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 5月 22, 2005 2:15 pm
家 训 文 化 琐 谈
王 水 宝
家训文化，渊源流长，早在五帝时代，就已萌芽。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家训文化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繁荣。从隋唐时期的《颜氏家训》、《帝范》发展到宋以后的《袁氏家范》以及范仲淹的《义庄规矩》、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朱子家训》、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和曾国藩的《曾国藩教子书》等等。这些《家训》瑰宝，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重绚丽的光彩。
历代《家训》，是家庭长辈通过诗词、书信、箴言等文字形式，从理想情操、修身养性、求知立德、做人择友、珍惜光阴、勤奋学习等几乎涉及人生历程中的方方面面，向自己的子女晚辈们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训诲。这对于青少年在继承传统美德、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情操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一面。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借鉴，尤其是揭示当今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更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家长。公元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临行前，给三子曹植写下了《诫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意思是，我曹操二十三岁时，已任顿丘县令，任期所为，于今回想，无甚可悔之处，而你今年也正好是二十三岁，难道可以不努力上进吗？他教育曹植，要勤奋学习，不要浪费光阴，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庸庸碌碌，要有所作为，不要一事无成。公元218年，曹操派长子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奴隶主贵族的叛乱，临行前，写下了《诫子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操带兵一贯纪律严明，曾有“割发代首”的佳话，在此家训中，更表现出了曹操的执法严明，他告诫儿子，在家里我们是父子关系，但在你接受出征任务后，我们便成了君臣关系。因此，你的一举一动都要以王法为准，不得违犯军纪国法。从曹操的这些“诫子家训”中，不乏寄托着对子弟的殷殷厚望和在执法上不分亲疏的严正态度，这对于当今我们加强法制观念来说，依然起着一定的教育作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但他在处世、立身、为政、治学等方面却异于凡俗之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早年曾发出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赞语。曾国藩虽权绾四省、位立三公，但他却对生活崇尚俭朴，尤其是对子孙的教育极严。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在给大儿曾纪泽的信中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至嘱至嘱。”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写给二儿曾纪鸿的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还叮嘱：“概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尚年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及懒惰。”曾国藩还于同治三年七月在为纪鸿赴长沙考试时，写下了：“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的教谕。曾国藩的这些叮嘱子弟要注意言行和蕴含父子深情的“家训”，对当今广大青少年养成勤俭作风和不骄不傲、不奢不华，尤其是对那些官家子弟“务知自重”，不搞特殊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典型，他为官清廉，公正无私，就连他的舅父犯法，也按刑律，当众责打。在《包拯家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后进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六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这是包拯临终前给次子包绶留下的遗嘱，用来教导子孙后代，要保持廉洁作风，并告诫子孙做官就要做清官，切莫做贪官。包拯的这一家训，对当今的官员及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中，难道不无启迪吗？
我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影响极其深远。家训文化，不失为做人的标尺、处世的范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古代家训也有糟粕和缺陷的一面，但值得庆幸的是，当今民间家训，正在悄然兴起。
被誉为“文化愚公”的李公涛是开封市退休干部、共产党员，他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带领弟弟和三个儿子凿石刻碑，兴建一座融书法、绘画、篆刻、诗词为一体的现代碑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镌刻“家训”碑，立于庭院，要求子孙：“……只许投入不许索取迎难而上百折不回直至碑林建成无赏交给国家为止碑林有了收入李家子子孙孙不能以碑林牟取一分钱利益特作家训镌刻于石嘱儿孙共遵之。”朴素的语言导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
江西赣南老区的赣南县储潭乡，出现了以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的家训文化。这个乡的田心村有一位叫刘史洋的农民，在他家的堂屋正中，悬挂着一块家训木牌，上刻：“凡我子女，谨守家训：早起早睡，勤于耕耘；尊老爱幼，修身养性；遵纪守法，一介平民；志在天涯，学无止境；一旦为官，清正廉明；报国为家，吾日三省。”象这样的家训，在田心村已出现了好几家。
青少年教育，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党和政府希望青少年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只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要把愿望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培养和教育，“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而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他（她）们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在以自己的言行和道德、品格有形无形地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因此，家长们如能以古今《家训》和自立《家训》，以教诲自己的子女，这对“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良品德”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是大有益处的，也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江西万载县委宣传部 336100)
