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 3月 07, 2004 11:47 pm
殖民地裡的黑暗縮圖：
論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上)
引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新竹客籍作家龍瑛宗最早發表的處女作，也是龍瑛宗作品裡較具代表行、最常被討論的一部小說，而放在「日據時期」的時空裡，這部小說以其揭露日據後期的社會晦暗面和小知識份子階層的掙扎與挫敗，如實地呈現消極的醜惡現實，從而標示出自身的文學價值。
本文將借用若干「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文化觀點，解剖這篇小說裡的主題意識和主人翁陳有三的被殖民化觀念。
關鍵詞：
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依附者的情意節、知識無用論
壹：日據後期，同化政策下「知識份子」的縮影
一、陳有三的自我期許：獨善其身式的力爭上游
作為一個擁有中學畢業學歷的知識份子，陳有三在家賦閑四、五年後，才從二十幾位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街役場」（鎮公所）找到一份月薪24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這段賦閑在家的歲月沒有提供主人翁任何的警訊，所以並沒有消磨掉主人翁力爭上游的信心與高度的自我期許。陳有三和許多社會新鮮人懷抱著同樣的心情，積極樂觀地投入就業職場，心中充滿著許多等待實現的美夢；他做出讀書計劃，立下目標：「一年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內考上律師考試。」他相信以他的努力必定可以更上一層樓、改善目前的生活，使自己和家庭脫離貧寒的農家階層，成為受社會敬重的資本（地主、富農）士族（律師、高級文官）階級的一員。
在不同的時代裡，知識份子都是自覺性最強的一群，對於現狀的省思最深刻，行動表現最為積極。緣自不滿意現狀，所以意欲「力爭上游」，以求改變現狀，掙脫貧賤的農、工階級或無產階級，擠身具有較優厚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級的社會地位的資產、士族階級，知識份子往往成為時代裡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主力。
「不滿現狀」是知識份子的普遍性的人格表徵，在這個具有前提性的表徵裡，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1935-2003）認為知識份子意識「主要的表現方式是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 ），而不是調適（accommodation）」（參見《知識份子》序言），「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要求我們對於現實抱持更強烈的批判意識」（參見〈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知識份子生活裡的興趣與挑戰，存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面對弱勢團體的不公平處境所做的奮鬥」（參見《知識份子》序言）換言之，知識份子所扮演的是「帶頭的反抗者」角色，而不是與現實妥協，明哲保身的投機者。
本篇小說裡的主人翁陳有三，基本上是個有自覺能力的青年知識份子，不滿現狀亟思力爭上游出人頭地；雖然陳有三的格局很小，它沒有淑世的博愛情操，滿腦袋所想的只是自己如何從困頓的現實泥淖裡掙脫出來，成為一個擁有社會地位的士族階級人物。這種「獨善其身」的小我思維，反映出日據後期，在殖民政府「同化政策」深化下，許多知識份子觀念上的消極與退縮，較諸日據中期賴和小說「阿四」裡，那種對官廳偏頗的醫藥政策和種族歧視強烈的質疑與不滿（註1）的反對精神，兩者間明顯地已大相逕庭。
二、陳有三的「台灣人觀」：自身文化的嫌棄與身份否定
主人翁陳有三對於現狀的不滿，不僅表現在他來自於經濟觀點方面，亦即對這份一年僅僅提薪（加薪）一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相當主要的成因是他對現實社會中的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所懷有的強烈的嫌惡感：
「街上骯髒、發暗、亭子腳的柱子發黑，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了下去。為著要避開強烈的陽光，每家屋簷都張著用粗筆濃墨寫上——老合成、金泰和——等行號的布蓬。
