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 4月 03, 2009 3:37 pm
那是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坐在我们那幢老屋（它应该还在那儿，不过听说已卖给了邻居，且已被翻修了一番，现在我肯定认不出它来了）的后门口，她一边从新砍下来的毛豆杆上摘着毛豆，一边对我说：“明年这时候你就该去上学啦！”我觉得很突然。怎么？一向整天喧闹不休的我也要背起书包去学校啦？这让我很不习惯，但我也没说什么。
我不是个多嘴的孩子，尽管我心里不乐意。我还太小啦！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孩子们一向是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才会被送到学校里去的。我们那儿没有幼儿园，不但没有，就连这个名称也没听说过，因此在上学之前，所有的孩子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尽情地玩耍。可我的这种自由马上就要被妈妈剥夺走了，这真令人沮丧！不过同时我又对学校产生了兴趣，那可是我从未去过的新奇的地方呀！
我是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念书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可记不清了。好在上学前妈妈已经教过我拼音和一些简单的计算（妈妈是那所小学的老师），我勉强能够跟得上，不至掉到后边去。按妈妈的说法，送我去上学是为了使我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免得丢下我一个人在家让她不放心。虽然这么说，我可不认为呆在课堂里会有什么好处：老师又凶，作业又多，还得天天起早，迟到了就要被罚站！尽管我不乐意上学，但因为我是个乖孩子，大人们也都这么说，这就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因为我不想让喜欢我的人们失望，不愿意听到他们提到我的时候一脸无奈地说：“这孩子！唉……”然后摇摇头走开。
有一天刚上课不久，我听见老师站在讲台上说：“有的同学真不像话，上课了嘴里还在吃东西。”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我也不例外，咧开嘴嘲笑起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同学来。下课了，我和一个个头比我高的女同学（我在学校里一向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一起到河边玩，我漫不经心地蹲在地上用手撩水，那个女同学问我：“你知道老师刚才说的是谁吗？”我摇摇头。她接着说：“是我。我不是想在课上吃东西，我是上课前吃的，可还没吃完就打铃了。”我认真地点了点头，为自己刚才的嘲笑感到了一丝内疚。不管怎么说，她平时对我还不错，虽然她人是迟钝了一点。
放学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作业。我从家里搬出一张大椅子放到大门口（这就是我写字用的桌子），再坐在一只小矮凳上，把课本和作业本拿出来放好，就一心一意地写起来了。有时路过的大人会停下脚步看我做作业，他们看了一会儿后说：“这孩子真专心！只顾埋头写字，旁边有人看都不知道呢。”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人在看我做作业，但我故意不抬头望他们，虽然我心里很想那样做；我也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表扬的，我等得就是这个呢。
村子里有时会有小偷光顾。一个同学带我到他家，指着他家的窗户让我看：在蒙窗户的白塑料布上有一个“八”字形的口子，是用刀子划开的。我问同学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可能小偷从那个“八”字望进去，并没有看到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那时家家都不富裕，做小偷的这一行也是困难得很呢。
过年的时候我得到了我的压岁钱：整整一块钱！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们都会卖一种糖果，外形跟地里长的小红辣椒差不多，我就把这种糖果叫作“辣椒糖”。这种糖很甜，我长大以后就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糖了；它的价钱也不贵，好像一颗只卖一分钱还是两分钱，反正用我的一块钱可以买很多颗，尽够我吃上一阵子的了。不过我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小孩，我不会把我的钱一下子花光的。我捂紧我的口袋恋恋不舍地走开，每碰到一个小伙伴我都要向他展示一下我巨大的财富，看着小伙伴们那羡慕的眼神，我心里甭提有多得意啦！
唉，真是乐极生悲呀！没过几天，我发现我的一块钱不翼而飞了。我到处找它，可是找不到。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害怕，难过的是我吃不到好吃的辣椒糖了，同时又害怕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一定会臭骂我一顿！我伤心了好多天，后来才从哥哥那儿得知钱找到了：原来它被我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又给爸妈拾去了。可他们一直也没还给我，我也不敢向他们讨回来。要是现在我再碰到这种事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会给父母讲故事，讲一个又一个关于拾金不昧的故事，直到他们把钱还给我为止。
