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 1月 05, 2019 11:03 am
[作者小語]
前兩個月病的死去活來，近日稍癒，開始重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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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第116章 有圖未必有真相
當謝子言知道梅艷芳竟成了木村由伸和藤原美智子的乾女兒時，他覺得這個世界已經亂了。如果梅家的境遇因此得到改善，覃美金不用組粵劇團維生，梅艷芳可以正常地去上學，那梅艷芳還會因為從小在粵劇團長大而對唱歌有興趣嗎？她還會因家境貧困而早早踏入歌壇賺錢嗎？如果不會，那這個世界就要少了一個天后了……
謝子言很清楚鐵定是因為他亂搧翅膀產生的蝴蝶效應，才使現在五歲的梅艷芳有了一對超有錢的乾爹乾媽；而且這對乾爹乾媽還不是港台演藝圈常見的那種要乾女兒乾兒子陪睡的乾爹乾媽，而是真正會出錢出力拉拔梅家姊妹的長輩。或許這個變化對梅艷芳個人是好的；可是，謝子言可不太喜歡聽不到梅艷芳歌聲的世界……
最後謝子言還是答應去當花童──前提是謝家長輩會去日本參加木村由伸的婚禮。沒辦法，謝子言太想認識他前世的偶像了。只要一想到能和五歲的梅艷芳合照，謝子言就覺得賺到了。
當然，木村由伸來看謝子言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為了找花童。他其實是想弄清楚，謝子言何以會認定五月時巴黎會發生大動亂。雖然前兩日木村由伸在巴黎和法國老花花公子開會時表現的十分篤定，但其實他心裡還是七上八下，心虛得很。那個被沒品味的田島京命名為「高盧烤雞」的計畫，可是投入了木村由伸職權內能調動的絕大多數流動資金和馬吉梅爾家族三分之一的財力。這要是賭對了，香港新世界集團與法國馬吉梅爾家族就將躍居歐洲數一數二的非國家經濟力量；可是若賭輸了，那雖不至於會全盤崩潰，卻也必定是元氣大傷。
而木村由伸本來也不想問謝子言此事的，他來台灣的目的除了向謝文堂述職外，就是要問田島京此事。可是，田島京雖是木村由伸的死黨，在此事上卻極有分寸，除非得到細川龍馬和細川國彥的同意，他是不可能告訴木村由伸謝子言做了一個預知夢，還寫了一份準確率高到嚇死人的未來事件簿。
謝子言也不會笨到到處張揚自己的「預知能力」，不過他還是有辦法應付木村由伸的。既然木村由伸有疑問，謝子言就秀了一下什麼叫政治分析。他從戰後嬰兒潮世代與戰前世代的思想及利益矛盾，講到越戰與文化大革命對工業國家年輕世代的影響，再從去年德國左派學生與政府的暴力衝突以及今年一月日本全學聯發動的全國反戰大抗議，推論出歐洲學生運動將走向暴力革命，且會在四五月時大爆發。至於為何是法國，那是因為法國一直是西歐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學生受文化大革命影響比他國青年深，又有勢力強大動不動就搞大罷工的工會與不願妥協的當權者。
等謝子言好不容易講完後，木村由伸沉思了許久，才又問道：「為何不是美國或德國？」
木村由伸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畢竟美國是越戰的當事國，反越戰又已經成為美國青年學生的時尚，甚至已經形成影響今年大選的力量。而在東西陣營對峙前線的西德，因美國對抗中東歐共產集團的考量，在戰後不僅讓許多曾為納粹服務者繼續在政府中任職，還建立了一個由左右溫和政黨聯合執政的大聯合政府，這使得許多深受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不滿。這些青年學生秉持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權威的精神，對西德缺乏有力制衡機制的政治經濟體制不斷提出挑戰，進而發展出許多激進學生運動團體。這些學生團體彼此間雖有矛盾，卻都以反戰反權威為共同訴求。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德國學生在柏林德意志歌劇院進行反對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訪問德國的示威活動時，一名二十七歲的學生本諾．歐內索格遭便衣警察開槍射殺，頓時引起輿論大譁，各學生運動團體開始積極串聯運釀發動大規模抗議示威，以致於這半年多來西德的社會氛圍日趨緊張。
然而，謝子言做了個快昏倒的樣子回應木村由伸的疑問，然後很無力地說：「唉，木村叔叔，我發現你的政治敏感度太低，你以後最好離搞政治的人遠一點，不然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剛剛都說現在的學生運動肇因於世代間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了，你想想，以現在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政黨政治，是哪一國最無法透過體制解決這些問題？」
木村由伸一愣，還無法從謝子言講的這些專業名詞中理出頭緒，一直在思索的田島京已經說出答案：「照這樣說，法國確實是該有大麻煩了……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這場災難會蔓延到多大多久？」
說完他見木村由伸臉上仍是疑惑，就耐心解釋說：「阿言的意思是，造成法國學生反對運動的真正原因不是反戰而是就業困難與所得太低，如果是這問題，那有同樣怨懟的就不只是青年學生，還包括了社會中有同樣困境的群體。偏偏現在法國的政治體制使這些群體無法透過體制內管道解決困境，社會已經像個火藥桶，相對上最激進的學生就是雷管……」
社會是無數團體組成的複合體，每個團體都有自己著重的利益，因而社會中隨時隨地都在進行利益的衝突、交換與妥協。社會越複雜，沿著各種議題分裂的團體就越多，團體間
產生利益衝突的機率遠高於結構簡單的古代社會。為協調各團體間的利益衝突使社會趨於相對穩定，相應的協調各團體間利益衝突的機制就越複雜。
現代社會中利益分配不均而來的團體間衝突是種常態，但衝突卻未必會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要從小衝突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就必須導致衝突的議題攸關到許多人的利益，而且還要有能撼動人心的導火線事件，以及一個有一定組織動員能力的團體。
大規模示威抗議不一定會出現暴力衝突，要出現暴力衝突，必須抗議者或被抗議者當中有一方使用暴力手段。而暴力衝突也不一定會上升為暴力革命，只有當協調政治與經濟利益衝突的機制完全失靈，革命才會成為群眾不得不選擇的手段。
二戰之後，美國藉歐洲復興計畫相當程度地掌控了歐洲各國的資源與市場，又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與英國聯手掌控了世界貨幣體系。美國的國內市場本就龐大，這時又有歐洲市場的龐大需求，就帶動了戰後美國製造業的迅速發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戰後美國掌控了最先進的科技，強大的科技與技術創新能力使新產業不斷出現，這又擴張了就業機會。因此，在戰後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不存在失業問題，卻有勞動力不足問題。就算是一九六〇年代傳統產業因生產成本漸高不得不移往他國時，美國整體的就業機會也並未減少，甚至還在增加。