一進小巷櫛比的房屋就更加雜亂骯髒，因風雨剝落的土角牆狹窄地向胸膛壓迫過來，大概是陽光照不到的緣故，小路濕潮潮的；孩子們拉的屎尿等的臭味，宛如蒸騰著的熱氣鬱悶地磅礡著。
穿過街道，馬上就看到Ｍ製糖會社。一大片高高綠綠的甘蔗田，紋風不動，直挺挺地矗立著煙囪的工廠，巨大身軀閃閃地亮著白光。」
從這兩段對現實景物所採取的對比描繪，可以看見這是作者自現實面的印象所形成的成見：對於小鎮的雜亂骯髒和製糖會社的直立挺拔，兩種形象所採取的孰優孰劣的批判立場。在小說一開場，作者便以他的成見，透過現實場景的優劣批判，暗示自己的身份（種姓）認同與文化認同立場：嚮往成為日本人和認同帝國文化的優越性。而此種趨向殖民者的文化與身份，同時意味著嫌棄自身的身份與文化，以及台灣人主體意識的喪失。
「第三，該是他對本島人的一種輕蔑吧。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不就是他的同族嗎？僅只為一分錢就謾罵髒話，不能不仇視爭吵的纏足的老太婆們，平素連一分錢都捨不得的，一到婚喪喜慶，卻都要借錢來大喝大吃大鬧，多詐而好訴訟的人們，狡滑的生意人。映照在中學校畢業、稱為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裡的這些人們，在他看來就像蔓延繁茂於沒有向上發展的黝暗生活面的卑賤雜草。陳有三討厭被看成和他們是一路的。」
陳有三對同族的「本島人」的成見，正是「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他鄙視本島人，視他們為缺乏自覺性和向上發展可能的「卑賤雜草」，所以恥於與之為伍。
在日據後期，陳有三所代表的正是台灣人的知識份子中，被「皇民化運動」同化得最為徹底的一群，他們完全接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本島人）所塑造的形象：文化低落、經濟貧困、性格卑賤，而且對此種負面形像深信不疑。
這種殖民者有意圖的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的作為，北非學者艾柏特‧梅密(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文裡，首段即明白指出殖民者的用心和所產生的迷思：「既然有殖民者，當然就得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這就同資產階級替無產階級塑造形象一樣。兩個形象分別使殖民者和資產階級得以安身立命，否則他們的存在和行為都會變得很突兀，正因為這個人人樂用的形象太適合他們了，反而變成了迷思。」
三、依附者的情意節：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
被同化的受殖民者，在否定自身種姓身份和種族文化的同時，往往努力地使自己趨向「殖民者」，把殖民者當作「學習楷模」。在陳有三這類知識份子的認知裡，殖民者被理所當然地視為「進步的、現代化的」楷模，因為殖民者不僅擁有支配被殖民者生活方式的一切權力，並且享有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優勢的社會地位。知識份子趨向殖民者，任同其文化，努力地歸化為其成員，成為改變現狀、麻雀變鳳凰的捷徑。
「他也時常穿著和服，常用日語，心裡燃燒著理想、進取之火，找出和同族的他們不同之存在的自己，感覺到一種自我安慰。…
…雖然也許是個虛妄的希望，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和內地人的姑娘戀愛並結婚吧。不是為此才頒布內台共婚法的嗎？
不過要結婚，還是當對方的養子較好。戶籍上要是成為內地人，如果在官廳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其他各方面也都會有利益。不，不，就算把那種功利的考慮摒棄於外，如能和有著無與倫比的柔順和教養深厚、而又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姑娘結婚，把自己的壽命縮短十年或二十年，都不會埋怨的呀。然而這麼少的薪水，不是無可奈何的嗎？」
在討論到殖民地原住民的情境時，梅密特別舉出維護原住民文化認同的要素，如何被殖民者逐步淡化以至消滅。維護文化認同有四項要素：即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或一般文化意識）和語言，其中語言的宰制尤其是個關鍵，因為前三項往往要靠語言來轉化。日據後期的台灣人知識份子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日本式教育，小說裡的陳有三擁有中等學校的學歷，日語流利之外，所受的日本文化影響自然也較深，正由於陳有三在學歷上的優勢，使得他能夠在人浮於事的當時，從眾多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小鎮找到「街場役」這份待遇微薄但勉強可以餬口的會計助理工作。所以，在陳有三的思想裡，幾乎不存在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而表現在日常行為上，他喜歡「穿和服說日語」也就理所當然的了。
