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 3月 24, 2015 1:56 am
第一卷第六十四章 江湖的起源
謝屏森三人穿越之初那幾日，在海島上閒來無事，只能聊天打發時間。那時李映雪說她一直找不到男友，還要謝屏森、尚美雪若認識好男人，一定得介紹給她。那時謝屏森還以為李映雪在說笑，這麼聰慧又美麗的女子怎麼可能會沒有男友？可相處久了，謝屏森卻相信這女人真的沒有男朋友。
理由無他，李映雪雖說本性還算善良，可不知是否在中國生活的那幾年受的影響，許多時候她的言行舉止還真像中國那些土豪大媽，叫人不敢恭維。任何一個心理正常的傑出男人，應該都不會對這種個性的女人有興趣。像是現在，如果陳偁他們真跪下來膜拜，謝屏森相信李映雪不但不會不好意思，搞不好還會趁機展現一下一代女皇的氣勢。好在李映雪這話是用英語說的，陳偁他們根本聽不懂。所以謝屏森在冒著生命危險狠狠瞪了李映雪一眼後，決定無視於她的存在，轉頭繼續對眾人說他的計畫。
「呵呵，各位無須多禮，我等雖來自海外，但既落腳泉州，又受黃族庇護，自是要為大宋百姓盡一份力。只是――」
謝屏森語調一揚，語氣轉趨嚴肅地說：「若我們遭遇的是尋常天災，我方才所提的手段儘也就夠了，但現在大宋面對的，卻是數百年未遇的氣候變異，未來數十年，極寒極熱的天候會越來越多，旱澇蝗災恐怕會接踵而來。這幾個月來，我對大宋官府民間的狀況做了點瞭解，坦白說，我不認為以現今大宋官府與地方宗族的能力，能完全因應這種異變。我有一整套計策，自信若能依計行之，應能讓官府宗族有能力面對氣候異變帶來的問題，讓泉州鄉親不致遭難。我託太公邀各位來此，就是想請各位聽聽這計畫，看是否可行。」
華夏古代社會是小農社會，每個農民擁有的耕地都不多，加上原生種的各種農作物產量都不高，因此縱是風調雨順的豐年，產出也不會太高，若是遇到荒年，那是連溫飽都困難。偏生華夏大陸是個天災不斷戰亂頻仍之地，農作經常被摧毀。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結群以自保，以團體的力量來對抗天災人禍與互助救濟。這不僅使華夏在諸般條件都不成熟下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國家組織，也使宗族成為社會的核心組織。
宗族是擁有共同祖先、有相同姓氏而聚居一地的人群。就社會發展史而言，宗族的出現是祭祀祖先、小農耕作型態與交通建設落後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產物。《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唯祀與戎」，足見先秦的人們是多麼重視祭祀，而祭祀的對象不只是天地諸神，更有祖先。由於交通建設的落後，所居之處若離祖墳或祖祠太遠，會造成祭祀祖先上的困難。加上小農耕作型態下，單一農戶很難應對頻仍的天災或非天災的威脅，故同姓聚居成為不得不然之事。
在戰國之前，只有貴族才有姓氏，所以宗族是與封建制度結合的政治、經濟、軍事組織。在封建體制下，領主對其領地上的人與物擁有完全的權利與義務，縱是國君亦不能干涉。當災害發生時，領主有救濟領地內人民的義務，而國君則有要求國內各領主提供人力物力讓國君統合調度的權力。但田氏代齊一事的出現，使國家與宗族的關係開始出現緊張。
田氏代齊指的是戰國時齊國田氏代姜氏為齊君的故事。齊桓公十四年（西元前六ＯＯ年），陳國內亂，公子媯完為避禍奔齊國。齊桓公欲封公子媯完為卿（主掌軍政的大臣），公子媯完不受，只接受工正（掌管工匠）之職。之後，陳公子媯完改其姓氏為田氏，為齊國田氏之祖。田氏因掌管工匠而逐漸掌控齊國的工商，遂成為巨富。前五四五年時，田完四世孫田桓子經過一連串血腥鬥爭，與鮑氏聯手掌控了齊國的實權。
家大業大的田桓子是以金錢土地為武器，來爭取齊人對田氏的支持。他未經國君同意，就給那些沒有俸祿的宗室公子公孫封邑；未經國君同意，就對那些貧弱孤寡的「國人」（人身隸屬於國君而居住於國都或都邑城內外之人）加以救濟。於是，齊國的宗室與國人都傾向支持田氏，而齊君的公家勢力則相對萎縮。