家 訓 文 化 瑣 談
王 水 寶
家訓文化，淵源流長，早在五帝時代，就已萌芽。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的發展，家訓文化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繁榮。從隋唐時期的《顏氏家訓》、《帝範》發展到宋以後的《袁氏家範》以及范仲淹的《義莊規矩》、陸遊的《放翁家訓》、朱熹的《朱子家訓》、朱伯廬的《治家格言》和曾國藩的《曾國藩教子書》等等。這些《家訓》瑰寶，為中華傳統文化，增添了一重絢麗的光彩。
歷代《家訓》，是家庭長輩通過詩詞、書信、箴言等文字形式，從理想情操、修身養性、求知立德、做人擇友、珍惜光陰、勤奮學習等幾乎涉及人生歷程中的方方面面，向自己的子女晚輩們有針對性地進行的訓誨。這對於青少年在繼承傳統美德、樹立遠大志向、培養高尚情操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一面。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借鑒，尤其是揭示當今個人道德與社會道德的相互關係等方面，更有其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曹操，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家長。西元214年，曹操南征孫權，臨行前，給三子曹植寫下了《誡子植》：“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意思是，我曹操二十三歲時，已任頓丘縣令，任期所為，於今回想，無甚可悔之處，而你今年也正好是二十三歲，難道可以不努力上進嗎？他教育曹植，要勤奮學習，不要浪費光陰，要樹立遠大理想，不要庸庸碌碌，要有所作為，不要一事無成。西元218年，曹操派長子曹彰帶兵討伐代郡烏桓奴隸主貴族的叛亂，臨行前，寫下了《誡子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曹操帶兵一貫紀律嚴明，曾有“割發代首”的佳話，在此家訓中，更表現出了曹操的執法嚴明，他告誡兒子，在家裏我們是父子關係，但在你接受出征任務後，我們便成了君臣關係。因此，你的一舉一動都要以王法為准，不得違犯軍紀國法。從曹操的這些“誡子家訓”中，不乏寄託著對子弟的殷殷厚望和在執法上不分親疏的嚴正態度，這對於當今我們加強法制觀念來說，依然起著一定的教育作用。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但他在處世、立身、為政、治學等方面卻異於凡俗之論，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毛澤東早年曾發出過“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讚語。曾國藩雖權綰四省、位立三公，但他卻對生活崇尚儉樸，尤其是對子孫的教育極嚴。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在給大兒曾紀澤的信中說：“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共戒之，至囑至囑。”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寫給二兒曾紀鴻的信中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還叮囑：“概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尚年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及懶惰。”曾國藩還于同治三年七月在為紀鴻赴長沙考試時，寫下了：“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的教諭。曾國藩的這些叮囑子弟要注意言行和蘊含父子深情的“家訓”，對當今廣大青少年養成勤儉作風和不驕不傲、不奢不華，尤其是對那些官家子弟“務知自重”，不搞特殊來說，是不無裨益的。
包拯，是封建社會中清官的典型，他為官清廉，公正無私，就連他的舅父犯法，也按刑律，當眾責打。在《包拯家訓》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後進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六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昭後世。”這是包拯臨終前給次子包綬留下的遺囑，用來教導子孫後代，要保持廉潔作風，並告誡子孫做官就要做清官，切莫做貪官。包拯的這一家訓，對當今的官員及他們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中，難道不無啟迪嗎？
我國古代的家訓文化，內容極其豐富，影響極其深遠。家訓文化，不失為做人的尺規、處世的範本，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當然，古代家訓也有糟粕和缺陷的一面，但值得慶倖的是，當今民間家訓，正在悄然興起。
被譽為“文化愚公”的李公濤是開封市退休幹部、共產黨員，他為繼承和發揚祖國傳統文化，帶領弟弟和三個兒子鑿石刻碑，興建一座融書法、繪畫、篆刻、詩詞為一體的現代碑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鐫刻“家訓”碑，立於庭院，要求子孫：“……只許投入不許索取迎難而上百折不回直至碑林建成無賞交給國家為止碑林有了收入李家子子孫孫不能以碑林牟取一分錢利益特作家訓鐫刻于石囑兒孫共遵之。”樸素的語言導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無私奉獻的精神。
江西贛南老區的贛南縣儲潭鄉，出現了以文字、錄音、錄影等多種形式的家訓文化。這個鄉的田心村有一位叫劉史洋的農民，在他家的堂屋正中，懸掛著一塊家訓木牌，上刻：“凡我子女，謹守家訓：早起早睡，勤於耕耘；尊老愛幼，修身養性；遵紀守法，一介平民；志在天涯，學無止境；一旦為官，清正廉明；報國為家，吾日三省。”象這樣的家訓，在田心村已出現了好幾家。
青少年教育，是一項全社會的系統工程，黨和政府希望青少年成為國家有用的棟樑之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只僅僅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要把願望變為現實，還需要進行培養和教育，“全黨、全社會都要十分關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學校、家庭、社會密切配合，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環境。”而家長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師”，他（她）們年年月月、時時刻刻都在以自己的言行和道德、品格有形無形地進行著潛移默化的教育，因此，家長們如能以古今《家訓》和自立《家訓》，以教誨自己的子女，這對“幫助青少年樹立遠大理想，培育優良品德”和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無疑，將起著積極的作用，是大有益處的，也一定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江西萬載縣委宣傳部 336100)
