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 12月 11, 2013 2:18 pm
魯迅為什麼無與倫比 作者：李澤厚 劉再復
文章來源：《魯迅研究》
瀏覽：108 次 劉再復：您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發表在一九七八年的《魯迅研究集刊》上，至今已三十二年。三十年前我讀後受到啟發，三十年後的今天重讀一下，還是受到啟發。不過，您這篇文章的第一句「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後來有所變化。二??一年您在與我的對話中，提出應當摘掉魯迅「革命家」與「思想家」這兩頂帽子，說他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學家即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還是願意稱魯迅為思想家，只是他不是那種訴諸邏輯思辨的思想家，而是訴諸於情感力量的思想家，他的雜文且不說，即使小說，其形象也蘊含著強大的深刻的思想。
李澤厚：我說的思想家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狹義的思想家應當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論、概念系統，魯迅不是這種思想家，給他一頂「思想家」帽子，會對他作這種要求，不合適。廣義的思想家是指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學者、作家以及政治家等等。從廣義說，稱魯迅為思想家也沒有錯。不過，「廣義」也得有個限度。南京大學原來的校長匡亞明，編了一整套一、二百個「思想家」的大叢書，把帝王將相各種名人都列在其內，都成了「思想家」，這就未免太寬了，人人都有思想，就都是思想家了。
劉再復：您把魯迅界定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偉大文學家也好。文學是最自由領域，文學可以走極端，我一再說，好作家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自己的發現、思想、情感、表現手法推向極致。唯其如此才能走出平庸。魯迅的許多思想都很極端，例如主張報復、主張黨同伐異，主張以牙還牙等等，在文學上是允許的，而且可以表現得非常精彩，例如《鑄劍》就把復仇寫得非常悲壯，非常美。如果用思想家的尺度看《鑄劍》，就會覺得他在鼓吹「與汝皆亡」、「同歸於盡」的死亡哲學，與當代恐怖主義自殺炸彈所象徵的「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學差不多。
李澤厚：魯迅有許多偏見，許多激憤之語，作為文學家，可以理解，但作為思想家，就不那麼好理解。他對中醫的偏見，對梅蘭芳的偏見，對許多人許多事的偏見，我們只能視為文學家的偏激情感。他和梁實秋關於文學階級性、人性的論辯，文學家著眼於他的情感感受，看到人處於社會不同的階層確實有不同的情況和境迂，而發出強烈的不平之鳴，這沒有錯。資本家當然想你工人多幹活我少發工資，工人想的正相反。作為一個文學家，魯迅強調資本家的這一方面無可指責，他的階級性主張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去要求，我們就會覺得魯迅有些批判太片面太武斷。文學可以見證階級性，也可以見證普遍人性，不能說梁實秋的人性論就是「資本家乏走狗」的理論。十年前我們那次談話，我就說，魯迅的啟蒙是訴諸人的情感方面，是情感的力量，這是文學，包括後期的雜文，雖然包含著許多思想，但所以強烈影響人們感染人們還是其中的情感力量，而不是他的說理。他那貌似說理的論辯其實是蘊涵著情感的文學表述。純從思想理論上看，是有許多破綻的。
劉再復：魯迅的創造體系，不僅是小說，還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詩（《野草》）、敘事散文（《朝花夕拾》）、小品文、雜文等。雜文是魯迅獨創的散文文體，它有形式，我曾寫這一篇文章，叫做「魯迅雜文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探討魯迅創造的雜文形式，而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更根本的是磅礡於字行中的思想情感力量，也可說是感憤的力量，這是真文學。我們應當高度評價這種天才的文體創造。除了小說、散文，魯迅還寫了《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等文學論著，這都是文學業績。他還翻譯了那麼多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論著，真不簡單。當今的文學批評者好像只知小說，不知其他文類，談起魯迅，幾乎不敢理直氣壯地正視他的雜文，其實，他創造的這一文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無與倫比的成就。
李澤厚：魯迅的多方面成就，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也把這深度融化為情感力量和文體創造等等，形成一種其他現代作家難以比擬的境界。張愛玲的一些小說雖然也不錯，確實有文采，描繪精緻，但從整體境界說，就無法與魯迅相比。多年來拚命拔高張愛玲、拔高周作人，聲音很響，氣勢很盛，但看來無濟於事，仍然動搖不了魯迅在讀者心中的位置。在近年幾次百年作家評選中，魯迅不仍然是穩居第一麼？
劉再復：作家之別，作品之別，歸根結蒂是境界的差別。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話文的文學金字塔，全在於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家，高出得很多。周氏兄弟都有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我們會覺得魯迅的境界還不僅僅在於他自始至終對於人間有大關懷（這一點周作人當然望塵莫及），而且還在於他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認知以及對人性、國民性的認知，都有一種大眼界，這更是周作人望塵莫及的，還有他對雜文文體的創造，對黑暗的決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與思想情感等等，也都構成他的境界的一角。我寫過文章，說文學批評不能僅僅著眼於語言，應著眼於根本，這根本就是精神內涵，它與審美形式構成境界。境界看不見，但可以感受得到，文學批評者應當具備這種感受能力。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所以了不起，就在於他有一種境界感覺，他能感悟到李後主的詞境非同一般。
李澤厚：我曾和你聊過，就語言功夫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就整個創作境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大大高於屠格涅夫。
劉再復：這裡有眼界之別，有氣魄之別，有思想深度之別，有情感力度之別。
李澤厚：我不喜歡周作人，歸根結蒂還是不喜歡他的整體創作境界太舊，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與明末作品相去不遠。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組成的。現代人們喜歡把二周（周樹人、周作人）相提並論，我不以為然。
