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 1月 23, 2005 9:07 pm
飛翔囚籠裡尋找自由的陳映真
〈—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唐倩的喜劇〉
前言
陳映真這部《唐倩的喜劇》裡集結七篇短篇小說的年代，正是1964年到1967年他在《現代文學》和《文學季刊》上以旺盛的創作力受文壇矚目時，此時期陳映真的作品珍貴之處在於，這是陳映真在未因「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之前的不復回頭的分水嶺，之後由1968年到1975年苦坐七年政治黑牢中，陳映真在獄中見證了「小時候大人們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認識許多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並成為這些白色恐怖時代受難思維的繼承者，如此不斷的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理論架構後，經過國民黨政權黑獄洗禮的陳映真，其創作經浴火重生後已蛻變為時代的如喙大筆。如同林瑞明所評論「坐牢前後陳映真的改變，是他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知識分子』」，陳映真的創作作品由現代主義時期，風格由「象徵」走向「寫實」，再走向1975年出獄後的「政治小說時期」，著重探討跨國企業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文化侵略，描繪第三世界民眾心靈的污染、扭曲與頹廢、抗拒與掙扎。而陳映真作品的變化不只是他個的人生變化，而是他敏銳反應現實，反映所處的時代環境，捕捉台灣歷史的真實筆觸已深刻與台灣現代文化緊密結合，所以他作品面向的變化也是台灣文化每一階段變化的文學化呈現，這些「變化」包括多元族群的台灣社會裡有些內含中國意識的「中國結」。
從諸多陳映真相關資料得知，他年少時即對社會主義信仰所具有的高度純潔與理想色彩而感動，入獄後更強化了中國意識、追隨社會主義的理念，他認為日據時期台灣的農村及城市皆以「中國意識」作為民族解放的基礎，因而所謂「台灣意識」的性質亦是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如此一來便可將「台灣意識」納入「中國意識」，而「台灣文學」也就自然成為「中國文學」之一環。不可否認的，陳映真身上風格明顯而強烈又是成長存在於台灣的「中國意識」，不只是他個人的「中國意識」在台灣社會清晰具體的顯像，也代表了具「中國意識」的族群存在於台灣文化是有其立論因緣的，那雖是相對於這三年來由台灣主體性出發去學習台灣文學的我們台灣文學系同學的認知，但藉由文學的交流去認識台灣另一個與我們不同的族群是如何對社會主義產生感情，以及與「台灣意識」這一族群不同的「中國意識」族群是為何身處台灣卻對中國產生認同，透過文學交流的認知可以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對話，從台灣文化多元的角度出發，台灣的每一個族群只是不同的多元文化的幾分之一，而不是挶限在二元文化的二分之一的對立。
〈—綠色之候鳥〉追尋意識自由
陳映真自開始寫作起，即相當喜愛以來台的大陸人為題材，〈某一個日午〉、〈永恆的大地〉以及〈—綠色之候鳥〉都帶進大陸人流寓台灣的失落和哀愁，評論家林瑞明曾指出：「這是陳映真一再使用各種角度，試圖把一種個人的感情，凝塑成一種台灣時空下的生活實像。」這篇充滿著「知識分子失落感」的〈—綠色之候鳥〉，小說中所呈現的是主角陳老師和由大陸來台的同事－－英國文學史老師趙公趙如舟以及趙公的好友－－動物學教授季公季叔城的知識分子失落感是一樣的，自始就不分本省外省的，就充分證明一個時代造成台灣與大陸來台人士的知識分子失落感是一個整體社會文化的病徵，並非只會發作在台灣或大陸來台的某一族群，而且我們透過主角陳老師這條線，可以將綠色候鳥視為大陸來台人士的一個象徵，經由這隻突然出現的不速之客，綠色候鳥適時當作和外省籍同事的共同話題楔子，而開始建立雙方的友誼感情，甚至陳老師和季教授的妻子也產生連結，當陳老師和季教授雙方的妻子過世時，分屬兩個族群的大男人也會互相關心慰問，在此也反應陳映真對中國認同的心理歷程。