我们那儿有一个乡村邮递员，他的名字是马骑。不过他是不骑马的（村子里也没有马），他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两侧挂着绿色的邮包，很大的邮包，里面装满了报纸和信件，偶尔也会有汇款单、电报之类的。当然，人们现在是很少发电报了，不过在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更别说是手机了，要是遇上什么紧急的事情，电报就能派上大用场了。
“叮铃铃”，一听见这清脆的铃声我们就知道是马骑叔叔来了。他停好自行车，从邮包里拿出报纸和信件（村子里的邮件总是送到我家来，再由我妈分送出去），一边跟我妈打招呼一边坐下来。我妈给他泡上一杯茶，陪他聊天，而马骑叔叔总是会说：“你们家的穿堂风吹得人真是舒服啊！”穿堂风就是穿过整间屋子的风，从前门到后门，凉飕飕地吹在人身上，比空调还要好，而且不花一分钱。
村里没有邮局，人们如果想要向外面寄信的话，一般都会上我家来。他们把信交给我妈，并附上八分钱（那时寄一封信只须八分钱的邮票），再由我妈转交给马骑叔叔，请他带到乡邮政所买好邮票贴上寄出去。长此下来，人们也都习惯了，以至后来有人上邮局寄信时还闹过笑话：他把他要寄的信和八分钱一起投到了邮筒里，压根儿不知道应该先买上邮票贴好才可以投的。真是有意思啊！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在我们家的确是那样做的嘛。
我想起一件小事情来。虽然很小，不过我很喜欢，也许还值得一提。有天早上我站在厨房里匆匆地吃着早饭，因为我还要赶着上学去。妈妈在炉子上烧了一盆四季豆，它的香气飘出来，馋得我直流口水，于是我趁着妈妈不注意，夹了几根半生不熟的赶快咽下去。我心里想，要是我不这样做的话，等我上学去了就吃不到了。一会儿妈妈进了厨房，她揭开盖子看看四季豆已经熟了，就夹了一些到我碗里面，让我赶紧吃。我很惭愧，但也不好意思告诉她刚才偷吃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妈妈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应该先跟妈妈商量一下，而不要自己偷偷地去拿。
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不知为了什么吵起架来，我们都很生对方的气。我的同学跑到我家里，他从米缸里抓了一把米撒在了地上；我则气乎乎地冲进他家，爬上椅子，伸手从高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杯砸碎了。两家的大人都被我们古怪又粗鲁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后来我父母赔给同学家一个新的玻璃杯，但同学家并没有还给我们一把米。这不公平，我想。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是公平的，绝对公平。我跟同学去小商店买纸，一大张的那种白纸，一毛三一张。我付了七分钱，同学付了六分钱。我们到教室里把纸裁开，两个人各拿了一份。同学很快发现他的那份纸大多是破的（那是我有意分给他的），于是要我分摊一些。我不同意。我对他说：“我比你多出了一分钱呢！”但这个同学显然没把我多出的那一分钱放在心上，他还是坚持要跟我换，我也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同学说：“那好，我再给一分钱给那个老板，这样我们出的钱就一样多了。”于是我们又一起走回了小商店，同学当着我的面掏出一分钱给了那个老板。老板一脸惊讶，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这回我没话说了。我们把纸放在一起，重新分了一遍。
村里的人喜欢串门，就连吃饭时也不例外，端着大碗就出去了。他们蹲在一处边吃边聊，有时还把一根菜夹起来丢进面前的水洼里，比比谁家炒菜时放的油多。我也很喜欢这样做，看着水面上泛起的油光，我觉得很好看。
晚饭后，我到门前的小河边去洗碗。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喝的洗的都要靠这条小河。家家都有一个大水缸用来蓄水，缸里面还浮着一个剖开的葫芦做成的水瓢。我洗碗时，风把河边树上的叶子都吹了下来，漂在河水里，像是无数只的小船。我一边洗碗，一边用汤匙舀起水来，去泼那些小小的船儿，每打翻一只，我就高兴地叫出声来，很是得意。当然，这样一来，难免会打碎些碗碟，回去时少不了又要挨骂的。
黄昏的时候，我和妈妈坐在门槛上。我们望着眼前的河水、树木和小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这样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什么也看不清了。父亲那时在一个小镇的工厂里上班，难得回来一次。妈妈转向我，跟我说她觉得嘴里很苦，我马上接着说我也觉得我的嘴里有点苦。妈妈叹了口气，牵着我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走进屋子里。妈妈擦了根火柴，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那时我们那儿还没有电呢），从罐子里舀出一勺白糖来放进我嘴里。我立即把它们抿紧在我的舌头上，真甜呐！妈妈自己并没有吃。可她刚刚不是还说嘴里苦吗？真让人奇怪！