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 7月 01, 2017 1:34 pm
(4511 字)
前言：
一個超時代的科學家沉入北冰洋、100年後複出。原本想的題目是“生死等待”，想說明一個人總是屬�自己的時代；後來又起名“沉沒的先知”，突出科學發展、理論更新的偶然性；最後定題“永葆活力”，意指科學家堅定的信仰、永久的動力。
一、
“Be careful of Germs!（當心細菌/德國人）！”吉姆大聲說。
羅姆放下手中的牌，不再和我“交易”（卡旦島桌遊裡常見的玩法），輕聲說：“我不玩了。”
“你這笑話是不是有些……種族主義？”我微笑著問吉姆。
“怎麼可能？多倫多有一百五十一個種族，卻只有一百五十種種族歧視，”吉姆咧嘴笑著說，“因為德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羅姆起身離開，回到我的座位上繼續幫我檢查程序——那個程序我檢查了一周，到現在還沒有發現bug，只好找羅姆幫忙。
吉姆聳聳肓，起身離開。我獨自一人收拾殘局——以往都是羅姆收拾棋盤，看來這次他是真的不開心。
在多倫多你千萬不要拿種族和人開玩笑，但是德國人除外，他們會默默承受——除了羅姆，他說他沒有經歷那段歷史。
晚上12點鐘一起離開實驗室後，我請他在King地鐵站旁邊的酒店喝一杯——明天一大早他就要離開。
出地鐵站時我們看到路邊一個流浪漢躺在路旁下水道的氣窗上，被騰騰的白霧包圍，下水道兩邊是未化的積雪，像小小的連綿的雪山。他旁邊的那些大廈兀自昂著頭，TD銀行總部大樓的綠色燈箱在夜空裡格外刺眼。
羅姆將印有維多利亞女皇頭像的硬幣丟到流浪漢身邊的紙杯裡。流浪漢說了聲謝謝。
羅姆微笑著說：“不客氣。”
我們點了兩杯德國啤酒在靠窗的座位坐下。
“不知道為什麼，北美城市裡都有很多流浪漢……”我望著窗外。
“中國沒有嗎？”羅姆問，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在昏黃的燈光下似乎能發光。
“你好，我的名字是Jeniffer!我常看到你們來這，你們也是在這附近住嗎？” 一個金髮美女上來搭訕。
“我在中國城住。”我禮貌地回答，知道她的目標不是我。
“我也是，” 羅姆沒有正眼看她，“對不起，我們在聊私事。”——羅姆站在地鐵、電車上時，總能吸引很多女士的目光，但當有人上前搭訕時，他總是很有禮貌地微笑，然後抿緊嘴，轉頭望向窗外。
她走後，羅姆說：“這世界變了，女人不再矜持。”
我笑了笑，回答他之前的問題：“小時候還能在家鄉看到流浪漢，後來就一個都不見了——你看上去對流浪漢很關心……”
“我以前也是流浪漢……靠下水道氣窗那一點溫暖和路人的施捨活了下來……直到我遇見Peter。那天，我餓壞了。我看到他在佈道就走了過去，站在人群後面，那時他想用希伯來文背一句經文但記不起來。於是我在後面幫他說：‘我們吃喝快樂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哥林多前書15：32)！’後來，我就到Knox教堂當看門人。”
我望了一眼窗外飄起的雪花，說：“生命太短，宇宙太大。有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讀博。我成不了科學家的，我就是給實驗室打工的，就像一片雪花一樣不會留下什麼，沒有人會記得……”
“你不愛物理學嗎？”
我想了想，說：“喜歡物理學和做物理研究是兩回事，就像喜歡花朵的女人不一定喜歡種花一樣。”
“這和種花還不一樣吧，上帝早已經種好了花，我們就在花的上面，你不想再把這朵花看得更清楚些嗎？”
