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1月 31, 2005 9:50 pm
未來《審判》存在嗎？
前言
卡夫卡的《審判》在未來存在，而且已在未來發生過。在此指的是卡夫卡寫作《審判》後的「未來」－－我們「現在」2004年的「過去」。１９２４年就逝世的卡夫卡，對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以其留下的寓言作品──1914年的《審判》，做出未來預言並洞察人類因戰爭所呈現出來的脆弱本質。《審判》在一般評論家眼中是一部寓言小說，而且是卡夫卡式不合邏輯的故事，卻以最寫實的文體記述出來，被敘述的事實的不自然性，跟敘述者的自然性成為極端的對比，造成他作品全體的異樣非現實性，由等同異樣的現實感烘托出來。然而之所以會形成這一類對卡夫卡作品的描述，與《審判》這一部預言性質小說的形成，全都可由卡夫卡寫作這小說的「時間性」來連結－－－卡夫卡是在１９１４年５月底到了德國柏林和費麗絲訂婚，一個月後，１９１４年的６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了７月，在戰爭動亂中，他和費麗絲解除婚約，而在同年十月開始寫這部《審判》，但卡夫卡的三部長篇小說在他生前都沒有寫完，所以《審判》到１９２４年卡夫卡過世前，就跟當時的世界一樣，是在變化中的未知數，直到１９２４年卡夫卡過世，《審判》才算暫告底定。
存在理論之悲觀主義與《審判》
《審判》創作的時間與時代背景的時間，這兩個時間的聯結形成卡夫卡這個孤獨圓心中的卡夫卡小說的超現實世界。因為在《審判》動筆四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１９１８年戰後，奧地利（當時奧地利版圖包括卡夫卡出生地與長期居住的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戰敗國財政困難，東歐、南歐各國境內均有少數民族的問題存在。依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規定，主要戰敗國德國須向戰勝國賠償巨額的賠款，但是德國經過四年的世界大戰，國內已經民窮財盡，只得大量印發鈔票，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在戰前德國四元馬克可換美金一元，在戰後１９２３年，慘跌到四萬億馬克才值美金一元，許多人因此破產，人民普遍失業、貧困、負債，社會動盪不安。
在當時第一次大戰後的卡夫卡所處的就是這麼混亂、荒謬又寫實的世界，就像他的《審判》中充滿等同異樣的現實感，而這種敘述者的自然性，敘事者的事實的不自然性的弔詭世界，就是存在主義的世界──存在主義者認為，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都是荒誕不經的，到處充滿了陰謀、欺騙、掠奪、凶殺和戰爭，沒有一點合理的地方。這些在富裕安康的和平時代難以想像的事實不自然性，就像是非現實世界才會發生的罪行和暴行，卻在卡夫卡那動盪不安的戰亂時代不斷發生，甚至最後連對於犯罪也見怪不怪，因大戰前後物質缺乏、物價膨脹的連鎖反應下，接著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大恐慌導致社會秩序紊亂，必然人心也混亂，以致歐陸發生各種人性的質變和多如牛毛的罪案。這些也就反映在《審判》中看似寫實的筆法寫出不是寫實的小說，在《審判》中，主角K生活的環境是荒謬的、不合理的，法院是包圍每一個人的隱形可怕組織，它只是判定人有沒有罪，不查證人無不無辜，法院好像商店須要客人一樣的只是須要「罪人」，也不論罪人由何處而來，小說中許多人物都跟法院有關，而主角K總是試圖要連結和法院的相關人士，以訴訟除去自己的罪名，但最後K連自己是什麼罪仍一無所獲，這種離奇怪誕的世界，就在存在主義的「悲觀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裡，存在主義者和《審判》中的K都是以個人存在為核心的悲觀主義。就像K一樣，人在這個世界上，舉目無親，無家可歸，得不到同情，得不到幫助。《審判》中K的生活突然出現逮捕K的陌生人以及一直沒有真正幫到K的那些與法院有關的人，也讓《審判》彰顯了存在主義「任何人都不可信任」的不幸境況這一點，也隱含著「任何人都與己為敵」之意。
由K突然被兩個陌生人逮捕的情節開始，而且陌生人只是向K宣佈要逮捕K，卻不能告訴他為什麼被逮捕，因為陌生人未獲授權這樣做。而且雖然被捕，K還是能自由活動，雖然有兩個人在監視，K照常可以去銀行辦公，繼續過他的生活。這種愈是荒唐的情節就愈是卡夫卡的小說成為存在於未來的預言證明，《審判》中K的遭遇就如同卡夫卡死後，希特勒的納粹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對猶太人的罪行，希特勒先是在德國境內驅逐猶太人，德國發動戰爭後，先是在歐洲讓猶太人背上罪名似的標識出他們猶太人身份，納粹在大戰初期，要猶太人走出家門、走在馬路上都要佩戴能標示辨別他們種族身份的猶太人臂章，就像在日常生活、一般社會活動中被區分了出來，種族身份和其他人不同立刻顯而易見，如同《審判》的K開始有了和周遭無罪人士不同的「被捕的罪名」，成為有罪之身的身份，卻不知犯了什麼罪，也找不到最高法院和法官可以問。猶太人那時也無法找到一個法庭或最高階級具有審判權的人可以問說：「我到底犯了什麼法，要佩戴猶太人臂章標示」。後來K在周遭他人眼中被視為罪人，就如同無辜的猶太人在其他種族眼中莫名奇妙因一個看不見的法院－－德國納粹政權宣佈猶太人罪名的關係，而變成低一等的種族。K在一連串力圖解除罪名的自保行動後，仍被法院派出的陌生人逮捕處決，就像猶太人以為自己只要配合納粹的要求，在工廠為納粹做工，當納粹政權的一顆小螺絲釘或在集中營聽話配合，最終就能無罪釋放。可是經過一連串力圖自保的配合行動後，猶太人才發現自己最後仍被逮捕、仍被莫名奇妙處決，而且仍像K一樣沒看過那個判決猶太人有罪的「高級法官」希特勒，看不到讓猶太人自己被判死刑的「最高法院」納粹政權在那裡。
