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12月 13, 2004 12:08 am
毛詩序裡提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倘若單就這句話來解讀，我們可以發現，古人對於藝術的生產，已經明白到是一種「人化」的作用，這種「人化」來自於內在情感的移轉，不只是內心思維的再現，也不只是外在世界的模仿，而是內心情感的表現，翩翩撒落成優雅的文字意象；於是，那美感便在接受者的知覺裡生發，像品酌一盅以情感溫熱的酒，流淌過喉舌間的，是藝術的香醇。
有一頃刻，我真的願意相信，早在先秦兩漢年間，我們已經提點出了，對於藝術組構的體認。
本應如此，但終究是太過樂觀了！從整個詩經詮釋學的走向，到毛詩序的文字脈落，我們其實可以發現，獨尊儒術的結果，使得漢代時的詩經解讀，仍繼承了儒家一脈的道統，這道統以政教為框架，雖提出了詩以言志的看法，可是其言志觀，仍生硬地將一部文學經典，讀解成政教的附庸……
於是最不應該功利的藝術，卻又功利地為政教服務，就敘事學而言，這種強加附會的讀解，是一種形式上的不自由。當那些合韻的字句，與對稱的詩行，在一個教育家的指間翻展，其實已隱約註定了枯瑟的命運；這教育家不愧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道統，閉眼一想，便將那些溫柔抒情，全都揉捏成一派莊嚴，於是整個門派的徒子徒孫，便全都遵照著他的方向，而偏偏這個門派不是別的，是中華文明最顯著的標的，偏偏他們的宗祖不是別人，正是整個禮儀之邦所共同推崇的精神導師。
於是〈關雎〉成了后妃之德，連帶著其他的詩句讀解，都有了政教層面上的意義。就某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這種附會的功夫，比起符徵與符指間的串接，這種符號扭曲的作為，顯然需要有更龐大的想像力。然而，雖然說藝術作品的投射與讀者的接受行為間，存在著不同的文化積澱，可是，每個符號的釋放，大抵都還必須承受著文本整體的制約，一但跳脫了這樣的制約，只為服從於功利的政教作用，將本該超然的藝術作品，置放在一個固定的框架裡予以變形，這種意識先行的解釋，不也正好突顯了中國人，在藝術知覺上的遲慢。
幸好儒家詩教的提出，大抵還是為了維持某種由上而下的秩序，就好像詩教中的溫柔敦厚，雖然被扭曲成主文而譎諫的政治態度，然而擺放在現實的人生裡，仍不失為一種儒雅的哲學。況且在毛詩序裡面，我們不也看到了情的部位被提點出來，儘管這提點與爾後的緣情觀，仍有相當大的距離，然而，不正是這提點，為魏晉風骨積蓄起召喚的力量，為中國的文學覺醒，燃起第一道美學的火光？
說到底，詩教作為一種儒家的修養，仍是深刻的。只不過在當時，詩言志的概念，被政教的思維所遮蔽住，或者說在當時，還沒有藝術的自覺罷了！
有一頃刻，我真的願意相信，早在先秦兩漢年間，我們已經提點出了，對於藝術組構的體認。
本應如此，但終究是太過樂觀了！從整個詩經詮釋學的走向，到毛詩序的文字脈落，我們其實可以發現，獨尊儒術的結果，使得漢代時的詩經解讀，仍繼承了儒家一脈的道統，這道統以政教為框架，雖提出了詩以言志的看法，可是其言志觀，仍生硬地將一部文學經典，讀解成政教的附庸……
於是最不應該功利的藝術，卻又功利地為政教服務，就敘事學而言，這種強加附會的讀解，是一種形式上的不自由。當那些合韻的字句，與對稱的詩行，在一個教育家的指間翻展，其實已隱約註定了枯瑟的命運；這教育家不愧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道統，閉眼一想，便將那些溫柔抒情，全都揉捏成一派莊嚴，於是整個門派的徒子徒孫，便全都遵照著他的方向，而偏偏這個門派不是別的，是中華文明最顯著的標的，偏偏他們的宗祖不是別人，正是整個禮儀之邦所共同推崇的精神導師。
於是〈關雎〉成了后妃之德，連帶著其他的詩句讀解，都有了政教層面上的意義。就某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這種附會的功夫，比起符徵與符指間的串接，這種符號扭曲的作為，顯然需要有更龐大的想像力。然而，雖然說藝術作品的投射與讀者的接受行為間，存在著不同的文化積澱，可是，每個符號的釋放，大抵都還必須承受著文本整體的制約，一但跳脫了這樣的制約，只為服從於功利的政教作用，將本該超然的藝術作品，置放在一個固定的框架裡予以變形，這種意識先行的解釋，不也正好突顯了中國人，在藝術知覺上的遲慢。
幸好儒家詩教的提出，大抵還是為了維持某種由上而下的秩序，就好像詩教中的溫柔敦厚，雖然被扭曲成主文而譎諫的政治態度，然而擺放在現實的人生裡，仍不失為一種儒雅的哲學。況且在毛詩序裡面，我們不也看到了情的部位被提點出來，儘管這提點與爾後的緣情觀，仍有相當大的距離，然而，不正是這提點，為魏晉風骨積蓄起召喚的力量，為中國的文學覺醒，燃起第一道美學的火光？
說到底，詩教作為一種儒家的修養，仍是深刻的。只不過在當時，詩言志的概念，被政教的思維所遮蔽住，或者說在當時，還沒有藝術的自覺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