新出路，使中國能從這一大變和困境之中，解脫出來。
從早期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馮桂芬、郭嵩燾、魏源、龔自珍、鄭觀應等人所實踐的自強運動開始，至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的辛亥革命，無一不是中國知識份子痛苦地探求中國新出路的典型寫照。但是，自強運動受甲午戰爭的考驗而徹底失敗；維新運動由於清廷的反對力量，而結束了它的短暫生命；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卻沒有實現孫中山的理想，中國還是呈現列強分割、軍閥混戰的局面。總之，從十九世紀六0年代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為止，中國的知識份子始終未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諸多難題，以使中國擺脫困境，走向光明的大道 。
在這段中國知識份子急於探求中國新出路的時期，他們企圖運用當時流行於西方的顯學思潮，諸如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 ( the Enlightenment ) 的天賦人權說和十九世紀的無政府主義 ( anarchism ) 、國家主義 ( nationalism )、社會主義 (socialism )，以及當時流行於美國的杜威 ( John Dewey，1859-1952 )實證主義學說 ( positivism ) ，來為中國創造一個嶄新的局面 。但是，最後他們都失敗了。此時的中國知識份子都站在救國的十字路口上，無所適從。然而，俄國的「十月革命」 ( October Revolution ) ，以及「五四運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一些苦心探索中國新出路的知識份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 Marxism )，從而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在這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諸如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大力鼓吹下，當時的許多青年學子也就跟著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為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
青年毛澤東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當然，毛澤東亦是經過一番周折才走上這條道路的。本文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毛澤東會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所表現出來的一般共同特性，和他個人獨特的性質是什麼。吾人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毛澤東是影響中國現代史甚鉅的一個知識份子，而他所創建的黨至今還統治著中國，領導著十三億中國人，影響著國際政治。
貳、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大約表現出下列幾個重點：
一、反君主專制
早期自強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諸如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陳熾和鄭觀應等人的主要思想，大都在謀求如何「師夷之技以制夷」，論說如何效法西方的船堅炮利以拒外敵，並沒有對君主專制提出異議。但是，後來他們也都看出，單單學習西方的工藝之學，是不足以拒敵，於是紛紛提出「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的君主立憲思想。他們雖然初步地提出了「民權」思想，也隱晦曲折地對君主專制提出批評。但是，他們並未把「民權」和「君權」提升至對立的局面 。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運動，也是要求清廷「維新」，「要救國，只有維新」是這般維新份子的共同呼聲。然而，維新份子也不曾動搖君主專制 。只有到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出來之後，才開始了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思潮 。革命份子以西方民主思想、民權學說為有力武器，要求廢除幾千年以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四萬萬人民都當皇帝」的民主共和國 。此後，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思想成為支配當時中國政治思想趨勢的主流。「五四運動」的反孔教也承襲了這個遺蔭 。
二、富國強兵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受到的喪權辱國痛苦，使富國強兵成為中國人普遍要求的最高價值 。自強運動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維新運動的「要救國，只有維新」，以及革命派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無一不是這富國強兵最高價值的具體表現。迨至「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這兩大口號，就是在富國強兵這最高價值要求下的再出發 。時至今日，富國強兵依然是中國人的最高心願和終極關懷。
三、反帝國主義
鴉片戰爭開啟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序幕。全體中國人，上至朝廷的高官顯宦、知識份子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紛紛謀求禦敵救國之道。「富國強兵」這中國人最渴切的目標，可以說是被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凌辱所逼出來的。因此，富國強兵和反帝國主義仍是一體兩面，二而為一的。
在反帝國主義的要求下，中國知識份子紛紛發抒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和主張。李鴻章和左宗棠有關海防論和塞防論的論戰 ，以及有關自強運動的思想和措施，迨至維新運動提出的救國方針、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民間的教案和義和團事變，均是反帝國主義要求下的產物。雖然，中國反帝國主義思想澎湃洶湧，有如排山倒海之勢，湧現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但是，帝國主義依然屹立不倒，繼續蠶食鯨吞中國。辛亥革命後，各地軍閥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為靠山，割地為王，魚肉百姓。總之，從鴉片戰爭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一一失敗，冰消瓦解了。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是圍繞在「反君主專制」、「富國強兵」和「反帝國主義」，這三個攸關國家存亡的問題上。這三個問題雖然經過中國知識份子長時間的思考、探索，甚至提出主張，且加以實踐，然而，至「五四運動」前，依然不能夠有效地解決。
參、「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誕生
「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它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 ( Paris Peace Conference ) 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 。表面上這是一樁政治事件，然而，本質上卻是一種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運動。從思想史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五四運動」，吾人會發現，它依然是由於前述三個未解決的問題所引發出來的一場新運動，只是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把眼光拉得更遠，把角度擺得更深一些而已 。
總括地來說，「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運動，呈現了下述幾個特性：
一、反孔教
反孔教，也就是「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 (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知識份子亦有反抗傳統的運動，但是，傳統和現在卻尚未被放在敵對的位置上，這些知識份子仍未放棄尋求改革傳統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制度，然而，封建思想卻依然存留在中國的社會裡。中國非但沒有走上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而出現軍閥統治和袁世凱復辟的局面。中國的混亂和許多政治事件，加重了「五四」知識份子的挫折感，也加強了他們與中國傳統的疏離 。於是，反孔教和反傳統就成為「五四」時期思想的主流。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在反孔教方面，陳獨秀嚴辭抨擊儒家思想：
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君為臣綱，則臣於君為附屬品
，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
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
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
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
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
此而喪失，他足何言 。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
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
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
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 。
其次，陳獨秀還批判了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反對迷信，提倡科學，反對封建，提倡民主 。
李大釗亦對孔教大加撻伐。李大釗強調：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 。
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 。
李大釗也為自己批評孔子加以辯解：
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
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
至於後來加入新文化運動的魯迅，亦抨擊孔子的禮教是「吃人的禮教」，並運用小說來痛陳傳統封建的弊病 。
「五四」知識份子用來反封建傳統、反孔教的有利武器是「民主」與「科學」，他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要用「民主」與「科學」再造「青春中國」 。
二、反帝國主義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說是在反帝國主義的怒火下點燃的。反帝國主義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但這個心願至「五四運動」前，一直沒有實現。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為了稱帝，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 ；一九一八年，段祺瑞和日本又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這一切更激起人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示威遊行民眾所印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裡，斥責把持巴黎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號召全體中國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