我們在〈—綠色之候鳥〉中可以藉由主角陳老師對大陸來台人士的交流認識，窺見陳映真看待外省人的視角，就像小說開始時主角和外省同事趙公、朋友季公由君子之交的不熟絡，到後來主角夫婦發現季公的年輕妻子病重，家事都是季公一人打理而心生同情，主角透過和他們討論綠色候鳥的狀況時，漸漸對學識淵博的外省朋友季公有了認同感，這份欣賞的情感是帶著文化上的認同，與主角擁有賴以謀生又高人一等的英文能力，卻始終對於西方文化沒有興味甚至帶著排斥感大不相同。主角自己對於英文方面的學問以及因為英文這個外來文化殖民者的象徵物，讓他得以成為他太太追求的標的物，主角是相當有自覺的格格不入，無法對英文文化產生認同感。但是小說中由北方南飛季節性遷徙而迷路的綠色候鳥，不論候鳥牠的飲食、性情、脾氣、來歷都讓生長於台灣的主角心生關心著迷且惺惺相惜，甚至帶領主角他去認識另一個大陸新移民族群的生態。
而由北方來的綠鳥就像是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象徵，在初來乍到新環境時有不安的孤獨感，也就是在台灣社會中迷航，綠鳥迷途降落陌生地方的不吃不喝，就是外省人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氣候、物資、生活上的種種不適應。一隻形單影孤的候鳥來到主角的庭院，如同大陸來台的外省人以較少的人數來到台灣社會舊有的族群中，須要一段和台灣社會的磨合期，主角對外省同事好友的情感連結，除了主角和季公先後喪妻的同理心，還有到喪禮上的互助與慰問，更進展到為外省同事處理遺物的認同感，所以文化上經由生老病死的社會群體活動的連結，遠勝過外來殖民文化的謀生工具。綠色候鳥最後消失於季家庭院的花海中，但卻不見得是失蹤或死亡，即是象徵了外省族群於走出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圈圈或眷村的竹籬笆後，進入與融入台灣多元族群這個花花世界。
綠鳥在小說中的象徵由初期隱喻大陸人寄寓與流寓台灣的滄桑，其中包含陳映真在瞭解和認同這些大陸人後衍生的同情，而且經由他對這些大陸人產生的認同感，小說末段的綠鳥就不只是流寓台灣的大陸人象徵，也同時轉化成這個台灣人主角的象徵，主角的自我意識等同異化為綠鳥，因為他在留學上、工作上、人生目標計劃上有著重重挫折無力感，加上當時台灣1960年代戒嚴體制的國家機制對人性壓抑限制下，主角懷抱長久的知識分子失落感，於是當象徵主角的綠鳥飛出鳥籠無影無蹤，形同主角內心意識亦追尋自由，同時也是小說主角和作者的意識在那個霸權控制的年代重疊了，主角在結尾時聽說綠鳥不見後，抬眼望見的天空是又高又藍的，正反映主角不只意識獲得自由，連個人身體、自我行動上都欲望像綠鳥一樣高飛得無拘無束，當然這也是1960年代台灣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殖民主義霸權體系下，備受壓抑限制的台灣知識份子陳映真自我的欲望投射。
〈獵人之死〉追求思想自由
這種善於描寫台灣知識分子為主的苦難和以感懷傷感基調筆觸的1960年代的陳映真，〈獵人之死〉是他以希臘神話反映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苦難及陳映真對台灣知識分子精神柔弱的批判，當然這也是他身為台灣知識分子一員的自我解剖批判。〈獵人之死〉中的女神維納斯如同大陸遷台後意欲將其霸權意識殖民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凡人的阿都尼斯獵人就如同起初對殖民者國民黨政府拒絕，但爾後仍是被收編宰制的台灣的知識份子。
呂正惠將〈獵人之死〉列入陳映真文學四階段中的「現代主義時期」。我們可以說阿都尼斯不但是台灣知識分子的象徵，也是陳映真自己的投射，評論家姚一葦認為入獄前的陳映真還只處於現實主義的嘲諷針砭；也就是這篇〈獵人之死〉正是陳映真「現代主義時期」對知識分子及他自己的思想情緒、自我認同的懷疑和批判。我們由小說中可見國民黨政權以及箝制台灣文學界的官方文學透過愛神維納斯這個象徵，暴露在讀者面前一個不斷試圖「征服」、「宰制」不同社會文化知識分子的霸權主義。在〈獵人之死〉中陳映真對愛神維納斯內心欲望的描寫，就是他對國民黨政府霸權心態的控訴，所以小說中女神為她所需要的男人所棄的時候，她是苦楚的，這就形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執政時期被共產黨聯合大陸人民所棄一樣，這個國民黨政權後來時常因為懼怕再一次被殖民地人民台灣人所棄，而在台灣社會、文化上採取高壓手段消解當年在大陸所得到的苦楚。
小說中維納斯女神在情慾的昏暗而濃濁的日子裡，忘不掉她的心底極裡面的荒謬和不曾滿足的感覺，這是指國民黨這種霸權心態的殖民者古今中外共同的病徵。女神的「情慾」就是政權成為霸權的「宰制欲」、「權力欲」，雖然國民黨政權自始打著自由民主的招牌而企圖模糊合理化殖民者骨子裡的霸權主義，當然這個殖民霸權是永不曾滿足的，如同葛蘭姆西對「霸權」的概念，國民黨政府霸權就是將上層結構的元素企圖將意識型態霸權運用在台灣文化中，從宗教到教育、大眾傳媒、法律、大眾文化、運動及娛樂等各方面。就像陳映真筆下的維納斯女神被那麼穢亂，那麼絕望，那麼衰敗的諸神們的世界（諸神們的世界如同民國初年的衰老中國），弄得極為憎厭以至於又強烈地慾望著另一個抱擁，這一個又一個的懷抱，就如同大陸來台的國民黨政權想在被大陸人民背棄後，尋找新的殖民地慰藉。，陳映真在此真知灼見的指出一個「霸權主義」的內在是虛無又因此而充滿強烈欲望，所以須要征服、宰制一個又一個殖民地，「霸權」也永遠在尋找下一個新的被殖民者。
