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3月 26, 2015 5:35 pm
第一卷第六十六章 宋代官員的幸福生活
從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到王安石的變法，所高舉的旗幟都是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赤字與強兵以因應主要來自西夏的威脅。宋代是華夏歷史上最重視工商也最富裕的朝代，宋真宗時歲入就已超過一億貫（約為明清時代的一億兩白銀），而其中就有約七成是來自海貿的商稅。然而，宋代的財政支出之大也是歷代之最，從仁宗朝開始，幾乎都是年年赤字，而對西夏、吐蕃的用兵，更加重了原就沉重的財政負擔。
宋代財政負擔沉重的第一個原因，在於冗官太多。宋代冗官形成的原因，與趙匡胤以科舉制度籠絡士人以抑制世家門閥有關。為了改變唐代世家門閥壟斷官職的現象，宋初對科舉與任官制度做了許多改革，提高了科舉的公平性與錄取人數，把應考者的身家背景限制放寬，同時在任官資格上，規定除科舉出身者或恩蔭者不得任文官。
這種做法確實能有效地削弱世家門閥，但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單進士科每次錄取人數就是數百甚至近千人，也必然會產生冗官的問題。雖說在仁宗時開始行磨勘法，將考用分離，規定考上科舉後必須得到兩名現任官員推薦擔保，才能取得被選任為官員的資格，但官員與候選官員的人數仍舊迅速膨脹。北宋立國之初，內外官員總數不到三千，四十年後的真宗景德年間（一ＯＯ四年至一ＯＯ七年），內外官員人數已達一萬七千多人；再到仁宗皇祐年間（一Ｏ四九年－至一Ｏ五三年），官員人數又比真宗時多了近一倍。
宋代官制複雜，每個官員通常都同時兼有數個到十幾個官位，其中只有一個稱之為「差遣」的才是他真正要負責的職務。但無論是否為差遣，這些官位都有豐厚的俸祿，又有各式各樣的福利津貼，使得宋代官員的薪俸之高令人咋舌。於是在宋代官員無須貪污就可以過上優渥的生活，加上歷代皇帝都謹守趙匡胤「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只要不太在意升遷問題，基本上每個宋代官員都能擁有令人羨慕的幸福生活；但是，龐大的官員人數卻也必然造成國家嚴重的財務負擔。
除冗官外，宋代的冗兵也是形成沉重財政負擔的另一主因。宋代的軍隊分禁軍、廂軍、團結兵三種，其中團結兵就是團練，是地方鄉紳出資的地主武裝，所以真正由國家負擔的是禁軍與廂軍。禁軍每人每年所有開支是五十貫，廂軍是三十貫，以北宋社會平均薪資水準而言並不高，但架不住軍隊人數太多，這軍費就頗驚人。仁宗時的大臣蔡襄就曾指出，當時軍隊非戰期間每年的維持經費高達四千八百萬貫。若逢戰爭，相關的軍事開支還會呈等比級數暴增。
軍費開支大，如果真能練出精兵也就算了，但宋代的軍制卻注定了龐大的軍隊大多只是擺設。宋代的廂軍其實是一種社會救濟制度，朝廷將那些因各種天災而流離失所的百姓編為廂軍，算是由朝廷來養他們。這些人大多老弱，根本無力上戰場作戰，而朝廷也不期望廂軍能有戰力，這一點從一月一操的規定就可看出。因此廂軍只是承擔一些地方雜役工作，通常是一些苦力活。這樣的軍隊數量再多，也不可能形成戰力。
理論上宋代真正有戰力的軍隊是朝廷控制的禁軍，但事實上多數的禁軍扮演的只是類如儀仗兵的角色，這五日一操時講究的是隊形華麗好看。只有邊關軍州的禁軍才是真有戰力的。