劉再復：有些研究者說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我卻覺得周作人離釋家的高遠境界很遠。大乘佛教的普度眾生是很高的境界，中道智慧也是很高的境界。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抵達了這一境界，而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行為語言，從根本上說，他還是缺少大乘佛教的那種大慈悲，缺少這一根本，他就喪失了良知拒絕的力量，從而造成「千古之恨」。
李澤厚：周作人大節已虧，從整體做人上便無境界可言。《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1978）和《胡適、陳獨秀、魯迅》（1987）發表之後這二、三十年，我有兩個不變，一是對魯迅的評價不變，至今還是我的偶像；二是我的基本觀點未變，我用「提倡啟蒙、超越啟蒙」八個字來概說魯迅，現在還覺得這一論點沒有過時，只是從來沒有展開來談罷了。魯迅不同於中國現代作家，也不同於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全在這八個字之中。魯迅的總特色也在於此。魯迅的啟蒙，不是泛泛的啟蒙，不是一般性的啟蒙，他的啟蒙是超越啟蒙理性之後再進入啟蒙，這是一種極具深度的啟蒙。「五四」時期，他不僅有《吶喊》、《彷徨》、《熱風》，而且還有《野草》。陳獨秀、胡適、郭沫若、錢玄同以及周作人，包括後來的茅盾、巴金、老捨、曹禺等等都缺乏「超越啟蒙」這深刻的一面。我說胡適引用易卜生「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個人」這句話，但不能深刻理解這句話，唯魯迅能理解，而且通過作品表提出孤獨的個人和個人的孤獨感。
劉再復:您曾提出過「五四」乃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但是對於這一論斷，有不少朋友和您提出討論或在文章中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汪暉在《彷徨無地》一書中，就說「……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於是，『人』的啟蒙問題才應應運而生。因此，從基本的方面說，中國啟蒙思想始終是中國民族主義主旋律的『副部主題』，它無力構成的所謂『雙重變奏』中的一個平等和獨立的主題。」（《彷徨無地》第2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汪暉的問題是說，包括魯迅在內的「啟蒙」，是否只不過是民族救亡這一大主題的「副曲」，本身並非主旋律。
李澤厚：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早講過，民族救亡問題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總主題和主旋律。我在論說鄒容與陳天華時就說前者說啟蒙後者重救亡，但還是陳天華的救亡成了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段歷史時間，大約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北伐前，也可說到三十年代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之前，這段時間的「啟蒙」不是「副部主題」，而也是正主題。五四之初陳獨秀寫了《最後的覺悟》一文，中心意思是說道德的覺悟、文化的覺悟才是根本，這就是說，與政治救亡相比，文化啟蒙才是根本，反對舊道德、反對舊文學，其實包括反整個傳統文化，才是要務和主題所在。所以才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是文化啟蒙運動，不是政治民族救亡運動。可惜這段時間太短，講「最後的覺悟」，宣告不談政治的陳獨秀很快又投身政治去組建共產黨了。但其他許多人仍在繼續搞啟蒙，包括教育救國和向國民黨要民權等等。所以我認為「啟蒙」、「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時期一個獨立的主題，並非直接依附於民族救亡的副題。當然「啟蒙」的來源是為了救亡即拯救中國，這我在近現代思想史論兩本書裡交代得很清楚，強調了它與西方的啟蒙（解脫神的統治的個性解放）的不同，而且指出後來救亡又很快壓倒了啟蒙，等等。
劉再復：《野草》是魯迅「超越啟蒙」最有力的明證。中國現代作家一直處於民族危亡的陰影籠罩之下，他們的焦慮主要是群體生存問題，不是個體存在意義問題，或者說，他們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合理性問題，不是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問題，因此，中國現代作家普遍缺少現代感，缺少在現代社會面前的不安感與孤獨感。魯迅在中國現代作家群中，具有現代感，完全屬於個案。這只能用「天才」來說明。
李澤厚：魯迅的孤獨也包含四面受敵（包括晚期受「同一陣營」的無數暗箭）無人理解的孤獨。當然也有對人生意義的感歎懷疑的深重孤獨，《野草》表現得最突出，晚期也仍有。魯迅始終是懷疑派，包括對人生意義的懷疑。魯迅不是依歸上帝的那種個體孤獨，所以魯迅的現代孤獨感仍然不同於西方那種「孤獨的個人」。西方諸如郭爾凱戈爾那種孤獨個人，是大宗教背景下的孤獨，是面對上帝關於個人存在意義的叩問，這是純粹個人主義的孤獨，而魯迅的孤獨感卻有深刻的特定時代內涵，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鳴的孤獨，是「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是投槍無處投射、聲音沒有迴響的孤獨。正是他那超越啟蒙和提倡啟蒙相矛盾相衝突，卻又相結合相融匯，這才可能有那深層次的孤獨絕望中仍然展示出對人世的關懷，既絕望、孤獨，超越卻又仍然有啟蒙的戰鬥情懷和人道心緒。《野草》裡有《這樣的戰士》。這「戰士」就是他自己，這是孤獨的戰士，戰士的孤獨，是帶有時代苦悶內容的戰士，不是西方那種絕對的原子式的個人。
劉再復：《野草》之前，魯迅就寫過您特別喜歡的小說《孤獨者》。那也是孤獨的戰士，或者說是孤獨的失敗的戰士，孤獨到極點，寂寞到極點！魯迅在《這樣的戰士》裡說：「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樣，使猛士無所用其力。」其實，孤獨者魏連殳也是「無所用其力」的大寂寞。失敗者的大寂寞。西方的孤獨者當然不是魯迅這種走進無物之陣的戰士的孤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大陸有一些研究魯迅的朋友強調魯迅超越啟蒙、孤獨個體這一面，但描述得有點過份，幾乎把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郭爾凱戈爾等同起來，這樣，魯迅又失去了本來的面目。
李澤厚：過份誇大魯迅個體孤獨的一面，並不是真實的魯迅。魯迅經過一番對存在意義的叩問之後，也就是超越了啟蒙之後，又回到啟蒙與救亡，（主要指在邏輯上而非一定在時間上）又繼續他的戰鬥。魯迅由孤獨的個體又積極回到爭鬥的人間，這才是魯迅的偉大處。近代的譚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都有一個從俗到真，從真返俗的思想歷程。魯迅也是這樣一種三段論，但比他們要更深刻。從提倡啟蒙到超越啟蒙又返回啟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衝突和結合融匯充分展現出來，所以特別深刻豐富。
