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討論放寬來看是元末明初時期的地域詩學，窄一點看是洪武、建文時期，在談之前先看幾個部份，第一從文學史來看，明詩是被忽略的對象，元代除了戲曲，其他是被忽略的，元詞、元詩、元散文都是被忽略，明詩是被忽略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個被忽略的情況？就詩文的發展而言，整個文學史上，唐宋詩是兩個高峰，唐詩和宋詩代表兩個的不同詩歌的形態，很有趣的情形，明代文人看宋詩，尤其是明初人揚唐抑宋的情形很明顯，覺得宋詩不好，明代文人居然會說元詩非常的好，這和文學史的論定很不一樣，清代人我不知道他怎麼看元代的詩，但至少明代人覺得元的詩還勝於宋，在這樣的情況下，令人感到相同好奇，第二個是，假使唐、宋詩發展到高峰，撇開詩論不談，明代創作詩的情況到底是怎樣？因為我們對明代詩人最認識的不是洪武、建文，可能也不是景泰，可能是前七子出現後，前後七子非常強調復古的，那過去復古，是如何復？他們談的「古」是什麼時候的古？這就有很多要辨析的地方，假使明人認為元詩勝於宋，也認為元詩有唐代氣骨，有漢魏的風骨，那明人的詩學觀到底是什麼？我承認明人的詩某個程度上的確不好看。

　　舉例來說，前七子他們作大量的四言詩，每個人的集子中都有，而且比例甚高，四言詩是詩經體，前七子學習《詩經》體寫作，我們讀《詩經》國風，關關雎鳩、桃之夭夭，某個程度上我們會有感動，那是情詩，但明七子寫四言詩的時候，讓人看完後覺得你到底在寫什麼？奇怪的問題是，你去學李白、杜甫絕句、律詩體，四言詩體學《詩經》，所謂形式上都學這些東西，一味的復古，模仿形式上是空洞沒有內容的，他們不承認自己的詩空洞，於是明人的詩寫實，明詩是相當寫實的，那寫實為何看不懂？因為他們寫得是那時候的事，比如說看到朝政敗壞，運用過去的形式、手法諷諭，明人很奇怪，他們不去講名字，而是講諡號，如果在詩中看到很多地名、諡號會覺得很癡呆，根本不知道在寫什麼？第二個是寫實風格而言，我們和明代人文、環境有隔閡的時後，當他用漢魏風骨去寫到某個山的感受，我們對這些東西不熟的時候，閱讀寫實會有隔閡的。

　　所以，我們回到明代，研究明人詩比較少，很多人直接說讀明詩沒有感受，因為形式上又很像唐又很像過去，內容上感受又低。前後七子斷在中期，大部分文學史談到明初那段最常講的是劉基、宋濂，奇怪再來就是臺閣體了，接著茶陵詩派李東陽了。前七子最重要的李夢陽，其實已經是在中期之後的事情了，非常奇怪前面一百年詩學幾乎是沒東西的，台灣的研究集中在中山大學龔顯宗、簡錦松，在大陸安徽舉辦過以地域、時空的角度談明代學術，三十幾篇裡面只有兩三篇勉強涉及到明代初期一百年，尤其是洪武、建文時期，剛提到明代覺得元人的詩很棒，文學史上詩幾乎不談，但大陸有一個學者楊濂寫了一本《元詩史》，他討論整個元詩，非常厚一本，我們不禁懷疑，是不是可以去補足那一塊東西，文學研究走了這麼多年，這塊東西沒有人去touch，是不是有他touch的風險和困難度，這部份就是我的論文，明洪武時期的地域詩學，延伸到元末，有一點，明代的詩既然不好探，但明代的詩文理論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強大，明代的詩文理論研究超過前代，因為詩文從唐帶到宋代發展已臻成熟和完成，明人在創作方面沒辦法超過前人，他有一個東西，就是理論可以超越前人，明清的理論是相當精采的，可以超越前人，明代的詩話、清代的詩話，但又有一個問題，明代在所謂建文洪武時期，前一百年，所謂的「詩話」有幾本？