“可是，你看看我們現在給老闆幹的活！燒爐子（測試材料的物理屬性）、寫代碼……我們就是給他打雜的！最後論文成果全歸他（合作論文作者中只要有某權威人士的署名，研究領域內就認為他是PI/主要研究者）！他拿著科研經費全世界到處旅遊、開會！當大明星！”
“在我那個年代，科研工作比現在辛苦得多……”羅姆茫然地望著窗外，“我們是在一戰前去北冰洋考察磁極的漂移，誰都清楚這有多危險。羅盤失靈，我們撞上了冰山，只有我活了下來，也許是因為當時的電磁感應，我被封凍在冰裡，沒有死去，直到一百年後被加拿大科考船撈上來……”他翻出一張2009年的舊報紙，指了指上面的一則頭條報道，然後又補充道：“我們那時還沒有‘加拿大’這個國家。”
“後來呢？”那則新聞報道我讀過，但還是不相信羅姆就是那個倖存者。
“他們帶我到一個實驗室，在我身上插上各種各樣的管子，抽血、化驗、放射，許許多多我完全不知名的儀器……後來，我和一個女研究員有了故事，她幫我逃了出來。”他對著窗外微微一笑，旋即又露出憂鬱。
二、往昔
我第一次在Knox教堂注意到羅姆，是因為他總是鬱鬱寡歡，站在喜氣洋洋、做禮拜的人後面，遠遠地望著耶穌的畫像。
多大圖書館就在Knox 教堂對面。他懇求我帶他去圖書館。他讀愛因斯坦、費曼、泡利的書和論文。他常常咬著手指喃喃自語：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他說：“我也想出了相對論，只是沒有公開發表。我只是驚訝：他們會被一個專利局的小職員說服。那時，他們相信以太——就像相信空氣的存在一樣堅定。”
後來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裡意外地碰見羅姆，他在角落的一個小桌子邊默默抽泣。我走上去，發現桌上放著一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史書。
他看見我，立即擦乾眼淚，抬頭對我說：“我想回去，柏林，那裡有我的妻兒。”
那時他已經攢了半年的錢。我借給他一千刀，他再三感謝，說一定會如數奉還，並且按照國際通行的利率付給我利息。我說不用付利息，什麼時候還都可以。他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這麼慷慨的中國人。我說中國早已不是19世紀那個樣子，中國是G2了。
他眨了眨眼，微笑著說：“我不知道什麼是G2，但我早知道，中國有一天會重新站起來。”然後他微微皺眉，說：“我的柏林已經回不去了。”
去之前，他做了許多研究，找了幾本不同出版社的地圖冊，做了許多標記。我幫他在網上也搜索了許多圖紙。他的學習能力很強，沒幾個月就學會了谷哥學術下載論文。
我獨自一人送他去的機場。我把他當朋友，但常常懷疑他不是十九世紀生人。望著消失在雲端的飛機時，我突然感覺自己被人騙了——我真是一個傻子，居然借錢給他！
我後悔、懊惱至極，一個人回到空蕩蕩的學生公寓裡，想著自己以後再也不會見到羅姆這個騙子，然後感覺更加孤獨。
羅姆是那年聖誕節前五天去的德國。學生公寓裡的租客們都回家鄉過聖誕節了。我一個人在屋裡看書。
羅姆留給我一個金色的懷錶，很老舊的款式。我無聊時打開懷錶，忽然一束光從中射出來，光柱裡我看見立體投影的地球在半空中自轉。我嚇了一跳，趕緊把懷錶合上，藏了起來。然後我往窗外望去：空蕩蕩的街道上沒有人，大家都回家鄉過聖誕了。我再一次打開懷錶，小心翼翼地，這一次，沒有一點光，只看見普普通通的時針、分針。
他走後半年的一個早上，我站在古老的教堂前面望著尖頂上的白雪，心想：多少個年頭從她身上溜過，一直等待著的，是誰？是什麼？
這時，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忽然走過來，說出我的名字，伸出枯瘦的手要和我握手，我伸出手，感覺握在手心的是一陣冰涼。
