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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憤憤不平的查大人，幾日來的努力，又使他感到不滿，他心頭的慍怒，恰似著火的乾茅，再潑上揮發油一樣，蓬勃地燃燒起來，幸喜有馴良的人民，可以消費他由怒火所發生的熱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這可以說是社會的幸福，始得留著這樣勤敏能幹的行政官。

──賴和〈不如意的過年〉﹝又名〈查大人〉﹞

　　賴和，一八九四年生於彰化，少時習醫，並終其一生以之為職業謀生。一九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熱心於起迪民智和政治改善的運動，兩年之後便因「治警事件」入獄。一九二五年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後開始了熱切的文學活動。他畢生以中文寫作，既有深厚的舊文學底子，在白話文學的成就更被人尊稱為「台灣文學之父」；主持《台灣民報》文藝欄期間更發覺了楊守愚、陳虛谷、楊逵等一班台灣文學健將。
　　說得誇張一些，若說賴和之於台灣文學的地位就像魯迅之於白話文學，恐怕也不算是太大的謬誤。在政治現實的壓迫之下，身為當時知識份子﹝且同時為社會運動家﹞的賴和，其作品以抗議、控訴當權者為主旋律，並不令人訝異。但是，抗議控訴有很多種，最簡單的方式便是義憤填膺，揮拳吶喊，彷彿當權者全是泯滅人性的壓榨者，合該永世遭到唾罵。在本土意識抬頭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留下來的作品中，有許多都屬此類，它們缺乏文學的距離感以及藝術的鍛鍊，說實在比潑婦罵街高明不了多少。──話說至此，或許有人要「抗議」了：每個時代都有侷限性，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平。的確，我承認這是事實，正如同我們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胡適的《嘗試集》實在是亂七八糟一樣。
　　但是，「時代侷限」說似乎有點麻煩，因為並不是當時所有作家都只會「罵街」，至少賴和不是。一樣是抗議控訴的題材，在他手上就能另出機杼。一樣是警察橫暴的題材，比賴和小了一輩的陳虛谷〈他發財了〉就只能赤裸裸地寫警察如何斂財，如何貪婪，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筆鋒地在小說中斥罵了起來──那麼他不是白賺了兩百餘圓嗎？──如此管不住自己地破口大罵，又何必寫小說？反觀賴和的作品，警察雖然無所不在，卻有各種不同的位置和深度。〈一桿稱仔〉用度量衡器具象徵被威權者私用的公權力，折斷「稱仔」那一幕精采絕倫，賴和自然也有許多不平要發洩，卻是透過角色的言語動作和劇情的推演使之浮現，技巧十分成熟。〈不如意的過年〉更是他最令人拍案叫絕的作品之一，陳虛谷的警察斂財故事淺薄如斯，顯然沒有認真研讀前輩的這篇小說。小說以警察「查大人」為視角，煩惱著今年人民「進貢」的禮金減少，疑心是社會運動家的煽動導致他失卻了威信，如文前所引的段落這般引人發笑的譏刺言語隨處皆是，讀者卻能在笑語中嚐到一股散不去的無奈。結局描述查大人拘提了一個小孩子回衙門，飲酒作樂之後竟醉倒而無力制止幼童的哭聲，在通篇被欺壓之中是唯一的反擊，這究竟是樂觀的表示還是精神勝利的自嘲可就耐人尋味了。
　　我不知道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主要主題是不是因賴和而立定，但賴和的確是包含了比純粹抗日以外更深更廣的面向，尤其對於民族的劣根性多有著墨﹝這點又和魯迅隱隱相符﹞。從他最早的小說〈鬥鬧熱〉批判民眾為了爭面子揮霍財物甚至傾家當產的愚昧，一直到〈一桿稱仔〉、〈不如意的過年〉怕事弱小的順民性格；〈蛇先生〉中蛇先生的欺瞞巧詐和農民的迷信、〈棋盤邊〉的毒品問題和趨炎附勢、〈浪漫外記〉知識份子的犬儒虛偽和世井流氓的是非不分、〈可憐她死了〉的畜妾賣身陋習、〈豐作〉裡自認倒楣徒然咒罵的蔗農等等。顯然，賴和並不像現代所謂本土思潮那般幼稚：人絕對不會因為受到迫害就便得絕對神聖、絕對正確。事實上，這些所謂「受迫害者」們，一轉過身來，又往往是加入了共犯結構的加害者，他們或是姑息與自己無關的罪行發生，或是為求生存、為求名利而自願充當暴力統治者的馬前卒。如此說來，種種迫害，又豈是當權者一手造成的？