王 水 宝
家训文化，渊源流长，早在五帝时代，就已萌芽。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家训文化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繁荣。从隋唐时期的《颜氏家训》、《帝范》发展到宋以后的《袁氏家范》以及范仲淹的《义庄规矩》、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朱子家训》、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和曾国藩的《曾国藩教子书》等等。这些《家训》瑰宝，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重绚丽的光彩。
历代《家训》，是家庭长辈通过诗词、书信、箴言等文字形式，从理想情操、修身养性、求知立德、做人择友、珍惜光阴、勤奋学习等几乎涉及人生历程中的方方面面，向自己的子女晚辈们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训诲。这对于青少年在继承传统美德、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情操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一面。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借鉴，尤其是揭示当今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更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家长。公元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临行前，给三子曹植写下了《诫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意思是，我曹操二十三岁时，已任顿丘县令，任期所为，于今回想，无甚可悔之处，而你今年也正好是二十三岁，难道可以不努力上进吗？他教育曹植，要勤奋学习，不要浪费光阴，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庸庸碌碌，要有所作为，不要一事无成。公元218年，曹操派长子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奴隶主贵族的叛乱，临行前，写下了《诫子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操带兵一贯纪律严明，曾有“割发代首”的佳话，在此家训中，更表现出了曹操的执法严明，他告诫儿子，在家里我们是父子关系，但在你接受出征任务后，我们便成了君臣关系。因此，你的一举一动都要以王法为准，不得违犯军纪国法。从曹操的这些“诫子家训”中，不乏寄托着对子弟的殷殷厚望和在执法上不分亲疏的严正态度，这对于当今我们加强法制观念来说，依然起着一定的教育作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但他在处世、立身、为政、治学等方面却异于凡俗之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早年曾发出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赞语。曾国藩虽权绾四省、位立三公，但他却对生活崇尚俭朴，尤其是对子孙的教育极严。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在给大儿曾纪泽的信中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至嘱至嘱。”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写给二儿曾纪鸿的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还叮嘱：“概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尚年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及懒惰。”曾国藩还于同治三年七月在为纪鸿赴长沙考试时，写下了：“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的教谕。曾国藩的这些叮嘱子弟要注意言行和蕴含父子深情的“家训”，对当今广大青少年养成勤俭作风和不骄不傲、不奢不华，尤其是对那些官家子弟“务知自重”，不搞特殊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典型，他为官清廉，公正无私，就连他的舅父犯法，也按刑律，当众责打。在《包拯家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后进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六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这是包拯临终前给次子包绶留下的遗嘱，用来教导子孙后代，要保持廉洁作风，并告诫子孙做官就要做清官，切莫做贪官。包拯的这一家训，对当今的官员及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中，难道不无启迪吗？
我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影响极其深远。家训文化，不失为做人的标尺、处世的范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古代家训也有糟粕和缺陷的一面，但值得庆幸的是，当今民间家训，正在悄然兴起。
被誉为“文化愚公”的李公涛是开封市退休干部、共产党员，他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带领弟弟和三个儿子凿石刻碑，兴建一座融书法、绘画、篆刻、诗词为一体的现代碑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镌刻“家训”碑，立于庭院，要求子孙：“……只许投入不许索取迎难而上百折不回直至碑林建成无赏交给国家为止碑林有了收入李家子子孙孙不能以碑林牟取一分钱利益特作家训镌刻于石嘱儿孙共遵之。”朴素的语言导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
江西赣南老区的赣南县储潭乡，出现了以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的家训文化。这个乡的田心村有一位叫刘史洋的农民，在他家的堂屋正中，悬挂着一块家训木牌，上刻：“凡我子女，谨守家训：早起早睡，勤于耕耘；尊老爱幼，修身养性；遵纪守法，一介平民；志在天涯，学无止境；一旦为官，清正廉明；报国为家，吾日三省。”象这样的家训，在田心村已出现了好几家。
青少年教育，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党和政府希望青少年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只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要把愿望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培养和教育，“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而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他（她）们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在以自己的言行和道德、品格有形无形地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因此，家长们如能以古今《家训》和自立《家训》，以教诲自己的子女，这对“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良品德”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是大有益处的，也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江西万载县委宣传部 336100)