元末到明初，茶陵詩派李東陽有一本《懷麓堂詩話》或《麓堂詩話》，這是李東陽自己寫的，在之前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高棅在洪武時期《唐詩品彙》，還有瞿佑的，我們說明詩話明詩話，但真正在明代初期沒幾本詩話，可是大陸編十巨冊的明詩話，第一冊大概二分之一，一百多個的詩人都有詩話，這時候的詩人不是集結成一本，而是明人論詩，散見於各序跋當中，明初人很愛寫墓誌銘，比如人家請劉基寫墓誌銘，他答應後，要求看了此人生前的作品，看完後寫進了墓誌銘，所以墓誌銘、序跋裡面都會有詩論，我們不能說明代對於詩的探討是少的，是我們沒有去討論而已，我選擇這研究不是沒有意義的，是銜接文學史沒有所缺憾的部份。那研究我們就會想用什麼角度切入，過去詩話研究用單一本，如《六一詩話》，或單一人物的研究，如李東陽的詩話，單一研究不是不好，但整體來看一段時間，會發現很有趣的情況。

　　其實在蘇州整個這種形態，在元末明初就已經有了，整個明代三百年是地域詩學的分合，其實是元末明初整個影響的，包括詩歌發展都跟元末明初的地域分不開的，首先我們又回到當時的文化場域，元代末期到底是什麼狀況？元代北方文人多少？因為南方割據，有陳有亮、張士誠，朱元璋是一個臭頭和尚起家。據他自己朱元璋集，他真的是和尚起家，小時後有癩痢頭，所以明代有幾次文字獄，對光、癩這兩個自避諱，盡量不要去碰，因為元代本來就不注重儒生、文士，知識分子是民間化，朝廷那幾個其實不足以去控制整個文化走向，其實元代已經分裂成南方文人和北方文人系統，因為南方他們不作官，他們是南人，比北方漢人階級還低，而且元代基本上只有一次科舉，有人說兩次有人說三次，但真正成立分南北榜取士的是忽必烈當皇帝的時候有一次科舉，我們可以發現南人就算有入榜也是陪榜，都不是當中央官，而是回南方當官。

　　元中葉已降，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個是俚俗化、民間化，以南方文人為最，第二個狀況是北方文人不能操控整個大中國文化走向，北方是胡，南方不理你阿！蘇州一地，錢糧又多，所以張士誠可以在那盤據十幾年，所以後來中央集權又混亂了，因為朝廷內鬥，南方又揭竿起義，文化的走向就更不是中央可以控制的，大陸有一個學者辛子江說這是南方是一種裂解、裂變，裂開的變化，他說更為重要的是：元王朝無法維持統治，種族特權、民族歧視激化社會矛盾，南部有紅巾軍起義，朱元璋剛進去的紅巾軍，元末社會一個新王朝要誕生了，剛不久形成一個文人群體，這句話告訴我們所有中國朝代的文人群體形成都要一段時間，唐朝、宋朝的文人群體都一樣，有先有後，繼承的形成，元末社會文人群體好不容易才形成，不管是地方或中央，可是裂變戰爭，他們必須面對人生選擇，這種選擇就展生了分裂，文人心態就產生轉移了，遺民有好幾種，第一種，很多漢人承認元朝是我的國家，就現康雍乾的時候，很多漢人也承認清朝的統治權，他們未必有當官，但心理上是支持元王朝，在南方就覺得朱元璋他們是叛亂，一樣是漢人唷，朱元璋徵招他，他寫了一首詩說我終生世元，不去了；有一些就不是了，我不認同你們這群，也不認同元朝，這社會這麼亂，隱士心態出現；另外是我出任元的官，我挽救元王朝；更另外一種，我投靠張士誠、陳有亮、朱元璋系統，我選一個明主。