美國是私有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在美國的企業裡，職位與薪資高低主要決定於個人能力及對企業獲利的貢獻度。一個有能力的年輕人很容易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世代間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生的矛盾很小，因缺乏向上流動的管道而有的階級矛盾也很小。基本上，現在的美國因經濟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動亂的機率低到可以忽視不計。現在美國社會主要的矛盾，還是來自於膚色種族與對越戰的態度，而非經濟階級。
膚色種族的矛盾一直是美國社會分裂的主因，雖說十九世紀中內戰後法律已不允許蓄奴，但種族衝突至今未解。不過，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與越戰都需要大量青壯人力，急速發展的農工業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使得人數眾多的黑人越來越受到政治與經濟菁英的重視。事實上，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政治與經濟菁英體會到黑人的價值，國會逐漸傾向提高黑人地位以誘使黑人心甘情願為美國及資本家賣命，這才迫使原本支持種族隔離的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忽然轉向反對種族隔離。在聯邦政府已經開始朝廢除種族隔離的大方向前進下，馬丁．路德．金恩提倡的以和平示威與立法保障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才能受到大多數黑人的支持。而就在去年，具有指標意義的《公平住宅法案》已被送進國會，雖說支持種族隔離者全力反撲，但現在看來最後法案應仍可驚險過關。
以和平示威手段達到爭取黑人權利的目的既然是可期的，那黑人就沒有用暴力手段爭取民權的必要，更沒有透過與其他暴力群體合作的需求。
美國學生反戰運動的興起，原因是美國多數媒體的描述中，南越是個獨裁及落後的國家，這讓多數美國人對南越沒好感。而雖然美國政府一直宣稱駐越美軍頻打勝戰，卻又不斷增派軍隊去越南戰場，且參戰美軍的高傷亡率把許多美國人嚇壞了。對出生與成長在和平環境中的美國年輕人來說，被徵召去越南參戰無異於赴死，他們不願意去一個遙遠的陌生國家，冒著生命危險為一個獨裁政權打一場不正義的戰爭。
不過，由於這時代能就讀大學的黑人很少，發源於大學校園的美國反戰學生運動也極少有黑人參與。更有甚者的是，為了凸顯黑人的價值以爭取到更多利益，目前在黑人群體中支持政府參加越戰成了主流，這使得反戰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幾乎沒有合作的空間。
美國反戰學生運動不只是得不到人數眾多的黑人群體支持，也得不到美國社會中最有動員力與破壞力的藍領工人工會支持。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現在美國的大學教育雖已較他國普遍，但大學生仍屬社會菁英，是社會中上階層的預備隊伍。在經濟利益分配上他們先天上和藍領工人就處於敵對地位，這讓兩個群體很難合作。
美國的工會很強大，但由於美國藍領工人的工會曾被黑勢力與共產勢力掌控，在司法部強力掃黑與抓捕反政府的左派人物後，此時的美國工會很排斥與反政府團體接觸。加上反戰學生並不關心工人的利益，使工人難以認同反戰學生。沒有工會的支持，反戰運動很難擴及到社會中下階層，就算有反戰學生團體想以癱瘓經濟運作來達到運動目的，也必然會失敗。
得不到工會支持，又難與黑人民權運動合流，使得美國學生反戰運動只能被侷限在青年學生這個群體內。而美國多元化的政治體制，又提供了許多透過影響民選公職而改變政府政策的可能性。於是，沒有其他社會群體支持的反戰學生無須以暴力革命來達到目的，只要能對大選產生關鍵性影響力，仍是也可能達到目的的。正因如此，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選中，反戰的學生會不遺餘力地出錢出力支持以退出越戰為主要訴求的候選人民主黨參議員尤金．麥卡錫。
美國反戰學生的訴求是很單一的，雖然這時許多美國年輕人已經進一步反思美國的現狀，但他們反抗的是美國中產階級標榜的愛國主義，而非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下財富分配模式產生的問題。所以許多美國反戰青年會成為嬉皮，卻不太關心社會中下階層的處境，更不會發展成以暴力革命手段來達成讓美國退出越戰的目的。事實上，反戰學生的主流做法是和黑人民權運動一樣的，也就是透過大規模的和平示威，迫使政府退出越戰。而反戰學生做的比黑人多的地方，是在大選中支持反戰的候選人。在反戰已成多數年輕人──特別是中上階層預備隊伍的白人年輕學生──的時尚潮流下，透過選舉影響政府決策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這使得美國反戰學生運動不可能走上暴力革命的路徑。
美國年輕人反戰是為了不想上戰場，歐洲年輕人反戰的原因卻是複雜多了。由於是一二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又身處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集團對抗的前線，歐洲確實有許多人鼓吹反戰。但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年輕人中，主要影響年輕人思維的卻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因經濟利益分配而來的世代矛盾。
歐洲是左右思想衝突的發源地，左派思想在歐洲各國頗為興盛。二戰後部分歐洲國家為降低社會衝突而採取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屬於溫和左派的社會主義。不過，支持社會主義與支持共產主義是兩回事，由於東德興建柏林圍牆與一九五八年蘇聯血腥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西歐人民普遍對中東歐共產集團抱持疑懼與不滿。但相對之下，歐洲人對遙遠東方中國的共產主義卻少有惡感。這是因為國民黨給歐洲人的普遍印象是獨裁、愚昧落後與不人道，因此歐洲人普遍不認為國共內戰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而認為這是一場受壓迫的平民為推翻獨裁者發動的革命。
在中共有力的宣傳下，許多歐洲人認為毛澤東是個學識豐富又睿智的英明領導人，相信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是個廉能愛民的政黨。於是，許多歐洲人也相信，文化大革命是場意圖消滅中國既存愚昧落後的舊文化以創建進步新文化的偉大改革。如此一來，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歐洲那些左派理想青年崇拜與模仿的對象。這種情況又以法國為明顯，事實上，自一九六六年化大革命後，《毛語錄》就成了法國左派學生的時尚讀物。