但是一向用理性思考寫作的陳映真，也寫出他解剖霸權主義的國民黨政權之後的洞察，殖民霸權不健全的肌理只會在殖民地上一再折翼，也就是小說中維納斯一直都像一隻不能停棲的鳥那樣地尋找著愛情的真實，而且每一次都在折翼失鳴的痛苦中失望了。所以偶爾湧出不受被殖民者接受認同的苦楚時，象徵國民黨霸權的女神維納斯會向象徵知識分子的阿都尼斯說：「不要再追狩了罷。讓我們棲止，讓我們相愛罷。」這是霸權除了運用「宰制」、「強制」的控制模式外，對具有理念性的知識分子柔性訴求利誘收編的「正常」運作的典型，也就是國民黨政權使用「官方文學」對知識分子誘之以利的掌控，並試圖經由普及教育、通俗文學和大眾傳播媒體等高科技來運作，如台灣的九年國民教育、反共小說、三家無線電視台和中廣，這些高科技運作都具有霸權的語言符號灌輸在教育、文學、媒體中。語言符號的運用也包括作者陳映真的語言符號在他的作品、他的文本對話中透露，企圖將作者的意識灌輸給讀者，並反映當時陳映真眼中的台灣社會和台灣文化。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在他眼中是如獵人阿都尼斯患有輕度誇大妄想症的人，是一個孤獨的、狐疑的，不快樂的人，在此指出了台灣文化界經歷白色恐怖迫害後，有些知識分子誇大了自己的使命感，知識文化界中不乏自認為背負著十字架踽踽獨行者、義正辭嚴的控訴者、堅守原則的理念者，如同阿都尼斯自戀說的：「我所追狩的是一盞被囚禁的篝火……」，而在國民黨霸權「暴力」控制中的知識分子也有些誇大妄想了自己在國民黨霸權中的政治重要性，連帶的也產生了被迫害妄想症，如同阿都尼斯時時刻刻擔心的說：「因此我一直被宙斯和他的僕從們追狩著，像一隻獵物。」，一向自覺被政府所監視追蹤的知識分子又透過阿都尼斯的口說：「他們終於會得著我的。」，所以充滿批判精神的陳映真，雖說在那麼一個廢頹和無希望的神話時代的末期，這種理想主義的人，也許是寶貴的，這神話時代末期即指當時廢頹、無希望的台灣被霸權宰制的文化界，但他又自省說阿都尼斯（在此也就是指台灣知識分子）只不過是一個因著在資質上天生的倫理感而很吃力地抑壓著自己的那種意志薄弱的男子罷了。
除了批判知識分子是意志薄弱的，易於被女神維納斯殖民她的愛情觀，也就是被國民黨官方文學收編控制外，陳映真堅毅的自我批判精神還彰顯於他在小說中不斷調侃嘲諷獵人阿都尼斯的臉孔（也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面貌）：一直是大而痴呆的、頭顱是大而笨重的、因沒有一點意志力而有一種低能者的虛弱感，並且在阿都尼斯為女神失去童貞後，他看起來已非昔日的年輕俊美，而是陳映真筆下不知道何以阿都尼斯與維納斯這兩人在這時看來都那樣地醜陋，而且浮腫、骯髒、倦怠、鄙俗，這是絕對鏗鏘有力的批判台灣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官方霸權的妥協曲從。為什麼說陳映真批判下的知識分子也包括陳映真自己呢？因為在海外被讚譽為「台灣良心」的他，在現代文學時期的小說，題材越來越寬，嘲諷意味愈來愈濃，社會意義也越來越深刻，他的忘年之交姚一葦就說，「此時陳映真自己卻越來越不快樂，也越來越討厭他自己。也正是陳映真他曾以許南村的筆名，在批評他自己的作品中所說的。」
在此我們可以把悲戚、悒悒不歡的阿都尼斯當成陳映真自我的投射，以葛蘭姆西的霸權概念來看，應用在國民黨制度性脈絡之外，霸權的權力同時可以滲入文化價值、規範、信仰、神話和傳統之中，這些價值，規範根本是在永恆維護現存的秩序，這個秩序就是國民黨的政權，並不獨立於特定的國民黨政府與階級體系之外，所以這層層包裹讓人透不過氣的體系，終於讓陳映真的思考、創作也感到透不過氣而無法快樂。但透過小說中阿都尼斯要回到一個起點，選擇在湖邊和維納斯分別，點醒維納斯「流離的年代將要終結」，等同陳映真在預示國民黨霸權的殖民時代終會被終結，阿都尼斯代表陳映真的口說：「那時男人與女人將無恐怕地、自由地、獨立地、誠實地相愛。」這也就是陳映真內心對台灣解嚴社會解放願景的期望。阿都尼斯被維納斯殖民愛情觀後，自我又自覺的想要意識思想上不再依附她，意圖尋找自身的獨立與自由，所以他毅然不悔走向湖心長成一棵瘦弱的水仙。因為他意識到與維納斯在一起，只不過是一隻虫豸，鷹揚不起來，可是他渴望人類的鷹揚，如同台灣戒嚴當時不再依附國民黨官方文學的知識分子，勢必在文壇上要獨枯守寂寞，生活上忍飢耐苦，這是陳映真在那個禁錮年代尋找自由的代價，就像阿都尼斯的水仙寂然地守著他自己蒼白的影子。