在這種裂變的狀態下，元末文人的狀態是怎樣？因為元末這群人很多都留到明初，洪武建文時期，這時候可發現，元末的南方是分裂割據的，他們共同心態是先統一南方在進攻北方，所有南方割據的進攻路線圖，都是先剿滅南方勢力，沒有攻北的，他們是北伐的。

　　不同的勢力展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型態，尤其是張士誠，他們每一個割據的勢力，都是先解決南方的問題我在北伐，你打過來我就擋，要不然我先統籌南方勢力，先南征後北伐，朱元璋就是這樣子，迂迴的把南方解決，攻伐各地，可以視為一種衝突與融合，反映在文化型態上就是文學觀念，這群人，他所期待的文學形態出現，明代的開國是南人北治，朱元璋帶來的文化模式就成了明王朝開國況至中原地區的思維模式。朱元璋攻伐各地是怎樣的形態，張士誠的吳中、蘇州勢力是研究明代很重要的部份，因為他是一個不和諧的因子，朱元璋第一群吸納的文士，劉基、宋濂其實是浙東，淵源於元代的永嘉學術，浙東學術代表的是呂祖謙和陳亮的永嘉學派，呂祖謙的金華，陳亮的永康，再加上朱子學術，這三個系統匯聚過來的就在劉基、宋濂身上，這三個學識系統是很大的差距，呂祖謙是精於史學，陳亮是事功之學，朱子講的是性理之學，這三的都匯聚在浙東學術上面，這中間我有辨析他們是怎麼會合的，浙東學術是以朱子做理學正宗，在融合東萊的史學，龍川的事功之學為一爐。

　　所以義理、事功以及政治文獻在浙東合一，朱元璋用的第一批就是浙東學士，因為他會寫文章，懂得搞史學，而且懂得搞政治。他的書是在廟裡念的，但他又不喜唸佛經，所以他很快投入打仗，就不作和尚，他是因為窮，父母雙亡孤兒，他自己寫到他跟農人要東西吃，農人不給他，他覺得很可憐，活下去唯一的方式是投身佛寺，可以吃得飽，因為他起家的地方也在浙東，浙東、浙西怎麼分去分，以錢塘江中分，橫著看，錢塘江東邊是浙東、西邊是浙西，古人說的東西其實是南北，就像現在看台灣地圖一樣，流出海的方向看東西，吳中蘇州是浙東再往下，浙江在吳越的上面，我們現在看會很亂，其實就是浙江、江蘇往下就是福建，江蘇就是我們說的吳中蘇州，浙西差不多是紹興，往上是南京，運用這些浙東文士有一個意義，他們可以把政治、事功基礎做出來，不是朱元璋尊重學術，而是他很清楚他們可以架構出一個藍圖，討伐各地的時候就可以用去cover各地方，開國以後就用劉基、宋濂，我們可以知道明代考科舉用朱子，因為劉基、宋濂就是這一派，於是浙東學士形成，第二批用的文人就是劉基、宋濂郊遊人士，不只浙東還有江西，浙是朱元璋取得人才的第二部份，在這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明代江西是產進士非常多的地方，如果去看臺閣詩人的籍貫，很多都是江西人，很多內閣大學士臺閣詩人都是江西人，很有趣，江西和浙東的共構，是明代開國後統治的文化策略，江西沿成和浙東部一樣，他有江西詩學，他們會推到宋代的黃庭堅，浙東沒有這麼強烈，他會說我們最喜歡的是杜甫，明明浙東和江西可能同出一源朱子，表現和詩論差距性又不大，但又不同的地域，差距性要找出來又不能過度詮釋，是作這論文最大的困境，浙東和江西大同和小異的差距在哪？