而法國青年學生之所以嚮往文化大革命，實有其經濟與社會因素。戰後法國為彌補戰時損失的大量青壯人口，除大量接納來自殖民地與中東歐國家的移民外，也採取各種手段鼓勵生育。然而，當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戰後出生者開始要踏入職場時，卻發現他們的就業機會遠比父母年輕時的就業機會來得少；就算幸運找到了工作，又會發現因為中階職位已被中年人佔滿，往上升遷極為困難。更糟糕的是，青年人意識到他們極有可能長期失業或只能長期屈就薪水不高的低階職位時，卻又發現他們微薄的薪水難以因應不斷上漲的物價。
諷刺的是，法國持續上漲的物價卻是肇因於經濟的急速復甦與發展。戰後法國以戰勝國之姿與美英一起劫掠瓜分了德國的工業設備、礦產、糧食及金銀珠寶，又強迫數十萬德國青壯年充當重建法國的免費勞力，同時對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進行高度干預。因此，雖然在一九五八年之前法國政治一直陷於混亂不穩中，但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八年，法國整體經濟卻是處於急速成長的光輝年代。經濟迅速成長，國民所得迅速增加，這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而使物價上漲。對分配到大多數經濟成長紅利的社會中上階層來說，物價上漲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相反地，由於社會中上階層消費力的強勁上揚，曾經因戰爭而一度萎縮沒落的時尚業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全面復甦，巴黎也重返世界奢侈品之都的地位。但對失業青年與收入微薄的低階職位者來說，不斷上漲的物價卻是種災難。
其實物價上漲的情況是此時歐洲非共產國家的共同情況，但因各國具體環境仍有差異，多數國家的青年對此的反彈情緒遠不如法國。像北歐因實施高稅高社會福利制度，社會財富重分配做的極好，青年人的相對剝奪感不高。英國自一九四九年即建立公醫制度，大幅降低了中下階層醫療所需費用，且這時代英國的大學很少，高中畢業生就業率高，踏入職場後又受到政治勢力不小的工黨與工會保護，物價上漲雖快，工資上漲的卻也不慢。
其他多數歐洲國家的情況也類似於英國有強大的工會，且多數國家憲政體制為內閣制，工黨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在國會擁有相當席次，每每能透過選舉影響政策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西德與奧地利則因實施由政府協調資本家與受雇者利益的統合主義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政黨的力量又一直很大，因此物價上漲雖快，工資卻也能跟得上。
然而，法國雖然也有力量龐大的工會，但因憲政體制為雙首長制，行政權相對集中於總統手裡，自一九五八年起有一直是由右派政治強人戴高樂擔任總理，政策上偏向社會中上階層，以致於物價上漲幅度遠高於薪資上漲幅度。法國本就是近代革命思想的發源地，青年人意識到透過民主選舉難以趕變自身處境時，自然傾向接受文化大革命那種摧毀舊制度重建新體制的想法。
更糟糕的是，由於法國工人也有濃厚的革命傳統，只要激進學生一發動暴力革命，工人階層就極有可能做出一定程度的應和，以迫使政府讓步答應提升工人的薪資福利。一旦工人與學生合流，那學生發動的暴力抗爭將很快擴大成全國性的罷工罷課，甚至對全國工廠設備與其他不動產進行毀壞。而法國向來是歐錄的革命之源，只要法國發生大規模的動亂，鄰近的西德與荷比盧就會立即被捲入，也跟著發生類似的動亂……
田島京能做出上述的分析，一小半是因為他確實花了許多心力去研究當前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但一大半卻是他從謝子言的未來事件簿上的記載反推而來的。所以他無法分析為何大動亂會發生在五月初，於是他很聰明地將問題轉換到這場動亂會持續多久上。
而現在的謝子言也無法仔細分析出為何五月十日是「D-Day」，幾件導致巴黎五月風暴的關鍵性事件尚未發生，要是現在真能精確說出為何那天會出事，那就是見鬼了。所以他也有意識地跳過這個問題不論，直接回答田島京最後提的那個問題。
「田島叔叔，我去圖書館找過資料，也問過馬克斯和北川阿姨那隻金毛哈巴狗，他們都說……」
田島京聞言莞爾一笑，他知道謝子言口中的金毛哈巴狗指的是北川雅美的新婚老公讓．馬可．伊莫。謝子言這麼說是很失禮的，但田島京想到那個法國佬為了追求長相實在普通的北川雅美，成日就圍著北川雅美拼命討好的樣子，確實像隻搖尾乞憐的哈巴狗，所以他也只是搖了搖頭就裝作沒聽到謝子言對某個法國佬的形容。
田島京關心的是法國的風暴會不會演變成長期動亂，而謝子言的答案很明確──最多一個月動亂就會逐漸平息。
歷史上的一九六八年堪稱反戰學運之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左派學生組織全學聯為阻止當時停泊於日本的美國航母企業號前往越南，組織了一場四點七萬人參加的示威抗議。若加上在日本各地同步進行反戰示威的學生，日本學生以一場十幾萬人參與的示威，揭開了一九六八年全球反戰學生運動的序幕。
十幾天後，越共發動了影響越戰進程至巨的春節攻勢。越共不但攻佔了位於南北越界線的順化，還在那裡進行了一場無差別的屠城。同時，越共軍隊從地道潛入南越腹地，不僅發動了對西貢美國駐越大使館的突擊，越共游擊隊也對南越軍警的家屬進行屠殺，以瓦解美國與南越抵抗越共侵略的意志。最後，越共的戰術與戰略目的都達成了，而這還得歸功於美國人的幫忙。
基於對越南人生命的輕忽、對南越軍警的鄙夷不信以及維護美軍威信，駐越美軍在反攻順化成功後，並未對越共進行大屠殺一事多加宣傳，而只是著墨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神勇及暗示南越軍隊的無能。至於越共潛入南越腹心一事，駐越美軍更是意圖將輿論關注焦點導引到南越軍隊的無能上。在此情況下，就出現了一張改變越戰進程的關鍵性照片。
照片的主角是南越國家警察總監阮玉鸞與一名叫阮文斂的被俘越共游擊隊。由於潛入西貢的越共游擊隊攻擊殺戮軍警家屬，當阮文斂被押解到因自己與眾多部屬的家人被殺而傷心憤怒的阮玉鸞面前時，阮玉鸞二話不說就舉槍射殺了阮文斂。
雖然當時阮文斂穿的就像個一般平民，但他確實是剛屠殺了許多平民的越共游擊隊。而因越共的攻擊，這時西貢已宣布戒嚴，政府更下令對突入西貢的越共格殺無論。就此而言，阮玉鸞當街槍殺阮文斂雖有些殘忍，卻也不能說有錯。只是，阮玉鸞萬萬沒想到的是，在美軍保護下上街頭採訪的美聯社攝影記者艾迪．亞當斯卻把這一幕拍了下來。沒多久這張照片就出現在《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上，成了反戰者指控南越政權的最好工具。
艾迪．亞當斯之所以能拍到這張照片，除了是運氣好之外，也是因為當時他身邊有美軍保護。那時美軍之所以未阻止艾迪．亞當斯拍照，還放任他將照片傳回美國，未嘗沒有看南越政府笑話的意思。而雖然艾迪．亞當斯在傳回照片時有加了一段文字說明，指出阮文斂是屠殺無辜平民的游擊隊，但同情越共的《紐約時報》編輯卻把文字說明去掉了。於是，美國人在這張照片上看到的，就只是一個南越將軍在街頭槍殺一個平民。
有圖未必有真相，當美國人民從這張照片上推論出一個與事實差距甚遠的「真相」時，反戰的聲浪立即大漲。奇怪的是，這時詹森政府竟似是想看南越政府的笑話，未曾對事實加以說明。於是，再等到三月十六日發生駐越美軍屠殺美萊村平民事件後，反戰訴求立即高漲到讓正忙於初選的兩黨候選人不敢忽視。不僅民主黨詹森總統被迫宣佈放棄尋求連任，過去一貫主戰的共和黨尼克森也開始改變立場，重用主張聯中制俄以退出越戰的季辛吉為主要幕僚。