「殖民者從來不像被殖民者那樣有貧乏之餘，他擁有一切享盡特權。他更是成敗得失中的勝方，他爭服了被殖民者，使其永遠充當他的奴僕。被殖民者的第一心願就是向這個光鮮的楷模看齊，力求變得和殖民者一模一樣，再也認不出原來的自己。
由仰慕而至仿傚，等於就是讚同殖民化，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被殖民者一旦順應了自己的命運，也就堅決否定了自己，換言之，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否定了殖民地的現實。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同特性。以此尋求解放的人，這兩方面是緊密結和在一起的。在對殖民者的愛慕中，潛藏著以己為恥、自我怨恨等等複雜的心態。」（參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梅密對於被殖民者的受殖民化過程：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作了相當精闢得剖析，小說裡的陳有三正是被殖民者中，懷有高度的「依附者的情意節：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的知識份子。
他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和內地來的日本姑娘結婚，甚至成為日本人的養子，而這些綺思異想，背後不僅有著經濟上的功利意圖：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社會地位因身份改變而顯著提高；更有著一廂情願的感情因素：內地的日本姑娘柔順且有教養。
四、就業職場中難堪的眾生相
一個懷有「依附者的情意節」的知識份子：樂觀進取的陳有三，在現實的就業職場中，不僅見識到人心的卑鄙險惡，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還一幕幕地親眼目睹了，這些在現實生活中爭扎的同事們，淒慘難堪的眾生相：
【一】被家庭重擔壓著的前輩蘇德芳：
任職於某公所的蘇德芳，一家七口人擠在租來的狹窄平房裡，「四周都被包圍著，空氣流通不好，陰沈沈的，孩子不斷地生病…」，足見其居住品質惡劣。蘇德芳雖然薪水較高（月薪約40圓），但是要支付龐大的家庭開銷，以致經常捉襟見肘，並且，蘇還因為背負家人因他以往求學、結婚花費，所舉下的龐大債務，負擔更為沉重。
在和友三初見面的場合裡，蘇德芳就以「過來人」的心情勸友三別太早結婚成家：「陳先生，你剛從學校畢業，我才會跟你說，只有結婚這件事，不要太早吶。殷鑑不遠，我就是好例子。雖然這也是父母硬逼，但也緣自我沒有一定的信心，可是卻沒想到那破綻會來得這麼快。」，這席話對於剛踏入社會工作的有三，當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上友人洪天送事後加溫：「一走出街上，洪天送顯出一臉彷彿不勝可憐的表情說：『蘇先生月薪還只有四十圓左右，加上孩子多，他也相當困苦的樣子。如果我們也變成那樣就完了。』這句話在陳有三心上留下沈鬱的影響。」使得有三更加相信不應該太早結婚，被家庭綁住。
【二】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
同事戴秋湖邀請陳有三到家裡來，在對有三作了一番詳細的身家調查之後，認為他的家境貧寒斤兩不足，不是一隻炸得出油水的肥羊，所以臨時改變想法，不打算把自己的妹妹亮出來，改口要介紹自己的一位遠親的姑娘給有三，想從中賺取一筆媒人錢，因為替人作媒也是戴秋湖的一項主要副業。
另一位同事洪天送在有三事後陳述這件事時，迫不及待地向有三曝料，揭露陰私，把戴秋湖說成是個精打細算的陰險小人，為謀取為數可觀（三千圓）的聘金，不惜犧牲大妹的幸福，硬是逼她嫁給有錢人家的浪蕩子，並推測說戴秋湖之所以邀請有三到他家去，原本是打算把傷心受巨創得大妹改嫁給有三，「那可能是因為你薪水少又還得給家中寄錢這件事，說明著你家窮困的緣故吧。」，以致戴秋湖臨時改變主意。
【三】友人洪天送奉父母之命結婚：
洪天送把蘇德芳婚後的慘況，引為自己的借鏡，不想太早結婚，並且樂觀地認為自己只要在會社裡再熬五年，就可以分配到社員宿舍，擁有品質較佳的住宅環境。然而諷刺的是，天送本人同樣被父母催促著結婚。天送向有三坦誠這又是一樁「買賣式婚姻」，對方是商人三姨太的女兒，願意提供一筆可觀的陪價，而天送自己的態度卻是無所謂的：「不管是打算盤的結婚，或者不是，那事情是無所謂的。我只是要明智地走我被給予的現實之路而已
