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是 2004年冬天,我的青春歲月還在徬徨、徘徊與迷惘之間遊走,十九歲,一個人在台北的翠谷求學,隨身信手拈來的一首一首,愛情與學業飄搖於璀璨的大台北盆地裡,進行,有一天,班上的英語老師邀大家出席一場演講,是流亡中的中國詩人貝嶺來台灣,為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政治大學榮譽博士授頒典禮進行準備。
以天鵝絨革命領導捷克從蘇聯共產體制中獨立的哈維爾總統,就這樣席捲了我的世界,改變了我的生命。我想這不但是台灣獨立的一個前兆,也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出席貝嶺與李昂的<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的新書發表會,貝嶺邀請我也到政治大學來參加哈維爾總統的榮譽博士授頒典禮,於是,我就這樣跌跌撞撞的,見到了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我的典範,我的理想。
哈維爾總統的理想很簡單,對政治立場的表態小心翼翼的他,曾經在國際媒體上質疑著中共的人權問題,質疑著,台灣這個新興的民主國家,政治獨立、經濟繁榮,為何不能加入聯合國?我想這就是他堅持著欠安的身體、缺氧冒死的危險(因為早年的牢獄生活而割掉一片肺葉,在飛機上換了兩罐氧氣筒才得以到台灣),一定要到台灣來的原因。哈維爾他在政治大學的國際會議廳,目不轉盯的,細細打量著坐在記者席上的我。在場的學者請教他的政治理念,他言簡意賅的回答:「知識分子是世界痛苦的見證人。」以這句話,大大鼓舞激勵了台下的我,哈維爾總統就這樣成為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後來知道,哈維爾早年也是詩人,興趣就是結交文化圈的知識分子,後來他以七七憲章入獄,在獄中進行哲學思索,蘇聯垮台之後,他在天鵝絨革命上被民眾一致擁戴,而成為捷克共和國的首任總統。
這位詩人政治家,是我的追隨,我的典範,身為知識分子的我,我的理想與實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