而這張照片與美萊村屠殺在歐洲引起的震撼，也是無與倫比的。首先就是三月二十二日，一百多名反戰學生佔據了巴黎梅泰爾文學院（即巴黎第十大學）校舍，梅泰爾文學院被迫暫時關閉。抗議學生的訴求除反對不正義的越戰外，還針對法國大學生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困境。而戴高樂政府對學生的抗議一貫是不理睬的，於是學生佔據校園的行動立即蔓延到巴黎其他大學，還有向全國各地與鄰國擴散的趨勢，其中又以有美軍海外基地的西德、義大利為明顯。當此之際，美國為確保海外軍事基地，向所在國施壓要求取締反戰學生，遂又加深了反戰學生的怒火，使學運的情勢越來越嚴重。
到四月二日，西德左派激進派學生為抗議資本家支持越戰，縱火焚燒法蘭克福兩間百貨公司，西德聯邦警察開始抓捕激進學生。西德的風波很快影響到法國，為避免學運激進化，戴高樂政府在五月三日派警察進校園驅趕反戰學生與抓捕學運領袖，並暫時關閉大學校園。孰知這一來反引起學生激憤，五月六日起巴黎與法國各城市陸續出現大規模遊行示威。政治與軍事強人戴高樂總統的反應是下令鎮壓，終導致五月十日八十萬示威者與警察在巴黎街頭大混戰。是夜巴黎街頭處處街壘，處處可見軍警與示威者打成一團，整個巴黎有如戰場。
風暴在工會加入後迅速擴散，超大規模的罷課罷工使法國陷於癱瘓。震波又迅速傳及西歐各國，而戴高樂總統更被迫離開巴黎，「轉進」到能得到軍隊庇護的德法邊境北約軍事基地。出身商界向來身段柔軟的龐畢度總理則中止國外訪問行程，匆匆返國與各界協商收拾殘局。
巴黎五用風暴的擴大，除與戴高樂的性格有關外，美國的態度也脫不了關係。過去十年來戴高樂高唱重現法蘭西的榮光，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事事與美國爭鋒，將原存放於美國的法國國庫黃金運回國還以美元大買黃金一事更是徹底惹惱美國。所以美國一直有意激化法國學運來重傷法國經濟，逼戴高樂向美國就範。只是，美國政府也沒想到法國學運會演變成暴力革命，還成了危及西歐各國政權穩定的超級風暴。所以在龐畢度返回巴黎後，美國一方面支持龐畢度與工會展開談判，另一方面也透過北約表達支持戴高樂之意。在除了激進派學生外法國各界都有意盡快回復常軌下，風暴才在五月底後逐漸平息。
然而，風暴雖息，餘波卻仍蕩漾。最直接而明顯的是法國與西歐各國經濟的重創。由於示威者與警察在城市混戰不休，單單是法國各城市的公私財產直接損失超過兩億法朗（約四千七百二十萬美元），罷工引起的經濟損失將近一百億法朗（約二十三點六億美元）。同時不僅西歐各國企業股票慘跌，各產險保險公司也損失慘重。此外，大量公共與私人收藏的文物藝術品損壞或遺失遭竊，其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除財產損失外，政治上的影響更是深遠。雖然後來戴高樂總統在北約支持下重返巴黎，但其政治威信一落千丈，已遠不如在危機中迎難而上一肩挑起折衝各方重任的龐畢度總理。戴高樂為重獲權力，使出其過往百試皆靈的法寶──用附帶信任投票的公民投票迫人民必須支持他。但這次法國人不再買單，由於修改參議院組織的修憲公投未獲通過，最後戴高樂總統只能黯然辭職，由龐畢度接任總統。
因巴黎五月風暴而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不只是戴高樂，還有左派社會黨黨魁密特朗。在法國大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沙特領著一大群左派思想家文學家公開力挺在街頭混戰的學生時，堅持議會民主政治路線的密特朗卻拒絕支持暴動的學生。於是，當風暴逐漸平息後，密特朗成了所有激進左派的公敵，被迫辭去社會黨黨魁。沒有政治手腕嫻熟的密特朗領導，陷入分裂的社會黨錯失了在後戴高樂時代贏得政權的機會。一直要到十年後，體認到密特朗重要性的社會黨重新選密特朗為黨魁，這才有了一九八〇年社會黨贏得總統大選之事。
不過，一九五八年五月風暴對法國最大的影響，是工會掙脫了戴高樂政府加諸於其身上的鎖鍊，從此罷工再不受限制，遂使罷工成了綁住法國經濟的捆龍索，法國也從此遠離一等大國的地位。
在歐洲進入近代世界之初，葡萄牙西班牙因搶佔了中南美洲金銀產地，一躍成世界強國。然能從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都穩坐歐洲第一大國地位的，卻是在學術文化科技工商業都名列歐路前矛的法國。只是，法國一直是貴族與平民利益衝突以及左右思想衝突最激烈的地區。尤其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城市工人與資本家的衝突此起彼落，和支持/反對帝制的衝突一起構成法國當代歷史的兩大軸線，也一定程度地牽制了法國的發展。
本來，在資本家根本不考慮工人處境的初期資本主義時期，工人以罷工或上街示威抗議的手段來爭取自身利益是無可厚非的；但法國工人受共產主義影響甚深，時有採取過激暴力手段的情況，甚至不惜犧牲社會多數人的利益來達到自身的訴求，最著名的例子是普法戰爭時的巴黎公社。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御駕親征的拿破崙三世被普軍圍困於色當以致於不得不下令法軍投降。但法國之所以輸掉普戰戰爭，並不是因為被普魯士軍隊圍困於色當的拿破崙三世下令法軍投降，而是以激進工人為主組成的巴黎公社和匆促成立的共和政府在巴黎發生內戰。如果在巴黎的各方政治勢力能團結一致對外，法國未必會輸掉這場戰爭。事實上，普法戰爭時法國付出的軍費高達一百五十億法朗（三十億兩白銀），戰後又需賠給普魯士戰爭賠款五十億法朗（十億兩白銀）賠款。為了支付這筆史無前例的鉅額賠款，戰後法國各界難得地合力發展經濟，在短短三年內就付清賠款。由此可見法國國力之雄厚，若當時沒有巴黎公社的起義，法國就是用耗的也能把靠借錢打仗的普魯士拖垮。
同樣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不惜冒著讓法國戰敗亡國的風險，以各種方式抵制政府抗敵的措施。若非後來英國參戰，當時在軍事科技上優於德國的法國說不定又得敗戰亡國。
正因法國的左右派鬥爭屢屢讓法國國力內耗，所以一九五八年第五共和建立後，戴高樂總統強力壓制左派工會過激的罷工，而這確實也是使法國在過去十年內迅速成長的原因之一。但龐畢度主持巴黎五用風暴的善後事宜時，為爭取工會支持以迅速平穩局面，不得不向工會大幅讓步。這麼一來嚐到罷工甜頭的工會開始向他們的父祖輩看齊，動不動就以罷工來脅迫政府與資方。到後來，每年法國各種有組織的大小罷工超過千次，無組織的小罷工更是不計其數。糟糕的是，政府與企業若稍有不讓步之意，就會引發更激烈規模更大的罷工。到了二十世紀末，法國每年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千億法朗之多。在此情況下，法國的國力自一九七〇年代起就不斷下降，最後甚至被德日超越，淪為經濟上的二流國家。
而由於謝子言亂搧小翅膀，在現在這個時空引發巴黎五用風暴的部分因素已悄然改變。像是原時空中順化大屠殺是被同情越共的西方媒體刻意忽視多年後，才逐漸為世人所知；但現在因謝子言的警告，美國國防部設計讓越籍美聯社記者捲入順化大屠殺，殉職記者留下的第一手照片與記錄在支持政府的媒體炒作下早傳遍世界，削弱了反戰運動的道德正當性。又如在謝子言提示下，美國與西德情報單位經過秘密監控，幾乎已經可以確認去年在學生抗議伊朗國王訪德時槍殺學生的便衣警察實為東德特務。
但是，謝子言相信歷史車輪的軌跡方向仍未被改變，巴黎五用風暴仍會發生。而雖然田島京無法像謝子言一樣「預知未來」，但他基於對謝子言所言的信任，用反推的方法還是把事件的來龍去脈推演的八九不離十。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意味著木村由伸必須調整投入法國製造業的資金比例，把投資重心移到西德、瑞士與比利時。同時，這也提供了如何趁巴黎五用風暴攫取最大利益的依據。當然，具體上如何操作，那就必須由田島京與木村由伸這對滿肚子壞水的死黨去傷腦筋了。