這種對戰爭、對獨裁極權組織和對少數民族、特殊族群的預言式描寫，《審判》都與二次大戰相印證，更顯得卡夫卡作品對人類心靈和人類歷史的洞晰與遠見，並和存在主義歷史悲觀論相呼應。就存在主義對社會組織的看法而言，因為人類社會中充滿了奴役人、壓迫人的異化力量，如同《審判》的法院和希特勒獨裁的政府組織，各種組織、集體、國家、社會，都具有妨礙個性自由，摧殘人類本性的異化力量，而且社會組織越是完善，如同二次大戰納粹嚴密監控的祕密警察國家，對於奴役人的異化力量也就愈加強盛。因此就存在主義來說，《審判》已預言人類的歷史是一片黑暗，人類歷史只能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悲劇，如同K的孤苦伶仃，孤立無援，這既預言人類無法擺脫的命運，也預言《審判》將永恆存在於人類的未來，只端看何時出現那座可怕組織的「法院」。
未來學與《審判》
《審判》的內容與寓言性也是極具未來性、不確定性、許多可能性的，這可由未來研究的基本原則分析，根據Masini(1993)，其綜合東西方哲學思考方式的未來研究，歸納出三大基本原則：慣性兩難原則、未來空間原則，及許多可能未來原則。以下將以未來的「慣性兩難」及「許多可能未來」來解析《審判》的寓言性與未來性。
一、慣性兩難原則與「法的大門」
未來研究的範疇裡，經常會出現進退維谷兩難的現象，這種現象是呈現在人類的知識與渴望和恐懼的弔詭行為。如同《審判》裡的「法的大門」守門人和鄉下人的寓言，就是一種未來出現進退維谷兩難的現象。因為未來研究所謂的「知識」是指選擇性地利用人類過去和現在的資訊為基礎，來觀察和探索未來，就像在「法的門前」的鄉下人，他對法的「知識」都是來自他人的，他在鄉下聽說「法院應該是所有人於任何時間均可進入的」，然後其他對法和法院的「知識」－－也就是對法和法院「過去和現在的資訊」都來自守門人，例如守門人告訴他「法的大門」現在不能准許鄉下人進入，但以後可能准許鄉下人進去，所以鄉下人相信守門人的話後，就坐在法院外等待以後被准許進入。守門人告訴鄉下人他只是一個最低級的守門人，從一個大廳到另一個大廳都有守門人，而且一個比一個有權，就是第三個的守門人的模樣，守門人甚至不敢正視一眼，而鄉下人又相信了，所以即使這道「法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鄉下人害怕那一個個的守門人，就不敢強行進入。這些不是由鄉下人自己實驗或採取行動得來的資訊，而是由守門人口中得來的「知識」，因為鄉下人選擇「相信」，所以在法的大門邊坐了大半輩子，直到死於「法的大門」前，也未進入「法的大門」，未看過法院裡面和法官長什麼樣子。
但是基本上人類對於未來是具有期盼的渴望要求（正向效果）和具有不確定的恐懼排斥（負向效果），而這些正向渴望要求與負向恐懼排斥，往往和人類以知識為基礎的未來，呈現不一致，甚至是對峙的結果或理念。如同鄉下人在「法的大門」旁，不斷地嘗試請求守門人讓他進去，而為了能買通守門人，鄉下人把從鄉下帶來的所有東西都送掉了，守門人也把禮物都收下了；甚至對守門人皮領子上的跳蚤都熟識了，鄉下人也請求跳蚤幫助他，說服守門人改變主意。這些鄉下人的行動都是人類對於未來具有期盼的渴望（進入「法的大門」的渴望）。而守門人不讓鄉下人進入「法的大門」，這是鄉下人對於守門人的恐懼，「法的大門」禁止鄉下人進入，「法的大門」不是鄉下人想的任何人隨時都可以進去，這也是鄉下人因為守門人而恐懼「法」的心理作用。「法的大門」裡還有一個一個的守門人，也讓鄉下人恐懼排斥。直到鄉下人快死之前問守門人的問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到達法的大門前，可是，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這個問題是鄉下人內心最恐懼知道的事。這些正向渴望要求與負向恐懼排斥，往往和人類以知識為基礎的未來，呈現不一致，甚至是對峙的結果和理念。如同最後守門人看出鄉下人快死了，而在鄉下人耳邊吼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去把它關上了。」這是鄉下人既渴望又恐懼知道的「答案」，也是他恐懼排斥未來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所以鄉下人直到快死之前才問這個問題。期盼渴望的是鄉下人一直想知道關於這個「法的大門」裡面的情形，恐懼的是鄉下人也怕知道答案，怕發現真的答案和守門人給他的「知識」不一樣，這裡發生的情形就是鄉下人聽到守門人給他的「知識」是鄉下人以後可能被准許進入，但當時卻不行，在鄉下人快要死之前，守門人卻說這道門是專為鄉下人而開的，鄉下人死後就要把它關上。這是鄉下人一直期盼得到的答案，但是卻和守門人給的「知識」呈現對峙的結果或理念。在林志鴻、張建邦的《未來學》一書中說：「這些不一致或是對峙的現象是時常發生的，故稱為慣性兩難原則。」不過不一致的結果或理念不一定就是對峙的現象，在不刻意強調相反和對立的理念條件下Handy(1994)、May(1994)及Naisbitt(1994)將慣性兩難基本原則稱之為弔詭行為。