〈唐倩的喜劇〉追逐理想自由
雖然葉石濤在〈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指出這篇〈唐倩的喜劇〉欠缺了實際現實生活的強力支撐。不過這是因為陳映真自稱風格轉向「嘲諷和現實主義」，他的轉變來自對現代主義的不滿，他認為現代主義必須再開發，而開發之道：一是回歸現實、反映現實；二是知性與思考的建立，所以陳映真「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力竭，自憐的情緒。呂正惠因此把陳映真這個階段的創作歸入他作品的「反省時期」，開始批判六０年代趕流行的知識分子之孤絕淺薄。
我們可以透過由小說中主角唐倩，看到她和一個個理論學說大師的交往結合，而又一次次因慘痛的原因分離，只變成留下更盲從更無聊的小知識分子們的閒嗑牙八卦，這些情節都是陳映真對當時知識界的反省批判，他不滿西方理論學說前仆後繼來台，西方本地也百家爭鳴，知識份子卻不曾檢驗這些理論學說到底適不適合台灣？可不可以和台灣文化交融結合又不戕害台灣文化？卻只會如唐倩這個有圖騰崇拜情結的知識子，全盤盲從西方文化，陳映真精妙如實的描繪出唐倩和知識分子矯揉造作的姿態，且讓言行虛偽誇大、具有被聰明女性去勢恐懼症、無能恐荒症的理論學說大師活生生在我們面前現形。
陳映真筆下的唐倩始終善用她女性的才智把一個個西方理論學說轉化為她尋找自我追求自由的力量，反而這些提倡和死守各種主義的大師無須多久都會銷聲匿跡，但唐倩卻將這些理論主義變成獨特又寬廣的「唐倩主義」，因此得以重獲新生又尋獲自我意識並超越自我的自由。這是相當程度崇尚馬克斯主義的陳映真自我投射，這三十幾年來，他獨立又自創一格的理論早已將馬克斯主義、社會主義轉化為他獨特的「陳映真社會主義」，也增強了陳映真在台灣解嚴後，開放多元文化氛圍中追逐他心中理想的自由的那股力量。深信人類的存在有著更高目的性的人道闡懷者陳映真，對違逆這種價值的殘缺社會，總是滿懷的悲憤，不知這是不是他近幾年轉而在缺少人權、人道意識殘缺的假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大陸活躍的原因，但是追逐社會主義理想的陳映真，還是始終寧願在一個囚籠（過去的台灣）又再換一個囚籠（現在的大陸）中尋找那追逐理想的自由。
結論
陳映真由<一綠色之候鳥>追尋意識的自由，到<獵人之死>追求思想的自由，再到<唐倩的喜劇>追逐理想乃至身體行動、自我實踐上的自由，是因他進入文壇開始即堅持應該反映台灣現象與問題形成的寫作路線，既切入台灣社會各階層，也呼應時代的脈動，，更是台灣社會文化由意識、思想、行動和自我實踐的覺醒與追逐的路程。但是陳映真堅持他所寫的都是他思考的、他認為他應該寫的，1968年在思想禁錮如囚籠的台灣，他正接受一個「國際寫作計畫」邀請準備動身赴美時，台灣當局以「為共產主義」宣傳的罪名將他逮捕，判刑坐了7年的黑牢，這是他寫他所想寫的代價，無法如小說中的主角唐倩順利的赴美，尋求意識與行動整體性的自由，反而在完成這篇小說後失去自由，暫停他追夢的腳步，也反映出陳映真要擁有寫他所應該寫的堅持，先決條件是必須先有一個可以讓他筆尖自由的社會文化環境，但是在他7年入獄期間，思考更加激化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外， 也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和隔岸中國理想化的投射。
陳映真如今在做的正是他的筆尖走向不自由的當今世界超級霸權主義政權的中國要自由（追逐社會主義理想的自由），他個人的腳步也在不自由的中國殖民主義霸權囚籠(與當年囚禁他的國民黨政府為知識分子設的囚籠一樣)追尋他的社會主義夢想，但是中國可以給陳映真他想要的嗎？在海外聲望日隆的此刻，陳映真這顆長期以來被海外華人推崇的「台灣良心」，時代反而正嘲諷又現實主義似的考驗著他這顆「台灣良心」還能受到多少台灣人的認同。
參考文獻：
1. 陳映真《唐倩的喜劇，陳映真作品集2》，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88。
2. 作者：Chris Jenks，譯者：王淑燕、陳光達、俞智敏《文化》，台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
3. 張清至整理，〈我的寫作與台灣生活嬗變—陳映真香港浸信會大學演講〉，《印刻文學生活誌》，台北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有限公司，2004.12。
4. 蔡依伶，〈理論陳映真與小說陳映真〉，《印刻文學生活誌》，台北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有限公司，2004.12。