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读书的（当然现在也还是这样），我家里就有很多书，妈妈又专门给我订购了《少年文艺》，那上面的有些文章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一本关于古时候的英雄们的书，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就跟堂•吉诃德一样（堂•吉诃德也可算是一个英雄，可惜他不太走运）；我幻想自己就是书中的某个英雄。我放下书本溜到屋后，想在柴禾堆里找到我的兵刃。我找到了一根长长的木棍，它前端有些弯曲，颇似书中提到的丈八长矛。我很满意，提着我的“丈八长矛”又回到屋内。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我没有马。而英雄们都是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战马的。这也难不倒我。我拖出一条长凳，在它上面又架上一张小的条凳，这样我终于有了一匹高头大马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坐好，手里紧紧握着我的“丈八长矛”，冲着前方看不见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嘴里还发出无声的呐喊（我不敢叫出声来，因为父母在午睡，同时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在我杀得正高兴的时候，妈妈突然从里屋出来了，我大吃一惊，被我的战马摔下地来。我羞得面红耳赤，根本不敢看妈妈一眼，只是在嘴里嘟囔着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解释。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她无疑也很吃惊，但不想使我更加难堪），又退回房间去了。我赶紧收拾好战场，一溜烟地跑出了家门。
某天晚饭后，父母坐在门口纳凉，我在他们身旁跳着闹着，像一只不安份地小猴子。父母都含笑看着我，眼睛里是赞许的神色。我于是更加起劲地跑过来绕过去，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得到鼓励了的。可是不幸，我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在一块我说不上来的什么地方有着针扎似的疼痛。我立即告诉了父母，但我接着又表示那没什么，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忍着痛继续玩耍着，父母也就没当一回事。但接下来的情形却不太好，疼痛不但没有像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消失掉，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我只能是双手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父母看到我这种情形也开始担心起来，于是决定带我去看医生。父亲背着我，母亲打着手电筒，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医生家走去。我还记得医生的名字是华来。令我十分不安的是，还在半道上我就觉得肚子已经不疼了，可我不敢告诉父母，他们费了很大力气带我去看医生，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没事了，他们会不会生气、以为我是在骗他们呢？就这样我忐忑不安地跟着父母到了医生家。医生给我检查时用手在我肚子上按来按去，并不停地问我：“这里疼吗？”我被他弄得痒死了，想笑又不敢笑，只好装出一副痛苦难当的样子：“嗯，那里痛！”我真的很生自己肚子的气，它怎么能说不疼就不疼了呢？
王多、王余是我们班上的一对兄弟。王多是哥哥，王余是弟弟，他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多余”。他们的脚上总是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而我和其他同学只有难看的布鞋穿，这真是让我们忌妒死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买不起那么贵重的鞋子。因为那双雪白的球鞋，王多、王余兄弟俩在我眼里总是高人一等，他们无论什么方面都显得比别人来得更加优秀。唉，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吧？后来父母给我买了一双雨鞋，我很高兴，恨不得天天穿着它去上学，可惜天老是不下雨。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出来，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现在说出来应该没有人会再笑话我了吧？我小时候常常尿床，本来这也没什么，小孩子谁没尿过床呢？但我尿床的事有些特别。一般的孩子到三、四岁应该就不会再尿床了吧？我则是直到上了小学还是会尿床，这真叫人难为情。父母把被我尿湿了的被褥拿到外边去晾晒时，总是会有人问： “你们家小孩又画地图啦？”画地图的意思就是尿床。这件事弄得我很不自在，一到睡觉时我就很紧张。有时我会梦见自己带着很强的尿意到处找厕所，可老是找不到（我在梦中告诫自己可千万不能随便撒呀，否则一定会尿床）；后来我总算找到了厕所，于是痛痛快快地撒了起来。当然，我又把床尿湿了！
小学毕业时，我跟父母一道离开了那座小村庄，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刚开始的那几年，我老是会梦见它，梦见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梦见那条小河，梦见我呆了十多年的老屋。老屋的地面还是那样凹凸不平，让已经习惯了平整的水泥地面的我很不适应，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唉，真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回去看看。