到以好築宮室、養馬與狩獵聞名的齊景公時，雖有賢人晏嬰輔政，但齊國的重賦讓人民難以承受。當時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方式，把米糧借給領地上的人民。於是包括國人在內的齊國各地人民紛紛搬遷至田氏領地，田氏的勢力遂能超越於國君之上。景公死後，田乞逐政敵齊國宗室國、高二氏，立公子陽生即位（即齊悼公），自立為宰相。從此田氏掌握齊國國政。此後，田氏又以各種手段爭取民心，齊國上下歸心於田氏。到前三八六年，田完十世孫田和流放齊康公於海島上，自立為國君，同年為周安王冊命為齊侯。至此姜尚所傳之姜氏齊國宗室滅絕，起而代之的是田氏齊國。
綜觀田氏代齊的過程，起初田氏以其私財賑濟人民結好權貴，應只是為求能在齊國立足與自保；但隨著田氏影響力的擴大，田氏也萌生了代齊的野心，且此舉還受到那些從田氏得到好處的齊國人的支持。因此，田氏代齊一事，使之後的君主對宗族與商人多所疑懼。
秦始皇滅六國後，廢封建行郡縣，令天下富戶遷咸陽，其目的不僅在消滅原先各國貴族的影響力，也在於淘空已開始成形的地方宗族，以利於秦帝國的中央集權統治。然秦雖開馳道、靈渠，但在當時科技能力限制下，整體的交通、通訊建設事實上是無法支撐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秦朝的迅速滅亡，雖與其苛政有關，但在淘空地方宗族後政府組織卻無法對地方進行長期有效的直接管理，亦是重要原因。
漢代秦後，一反前朝淘空地方宗族的做法，倚重宗族來進行統治。漢代是世家門閥政治的濫觴，進入東漢後，世家門閥更掌控了政權，但在此同時，地方宗族更是帝國實際上的支柱。
由於欠缺現代化的統治技術，無法對人口與財政賦稅做數字化的管理。官方資料上的數字做不得準，要徵稅與攤派傜役時，只能依賴地方宗族，由宗族來做具體處理。漢代負責地方收稅、教化（政令宣導）與仲裁糾紛的三老，就一定是由地方上幾個大宗族中產生。而在漢武帝行官管工商後，這些有家人擔任地方鄉里小官小吏的宗族又得以介入工商經營，再以工商上的獲利回饋鞏固宗族田產，遂使這些地方宗族逐漸成為地方上的豪強。他們雖不能與世家門閥一樣進入中央左右政權，卻實際上承擔了管理地方的責任。所以漢帝國的統治，事實上是建立在地方宗族的配合上。
身為地方實際管理者的地方宗族，雖也會有欺壓其他非其宗族平民的情事，但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扮演的是抗災、救災與賑災的主力。
在一個科技落伍、生產力低下卻又災難頻仍的時代，欠缺有效統治管理技術的中央帝國的手段是有限的：在面對大規模災難（如黃河潰堤）時，國家雖會統籌指揮，但人力物力卻通常是得由受災地區提供，而要做到有效的動員，就得由地方宗族承擔主要責任；而若是小規模的災難，中央政權更不會直接介入，而是由地方官府協調當地宗族擔綱抗災、救災與賑災。對地方宗族來說，這不僅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道德義務，更是攸關自身生存利益，因而也罕有會逃避此責任的。
不過，鑑於田氏代齊的歷史教訓，宗族的社會角色是受到嚴重限制的：在無官府許可與監督下，宗族的救濟範圍只能限於族人與佃農，一旦超過，就會被視為謀逆。
漢末三國時天下紛亂，地方宗族紛紛築堡自衛，到六朝時更發展成自給自足的庄園。在連年戰亂政府體制事實上崩壞的亂世，擁有私兵的宗族庄園不但能一定程度地保障了族人的安全，也有能力庇護流民。此外，無論士族或庶族，宗族都會盡力讓族人讀書識字。正因如此，華夏文明雖經歷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卻能不絕如縷地傳承下來。