「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雖如潮水般地湧現出來，也給予帝國主義有力的打擊，但是，基本上還是不能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根基。因此，「五四運動」雖以反帝國主義為其發端，但是，終究只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大聲疾呼，並無法匯集成一股有效的實質力量，來反帝國主義。
三、群眾運動
「五四運動」是個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革命，強調用白話文來發抒人們的感情和理性。當時的知識份子用發行刊物、組織社團的方式，來「開啟民智」，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給一般民眾，把刊物和社團當作知識份子和群眾之間溝通的橋樑 。這些刊物和社團有政治性質、學術性質和服務性質等的內容和形式 。
在「開啟民智，教育群眾」方面，「五四」的知識份子在全國許多地方開設「平民教育會」，來教育失學的社會大眾；組織「勤工儉學」，以幫助貧困的青年學子，留學異邦，增廣見聞 。
發行大量刊物和組織大量社團，以及「平民教育會」的設置和「勤工儉學運動」的展開，都是「五四」時期群眾運動的內容和表現形式。這些社團和刊物，縱然有其各自的目的和宣傳的思想，但是，他們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救中國、再造中國。
「五四」的知識份子，在當時所表現出上述三種特性，其目標無一不是為了要救中國、再造中國。但是，中國依舊是軍閥割據，飽受帝國主義的凌辱侵略。這批知識份子，茫茫然不知所措。先前，他們企圖運用西方各流派的思想和革命理論來救中國，到頭來卻是一場夢。
論述至此，吾人可以結論指出，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救中國的偉大理想下，所提出來的革新、革命思想和方案，諸如自強運動、維新變法、革命派的思想，以及西方當時流行的各家各派思潮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一一失敗了。甚至連「五四運動」也未能完成這項任務。「五四」知識份子依然站在救中國、再造中國的十字路口，進退維谷。但是，他們依然努力不懈地尋找新的思想和新的革命理論，來指示他們前進的方向，為中國開創新的局面。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共產政權，同時，還組織了世界革命的總指揮部──第三國際( Third International ) 。「十月革命」對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是件新奇的事物，他們知道俄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他們知道俄國沙皇的君主專制被推翻了，並且建立起了共產政權，然而，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 Marxism )和列寧主義 ( Leninism ) ，卻一無所知 。
由於一些尋找革命理論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革命的嚮往，於是他們就企圖了解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列寧主義又是什麼？同時把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發表為文，刊登在當時的國內期刊，介紹給中國的大眾 。這時候，部份的「五四」知識份子，開始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以陳獨秀和李大釗最為典型。他們二人以「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刊物為宣傳利器 ，大力鼓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同時還出版譯為中文的馬克思 ( Karl Marx，1818-1883 ) 和恩格斯 ( Friedrich Engeles，1820-1895 )的著作 。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學界在李大釗的倡導下，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作為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 。在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的大力鼓吹下，許多中國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從一九二○年五月以後，全國各地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也都先後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這些共產主義小組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支部 。
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被「五四」知識份子嚮往和很快地接受，有下列幾個因素：
一、「五四運動」的整體性反傳統，使中國的文化思想頓時成了真空狀態，因此，在急於填補這文化思想真空的情形下，把世界各流派的學說介紹到中國來，便成了「五四」知識份子的主要任務。作為當時西方革命顯學的馬克思主義，也必然經過這樣的管道，輸入到中國來。
二、二十世紀初，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當時的中國， 有個極類似之處，那就是兩者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反封建專制最徹底、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推翻它，重建另一個新形式的國家和社會。在這方面，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予了「五四」反傳統、反封建的知識份子一個「很好」的典範。
三、反帝國主義一直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在鴉片戰爭以後的近半個多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依舊統治著中國。「五四」知識份子雖然慷慨激昂地反帝國主義，但是，言辭上的反帝國主義卻不能改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事實。總之，「五四」知識份子沒有一套有力的武器來反帝國主義。然而，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確是補足了這方面的缺失，提供了他們一套反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四、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相較於其他的革命思想和理論，在現實上較具有運作之可能性。馬克思和列寧 ( Lenin，1870-1924 ) 告訴革命者，人類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 ；列寧主義則提供革命者革命的領導組織──共產黨。總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告訴革命者，革命從何著手？以及如何實踐？完成革命目標。
綜上所述，共產主義輸入到中國來，發展並茁壯，或可認為是歷史的不幸，但是，決不能說是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在當時客觀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肆、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
少年毛澤東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村家庭子弟，在十七歲進入湖南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就讀之前，接受了幾年的私塾教育，唸了些中國古典經書，此外還自修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歷史小說 。這個時期的毛澤東對外在的世界是茫茫然，一無所知的。就在毛澤東進入東山高等小學就讀，繼而於一九一三年春，進入湖南第一師範之後，才開始接觸新世界和新事物，開啟了人生新的里程碑 。
青年毛澤東是經過一番轉折，才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毛澤東在東山高等小學時期，正如一般青少年一樣閱讀「新民叢報」，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改良思想。毛澤東自認其閱讀「新民叢報」是「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 。」依據李銳先生的著作《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毛澤東在一九一三年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前，所讀過且啟發他思想的書籍是：達爾文 ( Charles Darwin，1809-1882 ) 的《物種原始》( The Origin of Species )、亞當斯密 ( Adam Smith，1732-1790 ) 的《原富》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赫胥黎 (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 的《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穆勒 (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 的《名學》( System of Logic )、斯賓塞爾 (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的《群學肄言》 ( Study of Sociology )、孟德斯鳩 (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Charles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意》( Spirit of Laws )和盧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 的《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 ) 。這些書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改良派思想的知識來源之一。因此，青年毛澤東第一次接受的新思潮，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主義。毛澤東在當時亦承認，崇拜康有為、梁啟超 。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主義已日薄西山，革命民主主義已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也從維新改良主義走向革命民主主義，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 。毛澤東在接觸康有為、梁啟超思想的時候，尚不知有革命派思想和同盟會，直到辛亥革命那年，毛澤東才知道有個同盟會，旋即為同盟會的革命思想所吸引；但是，毛澤東並未立即放棄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 。
一九一三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在第一師範就讀的五年裡，毛澤東像大多數的青年一樣，吸收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家各派學說，思想非常龐雜，而無一貫宗旨 。毛澤東坦承，「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 。」
然而，在這段時間影響毛澤東思想發展最大的，莫過於陳獨秀、李大釗在《新
青年》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以及反「孔教」學說。《新青年》創刊於一九一五年，標榜新文化運動。毛澤東曾指出，「《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
毛澤東亦稱讚陳獨秀：
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
毛澤東在接觸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之後，就拋棄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思想。
一九一七年八月，毛澤東在給友人黎錦熙的一封信中，批駁了康有為的思想：
