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 11月 01, 2024 12:55 pm
在訪視小綠之前，事先與他母親阿荷通過一次電話。話筒那端是一股極重的越南口音，幾句話間，得知她的中文能力並不好，只能利用有限的詞彙，勉強表達來意，並約好家庭訪視的時間。
當天上午，我提前約二十分鐘抵達，等候之餘，環顧四周，他們住的是市區一棟老舊集合式住宅，大樓外觀略顯斑駁，外牆可見少許因磁磚剝落而露出的水泥。部分樓層作為商業使用，高掛著新舊參差的各式招牌。附近坐落不少聲色場所，此時全已打烊，只見一位老婦捎個大布袋，挑撿酒客所遺留的瓶罐，鏗鏘作響。
不久，一位婦女朝我招招手，她身上那件黑紅相間的格紋襯衫至少大了一號，頭髮隨意紮起，看上去稍顯凌亂。彼此確認身分後，便領我走進電梯。
她按下樓層鍵，本就不寬的梯廂被機械聲佔據，兩人一語未發。我們幾乎走了一個完整的ㄇ字型樓道，才抵達他們居住的那一端。這裡的居民多為賃居者，多半是附近的服務工作者和基層勞動人口，生活形態各異，互不打擾。
小綠和母親就住在一間約十坪的套房裡，門一開，入眼可見一個男孩正趴在床上玩手機，隨後見他略顯慌張地坐起，並將手機放在身後，「小綠，你在玩遊戲嗎？我不介意你繼續玩。」但他笑著搖了搖頭。他的身形瘦削，五官深邃清秀，眼神透出一股藏匿不及的侷促。
未滿十八歲的少年，觸及特定刑事法律會遭列管輔導，避免再次誤入法網，小綠便是我負責輔導的少年之一。這畢竟是第一次訪視，在輔導之前，我選擇從他的家庭背景與日常生活開始了解起，緩解他的不適與緊張。小綠與阿荷相依為命，由阿荷出外工作賺錢，支應兩人的生活開支。觀察發現，母子倆全是以越南語進行溝通的。
「今天是星期四，小綠沒去上課嗎？」我看著他倆問道。阿荷說：「他沒去，他不喜歡去學校。」而小綠只說了三個字：聽不懂。比起阿荷，小綠的中文程度顯得更低落，幾乎所有的詢答，都是透過阿荷有限的中文能力轉譯，「聽不懂」三個字，是目前聽到最完整的一句話。
「小綠因為中文不好，聽不懂老師教的，也聽不懂同學說話，學校沒有朋友，所以不喜歡學校，對嗎？」我的大腦飛快地處理各種資訊片段，統合出這個結論，以一個尋求肯定的眼神看著他。小綠澄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轉了兩圈，似懂非懂地點頭。我這才明白，他不願意去學校的原因如此單純：在最渴望同儕支持的階段，語言是他發展人際關係的一道高牆；阿荷中文程度欠佳，以前也未曾受過系統教育，無法支持小綠的課業學習，且需要工作賺錢養家，難以提供完善的陪伴與照料，這些都使得小綠更加孤立無援。
網路，成為小綠最容易獲得支持的地方。也正因為網路無邊無際，他如願結交了越南籍網友，獲得了他在台灣求而不得的支持力量。可惜的是，這股力量並沒有引領小綠往好的方向走，反而因此透過不法的管道取得毒品，在某次外出時，被執勤員警臨檢當場查獲，移送少年法庭，這便是我和小綠「結緣」的開端。我試著和小綠多聊聊案件的細節，而他的回答則如「想抽菸」、「不知道」、「上網買」等隻字片語，只能多少拼湊出個大概。
訪視結束後，隨即向學校打聽小綠的就學情況。沒承想，小綠的就學意願比想像中的要低，平常完全不去學校，按照目前法律規定的輟學標準，是個不折不扣的中輟生，只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的訪視，才能見他一面。校方也可謂是煞費苦心，和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共同編織了一面專屬於小綠的支持網，互相配合，提供適合小綠的學習資源。我相信大家都做了所有能做的，所有人共同的盼望，不過是希望小綠能更融入這片土地而已。
我不禁想，學校、政府或民間機構，提供給小綠的資源能有多少呢？待到他十五歲國民教育結束後，教育資源的抽離，對小綠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深諳國民教育體系的友人說，最終還是得回歸家庭的支持，再多的資源挹注，終究掩蓋不了親職功能薄弱的事實。十坪大的套房，彷彿整個社會為小綠築起的監牢，他踏不出來，別人也走不進去；而我只是個無權的獄卒，明知小綠有更寬闊的青空，無奈的是牢門的鑰匙，並不在我這裡。
時隔一個月再次造訪，小綠這次見到我，已然不像第一次那般拘謹，神情與肢體都輕鬆許多。他戴著耳機，和另一端的網友連線打遊戲，將自己化身為遊戲角色，與戰友奮力拚搏。聽著他的越南語如此流利，如將軍般指揮若定，不禁會心一笑。我忽然想到了什麼，趁隙詢問阿荷：「以後有回越南的打算嗎？」她篤定地搖搖頭說：「台灣賺錢比較容易。」顯然她目前的考量，更重於提升經濟能力。這反而讓我更加憂心了，小綠的歸屬感自始至終都在遠方，以台灣如此強調多元文化共融的社會福利政策，竟對他毫無作用。