隋唐天下復歸一統，為了鞏固皇權隋唐皇帝都大力壓抑世家門閥，但同時卻也仍必須借地方宗族來進行統治。而唐末五代的亂世中，華夏文明再遭浩劫，此時承擔傳承與保護文明重任的，除了首先大規模刻印儒家經書卻因先後在五朝任官而遭譏不忠的馮道外，就是散佈各地的地方宗族。
入宋之後，雖然傳承千年的世家門閥皆已沒落，但地方宗族的角色卻更吃重。北宋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都做了諸多限制，將許多地方治理的權力委託給地方宗族。因而宋代雖是華夏歷史上國力最強對外戰爭獲勝率最高的朝代，卻被後世主張中央集權獨裁的史家稱為弱宋。而所謂的弱宋，事實上應是指國家相對於民間社會的弱勢，而非指對外弱勢。
而謝屏森三人所穿越的熙寧年間，正是華夏歷史上國家與宗族發展的關鍵年代。一方面，宋代科舉每次錄取數百人，百年下來錄取人數達數萬人，雖然依照宋制考上科舉者不一定能任官，卻都享有田產免稅特權，是道道地地的仕紳。加上趙匡胤有「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訓，使這些仕紳有積極參與政治的意識。他們進則在朝為官，退則為地方鄉紳而形成一個當時稱之為「江湖」的中產階級團體。范仲淹說「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就指出這些人雖離開政府卻仍關心國事。
也就是說，江湖本是仕紳階級的代稱，平常人是沒有資格自稱江湖的，更別提那些社會底層的犯罪者了。後世地痞流氓小癟三都自稱江湖人士，反而是正經人家都怕沾上江湖色彩。所謂的江湖道義本是指仕紳階級的宗法道德倫理，到後世也變成犯罪者的犯罪藉口。這種轉變的背後，隱藏著社會底層對高階級地位的渴望，也彰顯著華夏文明的崩壞。
宋代《天聖令》的高度民間自治體制，就是建立在這些仕紳與其家族上。而在即將到來的熙寧九年（一Ｏ七六年），山西藍田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四兄弟將訂定《藍田呂氏鄉約》，進一步將地方宗族的社會責任明確化。在半個世紀後的女真人入侵中，當大宋官方軍隊崩潰後，就是這些散佈於各地的宗族承負起抵抗入侵的責任。
另一方面，華夏社會發展到北宋，已經初窺商業資本主義的堂奧，但基本上社會意識仍有濃厚的小農社會色彩。在仕紳田產免稅制度下，仕紳家族大多致力於購置田產，視經營工商為枝微末節；只有處通商大邑或像福建這樣山多田少又靠海之地的仕紳家族，才會致力於商貿。
仕紳家族將資本集中於田產的結果，第一是加速土地兼併，使土地分配不均惡化，加重小自耕農本就沉重的負擔。雖然在北宋中期此問題尚不嚴重，但隨著時間推移，此將成導致華夏社會不穩定的核心因素。而第二個結果就是使仕紳階級開始保守化，抗拒一切觸動其土地核心利益的改革，甚至最終會演變成排斥工商發展，這一點在數百年後明清時代尤為明顯。
在謝屏森看來，雖然王安石與其黨人未必有此認識，但王安石的變法確實隱含抑制仕紳資本集中於土地的用意，這也是何以支持變法者幾乎都出身通商大邑與福建的原因。但很可惜的，一來受到時代格局的限制，二來王安石的追隨者中太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者，致使變法從一開始就走上歧途。結果不但不能使北宋的問題得到解決，反是治絲益棼。
所以，一開始謝屏森三人的想法，就是運用他們掌握的現代技術與知識，將泉州仕紳的資本引到工商的路徑上，再以泉州的成功經驗誘使各地的宗族加入。一旦他們從中嚐到甜頭，就會被利益綁架而甘心待在這條賊船上。不過，謝屏森也深知資本追求利潤的弊端，如果不能在一開始就對商業資本課以社會責任，追求利潤的動力必然發展成吞噬人心的怪獸。
從知道流落在中世紀又決定落腳泉州後，謝屏森三人就不斷地討論如何在這個時代生存下來。熟悉東亞千年歷史的謝屏森，很清楚他們所來到的這個時代，在這個大宋最美好的時期即將逝去、末法時期將至之時，在慶幸「我來雖晚及春殘」之餘，他們必須要做些努力，來保住這片他們在這時空的安身立命之地。於是，經過半年多的討論與修正，一個宏大的計畫蔚然成形。現在，謝屏森開始把它一一端出，誘惑在場眾人接受。