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之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幹樹立枝葉扶疏之妙 。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成了反封建、反傳統主義者，竭力維護新文化運動的「民主」
與「科學」。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乙書有這麼一段批語：
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所在必去，而與教會
、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
至於毛澤東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思想，實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子的共同理想，並非有其獨到之處。
青年毛澤東接受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後，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特點，就是毛澤東時時不忘革命，套句他自己所說的話就是「除舊佈新」。毛澤東所讀的《倫理學原理》乙書上有這樣一段話：
傳統足阻革新之氣，而過去足以壓現在，對待新時代之能力逐漸消磨，而
此歷史界之有機體不免於殲滅 。
毛澤東對這段話的批語是，「中華民國正處此地位」 。接著對批語再作詳細的闡述：
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 。
毛澤東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給友人黎錦熙寫的長信中指出：
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
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迹。動其心者，當具
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
事、實業、教育，一切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
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瘤，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
不幸則背道而馳。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幾何
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於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可言哉 ？
由此可知，毛澤東已走上革命的道路，擯棄一切「枝枝節節」的各家改良學說，尋找他「再造中國」、「除舊佈新」的新出路、新思想。總之，毛澤東是開始探索革中國之命的理論。
對於革命派思想，毛澤東亦有所接觸，但為時甚短，旋即又回到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道路上來。對於辛亥革命，毛澤東認為它是失敗的革命。毛澤東評論孫中山時指出；
至於孫中山，他雖然是真正的革命領袖，但卻沒有半點軍事力量 。
因此，毛澤東是不可能成為孫中山的信徒的。
由毛澤東對孫中山的評語，吾人可以知道，毛澤東不僅在探求革命的理論， 亦在尋找革命的力量。在這方面，吾人可以追溯毛澤東在進湖南第一師範前，和友人談悟本討論如何取得權力的談話。談悟本告訴毛澤東，要取得權力必須組織一個政黨，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 。爾後，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時，就以這樣根深蒂固的信念，去組織「新民學會」，把「新民學會」視為革命的力量。
至此，毛澤東已知革命非有革命力量不可？但是，革命力量在那裡？如何去組織它？用什麼革命理論去領導它？這些問題是青年毛澤東解不開的謎。
俄國「十月革命」後，《新青年》大力鼓吹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向是《新青年》忠實讀者的毛澤東，必然受到它的吸引，這對於急於探求革命理論和追尋革命力量的毛澤東，不啻是一大「福音」。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由於籌備「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到達北京 。北京是當時中國各種思潮匯集的重鎮。一方面和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接觸，另一方面耳濡目染並閱讀宣揚共產主義的新聞雜誌，毛澤東對共產主義也有了初步的認識。在驅張（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時期，毛澤東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次到達北京 。這次到達北京，毛澤東閱讀更多有關俄國近況和馬克思主義的書。毛澤東自己回憶說：
一九二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
，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
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切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
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
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
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
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
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
此時，毛澤東已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可以「再造中國」、「除舊佈新中國」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思想了。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不能不歸功於蔡和森 。蔡和森亦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新民學會」的會員。依據蕭瑜的說法，「蔡和森是第一個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主義原則的中國人 」。一九一九年，蔡和森到法國勤工儉學。留法期間，蔡和森把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共產主義，並把研究心得和觀點，寫信告之毛澤東，彼此之間的書信往來，也都是討論共產主義的問題 。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蔡和森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裡談到：
我以為世界革命運動自俄革命成功以來已經轉了一個大方向，這方向就是
『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不懂的人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以暴易
暴的，不知列寧及萬國共產黨已再三宣言，專政是由資本主義變到共產主
義過渡時代一個必不可少的辦法。、、、。我以為一定要經俄國現在所用
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捨此無方法 。
毛澤東給予蔡和森的回信說道：
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讚成 。
綜觀上述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思想歷程，吾人可以概括如下：
一、在辛亥革命前，是屬於中國傳統思想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派思想。
二、從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是包容有革命派思想、西方民主與科學思想，以及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流派思想。
三、「五四運動」時期，接受陳獨秀、李大釗的反傳統思想；爾後，就跟隨陳獨秀、李大釗和蔡和森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
伍、結論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思想界開始呈現混亂的狀態，傳統社會價值也逐漸開始崩潰。這種情況持續至「五四運動」時期，達到高潮。早期，思想界的混亂狀態是由「外因」，即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到了「五四運動」時期，不僅「外因」還持續著作用，而且「內因」，即整體性的反傳統，也助長了這一趨勢。在「外因」和「內因」的相互衝擊之下，中國面臨著社會解體的空前危機。
傳統上，中國人的思想知識不像西方人的思想知識那樣，具有獨立的範疇，可在純粹的思想知識領域裡自我發展。相反地，中國人的思想知識是緊密地和現實人生結合在一起發展的。中國儒家思想就強烈地體現了這個特點。林毓生教授指出，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 ( categories of analysis )中，一個極重要的特徵便是，強調人類意識的功能，即「心」之內在道德與（或）理知經驗之功能 ( the function of the inward moral and / or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of human mind )。儒家思想模式所強調的人類意識的功能，表現在「五四」知識份子反傳統思想上，便呈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林毓生教授所稱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 the culture –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 ) 。因此，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開拓，往往是由現實生活問題所調引起來的。現實生活的問題愈大愈多，知識份子的思想便愈多樣、愈分歧，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學說，便是個典範。「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便是不自覺地整個承襲了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
由於「五四」知識份子想要藉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於是，在當時客觀歷史條件下，只要是不同於傳統中國思想的外來思想，一概不加思索地照單全收，並立即付諸實踐，以解決造成中國社會面臨解體危機的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中國知識份子嘗試用各種外來思想解決中國問題，是一再地失敗，且已面臨進退維谷的境地。但是，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政權的建立，使他們又燃起了一絲希望；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接納它，視它為「救世主」、「福音書」，期望它能使中國起死回生。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乙文裡，很得意地說了那麼一句由衷之言：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
毛澤東除了有他個人特殊氣質，被馬克思主義吸引之外，也同樣是在這樣的客觀歷史條件下，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馬克思主義就是毛澤東欲「再造中國」、「除舊佈新中國」，所探求的「大本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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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五四跟詩的關聯性是：
