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3月 18, 2010 10:32 am
「殺人者不用償命！」這個聽來聳動的標題，近來在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女士談論廢除死刑的文章中，有了相當精彩的詮釋。在〈理性與寬容〉這篇文章裡，王清峰部長分別從「人權」與「國際趨勢」等兩個方向，論述了其認為「死刑」不該執行的充分理由，這些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其實大有問題，關鍵在於何謂「理性」？以及如何「寬容」？無疑，還應該更深入地進行一點邏輯分析的工作。
在西方談論理性，多半使用的是韋伯所謂「工具理性」的概念，在這種概念底下，不僅數學是理性之母，人也被排除在理性的範域之外。換句話說，全然的理性是不談人性的，因為人皆自有偏見，如果將「人」接納入考量的範疇，便陷入了相對主義的觀點。因此，為了使真理能夠在客觀性上獲得極大值，將人類天性的思維模式進行揚棄與轉換，應該是「理性」之所以能夠取代「感性」成為普世價值的原因所在。是故，越是理性，越應該執行死刑，因為在理性的關照下，這些作奸犯科的人，就好像是被社會品管駁回的瑕疵品一樣，都是應該被淘汰或者永遠消除的。
但王部長的「理性」似乎並不落在這個層面來談。其所謂理性應當是一種非理性式的「價值理性」，即已先認可某一種信仰所灌輸的價值觀念為絕對值，再依持這種觀念進行是非的判斷。這種判斷的可議之處在於，人類的情感本身就具有疏異性，也就是說，如果在法制之外加入人情的判斷的話，那麼，很可能你認為其情可憫之人，在我看來仍然是罪無可恕的，這種疏異性來自於每個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於是便相對地塑造出不一樣的意識判斷，因此以人類情感作為判斷考量，永遠無法獲得一種普世性的客觀價值，唯有把情感抽空，以法則與邏輯進行物化的審度，理性與公平才有可能落實，成為一種客觀原則。
因此，在私領域裡，我們允許絕對價值理性的聲張，但在公領域中，我們所需要的是讓工具理性發揮其絕對值，好讓世界可以永遠在一個合理的範式中運轉。
基於上述，「寬容」這樣一個概念無疑也是私領域性，而非公領域性的。「寬容」之所以作為一個道德語，本身就不應該具有法制規範上的強制效能。因為「寬容」與否必須自由地取擇於人們對於這個概念的擇選程度，被害人是否願意「寬容」加害人決定於其疏異的文化素養與生命狀態，這本也是相當符合於「人權」的概念。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盜竊的人是違法的，因為其對於他人的權利造成了侵犯，但我們不能說一個不原諒盜竊的人是違法的，因為就其權利所有權而言，他的被侵犯本來也就應該得到絕對對等的補償。
可見，以一種特定的「價值意識」與「寬容」作為訴求，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這種非理性行為倘若出自於私人立場，那麼應該予以尊重；然而出自於一個官員口中，則不免要被視之為是主觀與偏見了！這種主觀與偏見對應於公領域所訴求的客觀理性，當然是一種不合理的存在，特別是其身之為一個政府官員，要不，就應該放棄其一己之私；要不，就應該辭去這樣的職務以成全其私己的堅持。
另外，逕自以他國的法制方向審度我國的法制方向，並以此作為對錯的指標，基本上也已經是一種文化殖民的行為。須知道，趨勢不代表是非，而他國的法治觀念亦不俱備優劣的判准。也就是說，從眾與是非的本質無涉，而文化與文化之間，除了差異問題，更不應有好壞的價值對應，這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範域。
顯然，王清峰部長的邏輯有點混淆了！
這話當然有點強度，只是話說回來，廢除死刑與否其實哪裡需要辯論？如果真如王部長所言，這些罪犯所需要的是教育的話，那麼我們何嘗需要監獄，我們其實只要將台灣的「大學奇蹟」善加利用就好了！再者，法官當然不是「神」，但是如果我們的法治需要「神」來裁量的話，那麼，台灣的廟宇文化不也是一種奇蹟？要神來判斷生死就找幾座具有公信力的廟宇求籤不就好了，何必需要法官？這裡法官所扮演的是一種技術人員的角色，如同球賽中的裁判一樣，如果總是誤判且主觀意識太強，那麼這是養成技術上的問題；但是如果判決中立，且於法有據又符合邏輯的詮釋，那麼說裁判不公便是法治觀念沒有確切落實，是法理情這種判斷順序的顛置。
因此，誰說我們需要神？
當然我並不贊成白冰冰小姐的說法。他將王部長的部分言論歸結到讀書人頭上，這點讓我有些反感。須知，王清峰前部長的言行哪裡像是一個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知識份子，從他的論述形式來看，說他是讀書人應該是抬舉了！說他是個宗教家可能還比較適合。
只是倘若有一天台灣真的廢除了死刑，那麼成立一個專業的報復公司倒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反正沒有人會死，花點錢請些專業人士終結那些壞人的生命，既可行俠仗義又促進經濟發展，倒不失為一個創業的可行方向。試問，誰願意乖乖繳稅奉養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他們的生活必須難道是守法公民的責任？為此我認為何止死刑不可廢，就是現有的刑法也應當加重，讓那些社會的行為偏差者必須以勞力償還其所非法占領的他人權利，直至對等地清償為止。如此一來，也才是一個公理、正義、和平有序的世界