。」，「反正我們是無法戀愛結婚的。既然這樣，最好是結婚能賺錢。並且帶陪嫁錢的不是常有的——」賺錢才是目的，結婚只是賺錢的手段之一。美其名是「打著如意算盤的結婚觀」，說穿了是以經濟條件為前提的一樁買賣，雙方各取所需：女方「希望嫁給中學校畢業的人」，所以「附帶一些陪嫁錢來找相當的學歷和生活安定的男人；而男方則是想得到女方那筆豐厚的陪嫁，於是，婚姻變質為各有盤算的價值交換，雙方家長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就是不問婚姻當事人是否願意。
【四】認為「知識無用」的中學同窗廖清炎
廖清炎是陳有三的中學同窗，兩人久別重逢，「廖清炎在淡鼠色西裝上穿著風衣緊束著腰帶，煞像瀟灑的城市青年的風采」廖君光鮮如紳士般的外表，讓有三判若兩人。
「老樣子呀。你變成判若兩樣的紳士了嘛！」
「看來是那樣嗎？那太好啦！雖然一表堂皇卻是個月薪三十圓微不足道的拿工資的哩。不過月薪三十圓是只有對你祕密告白，對一般人是吹噓月薪五十圓的。因為只要穿上三十圓按月付款的唯一的好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就能受到一般人的
尊敬和良好的服務呀。」
原來，廖清炎的這身打扮是刻意的，為了是在社交場合，穿著體面的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能受到一般人的尊敬和良好的服務」，而且，由於虛榮心作祟，在商事會社裡任職的廖君，明明只有月俸30圓，卻自己給自己加薪，對一般人吹噓成月薪五十圓。
而更讓有三為之「耳目一新」的，卻是與廖君的那席對話，歸結起來正是「知識無用論」：
「真的，學生時代說什麼數學啦、古文啦，雖然把精力傾注在那種艱難裡，一旦出社會一看，真叫人吃驚於其單調呀。我天天從早到晚數鈔票，還有簡單的帳簿記帳。」（有三說）
「所以我就一乾二淨地把五年間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了。每天要在帳簿的貸借上記數字，並不需要多餘的知識，頂多，算盤打得好就行了。」（廖君說）
「把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聽起來像是一則冷笑話，但是對於就業職場上許多不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的工作者而言，卻是真實的經驗感受。
「也就是說生活沒有創造性。不過，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生活具有創造性。」（有三說）
「你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著你的是什麼？不過是一成不變的拮据生活的變形罷咧。這聽起來也許像逆說，但是現代，我們站著的時代正是這種逆說的現象。過去的人們也許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但至少現在，仍然抱著那種古老的理論和理想的男人，卻不能不說是太過天真的人。」（廖君說）
兩人在對話中開始了辯證，友三這時還懷抱著理想，但廖君卻是個潑人冷水的務實派。廖君所持的論點有二【1】「大環境已經改變，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這種人的太過於天真」、【2】即使自學有成，衝破難關，仍不能改變拮据的生活。
為說服有三，同學廖君還舉出友人H君的實例，說明學問（或知識）方面的成就，並不必然能夠在現實生活裡，起安身立命的積極功用，據此增強己方論點的說服力。而廖君的此種說法，果然碰觸到友三的痛處。
友三只得自己找台階下，如此地自我解嘲：「不過我說，假定我的第一目的在於改善自己的境遇，它由於時代的潮流變成不可能，但因讀書獲得知識，人格的陶冶這種第二目標是抹煞不了的。」
第二目標顯然是退而求其次的說法，自我安慰的成份居多，但是廖君對這議題繼續窮追猛打：
「哦哦，讓狗去吃那知識吧。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吧。不管你如何提高知識，當你碰上現實，也許那知識反而會成為你幸福的桎梏。還有，在這樣的鄉下，要準備律師考試，怎麼行呢？」
這種「知識無用論」，在日據後期，反映了相當多數知識份子在現實環境的挫折下，引起的「內縮和反智」反應。面對無力改變的大環境：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社會資源掌握在少數人：資本家（會社、商社）和地主手中，出身農工階層的知識份子，對於現狀的確普遍充滿無力感，他們普遍感受到，在如此不利的大環境宰制下，想藉著知識來脫貧致富，擠身上流社會階層，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待續)