版權所有馮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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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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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我們在談論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起源與發展時，試圖從歷史背景探求其與中國五四運動與世界潮流的淵源與影響關係，每個學者在研究台灣新詩（白話詩）的發展過程時，也不會遺漏這個重要的議題。然而，由於每個人的立場不同，研究的切入點也不一樣，因此也產生見解不同的結論。
陳明台從Walt Whitman與日本詩人福田正夫所主導的民眾詩切入，談論日據時期台灣民眾詩的發展與內容，並沒有提及大陸五四運動對台灣民眾詩的影響。而葉笛在介紹日據時期台灣超現實主義運動時，強調楊熾昌所倡導的超現實詩風是受日本超現實主義所影響，更指出楊的詩論是與西協順三郎一樣是強調「主知」的超現實主義。不像古繼堂在討論「風車詩社」時，強調楊熾昌從日本傳入的超現實詩風與大陸李金髮、戴望舒等詩人所倡導的現代派詩其實都是同一個來源—法國，在文中，葉笛並沒有提及台灣的超現實主義運動與大陸現代派詩的關係，也並沒有在文中做任何比較，反而強調其與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差異。而許俊雅在陳述日據時代台灣白話詩的起步過程時，則明顯地指出台灣白話詩並非中國白話詩的支流，而強調台灣白話的多元性，以及與日本俳句的關係。趙天儀藉著分析張我軍與王白淵詩作的風格觀察日據時期台灣新詩的兩種基本風貌時，則指出，受中國五四運動尤其是胡適影響甚大的張我軍，以中文白話書寫的詩作充滿了浪漫情調，走向現實主義的取向；而在日本受教育的、以日文寫作的王白淵，則是「抒情中有說理」、強調「詩、藝術與自然世界的探索」、走非現實主義的取向。
陳千武在〈戰前的台灣新詩〉與〈台灣詩的外來影響〉二篇文章中，均指出台灣漢文白話詩並未受到中國五四運動革命新詩創作上的藝術性的影響，五四運動影響台灣的詩壇主要為白話文的引入，兩地的現代詩發展是平行、沒有交叉的。他並指出台灣寫日文詩的詩人，所踏尋的是日本新詩的自由路線，由於日本新詩受西歐各國流派的影響，台灣的新詩詩人也在詩表現的技巧上融合所有前衛藝術技巧。陳千武的看法似乎與趙天儀對張我軍和王白淵風格差異的看法一樣，間接指出台灣新詩從中國五四運動承襲的只是白話文的寫作方式，而對新詩藝術上的追求，則是受日本的影響。而從周伯乃的《早期新詩的批判》與《五四時代的新詩作家與作品》兩本書中對五四新詩的討論，似乎也可看出早期五四時期詩人所重視的新詩形式上的追求改變，而且多以抒情個人情感、生活為主，較少有小說創作中所強調的「反封建、反帝國、追求民族主義」之色彩，一直到抗戰時期，才有明顯以倡導民族主義、抵抗日本帝國侵略為主的詩作產生。相對之下，台灣新詩在早期發展時，就已有明顯的批判殖民、封建的色彩，即使在楊熾昌與「風車詩社」以及後期的「銀鈴會」以追求詩的純粹性為主的詩人作品中，仍隱藏著對殖民社會的強烈批判。
此外，雖然陳千武強調台灣新詩受日本的影響而追求詩的藝術性，尤其是日文詩作，但是，從葉笛的文章中，得知楊熾昌的《風車》詩刊在當時受到社會一般的不理解，而告廢刊，似乎處於殖民狀態之下的台灣新詩，只以寫實主義為主，而詩的語言與形式上的再創新並不重要，這與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的新詩發展確實有所不同。而且，根據許俊雅的說明，台灣起步時期作家，在他們一生中所作的舊詩比新詩多，而陳千武也指出台灣漢文白話詩的活動時間並不長，雖然在1927、28年之後有較多的人發表創作，進入漢文白話詩的旺盛期，但是2935、36年之後，便很少有漢文白話詩的創作了，這可能因為詩的語言比較需要追求字句的精緻，在白話文發展初期，台灣詩人無法確實掌握，而如楊熾昌追求詩形式變化的詩人，又被當時的評論家認為因用字隱諱、無法達到批判社會，因此，台灣的新詩無法如五四運動的新詩有各種詩派在詩的語言與形式上做多樣的實驗。
從上述各種評論的分析來看，與台灣白話小說相比，台灣新詩似乎與中國五四運動的新詩革命較沒有緊密的關係。但是，當我們閱讀比較中國五四時期與台灣日據時期的新詩時，即會發現早期詩人如張我軍、楊雲萍、或賴和等的詩作都深深受到五四詩人的影響，尤其是郭沫若以及胡適的影響，無論是詩作中吶喊的口吻，或是如「呀、喔、哎、喲」等情感助詞以及注音符號的運用，都可見到影響的痕跡。而雖然許俊雅在文章中強調楊華的小詩也受到日本俳句的影響，而淡化冰心對楊華的影響，但是，比較兩者的詩作之後，讀者很清楚就能看到冰心影響楊華的不僅在於小詩的語法，兩位詩人的遣詞用字以及詩中的哲理都有類似之處，可見冰心對楊華確實有極大程度的影響，而楊華的小詩形式與日本俳句的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因此，雖然日據時期的新詩確實受到日本新體詩的影響甚大，尤其是日文詩，但是，以中文寫作的詩人，其受中國五四詩人的影響是不可漠視的。
參考書目：
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周伯乃。《五四時代的新詩作家和作品》。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早期新詩的批評》。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陳千武。〈戰前的台灣新詩〉。《台灣新詩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51-58頁。
---。〈台灣詩的外來影響〉。《台灣新詩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59-66頁。
陳明台。〈日據時代台灣民眾詩之研究〉。《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3-19頁。
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白話詩的起步〉。《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35-59頁。
葉笛。〈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 21-34頁。
趙天儀。〈台灣新詩的出發—試論張我軍與王白淵的詩及其風格〉。《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67-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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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再次申明我欣賞亮羽的勇氣及毅力
請不相干的人不要斷章取義
而我也認為妳們並無法有條理的解答我等對國民詩的疑惑
故此我們的討論就此結束（因為你們老覺得我們在挑毛病）
並問好期間參與討論的朋友
樨子ˋ拋耳貓大哥ˋ蚊人大哥ˋ以及不可遺漏的亮羽
問好並握手，幸會
還有亮羽，我雖不認同妳的言論
但我深受妳的熱忱感動
有機會，我會嘗試創作該類型文體共襄盛舉
而國民詩未來成效如何
就有待妳的努力以及堅持了
以上
鎏光
可能只有部分絕高超文學氣質的詩作
需要一些科班出生的文學修養和技巧才能理會以外
舉世皆知我鎏光只有國中畢業
我只是個工人，沒念過幾年書
照您這麼說我只好自穢形慚含淚下臺
但我從不諱言也不隱瞞，可妳在說什麼？
我真的不懂妳們這些新一代寫手發言到底是依循什麼邏輯
讀詩跟學歷以及社會環境一點關係也沒有
端賴個人意願性向興趣而定
是你們不願去理解接受或者不夠用心就推給閱讀水平或學識基準
（這裡我不是指亮羽，我認同亮對其專業領域的認知）
格局以及身段問題
事實勝於雄辯
另外我不只一次的表達過
我欣賞亮羽的革命態度以及精神
我也期待國民詩在其成熟期能有亮眼的表現
只是現下疑雲眾多我們不得不提出質疑
妳們要求討論又感覺我們針鋒相對
那就不要附上請大家討論的敘述
我們就會好好當觀眾啊
最後您提到維新運動
什麼啦妳到底在說什麼啦大姐
維新運動原由是：
圖強與維新 -- 戊戌變法維新及其失敗
公元 1840 年 -- 公元 1911 年
一八九八（光緒廿四年，戊戌），康有為（一八五八 -- 一九二
七）、梁啟超（一八七三 -- 一九二九）等倡導推行維新變法，歷時
一百零三天而終告失敗，史稱「戊戌變法」或「百日維新」。
同、光間，洋務派推行學習西方的「自強新政」，為時三十餘載
。然在甲午戰爭炮聲中，李鴻章等全力經營之北洋艦隊竟一舉被殲，
宣告了洋務運動之慘敗。有識之士深知僅憑武備之改善，實未能挽救
中國之垂危，非進行一番改革不可，故乃有維新運動之興起。同時，
甲午一役，堂堂之中華大國竟敗於日本小國之手，舉國嘩然。日本原
係東方弱小之國，亦遭西方列強之侵擾。然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之
後，短短二十餘載間竟反弱為強、國勢驟盛，堪與西方各國較一短長
，此種範例予中國朝野之士以莫大啟示。加上甲午戰後，列強勢力如
洪水猛獸般入侵，強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之狂潮洶湧，中國被瓜分
之禍迫在眉睫。一些仁人志士為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相率奮起，奔
走呼號，欲改革腐敗之政治，而尋求救國之新徑。
維新運動之領導人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均粵省人，自幼受過
中國的傳統教育，又接觸了西方之思想文化，深懷救國圖強之理想。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當《馬關條約》簽訂之際，康有為號
召在京應試之舉子共一千三百餘人，發動「公車上書」，聯名向皇帝
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是次上書雖為都察院所拒而未儿上達
，但折稿經繕印散發，影響很大，成為戊戌變法之前奏。為達變法圖
強之目的，康、梁等維新派一面著書立說、繙譯西方名著，一面創學
會、辦報紙，宣傳維新思想，駁斥反對變革的守舊思潮。康有為曾撰
《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梁啟超發表了《變
法通議》等要文，譚嗣同（一八六五 -- 一八九八）著《仁學》，嚴
復（一八五三 -- 一九二一）譯《天演論》等書。一八九五年，康、
梁組織強學會，出版《中外紀聞》、《強學報》。後維新派又出版《
時務報》、《知新報》、《國聞報》、《湘學新報》等等。清近曾查
禁了各地之強學會，但康有又於一八九八年四月組織保國會，提出「
保國、保種、保教「」之口號。
康、梁改革主張由於光緒帝支持而化成變法的行動。同治年間及
光緒初年，西太后等垂簾聽政，朝政大權掌握在頑固勢力后黨手中。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德宗「親政」，極力想改變傀儡之地位
，帝、后二黨紛爭爭不已。康有為等想依靠皇帝權力以行變法，屢屢
向光緒帝上書。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一月，德宗由其師翁同
龢那裏得悉康有為的變法要求，遂令其條陳政見。康有為上有名的《
應詔統籌全局折》，系統奏明變法綱領，建議皇帝詔定國是，除舊佈
新。光緒帝得奏深為所動，決意實行變法，以擺脫后黨勢力的控制。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頒「明定國是」之詔令，宣佈實
行變法。旋召見康有為，任其為總理衙門章京，許專折奏事。自六月
十一日開始變法至九月二日西太后發動政變一百零三天內，新政之措
施陸續頒行，亦即「百日維新」。因歲次戊戌，故又稱「戊戌維新」
。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政治方面：撤併閒散重疊之衙門，如詹事府、通政司等，裁
減冗官；允許官民上書言事，廣開言論。
二、軍事方面：裁撤綠營軍兵；用新法訓練陸軍。
三、經濟方面：設路礦總局、農工商總局及各省商務局；提倡興
辦實業，創立商會、農會。
四、文化方面：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消各地書院，改設新式
學堂，如創辦京師大學堂及地方中小學堂；設立
譯書局繙譯外國書刊，准許自由創立報館與學會
。
但是變法卻遭到極大的阻力。以慈禧太后為首之后黨是堅決反對
變法之頑固勢力。變法始行，西太后即迫光緒帝罷免帝黨首領翁同龢
之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等職，又以新信榮祿（一八三六 -- 一九○
三）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京津，謀廢德宗。光緒帝密詔直隸
按察使袁世凱，命其除掉榮祿。袁偽示忠於皇帝，旋即向榮祿告密。
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囚光緒帝於中南海之瀛臺，自
己則以「訓政」之名重掌朝政。九月二十八日，維新派譚嗣同、楊銳
（一八五七 -- 一八九八）、劉光第（一八四九 -- 一八九八）、康
廣仁（一八六七 -- 一八九八）等「六君子」被害。康有為、梁啟超
逃亡國外，戊戌維新變法卒告失敗。
百日維新的失敗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如下：
（1） 清廷腐朽難維新：康、梁等維新派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君主
立憲，希望籍皇帝之權力來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故
其行動多局限於宮庭內的鬥爭，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殊
不知當時清廷統治已病入膏肓，非徹底推翻實無法推行根
本之變革。
（2） 吏治敗壞阻改革：在戊戌變法的一百零三天內，維新派雖
由皇帝下詔頒佈了不少革新措施，魚清朝末年之吏治弊端