謝屏森三人穿越之初那幾日，在海島上閒來無事，只能聊天打發時間。那時李映雪說她一直找不到男友，還要謝屏森、尚美雪若認識好男人，一定得介紹給她。那時謝屏森還以為李映雪在說笑，這麼聰慧又美麗的女子怎麼可能會沒有男友？可相處久了，謝屏森卻相信這女人真的沒有男朋友。
理由無他，李映雪雖說本性還算善良，可不知是否在中國生活的那幾年受的影響，許多時候她的言行舉止還真像中國那些土豪大媽，叫人不敢恭維。任何一個心理正常的傑出男人，應該都不會對這種個性的女人有興趣。像是現在，如果陳偁他們真跪下來膜拜，謝屏森相信李映雪不但不會不好意思，搞不好還會趁機展現一下一代女皇的氣勢。好在李映雪這話是用英語說的，陳偁他們根本聽不懂。所以謝屏森在冒著生命危險狠狠瞪了李映雪一眼後，決定無視於她的存在，轉頭繼續對眾人說他的計畫。
「呵呵，各位無須多禮，我等雖來自海外，但既落腳泉州，又受黃族庇護，自是要為大宋百姓盡一份力。只是――」
謝屏森語調一揚，語氣轉趨嚴肅地說：「若我們遭遇的是尋常天災，我方才所提的手段儘也就夠了，但現在大宋面對的，卻是數百年未遇的氣候變異，未來數十年，極寒極熱的天候會越來越多，旱澇蝗災恐怕會接踵而來。這幾個月來，我對大宋官府民間的狀況做了點瞭解，坦白說，我不認為以現今大宋官府與地方宗族的能力，能完全因應這種異變。我有一整套計策，自信若能依計行之，應能讓官府宗族有能力面對氣候異變帶來的問題，讓泉州鄉親不致遭難。我託太公邀各位來此，就是想請各位聽聽這計畫，看是否可行。」
華夏古代社會是小農社會，每個農民擁有的耕地都不多，加上原生種的各種農作物產量都不高，因此縱是風調雨順的豐年，產出也不會太高，若是遇到荒年，那是連溫飽都困難。偏生華夏大陸是個天災不斷戰亂頻仍之地，農作經常被摧毀。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結群以自保，以團體的力量來對抗天災人禍與互助救濟。這不僅使華夏在諸般條件都不成熟下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國家組織，也使宗族成為社會的核心組織。
宗族是擁有共同祖先、有相同姓氏而聚居一地的人群。就社會發展史而言，宗族的出現是祭祀祖先、小農耕作型態與交通建設落後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產物。《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唯祀與戎」，足見先秦的人們是多麼重視祭祀，而祭祀的對象不只是天地諸神，更有祖先。由於交通建設的落後，所居之處若離祖墳或祖祠太遠，會造成祭祀祖先上的困難。加上小農耕作型態下，單一農戶很難應對頻仍的天災或非天災的威脅，故同姓聚居成為不得不然之事。
在戰國之前，只有貴族才有姓氏，所以宗族是與封建制度結合的政治、經濟、軍事組織。在封建體制下，領主對其領地上的人與物擁有完全的權利與義務，縱是國君亦不能干涉。當災害發生時，領主有救濟領地內人民的義務，而國君則有要求國內各領主提供人力物力讓國君統合調度的權力。但田氏代齊一事的出現，使國家與宗族的關係開始出現緊張。
田氏代齊指的是戰國時齊國田氏代姜氏為齊君的故事。齊桓公十四年（西元前六ＯＯ年），陳國內亂，公子媯完為避禍奔齊國。齊桓公欲封公子媯完為卿（主掌軍政的大臣），公子媯完不受，只接受工正（掌管工匠）之職。之後，陳公子媯完改其姓氏為田氏，為齊國田氏之祖。田氏因掌管工匠而逐漸掌控齊國的工商，遂成為巨富。前五四五年時，田完四世孫田桓子經過一連串血腥鬥爭，與鮑氏聯手掌控了齊國的實權。
家大業大的田桓子是以金錢土地為武器，來爭取齊人對田氏的支持。他未經國君同意，就給那些沒有俸祿的宗室公子公孫封邑；未經國君同意，就對那些貧弱孤寡的「國人」（人身隸屬於國君而居住於國都或都邑城內外之人）加以救濟。於是，齊國的宗室與國人都傾向支持田氏，而齊君的公家勢力則相對萎縮。