5. 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成大歷史學報》，第二十五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99.12。
6. 南方朔，〈踽踽的老靈魂—陳映真〉，《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11.20。
2004/12/15
〈—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唐倩的喜劇〉
前言
陳映真這部《唐倩的喜劇》裡集結七篇短篇小說的年代，正是1964年到1967年他在《現代文學》和《文學季刊》上以旺盛的創作力受文壇矚目時，此時期陳映真的作品珍貴之處在於，這是陳映真在未因「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之前的不復回頭的分水嶺，之後由1968年到1975年苦坐七年政治黑牢中，陳映真在獄中見證了「小時候大人們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認識許多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並成為這些白色恐怖時代受難思維的繼承者，如此不斷的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理論架構後，經過國民黨政權黑獄洗禮的陳映真，其創作經浴火重生後已蛻變為時代的如喙大筆。如同林瑞明所評論「坐牢前後陳映真的改變，是他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知識分子』」，陳映真的創作作品由現代主義時期，風格由「象徵」走向「寫實」，再走向1975年出獄後的「政治小說時期」，著重探討跨國企業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文化侵略，描繪第三世界民眾心靈的污染、扭曲與頹廢、抗拒與掙扎。而陳映真作品的變化不只是他個的人生變化，而是他敏銳反應現實，反映所處的時代環境，捕捉台灣歷史的真實筆觸已深刻與台灣現代文化緊密結合，所以他作品面向的變化也是台灣文化每一階段變化的文學化呈現，這些「變化」包括多元族群的台灣社會裡有些內含中國意識的「中國結」。
從諸多陳映真相關資料得知，他年少時即對社會主義信仰所具有的高度純潔與理想色彩而感動，入獄後更強化了中國意識、追隨社會主義的理念，他認為日據時期台灣的農村及城市皆以「中國意識」作為民族解放的基礎，因而所謂「台灣意識」的性質亦是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如此一來便可將「台灣意識」納入「中國意識」，而「台灣文學」也就自然成為「中國文學」之一環。不可否認的，陳映真身上風格明顯而強烈又是成長存在於台灣的「中國意識」，不只是他個人的「中國意識」在台灣社會清晰具體的顯像，也代表了具「中國意識」的族群存在於台灣文化是有其立論因緣的，那雖是相對於這三年來由台灣主體性出發去學習台灣文學的我們台灣文學系同學的認知，但藉由文學的交流去認識台灣另一個與我們不同的族群是如何對社會主義產生感情，以及與「台灣意識」這一族群不同的「中國意識」族群是為何身處台灣卻對中國產生認同，透過文學交流的認知可以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對話，從台灣文化多元的角度出發，台灣的每一個族群只是不同的多元文化的幾分之一，而不是挶限在二元文化的二分之一的對立。
〈—綠色之候鳥〉追尋意識自由
陳映真自開始寫作起，即相當喜愛以來台的大陸人為題材，〈某一個日午〉、〈永恆的大地〉以及〈—綠色之候鳥〉都帶進大陸人流寓台灣的失落和哀愁，評論家林瑞明曾指出：「這是陳映真一再使用各種角度，試圖把一種個人的感情，凝塑成一種台灣時空下的生活實像。」這篇充滿著「知識分子失落感」的〈—綠色之候鳥〉，小說中所呈現的是主角陳老師和由大陸來台的同事－－英國文學史老師趙公趙如舟以及趙公的好友－－動物學教授季公季叔城的知識分子失落感是一樣的，自始就不分本省外省的，就充分證明一個時代造成台灣與大陸來台人士的知識分子失落感是一個整體社會文化的病徵，並非只會發作在台灣或大陸來台的某一族群，而且我們透過主角陳老師這條線，可以將綠色候鳥視為大陸來台人士的一個象徵，經由這隻突然出現的不速之客，綠色候鳥適時當作和外省籍同事的共同話題楔子，而開始建立雙方的友誼感情，甚至陳老師和季教授的妻子也產生連結，當陳老師和季教授雙方的妻子過世時，分屬兩個族群的大男人也會互相關心慰問，在此也反應陳映真對中國認同的心理歷程。