希望有一天，當人家問起台灣還有死刑嗎？我們可以驕傲的說：拜託！台灣的壞人早就死光了！在這美麗的島上，沒有罪犯。
在西方談論理性，多半使用的是韋伯所謂「工具理性」的概念，在這種概念底下，不僅數學是理性之母，人也被排除在理性的範域之外。換句話說，全然的理性是不談人性的，因為人皆自有偏見，如果將「人」接納入考量的範疇，便陷入了相對主義的觀點。因此，為了使真理能夠在客觀性上獲得極大值，將人類天性的思維模式進行揚棄與轉換，應該是「理性」之所以能夠取代「感性」成為普世價值的原因所在。是故，越是理性，越應該執行死刑，因為在理性的關照下，這些作奸犯科的人，就好像是被社會品管駁回的瑕疵品一樣，都是應該被淘汰或者永遠消除的。
但王部長的「理性」似乎並不落在這個層面來談。其所謂理性應當是一種非理性式的「價值理性」，即已先認可某一種信仰所灌輸的價值觀念為絕對值，再依持這種觀念進行是非的判斷。這種判斷的可議之處在於，人類的情感本身就具有疏異性，也就是說，如果在法制之外加入人情的判斷的話，那麼，很可能你認為其情可憫之人，在我看來仍然是罪無可恕的，這種疏異性來自於每個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於是便相對地塑造出不一樣的意識判斷，因此以人類情感作為判斷考量，永遠無法獲得一種普世性的客觀價值，唯有把情感抽空，以法則與邏輯進行物化的審度，理性與公平才有可能落實，成為一種客觀原則。
因此，在私領域裡，我們允許絕對價值理性的聲張，但在公領域中，我們所需要的是讓工具理性發揮其絕對值，好讓世界可以永遠在一個合理的範式中運轉。
基於上述，「寬容」這樣一個概念無疑也是私領域性，而非公領域性的。「寬容」之所以作為一個道德語，本身就不應該具有法制規範上的強制效能。因為「寬容」與否必須自由地取擇於人們對於這個概念的擇選程度，被害人是否願意「寬容」加害人決定於其疏異的文化素養與生命狀態，這本也是相當符合於「人權」的概念。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盜竊的人是違法的，因為其對於他人的權利造成了侵犯，但我們不能說一個不原諒盜竊的人是違法的，因為就其權利所有權而言，他的被侵犯本來也就應該得到絕對對等的補償。
可見，以一種特定的「價值意識」與「寬容」作為訴求，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這種非理性行為倘若出自於私人立場，那麼應該予以尊重；然而出自於一個官員口中，則不免要被視之為是主觀與偏見了！這種主觀與偏見對應於公領域所訴求的客觀理性，當然是一種不合理的存在，特別是其身之為一個政府官員，要不，就應該放棄其一己之私；要不，就應該辭去這樣的職務以成全其私己的堅持。
另外，逕自以他國的法制方向審度我國的法制方向，並以此作為對錯的指標，基本上也已經是一種文化殖民的行為。須知道，趨勢不代表是非，而他國的法治觀念亦不俱備優劣的判准。也就是說，從眾與是非的本質無涉，而文化與文化之間，除了差異問題，更不應有好壞的價值對應，這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範域。
顯然，王清峰部長的邏輯有點混淆了！
這話當然有點強度，只是話說回來，廢除死刑與否其實哪裡需要辯論？如果真如王部長所言，這些罪犯所需要的是教育的話，那麼我們何嘗需要監獄，我們其實只要將台灣的「大學奇蹟」善加利用就好了！再者，法官當然不是「神」，但是如果我們的法治需要「神」來裁量的話，那麼，台灣的廟宇文化不也是一種奇蹟？要神來判斷生死就找幾座具有公信力的廟宇求籤不就好了，何必需要法官？這裡法官所扮演的是一種技術人員的角色，如同球賽中的裁判一樣，如果總是誤判且主觀意識太強，那麼這是養成技術上的問題；但是如果判決中立，且於法有據又符合邏輯的詮釋，那麼說裁判不公便是法治觀念沒有確切落實，是法理情這種判斷順序的顛置。
因此，誰說我們需要神？
當然我並不贊成白冰冰小姐的說法。他將王部長的部分言論歸結到讀書人頭上，這點讓我有些反感。須知，王清峰前部長的言行哪裡像是一個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知識份子，從他的論述形式來看，說他是讀書人應該是抬舉了！說他是個宗教家可能還比較適合。
只是倘若有一天台灣真的廢除了死刑，那麼成立一個專業的報復公司倒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反正沒有人會死，花點錢請些專業人士終結那些壞人的生命，既可行俠仗義又促進經濟發展，倒不失為一個創業的可行方向。試問，誰願意乖乖繳稅奉養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他們的生活必須難道是守法公民的責任？為此我認為何止死刑不可廢，就是現有的刑法也應當加重，讓那些社會的行為偏差者必須以勞力償還其所非法占領的他人權利，直至對等地清償為止。如此一來，也才是一個公理、正義、和平有序的世界
希望有一天，當人家問起台灣還有死刑嗎？我們可以驕傲的說：拜託！台灣的壞人早就死光了！在這美麗的島上，沒有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