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7月 27, 2006 4:34 am
從天水圍天恩
天恩
我家住黃大仙，交通也算方便，在我家的樓下，有巴士直接到達屯門市中心、元朗市中心、天水圍市中心。當我第一次去天恩
我從家樓下的巴士站上車的一刻開始計時，共花了１小時30分鐘以上才到達天恩
天恩
在天恩一天橋之隔的，是頌富。頌富有輕鐵站和一個大型領匯商場及街市。基本上，附近幾個屋
在天恩和頌富有食物賣的地方，最早都要6點半才開舖，一般都要在6點45分至7點才開門，天恩的晨早特別線的頭班車開7點，但試想想，一些基層工友，早出晚歸，可能要乘晨早特別線之前的巴士，他們還能夠在這些店舖坐下，吃過早餐才上班嗎？在附近擺賣的小販是天光墟，其實他們服務的對象，就正正是那些早出晚歸的工友、晨運客和要晨早上學的的學生。當商場、街市的舖租越加越貴，小商戶根本難以負擔，甚至可能因為租不起舖要當小販，室內的地方都變成了連鎖店，其實在戶外的流動小販正好提供了廉價的選擇給街坊，讓大家除了在連鎖店還有別的選擇。
小販的昔日和今日
小商戶面對的真正競爭，並不來自街上的小販，而是加重租和那些資本雄厚的連鎖店。不論是小商戶還是路邊的小販，其實都提供了選擇給街坊。細路仔打完波，在熟悉的路邊小販叔叔那兒買小食是常態，難道要叫他們搭兩層樓電梯上商場嗎？況且在連鎖便利店賣的魚蛋，有豈有街邊檔的風味呢？
在街上的墟市，古已有之，靠的是一種政府管理以外的人與人互動關係來形成的規律，為甚麼現在我們卻每天看到把小販當賊辦的政府宣傳呢？根據研究小販的學者Josephine Smart所說，自從都市化、工業化加劇以來，政府開始要控制人們如何使用街道和他們的時間，才不會「阻礙」（政府認可的）工商活動；19世紀的時候，英國政府採取高壓政策，要「清理」街上的小販、墟市、買賣者，民間的抗議亦十分強烈，直指政府的做法是剝削了他們的生存權。
香港政府對於街上活動、小販的處理手法，基本上是沿襲英國的。市集、墟市，在華人社會裡面，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街道，不但是一個買賣的地方，更是一個社區消息互通的地方。為了不開罪在香港（尤其是新界）的華人社群，港英政府都不會太過用力打壓街上的小販，只是在某些政治經濟重心區域（如中環）加以較嚴格的控制。直至20世紀中期，港英政府漸漸加強對小販的監控：劃定小販認可區，即同時禁止在認可區以外的一切擺賣行為；停發小販牌及利誘小販交回小販牌，即同時界定「無牌小販」並要慢慢讓「有牌小販」消失。不少香港學者都指出，政府這種對小販的監控的同期，是政府推出強迫教育（當年還未叫「免費教育」）的年代，強迫教育令「適齡」的兒童都要到學校學習，所以他們不能在街上當小販；故此，強迫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令街上的小販數目減少。
自從接二連三發生小販管理隊清場時，小販發生意外，甚至不幸死亡的事故，不少議員、學者，甚至社評都要求政府重發小販牌和把政府的空置地撥為小販擺賣地。這些意見雖然比現在政府那種「街上一個小販都不能有」的態度來得開明，但他們其實是看不到小販和街道的真正關係。人稱馬老闆的民間學者（雖然他未必喜歡這種稱謂）馬國明指出，有人流的地方才會有小販，沒有人流的地方就沒有小販，人流先於小販出現的；既然如此，把一個沒有人流的地方（如政府空置地）劃為小販可以擺賣的地方，又有甚麼意思呢？另一方面，即使政府重發小販牌，有牌的小販可以在政府管理的土地上擺賣的話，亦看不見問題的所在；請問一下，現在香港有多少地還是政府直接管理的範圍呢：連接天恩和頌富的兩條天橋，一條歸輕鐵管，一條歸天恩
從小販到我們的城市
儘管那些議員、學者、社評提出的建議並不完善，總比把小販全面禁絕開明得多；為甚麼政府卻連這些也不去考慮一下呢？為甚麼政府反而變本加厲，要求區議會提供「小販黑點」，在那裡小販管理隊可以不用警告，就立刻拘捕小販呢？你說小販阻街嗎？馬國明已告訴你，這是邏輯錯誤，人流不是小販造成的，而是人流令小販在這裡擺賣；更何況，你在旺角，看見人們避開寬頻上網的攤位，多於避開小販。你說小販和小商戶爭生意？你有看過街邊車仔檔搶去茶餐廳的生意嗎？我倒是見過M字頭的連鎖快餐店搶去不少茶餐廳的生意。你說街邊小販環境衛生差嗎？你也不見得那些連鎖店的衛生好得去哪兒，那些連鎖店不是給市民賣毒菜、令市民食物中毒嗎？
究竟我們的街道應該如何使用呢？究竟我們是不是希望一式一樣的商場去建築我們的城市呢？究竟我們是不是希望我們的城市只有連鎖店呢？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參考資料：
馬國明 《路邊政治經濟學》 （香港：曙光，1998）
葉蔭聰、林藹雲 主編 《沒有小販的都市？》 （香港：街角，2000）
領匯監察 http://www.linkwatch.hk/
Smart, Josephi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eet Hawker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天恩
