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財、氣的人生
發表於 : 週二 7月 02, 2013 4:54 pm
酒、色、財、氣的人生
到底酒、色、財、氣是怎樣的東西？其實，這當中並無一固定答案，又或是不必有一答案。北宋時，四位頂尖的文人墨客便曾就此各抒己見，或分或合，但當中並無任何爭論，沒有「河蟹」，有的只有風流，只有和諧。四者各含哲理，令人再三回味和反思各自的酒、色、財、氣的人生。
作為佛門高僧，佛印和尚從「佛家」的角度出發，訴說對酒、色、財、氣及眾人的批判。其詩曰：
酒色財氣四堵牆，
人人都在裡邊藏，
誰能跳出圈外頭，
不活百歲壽也长。
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主張「緣起性空」，認為森羅萬象皆是緣起之物，自「空」而生，再加上一切有形的「色」只是心之所起所現，故物無自性而性「空」，這便是「色即是空」。既然如此，人也就毋須執著於有形的「色」，當中又以上述的酒色財氣為最。但同時，「緣起性空」又是無間斷的過程，無形的「空」透過萬物的生生不息，而不斷呈現，此正好說明「空即是色」。同樣，正因「空即是色」，人亦不應追逐無形的「虛空」，逃避真實的人生。最後，「色」「空」一如，故人應「不落兩邊」，秉中而行。
承上言，因「色即是空」，故人生原是廣闆而無限的，人本可逍遙地生活，但卻偏偏自尋煩惱，劃地自限，為酒色財氣所困，樂此不疲。因此，人便漸漸變作籠中鳥，忘卻人生的真貌。同時，因「空即是色」，佛印提醒突破「酒色財氣」只是「跳出」「色」圈，而非忘卻生死，求取虛無的人生。最後，人如能不偏執於「色」和「空」，便能養生長壽。因此，佛印所希望表達的是「不落兩邊」的「中道觀」，批評世人為「色」所惑，同時亦勸導世人別陷入「空」的巢臼。
佛印之友蘇軾亦通佛理，甫見此詩，即能領略其中深意，但蘇軾畢竟並非佛門中人，其骨子裡始終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至德。因此，他便在旁寫下另一首同以酒、色、財、氣為題的詩，並申說自己的看法。
飲酒不醉是英豪，
戀色不迷最為高，
不義之財不可取，
有氣不生氣自消。
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道」是儒學人格的最高體現，但能中之人卻是鳳毛麟角，孔子亦為之唏噓不已。但其實「中庸之道」雖難亦易，端看人心的選擇。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之道」只講究「無過無不及」和「擇善固執」而已。儒家認為世事均有一「中」，此「中」即該事物的最佳狀態，因此，儒家講究「執中而行」，絕不偏離，此即「無過無不及」。同時，儒家鼓勵人若執「中」，便應拳拳服膺，奉行終生，此即「擇善固執」。
據詩而言，蘇軾始終未如佛印般，以「酒色財氣」為害，反而積極面對四者的價值。所謂「食、色，性也」，可見「酒色財氣」是人生所不能逃避和缺乏的。既然如此，如何處理和面對四者，並使之豐富人生，便是儒家的核心命題。為此，蘇軾便據「中庸之道」，提出「四不」：「不醉」、「不迷」、「不取(不義之財)」、「不生氣」，以之為四者之「中」，若人能據此而行，便能正確處理四者，達到「不易之中」的境界。然後，人再堅持不懈，時刻警剔並反躬自省，更能擁有如英豪般的高尚品格，成就「中庸至德」。由此可見，「中庸至德」雖難實易。
及後，王安石與宋神宗亦正好同遊佛、蘇二人的留詩之地。閱畢兩詩，神宗便命王安石亦以「酒色財氣」為題，和詩一首。眾所周知，王安石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熙寧變法」承上啟下，影響深遠；「古文大家」振興文風，為後世法，故王安石之詩從世俗出發，含有濃厚的入世之風。
無酒不成禮儀，
無色路斷人稀，
無財民不奮發，
無氣國無生機。
王安石與蘇軾一樣，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承認「酒色財氣」的價值，但蘇軾之詩偏向「內聖品德」，而王安石則表現得更奮發進取，追求「外王事功」的極致。其實，儒學雖重道德修養，但絕不主張做一「自了漢」，而是講求「學而優則仕」，主張「經世致用」之學。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以「德行」為首，但後三科卻是外在的表現，而孔子半生奔波，求的正是「得君行道」，即使是「退而教學」，亦時刻鼓勵學生出仕，此正好反映儒生對世道改革和表現的重視。
王安石從國事用度出發，認為「酒色財氣」與「禮儀」、「社會(路與人)」、「民生」及「國運」關係密切。「酒」方面，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認為「祭祀」與「戰爭」均是國之大事，故十分重視其禮儀，「五禮」：吉、凶、軍、賓、嘉，便正好顯示「禮」和「祭祀」、「戰爭」的關係。而「酒」正是所有「禮儀」的必需品，故「禮」不可無酒，「國」亦不可無酒。