我們在〈—綠色之候鳥〉中可以藉由主角陳老師對大陸來台人士的交流認識，窺見陳映真看待外省人的視角，就像小說開始時主角和外省同事趙公、朋友季公由君子之交的不熟絡，到後來主角夫婦發現季公的年輕妻子病重，家事都是季公一人打理而心生同情，主角透過和他們討論綠色候鳥的狀況時，漸漸對學識淵博的外省朋友季公有了認同感，這份欣賞的情感是帶著文化上的認同，與主角擁有賴以謀生又高人一等的英文能力，卻始終對於西方文化沒有興味甚至帶著排斥感大不相同。主角自己對於英文方面的學問以及因為英文這個外來文化殖民者的象徵物，讓他得以成為他太太追求的標的物，主角是相當有自覺的格格不入，無法對英文文化產生認同感。但是小說中由北方南飛季節性遷徙而迷路的綠色候鳥，不論候鳥牠的飲食、性情、脾氣、來歷都讓生長於台灣的主角心生關心著迷且惺惺相惜，甚至帶領主角他去認識另一個大陸新移民族群的生態。
而由北方來的綠鳥就像是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象徵，在初來乍到新環境時有不安的孤獨感，也就是在台灣社會中迷航，綠鳥迷途降落陌生地方的不吃不喝，就是外省人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氣候、物資、生活上的種種不適應。一隻形單影孤的候鳥來到主角的庭院，如同大陸來台的外省人以較少的人數來到台灣社會舊有的族群中，須要一段和台灣社會的磨合期，主角對外省同事好友的情感連結，除了主角和季公先後喪妻的同理心，還有到喪禮上的互助與慰問，更進展到為外省同事處理遺物的認同感，所以文化上經由生老病死的社會群體活動的連結，遠勝過外來殖民文化的謀生工具。綠色候鳥最後消失於季家庭院的花海中，但卻不見得是失蹤或死亡，即是象徵了外省族群於走出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圈圈或眷村的竹籬笆後，進入與融入台灣多元族群這個花花世界。
綠鳥在小說中的象徵由初期隱喻大陸人寄寓與流寓台灣的滄桑，其中包含陳映真在瞭解和認同這些大陸人後衍生的同情，而且經由他對這些大陸人產生的認同感，小說末段的綠鳥就不只是流寓台灣的大陸人象徵，也同時轉化成這個台灣人主角的象徵，主角的自我意識等同異化為綠鳥，因為他在留學上、工作上、人生目標計劃上有著重重挫折無力感，加上當時台灣1960年代戒嚴體制的國家機制對人性壓抑限制下，主角懷抱長久的知識分子失落感，於是當象徵主角的綠鳥飛出鳥籠無影無蹤，形同主角內心意識亦追尋自由，同時也是小說主角和作者的意識在那個霸權控制的年代重疊了，主角在結尾時聽說綠鳥不見後，抬眼望見的天空是又高又藍的，正反映主角不只意識獲得自由，連個人身體、自我行動上都欲望像綠鳥一樣高飛得無拘無束，當然這也是1960年代台灣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殖民主義霸權體系下，備受壓抑限制的台灣知識份子陳映真自我的欲望投射。
〈獵人之死〉追求思想自由
這種善於描寫台灣知識分子為主的苦難和以感懷傷感基調筆觸的1960年代的陳映真，〈獵人之死〉是他以希臘神話反映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苦難及陳映真對台灣知識分子精神柔弱的批判，當然這也是他身為台灣知識分子一員的自我解剖批判。〈獵人之死〉中的女神維納斯如同大陸遷台後意欲將其霸權意識殖民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凡人的阿都尼斯獵人就如同起初對殖民者國民黨政府拒絕，但爾後仍是被收編宰制的台灣的知識份子。
呂正惠將〈獵人之死〉列入陳映真文學四階段中的「現代主義時期」。我們可以說阿都尼斯不但是台灣知識分子的象徵，也是陳映真自己的投射，評論家姚一葦認為入獄前的陳映真還只處於現實主義的嘲諷針砭；也就是這篇〈獵人之死〉正是陳映真「現代主義時期」對知識分子及他自己的思想情緒、自我認同的懷疑和批判。我們由小說中可見國民黨政權以及箝制台灣文學界的官方文學透過愛神維納斯這個象徵，暴露在讀者面前一個不斷試圖「征服」、「宰制」不同社會文化知識分子的霸權主義。在〈獵人之死〉中陳映真對愛神維納斯內心欲望的描寫，就是他對國民黨政府霸權心態的控訴，所以小說中女神為她所需要的男人所棄的時候，她是苦楚的，這就形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執政時期被共產黨聯合大陸人民所棄一樣，這個國民黨政權後來時常因為懼怕再一次被殖民地人民台灣人所棄，而在台灣社會、文化上採取高壓手段消解當年在大陸所得到的苦楚。