為什麼鄉下人直到快死前才對守門人問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呢？因為鄉下人發生未來慣性兩難，最重要的是影響到他和「法的大門」接下去的未來關係，在慣性兩難原則中，鄉下人一直有一個潛藏在心裡的最重要的問題想問守門人，「所有人都努力到達法的大門前，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想要問卻沒問就是沒發生，但卻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屬於現在還未發生的未來。鄉下人想要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就等於慣性兩難中的「知識」，但他對於這個「知識」呈現慣性兩難的現象：一個是他對於未來具有期盼的渴望要求，所以他內心產生這個問題，希望問題的「答案」讓他的未來更好，但另一方面他又因為內心產生這個問題，而恐懼又排斥得到問題的「答案」，因為怕「答案」是對鄉下人不好的答案。得到答案可能會讓鄉下人因而發現有益處的事實，也可能會讓鄉下人因而發現有壞處或受騙的事實，所以鄉下人陷入慣性兩難的困境，就一直在還有未來性可另做選擇的生前，都沒提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問守門人。因為這對「未來」真相的「知識」呈現慣性兩難，所以鄉下人就一直坐在「法的大門」前，一輩子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
林志鴻在《未來學》中指出，慣性兩難基本原則就如同個人生命是有限的，這是我們的知識，甚至是常識，就可以獲知的未來，雖是如此，人類仍對死亡深懷恐懼感，也就是說，根據知識而得致預測結果，人類卻對該知識結果產生負向效果恐懼排斥感。就像鄉下人想進「法的大門」，卻因為守門人給鄉下人的「法的大門」相關知識而對自行進入敞開的「法的大門」產生恐懼。換言之，人類在無形中或是無意間做出讓自己恐懼的事象，這種不一致的行為，Masini稱之為進退兩難。
「未來」在這裡指的是鄉下人以為將來可能被准許進入法的大門的「未來」，綜合Nandy對未來的看法，未來與過去歷史及現在發生的事是相關的，但卻不是過去加上現在的延伸，也就是「過去」聽說法院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的鄉下人加上「現在」鄉下人坐在「法的大門」前，這「過去」加上「現在」卻不見得等於「讓鄉下人進去法的大門」的延伸，顯示鄉下人未來是不確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這論點和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來操控鄉下人的未來之理念是相同的。所以鄉下人的未來，在於他在「未來的慣性兩難」發生時，選擇要相信守門人給的「資訊」或不接受守門人給的「資訊」，因此呈現多種可能的未來。鄉下人的未來並不是單一的，並不是像我們看到的故事中一樣，鄉下人只能留在「法的大門」前等待獲准進入而直到死去，他是可以選擇不接受守門人給的「資訊」，而強行進入大門或自行離開的。
二、許多可能未來原則與《審判》的未來
根據Masini(1993)的未來研究基本原則之一：強調未來不是單一的未來，而是許多可能的未來，《審判》中的世界在未來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未來，是不確定的，「看不見的手」操縱的未來，這即是複數的未來。因為未來是人類的價值及選擇，而價值及選擇是和人類的世代、文化、道德、經驗之不同而不同，因此《審判》的未來不是單一的，也不可能是單一的，意即存在主義的自由觀顯示的「人類的自由就是選擇的自由」，未來因人類自由的選擇而不確定，存在許多種不同程度的可能性，這許多不確定程度的未來，Masini將其區分為四種程度，以《審判》在未來的存在即可區分為：《審判》在未來是可能的，是希望的，是大概的，是似真實的四種可能性，這四種程度的「未來」其涵義分別是：「可能的」係指可能或不可能發生的；大概的係指比較有可能變成事實的或比較不可能變成事實的；似真實的係在比較有可能變成事實的事象中比較肯定、確定的或比較不可能變成事實的事象中比較不肯定、不確定的；希望的係指與人類價值相關的渴望的或與人類價值不相關的不渴望的。
《審判》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是以人類知識為基礎的未來，在這些可能的未來之中，《審判》比較有可能發生的未來稱為大概的未來，若再進一步，十分可能變成滿像一回事的未來，稱為似真實的未來，但若再將這些可能的、大概的、似真實的未來，論及個人或是社會的價值之主題，就會變成希望的未來，在此可發現未來變成事實具有遞移性，例如從前的世界各國或許不曾想過有納粹對猶太人這種種族屠殺的暴行發生，但隨著個人或是社會的價值的演進，形成二次大戰前德國納粹黨的訴求深得德國民心，進而讓納粹黨有發展為獨裁極權的社會環境，造成後來德國掀起世界大戰及對猶太人種族屠殺，這就是由未來可能的、大概的、似真實的、希望的遞移性而來。《審判》在Masini(1993)的未來研究基本原則中的未來屬性，也就因為個人或是社會的價值之變化，就有程度上的變化，而且可以由遞移性來確定，《審判》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只單獨限制在四種程度之一的範圍，它的範圍是互相遞移包含的，也就是說《審判》可能的未來包含大概的未來，大概的未來包含似真實的未來，可能的未來也包含似真實的未來。上述三種《審判》的未來的差異只是在程度上而已，但是三種都有可能反應部份《審判》希望的未來；意即《審判》在三種未來和希望的未來交集的部分。在此若是人類的未來社會價值以二次大戰的經驗為知識基礎，納粹的現象是全人類所盼望或是渴望的，或是全人類所不盼望或是不渴望就稱之為「希望的未來」。《審判》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即是以人類價值訴求為中心，在人類已經開始步入第三波資訊社會經濟時代後半期，《未來學》作者林志鴻強調：「新時代的「變」是大災難式的或接觸反應的環環相扣事象，這些集合式或同時發生的事象將會迅速蔓延。」因此，在新時代的《審判》的現象可能會以變形後的新面目出現，《審判》中無處不在的法院可怕組織，就可能是現今包圍我們生活的電子網路媒體監視器，《審判》中超現實的「法」的世界就可能變形為「似真實的未來」的科技新時代以及「希望的未來」的資訊社會。