已積重難返，各級官僚對新政推行均聞風不動。故各種變
革法令乃被束之高閣，成了一紙空文。
（3） 維新派毫無實權：維新派既局限於通過宮廷鬥爭來推行變
法，則其成敗端視清廷內部實力之對比如何。他們依靠的
光緒帝並沒有甚麼實權，處處受西太后掣肘。康有為等人
自己官職卑微，既無職權，又缺乏軍隊之支持。原來唯一
支持維新的大臣翁同龢在變法之初即被罷免，後來想借重
有實力的袁世凱卻被其出賣。
（4） 頑固派實力雄厚：當時朝廷之軍政大權盡操於慈禧太后的
后黨之手，他們頑固守舊，生怕變法會導致清廷統治不穩
或漢人過反掌權，故極力加以反對。一切不滿裁撤舊衙、
冗員和廢除綠營、八股之保勢力，均集合在后黨之下，使
后黨對政局的操縱和新法之存廢舉足輕重。
不過維新運動對後來的歷史卻有著重大的影響：
（一）啟迪民主思想：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但它通過創辦報紙、
著書立說、繙譯西書，介紹了西方的民主
自由思想，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學說、尋
求救國道路的主張，並發動過一次未成功
的變革。此對國人思想之解放頗有助力，
為未來民主革命思想的進一步傳播奠下了
基礎。
（二）促進國民革命：維新運動想依靠皇帝權力實行自上而下的
改革，結果遭到失敗。慘痛的教訓告訴人
們，不徹底推翻腐朽透頂的滿清統治，中
國是年法亡圖強的。於是，更多的人遂走
向新的道路，投身孫中山倡導的國民革命
洪流中去。
（三）刺激清廷排外：維新派力圖依靠英、日之同綪，來反對德
、俄對后黨的支持。戊戌政變後，英、日
助康、梁流亡海外，不允引渡彼等返國治
罪。一些外國使節亦干預廢掉光緒帝之計
劃。因此，慈禧太后乃轉而對洋人不滿，
後遂利用義和團掀起排外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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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跟你報告五四運動的原由是：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3期
第143-160頁 2001年11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林賢治*
摘 要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的領導人，也是建立中國共產政權的靈魂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毛澤東是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而毛澤東思想是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後，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範圍內，被許多人所崇奉信仰的思想主義。因此，探究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原由，不僅有助於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誕生，而且也能知道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救國救民的心路歷程。
本文首先從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大環境，來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為了救中國，所面臨的思想困境和現實難題。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使得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甚且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才能「再造中國」，因為它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武器。毛澤東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環境下，經過一番周折，才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最後，作者結論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不僅是整個歷史大環境使然，亦是儒家思想模式中極重要的特徵之一，這個特徵就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便是不自覺地整個承襲了儒家思想模式的這個特徵，而毛澤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亦不例外地也承襲了這個特徵。
關鍵詞：五四運動、整體性的反傳統、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
壹、前言
中國是個苦難的國家，近百年來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滄桑史。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和帝國主義的英國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從而揭開了這部滄桑史的序幕。往後，中國所遭受的侵略和凌辱紛至沓來，有如水銀瀉地般的一發不可收拾，終至被西方列強分割勢力範圍，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中國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交往，竟使中國淪落到這樣慘痛的田地，無怪乎李鴻章感慨地說，「此為三千餘年之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 。」吾人用「西洋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來形容中國當時之處境，並非過甚之辭 。
中國的知識份子面對此一大變和困境並未退縮，也絕不氣餒，仍本著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一貫傳統精神，胸懷大志，一心一意地努力探索一條新出路，使中國能從這一大變和困境之中，解脫出來。
從早期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馮桂芬、郭嵩燾、魏源、龔自珍、鄭觀應等人所實踐的自強運動開始，至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的辛亥革命，無一不是中國知識份子痛苦地探求中國新出路的典型寫照。但是，自強運動受甲午戰爭的考驗而徹底失敗；維新運動由於清廷的反對力量，而結束了它的短暫生命；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卻沒有實現孫中山的理想，中國還是呈現列強分割、軍閥混戰的局面。總之，從十九世紀六0年代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為止，中國的知識份子始終未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諸多難題，以使中國擺脫困境，走向光明的大道 。
在這段中國知識份子急於探求中國新出路的時期，他們企圖運用當時流行於西方的顯學思潮，諸如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 ( the Enlightenment ) 的天賦人權說和十九世紀的無政府主義 ( anarchism ) 、國家主義 ( nationalism )、社會主義 (socialism )，以及當時流行於美國的杜威 ( John Dewey，1859-1952 )實證主義學說 ( positivism ) ，來為中國創造一個嶄新的局面 。但是，最後他們都失敗了。此時的中國知識份子都站在救國的十字路口上，無所適從。然而，俄國的「十月革命」 ( October Revolution ) ，以及「五四運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一些苦心探索中國新出路的知識份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 Marxism )，從而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在這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諸如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大力鼓吹下，當時的許多青年學子也就跟著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為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
青年毛澤東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當然，毛澤東亦是經過一番周折才走上這條道路的。本文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毛澤東會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所表現出來的一般共同特性，和他個人獨特的性質是什麼。吾人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毛澤東是影響中國現代史甚鉅的一個知識份子，而他所創建的黨至今還統治著中國，領導著十三億中國人，影響著國際政治。
貳、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大約表現出下列幾個重點：
一、反君主專制
早期自強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諸如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陳熾和鄭觀應等人的主要思想，大都在謀求如何「師夷之技以制夷」，論說如何效法西方的船堅炮利以拒外敵，並沒有對君主專制提出異議。但是，後來他們也都看出，單單學習西方的工藝之學，是不足以拒敵，於是紛紛提出「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的君主立憲思想。他們雖然初步地提出了「民權」思想，也隱晦曲折地對君主專制提出批評。但是，他們並未把「民權」和「君權」提升至對立的局面 。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運動，也是要求清廷「維新」，「要救國，只有維新」是這般維新份子的共同呼聲。然而，維新份子也不曾動搖君主專制 。只有到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出來之後，才開始了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思潮 。革命份子以西方民主思想、民權學說為有力武器，要求廢除幾千年以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四萬萬人民都當皇帝」的民主共和國 。此後，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思想成為支配當時中國政治思想趨勢的主流。「五四運動」的反孔教也承襲了這個遺蔭 。
二、富國強兵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受到的喪權辱國痛苦，使富國強兵成為中國人普遍要求的最高價值 。自強運動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維新運動的「要救國，只有維新」，以及革命派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無一不是這富國強兵最高價值的具體表現。迨至「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這兩大口號，就是在富國強兵這最高價值要求下的再出發 。時至今日，富國強兵依然是中國人的最高心願和終極關懷。
三、反帝國主義
鴉片戰爭開啟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序幕。全體中國人，上至朝廷的高官顯宦、知識份子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紛紛謀求禦敵救國之道。「富國強兵」這中國人最渴切的目標，可以說是被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凌辱所逼出來的。因此，富國強兵和反帝國主義仍是一體兩面，二而為一的。