小說中維納斯女神在情慾的昏暗而濃濁的日子裡，忘不掉她的心底極裡面的荒謬和不曾滿足的感覺，這是指國民黨這種霸權心態的殖民者古今中外共同的病徵。女神的「情慾」就是政權成為霸權的「宰制欲」、「權力欲」，雖然國民黨政權自始打著自由民主的招牌而企圖模糊合理化殖民者骨子裡的霸權主義，當然這個殖民霸權是永不曾滿足的，如同葛蘭姆西對「霸權」的概念，國民黨政府霸權就是將上層結構的元素企圖將意識型態霸權運用在台灣文化中，從宗教到教育、大眾傳媒、法律、大眾文化、運動及娛樂等各方面。就像陳映真筆下的維納斯女神被那麼穢亂，那麼絕望，那麼衰敗的諸神們的世界（諸神們的世界如同民國初年的衰老中國），弄得極為憎厭以至於又強烈地慾望著另一個抱擁，這一個又一個的懷抱，就如同大陸來台的國民黨政權想在被大陸人民背棄後，尋找新的殖民地慰藉。，陳映真在此真知灼見的指出一個「霸權主義」的內在是虛無又因此而充滿強烈欲望，所以須要征服、宰制一個又一個殖民地，「霸權」也永遠在尋找下一個新的被殖民者。
但是一向用理性思考寫作的陳映真，也寫出他解剖霸權主義的國民黨政權之後的洞察，殖民霸權不健全的肌理只會在殖民地上一再折翼，也就是小說中維納斯一直都像一隻不能停棲的鳥那樣地尋找著愛情的真實，而且每一次都在折翼失鳴的痛苦中失望了。所以偶爾湧出不受被殖民者接受認同的苦楚時，象徵國民黨霸權的女神維納斯會向象徵知識分子的阿都尼斯說：「不要再追狩了罷。讓我們棲止，讓我們相愛罷。」這是霸權除了運用「宰制」、「強制」的控制模式外，對具有理念性的知識分子柔性訴求利誘收編的「正常」運作的典型，也就是國民黨政權使用「官方文學」對知識分子誘之以利的掌控，並試圖經由普及教育、通俗文學和大眾傳播媒體等高科技來運作，如台灣的九年國民教育、反共小說、三家無線電視台和中廣，這些高科技運作都具有霸權的語言符號灌輸在教育、文學、媒體中。語言符號的運用也包括作者陳映真的語言符號在他的作品、他的文本對話中透露，企圖將作者的意識灌輸給讀者，並反映當時陳映真眼中的台灣社會和台灣文化。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在他眼中是如獵人阿都尼斯患有輕度誇大妄想症的人，是一個孤獨的、狐疑的，不快樂的人，在此指出了台灣文化界經歷白色恐怖迫害後，有些知識分子誇大了自己的使命感，知識文化界中不乏自認為背負著十字架踽踽獨行者、義正辭嚴的控訴者、堅守原則的理念者，如同阿都尼斯自戀說的：「我所追狩的是一盞被囚禁的篝火……」，而在國民黨霸權「暴力」控制中的知識分子也有些誇大妄想了自己在國民黨霸權中的政治重要性，連帶的也產生了被迫害妄想症，如同阿都尼斯時時刻刻擔心的說：「因此我一直被宙斯和他的僕從們追狩著，像一隻獵物。」，一向自覺被政府所監視追蹤的知識分子又透過阿都尼斯的口說：「他們終於會得著我的。」，所以充滿批判精神的陳映真，雖說在那麼一個廢頹和無希望的神話時代的末期，這種理想主義的人，也許是寶貴的，這神話時代末期即指當時廢頹、無希望的台灣被霸權宰制的文化界，但他又自省說阿都尼斯（在此也就是指台灣知識分子）只不過是一個因著在資質上天生的倫理感而很吃力地抑壓著自己的那種意志薄弱的男子罷了。
除了批判知識分子是意志薄弱的，易於被女神維納斯殖民她的愛情觀，也就是被國民黨官方文學收編控制外，陳映真堅毅的自我批判精神還彰顯於他在小說中不斷調侃嘲諷獵人阿都尼斯的臉孔（也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面貌）：一直是大而痴呆的、頭顱是大而笨重的、因沒有一點意志力而有一種低能者的虛弱感，並且在阿都尼斯為女神失去童貞後，他看起來已非昔日的年輕俊美，而是陳映真筆下不知道何以阿都尼斯與維納斯這兩人在這時看來都那樣地醜陋，而且浮腫、骯髒、倦怠、鄙俗，這是絕對鏗鏘有力的批判台灣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官方霸權的妥協曲從。為什麼說陳映真批判下的知識分子也包括陳映真自己呢？因為在海外被讚譽為「台灣良心」的他，在現代文學時期的小說，題材越來越寬，嘲諷意味愈來愈濃，社會意義也越來越深刻，他的忘年之交姚一葦就說，「此時陳映真自己卻越來越不快樂，也越來越討厭他自己。也正是陳映真他曾以許南村的筆名，在批評他自己的作品中所說的。」
在此我們可以把悲戚、悒悒不歡的阿都尼斯當成陳映真自我的投射，以葛蘭姆西的霸權概念來看，應用在國民黨制度性脈絡之外，霸權的權力同時可以滲入文化價值、規範、信仰、神話和傳統之中，這些價值，規範根本是在永恆維護現存的秩序，這個秩序就是國民黨的政權，並不獨立於特定的國民黨政府與階級體系之外，所以這層層包裹讓人透不過氣的體系，終於讓陳映真的思考、創作也感到透不過氣而無法快樂。但透過小說中阿都尼斯要回到一個起點，選擇在湖邊和維納斯分別，點醒維納斯「流離的年代將要終結」，等同陳映真在預示國民黨霸權的殖民時代終會被終結，阿都尼斯代表陳映真的口說：「那時男人與女人將無恐怕地、自由地、獨立地、誠實地相愛。」這也就是陳映真內心對台灣解嚴社會解放願景的期望。阿都尼斯被維納斯殖民愛情觀後，自我又自覺的想要意識思想上不再依附她，意圖尋找自身的獨立與自由，所以他毅然不悔走向湖心長成一棵瘦弱的水仙。因為他意識到與維納斯在一起，只不過是一隻虫豸，鷹揚不起來，可是他渴望人類的鷹揚，如同台灣戒嚴當時不再依附國民黨官方文學的知識分子，勢必在文壇上要獨枯守寂寞，生活上忍飢耐苦，這是陳映真在那個禁錮年代尋找自由的代價，就像阿都尼斯的水仙寂然地守著他自己蒼白的影子。