我家住黃大仙，交通也算方便，在我家的樓下，有巴士直接到達屯門市中心、元朗市中心、天水圍市中心。當我第一次去天恩
我從家樓下的巴士站上車的一刻開始計時，共花了１小時30分鐘以上才到達天恩
天恩
在天恩一天橋之隔的，是頌富。頌富有輕鐵站和一個大型領匯商場及街市。基本上，附近幾個屋
在天恩和頌富有食物賣的地方，最早都要6點半才開舖，一般都要在6點45分至7點才開門，天恩的晨早特別線的頭班車開7點，但試想想，一些基層工友，早出晚歸，可能要乘晨早特別線之前的巴士，他們還能夠在這些店舖坐下，吃過早餐才上班嗎？在附近擺賣的小販是天光墟，其實他們服務的對象，就正正是那些早出晚歸的工友、晨運客和要晨早上學的的學生。當商場、街市的舖租越加越貴，小商戶根本難以負擔，甚至可能因為租不起舖要當小販，室內的地方都變成了連鎖店，其實在戶外的流動小販正好提供了廉價的選擇給街坊，讓大家除了在連鎖店還有別的選擇。
小販的昔日和今日
小商戶面對的真正競爭，並不來自街上的小販，而是加重租和那些資本雄厚的連鎖店。不論是小商戶還是路邊的小販，其實都提供了選擇給街坊。細路仔打完波，在熟悉的路邊小販叔叔那兒買小食是常態，難道要叫他們搭兩層樓電梯上商場嗎？況且在連鎖便利店賣的魚蛋，有豈有街邊檔的風味呢？
在街上的墟市，古已有之，靠的是一種政府管理以外的人與人互動關係來形成的規律，為甚麼現在我們卻每天看到把小販當賊辦的政府宣傳呢？根據研究小販的學者Josephine Smart所說，自從都市化、工業化加劇以來，政府開始要控制人們如何使用街道和他們的時間，才不會「阻礙」（政府認可的）工商活動；19世紀的時候，英國政府採取高壓政策，要「清理」街上的小販、墟市、買賣者，民間的抗議亦十分強烈，直指政府的做法是剝削了他們的生存權。
香港政府對於街上活動、小販的處理手法，基本上是沿襲英國的。市集、墟市，在華人社會裡面，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街道，不但是一個買賣的地方，更是一個社區消息互通的地方。為了不開罪在香港（尤其是新界）的華人社群，港英政府都不會太過用力打壓街上的小販，只是在某些政治經濟重心區域（如中環）加以較嚴格的控制。直至20世紀中期，港英政府漸漸加強對小販的監控：劃定小販認可區，即同時禁止在認可區以外的一切擺賣行為；停發小販牌及利誘小販交回小販牌，即同時界定「無牌小販」並要慢慢讓「有牌小販」消失。不少香港學者都指出，政府這種對小販的監控的同期，是政府推出強迫教育（當年還未叫「免費教育」）的年代，強迫教育令「適齡」的兒童都要到學校學習，所以他們不能在街上當小販；故此，強迫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令街上的小販數目減少。
自從接二連三發生小販管理隊清場時，小販發生意外，甚至不幸死亡的事故，不少議員、學者，甚至社評都要求政府重發小販牌和把政府的空置地撥為小販擺賣地。這些意見雖然比現在政府那種「街上一個小販都不能有」的態度來得開明，但他們其實是看不到小販和街道的真正關係。人稱馬老闆的民間學者（雖然他未必喜歡這種稱謂）馬國明指出，有人流的地方才會有小販，沒有人流的地方就沒有小販，人流先於小販出現的；既然如此，把一個沒有人流的地方（如政府空置地）劃為小販可以擺賣的地方，又有甚麼意思呢？另一方面，即使政府重發小販牌，有牌的小販可以在政府管理的土地上擺賣的話，亦看不見問題的所在；請問一下，現在香港有多少地還是政府直接管理的範圍呢：連接天恩和頌富的兩條天橋，一條歸輕鐵管，一條歸天恩
從小販到我們的城市
儘管那些議員、學者、社評提出的建議並不完善，總比把小販全面禁絕開明得多；為甚麼政府卻連這些也不去考慮一下呢？為甚麼政府反而變本加厲，要求區議會提供「小販黑點」，在那裡小販管理隊可以不用警告，就立刻拘捕小販呢？你說小販阻街嗎？馬國明已告訴你，這是邏輯錯誤，人流不是小販造成的，而是人流令小販在這裡擺賣；更何況，你在旺角，看見人們避開寬頻上網的攤位，多於避開小販。你說小販和小商戶爭生意？你有看過街邊車仔檔搶去茶餐廳的生意嗎？我倒是見過M字頭的連鎖快餐店搶去不少茶餐廳的生意。你說街邊小販環境衛生差嗎？你也不見得那些連鎖店的衛生好得去哪兒，那些連鎖店不是給市民賣毒菜、令市民食物中毒嗎？
究竟我們的街道應該如何使用呢？究竟我們是不是希望一式一樣的商場去建築我們的城市呢？究竟我們是不是希望我們的城市只有連鎖店呢？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參考資料：
馬國明 《路邊政治經濟學》 （香港：曙光，1998）
葉蔭聰、林藹雲 主編 《沒有小販的都市？》 （香港：街角，2000）
領匯監察 http://www.linkwatch.hk/
Smart, Josephi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eet Hawker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