「色」方面，中國是一農業國家，「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思想根深柢固。再加上，農業大多仰賴「人力」，對勞動力的要求，十分龐大，因此歷代政府多鼓勵生育，少有控制人口的政策。大量人口既可為社會建設和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亦能確保賦稅來源和補充戰力。因此，「色」於家國實有不可抹殺的重要性。
「財」方面，相信沒有人會懷疑其重要性。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兵及仁義均是政之要事，因此確保財源是國家的重中之重。此外，孟子亦曰：「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明確指出「不饑不寒」正是「王天下」的必要條件。而觀乎「熙寧變法」的改革，如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無一不從經濟著眼，便知「財」的重要性。正因如此，人民才會為「財」奮發，國富而後兵強。
「氣」方面，國家絕不能死氣沉沉，而必須表現得朝氣勃勃。的確，人絕不應逞一時意氣，而不顧實際情況，孔子以為君子有三戒，其一正是「戒之在鬥」，因為那只是有勇無謀的「匹夫之勇」，終會造成「亂」。但儒家又並非要求人們做一「打不還手」的懦夫，而是講究「恰當」。《中庸》曰：「發而中皆節，謂之和」，正是告誡人們當為即為，當怒即怒。既然如此，凡事有益於世道，而又能無過無不及的話，即可為應為，此即「自強不息」的生機，亦是「氣」之可貴。
最後，貴為九五之尊的宋神宗亦有和詩一首，而其詩緊王詩而出，內容雖如出一轍，但盡顯皇帝的恢宏氣度，和賢君求治的心。
酒助禮樂社稷康，
色有生靈重綱常，
財足糧豐國家盛，
氣凝太極定陰陽。
宋神宗雖未能中興大宋，但其勇於改革的魄力亦是史上少有。他不獨認同王安石的觀點，承認「酒色財氣」的作用，更具體指出四者無一不與國家興衰有關。而宋神宗實亦藉此表演其對未來的盼望和中興的雄心壯志。
綜合上述所言，四人雖各有其想，但卻顯出互相尊重，各自申述的氣量，而且皆能從生活中立題，文人風流盡現於此。其實，四詩尤如四人，各有人生，只要無損世道，自當「並行不悖」。
到底酒、色、財、氣是怎樣的東西？其實，這當中並無一固定答案，又或是不必有一答案。北宋時，四位頂尖的文人墨客便曾就此各抒己見，或分或合，但當中並無任何爭論，沒有「河蟹」，有的只有風流，只有和諧。四者各含哲理，令人再三回味和反思各自的酒、色、財、氣的人生。
作為佛門高僧，佛印和尚從「佛家」的角度出發，訴說對酒、色、財、氣及眾人的批判。其詩曰：
酒色財氣四堵牆，
人人都在裡邊藏，
誰能跳出圈外頭，
不活百歲壽也长。
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主張「緣起性空」，認為森羅萬象皆是緣起之物，自「空」而生，再加上一切有形的「色」只是心之所起所現，故物無自性而性「空」，這便是「色即是空」。既然如此，人也就毋須執著於有形的「色」，當中又以上述的酒色財氣為最。但同時，「緣起性空」又是無間斷的過程，無形的「空」透過萬物的生生不息，而不斷呈現，此正好說明「空即是色」。同樣，正因「空即是色」，人亦不應追逐無形的「虛空」，逃避真實的人生。最後，「色」「空」一如，故人應「不落兩邊」，秉中而行。
承上言，因「色即是空」，故人生原是廣闆而無限的，人本可逍遙地生活，但卻偏偏自尋煩惱，劃地自限，為酒色財氣所困，樂此不疲。因此，人便漸漸變作籠中鳥，忘卻人生的真貌。同時，因「空即是色」，佛印提醒突破「酒色財氣」只是「跳出」「色」圈，而非忘卻生死，求取虛無的人生。最後，人如能不偏執於「色」和「空」，便能養生長壽。因此，佛印所希望表達的是「不落兩邊」的「中道觀」，批評世人為「色」所惑，同時亦勸導世人別陷入「空」的巢臼。
佛印之友蘇軾亦通佛理，甫見此詩，即能領略其中深意，但蘇軾畢竟並非佛門中人，其骨子裡始終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至德。因此，他便在旁寫下另一首同以酒、色、財、氣為題的詩，並申說自己的看法。
飲酒不醉是英豪，
戀色不迷最為高，
不義之財不可取，
有氣不生氣自消。
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道」是儒學人格的最高體現，但能中之人卻是鳳毛麟角，孔子亦為之唏噓不已。但其實「中庸之道」雖難亦易，端看人心的選擇。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之道」只講究「無過無不及」和「擇善固執」而已。儒家認為世事均有一「中」，此「中」即該事物的最佳狀態，因此，儒家講究「執中而行」，絕不偏離，此即「無過無不及」。同時，儒家鼓勵人若執「中」，便應拳拳服膺，奉行終生，此即「擇善固執」。