〈唐倩的喜劇〉追逐理想自由
雖然葉石濤在〈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指出這篇〈唐倩的喜劇〉欠缺了實際現實生活的強力支撐。不過這是因為陳映真自稱風格轉向「嘲諷和現實主義」，他的轉變來自對現代主義的不滿，他認為現代主義必須再開發，而開發之道：一是回歸現實、反映現實；二是知性與思考的建立，所以陳映真「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力竭，自憐的情緒。呂正惠因此把陳映真這個階段的創作歸入他作品的「反省時期」，開始批判六０年代趕流行的知識分子之孤絕淺薄。
我們可以透過由小說中主角唐倩，看到她和一個個理論學說大師的交往結合，而又一次次因慘痛的原因分離，只變成留下更盲從更無聊的小知識分子們的閒嗑牙八卦，這些情節都是陳映真對當時知識界的反省批判，他不滿西方理論學說前仆後繼來台，西方本地也百家爭鳴，知識份子卻不曾檢驗這些理論學說到底適不適合台灣？可不可以和台灣文化交融結合又不戕害台灣文化？卻只會如唐倩這個有圖騰崇拜情結的知識子，全盤盲從西方文化，陳映真精妙如實的描繪出唐倩和知識分子矯揉造作的姿態，且讓言行虛偽誇大、具有被聰明女性去勢恐懼症、無能恐荒症的理論學說大師活生生在我們面前現形。
陳映真筆下的唐倩始終善用她女性的才智把一個個西方理論學說轉化為她尋找自我追求自由的力量，反而這些提倡和死守各種主義的大師無須多久都會銷聲匿跡，但唐倩卻將這些理論主義變成獨特又寬廣的「唐倩主義」，因此得以重獲新生又尋獲自我意識並超越自我的自由。這是相當程度崇尚馬克斯主義的陳映真自我投射，這三十幾年來，他獨立又自創一格的理論早已將馬克斯主義、社會主義轉化為他獨特的「陳映真社會主義」，也增強了陳映真在台灣解嚴後，開放多元文化氛圍中追逐他心中理想的自由的那股力量。深信人類的存在有著更高目的性的人道闡懷者陳映真，對違逆這種價值的殘缺社會，總是滿懷的悲憤，不知這是不是他近幾年轉而在缺少人權、人道意識殘缺的假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大陸活躍的原因，但是追逐社會主義理想的陳映真，還是始終寧願在一個囚籠（過去的台灣）又再換一個囚籠（現在的大陸）中尋找那追逐理想的自由。
結論
陳映真由<一綠色之候鳥>追尋意識的自由，到<獵人之死>追求思想的自由，再到<唐倩的喜劇>追逐理想乃至身體行動、自我實踐上的自由，是因他進入文壇開始即堅持應該反映台灣現象與問題形成的寫作路線，既切入台灣社會各階層，也呼應時代的脈動，，更是台灣社會文化由意識、思想、行動和自我實踐的覺醒與追逐的路程。但是陳映真堅持他所寫的都是他思考的、他認為他應該寫的，1968年在思想禁錮如囚籠的台灣，他正接受一個「國際寫作計畫」邀請準備動身赴美時，台灣當局以「為共產主義」宣傳的罪名將他逮捕，判刑坐了7年的黑牢，這是他寫他所想寫的代價，無法如小說中的主角唐倩順利的赴美，尋求意識與行動整體性的自由，反而在完成這篇小說後失去自由，暫停他追夢的腳步，也反映出陳映真要擁有寫他所應該寫的堅持，先決條件是必須先有一個可以讓他筆尖自由的社會文化環境，但是在他7年入獄期間，思考更加激化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外， 也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和隔岸中國理想化的投射。
陳映真如今在做的正是他的筆尖走向不自由的當今世界超級霸權主義政權的中國要自由（追逐社會主義理想的自由），他個人的腳步也在不自由的中國殖民主義霸權囚籠(與當年囚禁他的國民黨政府為知識分子設的囚籠一樣)追尋他的社會主義夢想，但是中國可以給陳映真他想要的嗎？在海外聲望日隆的此刻，陳映真這顆長期以來被海外華人推崇的「台灣良心」，時代反而正嘲諷又現實主義似的考驗著他這顆「台灣良心」還能受到多少台灣人的認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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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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