他說他是羅姆。我愣了一會兒，過了很久才想起羅姆。我盯著眼前這個人深藍色的眼睛，不敢相信他的話，直到他掏出一千一百塊加幣，對我說：“去年你借我一千刀去柏林。現在還你，加利息。”
在我公寓的沙發上坐下時，我才漸漸從他臉部輪廓看出羅姆過去的模樣。我感覺有些恐怖，人竟然會老得這麼快。
他同我講了在柏林的經歷。他去了很多地方，走訪了很多檔案館、民事局，然後終於在一家醫院裡找到他的兒子卡特。那時，臨終的卡特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憑著羅姆的婚戒，卡特認出了他的父親。當年邁老朽的卡特掏出母親留下的婚戒，放到年輕俊郎的父親手裡時，分別了一個世紀的兩枚戒指終於重逢。
卡特說：“那時柏林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母親一直在一個工廠裡做工，冬天的時候拿鏟子、用手把煤撿到爐子裡，她的手早已經不成人形，所以這最後幾張照片上，她都戴著結婚時的長手套。
很多人都逃走了、逃不出去的許多也自殺了。她說你一定會回來，她說她一直能感覺到你還活著。她說我們要留在這裡等你回來。
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在戰爭結束前三個月，那時我們已經能聽到蘇聯坦克的炮聲。我們在不同的廠裡上班，平時沒有多少時間說話——唉！我為什麼不和她多說說話？我也沒有想到會是最後一面，我一直怨母親，為什麼要留在柏林，我想她的神志早已不太正常。我一直以為父親早已不在人世。”
卡特說到“父親”這個詞時總是避開羅姆的目光，他始終無法把眼前的人當作父親。
“在我心裡，他早已死了。我一直恨他，恨他拋下我們去北極，他只想著自己的科研。但是母親說他是她遇到的最好的人。那天她好像預感到什麼，吃完早飯去廠裡之前把她的所有照片和日誌都拿給我看，要我一定交給父親。要我一定活下去，等他回來……
後來我被俄國人抓去做苦力，像畜牲一樣活著，牛馬都還睡在棚裡，而我們卻睡在糞坑裡。許多人都自殺了。我沒有。我一直記得我把這些照片和日誌埋在哪裡。許多次，我覺得我會被他們打成傻子，我怕忘記我對母親的承諾。但我一直牢記，牢記我把母親的東西埋在了我們和父親一起去烤香腸的那片草地，它就在哈弗爾河旁邊——現在我見到了你，我兌現了我的承諾。我要去見母親了。”
羅姆早已泣不成聲，他永遠無法兌現當年對妻子許下的承諾了——誰會想到，這一走，就是永別。
那以後，羅姆還是住在那個教堂看門人的小房間裡，房間的牆壁裡貼滿了三十七張照片，那是他妻子等待的三十七年。照片上，他的妻子表情平靜、臉上透著希望的喜悅，看不出一點悲傷。那時拍照是一件莊重的事情——她在幾周前就做好準備。
有一次，Peter同我說勸勸羅姆，讓他感覺到上帝的愛，讓他慢慢淡忘他已故的母親。“己故的親友，我們都會在天堂重逢。”Peter說。
後來，我也曾約羅姆一起去看3D電影、去遊樂場、去看精美繁複的現代藝術品、去安大略湖邊、去藍山。他總是拒絕。
他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愛好了，連圖書館也很少去。有幾次去他的小屋找他時，我意外地聽到他向上帝禱告，祈求自己早點離開這個世界。他漸漸不再響應我的邀請，不想再與我來往。他說他不希望他走的那天我會很難過。
一天夜裡，我的公寓門鈴忽然響起，羅姆站在門口，我看見他一臉激動、藍色的眼睛重新發出亮光。
“我要去你們學校物理系實驗室工作！你能幫我嗎？”
我有點懵，但是點點頭。
之後，他每天都和我一起去學校，他在我博導的實驗室裡當助手，他很快學會了寫程序分析數據——但是，之後一直是在幫人寫程序。我的同門吉姆暗地裡說，他就是老闆雇來的程序員，有些瘋癲的想法……
三、