諷刺的是，在北宋末期最有作戰能力的部隊，都是朝廷不用出錢的團練，像韓世忠、宗澤、岳飛的軍隊就都只是團練。由於這些團練並非由朝廷出錢，成員不必像朝廷軍隊士兵一樣於臉上刺字，也無須真的遵守朝廷校閱團練一年一操的規定，加上團練的目的是守衛自己鄉土，所以只要主事者有心，要練出一支有戰力的團練並不難。歷史上當女真入侵時，河北中山與山西太原兩地就是依靠數千團練，硬是將女真數萬精兵擋了好幾年。不過，在一般情形下，朝廷是不敢以團練為對外戰爭主力的。這是因為團練既不由朝廷出錢，則可拒絕朝廷出境作戰的調令。
在仁宗朝中期後，冗官冗兵造成的財政黑洞已到不能無視的地步。像英宗治平二年（一Ｏ六五年）時，歲入達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貫之巨，但養官、養軍等支出卻達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貫。在此情況下，政府其他政務必然因經費缺乏而被排擠。就此而言，宋代之所以是弱國家強社會的「弱宋」，也有財政上的必然：由於政府根本沒有錢，只能讓地方宗族自主治理。
正因為積弊日深，所以在仁宗慶曆三年（一Ｏ四三年）時，范仲淹、富弼等上書仁宗，開始了以整頓官僚體系為主要目標的改革。但縱是負天下之望的范仲淹、富弼，也敵不過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黯然告終，只留下范仲淹「一家哭何若一路哭？」的名句供人憑弔。到王安石變法時，鑑於慶曆新政失敗的教訓，雖高唱要裁減冗官，事實上在王安石變法時卻不敢真去碰冗官問題，而是把變法重心放在增加國家收入及整頓軍隊上。
本來，若真能大舉增加國庫收入，那縱然先不處理政府肥大導致的財政惡化問題，也可以暫時舒緩財政惡化速度，再以政績累積出來的威望徐圖更徹底的變革。無奈王安石與其追隨者受限於歷史格局與學識，只知以農業社會的手段來處理財政。於是他們所能端出的政策與手段，就是在原就生活困苦的農民身上打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起初用意，是為了降低農民的負擔。用意雖善，但具體實施上全不是這一回事。神宗趙頊與王安石都急於做出驚人的政績，更執著於增加國庫收入，於是本應由農民依其需要自主決定是否借貸的《青苗法》，在具體實施時就變成強行攤派，你不借還不行！到了還款期限，官府催逼有如地下錢莊討債，搞的小農民不聊生。諷刺的是，像陳偁任開封府尹時欲以青苗錢借給受天災所害的百姓，朝廷上的袞袞諸公卻又因憂慮災民無力還款，嚴禁陳偁借錢給災民。王安石急功近利與恨不得將天下財富都收進國庫的做法，以及面對連年天災時隱密災情不加處理而只對趙頊報喜不報憂的態度，使熙寧變法的反對者越來越多。
然而，在仕紳官員階級中，真正反對熙寧變法的原因還是利益問題。依照儒家的經濟思想，天下財富是有定數的。依此，王安石欲增加國庫收入，就會排擠仕紳階級的財富。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仕紳官員們當然要拼命反對變法了。不過，倒也不是所有的仕紳官員都反對變法，至少許多出身沿海通商大邑受商品經濟影響較深的仕紳官員，就或多或少隱約地認識到增加國庫收入不見得就會減少民間財富，這也是何以支持熙寧變法者大多出身東南沿海的原因。只是王安石根本就跳脫不出儒家小農經濟思想的窠臼，無法在增加國庫收入時同步讓民間財富增長。
王安石不能跳脫時代格局的限制，在場的宋人雖比王安石更深受商品經濟的薰陶，卻也不可能有與謝屏森等人一樣的見識。就算是之前已與謝屏森三人深談過的黃植黃清，其實至今仍不懂謝屏森三人計畫背後的經濟邏輯。不過對他們而言，宗族的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才不管朝中諸公會怎麼想。