在反帝國主義的要求下，中國知識份子紛紛發抒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和主張。李鴻章和左宗棠有關海防論和塞防論的論戰 ，以及有關自強運動的思想和措施，迨至維新運動提出的救國方針、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民間的教案和義和團事變，均是反帝國主義要求下的產物。雖然，中國反帝國主義思想澎湃洶湧，有如排山倒海之勢，湧現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但是，帝國主義依然屹立不倒，繼續蠶食鯨吞中國。辛亥革命後，各地軍閥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為靠山，割地為王，魚肉百姓。總之，從鴉片戰爭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一一失敗，冰消瓦解了。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是圍繞在「反君主專制」、「富國強兵」和「反帝國主義」，這三個攸關國家存亡的問題上。這三個問題雖然經過中國知識份子長時間的思考、探索，甚至提出主張，且加以實踐，然而，至「五四運動」前，依然不能夠有效地解決。
參、「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誕生
「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它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 ( Paris Peace Conference ) 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 。表面上這是一樁政治事件，然而，本質上卻是一種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運動。從思想史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五四運動」，吾人會發現，它依然是由於前述三個未解決的問題所引發出來的一場新運動，只是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把眼光拉得更遠，把角度擺得更深一些而已 。
總括地來說，「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運動，呈現了下述幾個特性：
一、反孔教
反孔教，也就是「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 (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知識份子亦有反抗傳統的運動，但是，傳統和現在卻尚未被放在敵對的位置上，這些知識份子仍未放棄尋求改革傳統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制度，然而，封建思想卻依然存留在中國的社會裡。中國非但沒有走上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而出現軍閥統治和袁世凱復辟的局面。中國的混亂和許多政治事件，加重了「五四」知識份子的挫折感，也加強了他們與中國傳統的疏離 。於是，反孔教和反傳統就成為「五四」時期思想的主流。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在反孔教方面，陳獨秀嚴辭抨擊儒家思想：
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君為臣綱，則臣於君為附屬品
，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
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
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
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
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
此而喪失，他足何言 。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
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
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
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 。
其次，陳獨秀還批判了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反對迷信，提倡科學，反對封建，提倡民主 。
李大釗亦對孔教大加撻伐。李大釗強調：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 。
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 。
李大釗也為自己批評孔子加以辯解：
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
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
至於後來加入新文化運動的魯迅，亦抨擊孔子的禮教是「吃人的禮教」，並運用小說來痛陳傳統封建的弊病 。
「五四」知識份子用來反封建傳統、反孔教的有利武器是「民主」與「科學」，他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要用「民主」與「科學」再造「青春中國」 。
二、反帝國主義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說是在反帝國主義的怒火下點燃的。反帝國主義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但這個心願至「五四運動」前，一直沒有實現。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為了稱帝，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 ；一九一八年，段祺瑞和日本又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這一切更激起人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示威遊行民眾所印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裡，斥責把持巴黎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號召全體中國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
「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雖如潮水般地湧現出來，也給予帝國主義有力的打擊，但是，基本上還是不能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根基。因此，「五四運動」雖以反帝國主義為其發端，但是，終究只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大聲疾呼，並無法匯集成一股有效的實質力量，來反帝國主義。
三、群眾運動
「五四運動」是個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革命，強調用白話文來發抒人們的感情和理性。當時的知識份子用發行刊物、組織社團的方式，來「開啟民智」，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給一般民眾，把刊物和社團當作知識份子和群眾之間溝通的橋樑 。這些刊物和社團有政治性質、學術性質和服務性質等的內容和形式 。
在「開啟民智，教育群眾」方面，「五四」的知識份子在全國許多地方開設「平民教育會」，來教育失學的社會大眾；組織「勤工儉學」，以幫助貧困的青年學子，留學異邦，增廣見聞 。
發行大量刊物和組織大量社團，以及「平民教育會」的設置和「勤工儉學運動」的展開，都是「五四」時期群眾運動的內容和表現形式。這些社團和刊物，縱然有其各自的目的和宣傳的思想，但是，他們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救中國、再造中國。
「五四」的知識份子，在當時所表現出上述三種特性，其目標無一不是為了要救中國、再造中國。但是，中國依舊是軍閥割據，飽受帝國主義的凌辱侵略。這批知識份子，茫茫然不知所措。先前，他們企圖運用西方各流派的思想和革命理論來救中國，到頭來卻是一場夢。
論述至此，吾人可以結論指出，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救中國的偉大理想下，所提出來的革新、革命思想和方案，諸如自強運動、維新變法、革命派的思想，以及西方當時流行的各家各派思潮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一一失敗了。甚至連「五四運動」也未能完成這項任務。「五四」知識份子依然站在救中國、再造中國的十字路口，進退維谷。但是，他們依然努力不懈地尋找新的思想和新的革命理論，來指示他們前進的方向，為中國開創新的局面。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共產政權，同時，還組織了世界革命的總指揮部──第三國際( Third International ) 。「十月革命」對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是件新奇的事物，他們知道俄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他們知道俄國沙皇的君主專制被推翻了，並且建立起了共產政權，然而，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 Marxism )和列寧主義 ( Leninism ) ，卻一無所知 。
由於一些尋找革命理論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革命的嚮往，於是他們就企圖了解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列寧主義又是什麼？同時把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發表為文，刊登在當時的國內期刊，介紹給中國的大眾 。這時候，部份的「五四」知識份子，開始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以陳獨秀和李大釗最為典型。他們二人以「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刊物為宣傳利器 ，大力鼓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同時還出版譯為中文的馬克思 ( Karl Marx，1818-1883 ) 和恩格斯 ( Friedrich Engeles，1820-1895 )的著作 。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學界在李大釗的倡導下，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作為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 。在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的大力鼓吹下，許多中國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從一九二○年五月以後，全國各地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也都先後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這些共產主義小組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支部 。
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被「五四」知識份子嚮往和很快地接受，有下列幾個因素：
一、「五四運動」的整體性反傳統，使中國的文化思想頓時成了真空狀態，因此，在急於填補這文化思想真空的情形下，把世界各流派的學說介紹到中國來，便成了「五四」知識份子的主要任務。作為當時西方革命顯學的馬克思主義，也必然經過這樣的管道，輸入到中國來。
二、二十世紀初，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當時的中國， 有個極類似之處，那就是兩者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反封建專制最徹底、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推翻它，重建另一個新形式的國家和社會。在這方面，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予了「五四」反傳統、反封建的知識份子一個「很好」的典範。
三、反帝國主義一直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在鴉片戰爭以後的近半個多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依舊統治著中國。「五四」知識份子雖然慷慨激昂地反帝國主義，但是，言辭上的反帝國主義卻不能改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事實。總之，「五四」知識份子沒有一套有力的武器來反帝國主義。然而，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確是補足了這方面的缺失，提供了他們一套反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四、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相較於其他的革命思想和理論，在現實上較具有運作之可能性。馬克思和列寧 ( Lenin，1870-1924 ) 告訴革命者，人類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 ；列寧主義則提供革命者革命的領導組織──共產黨。總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告訴革命者，革命從何著手？以及如何實踐？完成革命目標。