劉再復：魯迅不是長久地「彷徨無地」，而是彷徨之後又站立於大地，戰鬥於人間。這一點真了不起。您一再說，真正的哲學難題是看透了、看空了之後怎麼辦？看透了不是不再生活，而是更明白更清醒地生活。經過一番徹悟，理解了存在的意義再回到存在（生活）之中，就明白哪些有價值，哪些無價值，哪些值得追求、眷戀，哪些不值得追求、眷戀。徹悟之後，看空看透之後不是不生活，而是不再虛妄地生活。但還是要生活。我在《紅樓四書》中也一再強調這一點。曹雪芹看「空」看「破」之後還寫《紅樓夢》，徹悟之後不是不寫，而是不為功名功利而寫。章太炎由真返俗，正是徹悟之後的重返生活，因此生活（包括戰鬥）得更天真、更瀟灑、更有力量。
您說「提倡啟蒙——超越啟蒙——返回啟蒙」這「三段論」主要是指在邏輯上而非一定在時間上，這一點以後有機會還要聽您細論。因為如果從時間而言，「提倡」與「超越」很難分清界限，例如寫作《野草》的時間與寫作《彷徨》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收入《華蓋集》和《華蓋集續集》中的一些雜文也在這一時間段上，很難分清哪篇屬於「超越啟蒙」，哪篇屬於「提倡啟蒙」。但從邏輯上說，《野草》則是「超越啟蒙」的重大標誌。難怪聶紺弩要說《野草》是魯迅思想發展全程中的一個重要樞紐。
李澤厚：徹悟了又回到人間，彷徨之後不是躲在院牆內談龍說虎，飲茶避世，這才真偉大。看破了還積極地生活著，沒有矯情，不唉歎，參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協地戰鬥到最後一息，這才是魯迅。把魯迅描繪成孤獨的個人，恰恰抹掉了魯迅最偉大的一面。
劉再復：魯迅有孤獨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賞，顧影自憐。也沒有舊文人那些習氣。我們所以能感到魯迅人格的詩意，就在於魯迅身上一點也沒有舊文人的酸氣。
李澤厚：我從中學開始，就喜歡魯迅的《孤獨者》，你注意了沒有？魯迅的「自選集」，並沒有選上「孤獨者」。
劉再復：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未選這一篇，也許是他覺得「孤獨者」太冷了。
李澤厚：魯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熱情滿懷又非常冷靜。這冷靜也是一種藝術形式。巴金的小說有熱情，但只是宣洩熱情，缺少形式，從而沒有審美意味，遠不如魯迅。孤獨者在深夜裡那一聲如狼長嗥，何等孤獨，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長，那是極其熾熱的聲音，卻是非常冷靜的筆墨。
劉再復：魯迅內心是熾熱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給內心的烈火一種冷的外殼。魯迅身上又有一種很深刻的懷疑主義。「從來如此，便對嗎？」從第一篇小說開始，他就懷疑。懷疑使人冷靜。他揭露中國的國民性，只是從病理學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於國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從來未說過樂觀的話，他顯然是懷疑的。阿Q至死都不覺悟，高喊「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等於說二十年後、二百年後的阿Q還是阿Q，無可改造，看透了這一切就冷靜了。
李澤厚：魯迅有懷疑精神，這與他生性多疑有關係，像李四光那麼好的人，他也懷疑。曹操多疑，毛澤東也多疑，那是君臨大位所使然。魯迅的多疑可能與他「從小康落入貧困」等人生經歷有關，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虛偽，「從中可見世人的真面目」，從而懷疑一切被稱為美好的東西。魯迅抨擊梅蘭芳，那是偏見，但對李四光等人，卻是多疑，他還懷疑過許多人。記得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我說過魯迅對人對事從來不輕信。
劉再復：我一直感到，魯迅對人性是不信任的。不僅是對中國國民性。人性的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虛偽，這一切魯迅看得很透徹。他的小說《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這一篇。
李澤厚：我忘了它寫了什麼？我對藝術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魯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記不住。但我對魯迅的許多材料還是比較熟悉的，也曾想專門寫魯迅，後來作罷。
劉再復：這篇小說情節很簡單，寫的是一個公務員，平常曾以珍重手足之情見稱，但是自己的弟弟果然病重之後，他產生的心理完全卻是生怕弟弟死了之後他怎麼供給侄兒上學，盤算的全是現實的功利而不是兄弟之情。魯迅這篇小說對人性悲觀到極點。連親兄弟都沒有真情，更何況對其他人。在魯迅看來，人性深處的黑暗正是人性的真實，這種真實根深蒂固，根本無法改變。這是一篇深刻見證人性黑暗的作品，但在魯迅研究界，卻很少有人提及，倒是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這本書中特別以這篇小說為例，說明魯迅對傳統道德持有一種刻薄的批評態度。這段話挺有意思，我念給您聽。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袖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像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髮現並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鬆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末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中國大歷史》第275頁，北京三聯，二??四年版）
李澤厚：《弟兄》這篇小說我沒留心，黃仁宇這段話，我也沒注意到，《中國大歷史》這書我倒是翻過，但未細讀。我對黃包括那本非常著名的《萬曆十五年》，評價遠沒有時賢那麼高。
劉再復：魯迅在「五四」時以激進的態度和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對儒、道、釋三家都沒好感。在「打到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將之一；對莊子他則從頭到尾也沒有好感過。對釋，他則批評中國人虛假的實用主義的「吃教」，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恐怕沒什麼可爭議的，奇怪的是，他終其一生，最後如您注意到的，蓋棺定論的還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體，讓我們感到他不僅沒有離開中國文化，而且還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魂魄。您對這一現象似乎還沒有作過解釋，我很想聽聽您的見解。