到以好築宮室、養馬與狩獵聞名的齊景公時，雖有賢人晏嬰輔政，但齊國的重賦讓人民難以承受。當時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方式，把米糧借給領地上的人民。於是包括國人在內的齊國各地人民紛紛搬遷至田氏領地，田氏的勢力遂能超越於國君之上。景公死後，田乞逐政敵齊國宗室國、高二氏，立公子陽生即位（即齊悼公），自立為宰相。從此田氏掌握齊國國政。此後，田氏又以各種手段爭取民心，齊國上下歸心於田氏。到前三八六年，田完十世孫田和流放齊康公於海島上，自立為國君，同年為周安王冊命為齊侯。至此姜尚所傳之姜氏齊國宗室滅絕，起而代之的是田氏齊國。
綜觀田氏代齊的過程，起初田氏以其私財賑濟人民結好權貴，應只是為求能在齊國立足與自保；但隨著田氏影響力的擴大，田氏也萌生了代齊的野心，且此舉還受到那些從田氏得到好處的齊國人的支持。因此，田氏代齊一事，使之後的君主對宗族與商人多所疑懼。
秦始皇滅六國後，廢封建行郡縣，令天下富戶遷咸陽，其目的不僅在消滅原先各國貴族的影響力，也在於淘空已開始成形的地方宗族，以利於秦帝國的中央集權統治。然秦雖開馳道、靈渠，但在當時科技能力限制下，整體的交通、通訊建設事實上是無法支撐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秦朝的迅速滅亡，雖與其苛政有關，但在淘空地方宗族後政府組織卻無法對地方進行長期有效的直接管理，亦是重要原因。
漢代秦後，一反前朝淘空地方宗族的做法，倚重宗族來進行統治。漢代是世家門閥政治的濫觴，進入東漢後，世家門閥更掌控了政權，但在此同時，地方宗族更是帝國實際上的支柱。
由於欠缺現代化的統治技術，無法對人口與財政賦稅做數字化的管理。官方資料上的數字做不得準，要徵稅與攤派傜役時，只能依賴地方宗族，由宗族來做具體處理。漢代負責地方收稅、教化（政令宣導）與仲裁糾紛的三老，就一定是由地方上幾個大宗族中產生。而在漢武帝行官管工商後，這些有家人擔任地方鄉里小官小吏的宗族又得以介入工商經營，再以工商上的獲利回饋鞏固宗族田產，遂使這些地方宗族逐漸成為地方上的豪強。他們雖不能與世家門閥一樣進入中央左右政權，卻實際上承擔了管理地方的責任。所以漢帝國的統治，事實上是建立在地方宗族的配合上。
身為地方實際管理者的地方宗族，雖也會有欺壓其他非其宗族平民的情事，但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扮演的是抗災、救災與賑災的主力。
在一個科技落伍、生產力低下卻又災難頻仍的時代，欠缺有效統治管理技術的中央帝國的手段是有限的：在面對大規模災難（如黃河潰堤）時，國家雖會統籌指揮，但人力物力卻通常是得由受災地區提供，而要做到有效的動員，就得由地方宗族承擔主要責任；而若是小規模的災難，中央政權更不會直接介入，而是由地方官府協調當地宗族擔綱抗災、救災與賑災。對地方宗族來說，這不僅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道德義務，更是攸關自身生存利益，因而也罕有會逃避此責任的。
不過，鑑於田氏代齊的歷史教訓，宗族的社會角色是受到嚴重限制的：在無官府許可與監督下，宗族的救濟範圍只能限於族人與佃農，一旦超過，就會被視為謀逆。
漢末三國時天下紛亂，地方宗族紛紛築堡自衛，到六朝時更發展成自給自足的庄園。在連年戰亂政府體制事實上崩壞的亂世，擁有私兵的宗族庄園不但能一定程度地保障了族人的安全，也有能力庇護流民。此外，無論士族或庶族，宗族都會盡力讓族人讀書識字。正因如此，華夏文明雖經歷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卻能不絕如縷地傳承下來。
隋唐天下復歸一統，為了鞏固皇權隋唐皇帝都大力壓抑世家門閥，但同時卻也仍必須借地方宗族來進行統治。而唐末五代的亂世中，華夏文明再遭浩劫，此時承擔傳承與保護文明重任的，除了首先大規模刻印儒家經書卻因先後在五朝任官而遭譏不忠的馮道外，就是散佈各地的地方宗族。