綜上所述，共產主義輸入到中國來，發展並茁壯，或可認為是歷史的不幸，但是，決不能說是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在當時客觀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肆、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
少年毛澤東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村家庭子弟，在十七歲進入湖南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就讀之前，接受了幾年的私塾教育，唸了些中國古典經書，此外還自修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歷史小說 。這個時期的毛澤東對外在的世界是茫茫然，一無所知的。就在毛澤東進入東山高等小學就讀，繼而於一九一三年春，進入湖南第一師範之後，才開始接觸新世界和新事物，開啟了人生新的里程碑 。
青年毛澤東是經過一番轉折，才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毛澤東在東山高等小學時期，正如一般青少年一樣閱讀「新民叢報」，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改良思想。毛澤東自認其閱讀「新民叢報」是「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 。」依據李銳先生的著作《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毛澤東在一九一三年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前，所讀過且啟發他思想的書籍是：達爾文 ( Charles Darwin，1809-1882 ) 的《物種原始》( The Origin of Species )、亞當斯密 ( Adam Smith，1732-1790 ) 的《原富》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赫胥黎 (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 的《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穆勒 (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 的《名學》( System of Logic )、斯賓塞爾 (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的《群學肄言》 ( Study of Sociology )、孟德斯鳩 (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Charles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意》( Spirit of Laws )和盧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 的《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 ) 。這些書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改良派思想的知識來源之一。因此，青年毛澤東第一次接受的新思潮，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主義。毛澤東在當時亦承認，崇拜康有為、梁啟超 。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主義已日薄西山，革命民主主義已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也從維新改良主義走向革命民主主義，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 。毛澤東在接觸康有為、梁啟超思想的時候，尚不知有革命派思想和同盟會，直到辛亥革命那年，毛澤東才知道有個同盟會，旋即為同盟會的革命思想所吸引；但是，毛澤東並未立即放棄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 。
一九一三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在第一師範就讀的五年裡，毛澤東像大多數的青年一樣，吸收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家各派學說，思想非常龐雜，而無一貫宗旨 。毛澤東坦承，「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 。」
然而，在這段時間影響毛澤東思想發展最大的，莫過於陳獨秀、李大釗在《新
青年》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以及反「孔教」學說。《新青年》創刊於一九一五年，標榜新文化運動。毛澤東曾指出，「《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
毛澤東亦稱讚陳獨秀：
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
毛澤東在接觸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之後，就拋棄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思想。
一九一七年八月，毛澤東在給友人黎錦熙的一封信中，批駁了康有為的思想：
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之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幹樹立枝葉扶疏之妙 。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成了反封建、反傳統主義者，竭力維護新文化運動的「民主」
與「科學」。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乙書有這麼一段批語：
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所在必去，而與教會
、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
至於毛澤東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思想，實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子的共同理想，並非有其獨到之處。
青年毛澤東接受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後，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特點，就是毛澤東時時不忘革命，套句他自己所說的話就是「除舊佈新」。毛澤東所讀的《倫理學原理》乙書上有這樣一段話：
傳統足阻革新之氣，而過去足以壓現在，對待新時代之能力逐漸消磨，而
此歷史界之有機體不免於殲滅 。
毛澤東對這段話的批語是，「中華民國正處此地位」 。接著對批語再作詳細的闡述：
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 。
毛澤東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給友人黎錦熙寫的長信中指出：
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
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迹。動其心者，當具
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
事、實業、教育，一切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
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瘤，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
不幸則背道而馳。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幾何
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於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可言哉 ？
由此可知，毛澤東已走上革命的道路，擯棄一切「枝枝節節」的各家改良學說，尋找他「再造中國」、「除舊佈新」的新出路、新思想。總之，毛澤東是開始探索革中國之命的理論。
對於革命派思想，毛澤東亦有所接觸，但為時甚短，旋即又回到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道路上來。對於辛亥革命，毛澤東認為它是失敗的革命。毛澤東評論孫中山時指出；
至於孫中山，他雖然是真正的革命領袖，但卻沒有半點軍事力量 。
因此，毛澤東是不可能成為孫中山的信徒的。
由毛澤東對孫中山的評語，吾人可以知道，毛澤東不僅在探求革命的理論， 亦在尋找革命的力量。在這方面，吾人可以追溯毛澤東在進湖南第一師範前，和友人談悟本討論如何取得權力的談話。談悟本告訴毛澤東，要取得權力必須組織一個政黨，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 。爾後，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時，就以這樣根深蒂固的信念，去組織「新民學會」，把「新民學會」視為革命的力量。
至此，毛澤東已知革命非有革命力量不可？但是，革命力量在那裡？如何去組織它？用什麼革命理論去領導它？這些問題是青年毛澤東解不開的謎。
俄國「十月革命」後，《新青年》大力鼓吹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向是《新青年》忠實讀者的毛澤東，必然受到它的吸引，這對於急於探求革命理論和追尋革命力量的毛澤東，不啻是一大「福音」。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由於籌備「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到達北京 。北京是當時中國各種思潮匯集的重鎮。一方面和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接觸，另一方面耳濡目染並閱讀宣揚共產主義的新聞雜誌，毛澤東對共產主義也有了初步的認識。在驅張（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時期，毛澤東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次到達北京 。這次到達北京，毛澤東閱讀更多有關俄國近況和馬克思主義的書。毛澤東自己回憶說：
一九二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
，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
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切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
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
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
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
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
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
此時，毛澤東已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可以「再造中國」、「除舊佈新中國」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思想了。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不能不歸功於蔡和森 。蔡和森亦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新民學會」的會員。依據蕭瑜的說法，「蔡和森是第一個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主義原則的中國人 」。一九一九年，蔡和森到法國勤工儉學。留法期間，蔡和森把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共產主義，並把研究心得和觀點，寫信告之毛澤東，彼此之間的書信往來，也都是討論共產主義的問題 。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蔡和森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裡談到：