真正左右為難的是蔡碩。從謝屏森的談話中，他敏銳地發現這才半年多時間，黃族的財富竟然增長到令他震驚的地步，而謝屏森所描述的計畫，也讓他窺見讓蔡族也能如黃族一樣飛騰成長的機會。問題是在他看來，謝屏森的計畫就是與朝廷爭奪財富，這是明擺著要與王安石對幹；而他的族兄蔡確可是王安石的左右手，蔡族如今在泉州的地位，可有一大半是因蔡確而來的。因此他在震驚過後，左思右想了一會兒，也不管陳偁這個知州還沒說話，搶著就問：「邊森，天下財富是有定數的，汝這想法雖好，卻是與朝廷爭食，終歸是有些不妥……」
謝屏森聞言一笑，他很清楚蔡碩這話中未盡之意，這本來就在他的預料之中，這也是他要把蔡碩找來小院會晤的原因之一。既然蔡碩問了，他自然要說個清楚：「蔡族長……」
謝屏森才一開口，蔡碩就插嘴道：「蔡黃兩族有百年的情誼，我的表字是廣遠，汝喚我的表字即可。」
謝屏森笑的更燦爛了，從善如流地說：「廣遠兄，所謂的天下財富有定數，是春秋時代的觀念。春秋那時可還是火耕水種以物易物的時代，那時代的觀念可不能適用於今日。遠的不提，唐代開元之治可說是個盛世吧，那時的疆域可比大宋大了好幾倍，不論是西域絲路的貿易還是海上的貿易也都很發達，可那時國庫一年的歲入也只有三千萬貫。那今日的大宋歲入有多少？應該是超過一萬萬貫吧！是大宋的稅賦遠重於唐代嗎？不，大宋的稅賦並不比前朝為重。那何以大宋國庫的歲入就可以超過唐代呢？這是因為大宋比唐代重視工商！只要發展工商，財富就會一直增長！」
「我們發展工商賺了錢之後，朝廷會有損失嗎？不，剛好相反，只要我們依法納稅，我們賺的錢越多，朝廷所收到的稅就越多。王介甫的變法不就是為了讓國庫多點收入嗎？那我們發展工商不也就是在幫朝廷嗎？」
「不只如此，現在天時不順旱澇不斷，若事事要靠官府來主持救濟，不但緩不濟急，且不免掛一漏萬。如果依我們的方法，讓在工商上賺了錢的人出錢，在官府的監督下來做這些事，這樣不是對官府與百姓都好嗎？」
謝屏森這一番話讓眾人聽的頭都有些暈了，只覺著乍聽之下頗有道理，可又覺得似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眾人皺眉沉思了一會兒，吳復古才說：「邊森，依汝的方法，這工商者確實是可以賺錢，而且是賺大錢。可是農民呢？這農民一年辛苦，所得卻只堪溫飽，見工商來錢容易，哪還願意下田耕作？民以食為天，如果農民都不耕田了，那哪來的糧食供養大宋數千萬張嘴呢？」
吳復古才一說完，陳偁等三個官員都點頭稱是。閩地多山少田，糧食本就不足，這幾年連年大旱，糧食更是吃緊，是以吳復古的憂慮深得他們認同。
不過，這事謝屏森早就考量過了，只聽他說：「子野先生說的其實是兩件事，一件是糧食的問題，另一件是農家收入的問題。先說這糧食問題吧！依我之見，這事得分幾步來走。首先就是要應付眼前因大旱導致市面糧食不足糧價上漲的問題。先前我曾請慈濟的人幫忙，讓他們下鄉時順便詢問這幾年農民收益與市面糧價。根據這些資料，我發現熙寧元年時泉州各地的糧價都在九十五文到一百文之間，可是之後就逐漸上揚，到最近一斗米要賣一百零五文到一百一十文，也就是說在這幾年間糧價就漲了一成，這還是官府釋出常平倉儲糧的結果。可是在此同時，糧商向農民購穀的價錢卻沒有明顯提高。這意味著糧商從中操作，賺取不當利潤，所以我才想要從海外購糧來平抑糧價。各位可能不知道，南方諸國稻米一年三熟，那些地方米價甚賤，像昇龍府那裡一斗米就只賣十文。我一次買個二十萬石，加上海運運費與搬運工力，到泉州後這一斗米的成本也就是四十文左右。剛好我家阿芙也該論及婚嫁了，我打算送她一個米糧舖子當嫁妝。我已與她說好了，幫她在泉州幾個縣城都設了商舖，主要賣的就是海外進的糧食。到時候這些米舖一斗米會賣九十文，這樣子應該能立即讓市面的糧價降下來。」
聽謝屏森這麼一說，正愁糧價上漲的陳偁立刻露出欣慰的笑容，而蔡碩卻是皺起了眉頭，心中暗想：「這泉州的糧商雖多，做主講話的卻是呂家的兩家糧行，這糧價上漲其實都是呂家在背後操作的。謝邊森這麼做，不明擺著與呂吉甫作對嗎？」