我不是个多嘴的孩子，尽管我心里不乐意。我还太小啦！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孩子们一向是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才会被送到学校里去的。我们那儿没有幼儿园，不但没有，就连这个名称也没听说过，因此在上学之前，所有的孩子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尽情地玩耍。可我的这种自由马上就要被妈妈剥夺走了，这真令人沮丧！不过同时我又对学校产生了兴趣，那可是我从未去过的新奇的地方呀！
我是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念书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可记不清了。好在上学前妈妈已经教过我拼音和一些简单的计算（妈妈是那所小学的老师），我勉强能够跟得上，不至掉到后边去。按妈妈的说法，送我去上学是为了使我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免得丢下我一个人在家让她不放心。虽然这么说，我可不认为呆在课堂里会有什么好处：老师又凶，作业又多，还得天天起早，迟到了就要被罚站！尽管我不乐意上学，但因为我是个乖孩子，大人们也都这么说，这就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因为我不想让喜欢我的人们失望，不愿意听到他们提到我的时候一脸无奈地说：“这孩子！唉……”然后摇摇头走开。
有一天刚上课不久，我听见老师站在讲台上说：“有的同学真不像话，上课了嘴里还在吃东西。”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我也不例外，咧开嘴嘲笑起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同学来。下课了，我和一个个头比我高的女同学（我在学校里一向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一起到河边玩，我漫不经心地蹲在地上用手撩水，那个女同学问我：“你知道老师刚才说的是谁吗？”我摇摇头。她接着说：“是我。我不是想在课上吃东西，我是上课前吃的，可还没吃完就打铃了。”我认真地点了点头，为自己刚才的嘲笑感到了一丝内疚。不管怎么说，她平时对我还不错，虽然她人是迟钝了一点。
放学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作业。我从家里搬出一张大椅子放到大门口（这就是我写字用的桌子），再坐在一只小矮凳上，把课本和作业本拿出来放好，就一心一意地写起来了。有时路过的大人会停下脚步看我做作业，他们看了一会儿后说：“这孩子真专心！只顾埋头写字，旁边有人看都不知道呢。”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人在看我做作业，但我故意不抬头望他们，虽然我心里很想那样做；我也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表扬的，我等得就是这个呢。
村子里有时会有小偷光顾。一个同学带我到他家，指着他家的窗户让我看：在蒙窗户的白塑料布上有一个“八”字形的口子，是用刀子划开的。我问同学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可能小偷从那个“八”字望进去，并没有看到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那时家家都不富裕，做小偷的这一行也是困难得很呢。
过年的时候我得到了我的压岁钱：整整一块钱！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们都会卖一种糖果，外形跟地里长的小红辣椒差不多，我就把这种糖果叫作“辣椒糖”。这种糖很甜，我长大以后就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糖了；它的价钱也不贵，好像一颗只卖一分钱还是两分钱，反正用我的一块钱可以买很多颗，尽够我吃上一阵子的了。不过我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小孩，我不会把我的钱一下子花光的。我捂紧我的口袋恋恋不舍地走开，每碰到一个小伙伴我都要向他展示一下我巨大的财富，看着小伙伴们那羡慕的眼神，我心里甭提有多得意啦！
唉，真是乐极生悲呀！没过几天，我发现我的一块钱不翼而飞了。我到处找它，可是找不到。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害怕，难过的是我吃不到好吃的辣椒糖了，同时又害怕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一定会臭骂我一顿！我伤心了好多天，后来才从哥哥那儿得知钱找到了：原来它被我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又给爸妈拾去了。可他们一直也没还给我，我也不敢向他们讨回来。要是现在我再碰到这种事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会给父母讲故事，讲一个又一个关于拾金不昧的故事，直到他们把钱还给我为止。