論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上)
引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新竹客籍作家龍瑛宗最早發表的處女作，也是龍瑛宗作品裡較具代表行、最常被討論的一部小說，而放在「日據時期」的時空裡，這部小說以其揭露日據後期的社會晦暗面和小知識份子階層的掙扎與挫敗，如實地呈現消極的醜惡現實，從而標示出自身的文學價值。
本文將借用若干「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文化觀點，解剖這篇小說裡的主題意識和主人翁陳有三的被殖民化觀念。
關鍵詞：
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依附者的情意節、知識無用論
壹：日據後期，同化政策下「知識份子」的縮影
一、陳有三的自我期許：獨善其身式的力爭上游
作為一個擁有中學畢業學歷的知識份子，陳有三在家賦閑四、五年後，才從二十幾位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街役場」（鎮公所）找到一份月薪24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這段賦閑在家的歲月沒有提供主人翁任何的警訊，所以並沒有消磨掉主人翁力爭上游的信心與高度的自我期許。陳有三和許多社會新鮮人懷抱著同樣的心情，積極樂觀地投入就業職場，心中充滿著許多等待實現的美夢；他做出讀書計劃，立下目標：「一年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內考上律師考試。」他相信以他的努力必定可以更上一層樓、改善目前的生活，使自己和家庭脫離貧寒的農家階層，成為受社會敬重的資本（地主、富農）士族（律師、高級文官）階級的一員。
在不同的時代裡，知識份子都是自覺性最強的一群，對於現狀的省思最深刻，行動表現最為積極。緣自不滿意現狀，所以意欲「力爭上游」，以求改變現狀，掙脫貧賤的農、工階級或無產階級，擠身具有較優厚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級的社會地位的資產、士族階級，知識份子往往成為時代裡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主力。
「不滿現狀」是知識份子的普遍性的人格表徵，在這個具有前提性的表徵裡，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1935-2003）認為知識份子意識「主要的表現方式是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 ），而不是調適（accommodation）」（參見《知識份子》序言），「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要求我們對於現實抱持更強烈的批判意識」（參見〈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知識份子生活裡的興趣與挑戰，存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面對弱勢團體的不公平處境所做的奮鬥」（參見《知識份子》序言）換言之，知識份子所扮演的是「帶頭的反抗者」角色，而不是與現實妥協，明哲保身的投機者。
本篇小說裡的主人翁陳有三，基本上是個有自覺能力的青年知識份子，不滿現狀亟思力爭上游出人頭地；雖然陳有三的格局很小，它沒有淑世的博愛情操，滿腦袋所想的只是自己如何從困頓的現實泥淖裡掙脫出來，成為一個擁有社會地位的士族階級人物。這種「獨善其身」的小我思維，反映出日據後期，在殖民政府「同化政策」深化下，許多知識份子觀念上的消極與退縮，較諸日據中期賴和小說「阿四」裡，那種對官廳偏頗的醫藥政策和種族歧視強烈的質疑與不滿（註1）的反對精神，兩者間明顯地已大相逕庭。
二、陳有三的「台灣人觀」：自身文化的嫌棄與身份否定
主人翁陳有三對於現狀的不滿，不僅表現在他來自於經濟觀點方面，亦即對這份一年僅僅提薪（加薪）一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相當主要的成因是他對現實社會中的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所懷有的強烈的嫌惡感：
「街上骯髒、發暗、亭子腳的柱子發黑，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了下去。為著要避開強烈的陽光，每家屋簷都張著用粗筆濃墨寫上——老合成、金泰和——等行號的布蓬。