從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到王安石的變法，所高舉的旗幟都是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赤字與強兵以因應主要來自西夏的威脅。宋代是華夏歷史上最重視工商也最富裕的朝代，宋真宗時歲入就已超過一億貫（約為明清時代的一億兩白銀），而其中就有約七成是來自海貿的商稅。然而，宋代的財政支出之大也是歷代之最，從仁宗朝開始，幾乎都是年年赤字，而對西夏、吐蕃的用兵，更加重了原就沉重的財政負擔。
宋代財政負擔沉重的第一個原因，在於冗官太多。宋代冗官形成的原因，與趙匡胤以科舉制度籠絡士人以抑制世家門閥有關。為了改變唐代世家門閥壟斷官職的現象，宋初對科舉與任官制度做了許多改革，提高了科舉的公平性與錄取人數，把應考者的身家背景限制放寬，同時在任官資格上，規定除科舉出身者或恩蔭者不得任文官。
這種做法確實能有效地削弱世家門閥，但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單進士科每次錄取人數就是數百甚至近千人，也必然會產生冗官的問題。雖說在仁宗時開始行磨勘法，將考用分離，規定考上科舉後必須得到兩名現任官員推薦擔保，才能取得被選任為官員的資格，但官員與候選官員的人數仍舊迅速膨脹。北宋立國之初，內外官員總數不到三千，四十年後的真宗景德年間（一ＯＯ四年至一ＯＯ七年），內外官員人數已達一萬七千多人；再到仁宗皇祐年間（一Ｏ四九年－至一Ｏ五三年），官員人數又比真宗時多了近一倍。
宋代官制複雜，每個官員通常都同時兼有數個到十幾個官位，其中只有一個稱之為「差遣」的才是他真正要負責的職務。但無論是否為差遣，這些官位都有豐厚的俸祿，又有各式各樣的福利津貼，使得宋代官員的薪俸之高令人咋舌。於是在宋代官員無須貪污就可以過上優渥的生活，加上歷代皇帝都謹守趙匡胤「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只要不太在意升遷問題，基本上每個宋代官員都能擁有令人羨慕的幸福生活；但是，龐大的官員人數卻也必然造成國家嚴重的財務負擔。
除冗官外，宋代的冗兵也是形成沉重財政負擔的另一主因。宋代的軍隊分禁軍、廂軍、團結兵三種，其中團結兵就是團練，是地方鄉紳出資的地主武裝，所以真正由國家負擔的是禁軍與廂軍。禁軍每人每年所有開支是五十貫，廂軍是三十貫，以北宋社會平均薪資水準而言並不高，但架不住軍隊人數太多，這軍費就頗驚人。仁宗時的大臣蔡襄就曾指出，當時軍隊非戰期間每年的維持經費高達四千八百萬貫。若逢戰爭，相關的軍事開支還會呈等比級數暴增。
軍費開支大，如果真能練出精兵也就算了，但宋代的軍制卻注定了龐大的軍隊大多只是擺設。宋代的廂軍其實是一種社會救濟制度，朝廷將那些因各種天災而流離失所的百姓編為廂軍，算是由朝廷來養他們。這些人大多老弱，根本無力上戰場作戰，而朝廷也不期望廂軍能有戰力，這一點從一月一操的規定就可看出。因此廂軍只是承擔一些地方雜役工作，通常是一些苦力活。這樣的軍隊數量再多，也不可能形成戰力。
理論上宋代真正有戰力的軍隊是朝廷控制的禁軍，但事實上多數的禁軍扮演的只是類如儀仗兵的角色，這五日一操時講究的是隊形華麗好看。只有邊關軍州的禁軍才是真有戰力的。
諷刺的是，在北宋末期最有作戰能力的部隊，都是朝廷不用出錢的團練，像韓世忠、宗澤、岳飛的軍隊就都只是團練。由於這些團練並非由朝廷出錢，成員不必像朝廷軍隊士兵一樣於臉上刺字，也無須真的遵守朝廷校閱團練一年一操的規定，加上團練的目的是守衛自己鄉土，所以只要主事者有心，要練出一支有戰力的團練並不難。歷史上當女真入侵時，河北中山與山西太原兩地就是依靠數千團練，硬是將女真數萬精兵擋了好幾年。不過，在一般情形下，朝廷是不敢以團練為對外戰爭主力的。這是因為團練既不由朝廷出錢，則可拒絕朝廷出境作戰的調令。