前兩個月病的死去活來，近日稍癒，開始重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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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第116章 有圖未必有真相
當謝子言知道梅艷芳竟成了木村由伸和藤原美智子的乾女兒時，他覺得這個世界已經亂了。如果梅家的境遇因此得到改善，覃美金不用組粵劇團維生，梅艷芳可以正常地去上學，那梅艷芳還會因為從小在粵劇團長大而對唱歌有興趣嗎？她還會因家境貧困而早早踏入歌壇賺錢嗎？如果不會，那這個世界就要少了一個天后了……
謝子言很清楚鐵定是因為他亂搧翅膀產生的蝴蝶效應，才使現在五歲的梅艷芳有了一對超有錢的乾爹乾媽；而且這對乾爹乾媽還不是港台演藝圈常見的那種要乾女兒乾兒子陪睡的乾爹乾媽，而是真正會出錢出力拉拔梅家姊妹的長輩。或許這個變化對梅艷芳個人是好的；可是，謝子言可不太喜歡聽不到梅艷芳歌聲的世界……
最後謝子言還是答應去當花童──前提是謝家長輩會去日本參加木村由伸的婚禮。沒辦法，謝子言太想認識他前世的偶像了。只要一想到能和五歲的梅艷芳合照，謝子言就覺得賺到了。
當然，木村由伸來看謝子言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為了找花童。他其實是想弄清楚，謝子言何以會認定五月時巴黎會發生大動亂。雖然前兩日木村由伸在巴黎和法國老花花公子開會時表現的十分篤定，但其實他心裡還是七上八下，心虛得很。那個被沒品味的田島京命名為「高盧烤雞」的計畫，可是投入了木村由伸職權內能調動的絕大多數流動資金和馬吉梅爾家族三分之一的財力。這要是賭對了，香港新世界集團與法國馬吉梅爾家族就將躍居歐洲數一數二的非國家經濟力量；可是若賭輸了，那雖不至於會全盤崩潰，卻也必定是元氣大傷。
而木村由伸本來也不想問謝子言此事的，他來台灣的目的除了向謝文堂述職外，就是要問田島京此事。可是，田島京雖是木村由伸的死黨，在此事上卻極有分寸，除非得到細川龍馬和細川國彥的同意，他是不可能告訴木村由伸謝子言做了一個預知夢，還寫了一份準確率高到嚇死人的未來事件簿。
謝子言也不會笨到到處張揚自己的「預知能力」，不過他還是有辦法應付木村由伸的。既然木村由伸有疑問，謝子言就秀了一下什麼叫政治分析。他從戰後嬰兒潮世代與戰前世代的思想及利益矛盾，講到越戰與文化大革命對工業國家年輕世代的影響，再從去年德國左派學生與政府的暴力衝突以及今年一月日本全學聯發動的全國反戰大抗議，推論出歐洲學生運動將走向暴力革命，且會在四五月時大爆發。至於為何是法國，那是因為法國一直是西歐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學生受文化大革命影響比他國青年深，又有勢力強大動不動就搞大罷工的工會與不願妥協的當權者。
等謝子言好不容易講完後，木村由伸沉思了許久，才又問道：「為何不是美國或德國？」
木村由伸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畢竟美國是越戰的當事國，反越戰又已經成為美國青年學生的時尚，甚至已經形成影響今年大選的力量。而在東西陣營對峙前線的西德，因美國對抗中東歐共產集團的考量，在戰後不僅讓許多曾為納粹服務者繼續在政府中任職，還建立了一個由左右溫和政黨聯合執政的大聯合政府，這使得許多深受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不滿。這些青年學生秉持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權威的精神，對西德缺乏有力制衡機制的政治經濟體制不斷提出挑戰，進而發展出許多激進學生運動團體。這些學生團體彼此間雖有矛盾，卻都以反戰反權威為共同訴求。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德國學生在柏林德意志歌劇院進行反對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訪問德國的示威活動時，一名二十七歲的學生本諾．歐內索格遭便衣警察開槍射殺，頓時引起輿論大譁，各學生運動團體開始積極串聯運釀發動大規模抗議示威，以致於這半年多來西德的社會氛圍日趨緊張。
然而，謝子言做了個快昏倒的樣子回應木村由伸的疑問，然後很無力地說：「唉，木村叔叔，我發現你的政治敏感度太低，你以後最好離搞政治的人遠一點，不然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剛剛都說現在的學生運動肇因於世代間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了，你想想，以現在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政黨政治，是哪一國最無法透過體制解決這些問題？」
木村由伸一愣，還無法從謝子言講的這些專業名詞中理出頭緒，一直在思索的田島京已經說出答案：「照這樣說，法國確實是該有大麻煩了……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這場災難會蔓延到多大多久？」
說完他見木村由伸臉上仍是疑惑，就耐心解釋說：「阿言的意思是，造成法國學生反對運動的真正原因不是反戰而是就業困難與所得太低，如果是這問題，那有同樣怨懟的就不只是青年學生，還包括了社會中有同樣困境的群體。偏偏現在法國的政治體制使這些群體無法透過體制內管道解決困境，社會已經像個火藥桶，相對上最激進的學生就是雷管……」
社會是無數團體組成的複合體，每個團體都有自己著重的利益，因而社會中隨時隨地都在進行利益的衝突、交換與妥協。社會越複雜，沿著各種議題分裂的團體就越多，團體間
產生利益衝突的機率遠高於結構簡單的古代社會。為協調各團體間的利益衝突使社會趨於相對穩定，相應的協調各團體間利益衝突的機制就越複雜。
現代社會中利益分配不均而來的團體間衝突是種常態，但衝突卻未必會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要從小衝突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就必須導致衝突的議題攸關到許多人的利益，而且還要有能撼動人心的導火線事件，以及一個有一定組織動員能力的團體。
大規模示威抗議不一定會出現暴力衝突，要出現暴力衝突，必須抗議者或被抗議者當中有一方使用暴力手段。而暴力衝突也不一定會上升為暴力革命，只有當協調政治與經濟利益衝突的機制完全失靈，革命才會成為群眾不得不選擇的手段。
二戰之後，美國藉歐洲復興計畫相當程度地掌控了歐洲各國的資源與市場，又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與英國聯手掌控了世界貨幣體系。美國的國內市場本就龐大，這時又有歐洲市場的龐大需求，就帶動了戰後美國製造業的迅速發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戰後美國掌控了最先進的科技，強大的科技與技術創新能力使新產業不斷出現，這又擴張了就業機會。因此，在戰後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不存在失業問題，卻有勞動力不足問題。就算是一九六〇年代傳統產業因生產成本漸高不得不移往他國時，美國整體的就業機會也並未減少，甚至還在增加。