李澤厚：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覺得對中國文化，魯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溫飽、求發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的總精神。凡是有益於這一目標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於這一目標的一概批判，他說過，凡是阻礙中國人生存、溫飽、發展的，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進反傳統，卻抓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本，這比那些大喊國粹至上、國學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魯迅而不是這些國粹派才真正是中國的「民族魂」。
劉再復：有礙生存、溫飽、發展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撲滅。這一態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過，又在《北京通訊》中再次表述。（兩文都收入《華蓋集》中）。魯迅的態度極為鮮明。當時這套三墳五典、金人玉佛等傳統糟粕，非常猖獗，確實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掃滅。中國的文化整體是求生的文化，進取的文化，魯迅確實抓住了這一點。他雖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易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魯迅抓住「生」的總方向，這與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澤厚：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與佛教的「空」文化不同。你在答香港《城市文藝》編者時說魯迅很實在，他不諱言教書是為了「餬口」，「吃飯哲學」。他很重視生活，重視肉身，沒有肉身哪有靈魂？沒有「臭皮囊」，哪來靈魂的創造？基督教把肉身視為「罪」視為髒，魯迅並不這麼看。他要喝牛奶、吃魚肝油，很重視肉身，很重視身體健康。魯迅也不同於「空」文化，前邊我已說過，他始終在人間，儘管這個人間如同地獄，但他還是站在人間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閘門，不避世，不厭世。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總體是「慶生」，是「喜」生，是「多子多福」，魯迅超越了啟蒙，「孤獨彷徨」可說是領悟到「空」（對存在意義的懷疑甚至否定），但並不因此而擺脫世間去作「自了漢」。他始終沒有脫離人間。他最後那些雜文，稱之為匕首與投槍也罷，仍然充滿人道關懷人情眷戀，這才是偉大的無與倫比的魯迅。
劉再復：魯迅對「安貧樂道」、對愚忠愚孝、對封建宗法制確實極其反感，但他對人間的苦痛又那麼敏感，他熱烈地擁抱是非，熱愛地關懷民瘼，熱烈地愛與憎等等，都與中國的樂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您曾講過，西方文化的長處是思辨藝術，中國文化的長處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確實是中國文化的魂魄，魯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澤厚：對。還有一點，我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指出魯迅和中國普通農民的天然聯繫，魯迅的身心不沒入上層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關懷底層的農民大眾，他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與此有關。
劉再復：魯迅在《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儘管他看到中國文化的許多病態，但對中國及中國文化並沒有失去信念，為什麼？因為還有底層的人民在。所以他說，要看「地底」。他對閏土、祥林嫂這類底層農民的苦難充滿同情，但沒有失去信心。魯迅始終有這一份關懷。
李澤厚：西方強調面對上帝，他們的孤獨是面對上帝的靈魂孤獨，所以是純粹的「個人主義」，突出的是靈魂歸宿問題。而中國知識分子，當然是指像魯迅這種知識分子，他們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面對底層，靈肉不徹底分離，這仍然是儒家傳統，這一點在《史論》裡也強調說過了，五四那些急進反傳統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學和傳統影響的人，他們才是傳統的真正繼承者。這是魯迅的人道主義重要來源之一。所以魯迅說他總是在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徘徊。你說魯迅有懷疑主義，的確有，他似乎懷疑一切，也懷疑上帝，但他並不懷疑底層勞苦大眾和替他們說話的人，他認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這一點很不簡單。
劉再復：西方知識者的孤獨是靈魂的孤獨，突出的是靈魂歸宿的問題；中國知識者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靈肉不徹底分離，突出的其實是「肉」是「生」，您點破這一根本區別，極為要緊。魯迅心中沒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勞苦大眾）。他顯然也是重視生活，靈肉不分離。這一點，與儒相通。魯迅除了呈現中國文化「求生、慶生、謀生」的總精神之外，他自己還加進了一條「能殺才能生」。這一條使他總是積極，總是拚搏，晚年意識到時日無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趕快做」。生命途中有時感到絕望，他又「反抗絕望」，繼續展開希望，繼續發出自己的聲音。
李澤厚：所以魯迅的文章就表現出一個最根本的特點：愛憎分明。這不是簡單的情緒，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斷的情感，魯迅的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正因為它具有這種鮮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劉再復：魯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雜文，也很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來自情感。文學感染人的力量歸根結蒂是文學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這種感染力。他骨子裡接近莊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釋家），但也缺乏莊子那種大氣魄。莊子那種「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氣魄還是很有健壯的感染力。