浙東文人是明洪武的主軸，江西文人是永樂年間的主軸，永樂年間臺閣體興起，因為朱元璋喜歡殺人，晚年劉基、宋濂這批人都被他殺光了，殺光之後館閣之臣在哪裡？他又廢宰相，新進士進來都是江西人，永樂還是認為他要控制、要用朱子學，浙東文人被誅殺殆盡怎麼辦？於是臺閣文士起來，至少永樂到景泰之後都是浙東和江西再轉而已，我先講背景，等一下再講詩學特色。

　　另外一個東西，吳中蘇州，他們錢糧很多經濟發達，張士誠退守吳地，朱元璋久攻不下，他很火大，攻下吳中蘇州後，因為張士誠好養士，當時流域文人，除了搞經濟世功，看準朱元璋會有作為，像劉基、宋濂跟著朱元璋之外，大部份文章寫得好的都不跟朱元璋，都到張士誠那裡去了，因為張士誠會辦文學獎，(笑聲)，他會聯合蘇州的有錢人，辦那種絕句、律詩的詩獎，他題目出來要大家寫，找了三個有名的文人作評審，評完後贈黃金或白銀，這是非常奇特的現象，而且正好大部分的富戶有錢人都在那，吳中蘇州的刻書、織造很盛行，又是魚米之鄉，所有人都聚集在那裡，文人雅士集中在那，張士誠不思進取，認為這樣很好，就像三國荊州的劉表，人才幾乎當在那，朱元璋攻下張士誠後，文人不仕朱元璋，如楊維楨，他到吳中一地，人家請他評詩，類似唐代那樣，還在作品底下塞白銀，楊維楨看完選出四個人，都不是有去干預他的，那些落選的人跪地而泣，楊維楨說了四個字，風雅掃地！吳中蘇州的風氣，明代中晚期出現，有人狎妓冶遊，拿文章賣錢，這是他們的風格，所以我們說陽明學是一種變異，不像過去的聯繫，出現國國古代沒有的典型「儒賈」，我是儒家的商人，晚清一堆，明代小品都和儒賈有關係，又不能耕田，就開始販賣詩畫，其實當時的東林黨，浙東、江西系統的很討厭這種，他們很多是南方人唷，但就覺得搞陽明很糟糕，就朱子學，我看不起你們狎妓冶遊，稱為偽學，泰州學派，東林黨在南京和江南地區，永樂遷都北京，在南京一地設小朝廷由太子掌管，很多被貶的就在南京輔佐太子，明代有很多文人匯聚，有六部唷，但只能管南京，這都變成南北的文化分裂，因為朱子學最容易治國，但南京文人又沒事，每日就詩書姐娛樂，就辭官，很多文人是這種模式，北京當官不行，到南京又沒希望，最後辭官，袁宏道、袁宗道都是，到蘇州遊歷，玩出名聲後在四處遊歷，不回家了，明代是人不太愛回家，尤其是中晚明，我常想他們老婆兒子不曉得在做什麼？從這往上推，張士誠這種風氣到朱元璋產生很嚴重的問題，文人不出仕、富戶不給錢，不繳稅，朱元璋統一後把吳中富戶北遷，把你錢全沒收，流徙，人口流動，南方富戶到北方開墾，北方窮人到南方來，朱元璋很愛人口流動，整個洪武時代，對吳中蘇州文人控制最嚴重，一年換兩任知府，一半以上換下來的砍頭，沒有人想去當，十五年間換三十一任知府是可考的，還有不可考，上任就不知道怎麼不見了，頻繁度是不可思議的，在當時沒什麼人敢去，雖然有錢，吳中蘇州在被壓抑的情況下，還是產生很多漢傳統儒家浙東觀念不同的，他一直是不和諧的聲響，永樂逐步開放以後，最有名的就是唐伯虎，吳中四才子在明代景泰之後出現，唐、祝、文、周，或唐、祝、文、沈，畫春宮畫，寫燒書論，祝枝山還寫〈盡廢宋論〉，所有文章都壞在宋代，因為宋代講理，朱子學術在吳中蘇州非常反彈，因為洪武年間他們生活很痛苦，高啟「上梁文」事件被腰斬，當時很震動，因為高啟頗有文名，永樂因為浙東被殺殆盡，以江西為主軸，吳中一直是被壓抑的，還有一塊比較奇怪，閩中詩人。