在仁宗朝中期後，冗官冗兵造成的財政黑洞已到不能無視的地步。像英宗治平二年（一Ｏ六五年）時，歲入達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貫之巨，但養官、養軍等支出卻達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貫。在此情況下，政府其他政務必然因經費缺乏而被排擠。就此而言，宋代之所以是弱國家強社會的「弱宋」，也有財政上的必然：由於政府根本沒有錢，只能讓地方宗族自主治理。
正因為積弊日深，所以在仁宗慶曆三年（一Ｏ四三年）時，范仲淹、富弼等上書仁宗，開始了以整頓官僚體系為主要目標的改革。但縱是負天下之望的范仲淹、富弼，也敵不過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黯然告終，只留下范仲淹「一家哭何若一路哭？」的名句供人憑弔。到王安石變法時，鑑於慶曆新政失敗的教訓，雖高唱要裁減冗官，事實上在王安石變法時卻不敢真去碰冗官問題，而是把變法重心放在增加國家收入及整頓軍隊上。
本來，若真能大舉增加國庫收入，那縱然先不處理政府肥大導致的財政惡化問題，也可以暫時舒緩財政惡化速度，再以政績累積出來的威望徐圖更徹底的變革。無奈王安石與其追隨者受限於歷史格局與學識，只知以農業社會的手段來處理財政。於是他們所能端出的政策與手段，就是在原就生活困苦的農民身上打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起初用意，是為了降低農民的負擔。用意雖善，但具體實施上全不是這一回事。神宗趙頊與王安石都急於做出驚人的政績，更執著於增加國庫收入，於是本應由農民依其需要自主決定是否借貸的《青苗法》，在具體實施時就變成強行攤派，你不借還不行！到了還款期限，官府催逼有如地下錢莊討債，搞的小農民不聊生。諷刺的是，像陳偁任開封府尹時欲以青苗錢借給受天災所害的百姓，朝廷上的袞袞諸公卻又因憂慮災民無力還款，嚴禁陳偁借錢給災民。王安石急功近利與恨不得將天下財富都收進國庫的做法，以及面對連年天災時隱密災情不加處理而只對趙頊報喜不報憂的態度，使熙寧變法的反對者越來越多。
然而，在仕紳官員階級中，真正反對熙寧變法的原因還是利益問題。依照儒家的經濟思想，天下財富是有定數的。依此，王安石欲增加國庫收入，就會排擠仕紳階級的財富。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仕紳官員們當然要拼命反對變法了。不過，倒也不是所有的仕紳官員都反對變法，至少許多出身沿海通商大邑受商品經濟影響較深的仕紳官員，就或多或少隱約地認識到增加國庫收入不見得就會減少民間財富，這也是何以支持熙寧變法者大多出身東南沿海的原因。只是王安石根本就跳脫不出儒家小農經濟思想的窠臼，無法在增加國庫收入時同步讓民間財富增長。
王安石不能跳脫時代格局的限制，在場的宋人雖比王安石更深受商品經濟的薰陶，卻也不可能有與謝屏森等人一樣的見識。就算是之前已與謝屏森三人深談過的黃植黃清，其實至今仍不懂謝屏森三人計畫背後的經濟邏輯。不過對他們而言，宗族的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才不管朝中諸公會怎麼想。
真正左右為難的是蔡碩。從謝屏森的談話中，他敏銳地發現這才半年多時間，黃族的財富竟然增長到令他震驚的地步，而謝屏森所描述的計畫，也讓他窺見讓蔡族也能如黃族一樣飛騰成長的機會。問題是在他看來，謝屏森的計畫就是與朝廷爭奪財富，這是明擺著要與王安石對幹；而他的族兄蔡確可是王安石的左右手，蔡族如今在泉州的地位，可有一大半是因蔡確而來的。因此他在震驚過後，左思右想了一會兒，也不管陳偁這個知州還沒說話，搶著就問：「邊森，天下財富是有定數的，汝這想法雖好，卻是與朝廷爭食，終歸是有些不妥……」