一進小巷櫛比的房屋就更加雜亂骯髒，因風雨剝落的土角牆狹窄地向胸膛壓迫過來，大概是陽光照不到的緣故，小路濕潮潮的；孩子們拉的屎尿等的臭味，宛如蒸騰著的熱氣鬱悶地磅礡著。
穿過街道，馬上就看到Ｍ製糖會社。一大片高高綠綠的甘蔗田，紋風不動，直挺挺地矗立著煙囪的工廠，巨大身軀閃閃地亮著白光。」
從這兩段對現實景物所採取的對比描繪，可以看見這是作者自現實面的印象所形成的成見：對於小鎮的雜亂骯髒和製糖會社的直立挺拔，兩種形象所採取的孰優孰劣的批判立場。在小說一開場，作者便以他的成見，透過現實場景的優劣批判，暗示自己的身份（種姓）認同與文化認同立場：嚮往成為日本人和認同帝國文化的優越性。而此種趨向殖民者的文化與身份，同時意味著嫌棄自身的身份與文化，以及台灣人主體意識的喪失。
「第三，該是他對本島人的一種輕蔑吧。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不就是他的同族嗎？僅只為一分錢就謾罵髒話，不能不仇視爭吵的纏足的老太婆們，平素連一分錢都捨不得的，一到婚喪喜慶，卻都要借錢來大喝大吃大鬧，多詐而好訴訟的人們，狡滑的生意人。映照在中學校畢業、稱為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裡的這些人們，在他看來就像蔓延繁茂於沒有向上發展的黝暗生活面的卑賤雜草。陳有三討厭被看成和他們是一路的。」
陳有三對同族的「本島人」的成見，正是「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他鄙視本島人，視他們為缺乏自覺性和向上發展可能的「卑賤雜草」，所以恥於與之為伍。
在日據後期，陳有三所代表的正是台灣人的知識份子中，被「皇民化運動」同化得最為徹底的一群，他們完全接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本島人）所塑造的形象：文化低落、經濟貧困、性格卑賤，而且對此種負面形像深信不疑。
這種殖民者有意圖的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的作為，北非學者艾柏特‧梅密(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文裡，首段即明白指出殖民者的用心和所產生的迷思：「既然有殖民者，當然就得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這就同資產階級替無產階級塑造形象一樣。兩個形象分別使殖民者和資產階級得以安身立命，否則他們的存在和行為都會變得很突兀，正因為這個人人樂用的形象太適合他們了，反而變成了迷思。」
三、依附者的情意節：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
被同化的受殖民者，在否定自身種姓身份和種族文化的同時，往往努力地使自己趨向「殖民者」，把殖民者當作「學習楷模」。在陳有三這類知識份子的認知裡，殖民者被理所當然地視為「進步的、現代化的」楷模，因為殖民者不僅擁有支配被殖民者生活方式的一切權力，並且享有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優勢的社會地位。知識份子趨向殖民者，任同其文化，努力地歸化為其成員，成為改變現狀、麻雀變鳳凰的捷徑。
「他也時常穿著和服，常用日語，心裡燃燒著理想、進取之火，找出和同族的他們不同之存在的自己，感覺到一種自我安慰。…
…雖然也許是個虛妄的希望，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和內地人的姑娘戀愛並結婚吧。不是為此才頒布內台共婚法的嗎？
不過要結婚，還是當對方的養子較好。戶籍上要是成為內地人，如果在官廳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其他各方面也都會有利益。不，不，就算把那種功利的考慮摒棄於外，如能和有著無與倫比的柔順和教養深厚、而又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姑娘結婚，把自己的壽命縮短十年或二十年，都不會埋怨的呀。然而這麼少的薪水，不是無可奈何的嗎？」
在討論到殖民地原住民的情境時，梅密特別舉出維護原住民文化認同的要素，如何被殖民者逐步淡化以至消滅。維護文化認同有四項要素：即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或一般文化意識）和語言，其中語言的宰制尤其是個關鍵，因為前三項往往要靠語言來轉化。日據後期的台灣人知識份子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日本式教育，小說裡的陳有三擁有中等學校的學歷，日語流利之外，所受的日本文化影響自然也較深，正由於陳有三在學歷上的優勢，使得他能夠在人浮於事的當時，從眾多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小鎮找到「街場役」這份待遇微薄但勉強可以餬口的會計助理工作。所以，在陳有三的思想裡，幾乎不存在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而表現在日常行為上，他喜歡「穿和服說日語」也就理所當然的了。