　　閩中詩人，有一個人太有名了，高棅《唐詩品彙》，朱熹原籍福建，所以閩人的學術還是朱子，但是閩地又比較邊遠，中央政府能不能管道都是問題，民峰又有吳中蘇州的開放性，加上閩刻相當盛行，元代有兩個地方刻書盛行，一個就是閩刻，版本精良印製清楚，錯誤比較少，跟朱熹也有關係，閩地是很奇怪的，他包容各個系統，檢視他的詩學理論，浙東、江西、蘇州講的他都講，整個詩學理論是非常包容寬泛的，剛講的是背景，分四個角度來看詩學理論，第一點分詩的起源，會發現浙東、江西還有閩中會說詩的起源源於詩三百，所以他們說學盛唐要學杜甫，因為他們覺得詩三百接著漢魏風骨，往下推是李杜，有這個詩史觀，就像詩三百，有自然的詩，就是復古的問題，他們稱之為師古，但很重要的一點，師的對象為何？很多人仿效晚唐，說李商隱、溫庭筠好棒，可是只有蘇州這麼認為，浙東、江西說詩盡廢於晚唐，宋就完蛋，宋朱熹的詩寫得最好，這邏輯有問題，整天說宋詩不好，可是舉出好詩居然是朱熹和邵雍，這是奇怪的理學觀，可是李杜不是性理詩，他們又說李杜的詩最好，李杜和朱熹、邵雍怎麼會並列？因為他們擺脫不了道學觀，到最後一定把朱熹、邵雍拿出來，宋代他們不愛談，所以他們最後就是揚杜抑晚宋，宋代晚期廢掉，唐代杜甫最好，不是揚唐抑宋這麼簡單，從起源這個角度來看，只有蘇州詩派會談李義山、溫庭筠，覺得詩歌美麗纖小很棒，這好是浙東、江西最反對的，詩怎麼可以美麗纖小？詩要有人倫教化，蘇州必然被壓抑，就詩歌基礎來看，浙東、江西強調詩三百的根源，但蘇州某種程度也一樣，但有一群人強調詩三百很重要，但李義山也很棒，蘇州有一群僧人說詩三北很棒，但李義山很爛，所以蘇州變一個極端，不是說李義山好，就是說我們又膜拜詩三百，把詩三百推到宗教化，蘇州變成兩種極端，江西會面對另一個問題，思無邪又說鄭聲淫，不會矛盾嗎？撇開漢人所說歷史部分，如果在詩學你承認鄭聲淫又同意詩三百，是不是有內在討論的矛盾，朱子的詩論，和呂祖謙解決不一樣，朱熹是說讀者思無邪，呂祖謙認為是作者的思無邪，變作者和讀者的問題，朱熹所說的思無邪是讀者，鄭聲淫不淫不是問題，因為聖人告訴你要思無邪唷，另一個是告訴你，你所讀的淫聲，作者是在一個無邪的角度寫的，歷史度和詩論不同，江西詩派在朱熹的角度深化，解決鄭聲淫的內在矛盾，這是江西和浙東同樣談詩三百不同的地方，另外閩中，把詩三百遙尊，放在遙尊的地位，我不談詩三百了，他很棒沒錯，但談唐詩。面對本質功能的時候，四個系統也不一樣唷，浙東談尚志，詩言志但也談性靈，這很怪，蘇州談尚敘，詩講求的是自然，講性靈神韻，性靈說、神韻說不是在明代中葉，而是在洪武時期的蘇州，而江西根本不理詩三百，寫詩用以經為本，不學經書不行，閩中是結合前面三個本質都談，這四個派系對詩的本質要求不同，到底要寫道德的志向呢？還是要趣味？會是學六經就好，或乾脆三個都講，這就變成當時面對的選擇，蘇州又變成不合諧的聲音了，我要寫趣味寫情慾，吳中蘇州難怪會有四才子，他的文化系統特立獨行，北方文人，尤其是東林黨很討厭這種東西，只要是朱子學的都很討厭。創作論部分，同樣浙東談詩骨、談養氣，這在宋代就談過；蘇州談的是詞學傳統，覺得寫作是聲韻的表現，跟朱子系統完全不同，後來蘇州是陽明學最流行的地方，江西正好完全是江西詩派過來的東西，講慎獨之學，閩中探討形式模擬的部份，會發現各有側重點，本來我懷疑這問題到底成不成立，到底有沒有地域詩學，後來看了一百多位詩人的集子，去抓四庫的集子，找出論詩的絕句、文字，這工程是三年多。