接連喝了幾杯酒後，羅姆有些醉意地說：“我和老闆吵了一架，他把我炒了……那天夜裡我那麼興奮，是因為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這個時代的科學家還不知道高溫超導怎麼實現……得懂相對論裡的同時性原理……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老闆問我在哪裡讀的博士？！發表過什麼論文？！”
我苦笑著說：“這個時代要在科學圈裡混，沒有一個博士學位，沒有一篇論文，恐怕不行。”
他瞪大眼睛看著我，說：“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小職員也不行！？”
“恐怕你需要投靠某個科學圈裡的大佬，只是，他可能會把你的成果據為已有，署他的名。”
“這沒關係，”羅姆笑著說，“我的名字早已沉沒在北冰洋了。我只希望他們能夠早點知道……我去了好幾個不同的實驗室工作，和教授、研究生甚至大學生爭論，但是沒有人相信我這個沒有國籍、持難民身份的流浪漢……”
我說：“這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學，如果這裡沒有人能理解你的理論，其它地方希望恐怕也不大……”
“你之前還說我不可能被錄取研究生，這是什麼？”他拿出波斯頓大學的錄取通知。
“讀博是漫長的煎熬，畢業後的生活也不會容易。”
他笑了笑，說：“對我來說，再沒有比追隨自己的信仰更容易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去送羅姆。他身上只有從中國城買的一個背包，在湖心島的水上飛機場告別時，他擁抱我，輕聲說：“那個懷錶的電池是我1900年在實驗室裡用超導材料做的。裡面的電可以葆有一百年，就像我的心跳。”
冬天的風很大，安大略湖像無暇的寶玉，羅姆向深藍色的湖面眺望，臉龐瘦削、眼眶深陷、目光深沉又專注……
胡草漫
——2014年11月始作於多倫多
——2017年6月複修於杭州
前言：
一個超時代的科學家沉入北冰洋、100年後複出。原本想的題目是“生死等待”，想說明一個人總是屬�自己的時代；後來又起名“沉沒的先知”，突出科學發展、理論更新的偶然性；最後定題“永葆活力”，意指科學家堅定的信仰、永久的動力。
一、
“Be careful of Germs!（當心細菌/德國人）！”吉姆大聲說。
羅姆放下手中的牌，不再和我“交易”（卡旦島桌遊裡常見的玩法），輕聲說：“我不玩了。”
“你這笑話是不是有些……種族主義？”我微笑著問吉姆。
“怎麼可能？多倫多有一百五十一個種族，卻只有一百五十種種族歧視，”吉姆咧嘴笑著說，“因為德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羅姆起身離開，回到我的座位上繼續幫我檢查程序——那個程序我檢查了一周，到現在還沒有發現bug，只好找羅姆幫忙。
吉姆聳聳肓，起身離開。我獨自一人收拾殘局——以往都是羅姆收拾棋盤，看來這次他是真的不開心。
在多倫多你千萬不要拿種族和人開玩笑，但是德國人除外，他們會默默承受——除了羅姆，他說他沒有經歷那段歷史。
晚上12點鐘一起離開實驗室後，我請他在King地鐵站旁邊的酒店喝一杯——明天一大早他就要離開。
出地鐵站時我們看到路邊一個流浪漢躺在路旁下水道的氣窗上，被騰騰的白霧包圍，下水道兩邊是未化的積雪，像小小的連綿的雪山。他旁邊的那些大廈兀自昂著頭，TD銀行總部大樓的綠色燈箱在夜空裡格外刺眼。
羅姆將印有維多利亞女皇頭像的硬幣丟到流浪漢身邊的紙杯裡。流浪漢說了聲謝謝。
羅姆微笑著說：“不客氣。”
我們點了兩杯德國啤酒在靠窗的座位坐下。
“不知道為什麼，北美城市裡都有很多流浪漢……”我望著窗外。
“中國沒有嗎？”羅姆問，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在昏黃的燈光下似乎能發光。
