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11月 11, 2004 2:17 pm
「生命」的餘震
這是一班通往九二一餘震的觀光列車，我們跟隨導演吳乙峰，去觀看他者的生命遭遇，生靈與亡靈的對話，企圖在漫漫長軌裡，尋找一次又一次的出口，你對號入座了沒？潸然淚下的熱切，至今還有餘溫嗎？或者早已冷卻；更甚者蒸發？
我也有一班列車，位於台北市信義路六段至五段間的舊式紅磚道，那是女兒還小的時候讀幼稚園，每天騎腳踏車接送的必經之路，由於磚塊鬆動，叩嘍叩嘍叩的，我就跟女兒說：「嘟嘟，火車開動囉！」，那班列車如今只行駛於腦海裡，因為要蓋捷運之故，路早已挖掉了。而當時陽光樹影斑駁，為躲避一隻昂首兀立的蜥蜴，有時還會演練一番急轉彎，在夢中深怕壓扁一隻無辜的生命…，而生命常常像是一個又一個的場景，真實與虛擬間，經過不斷的辯證與自我對話，取得了妥協的平衡點，那麼在他者的生命裡，你究竟放了多少法碼在你認知的天枰上？當眾多的掌聲與淚水經過吳導演觀點剪輯，所產生精神上的費洛蒙而引起群聚的時候，我選擇用自己的意識之眼當攝影機，來看看究竟「生命」一片的意義所演繹出來的一些思維。
記得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我確實被突如其來的天搖地動所驚醒，直覺的反應是叫醒孩子，可是沒想到他們熟睡異常，怎麼也喚不醒，只好靜觀其變，一個晚上就在忐忑不安中渡過，心裡想一定出事了，打開收音機聽到東興大樓等災情此起彼落。第二天心裡惶惶然的，家裡對面的大廈裂出一道很深的傷痕，我緊張的關心住在對面的友人去電詢問，卻被奇怪的語氣所疑惑，後來深思原來是友人覺得我別再提起裂痕，免得他數千萬所購的房價下跌，頓時我啞然於胸，緘默以對。
孩子們不知人間慘劇，以為賺到一天假期，我怕他們無聊，就帶他們騎腳踏車去附近看一場電影，一去電影院總共就我們一家四口，再也沒其他的人，猶記片名是「世紀末的魔術師」。騎車於街上確實有一種世紀末的詭譎氣氛，其實就在一夕之間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而我們這些「倖存者」，居然比幽靈還幽靈，失序的一日，在街道巷弄間晃盪，拐個彎到東興大樓看看，處處圍起的黃色警戒線，看不到甚麼，深不知那是冥界與陽界的區隔，死神猶在，氣若游絲的地下存者正掙扎於茫然的黑洞中，而我與孩子竟像走入博物館般，沿著參觀的路線遠遠眺望，生命到底以甚麼樣的面貌呈現？諸神缺席的剎那啊！我是否該有宗教式的原罪感？
之後對於九二一的印象全都來自於媒體，當然在賑災與捐款如火如荼的當下，我也深受感動的被這全民運動所感染捐了一點點心意，之後當所有的災難讓媒體像得了一場熱病又告平息，我也墜入平凡百家姓，繼續自己「走馬燈」的生活，直至「生命」一片的出現，才又勾起了我的九二一回憶，那麼你的又是甚麼呢？
其實電影所展現的是慟者能量的釋放，藉由他們對生命的韌性與疑惑，攝影機彷彿在扮演一個渲洩的窗口，讓我們窺視他者的生命扉頁，每一扇窗各自有不同的風景：
第一扇窗：潘順義、張美琴夫婦。一對遠赴日本工作的夫妻，先生是廚師，太太是服務生，每日得工作到晚上十一點，疲倦的搭地鐵回去，日復一日。一雙稚齡的兒子交給老家的長輩帶，死於此次的災難，心中萬般不捨，由於聚少離多，相處的回憶有限，但內疚於沒有好好撫養他們，在夢中夢見大兒子會好好照顧弟弟，而稍稍釋懷。夫妻倆選擇再拍一次婚紗照，並且到夏威夷二度蜜月，告別過去重新開始。