美國是私有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在美國的企業裡，職位與薪資高低主要決定於個人能力及對企業獲利的貢獻度。一個有能力的年輕人很容易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世代間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生的矛盾很小，因缺乏向上流動的管道而有的階級矛盾也很小。基本上，現在的美國因經濟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動亂的機率低到可以忽視不計。現在美國社會主要的矛盾，還是來自於膚色種族與對越戰的態度，而非經濟階級。
膚色種族的矛盾一直是美國社會分裂的主因，雖說十九世紀中內戰後法律已不允許蓄奴，但種族衝突至今未解。不過，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與越戰都需要大量青壯人力，急速發展的農工業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使得人數眾多的黑人越來越受到政治與經濟菁英的重視。事實上，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政治與經濟菁英體會到黑人的價值，國會逐漸傾向提高黑人地位以誘使黑人心甘情願為美國及資本家賣命，這才迫使原本支持種族隔離的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忽然轉向反對種族隔離。在聯邦政府已經開始朝廢除種族隔離的大方向前進下，馬丁．路德．金恩提倡的以和平示威與立法保障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才能受到大多數黑人的支持。而就在去年，具有指標意義的《公平住宅法案》已被送進國會，雖說支持種族隔離者全力反撲，但現在看來最後法案應仍可驚險過關。
以和平示威手段達到爭取黑人權利的目的既然是可期的，那黑人就沒有用暴力手段爭取民權的必要，更沒有透過與其他暴力群體合作的需求。
美國學生反戰運動的興起，原因是美國多數媒體的描述中，南越是個獨裁及落後的國家，這讓多數美國人對南越沒好感。而雖然美國政府一直宣稱駐越美軍頻打勝戰，卻又不斷增派軍隊去越南戰場，且參戰美軍的高傷亡率把許多美國人嚇壞了。對出生與成長在和平環境中的美國年輕人來說，被徵召去越南參戰無異於赴死，他們不願意去一個遙遠的陌生國家，冒著生命危險為一個獨裁政權打一場不正義的戰爭。
不過，由於這時代能就讀大學的黑人很少，發源於大學校園的美國反戰學生運動也極少有黑人參與。更有甚者的是，為了凸顯黑人的價值以爭取到更多利益，目前在黑人群體中支持政府參加越戰成了主流，這使得反戰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幾乎沒有合作的空間。
美國反戰學生運動不只是得不到人數眾多的黑人群體支持，也得不到美國社會中最有動員力與破壞力的藍領工人工會支持。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現在美國的大學教育雖已較他國普遍，但大學生仍屬社會菁英，是社會中上階層的預備隊伍。在經濟利益分配上他們先天上和藍領工人就處於敵對地位，這讓兩個群體很難合作。
美國的工會很強大，但由於美國藍領工人的工會曾被黑勢力與共產勢力掌控，在司法部強力掃黑與抓捕反政府的左派人物後，此時的美國工會很排斥與反政府團體接觸。加上反戰學生並不關心工人的利益，使工人難以認同反戰學生。沒有工會的支持，反戰運動很難擴及到社會中下階層，就算有反戰學生團體想以癱瘓經濟運作來達到運動目的，也必然會失敗。
得不到工會支持，又難與黑人民權運動合流，使得美國學生反戰運動只能被侷限在青年學生這個群體內。而美國多元化的政治體制，又提供了許多透過影響民選公職而改變政府政策的可能性。於是，沒有其他社會群體支持的反戰學生無須以暴力革命來達到目的，只要能對大選產生關鍵性影響力，仍是也可能達到目的的。正因如此，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選中，反戰的學生會不遺餘力地出錢出力支持以退出越戰為主要訴求的候選人民主黨參議員尤金．麥卡錫。
美國反戰學生的訴求是很單一的，雖然這時許多美國年輕人已經進一步反思美國的現狀，但他們反抗的是美國中產階級標榜的愛國主義，而非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下財富分配模式產生的問題。所以許多美國反戰青年會成為嬉皮，卻不太關心社會中下階層的處境，更不會發展成以暴力革命手段來達成讓美國退出越戰的目的。事實上，反戰學生的主流做法是和黑人民權運動一樣的，也就是透過大規模的和平示威，迫使政府退出越戰。而反戰學生做的比黑人多的地方，是在大選中支持反戰的候選人。在反戰已成多數年輕人──特別是中上階層預備隊伍的白人年輕學生──的時尚潮流下，透過選舉影響政府決策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這使得美國反戰學生運動不可能走上暴力革命的路徑。
美國年輕人反戰是為了不想上戰場，歐洲年輕人反戰的原因卻是複雜多了。由於是一二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又身處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集團對抗的前線，歐洲確實有許多人鼓吹反戰。但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年輕人中，主要影響年輕人思維的卻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因經濟利益分配而來的世代矛盾。
歐洲是左右思想衝突的發源地，左派思想在歐洲各國頗為興盛。二戰後部分歐洲國家為降低社會衝突而採取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屬於溫和左派的社會主義。不過，支持社會主義與支持共產主義是兩回事，由於東德興建柏林圍牆與一九五八年蘇聯血腥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西歐人民普遍對中東歐共產集團抱持疑懼與不滿。但相對之下，歐洲人對遙遠東方中國的共產主義卻少有惡感。這是因為國民黨給歐洲人的普遍印象是獨裁、愚昧落後與不人道，因此歐洲人普遍不認為國共內戰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而認為這是一場受壓迫的平民為推翻獨裁者發動的革命。
在中共有力的宣傳下，許多歐洲人認為毛澤東是個學識豐富又睿智的英明領導人，相信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是個廉能愛民的政黨。於是，許多歐洲人也相信，文化大革命是場意圖消滅中國既存愚昧落後的舊文化以創建進步新文化的偉大改革。如此一來，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歐洲那些左派理想青年崇拜與模仿的對象。這種情況又以法國為明顯，事實上，自一九六六年化大革命後，《毛語錄》就成了法國左派學生的時尚讀物。
而法國青年學生之所以嚮往文化大革命，實有其經濟與社會因素。戰後法國為彌補戰時損失的大量青壯人口，除大量接納來自殖民地與中東歐國家的移民外，也採取各種手段鼓勵生育。然而，當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戰後出生者開始要踏入職場時，卻發現他們的就業機會遠比父母年輕時的就業機會來得少；就算幸運找到了工作，又會發現因為中階職位已被中年人佔滿，往上升遷極為困難。更糟糕的是，青年人意識到他們極有可能長期失業或只能長期屈就薪水不高的低階職位時，卻又發現他們微薄的薪水難以因應不斷上漲的物價。
