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11月 08, 2004 12:56 pm
最後的晚餐
──《空山詩選》始末（四之一）──
鄧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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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文革」運動已由初期當權派掌控的「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發展到由「紅衛兵爺爺」肆無忌憚大搞打、砸、搶、燒「破四
舊」的階段。我在雅安，被單位列為第四類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難
保，「天兵天將」們又幾次上門查書收書，隨身帶來的一箱書籍也已
被收繳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陳墨卻偏在此時突然從成都給我寄來 一包書，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藝書籍。其中有一本殘破的民國時期 出版的《北極風情話》，顯然是一本禁書。我一看大吃一驚，心想陳 墨一生喜書，無奈家貧，藏書寥寥，忽地將其全部「家當」給我寄 來，肯定處境比我更糟，但這樣做於他是損，於我可是禍呀！我無計 可施，只得將這包書付諸一炬。
轉眼到了是年的12月中旬，全國各地各路「造反大軍」紛紛出籠，扭 轉了前期專整群眾的局面。大大小小的當權派成了批鬥的對象。一般 平民百姓方從人人自危的厄運中找到一點揚眉吐氣的機會。我妹到雅 安來探望我，住在我的單位上，代我收到陳墨用一張廢紙寫來的信 （託楊楓寄發），無頭無尾，只有草草幾個字：「姓鄧的，把書還 來！」我猜陳墨也被「運動」整瘋了，僅有的一點「家產」寄給了 我，肯定幾個月寢食難安，今天下大亂，再無後顧之憂，於是發令收 回。但我卻是「坑灰未冷」，書魂難招了。
我諒解陳墨，小小貧民一個，衣食無著，居無定所，尚成驚弓之鳥；
名重一時、藏書豐富的老舍之流不投湖自盡，怎對得起毛澤東發起的 這場「大革文化命」？
1967年5月，全國武鬥興起且愈演愈烈，在成都發生了幾場震驚全國 的大血案和「成都就要爆炸」聲中，雅安也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我 像難民一樣背包打傘回到了成都，躲在號稱「解放區」的東郊電訊工 程學院（簡稱成電，即現電子科技大學），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 一天，陳墨匆匆從「國統區」的城南穿過一號橋「封鎖線」溜到我 家，說想在東郊租一間住房。我說：「成電牆外沙河邊的松柏村許多 農民都有空房出租，是前幾年成電佔地後賠修給農民的磚瓦平房。房 新樹多環境不錯。我陪你去問問。」租房很順利。我們僅找了一家農 婦就達成了租房協議：租房1間，約10平方米，每月租金5元等等。陳 墨預付了1個月的租金，我倆便將屋內、外打掃了一番，約定第2天就 搬家俱來。
第2天，我早早地從成電後門到了松柏村，守著「鐵將軍」發呆。等
到日上三竿，方見陳墨和一個小伙子汗流浹背地拉著架架車來了，車 上捆著床、櫃、桌、凳等居家之物。小伙子拉著空車離去後，我和陳 墨開始收拾。床是一張西式床，這東西只有大戶人家才有；衣櫃帶 鏡，非一般家庭之物；寫字桌帶抽屜，儼然有辦公的派頭；更使我眼 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書籍往幾個書架上一放，整個房間內頓時大 放異彩！我和陳墨夢寐以求的臥榻之旁書相擁竟成現實。陳墨一臉得 意，說：「上頭搶權，下頭搶書，各革各的命！」好一個嗜書如命的 陳墨！我無「賊」膽，「傍」上這樣的「富家」，何愁無書可讀？
自1963年11月通過徐坯結識陳墨以來，我倆就成了拴在中國新詩
「藤」上的兩個「苦瓜」（或傻瓜），對胡適先生開創中國新詩以來
特別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國新詩壇的詳細資料知之甚少，偶有所得 如獲至寶，立即相互傳抄以供藉鑒。1966年5月我在名山縣參加單位 「培訓」，在一家小書鋪淘得一本50年代出版的王瑤著《中國新文學 史稿》，竟如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眼下陳墨「暴富」，「忽如一夜 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紅衛兵們忙著「玩 命」，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成了李金發筆下的「棄婦」，也成了陳墨們 翻牆撬窗竊取的目標；而在春熙路「黑書市」上，陳墨獨具慧眼，專 挑有關中國新詩的史料用其他小說交換。這一大堆被長期封殺的民國 時期的詩選、詩集、詩刊等，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視野，開拓了我們 的境界，提高了我們的蜃鷩。於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 的吼聲和呼嘯而過的槍彈聲中，我們躲在松柏村的農舍裡讀詩、品 詩、論詩、抄詩、選詩、寫詩，便成了我們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廢 寢忘食的地步。