二?一一年二月中旬
於美國Boulder
文章來源：《魯迅研究》
瀏覽：108 次 劉再復：您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發表在一九七八年的《魯迅研究集刊》上，至今已三十二年。三十年前我讀後受到啟發，三十年後的今天重讀一下，還是受到啟發。不過，您這篇文章的第一句「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後來有所變化。二??一年您在與我的對話中，提出應當摘掉魯迅「革命家」與「思想家」這兩頂帽子，說他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學家即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還是願意稱魯迅為思想家，只是他不是那種訴諸邏輯思辨的思想家，而是訴諸於情感力量的思想家，他的雜文且不說，即使小說，其形象也蘊含著強大的深刻的思想。
李澤厚：我說的思想家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狹義的思想家應當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論、概念系統，魯迅不是這種思想家，給他一頂「思想家」帽子，會對他作這種要求，不合適。廣義的思想家是指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學者、作家以及政治家等等。從廣義說，稱魯迅為思想家也沒有錯。不過，「廣義」也得有個限度。南京大學原來的校長匡亞明，編了一整套一、二百個「思想家」的大叢書，把帝王將相各種名人都列在其內，都成了「思想家」，這就未免太寬了，人人都有思想，就都是思想家了。
劉再復：您把魯迅界定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偉大文學家也好。文學是最自由領域，文學可以走極端，我一再說，好作家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自己的發現、思想、情感、表現手法推向極致。唯其如此才能走出平庸。魯迅的許多思想都很極端，例如主張報復、主張黨同伐異，主張以牙還牙等等，在文學上是允許的，而且可以表現得非常精彩，例如《鑄劍》就把復仇寫得非常悲壯，非常美。如果用思想家的尺度看《鑄劍》，就會覺得他在鼓吹「與汝皆亡」、「同歸於盡」的死亡哲學，與當代恐怖主義自殺炸彈所象徵的「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學差不多。
李澤厚：魯迅有許多偏見，許多激憤之語，作為文學家，可以理解，但作為思想家，就不那麼好理解。他對中醫的偏見，對梅蘭芳的偏見，對許多人許多事的偏見，我們只能視為文學家的偏激情感。他和梁實秋關於文學階級性、人性的論辯，文學家著眼於他的情感感受，看到人處於社會不同的階層確實有不同的情況和境迂，而發出強烈的不平之鳴，這沒有錯。資本家當然想你工人多幹活我少發工資，工人想的正相反。作為一個文學家，魯迅強調資本家的這一方面無可指責，他的階級性主張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去要求，我們就會覺得魯迅有些批判太片面太武斷。文學可以見證階級性，也可以見證普遍人性，不能說梁實秋的人性論就是「資本家乏走狗」的理論。十年前我們那次談話，我就說，魯迅的啟蒙是訴諸人的情感方面，是情感的力量，這是文學，包括後期的雜文，雖然包含著許多思想，但所以強烈影響人們感染人們還是其中的情感力量，而不是他的說理。他那貌似說理的論辯其實是蘊涵著情感的文學表述。純從思想理論上看，是有許多破綻的。
劉再復：魯迅的創造體系，不僅是小說，還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詩（《野草》）、敘事散文（《朝花夕拾》）、小品文、雜文等。雜文是魯迅獨創的散文文體，它有形式，我曾寫這一篇文章，叫做「魯迅雜文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探討魯迅創造的雜文形式，而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更根本的是磅礡於字行中的思想情感力量，也可說是感憤的力量，這是真文學。我們應當高度評價這種天才的文體創造。除了小說、散文，魯迅還寫了《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等文學論著，這都是文學業績。他還翻譯了那麼多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論著，真不簡單。當今的文學批評者好像只知小說，不知其他文類，談起魯迅，幾乎不敢理直氣壯地正視他的雜文，其實，他創造的這一文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無與倫比的成就。
李澤厚：魯迅的多方面成就，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也把這深度融化為情感力量和文體創造等等，形成一種其他現代作家難以比擬的境界。張愛玲的一些小說雖然也不錯，確實有文采，描繪精緻，但從整體境界說，就無法與魯迅相比。多年來拚命拔高張愛玲、拔高周作人，聲音很響，氣勢很盛，但看來無濟於事，仍然動搖不了魯迅在讀者心中的位置。在近年幾次百年作家評選中，魯迅不仍然是穩居第一麼？
劉再復：作家之別，作品之別，歸根結蒂是境界的差別。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話文的文學金字塔，全在於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家，高出得很多。周氏兄弟都有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我們會覺得魯迅的境界還不僅僅在於他自始至終對於人間有大關懷（這一點周作人當然望塵莫及），而且還在於他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認知以及對人性、國民性的認知，都有一種大眼界，這更是周作人望塵莫及的，還有他對雜文文體的創造，對黑暗的決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與思想情感等等，也都構成他的境界的一角。我寫過文章，說文學批評不能僅僅著眼於語言，應著眼於根本，這根本就是精神內涵，它與審美形式構成境界。境界看不見，但可以感受得到，文學批評者應當具備這種感受能力。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所以了不起，就在於他有一種境界感覺，他能感悟到李後主的詞境非同一般。
李澤厚：我曾和你聊過，就語言功夫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就整個創作境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大大高於屠格涅夫。
劉再復：這裡有眼界之別，有氣魄之別，有思想深度之別，有情感力度之別。
李澤厚：我不喜歡周作人，歸根結蒂還是不喜歡他的整體創作境界太舊，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與明末作品相去不遠。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組成的。現代人們喜歡把二周（周樹人、周作人）相提並論，我不以為然。