家 訓 文 化 瑣 談
王 水 寶
家訓文化，淵源流長，早在五帝時代，就已萌芽。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的發展，家訓文化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繁榮。從隋唐時期的《顏氏家訓》、《帝範》發展到宋以後的《袁氏家範》以及范仲淹的《義莊規矩》、陸遊的《放翁家訓》、朱熹的《朱子家訓》、朱伯廬的《治家格言》和曾國藩的《曾國藩教子書》等等。這些《家訓》瑰寶，為中華傳統文化，增添了一重絢麗的光彩。
歷代《家訓》，是家庭長輩通過詩詞、書信、箴言等文字形式，從理想情操、修身養性、求知立德、做人擇友、珍惜光陰、勤奮學習等幾乎涉及人生歷程中的方方面面，向自己的子女晚輩們有針對性地進行的訓誨。這對於青少年在繼承傳統美德、樹立遠大志向、培養高尚情操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一面。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借鑒，尤其是揭示當今個人道德與社會道德的相互關係等方面，更有其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曹操，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家長。西元214年，曹操南征孫權，臨行前，給三子曹植寫下了《誡子植》：“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意思是，我曹操二十三歲時，已任頓丘縣令，任期所為，於今回想，無甚可悔之處，而你今年也正好是二十三歲，難道可以不努力上進嗎？他教育曹植，要勤奮學習，不要浪費光陰，要樹立遠大理想，不要庸庸碌碌，要有所作為，不要一事無成。西元218年，曹操派長子曹彰帶兵討伐代郡烏桓奴隸主貴族的叛亂，臨行前，寫下了《誡子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曹操帶兵一貫紀律嚴明，曾有“割發代首”的佳話，在此家訓中，更表現出了曹操的執法嚴明，他告誡兒子，在家裏我們是父子關係，但在你接受出征任務後，我們便成了君臣關係。因此，你的一舉一動都要以王法為准，不得違犯軍紀國法。從曹操的這些“誡子家訓”中，不乏寄託著對子弟的殷殷厚望和在執法上不分親疏的嚴正態度，這對於當今我們加強法制觀念來說，依然起著一定的教育作用。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但他在處世、立身、為政、治學等方面卻異於凡俗之論，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毛澤東早年曾發出過“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讚語。曾國藩雖權綰四省、位立三公，但他卻對生活崇尚儉樸，尤其是對子孫的教育極嚴。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在給大兒曾紀澤的信中說：“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共戒之，至囑至囑。”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寫給二兒曾紀鴻的信中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還叮囑：“概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尚年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及懶惰。”曾國藩還于同治三年七月在為紀鴻赴長沙考試時，寫下了：“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的教諭。曾國藩的這些叮囑子弟要注意言行和蘊含父子深情的“家訓”，對當今廣大青少年養成勤儉作風和不驕不傲、不奢不華，尤其是對那些官家子弟“務知自重”，不搞特殊來說，是不無裨益的。
包拯，是封建社會中清官的典型，他為官清廉，公正無私，就連他的舅父犯法，也按刑律，當眾責打。在《包拯家訓》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後進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六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昭後世。”這是包拯臨終前給次子包綬留下的遺囑，用來教導子孫後代，要保持廉潔作風，並告誡子孫做官就要做清官，切莫做貪官。包拯的這一家訓，對當今的官員及他們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中，難道不無啟迪嗎？
我國古代的家訓文化，內容極其豐富，影響極其深遠。家訓文化，不失為做人的尺規、處世的範本，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當然，古代家訓也有糟粕和缺陷的一面，但值得慶倖的是，當今民間家訓，正在悄然興起。
被譽為“文化愚公”的李公濤是開封市退休幹部、共產黨員，他為繼承和發揚祖國傳統文化，帶領弟弟和三個兒子鑿石刻碑，興建一座融書法、繪畫、篆刻、詩詞為一體的現代碑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鐫刻“家訓”碑，立於庭院，要求子孫：“……只許投入不許索取迎難而上百折不回直至碑林建成無賞交給國家為止碑林有了收入李家子子孫孫不能以碑林牟取一分錢利益特作家訓鐫刻于石囑兒孫共遵之。”樸素的語言導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無私奉獻的精神。
江西贛南老區的贛南縣儲潭鄉，出現了以文字、錄音、錄影等多種形式的家訓文化。這個鄉的田心村有一位叫劉史洋的農民，在他家的堂屋正中，懸掛著一塊家訓木牌，上刻：“凡我子女，謹守家訓：早起早睡，勤於耕耘；尊老愛幼，修身養性；遵紀守法，一介平民；志在天涯，學無止境；一旦為官，清正廉明；報國為家，吾日三省。”象這樣的家訓，在田心村已出現了好幾家。
青少年教育，是一項全社會的系統工程，黨和政府希望青少年成為國家有用的棟樑之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只僅僅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要把願望變為現實，還需要進行培養和教育，“全黨、全社會都要十分關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學校、家庭、社會密切配合，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環境。”而家長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師”，他（她）們年年月月、時時刻刻都在以自己的言行和道德、品格有形無形地進行著潛移默化的教育，因此，家長們如能以古今《家訓》和自立《家訓》，以教誨自己的子女，這對“幫助青少年樹立遠大理想，培育優良品德”和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無疑，將起著積極的作用，是大有益處的，也一定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江西萬載縣委宣傳部 33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