《審判》存在未來嗎？這個問題不只是可由上述理論所分析，《審判》在卡夫卡過世後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印證過，《審判》還可能發生在我們現今2004年之後的未來嗎 ？因為無論是《審判》或存在主義都形塑一個他們所想要或不想要的世界，而不論是《審判》中有法院那個無處不在的可怕組織的世界，或存在主義者認為的絕對自由不受支配的世界，都是不曾完全存在過的世界，但未曾存在過不表示未來不會發生，這可以由「未來學」中什麼是「未來」來做探討，《審判》中的有罪階級問題、社會體制問題、法院體制問題、人權自由問題….等，都可由未來學進行分析研究推論。美國華盛頓「世界未來學會」的未來學專家學者Nandy強調未來烏托邦體制並不是一個確定不變的架構，如果該體制的適用性和合法性，完全決之於某些人或某族群的視線範疇之內，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是肯定的，明確的，暴力的及壟斷的。所以只要《審判》中的社會體制被小說中的人民及現實中某一天的我們視為正常，而且統治者將這體制冠上適用性及合法性之名的話，那麼《審判》中的K和現實中的我們之一就會完全取決於某些人某些族群的視線範疇，然後在這種情形下，K的未來及我們之中某人的未來就是肯定的、明確的、暴力的及壟斷的，並且不會因為有歷史的前車之鑑，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政權種族屠殺的教訓，人類就會記取教訓不再發生，不少未來研究學者以被動間接的方式指出，不是過去，不是現在，就是未來的說法，此種論點更是強調未來的許多可能性和分歧性，這就如同人類自為存在具有自由選擇權。
經由上述，也就是存在主義的《審判》是具有多種未來的，因為沙特認為的「我的過去是我現在的過去，我的未來是對我現在否定的未來，現在的我是對過去的我和未來的我的否定。」因此《審判》的未來永遠處在暫時性的狀態中，處在永恆的運動和變化、不斷的否定和生成的過程之中，所以《審判》在未來會不會存在？即具有許多可能性與分歧性。
結論
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認為，人總是在不斷地否定自己過去的存在，創造自己未來的本質，所以人類永遠在不斷創造未來中，當論及卡夫卡的《審判》曾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成真過，那《審判》的預言在現在之後的未來會不會再一次發生？這種要對於《審判》做出未來的預測，即是未來學中「預測的循環兩難」，我們就像面對一個「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問題，如同一個對於未來可怕事件的預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決策當局採用合適預防行動，來規避這種可能發生的悲慘結果。就像《審判》曾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成真過，各國決策當局就希望採取合適的行動來預防再次發生，尤其是預防《審判》的體制與納粹極權政府的產生及大戰時猶太人的悲劇發生。但是預測的準確性是繫乎二件事，一是決策當局不採用任何規避該事件發生的預防手段，另一是大眾不對該預測事件產生任何預期，而使該事件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對於可怕事件的預測，例如預測《審判》世界在未來發生，如果為決策當局所「相信」，進而採取規避大災難的合適行動，同時，也因該行為而規避該大災難，造成預測者的預測結果不準確，那《審判》的預言在未來就不會發生。例如決策當局不使用或消除《審判》中的法院可怕組織的體制，因為採取行動規避《審判》中世界的大災難發生，造成卡夫卡《審判》的預測不準確，沒在未來出現，但並不是《審判》的預言本身不準確，或它一定不會在未來存在，這就是預測的天生兩難現象。
《審判》在未來存在嗎？綜合前面存在主義與未來學所論，並由卡夫卡死後第二次大戰的印證，《審判》已預言並印證它的存在，只要人類歷史在存在主義的悲觀主義中各項條件不斷存在，歷史都會重複再發生；也可說只要是歷史有如同納粹集權組織出現時的社會環境條件，《審判》情節的預言就會永恆的存在於人類的未來。
參考書目
1. 作者：卡夫卡，譯者：孫坤榮《卡夫卡小說選》，台北市：光復網際網路，2001。
2. 作者：馬克斯‧布勞德，譯者：葉廷芳、黎夸《卡夫卡傳》，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0。
3. 亦冰《存在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分析》，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95。
4. 趙放萍《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
5. 蔡錚雲《從現象學到後現代》，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01。
6. 林志鴻、張建邦《未來學》，台北市：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