第二扇窗：周明純、周明芳姐妹。一對年輕的姐妹，徬徨無依的青春。父母雙雙身亡，浮萍般的生活，流連在電玩、撞球的場所，姐姐選擇完成高職學業，妹妹選擇生一個孩子，來確認自己生活的目標。
第三扇窗：羅佩如，逢甲大學學生。一家七口全罹難於此次地震，惟二哥與她存活。一開始選擇用恨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認為是親人背叛了她，連夢都吝於相會，也與二哥的未婚妻還未習慣相處，一直走不出創痛的陰影，有輕生的念頭。但是經過吳導演的「訓斥」，未知她的心境是否有所轉折？最後選擇出國留學，轉換時空療傷。
第四扇窗：張國揚、吳玉梅夫婦。一對挖電塔地基的夫妻，女兒維維也身亡於此次地震。藉著工作來遺忘喪女之痛，並且又再度懷孕產下一女，他們認為那是維維的靈魂投胎轉世。他們勤奮地認命地一鏟一鏟挖著地基，讓我想起薛西佛斯的巨石。
無疑我們也被鏡頭裡的世界所感動，企圖與自己的九二一經驗作和麵式的結合，共同煮一鍋感同身受的大鍋麵，產生了集體的台式味覺。
為甚麼我如此地說呢？因為在本土化深耕的今日，庶民的、在地的、草根性的，描寫底層的生活題材，再加上悲情的基調，配上一首哀怨無奈的台語歌曲，非常契合當下的尋找台灣認同的氛圍，無怪乎引起上下各界不斷的迴響。我相信吳導演絕無刻意政治正確，而是長期以來台灣文化的匱乏，自90年代多元化後價值觀的混亂，我們亟欲在一個共同的事件建立共同的情感經驗，擺脫掉藍藍綠綠的咒怨，只是這樣一味的經由大家的認同，是否又自掘一元論的陷阱？而我所謂台式的認同：是否我們得無止盡的悲情下去？我們的集體記憶得受困於曾經的迫害(地震、SARS…或其他)，所以我們悲情，所以我們要平反(重新建構)，我們是一座孤島，迫切地要把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圖騰建立起來，因此我們總是舔噬著曾經共同的傷口，以為透過共同的記憶可以喚起共識的「認同」。可是很弔詭的是我們的記憶是一致性的嗎？
我一直以為記憶是虛構的，因為它是透過自我屬性的拼湊，而編織出自圓其說的「真假像」混合體，在《氣味、記憶與愛慾─艾克曼的大腦詩篇》(An Alchemy of Mind)作者艾克曼在記憶的章節寫道：「記憶是會被誘拐的……由於媒體的複眼，因此數以百萬計的人都一匙一匙餵食了同樣形象、標語、歷史、神話。那麼個人的記憶該怎麼辦？」她又寫道：「有些叛逆的人拒絕這樣的設計，或者寧可選擇他們自己群體的意識型態，但大部份的人卻由媒體、鄰居，或他們所崇拜的獨裁者那裡，接受了價值觀和對事件的闡釋。」你客觀的檢視過自己的記憶嗎？
而比較令人不知所以的是，「生命」是一部記錄片，卻像商業電影般受到歡迎，我以為記錄片有其嚴肅性與真實性，不同於一般劇情片的羶情，當小眾成為大眾的時候，這到底是令人憂？抑或教人喜？
那麼我再問：當出了戲院之後，走進了餐廳(一般都市人的娛樂模式)，嘴裡大啖美食，同時也論述別人的悲苦，方才的淚水應該已經淪為口水，他者的生命痛處不斷的被我們挖掘；又被我們埋葬，在悲情的糖衣下，我們共同吞食下怎樣的文化大補丸？果真一部「生命」就洞見生命的真諦嗎？當我們對著那些小人物行注目禮，那麼儀式過後呢？其實生命本身就是生活，而生活的本質就是瑣碎，你永遠無法耽溺在被塑造的鏡像裡，終歸是要回到平常的日子。
我們是排隊進場，與他們共同進行一場生命的拼圖，每個人的缺角不同，拼法各異，從來就沒有人完整過，除了自我建構、解構、重構，殘缺處，自是──愛。