《野草》這批人一直是書卷氣不足、綠林味太重，那是整個社會環境
太惡劣和這些人生活在社會底層造成的。
當時，「發配」到會東的徐坯、「發配」到攀枝花（當時稱渡口）的
何歸、「發配」到雲南開遠的明輝、「發配」到喜德的張基、「發
配」到宜賓的羅鶴、「發配」到樂山的九九、「發配」到甘孜的白
水、「發配」到資陽的蔡楚、謝莊等，都已先後「逃」回了成都，加
之穩坐成都的吳鴻、楊楓、馮里、萬一等人，一張被「詩」牽著的網
撒在了成都的各個角落，相互之間抄詩、寫詩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 也為我們日後搞《中國新詩選》、搞《空山詩選》、乃至搞《野草詩
選》等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期間，陳墨搞了1本《中國新詩大
概選》，徐坯搞了1本《外國詩選》，我搞了3本《中國新詩選》，甚
至將陳墨和我的詩以徐志摩、陳夢家的名義私塞了進去，魚目居然混 成了珍珠，使不少詩友受到蒙蔽，受害最深的當屬蔡楚。他直到1980 年3月才弄清楚《久別的微笑》詩作者不是陳夢家而是我。這些當年 的手抄本能倖存至今，實在是蒼天有眼、為了證明我輩在險惡的環境 下是怎樣「偷食」人類文明供果的！
如果說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只有宗教上的意義，那麼我們認定
的《最後的晚餐》，則是文學意義上的、對出賣文學的偽文人和踐踏
文學的暴政的直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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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詩選》始末（四之一）──
鄧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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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文革」運動已由初期當權派掌控的「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發展到由「紅衛兵爺爺」肆無忌憚大搞打、砸、搶、燒「破四
舊」的階段。我在雅安，被單位列為第四類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難
保，「天兵天將」們又幾次上門查書收書，隨身帶來的一箱書籍也已
被收繳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陳墨卻偏在此時突然從成都給我寄來 一包書，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藝書籍。其中有一本殘破的民國時期 出版的《北極風情話》，顯然是一本禁書。我一看大吃一驚，心想陳 墨一生喜書，無奈家貧，藏書寥寥，忽地將其全部「家當」給我寄 來，肯定處境比我更糟，但這樣做於他是損，於我可是禍呀！我無計 可施，只得將這包書付諸一炬。
轉眼到了是年的12月中旬，全國各地各路「造反大軍」紛紛出籠，扭 轉了前期專整群眾的局面。大大小小的當權派成了批鬥的對象。一般 平民百姓方從人人自危的厄運中找到一點揚眉吐氣的機會。我妹到雅 安來探望我，住在我的單位上，代我收到陳墨用一張廢紙寫來的信 （託楊楓寄發），無頭無尾，只有草草幾個字：「姓鄧的，把書還 來！」我猜陳墨也被「運動」整瘋了，僅有的一點「家產」寄給了 我，肯定幾個月寢食難安，今天下大亂，再無後顧之憂，於是發令收 回。但我卻是「坑灰未冷」，書魂難招了。
我諒解陳墨，小小貧民一個，衣食無著，居無定所，尚成驚弓之鳥；
名重一時、藏書豐富的老舍之流不投湖自盡，怎對得起毛澤東發起的 這場「大革文化命」？