2004/12/4
前言
卡夫卡的《審判》在未來存在，而且已在未來發生過。在此指的是卡夫卡寫作《審判》後的「未來」－－我們「現在」2004年的「過去」。１９２４年就逝世的卡夫卡，對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以其留下的寓言作品──1914年的《審判》，做出未來預言並洞察人類因戰爭所呈現出來的脆弱本質。《審判》在一般評論家眼中是一部寓言小說，而且是卡夫卡式不合邏輯的故事，卻以最寫實的文體記述出來，被敘述的事實的不自然性，跟敘述者的自然性成為極端的對比，造成他作品全體的異樣非現實性，由等同異樣的現實感烘托出來。然而之所以會形成這一類對卡夫卡作品的描述，與《審判》這一部預言性質小說的形成，全都可由卡夫卡寫作這小說的「時間性」來連結－－－卡夫卡是在１９１４年５月底到了德國柏林和費麗絲訂婚，一個月後，１９１４年的６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了７月，在戰爭動亂中，他和費麗絲解除婚約，而在同年十月開始寫這部《審判》，但卡夫卡的三部長篇小說在他生前都沒有寫完，所以《審判》到１９２４年卡夫卡過世前，就跟當時的世界一樣，是在變化中的未知數，直到１９２４年卡夫卡過世，《審判》才算暫告底定。
存在理論之悲觀主義與《審判》
《審判》創作的時間與時代背景的時間，這兩個時間的聯結形成卡夫卡這個孤獨圓心中的卡夫卡小說的超現實世界。因為在《審判》動筆四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１９１８年戰後，奧地利（當時奧地利版圖包括卡夫卡出生地與長期居住的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戰敗國財政困難，東歐、南歐各國境內均有少數民族的問題存在。依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規定，主要戰敗國德國須向戰勝國賠償巨額的賠款，但是德國經過四年的世界大戰，國內已經民窮財盡，只得大量印發鈔票，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在戰前德國四元馬克可換美金一元，在戰後１９２３年，慘跌到四萬億馬克才值美金一元，許多人因此破產，人民普遍失業、貧困、負債，社會動盪不安。
在當時第一次大戰後的卡夫卡所處的就是這麼混亂、荒謬又寫實的世界，就像他的《審判》中充滿等同異樣的現實感，而這種敘述者的自然性，敘事者的事實的不自然性的弔詭世界，就是存在主義的世界──存在主義者認為，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都是荒誕不經的，到處充滿了陰謀、欺騙、掠奪、凶殺和戰爭，沒有一點合理的地方。這些在富裕安康的和平時代難以想像的事實不自然性，就像是非現實世界才會發生的罪行和暴行，卻在卡夫卡那動盪不安的戰亂時代不斷發生，甚至最後連對於犯罪也見怪不怪，因大戰前後物質缺乏、物價膨脹的連鎖反應下，接著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大恐慌導致社會秩序紊亂，必然人心也混亂，以致歐陸發生各種人性的質變和多如牛毛的罪案。這些也就反映在《審判》中看似寫實的筆法寫出不是寫實的小說，在《審判》中，主角K生活的環境是荒謬的、不合理的，法院是包圍每一個人的隱形可怕組織，它只是判定人有沒有罪，不查證人無不無辜，法院好像商店須要客人一樣的只是須要「罪人」，也不論罪人由何處而來，小說中許多人物都跟法院有關，而主角K總是試圖要連結和法院的相關人士，以訴訟除去自己的罪名，但最後K連自己是什麼罪仍一無所獲，這種離奇怪誕的世界，就在存在主義的「悲觀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裡，存在主義者和《審判》中的K都是以個人存在為核心的悲觀主義。就像K一樣，人在這個世界上，舉目無親，無家可歸，得不到同情，得不到幫助。《審判》中K的生活突然出現逮捕K的陌生人以及一直沒有真正幫到K的那些與法院有關的人，也讓《審判》彰顯了存在主義「任何人都不可信任」的不幸境況這一點，也隱含著「任何人都與己為敵」之意。
由K突然被兩個陌生人逮捕的情節開始，而且陌生人只是向K宣佈要逮捕K，卻不能告訴他為什麼被逮捕，因為陌生人未獲授權這樣做。而且雖然被捕，K還是能自由活動，雖然有兩個人在監視，K照常可以去銀行辦公，繼續過他的生活。這種愈是荒唐的情節就愈是卡夫卡的小說成為存在於未來的預言證明，《審判》中K的遭遇就如同卡夫卡死後，希特勒的納粹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對猶太人的罪行，希特勒先是在德國境內驅逐猶太人，德國發動戰爭後，先是在歐洲讓猶太人背上罪名似的標識出他們猶太人身份，納粹在大戰初期，要猶太人走出家門、走在馬路上都要佩戴能標示辨別他們種族身份的猶太人臂章，就像在日常生活、一般社會活動中被區分了出來，種族身份和其他人不同立刻顯而易見，如同《審判》的K開始有了和周遭無罪人士不同的「被捕的罪名」，成為有罪之身的身份，卻不知犯了什麼罪，也找不到最高法院和法官可以問。猶太人那時也無法找到一個法庭或最高階級具有審判權的人可以問說：「我到底犯了什麼法，要佩戴猶太人臂章標示」。後來K在周遭他人眼中被視為罪人，就如同無辜的猶太人在其他種族眼中莫名奇妙因一個看不見的法院－－德國納粹政權宣佈猶太人罪名的關係，而變成低一等的種族。K在一連串力圖解除罪名的自保行動後，仍被法院派出的陌生人逮捕處決，就像猶太人以為自己只要配合納粹的要求，在工廠為納粹做工，當納粹政權的一顆小螺絲釘或在集中營聽話配合，最終就能無罪釋放。可是經過一連串力圖自保的配合行動後，猶太人才發現自己最後仍被逮捕、仍被莫名奇妙處決，而且仍像K一樣沒看過那個判決猶太人有罪的「高級法官」希特勒，看不到讓猶太人自己被判死刑的「最高法院」納粹政權在那裡。
