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里的右派书记
故乡是位于皖南的一个小县城,49年以后叫城关镇,后来又改名籍山镇。在1995年之前,除了在外上大学的几年,我一直居住在籍山镇。在我的印象中,两条笔直的路组成的十字街分割了全镇,作为城墙拆除后的遗留物,小镇按照十字街的走向分为四门,以十字街的交叉口为中心,东为东门,西为西门,南为南门,北为北门,十字街对小镇的分割如此清晰,傻子也不会迷路,所以我在小镇生活了近三十年,竟然没有遇到过问路的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镇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中心,吸引了各类人来此居住。
西门,是县政府所在地,法院,银行,医院,中学,旅馆都在西门,因此西门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考大学时,也是中榜人数最多的地方。
东门,有澡堂、药店、百货大楼、食品工厂、饮料工厂、酱坊,所以是工人和售货员的聚集之地,烟火气息浓厚。
北门有粮食局,有物资局,有粮仓米店,有油库,因此是搬运工和挑水工的聚集之地,临时工多,居民生活大多极其贫困。
南门最小,有一所师范学校,周围多菜地。
小镇东有东门大河,北有北门大河,中有市桥河穿越,居民的生活用水,在没有自来水的时期,主要依靠这三条河以及叶家井等屈指可数的几口水井。
在小镇生活了多年,很多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最想记下的人,却是一个几乎和我的生活毫无交集的人——范增国,一个和我同在一个小镇的县委书记。
自从我识字的时候起,记忆中的白墙上总写着几个大字,“打倒范增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几个字一直留在小镇的众多白墙上,有的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除去。
范增国一直是县委书记,文革时被短暂打倒又重新上台,他在我的故乡当了十几年书记,却没有什么存在感,没有听说范家人欺负过谁,却听说有人因为一些琐事到范家闹事。
我见过范增国。有次在大街上,看见一名穿军装的老头,有点黑有点胖,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的年轻军人。旁边有人指着老头说,这是范增国。
工作以后,已经是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没有多少工业,县里财政收入很少,周围别的县财政收入高能发奖金,我和同事们能拿基本工资就谢天谢地了。为什么没有多少工业?与周围的同事聊起来,有人说: “当年的上海工厂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是鱼米之乡啊,可范增国不要啊,说,这么多工人来,我们要多种蔬菜了少种粮了,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范增国没有远见,造成县里如今的财政困难。
最近几年,我研究当年的大饥荒,有几个邻县的亲历者告诉我,他们的县许多村庄整村整村的饿死人。而在我故乡,虽然当时也有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但饿死的人很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我家的所有农村亲戚,几乎都顶着地主富农的高帽子,是当时农村生存条件最恶劣的群体,但所有人都活了下来,无一人饿死。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妈妈解决了我的疑问,告诉我:“范增国当时被称为右派书记,他消极对待大跃进,消极对待放卫星,后来也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
好一个他消极对待!一个被称为右派书记的人,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要顶着多大的压力,特立独行,暗中用力保护了整整一个县的命如蝼蚁的故乡人。
范增国先生,也许除他的家人,所有人都忘记了他,但是,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我想为范先生立一个碑。就让我发在喜菡文学网的这篇短文成为他的碑吧,因为互联网的痕迹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