劉再復：有些研究者說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我卻覺得周作人離釋家的高遠境界很遠。大乘佛教的普度眾生是很高的境界，中道智慧也是很高的境界。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抵達了這一境界，而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行為語言，從根本上說，他還是缺少大乘佛教的那種大慈悲，缺少這一根本，他就喪失了良知拒絕的力量，從而造成「千古之恨」。
李澤厚：周作人大節已虧，從整體做人上便無境界可言。《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1978）和《胡適、陳獨秀、魯迅》（1987）發表之後這二、三十年，我有兩個不變，一是對魯迅的評價不變，至今還是我的偶像；二是我的基本觀點未變，我用「提倡啟蒙、超越啟蒙」八個字來概說魯迅，現在還覺得這一論點沒有過時，只是從來沒有展開來談罷了。魯迅不同於中國現代作家，也不同於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全在這八個字之中。魯迅的總特色也在於此。魯迅的啟蒙，不是泛泛的啟蒙，不是一般性的啟蒙，他的啟蒙是超越啟蒙理性之後再進入啟蒙，這是一種極具深度的啟蒙。「五四」時期，他不僅有《吶喊》、《彷徨》、《熱風》，而且還有《野草》。陳獨秀、胡適、郭沫若、錢玄同以及周作人，包括後來的茅盾、巴金、老捨、曹禺等等都缺乏「超越啟蒙」這深刻的一面。我說胡適引用易卜生「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個人」這句話，但不能深刻理解這句話，唯魯迅能理解，而且通過作品表提出孤獨的個人和個人的孤獨感。
劉再復:您曾提出過「五四」乃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但是對於這一論斷，有不少朋友和您提出討論或在文章中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汪暉在《彷徨無地》一書中，就說「……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於是，『人』的啟蒙問題才應應運而生。因此，從基本的方面說，中國啟蒙思想始終是中國民族主義主旋律的『副部主題』，它無力構成的所謂『雙重變奏』中的一個平等和獨立的主題。」（《彷徨無地》第2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汪暉的問題是說，包括魯迅在內的「啟蒙」，是否只不過是民族救亡這一大主題的「副曲」，本身並非主旋律。
李澤厚：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早講過，民族救亡問題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總主題和主旋律。我在論說鄒容與陳天華時就說前者說啟蒙後者重救亡，但還是陳天華的救亡成了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段歷史時間，大約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北伐前，也可說到三十年代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之前，這段時間的「啟蒙」不是「副部主題」，而也是正主題。五四之初陳獨秀寫了《最後的覺悟》一文，中心意思是說道德的覺悟、文化的覺悟才是根本，這就是說，與政治救亡相比，文化啟蒙才是根本，反對舊道德、反對舊文學，其實包括反整個傳統文化，才是要務和主題所在。所以才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是文化啟蒙運動，不是政治民族救亡運動。可惜這段時間太短，講「最後的覺悟」，宣告不談政治的陳獨秀很快又投身政治去組建共產黨了。但其他許多人仍在繼續搞啟蒙，包括教育救國和向國民黨要民權等等。所以我認為「啟蒙」、「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時期一個獨立的主題，並非直接依附於民族救亡的副題。當然「啟蒙」的來源是為了救亡即拯救中國，這我在近現代思想史論兩本書裡交代得很清楚，強調了它與西方的啟蒙（解脫神的統治的個性解放）的不同，而且指出後來救亡又很快壓倒了啟蒙，等等。
劉再復：《野草》是魯迅「超越啟蒙」最有力的明證。中國現代作家一直處於民族危亡的陰影籠罩之下，他們的焦慮主要是群體生存問題，不是個體存在意義問題，或者說，他們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合理性問題，不是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問題，因此，中國現代作家普遍缺少現代感，缺少在現代社會面前的不安感與孤獨感。魯迅在中國現代作家群中，具有現代感，完全屬於個案。這只能用「天才」來說明。
李澤厚：魯迅的孤獨也包含四面受敵（包括晚期受「同一陣營」的無數暗箭）無人理解的孤獨。當然也有對人生意義的感歎懷疑的深重孤獨，《野草》表現得最突出，晚期也仍有。魯迅始終是懷疑派，包括對人生意義的懷疑。魯迅不是依歸上帝的那種個體孤獨，所以魯迅的現代孤獨感仍然不同於西方那種「孤獨的個人」。西方諸如郭爾凱戈爾那種孤獨個人，是大宗教背景下的孤獨，是面對上帝關於個人存在意義的叩問，這是純粹個人主義的孤獨，而魯迅的孤獨感卻有深刻的特定時代內涵，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鳴的孤獨，是「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是投槍無處投射、聲音沒有迴響的孤獨。正是他那超越啟蒙和提倡啟蒙相矛盾相衝突，卻又相結合相融匯，這才可能有那深層次的孤獨絕望中仍然展示出對人世的關懷，既絕望、孤獨，超越卻又仍然有啟蒙的戰鬥情懷和人道心緒。《野草》裡有《這樣的戰士》。這「戰士」就是他自己，這是孤獨的戰士，戰士的孤獨，是帶有時代苦悶內容的戰士，不是西方那種絕對的原子式的個人。
劉再復：《野草》之前，魯迅就寫過您特別喜歡的小說《孤獨者》。那也是孤獨的戰士，或者說是孤獨的失敗的戰士，孤獨到極點，寂寞到極點！魯迅在《這樣的戰士》裡說：「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樣，使猛士無所用其力。」其實，孤獨者魏連殳也是「無所用其力」的大寂寞。失敗者的大寂寞。西方的孤獨者當然不是魯迅這種走進無物之陣的戰士的孤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大陸有一些研究魯迅的朋友強調魯迅超越啟蒙、孤獨個體這一面，但描述得有點過份，幾乎把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郭爾凱戈爾等同起來，這樣，魯迅又失去了本來的面目。
李澤厚：過份誇大魯迅個體孤獨的一面，並不是真實的魯迅。魯迅經過一番對存在意義的叩問之後，也就是超越了啟蒙之後，又回到啟蒙與救亡，（主要指在邏輯上而非一定在時間上）又繼續他的戰鬥。魯迅由孤獨的個體又積極回到爭鬥的人間，這才是魯迅的偉大處。近代的譚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都有一個從俗到真，從真返俗的思想歷程。魯迅也是這樣一種三段論，但比他們要更深刻。從提倡啟蒙到超越啟蒙又返回啟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衝突和結合融匯充分展現出來，所以特別深刻豐富。