這種對戰爭、對獨裁極權組織和對少數民族、特殊族群的預言式描寫，《審判》都與二次大戰相印證，更顯得卡夫卡作品對人類心靈和人類歷史的洞晰與遠見，並和存在主義歷史悲觀論相呼應。就存在主義對社會組織的看法而言，因為人類社會中充滿了奴役人、壓迫人的異化力量，如同《審判》的法院和希特勒獨裁的政府組織，各種組織、集體、國家、社會，都具有妨礙個性自由，摧殘人類本性的異化力量，而且社會組織越是完善，如同二次大戰納粹嚴密監控的祕密警察國家，對於奴役人的異化力量也就愈加強盛。因此就存在主義來說，《審判》已預言人類的歷史是一片黑暗，人類歷史只能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悲劇，如同K的孤苦伶仃，孤立無援，這既預言人類無法擺脫的命運，也預言《審判》將永恆存在於人類的未來，只端看何時出現那座可怕組織的「法院」。
未來學與《審判》
《審判》的內容與寓言性也是極具未來性、不確定性、許多可能性的，這可由未來研究的基本原則分析，根據Masini(1993)，其綜合東西方哲學思考方式的未來研究，歸納出三大基本原則：慣性兩難原則、未來空間原則，及許多可能未來原則。以下將以未來的「慣性兩難」及「許多可能未來」來解析《審判》的寓言性與未來性。
一、慣性兩難原則與「法的大門」
未來研究的範疇裡，經常會出現進退維谷兩難的現象，這種現象是呈現在人類的知識與渴望和恐懼的弔詭行為。如同《審判》裡的「法的大門」守門人和鄉下人的寓言，就是一種未來出現進退維谷兩難的現象。因為未來研究所謂的「知識」是指選擇性地利用人類過去和現在的資訊為基礎，來觀察和探索未來，就像在「法的門前」的鄉下人，他對法的「知識」都是來自他人的，他在鄉下聽說「法院應該是所有人於任何時間均可進入的」，然後其他對法和法院的「知識」－－也就是對法和法院「過去和現在的資訊」都來自守門人，例如守門人告訴他「法的大門」現在不能准許鄉下人進入，但以後可能准許鄉下人進去，所以鄉下人相信守門人的話後，就坐在法院外等待以後被准許進入。守門人告訴鄉下人他只是一個最低級的守門人，從一個大廳到另一個大廳都有守門人，而且一個比一個有權，就是第三個的守門人的模樣，守門人甚至不敢正視一眼，而鄉下人又相信了，所以即使這道「法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鄉下人害怕那一個個的守門人，就不敢強行進入。這些不是由鄉下人自己實驗或採取行動得來的資訊，而是由守門人口中得來的「知識」，因為鄉下人選擇「相信」，所以在法的大門邊坐了大半輩子，直到死於「法的大門」前，也未進入「法的大門」，未看過法院裡面和法官長什麼樣子。
但是基本上人類對於未來是具有期盼的渴望要求（正向效果）和具有不確定的恐懼排斥（負向效果），而這些正向渴望要求與負向恐懼排斥，往往和人類以知識為基礎的未來，呈現不一致，甚至是對峙的結果或理念。如同鄉下人在「法的大門」旁，不斷地嘗試請求守門人讓他進去，而為了能買通守門人，鄉下人把從鄉下帶來的所有東西都送掉了，守門人也把禮物都收下了；甚至對守門人皮領子上的跳蚤都熟識了，鄉下人也請求跳蚤幫助他，說服守門人改變主意。這些鄉下人的行動都是人類對於未來具有期盼的渴望（進入「法的大門」的渴望）。而守門人不讓鄉下人進入「法的大門」，這是鄉下人對於守門人的恐懼，「法的大門」禁止鄉下人進入，「法的大門」不是鄉下人想的任何人隨時都可以進去，這也是鄉下人因為守門人而恐懼「法」的心理作用。「法的大門」裡還有一個一個的守門人，也讓鄉下人恐懼排斥。直到鄉下人快死之前問守門人的問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到達法的大門前，可是，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這個問題是鄉下人內心最恐懼知道的事。這些正向渴望要求與負向恐懼排斥，往往和人類以知識為基礎的未來，呈現不一致，甚至是對峙的結果和理念。如同最後守門人看出鄉下人快死了，而在鄉下人耳邊吼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去把它關上了。」這是鄉下人既渴望又恐懼知道的「答案」，也是他恐懼排斥未來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所以鄉下人直到快死之前才問這個問題。期盼渴望的是鄉下人一直想知道關於這個「法的大門」裡面的情形，恐懼的是鄉下人也怕知道答案，怕發現真的答案和守門人給他的「知識」不一樣，這裡發生的情形就是鄉下人聽到守門人給他的「知識」是鄉下人以後可能被准許進入，但當時卻不行，在鄉下人快要死之前，守門人卻說這道門是專為鄉下人而開的，鄉下人死後就要把它關上。這是鄉下人一直期盼得到的答案，但是卻和守門人給的「知識」呈現對峙的結果或理念。在林志鴻、張建邦的《未來學》一書中說：「這些不一致或是對峙的現象是時常發生的，故稱為慣性兩難原則。」不過不一致的結果或理念不一定就是對峙的現象，在不刻意強調相反和對立的理念條件下Handy(1994)、May(1994)及Naisbitt(1994)將慣性兩難基本原則稱之為弔詭行為。
