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進六去血書志願嗎？」
　　「我去他家了，現在就是剛回來，這傢伙真的幹了。」
　　就這樣兩人無言地走進屋裡，明貴興奮的有點睡眠不足的臉稍微安靜下來。
　　「去向進六道歉了，輸給他了，進六才是為台灣而推動台灣的人才，我還是無能為力的，無法為台灣做什麼事，腦筋太硬板了，我自己這樣想。進六終於說服他六十七歲的母親，昨天提出了志願書，提出前一點也沒通知我，這傢伙割了小指寫血書，這點我做不到，今天，我很男子氣概的向他低了頭。」

──周金波〈志願兵〉

　　周金波，一九二○年出生於基隆，不久便移居日本與正在念齒科﹝牙醫﹞的父親同住。三、四歲時由於關東大地震，周家在日本的房子全被燒毀，遂又與母親返回台灣，此去一直到十四歲才又返回日本。﹝七年之後也從齒科畢業，回到台灣﹞
　　周金波為日據時期台灣的重要作家，終身以日語寫作小說、隨筆、劇本，與當代大家張文環、龍瑛宗、楊雲萍等人並駕齊驅，甚至更為重要。但自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周金波就被打上「皇民作家」的標籤而不見容於當世，被台灣文壇長期忽略。
　　所謂「皇民作家」，即指台人作家中屬親日路線者，他們大多關心皇民化運動的成功，支持「內台合一」﹝當時稱日本本土為「內地」﹞，在作品上亦呈現類似主題傾向。除周金波外，一般公認「皇民作家」尚有陳火泉﹝作品〈道〉﹞、王昶雄﹝作品〈奔流〉﹞等。周金波之所以被定位為皇民作家，根據日本研究者中島利郎指出，「……定位為『皇民作家』周金波的作品，是〈水癌〉及〈志願兵〉二篇。……」
　　〈水癌〉由一位牙醫的觀點敘述一名好賭的母親，不願花錢醫治罹患水癌﹝某種口腔疾病重症﹞的女兒，導致女兒重病身亡的故事；〈志願兵〉則透過已經回到台灣八年的留日學生、甫歸台灣的留日學生和沒有能力留學的勤勉青年三人之間的互動，討論「皇民鍊成」的理想。
　　若是單就這兩篇而言，將周金波稱之為「皇民作家」，那並不難理解。畢竟在民族主義的要求之下，威權時代的國民政府根本不可能忍受滿篇「皇民鍊成」、「大和魂」的作品。但時至今日，我們若是繼續用這種分類法來歸類作家，那與當時心胸狹窄的威權人士何異？──況且，絕沒有一種分類是可以涵納一個有能的作家的所有作品面向的。我們當從文本來做更公正的討論，結果周金波是皇民作家也好、抗議作家也好，只要他的作品真有其水準與時代性，台灣文學史就不該缺了他的名字。
　　〈水癌〉及〈志願兵〉有很重的皇民化傾向，這是不能也不需否認的。但是，為此就抹煞了作品的一切價值是很不公平的。真正讀過文本的人便可以發現，「皇民化」對於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周金波而言，幾乎就等於是「進步」的代名詞，這頂多能說是周金波的時代侷限性，而不該被打入萬惡淵藪──比起來，抱著美國大腿的國民政府也未見高明──，如此說來，我們便可以了解文章真正的關懷點發自於何處了：要讓台灣人民過的更好。或許有人會對這種屈從外族的行為不恥，但史有明証，羅福星、余清芳的抗日活動未必就帶給台灣人民什麼好處，反倒是先與日本政府妥協，再試圖從體制內改革的蔣渭水等人可能還貢獻更大。
　　要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所以要完成皇民鍊成。這原是青年時代周金波堅定不移的信念，〈水癌〉的牙醫斬釘截鐵地說：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可是，正因為如此，才不能認輸。那種女人身上所流的血，也是留在我身體中的血。不應該坐視，我的血也要洗乾淨。我可不是普通的醫生啊，我不是必須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嗎？怎麼可以認輸呢……。」