這是一班通往九二一餘震的觀光列車，我們跟隨導演吳乙峰，去觀看他者的生命遭遇，生靈與亡靈的對話，企圖在漫漫長軌裡，尋找一次又一次的出口，你對號入座了沒？潸然淚下的熱切，至今還有餘溫嗎？或者早已冷卻；更甚者蒸發？
我也有一班列車，位於台北市信義路六段至五段間的舊式紅磚道，那是女兒還小的時候讀幼稚園，每天騎腳踏車接送的必經之路，由於磚塊鬆動，叩嘍叩嘍叩的，我就跟女兒說：「嘟嘟，火車開動囉！」，那班列車如今只行駛於腦海裡，因為要蓋捷運之故，路早已挖掉了。而當時陽光樹影斑駁，為躲避一隻昂首兀立的蜥蜴，有時還會演練一番急轉彎，在夢中深怕壓扁一隻無辜的生命…，而生命常常像是一個又一個的場景，真實與虛擬間，經過不斷的辯證與自我對話，取得了妥協的平衡點，那麼在他者的生命裡，你究竟放了多少法碼在你認知的天枰上？當眾多的掌聲與淚水經過吳導演觀點剪輯，所產生精神上的費洛蒙而引起群聚的時候，我選擇用自己的意識之眼當攝影機，來看看究竟「生命」一片的意義所演繹出來的一些思維。
記得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我確實被突如其來的天搖地動所驚醒，直覺的反應是叫醒孩子，可是沒想到他們熟睡異常，怎麼也喚不醒，只好靜觀其變，一個晚上就在忐忑不安中渡過，心裡想一定出事了，打開收音機聽到東興大樓等災情此起彼落。第二天心裡惶惶然的，家裡對面的大廈裂出一道很深的傷痕，我緊張的關心住在對面的友人去電詢問，卻被奇怪的語氣所疑惑，後來深思原來是友人覺得我別再提起裂痕，免得他數千萬所購的房價下跌，頓時我啞然於胸，緘默以對。
孩子們不知人間慘劇，以為賺到一天假期，我怕他們無聊，就帶他們騎腳踏車去附近看一場電影，一去電影院總共就我們一家四口，再也沒其他的人，猶記片名是「世紀末的魔術師」。騎車於街上確實有一種世紀末的詭譎氣氛，其實就在一夕之間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而我們這些「倖存者」，居然比幽靈還幽靈，失序的一日，在街道巷弄間晃盪，拐個彎到東興大樓看看，處處圍起的黃色警戒線，看不到甚麼，深不知那是冥界與陽界的區隔，死神猶在，氣若游絲的地下存者正掙扎於茫然的黑洞中，而我與孩子竟像走入博物館般，沿著參觀的路線遠遠眺望，生命到底以甚麼樣的面貌呈現？諸神缺席的剎那啊！我是否該有宗教式的原罪感？
之後對於九二一的印象全都來自於媒體，當然在賑災與捐款如火如荼的當下，我也深受感動的被這全民運動所感染捐了一點點心意，之後當所有的災難讓媒體像得了一場熱病又告平息，我也墜入平凡百家姓，繼續自己「走馬燈」的生活，直至「生命」一片的出現，才又勾起了我的九二一回憶，那麼你的又是甚麼呢？
其實電影所展現的是慟者能量的釋放，藉由他們對生命的韌性與疑惑，攝影機彷彿在扮演一個渲洩的窗口，讓我們窺視他者的生命扉頁，每一扇窗各自有不同的風景：
第一扇窗：潘順義、張美琴夫婦。一對遠赴日本工作的夫妻，先生是廚師，太太是服務生，每日得工作到晚上十一點，疲倦的搭地鐵回去，日復一日。一雙稚齡的兒子交給老家的長輩帶，死於此次的災難，心中萬般不捨，由於聚少離多，相處的回憶有限，但內疚於沒有好好撫養他們，在夢中夢見大兒子會好好照顧弟弟，而稍稍釋懷。夫妻倆選擇再拍一次婚紗照，並且到夏威夷二度蜜月，告別過去重新開始。
第二扇窗：周明純、周明芳姐妹。一對年輕的姐妹，徬徨無依的青春。父母雙雙身亡，浮萍般的生活，流連在電玩、撞球的場所，姐姐選擇完成高職學業，妹妹選擇生一個孩子，來確認自己生活的目標。