劉再復：魯迅不是長久地「彷徨無地」，而是彷徨之後又站立於大地，戰鬥於人間。這一點真了不起。您一再說，真正的哲學難題是看透了、看空了之後怎麼辦？看透了不是不再生活，而是更明白更清醒地生活。經過一番徹悟，理解了存在的意義再回到存在（生活）之中，就明白哪些有價值，哪些無價值，哪些值得追求、眷戀，哪些不值得追求、眷戀。徹悟之後，看空看透之後不是不生活，而是不再虛妄地生活。但還是要生活。我在《紅樓四書》中也一再強調這一點。曹雪芹看「空」看「破」之後還寫《紅樓夢》，徹悟之後不是不寫，而是不為功名功利而寫。章太炎由真返俗，正是徹悟之後的重返生活，因此生活（包括戰鬥）得更天真、更瀟灑、更有力量。
您說「提倡啟蒙——超越啟蒙——返回啟蒙」這「三段論」主要是指在邏輯上而非一定在時間上，這一點以後有機會還要聽您細論。因為如果從時間而言，「提倡」與「超越」很難分清界限，例如寫作《野草》的時間與寫作《彷徨》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收入《華蓋集》和《華蓋集續集》中的一些雜文也在這一時間段上，很難分清哪篇屬於「超越啟蒙」，哪篇屬於「提倡啟蒙」。但從邏輯上說，《野草》則是「超越啟蒙」的重大標誌。難怪聶紺弩要說《野草》是魯迅思想發展全程中的一個重要樞紐。
李澤厚：徹悟了又回到人間，彷徨之後不是躲在院牆內談龍說虎，飲茶避世，這才真偉大。看破了還積極地生活著，沒有矯情，不唉歎，參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協地戰鬥到最後一息，這才是魯迅。把魯迅描繪成孤獨的個人，恰恰抹掉了魯迅最偉大的一面。
劉再復：魯迅有孤獨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賞，顧影自憐。也沒有舊文人那些習氣。我們所以能感到魯迅人格的詩意，就在於魯迅身上一點也沒有舊文人的酸氣。
李澤厚：我從中學開始，就喜歡魯迅的《孤獨者》，你注意了沒有？魯迅的「自選集」，並沒有選上「孤獨者」。
劉再復：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未選這一篇，也許是他覺得「孤獨者」太冷了。
李澤厚：魯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熱情滿懷又非常冷靜。這冷靜也是一種藝術形式。巴金的小說有熱情，但只是宣洩熱情，缺少形式，從而沒有審美意味，遠不如魯迅。孤獨者在深夜裡那一聲如狼長嗥，何等孤獨，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長，那是極其熾熱的聲音，卻是非常冷靜的筆墨。
劉再復：魯迅內心是熾熱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給內心的烈火一種冷的外殼。魯迅身上又有一種很深刻的懷疑主義。「從來如此，便對嗎？」從第一篇小說開始，他就懷疑。懷疑使人冷靜。他揭露中國的國民性，只是從病理學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於國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從來未說過樂觀的話，他顯然是懷疑的。阿Q至死都不覺悟，高喊「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等於說二十年後、二百年後的阿Q還是阿Q，無可改造，看透了這一切就冷靜了。
李澤厚：魯迅有懷疑精神，這與他生性多疑有關係，像李四光那麼好的人，他也懷疑。曹操多疑，毛澤東也多疑，那是君臨大位所使然。魯迅的多疑可能與他「從小康落入貧困」等人生經歷有關，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虛偽，「從中可見世人的真面目」，從而懷疑一切被稱為美好的東西。魯迅抨擊梅蘭芳，那是偏見，但對李四光等人，卻是多疑，他還懷疑過許多人。記得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我說過魯迅對人對事從來不輕信。
劉再復：我一直感到，魯迅對人性是不信任的。不僅是對中國國民性。人性的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虛偽，這一切魯迅看得很透徹。他的小說《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這一篇。
李澤厚：我忘了它寫了什麼？我對藝術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魯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記不住。但我對魯迅的許多材料還是比較熟悉的，也曾想專門寫魯迅，後來作罷。
劉再復：這篇小說情節很簡單，寫的是一個公務員，平常曾以珍重手足之情見稱，但是自己的弟弟果然病重之後，他產生的心理完全卻是生怕弟弟死了之後他怎麼供給侄兒上學，盤算的全是現實的功利而不是兄弟之情。魯迅這篇小說對人性悲觀到極點。連親兄弟都沒有真情，更何況對其他人。在魯迅看來，人性深處的黑暗正是人性的真實，這種真實根深蒂固，根本無法改變。這是一篇深刻見證人性黑暗的作品，但在魯迅研究界，卻很少有人提及，倒是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這本書中特別以這篇小說為例，說明魯迅對傳統道德持有一種刻薄的批評態度。這段話挺有意思，我念給您聽。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袖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像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髮現並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鬆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末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中國大歷史》第275頁，北京三聯，二??四年版）
李澤厚：《弟兄》這篇小說我沒留心，黃仁宇這段話，我也沒注意到，《中國大歷史》這書我倒是翻過，但未細讀。我對黃包括那本非常著名的《萬曆十五年》，評價遠沒有時賢那麼高。
劉再復：魯迅在「五四」時以激進的態度和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對儒、道、釋三家都沒好感。在「打到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將之一；對莊子他則從頭到尾也沒有好感過。對釋，他則批評中國人虛假的實用主義的「吃教」，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恐怕沒什麼可爭議的，奇怪的是，他終其一生，最後如您注意到的，蓋棺定論的還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體，讓我們感到他不僅沒有離開中國文化，而且還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魂魄。您對這一現象似乎還沒有作過解釋，我很想聽聽您的見解。