「殖民者從來不像被殖民者那樣有貧乏之餘，他擁有一切享盡特權。他更是成敗得失中的勝方，他爭服了被殖民者，使其永遠充當他的奴僕。被殖民者的第一心願就是向這個光鮮的楷模看齊，力求變得和殖民者一模一樣，再也認不出原來的自己。
由仰慕而至仿傚，等於就是讚同殖民化，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被殖民者一旦順應了自己的命運，也就堅決否定了自己，換言之，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否定了殖民地的現實。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同特性。以此尋求解放的人，這兩方面是緊密結和在一起的。在對殖民者的愛慕中，潛藏著以己為恥、自我怨恨等等複雜的心態。」（參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梅密對於被殖民者的受殖民化過程：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作了相當精闢得剖析，小說裡的陳有三正是被殖民者中，懷有高度的「依附者的情意節：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的知識份子。
他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和內地來的日本姑娘結婚，甚至成為日本人的養子，而這些綺思異想，背後不僅有著經濟上的功利意圖：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社會地位因身份改變而顯著提高；更有著一廂情願的感情因素：內地的日本姑娘柔順且有教養。
四、就業職場中難堪的眾生相
一個懷有「依附者的情意節」的知識份子：樂觀進取的陳有三，在現實的就業職場中，不僅見識到人心的卑鄙險惡，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還一幕幕地親眼目睹了，這些在現實生活中爭扎的同事們，淒慘難堪的眾生相：
【一】被家庭重擔壓著的前輩蘇德芳：
任職於某公所的蘇德芳，一家七口人擠在租來的狹窄平房裡，「四周都被包圍著，空氣流通不好，陰沈沈的，孩子不斷地生病…」，足見其居住品質惡劣。蘇德芳雖然薪水較高（月薪約40圓），但是要支付龐大的家庭開銷，以致經常捉襟見肘，並且，蘇還因為背負家人因他以往求學、結婚花費，所舉下的龐大債務，負擔更為沉重。
在和友三初見面的場合裡，蘇德芳就以「過來人」的心情勸友三別太早結婚成家：「陳先生，你剛從學校畢業，我才會跟你說，只有結婚這件事，不要太早吶。殷鑑不遠，我就是好例子。雖然這也是父母硬逼，但也緣自我沒有一定的信心，可是卻沒想到那破綻會來得這麼快。」，這席話對於剛踏入社會工作的有三，當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上友人洪天送事後加溫：「一走出街上，洪天送顯出一臉彷彿不勝可憐的表情說：『蘇先生月薪還只有四十圓左右，加上孩子多，他也相當困苦的樣子。如果我們也變成那樣就完了。』這句話在陳有三心上留下沈鬱的影響。」使得有三更加相信不應該太早結婚，被家庭綁住。
【二】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
同事戴秋湖邀請陳有三到家裡來，在對有三作了一番詳細的身家調查之後，認為他的家境貧寒斤兩不足，不是一隻炸得出油水的肥羊，所以臨時改變想法，不打算把自己的妹妹亮出來，改口要介紹自己的一位遠親的姑娘給有三，想從中賺取一筆媒人錢，因為替人作媒也是戴秋湖的一項主要副業。
另一位同事洪天送在有三事後陳述這件事時，迫不及待地向有三曝料，揭露陰私，把戴秋湖說成是個精打細算的陰險小人，為謀取為數可觀（三千圓）的聘金，不惜犧牲大妹的幸福，硬是逼她嫁給有錢人家的浪蕩子，並推測說戴秋湖之所以邀請有三到他家去，原本是打算把傷心受巨創得大妹改嫁給有三，「那可能是因為你薪水少又還得給家中寄錢這件事，說明著你家窮困的緣故吧。」，以致戴秋湖臨時改變主意。
【三】友人洪天送奉父母之命結婚：
洪天送把蘇德芳婚後的慘況，引為自己的借鏡，不想太早結婚，並且樂觀地認為自己只要在會社裡再熬五年，就可以分配到社員宿舍，擁有品質較佳的住宅環境。然而諷刺的是，天送本人同樣被父母催促著結婚。天送向有三坦誠這又是一樁「買賣式婚姻」，對方是商人三姨太的女兒，願意提供一筆可觀的陪價，而天送自己的態度卻是無所謂的：「不管是打算盤的結婚，或者不是，那事情是無所謂的。我只是要明智地走我被給予的現實之路而已