第三扇窗：羅佩如，逢甲大學學生。一家七口全罹難於此次地震，惟二哥與她存活。一開始選擇用恨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認為是親人背叛了她，連夢都吝於相會，也與二哥的未婚妻還未習慣相處，一直走不出創痛的陰影，有輕生的念頭。但是經過吳導演的「訓斥」，未知她的心境是否有所轉折？最後選擇出國留學，轉換時空療傷。
第四扇窗：張國揚、吳玉梅夫婦。一對挖電塔地基的夫妻，女兒維維也身亡於此次地震。藉著工作來遺忘喪女之痛，並且又再度懷孕產下一女，他們認為那是維維的靈魂投胎轉世。他們勤奮地認命地一鏟一鏟挖著地基，讓我想起薛西佛斯的巨石。
無疑我們也被鏡頭裡的世界所感動，企圖與自己的九二一經驗作和麵式的結合，共同煮一鍋感同身受的大鍋麵，產生了集體的台式味覺。
為甚麼我如此地說呢？因為在本土化深耕的今日，庶民的、在地的、草根性的，描寫底層的生活題材，再加上悲情的基調，配上一首哀怨無奈的台語歌曲，非常契合當下的尋找台灣認同的氛圍，無怪乎引起上下各界不斷的迴響。我相信吳導演絕無刻意政治正確，而是長期以來台灣文化的匱乏，自90年代多元化後價值觀的混亂，我們亟欲在一個共同的事件建立共同的情感經驗，擺脫掉藍藍綠綠的咒怨，只是這樣一味的經由大家的認同，是否又自掘一元論的陷阱？而我所謂台式的認同：是否我們得無止盡的悲情下去？我們的集體記憶得受困於曾經的迫害(地震、SARS…或其他)，所以我們悲情，所以我們要平反(重新建構)，我們是一座孤島，迫切地要把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圖騰建立起來，因此我們總是舔噬著曾經共同的傷口，以為透過共同的記憶可以喚起共識的「認同」。可是很弔詭的是我們的記憶是一致性的嗎？
我一直以為記憶是虛構的，因為它是透過自我屬性的拼湊，而編織出自圓其說的「真假像」混合體，在《氣味、記憶與愛慾─艾克曼的大腦詩篇》(An Alchemy of Mind)作者艾克曼在記憶的章節寫道：「記憶是會被誘拐的……由於媒體的複眼，因此數以百萬計的人都一匙一匙餵食了同樣形象、標語、歷史、神話。那麼個人的記憶該怎麼辦？」她又寫道：「有些叛逆的人拒絕這樣的設計，或者寧可選擇他們自己群體的意識型態，但大部份的人卻由媒體、鄰居，或他們所崇拜的獨裁者那裡，接受了價值觀和對事件的闡釋。」你客觀的檢視過自己的記憶嗎？
而比較令人不知所以的是，「生命」是一部記錄片，卻像商業電影般受到歡迎，我以為記錄片有其嚴肅性與真實性，不同於一般劇情片的羶情，當小眾成為大眾的時候，這到底是令人憂？抑或教人喜？
那麼我再問：當出了戲院之後，走進了餐廳(一般都市人的娛樂模式)，嘴裡大啖美食，同時也論述別人的悲苦，方才的淚水應該已經淪為口水，他者的生命痛處不斷的被我們挖掘；又被我們埋葬，在悲情的糖衣下，我們共同吞食下怎樣的文化大補丸？果真一部「生命」就洞見生命的真諦嗎？當我們對著那些小人物行注目禮，那麼儀式過後呢？其實生命本身就是生活，而生活的本質就是瑣碎，你永遠無法耽溺在被塑造的鏡像裡，終歸是要回到平常的日子。
我們是排隊進場，與他們共同進行一場生命的拼圖，每個人的缺角不同，拼法各異，從來就沒有人完整過，除了自我建構、解構、重構，殘缺處，自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