諷刺的是，法國持續上漲的物價卻是肇因於經濟的急速復甦與發展。戰後法國以戰勝國之姿與美英一起劫掠瓜分了德國的工業設備、礦產、糧食及金銀珠寶，又強迫數十萬德國青壯年充當重建法國的免費勞力，同時對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進行高度干預。因此，雖然在一九五八年之前法國政治一直陷於混亂不穩中，但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八年，法國整體經濟卻是處於急速成長的光輝年代。經濟迅速成長，國民所得迅速增加，這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而使物價上漲。對分配到大多數經濟成長紅利的社會中上階層來說，物價上漲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相反地，由於社會中上階層消費力的強勁上揚，曾經因戰爭而一度萎縮沒落的時尚業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全面復甦，巴黎也重返世界奢侈品之都的地位。但對失業青年與收入微薄的低階職位者來說，不斷上漲的物價卻是種災難。
其實物價上漲的情況是此時歐洲非共產國家的共同情況，但因各國具體環境仍有差異，多數國家的青年對此的反彈情緒遠不如法國。像北歐因實施高稅高社會福利制度，社會財富重分配做的極好，青年人的相對剝奪感不高。英國自一九四九年即建立公醫制度，大幅降低了中下階層醫療所需費用，且這時代英國的大學很少，高中畢業生就業率高，踏入職場後又受到政治勢力不小的工黨與工會保護，物價上漲雖快，工資上漲的卻也不慢。
其他多數歐洲國家的情況也類似於英國有強大的工會，且多數國家憲政體制為內閣制，工黨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在國會擁有相當席次，每每能透過選舉影響政策進行社會財富重分配。西德與奧地利則因實施由政府協調資本家與受雇者利益的統合主義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政黨的力量又一直很大，因此物價上漲雖快，工資卻也能跟得上。
然而，法國雖然也有力量龐大的工會，但因憲政體制為雙首長制，行政權相對集中於總統手裡，自一九五八年起有一直是由右派政治強人戴高樂擔任總理，政策上偏向社會中上階層，以致於物價上漲幅度遠高於薪資上漲幅度。法國本就是近代革命思想的發源地，青年人意識到透過民主選舉難以趕變自身處境時，自然傾向接受文化大革命那種摧毀舊制度重建新體制的想法。
更糟糕的是，由於法國工人也有濃厚的革命傳統，只要激進學生一發動暴力革命，工人階層就極有可能做出一定程度的應和，以迫使政府讓步答應提升工人的薪資福利。一旦工人與學生合流，那學生發動的暴力抗爭將很快擴大成全國性的罷工罷課，甚至對全國工廠設備與其他不動產進行毀壞。而法國向來是歐錄的革命之源，只要法國發生大規模的動亂，鄰近的西德與荷比盧就會立即被捲入，也跟著發生類似的動亂……
田島京能做出上述的分析，一小半是因為他確實花了許多心力去研究當前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但一大半卻是他從謝子言的未來事件簿上的記載反推而來的。所以他無法分析為何大動亂會發生在五月初，於是他很聰明地將問題轉換到這場動亂會持續多久上。
而現在的謝子言也無法仔細分析出為何五月十日是「D-Day」，幾件導致巴黎五月風暴的關鍵性事件尚未發生，要是現在真能精確說出為何那天會出事，那就是見鬼了。所以他也有意識地跳過這個問題不論，直接回答田島京最後提的那個問題。
「田島叔叔，我去圖書館找過資料，也問過馬克斯和北川阿姨那隻金毛哈巴狗，他們都說……」
田島京聞言莞爾一笑，他知道謝子言口中的金毛哈巴狗指的是北川雅美的新婚老公讓．馬可．伊莫。謝子言這麼說是很失禮的，但田島京想到那個法國佬為了追求長相實在普通的北川雅美，成日就圍著北川雅美拼命討好的樣子，確實像隻搖尾乞憐的哈巴狗，所以他也只是搖了搖頭就裝作沒聽到謝子言對某個法國佬的形容。
田島京關心的是法國的風暴會不會演變成長期動亂，而謝子言的答案很明確──最多一個月動亂就會逐漸平息。
歷史上的一九六八年堪稱反戰學運之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左派學生組織全學聯為阻止當時停泊於日本的美國航母企業號前往越南，組織了一場四點七萬人參加的示威抗議。若加上在日本各地同步進行反戰示威的學生，日本學生以一場十幾萬人參與的示威，揭開了一九六八年全球反戰學生運動的序幕。
十幾天後，越共發動了影響越戰進程至巨的春節攻勢。越共不但攻佔了位於南北越界線的順化，還在那裡進行了一場無差別的屠城。同時，越共軍隊從地道潛入南越腹地，不僅發動了對西貢美國駐越大使館的突擊，越共游擊隊也對南越軍警的家屬進行屠殺，以瓦解美國與南越抵抗越共侵略的意志。最後，越共的戰術與戰略目的都達成了，而這還得歸功於美國人的幫忙。
基於對越南人生命的輕忽、對南越軍警的鄙夷不信以及維護美軍威信，駐越美軍在反攻順化成功後，並未對越共進行大屠殺一事多加宣傳，而只是著墨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神勇及暗示南越軍隊的無能。至於越共潛入南越腹心一事，駐越美軍更是意圖將輿論關注焦點導引到南越軍隊的無能上。在此情況下，就出現了一張改變越戰進程的關鍵性照片。
照片的主角是南越國家警察總監阮玉鸞與一名叫阮文斂的被俘越共游擊隊。由於潛入西貢的越共游擊隊攻擊殺戮軍警家屬，當阮文斂被押解到因自己與眾多部屬的家人被殺而傷心憤怒的阮玉鸞面前時，阮玉鸞二話不說就舉槍射殺了阮文斂。
雖然當時阮文斂穿的就像個一般平民，但他確實是剛屠殺了許多平民的越共游擊隊。而因越共的攻擊，這時西貢已宣布戒嚴，政府更下令對突入西貢的越共格殺無論。就此而言，阮玉鸞當街槍殺阮文斂雖有些殘忍，卻也不能說有錯。只是，阮玉鸞萬萬沒想到的是，在美軍保護下上街頭採訪的美聯社攝影記者艾迪．亞當斯卻把這一幕拍了下來。沒多久這張照片就出現在《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上，成了反戰者指控南越政權的最好工具。
艾迪．亞當斯之所以能拍到這張照片，除了是運氣好之外，也是因為當時他身邊有美軍保護。那時美軍之所以未阻止艾迪．亞當斯拍照，還放任他將照片傳回美國，未嘗沒有看南越政府笑話的意思。而雖然艾迪．亞當斯在傳回照片時有加了一段文字說明，指出阮文斂是屠殺無辜平民的游擊隊，但同情越共的《紐約時報》編輯卻把文字說明去掉了。於是，美國人在這張照片上看到的，就只是一個南越將軍在街頭槍殺一個平民。
有圖未必有真相，當美國人民從這張照片上推論出一個與事實差距甚遠的「真相」時，反戰的聲浪立即大漲。奇怪的是，這時詹森政府竟似是想看南越政府的笑話，未曾對事實加以說明。於是，再等到三月十六日發生駐越美軍屠殺美萊村平民事件後，反戰訴求立即高漲到讓正忙於初選的兩黨候選人不敢忽視。不僅民主黨詹森總統被迫宣佈放棄尋求連任，過去一貫主戰的共和黨尼克森也開始改變立場，重用主張聯中制俄以退出越戰的季辛吉為主要幕僚。
而這張照片與美萊村屠殺在歐洲引起的震撼，也是無與倫比的。首先就是三月二十二日，一百多名反戰學生佔據了巴黎梅泰爾文學院（即巴黎第十大學）校舍，梅泰爾文學院被迫暫時關閉。抗議學生的訴求除反對不正義的越戰外，還針對法國大學生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困境。而戴高樂政府對學生的抗議一貫是不理睬的，於是學生佔據校園的行動立即蔓延到巴黎其他大學，還有向全國各地與鄰國擴散的趨勢，其中又以有美軍海外基地的西德、義大利為明顯。當此之際，美國為確保海外軍事基地，向所在國施壓要求取締反戰學生，遂又加深了反戰學生的怒火，使學運的情勢越來越嚴重。