為什麼鄉下人直到快死前才對守門人問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呢？因為鄉下人發生未來慣性兩難，最重要的是影響到他和「法的大門」接下去的未來關係，在慣性兩難原則中，鄉下人一直有一個潛藏在心裡的最重要的問題想問守門人，「所有人都努力到達法的大門前，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想要問卻沒問就是沒發生，但卻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屬於現在還未發生的未來。鄉下人想要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就等於慣性兩難中的「知識」，但他對於這個「知識」呈現慣性兩難的現象：一個是他對於未來具有期盼的渴望要求，所以他內心產生這個問題，希望問題的「答案」讓他的未來更好，但另一方面他又因為內心產生這個問題，而恐懼又排斥得到問題的「答案」，因為怕「答案」是對鄉下人不好的答案。得到答案可能會讓鄉下人因而發現有益處的事實，也可能會讓鄉下人因而發現有壞處或受騙的事實，所以鄉下人陷入慣性兩難的困境，就一直在還有未來性可另做選擇的生前，都沒提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問守門人。因為這對「未來」真相的「知識」呈現慣性兩難，所以鄉下人就一直坐在「法的大門」前，一輩子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
林志鴻在《未來學》中指出，慣性兩難基本原則就如同個人生命是有限的，這是我們的知識，甚至是常識，就可以獲知的未來，雖是如此，人類仍對死亡深懷恐懼感，也就是說，根據知識而得致預測結果，人類卻對該知識結果產生負向效果恐懼排斥感。就像鄉下人想進「法的大門」，卻因為守門人給鄉下人的「法的大門」相關知識而對自行進入敞開的「法的大門」產生恐懼。換言之，人類在無形中或是無意間做出讓自己恐懼的事象，這種不一致的行為，Masini稱之為進退兩難。
「未來」在這裡指的是鄉下人以為將來可能被准許進入法的大門的「未來」，綜合Nandy對未來的看法，未來與過去歷史及現在發生的事是相關的，但卻不是過去加上現在的延伸，也就是「過去」聽說法院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的鄉下人加上「現在」鄉下人坐在「法的大門」前，這「過去」加上「現在」卻不見得等於「讓鄉下人進去法的大門」的延伸，顯示鄉下人未來是不確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這論點和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來操控鄉下人的未來之理念是相同的。所以鄉下人的未來，在於他在「未來的慣性兩難」發生時，選擇要相信守門人給的「資訊」或不接受守門人給的「資訊」，因此呈現多種可能的未來。鄉下人的未來並不是單一的，並不是像我們看到的故事中一樣，鄉下人只能留在「法的大門」前等待獲准進入而直到死去，他是可以選擇不接受守門人給的「資訊」，而強行進入大門或自行離開的。
二、許多可能未來原則與《審判》的未來
根據Masini(1993)的未來研究基本原則之一：強調未來不是單一的未來，而是許多可能的未來，《審判》中的世界在未來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未來，是不確定的，「看不見的手」操縱的未來，這即是複數的未來。因為未來是人類的價值及選擇，而價值及選擇是和人類的世代、文化、道德、經驗之不同而不同，因此《審判》的未來不是單一的，也不可能是單一的，意即存在主義的自由觀顯示的「人類的自由就是選擇的自由」，未來因人類自由的選擇而不確定，存在許多種不同程度的可能性，這許多不確定程度的未來，Masini將其區分為四種程度，以《審判》在未來的存在即可區分為：《審判》在未來是可能的，是希望的，是大概的，是似真實的四種可能性，這四種程度的「未來」其涵義分別是：「可能的」係指可能或不可能發生的；大概的係指比較有可能變成事實的或比較不可能變成事實的；似真實的係在比較有可能變成事實的事象中比較肯定、確定的或比較不可能變成事實的事象中比較不肯定、不確定的；希望的係指與人類價值相關的渴望的或與人類價值不相關的不渴望的。
《審判》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是以人類知識為基礎的未來，在這些可能的未來之中，《審判》比較有可能發生的未來稱為大概的未來，若再進一步，十分可能變成滿像一回事的未來，稱為似真實的未來，但若再將這些可能的、大概的、似真實的未來，論及個人或是社會的價值之主題，就會變成希望的未來，在此可發現未來變成事實具有遞移性，例如從前的世界各國或許不曾想過有納粹對猶太人這種種族屠殺的暴行發生，但隨著個人或是社會的價值的演進，形成二次大戰前德國納粹黨的訴求深得德國民心，進而讓納粹黨有發展為獨裁極權的社會環境，造成後來德國掀起世界大戰及對猶太人種族屠殺，這就是由未來可能的、大概的、似真實的、希望的遞移性而來。《審判》在Masini(1993)的未來研究基本原則中的未來屬性，也就因為個人或是社會的價值之變化，就有程度上的變化，而且可以由遞移性來確定，《審判》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只單獨限制在四種程度之一的範圍，它的範圍是互相遞移包含的，也就是說《審判》可能的未來包含大概的未來，大概的未來包含似真實的未來，可能的未來也包含似真實的未來。上述三種《審判》的未來的差異只是在程度上而已，但是三種都有可能反應部份《審判》希望的未來；意即《審判》在三種未來和希望的未來交集的部分。在此若是人類的未來社會價值以二次大戰的經驗為知識基礎，納粹的現象是全人類所盼望或是渴望的，或是全人類所不盼望或是不渴望就稱之為「希望的未來」。《審判》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即是以人類價值訴求為中心，在人類已經開始步入第三波資訊社會經濟時代後半期，《未來學》作者林志鴻強調：「新時代的「變」是大災難式的或接觸反應的環環相扣事象，這些集合式或同時發生的事象將會迅速蔓延。」因此，在新時代的《審判》的現象可能會以變形後的新面目出現，《審判》中無處不在的法院可怕組織，就可能是現今包圍我們生活的電子網路媒體監視器，《審判》中超現實的「法」的世界就可能變形為「似真實的未來」的科技新時代以及「希望的未來」的資訊社會。