。」，「反正我們是無法戀愛結婚的。既然這樣，最好是結婚能賺錢。並且帶陪嫁錢的不是常有的——」賺錢才是目的，結婚只是賺錢的手段之一。美其名是「打著如意算盤的結婚觀」，說穿了是以經濟條件為前提的一樁買賣，雙方各取所需：女方「希望嫁給中學校畢業的人」，所以「附帶一些陪嫁錢來找相當的學歷和生活安定的男人；而男方則是想得到女方那筆豐厚的陪嫁，於是，婚姻變質為各有盤算的價值交換，雙方家長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就是不問婚姻當事人是否願意。
【四】認為「知識無用」的中學同窗廖清炎
廖清炎是陳有三的中學同窗，兩人久別重逢，「廖清炎在淡鼠色西裝上穿著風衣緊束著腰帶，煞像瀟灑的城市青年的風采」廖君光鮮如紳士般的外表，讓有三判若兩人。
「老樣子呀。你變成判若兩樣的紳士了嘛！」
「看來是那樣嗎？那太好啦！雖然一表堂皇卻是個月薪三十圓微不足道的拿工資的哩。不過月薪三十圓是只有對你祕密告白，對一般人是吹噓月薪五十圓的。因為只要穿上三十圓按月付款的唯一的好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就能受到一般人的
尊敬和良好的服務呀。」
原來，廖清炎的這身打扮是刻意的，為了是在社交場合，穿著體面的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能受到一般人的尊敬和良好的服務」，而且，由於虛榮心作祟，在商事會社裡任職的廖君，明明只有月俸30圓，卻自己給自己加薪，對一般人吹噓成月薪五十圓。
而更讓有三為之「耳目一新」的，卻是與廖君的那席對話，歸結起來正是「知識無用論」：
「真的，學生時代說什麼數學啦、古文啦，雖然把精力傾注在那種艱難裡，一旦出社會一看，真叫人吃驚於其單調呀。我天天從早到晚數鈔票，還有簡單的帳簿記帳。」（有三說）
「所以我就一乾二淨地把五年間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了。每天要在帳簿的貸借上記數字，並不需要多餘的知識，頂多，算盤打得好就行了。」（廖君說）
「把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聽起來像是一則冷笑話，但是對於就業職場上許多不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的工作者而言，卻是真實的經驗感受。
「也就是說生活沒有創造性。不過，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生活具有創造性。」（有三說）
「你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著你的是什麼？不過是一成不變的拮据生活的變形罷咧。這聽起來也許像逆說，但是現代，我們站著的時代正是這種逆說的現象。過去的人們也許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但至少現在，仍然抱著那種古老的理論和理想的男人，卻不能不說是太過天真的人。」（廖君說）
兩人在對話中開始了辯證，友三這時還懷抱著理想，但廖君卻是個潑人冷水的務實派。廖君所持的論點有二【1】「大環境已經改變，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這種人的太過於天真」、【2】即使自學有成，衝破難關，仍不能改變拮据的生活。
為說服有三，同學廖君還舉出友人H君的實例，說明學問（或知識）方面的成就，並不必然能夠在現實生活裡，起安身立命的積極功用，據此增強己方論點的說服力。而廖君的此種說法，果然碰觸到友三的痛處。
友三只得自己找台階下，如此地自我解嘲：「不過我說，假定我的第一目的在於改善自己的境遇，它由於時代的潮流變成不可能，但因讀書獲得知識，人格的陶冶這種第二目標是抹煞不了的。」
第二目標顯然是退而求其次的說法，自我安慰的成份居多，但是廖君對這議題繼續窮追猛打：
「哦哦，讓狗去吃那知識吧。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吧。不管你如何提高知識，當你碰上現實，也許那知識反而會成為你幸福的桎梏。還有，在這樣的鄉下，要準備律師考試，怎麼行呢？」
這種「知識無用論」，在日據後期，反映了相當多數知識份子在現實環境的挫折下，引起的「內縮和反智」反應。面對無力改變的大環境：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社會資源掌握在少數人：資本家（會社、商社）和地主手中，出身農工階層的知識份子，對於現狀的確普遍充滿無力感，他們普遍感受到，在如此不利的大環境宰制下，想藉著知識來脫貧致富，擠身上流社會階層，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