“你好，我的名字是Jeniffer!我常看到你們來這，你們也是在這附近住嗎？” 一個金髮美女上來搭訕。
“我在中國城住。”我禮貌地回答，知道她的目標不是我。
“我也是，” 羅姆沒有正眼看她，“對不起，我們在聊私事。”——羅姆站在地鐵、電車上時，總能吸引很多女士的目光，但當有人上前搭訕時，他總是很有禮貌地微笑，然後抿緊嘴，轉頭望向窗外。
她走後，羅姆說：“這世界變了，女人不再矜持。”
我笑了笑，回答他之前的問題：“小時候還能在家鄉看到流浪漢，後來就一個都不見了——你看上去對流浪漢很關心……”
“我以前也是流浪漢……靠下水道氣窗那一點溫暖和路人的施捨活了下來……直到我遇見Peter。那天，我餓壞了。我看到他在佈道就走了過去，站在人群後面，那時他想用希伯來文背一句經文但記不起來。於是我在後面幫他說：‘我們吃喝快樂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哥林多前書15：32)！’後來，我就到Knox教堂當看門人。”
我望了一眼窗外飄起的雪花，說：“生命太短，宇宙太大。有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讀博。我成不了科學家的，我就是給實驗室打工的，就像一片雪花一樣不會留下什麼，沒有人會記得……”
“你不愛物理學嗎？”
我想了想，說：“喜歡物理學和做物理研究是兩回事，就像喜歡花朵的女人不一定喜歡種花一樣。”
“這和種花還不一樣吧，上帝早已經種好了花，我們就在花的上面，你不想再把這朵花看得更清楚些嗎？”
“可是，你看看我們現在給老闆幹的活！燒爐子（測試材料的物理屬性）、寫代碼……我們就是給他打雜的！最後論文成果全歸他（合作論文作者中只要有某權威人士的署名，研究領域內就認為他是PI/主要研究者）！他拿著科研經費全世界到處旅遊、開會！當大明星！”
“在我那個年代，科研工作比現在辛苦得多……”羅姆茫然地望著窗外，“我們是在一戰前去北冰洋考察磁極的漂移，誰都清楚這有多危險。羅盤失靈，我們撞上了冰山，只有我活了下來，也許是因為當時的電磁感應，我被封凍在冰裡，沒有死去，直到一百年後被加拿大科考船撈上來……”他翻出一張2009年的舊報紙，指了指上面的一則頭條報道，然後又補充道：“我們那時還沒有‘加拿大’這個國家。”
“後來呢？”那則新聞報道我讀過，但還是不相信羅姆就是那個倖存者。
“他們帶我到一個實驗室，在我身上插上各種各樣的管子，抽血、化驗、放射，許許多多我完全不知名的儀器……後來，我和一個女研究員有了故事，她幫我逃了出來。”他對著窗外微微一笑，旋即又露出憂鬱。
二、往昔
我第一次在Knox教堂注意到羅姆，是因為他總是鬱鬱寡歡，站在喜氣洋洋、做禮拜的人後面，遠遠地望著耶穌的畫像。
多大圖書館就在Knox 教堂對面。他懇求我帶他去圖書館。他讀愛因斯坦、費曼、泡利的書和論文。他常常咬著手指喃喃自語：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他說：“我也想出了相對論，只是沒有公開發表。我只是驚訝：他們會被一個專利局的小職員說服。那時，他們相信以太——就像相信空氣的存在一樣堅定。”
後來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裡意外地碰見羅姆，他在角落的一個小桌子邊默默抽泣。我走上去，發現桌上放著一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史書。
他看見我，立即擦乾眼淚，抬頭對我說：“我想回去，柏林，那裡有我的妻兒。”