李澤厚：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覺得對中國文化，魯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溫飽、求發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的總精神。凡是有益於這一目標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於這一目標的一概批判，他說過，凡是阻礙中國人生存、溫飽、發展的，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進反傳統，卻抓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本，這比那些大喊國粹至上、國學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魯迅而不是這些國粹派才真正是中國的「民族魂」。
劉再復：有礙生存、溫飽、發展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撲滅。這一態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過，又在《北京通訊》中再次表述。（兩文都收入《華蓋集》中）。魯迅的態度極為鮮明。當時這套三墳五典、金人玉佛等傳統糟粕，非常猖獗，確實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掃滅。中國的文化整體是求生的文化，進取的文化，魯迅確實抓住了這一點。他雖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易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魯迅抓住「生」的總方向，這與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澤厚：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與佛教的「空」文化不同。你在答香港《城市文藝》編者時說魯迅很實在，他不諱言教書是為了「餬口」，「吃飯哲學」。他很重視生活，重視肉身，沒有肉身哪有靈魂？沒有「臭皮囊」，哪來靈魂的創造？基督教把肉身視為「罪」視為髒，魯迅並不這麼看。他要喝牛奶、吃魚肝油，很重視肉身，很重視身體健康。魯迅也不同於「空」文化，前邊我已說過，他始終在人間，儘管這個人間如同地獄，但他還是站在人間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閘門，不避世，不厭世。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總體是「慶生」，是「喜」生，是「多子多福」，魯迅超越了啟蒙，「孤獨彷徨」可說是領悟到「空」（對存在意義的懷疑甚至否定），但並不因此而擺脫世間去作「自了漢」。他始終沒有脫離人間。他最後那些雜文，稱之為匕首與投槍也罷，仍然充滿人道關懷人情眷戀，這才是偉大的無與倫比的魯迅。
劉再復：魯迅對「安貧樂道」、對愚忠愚孝、對封建宗法制確實極其反感，但他對人間的苦痛又那麼敏感，他熱烈地擁抱是非，熱愛地關懷民瘼，熱烈地愛與憎等等，都與中國的樂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您曾講過，西方文化的長處是思辨藝術，中國文化的長處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確實是中國文化的魂魄，魯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澤厚：對。還有一點，我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指出魯迅和中國普通農民的天然聯繫，魯迅的身心不沒入上層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關懷底層的農民大眾，他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與此有關。
劉再復：魯迅在《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儘管他看到中國文化的許多病態，但對中國及中國文化並沒有失去信念，為什麼？因為還有底層的人民在。所以他說，要看「地底」。他對閏土、祥林嫂這類底層農民的苦難充滿同情，但沒有失去信心。魯迅始終有這一份關懷。
李澤厚：西方強調面對上帝，他們的孤獨是面對上帝的靈魂孤獨，所以是純粹的「個人主義」，突出的是靈魂歸宿問題。而中國知識分子，當然是指像魯迅這種知識分子，他們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面對底層，靈肉不徹底分離，這仍然是儒家傳統，這一點在《史論》裡也強調說過了，五四那些急進反傳統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學和傳統影響的人，他們才是傳統的真正繼承者。這是魯迅的人道主義重要來源之一。所以魯迅說他總是在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徘徊。你說魯迅有懷疑主義，的確有，他似乎懷疑一切，也懷疑上帝，但他並不懷疑底層勞苦大眾和替他們說話的人，他認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這一點很不簡單。
劉再復：西方知識者的孤獨是靈魂的孤獨，突出的是靈魂歸宿的問題；中國知識者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靈肉不徹底分離，突出的其實是「肉」是「生」，您點破這一根本區別，極為要緊。魯迅心中沒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勞苦大眾）。他顯然也是重視生活，靈肉不分離。這一點，與儒相通。魯迅除了呈現中國文化「求生、慶生、謀生」的總精神之外，他自己還加進了一條「能殺才能生」。這一條使他總是積極，總是拚搏，晚年意識到時日無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趕快做」。生命途中有時感到絕望，他又「反抗絕望」，繼續展開希望，繼續發出自己的聲音。
李澤厚：所以魯迅的文章就表現出一個最根本的特點：愛憎分明。這不是簡單的情緒，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斷的情感，魯迅的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正因為它具有這種鮮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劉再復：魯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雜文，也很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來自情感。文學感染人的力量歸根結蒂是文學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這種感染力。他骨子裡接近莊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釋家），但也缺乏莊子那種大氣魄。莊子那種「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氣魄還是很有健壯的感染力。
二?一一年二月中旬
於美國Bou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