入宋之後，雖然傳承千年的世家門閥皆已沒落，但地方宗族的角色卻更吃重。北宋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都做了諸多限制，將許多地方治理的權力委託給地方宗族。因而宋代雖是華夏歷史上國力最強對外戰爭獲勝率最高的朝代，卻被後世主張中央集權獨裁的史家稱為弱宋。而所謂的弱宋，事實上應是指國家相對於民間社會的弱勢，而非指對外弱勢。
而謝屏森三人所穿越的熙寧年間，正是華夏歷史上國家與宗族發展的關鍵年代。一方面，宋代科舉每次錄取數百人，百年下來錄取人數達數萬人，雖然依照宋制考上科舉者不一定能任官，卻都享有田產免稅特權，是道道地地的仕紳。加上趙匡胤有「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訓，使這些仕紳有積極參與政治的意識。他們進則在朝為官，退則為地方鄉紳而形成一個當時稱之為「江湖」的中產階級團體。范仲淹說「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就指出這些人雖離開政府卻仍關心國事。
也就是說，江湖本是仕紳階級的代稱，平常人是沒有資格自稱江湖的，更別提那些社會底層的犯罪者了。後世地痞流氓小癟三都自稱江湖人士，反而是正經人家都怕沾上江湖色彩。所謂的江湖道義本是指仕紳階級的宗法道德倫理，到後世也變成犯罪者的犯罪藉口。這種轉變的背後，隱藏著社會底層對高階級地位的渴望，也彰顯著華夏文明的崩壞。
宋代《天聖令》的高度民間自治體制，就是建立在這些仕紳與其家族上。而在即將到來的熙寧九年（一Ｏ七六年），山西藍田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四兄弟將訂定《藍田呂氏鄉約》，進一步將地方宗族的社會責任明確化。在半個世紀後的女真人入侵中，當大宋官方軍隊崩潰後，就是這些散佈於各地的宗族承負起抵抗入侵的責任。
另一方面，華夏社會發展到北宋，已經初窺商業資本主義的堂奧，但基本上社會意識仍有濃厚的小農社會色彩。在仕紳田產免稅制度下，仕紳家族大多致力於購置田產，視經營工商為枝微末節；只有處通商大邑或像福建這樣山多田少又靠海之地的仕紳家族，才會致力於商貿。
仕紳家族將資本集中於田產的結果，第一是加速土地兼併，使土地分配不均惡化，加重小自耕農本就沉重的負擔。雖然在北宋中期此問題尚不嚴重，但隨著時間推移，此將成導致華夏社會不穩定的核心因素。而第二個結果就是使仕紳階級開始保守化，抗拒一切觸動其土地核心利益的改革，甚至最終會演變成排斥工商發展，這一點在數百年後明清時代尤為明顯。
在謝屏森看來，雖然王安石與其黨人未必有此認識，但王安石的變法確實隱含抑制仕紳資本集中於土地的用意，這也是何以支持變法者幾乎都出身通商大邑與福建的原因。但很可惜的，一來受到時代格局的限制，二來王安石的追隨者中太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者，致使變法從一開始就走上歧途。結果不但不能使北宋的問題得到解決，反是治絲益棼。
所以，一開始謝屏森三人的想法，就是運用他們掌握的現代技術與知識，將泉州仕紳的資本引到工商的路徑上，再以泉州的成功經驗誘使各地的宗族加入。一旦他們從中嚐到甜頭，就會被利益綁架而甘心待在這條賊船上。不過，謝屏森也深知資本追求利潤的弊端，如果不能在一開始就對商業資本課以社會責任，追求利潤的動力必然發展成吞噬人心的怪獸。
從知道流落在中世紀又決定落腳泉州後，謝屏森三人就不斷地討論如何在這個時代生存下來。熟悉東亞千年歷史的謝屏森，很清楚他們所來到的這個時代，在這個大宋最美好的時期即將逝去、末法時期將至之時，在慶幸「我來雖晚及春殘」之餘，他們必須要做些努力，來保住這片他們在這時空的安身立命之地。於是，經過半年多的討論與修正，一個宏大的計畫蔚然成形。現在，謝屏森開始把它一一端出，誘惑在場眾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