那時他已經攢了半年的錢。我借給他一千刀，他再三感謝，說一定會如數奉還，並且按照國際通行的利率付給我利息。我說不用付利息，什麼時候還都可以。他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這麼慷慨的中國人。我說中國早已不是19世紀那個樣子，中國是G2了。
他眨了眨眼，微笑著說：“我不知道什麼是G2，但我早知道，中國有一天會重新站起來。”然後他微微皺眉，說：“我的柏林已經回不去了。”
去之前，他做了許多研究，找了幾本不同出版社的地圖冊，做了許多標記。我幫他在網上也搜索了許多圖紙。他的學習能力很強，沒幾個月就學會了谷哥學術下載論文。
我獨自一人送他去的機場。我把他當朋友，但常常懷疑他不是十九世紀生人。望著消失在雲端的飛機時，我突然感覺自己被人騙了——我真是一個傻子，居然借錢給他！
我後悔、懊惱至極，一個人回到空蕩蕩的學生公寓裡，想著自己以後再也不會見到羅姆這個騙子，然後感覺更加孤獨。
羅姆是那年聖誕節前五天去的德國。學生公寓裡的租客們都回家鄉過聖誕節了。我一個人在屋裡看書。
羅姆留給我一個金色的懷錶，很老舊的款式。我無聊時打開懷錶，忽然一束光從中射出來，光柱裡我看見立體投影的地球在半空中自轉。我嚇了一跳，趕緊把懷錶合上，藏了起來。然後我往窗外望去：空蕩蕩的街道上沒有人，大家都回家鄉過聖誕了。我再一次打開懷錶，小心翼翼地，這一次，沒有一點光，只看見普普通通的時針、分針。
他走後半年的一個早上，我站在古老的教堂前面望著尖頂上的白雪，心想：多少個年頭從她身上溜過，一直等待著的，是誰？是什麼？
這時，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忽然走過來，說出我的名字，伸出枯瘦的手要和我握手，我伸出手，感覺握在手心的是一陣冰涼。
他說他是羅姆。我愣了一會兒，過了很久才想起羅姆。我盯著眼前這個人深藍色的眼睛，不敢相信他的話，直到他掏出一千一百塊加幣，對我說：“去年你借我一千刀去柏林。現在還你，加利息。”
在我公寓的沙發上坐下時，我才漸漸從他臉部輪廓看出羅姆過去的模樣。我感覺有些恐怖，人竟然會老得這麼快。
他同我講了在柏林的經歷。他去了很多地方，走訪了很多檔案館、民事局，然後終於在一家醫院裡找到他的兒子卡特。那時，臨終的卡特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憑著羅姆的婚戒，卡特認出了他的父親。當年邁老朽的卡特掏出母親留下的婚戒，放到年輕俊郎的父親手裡時，分別了一個世紀的兩枚戒指終於重逢。
卡特說：“那時柏林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母親一直在一個工廠裡做工，冬天的時候拿鏟子、用手把煤撿到爐子裡，她的手早已經不成人形，所以這最後幾張照片上，她都戴著結婚時的長手套。
很多人都逃走了、逃不出去的許多也自殺了。她說你一定會回來，她說她一直能感覺到你還活著。她說我們要留在這裡等你回來。
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在戰爭結束前三個月，那時我們已經能聽到蘇聯坦克的炮聲。我們在不同的廠裡上班，平時沒有多少時間說話——唉！我為什麼不和她多說說話？我也沒有想到會是最後一面，我一直怨母親，為什麼要留在柏林，我想她的神志早已不太正常。我一直以為父親早已不在人世。”
卡特說到“父親”這個詞時總是避開羅姆的目光，他始終無法把眼前的人當作父親。
“在我心裡，他早已死了。我一直恨他，恨他拋下我們去北極，他只想著自己的科研。但是母親說他是她遇到的最好的人。那天她好像預感到什麼，吃完早飯去廠裡之前把她的所有照片和日誌都拿給我看，要我一定交給父親。要我一定活下去，等他回來……