到四月二日，西德左派激進派學生為抗議資本家支持越戰，縱火焚燒法蘭克福兩間百貨公司，西德聯邦警察開始抓捕激進學生。西德的風波很快影響到法國，為避免學運激進化，戴高樂政府在五月三日派警察進校園驅趕反戰學生與抓捕學運領袖，並暫時關閉大學校園。孰知這一來反引起學生激憤，五月六日起巴黎與法國各城市陸續出現大規模遊行示威。政治與軍事強人戴高樂總統的反應是下令鎮壓，終導致五月十日八十萬示威者與警察在巴黎街頭大混戰。是夜巴黎街頭處處街壘，處處可見軍警與示威者打成一團，整個巴黎有如戰場。
風暴在工會加入後迅速擴散，超大規模的罷課罷工使法國陷於癱瘓。震波又迅速傳及西歐各國，而戴高樂總統更被迫離開巴黎，「轉進」到能得到軍隊庇護的德法邊境北約軍事基地。出身商界向來身段柔軟的龐畢度總理則中止國外訪問行程，匆匆返國與各界協商收拾殘局。
巴黎五用風暴的擴大，除與戴高樂的性格有關外，美國的態度也脫不了關係。過去十年來戴高樂高唱重現法蘭西的榮光，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事事與美國爭鋒，將原存放於美國的法國國庫黃金運回國還以美元大買黃金一事更是徹底惹惱美國。所以美國一直有意激化法國學運來重傷法國經濟，逼戴高樂向美國就範。只是，美國政府也沒想到法國學運會演變成暴力革命，還成了危及西歐各國政權穩定的超級風暴。所以在龐畢度返回巴黎後，美國一方面支持龐畢度與工會展開談判，另一方面也透過北約表達支持戴高樂之意。在除了激進派學生外法國各界都有意盡快回復常軌下，風暴才在五月底後逐漸平息。
然而，風暴雖息，餘波卻仍蕩漾。最直接而明顯的是法國與西歐各國經濟的重創。由於示威者與警察在城市混戰不休，單單是法國各城市的公私財產直接損失超過兩億法朗（約四千七百二十萬美元），罷工引起的經濟損失將近一百億法朗（約二十三點六億美元）。同時不僅西歐各國企業股票慘跌，各產險保險公司也損失慘重。此外，大量公共與私人收藏的文物藝術品損壞或遺失遭竊，其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除財產損失外，政治上的影響更是深遠。雖然後來戴高樂總統在北約支持下重返巴黎，但其政治威信一落千丈，已遠不如在危機中迎難而上一肩挑起折衝各方重任的龐畢度總理。戴高樂為重獲權力，使出其過往百試皆靈的法寶──用附帶信任投票的公民投票迫人民必須支持他。但這次法國人不再買單，由於修改參議院組織的修憲公投未獲通過，最後戴高樂總統只能黯然辭職，由龐畢度接任總統。
因巴黎五月風暴而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不只是戴高樂，還有左派社會黨黨魁密特朗。在法國大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沙特領著一大群左派思想家文學家公開力挺在街頭混戰的學生時，堅持議會民主政治路線的密特朗卻拒絕支持暴動的學生。於是，當風暴逐漸平息後，密特朗成了所有激進左派的公敵，被迫辭去社會黨黨魁。沒有政治手腕嫻熟的密特朗領導，陷入分裂的社會黨錯失了在後戴高樂時代贏得政權的機會。一直要到十年後，體認到密特朗重要性的社會黨重新選密特朗為黨魁，這才有了一九八〇年社會黨贏得總統大選之事。
不過，一九五八年五月風暴對法國最大的影響，是工會掙脫了戴高樂政府加諸於其身上的鎖鍊，從此罷工再不受限制，遂使罷工成了綁住法國經濟的捆龍索，法國也從此遠離一等大國的地位。
在歐洲進入近代世界之初，葡萄牙西班牙因搶佔了中南美洲金銀產地，一躍成世界強國。然能從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都穩坐歐洲第一大國地位的，卻是在學術文化科技工商業都名列歐路前矛的法國。只是，法國一直是貴族與平民利益衝突以及左右思想衝突最激烈的地區。尤其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城市工人與資本家的衝突此起彼落，和支持/反對帝制的衝突一起構成法國當代歷史的兩大軸線，也一定程度地牽制了法國的發展。
本來，在資本家根本不考慮工人處境的初期資本主義時期，工人以罷工或上街示威抗議的手段來爭取自身利益是無可厚非的；但法國工人受共產主義影響甚深，時有採取過激暴力手段的情況，甚至不惜犧牲社會多數人的利益來達到自身的訴求，最著名的例子是普法戰爭時的巴黎公社。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御駕親征的拿破崙三世被普軍圍困於色當以致於不得不下令法軍投降。但法國之所以輸掉普戰戰爭，並不是因為被普魯士軍隊圍困於色當的拿破崙三世下令法軍投降，而是以激進工人為主組成的巴黎公社和匆促成立的共和政府在巴黎發生內戰。如果在巴黎的各方政治勢力能團結一致對外，法國未必會輸掉這場戰爭。事實上，普法戰爭時法國付出的軍費高達一百五十億法朗（三十億兩白銀），戰後又需賠給普魯士戰爭賠款五十億法朗（十億兩白銀）賠款。為了支付這筆史無前例的鉅額賠款，戰後法國各界難得地合力發展經濟，在短短三年內就付清賠款。由此可見法國國力之雄厚，若當時沒有巴黎公社的起義，法國就是用耗的也能把靠借錢打仗的普魯士拖垮。
同樣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不惜冒著讓法國戰敗亡國的風險，以各種方式抵制政府抗敵的措施。若非後來英國參戰，當時在軍事科技上優於德國的法國說不定又得敗戰亡國。
正因法國的左右派鬥爭屢屢讓法國國力內耗，所以一九五八年第五共和建立後，戴高樂總統強力壓制左派工會過激的罷工，而這確實也是使法國在過去十年內迅速成長的原因之一。但龐畢度主持巴黎五用風暴的善後事宜時，為爭取工會支持以迅速平穩局面，不得不向工會大幅讓步。這麼一來嚐到罷工甜頭的工會開始向他們的父祖輩看齊，動不動就以罷工來脅迫政府與資方。到後來，每年法國各種有組織的大小罷工超過千次，無組織的小罷工更是不計其數。糟糕的是，政府與企業若稍有不讓步之意，就會引發更激烈規模更大的罷工。到了二十世紀末，法國每年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千億法朗之多。在此情況下，法國的國力自一九七〇年代起就不斷下降，最後甚至被德日超越，淪為經濟上的二流國家。
而由於謝子言亂搧小翅膀，在現在這個時空引發巴黎五用風暴的部分因素已悄然改變。像是原時空中順化大屠殺是被同情越共的西方媒體刻意忽視多年後，才逐漸為世人所知；但現在因謝子言的警告，美國國防部設計讓越籍美聯社記者捲入順化大屠殺，殉職記者留下的第一手照片與記錄在支持政府的媒體炒作下早傳遍世界，削弱了反戰運動的道德正當性。又如在謝子言提示下，美國與西德情報單位經過秘密監控，幾乎已經可以確認去年在學生抗議伊朗國王訪德時槍殺學生的便衣警察實為東德特務。
但是，謝子言相信歷史車輪的軌跡方向仍未被改變，巴黎五用風暴仍會發生。而雖然田島京無法像謝子言一樣「預知未來」，但他基於對謝子言所言的信任，用反推的方法還是把事件的來龍去脈推演的八九不離十。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意味著木村由伸必須調整投入法國製造業的資金比例，把投資重心移到西德、瑞士與比利時。同時，這也提供了如何趁巴黎五用風暴攫取最大利益的依據。當然，具體上如何操作，那就必須由田島京與木村由伸這對滿肚子壞水的死黨去傷腦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