　　接下來是四大地域詩史觀，浙東崇杜抑晚宋，強調元詩反晦澀，但蘇州告訴你晦澀也沒關係，反正寫出情趣就好了，蘇州的觀念是比較直觀的，一直都是你爽就可以了，再來江西會認為所有東西用六經作批判，只有劉永之比較奇怪，他談晚唐，所有不合協的東西我們再拿出來討論，閩中三個人代表上述三個觀念，張以寧代表蘇州，林弼代表江西，高棅代表浙東，最後我們會發現閩中是最寬泛的，什麼都講，最後告訴大家，地域詩學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因為浙東文人最後都被朱元璋殺死了，所以永樂年間臺閣體是江西文人，再往下看景泰弘治年間，北方臺閣是江西人，但南方蘇州，景泰十子很多都是蘇州人，蘇州才子唐伯虎也是，蘇州的聲音開始出現了，開始考上科舉，這群人到李東陽茶陵詩派的時候，江西、江蘇都有，茶陵詩派李東陽等於統合了所有地域詩學，他也開啟了前七子，因為李夢陽是他學生，前七子裡面有三個是他學生，他匯集地域詩學，又開啟前七子，他告訴你南方文人和北風文人在明代永恆的對立，因為北方文人要治國，依舊用浙東、江西的朱子學，但南方後來出現了王陽明，他把陽明學和流行思想，當時的文化全部匯成一個奇怪的東西，就是泰州學術，是晚明南芳流行的東西，於是儒賈出現了，山人出現了，經濟也改變了，白銀的貨幣化，我們看電視劇，如果拿碎銀的，如果放在漢代、唐代絕對打叉，因為中晚明以前是繳糧米，或出力役，到了晚明才有碎銀，當時流行貨幣是銅和紙鈔，但問題是皇帝很爛，國庫虛空就拼命印官鈔，人民不信任紙鈔，通貨膨脹，另一個系統的銅錢也有問題，會有私鑄，於是人民不信任紙鈔和銅錢，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就出現了白銀，中晚明的人逼著政府承認白銀，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全部兌成銅錢，南方人交易都用白銀，於是中央政府下令白銀成為貨幣，萬曆左右逐漸形成，白銀貨幣化後，因為白銀只有成色好不好，大陸學者說，中晚明是資本主義的開始，最重要的就是白銀貨幣化，通用貨幣人民接受，農人越來越少，民代農人開始種茶，從商比較賺錢，農人開始重經濟作物，儒生不願意做官而去從商，現在中晚明很多人研究，因為他很像台灣，有閹黨，也有東林黨，互相指責，還有廢物皇帝，有很多流行資訊有書樣，我們可以看到中晚明的問題，要回到元末明初討論，東林黨的困境，他要跟閹黨對抗，還要跟南方陽明學對抗，思考朱子學是不是沒用，那種痛苦可以理解，到整個被清朝佔領，復社出現，他們面對的困境，就是上面的人累積丟給他的包袱，東林黨人精神在復社出現，但陽明學精神也有，朱子和陽明變成一種奇怪的彙集在復社身上，所以顧炎武罵晚明清談亡國、清議亡國，一個是指陽明學派整日閒談，東林黨整日清議罵閹黨，他有這樣的思考，這樣的脈絡貫串，也可以和元代承接，楊維楨、王冕，這些人都變成不仕文人，整個拉下來就可以看出明代一個很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