這次我只坐一會便離開了，一股無力感襲捲而來。警察的權責終究只在偏差行為的防堵，而教育與福利面向，卻是一點著力點都沒有，除了一再的關心鼓勵，別無他法。我內心暗自設下一個無奈的目標：如果每個月都能看見多一些改變，那就好了。
當天上午，我提前約二十分鐘抵達，等候之餘，環顧四周，他們住的是市區一棟老舊集合式住宅，大樓外觀略顯斑駁，外牆可見少許因磁磚剝落而露出的水泥。部分樓層作為商業使用，高掛著新舊參差的各式招牌。附近坐落不少聲色場所，此時全已打烊，只見一位老婦捎個大布袋，挑撿酒客所遺留的瓶罐，鏗鏘作響。
不久，一位婦女朝我招招手，她身上那件黑紅相間的格紋襯衫至少大了一號，頭髮隨意紮起，看上去稍顯凌亂。彼此確認身分後，便領我走進電梯。
她按下樓層鍵，本就不寬的梯廂被機械聲佔據，兩人一語未發。我們幾乎走了一個完整的ㄇ字型樓道，才抵達他們居住的那一端。這裡的居民多為賃居者，多半是附近的服務工作者和基層勞動人口，生活形態各異，互不打擾。
小綠和母親就住在一間約十坪的套房裡，門一開，入眼可見一個男孩正趴在床上玩手機，隨後見他略顯慌張地坐起，並將手機放在身後，「小綠，你在玩遊戲嗎？我不介意你繼續玩。」但他笑著搖了搖頭。他的身形瘦削，五官深邃清秀，眼神透出一股藏匿不及的侷促。
未滿十八歲的少年，觸及特定刑事法律會遭列管輔導，避免再次誤入法網，小綠便是我負責輔導的少年之一。這畢竟是第一次訪視，在輔導之前，我選擇從他的家庭背景與日常生活開始了解起，緩解他的不適與緊張。小綠與阿荷相依為命，由阿荷出外工作賺錢，支應兩人的生活開支。觀察發現，母子倆全是以越南語進行溝通的。
「今天是星期四，小綠沒去上課嗎？」我看著他倆問道。阿荷說：「他沒去，他不喜歡去學校。」而小綠只說了三個字：聽不懂。比起阿荷，小綠的中文程度顯得更低落，幾乎所有的詢答，都是透過阿荷有限的中文能力轉譯，「聽不懂」三個字，是目前聽到最完整的一句話。
「小綠因為中文不好，聽不懂老師教的，也聽不懂同學說話，學校沒有朋友，所以不喜歡學校，對嗎？」我的大腦飛快地處理各種資訊片段，統合出這個結論，以一個尋求肯定的眼神看著他。小綠澄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轉了兩圈，似懂非懂地點頭。我這才明白，他不願意去學校的原因如此單純：在最渴望同儕支持的階段，語言是他發展人際關係的一道高牆；阿荷中文程度欠佳，以前也未曾受過系統教育，無法支持小綠的課業學習，且需要工作賺錢養家，難以提供完善的陪伴與照料，這些都使得小綠更加孤立無援。
網路，成為小綠最容易獲得支持的地方。也正因為網路無邊無際，他如願結交了越南籍網友，獲得了他在台灣求而不得的支持力量。可惜的是，這股力量並沒有引領小綠往好的方向走，反而因此透過不法的管道取得毒品，在某次外出時，被執勤員警臨檢當場查獲，移送少年法庭，這便是我和小綠「結緣」的開端。我試著和小綠多聊聊案件的細節，而他的回答則如「想抽菸」、「不知道」、「上網買」等隻字片語，只能多少拼湊出個大概。
訪視結束後，隨即向學校打聽小綠的就學情況。沒承想，小綠的就學意願比想像中的要低，平常完全不去學校，按照目前法律規定的輟學標準，是個不折不扣的中輟生，只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的訪視，才能見他一面。校方也可謂是煞費苦心，和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共同編織了一面專屬於小綠的支持網，互相配合，提供適合小綠的學習資源。我相信大家都做了所有能做的，所有人共同的盼望，不過是希望小綠能更融入這片土地而已。
我不禁想，學校、政府或民間機構，提供給小綠的資源能有多少呢？待到他十五歲國民教育結束後，教育資源的抽離，對小綠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深諳國民教育體系的友人說，最終還是得回歸家庭的支持，再多的資源挹注，終究掩蓋不了親職功能薄弱的事實。十坪大的套房，彷彿整個社會為小綠築起的監牢，他踏不出來，別人也走不進去；而我只是個無權的獄卒，明知小綠有更寬闊的青空，無奈的是牢門的鑰匙，並不在我這裡。
時隔一個月再次造訪，小綠這次見到我，已然不像第一次那般拘謹，神情與肢體都輕鬆許多。他戴著耳機，和另一端的網友連線打遊戲，將自己化身為遊戲角色，與戰友奮力拚搏。聽著他的越南語如此流利，如將軍般指揮若定，不禁會心一笑。我忽然想到了什麼，趁隙詢問阿荷：「以後有回越南的打算嗎？」她篤定地搖搖頭說：「台灣賺錢比較容易。」顯然她目前的考量，更重於提升經濟能力。這反而讓我更加憂心了，小綠的歸屬感自始至終都在遠方，以台灣如此強調多元文化共融的社會福利政策，竟對他毫無作用。
這次我只坐一會便離開了，一股無力感襲捲而來。警察的權責終究只在偏差行為的防堵，而教育與福利面向，卻是一點著力點都沒有，除了一再的關心鼓勵，別無他法。我內心暗自設下一個無奈的目標：如果每個月都能看見多一些改變，那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