後來我被俄國人抓去做苦力，像畜牲一樣活著，牛馬都還睡在棚裡，而我們卻睡在糞坑裡。許多人都自殺了。我沒有。我一直記得我把這些照片和日誌埋在哪裡。許多次，我覺得我會被他們打成傻子，我怕忘記我對母親的承諾。但我一直牢記，牢記我把母親的東西埋在了我們和父親一起去烤香腸的那片草地，它就在哈弗爾河旁邊——現在我見到了你，我兌現了我的承諾。我要去見母親了。”
羅姆早已泣不成聲，他永遠無法兌現當年對妻子許下的承諾了——誰會想到，這一走，就是永別。
那以後，羅姆還是住在那個教堂看門人的小房間裡，房間的牆壁裡貼滿了三十七張照片，那是他妻子等待的三十七年。照片上，他的妻子表情平靜、臉上透著希望的喜悅，看不出一點悲傷。那時拍照是一件莊重的事情——她在幾周前就做好準備。
有一次，Peter同我說勸勸羅姆，讓他感覺到上帝的愛，讓他慢慢淡忘他已故的母親。“己故的親友，我們都會在天堂重逢。”Peter說。
後來，我也曾約羅姆一起去看3D電影、去遊樂場、去看精美繁複的現代藝術品、去安大略湖邊、去藍山。他總是拒絕。
他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愛好了，連圖書館也很少去。有幾次去他的小屋找他時，我意外地聽到他向上帝禱告，祈求自己早點離開這個世界。他漸漸不再響應我的邀請，不想再與我來往。他說他不希望他走的那天我會很難過。
一天夜裡，我的公寓門鈴忽然響起，羅姆站在門口，我看見他一臉激動、藍色的眼睛重新發出亮光。
“我要去你們學校物理系實驗室工作！你能幫我嗎？”
我有點懵，但是點點頭。
之後，他每天都和我一起去學校，他在我博導的實驗室裡當助手，他很快學會了寫程序分析數據——但是，之後一直是在幫人寫程序。我的同門吉姆暗地裡說，他就是老闆雇來的程序員，有些瘋癲的想法……
三、
接連喝了幾杯酒後，羅姆有些醉意地說：“我和老闆吵了一架，他把我炒了……那天夜裡我那麼興奮，是因為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這個時代的科學家還不知道高溫超導怎麼實現……得懂相對論裡的同時性原理……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老闆問我在哪裡讀的博士？！發表過什麼論文？！”
我苦笑著說：“這個時代要在科學圈裡混，沒有一個博士學位，沒有一篇論文，恐怕不行。”
他瞪大眼睛看著我，說：“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小職員也不行！？”
“恐怕你需要投靠某個科學圈裡的大佬，只是，他可能會把你的成果據為已有，署他的名。”
“這沒關係，”羅姆笑著說，“我的名字早已沉沒在北冰洋了。我只希望他們能夠早點知道……我去了好幾個不同的實驗室工作，和教授、研究生甚至大學生爭論，但是沒有人相信我這個沒有國籍、持難民身份的流浪漢……”
我說：“這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學，如果這裡沒有人能理解你的理論，其它地方希望恐怕也不大……”
“你之前還說我不可能被錄取研究生，這是什麼？”他拿出波斯頓大學的錄取通知。
“讀博是漫長的煎熬，畢業後的生活也不會容易。”
他笑了笑，說：“對我來說，再沒有比追隨自己的信仰更容易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去送羅姆。他身上只有從中國城買的一個背包，在湖心島的水上飛機場告別時，他擁抱我，輕聲說：“那個懷錶的電池是我1900年在實驗室裡用超導材料做的。裡面的電可以葆有一百年，就像我的心跳。”
冬天的風很大，安大略湖像無暇的寶玉，羅姆向深藍色的湖面眺望，臉龐瘦削、眼眶深陷、目光深沉又專注……
胡草漫
——2014年11月始作於多倫多
——2017年6月複修於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