　　〈前進〉和〈善訟的人的故事〉兩篇大概可以說是集子裡比較明亮些的。〈前進〉嚴格說來不是篇成功的小說，只不過是一些概念和口號的集合，雖然他試圖將之意象化，但顯然效果不佳。整篇下來，我們只看到兩個模糊的人影在沒有光線的地方不斷前進，或遇到險阻或不支倒下，但仍然堅持前進，這些內容或許可以讓民族主義者振奮，卻不能改變它薄弱的事實。〈善訟的人的故事〉是比較符合賴和水準的作品，也是唯一一篇以清朝台灣為背景的小說。文中敘述一個富人家的帳房因為看不慣富人佔據山頭埋葬死者的墓地，並以高價致使窮人無力安葬，憤而告狀致官府為民喉舌。幾經曲折，帳房發現地方官早已被收買，遂憤而致福建省城告狀，途中遇高人指點終於打贏官司，為人民謀到福利。雖然乍看之下這篇文章十分樂觀，無財無勢的小民也能翻身，但細思之後，平反竟是要在那麼久遠的年代才有可能獲得，而且是建立在有俠客般的奇人的幫助之下的，那今日﹝賴和所在的日治時期﹞的奇人在哪裡呢？
　　而或許賴和深深地投入了文化協會以及社會運動，他寫起這些「搞文化、搞社會運動」的人、寫起寫作者的處境、寫起知識份子的掙扎都十分精準有力。半自傳式的〈雕古董〉裡，作家自嘲作家的虛榮心態以及舞文弄墨的無用文人，靈活非常。〈歸家〉寫留學生歸台的掙扎，雖不若周金波〈鄉愁〉精采，但在今昔、內台﹝日本與台灣﹞文化對照之下，淡淡地側寫出知識份子的迷惘。〈惹事〉裡面，保正、民眾的膽小懦弱，讓想要伸張正義的年輕讀書人無計可施，最後雖是强悍地離開家鄉警察的轄區，頗有你能奈我何的氣勢，但此去到了島都﹝台北﹞又能夠避免類似的事情再發生嗎？〈赴了春宴回來〉仕紳的糜爛生活，在陪酒的女侍脂粉味之中，連聖人「心也活啦」，還有什麼不好忘卻的。再往下〈一個同志的批信〉寫理想與現實之中的掙扎，更是直抵核心。為了生活、為了財富放棄了革命理想的主角，在收到往日同志因病將死的求救時，貪念、惻隱之心、往日情誼在心中拉鋸著，竟然連要不要支應一些買營養品的錢給同志都猶豫不決，最終下定決心要寄時，又被臨時的一筆稅金給挪走了款子，「這是國民應當盡的義務。」自然也只能感嘆，「同志！這是你的運命啊！」了。現實如此醜惡，理想又值得幾塊錢？〈赴會〉寫文化協會的成員去霧峰開會的途中，在火車上聽到上下兩種階級的人們對文化協會的評價，再加上開會經過，一張張滿口崇高理想卻又沒有實際行動力的嘴臉便浮了出來──甚至他們不只是無能，更是虛偽，火車上的農民說了這麼一句：「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孰是加害者孰是被害者，抗議的到底是抗什麼議，賴和隨筆掃過，便是鋒利。
　　最後一篇〈阿四〉是賴和的自傳式小說，尚未完稿。在本篇中，這種對自身所處的階級、身分感到無力的味道卻未曾稍減。滿懷行醫救人理想的阿四在醫院裡受到二等待遇不說，還只能抄抄寫寫作些無意義的工作。後來投身民眾運動的阿四雖然重燃理想熱情，並且找到了生命中的目標，他無視當權者的阻撓辦演講會、參加議會請願運動，即使被捕入獄亦在所不惜，看似是風風火火，豪情萬仗，但最後一段描述演講會時阿四心理狀態的文字卻是這樣寫的：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裡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反而﹞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的臉上，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把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百無一用是醫生？阿四能做的不多，只能「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並且「留著未來的希望」。幸好，他並不總是使我們失望。

‧《賴和集》，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