謝屏森聞言一笑，他很清楚蔡碩這話中未盡之意，這本來就在他的預料之中，這也是他要把蔡碩找來小院會晤的原因之一。既然蔡碩問了，他自然要說個清楚：「蔡族長……」
謝屏森才一開口，蔡碩就插嘴道：「蔡黃兩族有百年的情誼，我的表字是廣遠，汝喚我的表字即可。」
謝屏森笑的更燦爛了，從善如流地說：「廣遠兄，所謂的天下財富有定數，是春秋時代的觀念。春秋那時可還是火耕水種以物易物的時代，那時代的觀念可不能適用於今日。遠的不提，唐代開元之治可說是個盛世吧，那時的疆域可比大宋大了好幾倍，不論是西域絲路的貿易還是海上的貿易也都很發達，可那時國庫一年的歲入也只有三千萬貫。那今日的大宋歲入有多少？應該是超過一萬萬貫吧！是大宋的稅賦遠重於唐代嗎？不，大宋的稅賦並不比前朝為重。那何以大宋國庫的歲入就可以超過唐代呢？這是因為大宋比唐代重視工商！只要發展工商，財富就會一直增長！」
「我們發展工商賺了錢之後，朝廷會有損失嗎？不，剛好相反，只要我們依法納稅，我們賺的錢越多，朝廷所收到的稅就越多。王介甫的變法不就是為了讓國庫多點收入嗎？那我們發展工商不也就是在幫朝廷嗎？」
「不只如此，現在天時不順旱澇不斷，若事事要靠官府來主持救濟，不但緩不濟急，且不免掛一漏萬。如果依我們的方法，讓在工商上賺了錢的人出錢，在官府的監督下來做這些事，這樣不是對官府與百姓都好嗎？」
謝屏森這一番話讓眾人聽的頭都有些暈了，只覺著乍聽之下頗有道理，可又覺得似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眾人皺眉沉思了一會兒，吳復古才說：「邊森，依汝的方法，這工商者確實是可以賺錢，而且是賺大錢。可是農民呢？這農民一年辛苦，所得卻只堪溫飽，見工商來錢容易，哪還願意下田耕作？民以食為天，如果農民都不耕田了，那哪來的糧食供養大宋數千萬張嘴呢？」
吳復古才一說完，陳偁等三個官員都點頭稱是。閩地多山少田，糧食本就不足，這幾年連年大旱，糧食更是吃緊，是以吳復古的憂慮深得他們認同。
不過，這事謝屏森早就考量過了，只聽他說：「子野先生說的其實是兩件事，一件是糧食的問題，另一件是農家收入的問題。先說這糧食問題吧！依我之見，這事得分幾步來走。首先就是要應付眼前因大旱導致市面糧食不足糧價上漲的問題。先前我曾請慈濟的人幫忙，讓他們下鄉時順便詢問這幾年農民收益與市面糧價。根據這些資料，我發現熙寧元年時泉州各地的糧價都在九十五文到一百文之間，可是之後就逐漸上揚，到最近一斗米要賣一百零五文到一百一十文，也就是說在這幾年間糧價就漲了一成，這還是官府釋出常平倉儲糧的結果。可是在此同時，糧商向農民購穀的價錢卻沒有明顯提高。這意味著糧商從中操作，賺取不當利潤，所以我才想要從海外購糧來平抑糧價。各位可能不知道，南方諸國稻米一年三熟，那些地方米價甚賤，像昇龍府那裡一斗米就只賣十文。我一次買個二十萬石，加上海運運費與搬運工力，到泉州後這一斗米的成本也就是四十文左右。剛好我家阿芙也該論及婚嫁了，我打算送她一個米糧舖子當嫁妝。我已與她說好了，幫她在泉州幾個縣城都設了商舖，主要賣的就是海外進的糧食。到時候這些米舖一斗米會賣九十文，這樣子應該能立即讓市面的糧價降下來。」
聽謝屏森這麼一說，正愁糧價上漲的陳偁立刻露出欣慰的笑容，而蔡碩卻是皺起了眉頭，心中暗想：「這泉州的糧商雖多，做主講話的卻是呂家的兩家糧行，這糧價上漲其實都是呂家在背後操作的。謝邊森這麼做，不明擺著與呂吉甫作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