《審判》存在未來嗎？這個問題不只是可由上述理論所分析，《審判》在卡夫卡過世後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印證過，《審判》還可能發生在我們現今2004年之後的未來嗎 ？因為無論是《審判》或存在主義都形塑一個他們所想要或不想要的世界，而不論是《審判》中有法院那個無處不在的可怕組織的世界，或存在主義者認為的絕對自由不受支配的世界，都是不曾完全存在過的世界，但未曾存在過不表示未來不會發生，這可以由「未來學」中什麼是「未來」來做探討，《審判》中的有罪階級問題、社會體制問題、法院體制問題、人權自由問題….等，都可由未來學進行分析研究推論。美國華盛頓「世界未來學會」的未來學專家學者Nandy強調未來烏托邦體制並不是一個確定不變的架構，如果該體制的適用性和合法性，完全決之於某些人或某族群的視線範疇之內，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是肯定的，明確的，暴力的及壟斷的。所以只要《審判》中的社會體制被小說中的人民及現實中某一天的我們視為正常，而且統治者將這體制冠上適用性及合法性之名的話，那麼《審判》中的K和現實中的我們之一就會完全取決於某些人某些族群的視線範疇，然後在這種情形下，K的未來及我們之中某人的未來就是肯定的、明確的、暴力的及壟斷的，並且不會因為有歷史的前車之鑑，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政權種族屠殺的教訓，人類就會記取教訓不再發生，不少未來研究學者以被動間接的方式指出，不是過去，不是現在，就是未來的說法，此種論點更是強調未來的許多可能性和分歧性，這就如同人類自為存在具有自由選擇權。
經由上述，也就是存在主義的《審判》是具有多種未來的，因為沙特認為的「我的過去是我現在的過去，我的未來是對我現在否定的未來，現在的我是對過去的我和未來的我的否定。」因此《審判》的未來永遠處在暫時性的狀態中，處在永恆的運動和變化、不斷的否定和生成的過程之中，所以《審判》在未來會不會存在？即具有許多可能性與分歧性。
結論
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認為，人總是在不斷地否定自己過去的存在，創造自己未來的本質，所以人類永遠在不斷創造未來中，當論及卡夫卡的《審判》曾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成真過，那《審判》的預言在現在之後的未來會不會再一次發生？這種要對於《審判》做出未來的預測，即是未來學中「預測的循環兩難」，我們就像面對一個「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問題，如同一個對於未來可怕事件的預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決策當局採用合適預防行動，來規避這種可能發生的悲慘結果。就像《審判》曾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成真過，各國決策當局就希望採取合適的行動來預防再次發生，尤其是預防《審判》的體制與納粹極權政府的產生及大戰時猶太人的悲劇發生。但是預測的準確性是繫乎二件事，一是決策當局不採用任何規避該事件發生的預防手段，另一是大眾不對該預測事件產生任何預期，而使該事件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對於可怕事件的預測，例如預測《審判》世界在未來發生，如果為決策當局所「相信」，進而採取規避大災難的合適行動，同時，也因該行為而規避該大災難，造成預測者的預測結果不準確，那《審判》的預言在未來就不會發生。例如決策當局不使用或消除《審判》中的法院可怕組織的體制，因為採取行動規避《審判》中世界的大災難發生，造成卡夫卡《審判》的預測不準確，沒在未來出現，但並不是《審判》的預言本身不準確，或它一定不會在未來存在，這就是預測的天生兩難現象。
《審判》在未來存在嗎？綜合前面存在主義與未來學所論，並由卡夫卡死後第二次大戰的印證，《審判》已預言並印證它的存在，只要人類歷史在存在主義的悲觀主義中各項條件不斷存在，歷史都會重複再發生；也可說只要是歷史有如同納粹集權組織出現時的社會環境條件，《審判》情節的預言就會永恆的存在於人類的未來。
參考書目
1. 作者：卡夫卡，譯者：孫坤榮《卡夫卡小說選》，台北市：光復網際網路，2001。
2. 作者：馬克斯‧布勞德，譯者：葉廷芳、黎夸《卡夫卡傳》，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0。
3. 亦冰《存在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分析》，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95。
4. 趙放萍《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
5. 蔡錚雲《從現象學到後現代》，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01。
6. 林志鴻、張建邦《未來學》，台北市：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
200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