我们那儿有一个乡村邮递员，他的名字是马骑。不过他是不骑马的（村子里也没有马），他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两侧挂着绿色的邮包，很大的邮包，里面装满了报纸和信件，偶尔也会有汇款单、电报之类的。当然，人们现在是很少发电报了，不过在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更别说是手机了，要是遇上什么紧急的事情，电报就能派上大用场了。
“叮铃铃”，一听见这清脆的铃声我们就知道是马骑叔叔来了。他停好自行车，从邮包里拿出报纸和信件（村子里的邮件总是送到我家来，再由我妈分送出去），一边跟我妈打招呼一边坐下来。我妈给他泡上一杯茶，陪他聊天，而马骑叔叔总是会说：“你们家的穿堂风吹得人真是舒服啊！”穿堂风就是穿过整间屋子的风，从前门到后门，凉飕飕地吹在人身上，比空调还要好，而且不花一分钱。
村里没有邮局，人们如果想要向外面寄信的话，一般都会上我家来。他们把信交给我妈，并附上八分钱（那时寄一封信只须八分钱的邮票），再由我妈转交给马骑叔叔，请他带到乡邮政所买好邮票贴上寄出去。长此下来，人们也都习惯了，以至后来有人上邮局寄信时还闹过笑话：他把他要寄的信和八分钱一起投到了邮筒里，压根儿不知道应该先买上邮票贴好才可以投的。真是有意思啊！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在我们家的确是那样做的嘛。
我想起一件小事情来。虽然很小，不过我很喜欢，也许还值得一提。有天早上我站在厨房里匆匆地吃着早饭，因为我还要赶着上学去。妈妈在炉子上烧了一盆四季豆，它的香气飘出来，馋得我直流口水，于是我趁着妈妈不注意，夹了几根半生不熟的赶快咽下去。我心里想，要是我不这样做的话，等我上学去了就吃不到了。一会儿妈妈进了厨房，她揭开盖子看看四季豆已经熟了，就夹了一些到我碗里面，让我赶紧吃。我很惭愧，但也不好意思告诉她刚才偷吃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妈妈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应该先跟妈妈商量一下，而不要自己偷偷地去拿。
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不知为了什么吵起架来，我们都很生对方的气。我的同学跑到我家里，他从米缸里抓了一把米撒在了地上；我则气乎乎地冲进他家，爬上椅子，伸手从高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杯砸碎了。两家的大人都被我们古怪又粗鲁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后来我父母赔给同学家一个新的玻璃杯，但同学家并没有还给我们一把米。这不公平，我想。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是公平的，绝对公平。我跟同学去小商店买纸，一大张的那种白纸，一毛三一张。我付了七分钱，同学付了六分钱。我们到教室里把纸裁开，两个人各拿了一份。同学很快发现他的那份纸大多是破的（那是我有意分给他的），于是要我分摊一些。我不同意。我对他说：“我比你多出了一分钱呢！”但这个同学显然没把我多出的那一分钱放在心上，他还是坚持要跟我换，我也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同学说：“那好，我再给一分钱给那个老板，这样我们出的钱就一样多了。”于是我们又一起走回了小商店，同学当着我的面掏出一分钱给了那个老板。老板一脸惊讶，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这回我没话说了。我们把纸放在一起，重新分了一遍。
村里的人喜欢串门，就连吃饭时也不例外，端着大碗就出去了。他们蹲在一处边吃边聊，有时还把一根菜夹起来丢进面前的水洼里，比比谁家炒菜时放的油多。我也很喜欢这样做，看着水面上泛起的油光，我觉得很好看。
晚饭后，我到门前的小河边去洗碗。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喝的洗的都要靠这条小河。家家都有一个大水缸用来蓄水，缸里面还浮着一个剖开的葫芦做成的水瓢。我洗碗时，风把河边树上的叶子都吹了下来，漂在河水里，像是无数只的小船。我一边洗碗，一边用汤匙舀起水来，去泼那些小小的船儿，每打翻一只，我就高兴地叫出声来，很是得意。当然，这样一来，难免会打碎些碗碟，回去时少不了又要挨骂的。
黄昏的时候，我和妈妈坐在门槛上。我们望着眼前的河水、树木和小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这样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什么也看不清了。父亲那时在一个小镇的工厂里上班，难得回来一次。妈妈转向我，跟我说她觉得嘴里很苦，我马上接着说我也觉得我的嘴里有点苦。妈妈叹了口气，牵着我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走进屋子里。妈妈擦了根火柴，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那时我们那儿还没有电呢），从罐子里舀出一勺白糖来放进我嘴里。我立即把它们抿紧在我的舌头上，真甜呐！妈妈自己并没有吃。可她刚刚不是还说嘴里苦吗？真让人奇怪！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读书的（当然现在也还是这样），我家里就有很多书，妈妈又专门给我订购了《少年文艺》，那上面的有些文章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一本关于古时候的英雄们的书，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就跟堂•吉诃德一样（堂•吉诃德也可算是一个英雄，可惜他不太走运）；我幻想自己就是书中的某个英雄。