1967年5月，全國武鬥興起且愈演愈烈，在成都發生了幾場震驚全國 的大血案和「成都就要爆炸」聲中，雅安也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我 像難民一樣背包打傘回到了成都，躲在號稱「解放區」的東郊電訊工 程學院（簡稱成電，即現電子科技大學），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 一天，陳墨匆匆從「國統區」的城南穿過一號橋「封鎖線」溜到我 家，說想在東郊租一間住房。我說：「成電牆外沙河邊的松柏村許多 農民都有空房出租，是前幾年成電佔地後賠修給農民的磚瓦平房。房 新樹多環境不錯。我陪你去問問。」租房很順利。我們僅找了一家農 婦就達成了租房協議：租房1間，約10平方米，每月租金5元等等。陳 墨預付了1個月的租金，我倆便將屋內、外打掃了一番，約定第2天就 搬家俱來。
第2天，我早早地從成電後門到了松柏村，守著「鐵將軍」發呆。等
到日上三竿，方見陳墨和一個小伙子汗流浹背地拉著架架車來了，車 上捆著床、櫃、桌、凳等居家之物。小伙子拉著空車離去後，我和陳 墨開始收拾。床是一張西式床，這東西只有大戶人家才有；衣櫃帶 鏡，非一般家庭之物；寫字桌帶抽屜，儼然有辦公的派頭；更使我眼 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書籍往幾個書架上一放，整個房間內頓時大 放異彩！我和陳墨夢寐以求的臥榻之旁書相擁竟成現實。陳墨一臉得 意，說：「上頭搶權，下頭搶書，各革各的命！」好一個嗜書如命的 陳墨！我無「賊」膽，「傍」上這樣的「富家」，何愁無書可讀？
自1963年11月通過徐坯結識陳墨以來，我倆就成了拴在中國新詩
「藤」上的兩個「苦瓜」（或傻瓜），對胡適先生開創中國新詩以來
特別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國新詩壇的詳細資料知之甚少，偶有所得 如獲至寶，立即相互傳抄以供藉鑒。1966年5月我在名山縣參加單位 「培訓」，在一家小書鋪淘得一本50年代出版的王瑤著《中國新文學 史稿》，竟如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眼下陳墨「暴富」，「忽如一夜 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紅衛兵們忙著「玩 命」，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成了李金發筆下的「棄婦」，也成了陳墨們 翻牆撬窗竊取的目標；而在春熙路「黑書市」上，陳墨獨具慧眼，專 挑有關中國新詩的史料用其他小說交換。這一大堆被長期封殺的民國 時期的詩選、詩集、詩刊等，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視野，開拓了我們 的境界，提高了我們的蜃鷩。於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 的吼聲和呼嘯而過的槍彈聲中，我們躲在松柏村的農舍裡讀詩、品 詩、論詩、抄詩、選詩、寫詩，便成了我們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廢 寢忘食的地步。
《野草》這批人一直是書卷氣不足、綠林味太重，那是整個社會環境
太惡劣和這些人生活在社會底層造成的。
當時，「發配」到會東的徐坯、「發配」到攀枝花（當時稱渡口）的
何歸、「發配」到雲南開遠的明輝、「發配」到喜德的張基、「發
配」到宜賓的羅鶴、「發配」到樂山的九九、「發配」到甘孜的白
水、「發配」到資陽的蔡楚、謝莊等，都已先後「逃」回了成都，加
之穩坐成都的吳鴻、楊楓、馮里、萬一等人，一張被「詩」牽著的網
撒在了成都的各個角落，相互之間抄詩、寫詩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 也為我們日後搞《中國新詩選》、搞《空山詩選》、乃至搞《野草詩
選》等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期間，陳墨搞了1本《中國新詩大
概選》，徐坯搞了1本《外國詩選》，我搞了3本《中國新詩選》，甚
至將陳墨和我的詩以徐志摩、陳夢家的名義私塞了進去，魚目居然混 成了珍珠，使不少詩友受到蒙蔽，受害最深的當屬蔡楚。他直到1980 年3月才弄清楚《久別的微笑》詩作者不是陳夢家而是我。這些當年 的手抄本能倖存至今，實在是蒼天有眼、為了證明我輩在險惡的環境 下是怎樣「偷食」人類文明供果的！
如果說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只有宗教上的意義，那麼我們認定
的《最後的晚餐》，則是文學意義上的、對出賣文學的偽文人和踐踏
文學的暴政的直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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