　　但是很快地，在〈志願兵〉裡就不是那麼確然無疑了。這篇小說的各個主角，正好代表了台灣青年面對「皇民鍊成」運動的各種觀點：有猶疑不決的、有充滿熱血的；有重視精神上的融入者、有重視科學物質的改進者。雖然裡面缺乏了反對皇民鍊成運動者的聲音，但皇民鍊成的內涵，周金波並不認為是知識份子嘴上說說的那樣，反而是沒有什麼學識的進六能夠憑著一腔熱血來達到令人敬佩的目標。這股搖擺到了〈「尺」的誕生〉更為擴大，透過一個小學生的眼光來看如此尷尬的台灣：孩子服從日本政府宣傳的「軍國情調」而願意祈求大日本國「武運長存」，日本政府卻沒有公平的對待，仍然是「公學校」、「小學校」分立。
　　而讀到〈氣候、信仰和宿疾〉時，還認為周金波是個只為日本政府喉舌的作家的人，那大概就真是豬油蒙了心了。這篇小說從篇名開始就值得玩味，「氣候」、「信仰」、「宿疾」三者均是長久不易變動之物，說他隱喻了民族長久不移的特性雖然略嫌武斷，但整篇文章繞著固有文化和皇民文化之間的拉扯，這樣的標題自有其興味存在。文中的衝突點在於「信仰」：主角蔡大禮深信神道教可以促進台灣人精神、生活的提升，所以大力推行；同時在雨季之中，他又為宿疾所苦，妻子阿錦卻堅信民俗的「神明」，並認為蔡大禮的病「是因為廢止金亭在作怪，神明在處罰你……我們家連一支香也不插……像有喪事的人家一樣，家裡出了病人，那是當然的呀！」。有趣的是，這對立的兩方，代表日本文化一邊的蔡大禮自始至終都是病厭厭的，完全沒有阿錦「開朗而熱鬧」的生命力。後來，蔡大禮的病因為關渡媽祖廟的一支靈籤奇蹟式地康復，至此神道教信仰已經漸漸動搖了，最後兒子清杜染上了急性肺炎，蔡大禮不但沒有反駁阿錦請道士作法的建議，甚至雙手合掌，向觀音菩薩像跪拜了起來。這場拉扯最後竟以日本式生活的失敗作結，顯見周金波並不是個完全「忠誠」的作者，他也會掙扎、思考，並且從未放下對小人物的關懷。
　　其他作品如〈讀者來信〉、〈助教〉、〈無題〉都有觸及皇民化的議題，但與其說他是政令宣導作家，到不如說他真實見證了這個時代中知識份子的掙扎。他們以為同等的犧牲可以換來同等的地位，事實卻非如此，他們始終在內地人面前抬不起頭來，畏畏縮縮深怕自己說錯了「國語」。他們一方面自豪「台人有不輸日人的奉獻心」，一方面又自卑於「台人文化、物質上的落後」，五味雜陳，此間的心理曲折十分精采，甚至遠過於高聲吶喊的抗議小說。〈鄉愁〉更是堪稱他一生中的經典之作，結尾那段：「已經回不去了，實在是漫長的黑暗路，迷路啊！」顯示這些留日學生在認同上的窘境，對於台灣他們只能是觀光客式的旁觀者，不被旁人接受也無法改變自己去融入；對於日本又只能遙想，況且日本人也不會把他們當自己人，遂「使我嚐到了孤獨，就因為如此，我經常在夢中尋求能容納得下我的舒適的好地方。」。
　　不過即便周金波受到台灣文壇不公平的評價，我們也無需像葉石濤幫王昶雄、陳火泉平反那般，硬要從文章裡的蛛絲馬跡裡說周金波是「抗議作家」──扭曲一個作家對他來說絕非恭維，而是侮辱。集子裡中島利郎的評論大致公允，可是要說周金波完全不是皇民作家倒是顯得左支右絀了，因為連周金波自己都不反對這個標籤，雖然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標籤無法涵納他，也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麼罪大惡極。集子裡另外一篇，由周金波之子周振英所寫的〈我的父親──周振英〉，偏頗之處就更多了。若周振英只是老老實實敘述父親的二三事，那也就無甚可議，但他偏偏要來評論台灣文學，這就真的顯示出他的外行、無知了。葉石濤為了編輯、立場的問題，必須指稱某些作家「寫過皇民文學」某些作家沒有，這一點在中島利郎的論述中有了公平的分析，周振英卻據之大罵「台灣人的文學評論家少讀書、多揣測、信口開河，又沒有客觀性，寫出的評論，內容粗糙……。」不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懂台灣文學的他來說這種話，比起葉石濤的「信口開河」恐怕也未見其明。吳映真對周金波評論不公允、拒絕接受與周金波同列國家文學資料館，本來也是吳的不是，但周振英發言：「這種中國人的鴨霸行為，並且評論文學，竟然閉門造車，人云亦云，可見國民黨政權下竄紅的作家，其素質有多低落。」讓人真覺他有辱周金波之子的名聲。更好笑的是，周金波一生從未向任何人反駁文壇對他的評價，周振英卻硬要附會〈助教〉的抗議文學成分並不比其他抗議作家來的低，恐怕他是連楊逵、賴和都沒讀過吧？這算不算「信口開河」？
　　對於一個作家我們的確很難提出一個公正的評價，但總是應該不背離文本的。或者我們可以乾脆從此以後不貼標籤、不分類別，大家安安靜靜地讀讀小說，這不也挺好？

‧《周金波集》，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