我以為世界革命運動自俄革命成功以來已經轉了一個大方向，這方向就是
『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不懂的人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以暴易
暴的，不知列寧及萬國共產黨已再三宣言，專政是由資本主義變到共產主
義過渡時代一個必不可少的辦法。、、、。我以為一定要經俄國現在所用
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捨此無方法 。
毛澤東給予蔡和森的回信說道：
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讚成 。
綜觀上述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思想歷程，吾人可以概括如下：
一、在辛亥革命前，是屬於中國傳統思想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派思想。
二、從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是包容有革命派思想、西方民主與科學思想，以及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流派思想。
三、「五四運動」時期，接受陳獨秀、李大釗的反傳統思想；爾後，就跟隨陳獨秀、李大釗和蔡和森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
伍、結論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思想界開始呈現混亂的狀態，傳統社會價值也逐漸開始崩潰。這種情況持續至「五四運動」時期，達到高潮。早期，思想界的混亂狀態是由「外因」，即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到了「五四運動」時期，不僅「外因」還持續著作用，而且「內因」，即整體性的反傳統，也助長了這一趨勢。在「外因」和「內因」的相互衝擊之下，中國面臨著社會解體的空前危機。
傳統上，中國人的思想知識不像西方人的思想知識那樣，具有獨立的範疇，可在純粹的思想知識領域裡自我發展。相反地，中國人的思想知識是緊密地和現實人生結合在一起發展的。中國儒家思想就強烈地體現了這個特點。林毓生教授指出，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 ( categories of analysis )中，一個極重要的特徵便是，強調人類意識的功能，即「心」之內在道德與（或）理知經驗之功能 ( the function of the inward moral and / or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of human mind )。儒家思想模式所強調的人類意識的功能，表現在「五四」知識份子反傳統思想上，便呈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林毓生教授所稱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 the culture –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 ) 。因此，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開拓，往往是由現實生活問題所調引起來的。現實生活的問題愈大愈多，知識份子的思想便愈多樣、愈分歧，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學說，便是個典範。「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便是不自覺地整個承襲了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
由於「五四」知識份子想要藉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於是，在當時客觀歷史條件下，只要是不同於傳統中國思想的外來思想，一概不加思索地照單全收，並立即付諸實踐，以解決造成中國社會面臨解體危機的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中國知識份子嘗試用各種外來思想解決中國問題，是一再地失敗，且已面臨進退維谷的境地。但是，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政權的建立，使他們又燃起了一絲希望；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接納它，視它為「救世主」、「福音書」，期望它能使中國起死回生。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乙文裡，很得意地說了那麼一句由衷之言：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
毛澤東除了有他個人特殊氣質，被馬克思主義吸引之外，也同樣是在這樣的客觀歷史條件下，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馬克思主義就是毛澤東欲「再造中國」、「除舊佈新中國」，所探求的「大本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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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五四跟詩的關聯性是：
版權所有馮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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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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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我們在談論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起源與發展時，試圖從歷史背景探求其與中國五四運動與世界潮流的淵源與影響關係，每個學者在研究台灣新詩（白話詩）的發展過程時，也不會遺漏這個重要的議題。然而，由於每個人的立場不同，研究的切入點也不一樣，因此也產生見解不同的結論。
陳明台從Walt Whitman與日本詩人福田正夫所主導的民眾詩切入，談論日據時期台灣民眾詩的發展與內容，並沒有提及大陸五四運動對台灣民眾詩的影響。而葉笛在介紹日據時期台灣超現實主義運動時，強調楊熾昌所倡導的超現實詩風是受日本超現實主義所影響，更指出楊的詩論是與西協順三郎一樣是強調「主知」的超現實主義。不像古繼堂在討論「風車詩社」時，強調楊熾昌從日本傳入的超現實詩風與大陸李金髮、戴望舒等詩人所倡導的現代派詩其實都是同一個來源—法國，在文中，葉笛並沒有提及台灣的超現實主義運動與大陸現代派詩的關係，也並沒有在文中做任何比較，反而強調其與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差異。而許俊雅在陳述日據時代台灣白話詩的起步過程時，則明顯地指出台灣白話詩並非中國白話詩的支流，而強調台灣白話的多元性，以及與日本俳句的關係。趙天儀藉著分析張我軍與王白淵詩作的風格觀察日據時期台灣新詩的兩種基本風貌時，則指出，受中國五四運動尤其是胡適影響甚大的張我軍，以中文白話書寫的詩作充滿了浪漫情調，走向現實主義的取向；而在日本受教育的、以日文寫作的王白淵，則是「抒情中有說理」、強調「詩、藝術與自然世界的探索」、走非現實主義的取向。
陳千武在〈戰前的台灣新詩〉與〈台灣詩的外來影響〉二篇文章中，均指出台灣漢文白話詩並未受到中國五四運動革命新詩創作上的藝術性的影響，五四運動影響台灣的詩壇主要為白話文的引入，兩地的現代詩發展是平行、沒有交叉的。他並指出台灣寫日文詩的詩人，所踏尋的是日本新詩的自由路線，由於日本新詩受西歐各國流派的影響，台灣的新詩詩人也在詩表現的技巧上融合所有前衛藝術技巧。陳千武的看法似乎與趙天儀對張我軍和王白淵風格差異的看法一樣，間接指出台灣新詩從中國五四運動承襲的只是白話文的寫作方式，而對新詩藝術上的追求，則是受日本的影響。而從周伯乃的《早期新詩的批判》與《五四時代的新詩作家與作品》兩本書中對五四新詩的討論，似乎也可看出早期五四時期詩人所重視的新詩形式上的追求改變，而且多以抒情個人情感、生活為主，較少有小說創作中所強調的「反封建、反帝國、追求民族主義」之色彩，一直到抗戰時期，才有明顯以倡導民族主義、抵抗日本帝國侵略為主的詩作產生。相對之下，台灣新詩在早期發展時，就已有明顯的批判殖民、封建的色彩，即使在楊熾昌與「風車詩社」以及後期的「銀鈴會」以追求詩的純粹性為主的詩人作品中，仍隱藏著對殖民社會的強烈批判。
此外，雖然陳千武強調台灣新詩受日本的影響而追求詩的藝術性，尤其是日文詩作，但是，從葉笛的文章中，得知楊熾昌的《風車》詩刊在當時受到社會一般的不理解，而告廢刊，似乎處於殖民狀態之下的台灣新詩，只以寫實主義為主，而詩的語言與形式上的再創新並不重要，這與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的新詩發展確實有所不同。而且，根據許俊雅的說明，台灣起步時期作家，在他們一生中所作的舊詩比新詩多，而陳千武也指出台灣漢文白話詩的活動時間並不長，雖然在1927、28年之後有較多的人發表創作，進入漢文白話詩的旺盛期，但是2935、36年之後，便很少有漢文白話詩的創作了，這可能因為詩的語言比較需要追求字句的精緻，在白話文發展初期，台灣詩人無法確實掌握，而如楊熾昌追求詩形式變化的詩人，又被當時的評論家認為因用字隱諱、無法達到批判社會，因此，台灣的新詩無法如五四運動的新詩有各種詩派在詩的語言與形式上做多樣的實驗。
從上述各種評論的分析來看，與台灣白話小說相比，台灣新詩似乎與中國五四運動的新詩革命較沒有緊密的關係。但是，當我們閱讀比較中國五四時期與台灣日據時期的新詩時，即會發現早期詩人如張我軍、楊雲萍、或賴和等的詩作都深深受到五四詩人的影響，尤其是郭沫若以及胡適的影響，無論是詩作中吶喊的口吻，或是如「呀、喔、哎、喲」等情感助詞以及注音符號的運用，都可見到影響的痕跡。而雖然許俊雅在文章中強調楊華的小詩也受到日本俳句的影響，而淡化冰心對楊華的影響，但是，比較兩者的詩作之後，讀者很清楚就能看到冰心影響楊華的不僅在於小詩的語法，兩位詩人的遣詞用字以及詩中的哲理都有類似之處，可見冰心對楊華確實有極大程度的影響，而楊華的小詩形式與日本俳句的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因此，雖然日據時期的新詩確實受到日本新體詩的影響甚大，尤其是日文詩，但是，以中文寫作的詩人，其受中國五四詩人的影響是不可漠視的。
參考書目：
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周伯乃。《五四時代的新詩作家和作品》。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早期新詩的批評》。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陳千武。〈戰前的台灣新詩〉。《台灣新詩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51-58頁。
---。〈台灣詩的外來影響〉。《台灣新詩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59-66頁。
陳明台。〈日據時代台灣民眾詩之研究〉。《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3-19頁。
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白話詩的起步〉。《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35-59頁。
葉笛。〈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 21-34頁。
趙天儀。〈台灣新詩的出發—試論張我軍與王白淵的詩及其風格〉。《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出版，1996。67-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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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再次申明我欣賞亮羽的勇氣及毅力
請不相干的人不要斷章取義
而我也認為妳們並無法有條理的解答我等對國民詩的疑惑
故此我們的討論就此結束（因為你們老覺得我們在挑毛病）
並問好期間參與討論的朋友
樨子ˋ拋耳貓大哥ˋ蚊人大哥ˋ以及不可遺漏的亮羽
問好並握手，幸會
還有亮羽，我雖不認同妳的言論
但我深受妳的熱忱感動
有機會，我會嘗試創作該類型文體共襄盛舉
而國民詩未來成效如何
就有待妳的努力以及堅持了
以上
鎏光
你的書袋還頗深哩, 別太意氣就要去種西瓜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