據詩而言，蘇軾始終未如佛印般，以「酒色財氣」為害，反而積極面對四者的價值。所謂「食、色，性也」，可見「酒色財氣」是人生所不能逃避和缺乏的。既然如此，如何處理和面對四者，並使之豐富人生，便是儒家的核心命題。為此，蘇軾便據「中庸之道」，提出「四不」：「不醉」、「不迷」、「不取(不義之財)」、「不生氣」，以之為四者之「中」，若人能據此而行，便能正確處理四者，達到「不易之中」的境界。然後，人再堅持不懈，時刻警剔並反躬自省，更能擁有如英豪般的高尚品格，成就「中庸至德」。由此可見，「中庸至德」雖難實易。
及後，王安石與宋神宗亦正好同遊佛、蘇二人的留詩之地。閱畢兩詩，神宗便命王安石亦以「酒色財氣」為題，和詩一首。眾所周知，王安石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熙寧變法」承上啟下，影響深遠；「古文大家」振興文風，為後世法，故王安石之詩從世俗出發，含有濃厚的入世之風。
無酒不成禮儀，
無色路斷人稀，
無財民不奮發，
無氣國無生機。
王安石與蘇軾一樣，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承認「酒色財氣」的價值，但蘇軾之詩偏向「內聖品德」，而王安石則表現得更奮發進取，追求「外王事功」的極致。其實，儒學雖重道德修養，但絕不主張做一「自了漢」，而是講求「學而優則仕」，主張「經世致用」之學。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以「德行」為首，但後三科卻是外在的表現，而孔子半生奔波，求的正是「得君行道」，即使是「退而教學」，亦時刻鼓勵學生出仕，此正好反映儒生對世道改革和表現的重視。
王安石從國事用度出發，認為「酒色財氣」與「禮儀」、「社會(路與人)」、「民生」及「國運」關係密切。「酒」方面，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認為「祭祀」與「戰爭」均是國之大事，故十分重視其禮儀，「五禮」：吉、凶、軍、賓、嘉，便正好顯示「禮」和「祭祀」、「戰爭」的關係。而「酒」正是所有「禮儀」的必需品，故「禮」不可無酒，「國」亦不可無酒。
「色」方面，中國是一農業國家，「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思想根深柢固。再加上，農業大多仰賴「人力」，對勞動力的要求，十分龐大，因此歷代政府多鼓勵生育，少有控制人口的政策。大量人口既可為社會建設和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亦能確保賦稅來源和補充戰力。因此，「色」於家國實有不可抹殺的重要性。
「財」方面，相信沒有人會懷疑其重要性。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兵及仁義均是政之要事，因此確保財源是國家的重中之重。此外，孟子亦曰：「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明確指出「不饑不寒」正是「王天下」的必要條件。而觀乎「熙寧變法」的改革，如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無一不從經濟著眼，便知「財」的重要性。正因如此，人民才會為「財」奮發，國富而後兵強。
「氣」方面，國家絕不能死氣沉沉，而必須表現得朝氣勃勃。的確，人絕不應逞一時意氣，而不顧實際情況，孔子以為君子有三戒，其一正是「戒之在鬥」，因為那只是有勇無謀的「匹夫之勇」，終會造成「亂」。但儒家又並非要求人們做一「打不還手」的懦夫，而是講究「恰當」。《中庸》曰：「發而中皆節，謂之和」，正是告誡人們當為即為，當怒即怒。既然如此，凡事有益於世道，而又能無過無不及的話，即可為應為，此即「自強不息」的生機，亦是「氣」之可貴。
最後，貴為九五之尊的宋神宗亦有和詩一首，而其詩緊王詩而出，內容雖如出一轍，但盡顯皇帝的恢宏氣度，和賢君求治的心。
酒助禮樂社稷康，
色有生靈重綱常，
財足糧豐國家盛，
氣凝太極定陰陽。
宋神宗雖未能中興大宋，但其勇於改革的魄力亦是史上少有。他不獨認同王安石的觀點，承認「酒色財氣」的作用，更具體指出四者無一不與國家興衰有關。而宋神宗實亦藉此表演其對未來的盼望和中興的雄心壯志。
綜合上述所言，四人雖各有其想，但卻顯出互相尊重，各自申述的氣量，而且皆能從生活中立題，文人風流盡現於此。其實，四詩尤如四人，各有人生，只要無損世道，自當「並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