我放下书本溜到屋后，想在柴禾堆里找到我的兵刃。我找到了一根长长的木棍，它前端有些弯曲，颇似书中提到的丈八长矛。我很满意，提着我的“丈八长矛”又回到屋内。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我没有马。而英雄们都是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战马的。这也难不倒我。我拖出一条长凳，在它上面又架上一张小的条凳，这样我终于有了一匹高头大马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坐好，手里紧紧握着我的“丈八长矛”，冲着前方看不见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嘴里还发出无声的呐喊（我不敢叫出声来，因为父母在午睡，同时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在我杀得正高兴的时候，妈妈突然从里屋出来了，我大吃一惊，被我的战马摔下地来。我羞得面红耳赤，根本不敢看妈妈一眼，只是在嘴里嘟囔着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解释。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她无疑也很吃惊，但不想使我更加难堪），又退回房间去了。我赶紧收拾好战场，一溜烟地跑出了家门。
某天晚饭后，父母坐在门口纳凉，我在他们身旁跳着闹着，像一只不安份地小猴子。父母都含笑看着我，眼睛里是赞许的神色。我于是更加起劲地跑过来绕过去，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得到鼓励了的。可是不幸，我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在一块我说不上来的什么地方有着针扎似的疼痛。我立即告诉了父母，但我接着又表示那没什么，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忍着痛继续玩耍着，父母也就没当一回事。但接下来的情形却不太好，疼痛不但没有像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消失掉，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我只能是双手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父母看到我这种情形也开始担心起来，于是决定带我去看医生。父亲背着我，母亲打着手电筒，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医生家走去。我还记得医生的名字是华来。令我十分不安的是，还在半道上我就觉得肚子已经不疼了，可我不敢告诉父母，他们费了很大力气带我去看医生，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没事了，他们会不会生气、以为我是在骗他们呢？就这样我忐忑不安地跟着父母到了医生家。医生给我检查时用手在我肚子上按来按去，并不停地问我：“这里疼吗？”我被他弄得痒死了，想笑又不敢笑，只好装出一副痛苦难当的样子：“嗯，那里痛！”我真的很生自己肚子的气，它怎么能说不疼就不疼了呢？
王多、王余是我们班上的一对兄弟。王多是哥哥，王余是弟弟，他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多余”。他们的脚上总是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而我和其他同学只有难看的布鞋穿，这真是让我们忌妒死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买不起那么贵重的鞋子。因为那双雪白的球鞋，王多、王余兄弟俩在我眼里总是高人一等，他们无论什么方面都显得比别人来得更加优秀。唉，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吧？后来父母给我买了一双雨鞋，我很高兴，恨不得天天穿着它去上学，可惜天老是不下雨。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出来，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现在说出来应该没有人会再笑话我了吧？我小时候常常尿床，本来这也没什么，小孩子谁没尿过床呢？但我尿床的事有些特别。一般的孩子到三、四岁应该就不会再尿床了吧？我则是直到上了小学还是会尿床，这真叫人难为情。父母把被我尿湿了的被褥拿到外边去晾晒时，总是会有人问： “你们家小孩又画地图啦？”画地图的意思就是尿床。这件事弄得我很不自在，一到睡觉时我就很紧张。有时我会梦见自己带着很强的尿意到处找厕所，可老是找不到（我在梦中告诫自己可千万不能随便撒呀，否则一定会尿床）；后来我总算找到了厕所，于是痛痛快快地撒了起来。当然，我又把床尿湿了！
小学毕业时，我跟父母一道离开了那座小村庄，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刚开始的那几年，我老是会梦见它，梦见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梦见那条小河，梦见我呆了十多年的老屋。老屋的地面还是那样凹凸不平，让已经习惯了平整的水泥地面的我很不适应，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唉，真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回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