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六十一章 包青天也虧空公款

陳偁皺著眉頭望了朱文光一眼，似是譴責他直呼王安石名字的不禮貌行為，然後才略帶遲疑地說：「謝邊森說的蓬萊學制，似乎與王介甫的《三舍法》不同……」說完後他看向旁邊的黃植，希望在座最瞭解謝屏森三人的黃植能給個說法。

宋仁宗慶曆三年（一Ｏ四三年），宋對西夏戰爭慘敗，內部動盪不已。仁宗趙禎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同年九月，范仲淹、富弼等人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請求進行改革。時年三十三歲的趙禎正是銳意進取之年，遂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展開慶曆新政。但范仲淹、富弼雖皆是譽滿天下的能臣，但他們所面對的卻是整個大宋的官員與官員背後的家族，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在整個既得利益團體的抗拒下失敗，范仲淹遭貶出京。

慶曆新政失敗後，大宋的各種內部危機日益嚴重。仁宗嘉佑三年（西元一Ｏ五八年），因先前在常州知州任上政績斐然而被召回汴梁的王安石，向趙禎提出萬言書，請求進行改革。但此時王安石雖正是年富力強的三十七歲，趙禎卻已近知天命之年，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加上慶曆新政失敗的心理陰影，使個性溫和的趙禎不敢接受王安石再發動一次改革的建議。

嘉祐八年（西元一Ｏ六三年），王安石因母親過世，自汴京返回老家江寧（今南京市）服喪，并開始收徒講學與著述。當時王安石已經名動大宋，儼然是有志於改革時弊者的精神領袖，前來求向他學的青年學子，有陸佃（南宋大文豪陸游之祖）、龔原、李定、蔡卞等。王安石不僅是教授這些學生經學，更時時與他們月旦時政，而這些人也都是後來變法的重要支持者與執行者。

宋神宗熙寧二年（一Ｏ六九年）二月，在神宗趙頊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始進行變法。但變法伊始，在文彥博、司馬光的領頭反對下，王安石就面臨慶曆新政時范仲淹曾遭遇的困境。平心而論，當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中，固然有如文彥博這樣基於維護官員既得特權而反對任何改革者，卻也不乏支持政治改革者。像富弼、司馬光、蘇軾在此之前就一直支持改革；他們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還是認為王安石變法的目的不純、方向與手段錯誤。只是王安石個性剛愎，在他非友即敵的思考邏輯下，把所有可能的盟友都逼成敵人。這麼一來，除了自己的學生與呂惠卿、蔡確這些因各種不同原因而支持變法的中低階官員外，整個大宋政壇幾乎都成了王安石眼中的反對者。

或許就是這種困境，以及慶曆新政時范仲淹、富弼孤掌難鳴的教訓，加上自己設帳講學培養出一批追隨者的經驗，王安石認為必須從教育與科考著手，培育出大量支持變法的官員。在變法第二年的熙寧三年（一Ｏ七Ｏ年），王安石就將變法的劍鋒指向教育。該年三月進士殿試中，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隔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熙寧四年（西元一Ｏ七一年），再提出改革太學制度的《太學三舍法》。

《太學三舍法》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外舍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一百人。太學上舍生經考核為上等者授官，考核為中等者可直接參加進士殿試，考核下等者為舉人。相對於經一般科舉途徑的學子，入太學可說是任官的終南捷徑。而官員子弟可以免考試即時入太學，平民子弟需經考試合格入學。所以，支持新法的官員家子弟就能透過太學取得官職。在此情形下，只要能持續十年，大宋中低階官員就會大多是支持變法者。

其實，這套制度還是有其優點的。科舉制度的一個重大缺點，是考生只知背誦經書、吟詩作賦寫文章，卻對實際政策缺乏認識，同時也無真正的行政能力。考上進士者，其實大多不能擔任一個稱職的官員。王安石的改革科舉與實施《太學三舍法》，就是以矯正科舉取士的流弊為訴求。只是在真正運作上，卻是以推動變法為主要目的，加上《太學三舍法》對官員子弟特別有利，不像之前宋朝的科舉那樣公平，這就使得這些改革必然受反變法者的反對。

但謝屏森以現代教育制度為本所虛構的「蓬萊學制」，確實與王安石的《太學三舍法》大不相同。陳偁意識到兩者間似有著差異，但他卻無法判斷出差別有多大。而其實他對此也不關心，他所在意的是謝屏森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

陳偁之所以不關心謝屏森所說的蓬萊學制與三舍制度有何差別，是因為他雖曾在十六歲時就考中恩科的特揍名進士，但他卻是由恩廕踏上仕途的。陳偁是福建沙縣（在今福建三明市）人，他的父親陳世卿曾官至廣州知州，但在陳偁三歲時，他的父親就過世了。陳偁二十歲時，得恩補為協助太廟祭祀的小官太廟齋郎，六年後外放為漳州司法參軍，三十歲時遷福州羅源縣知縣，之後輾轉各地任親民官，到五十五歲時才因多年來累積的政績而被任為開封府尹。這一路走來，他見過太多只會舞文弄墨卻無法處理實務的進士，這使他深知科舉取官的弊端，所以他對王安石的三舍制度並無太大惡感。他所反對的，是王安石一黨以此來排除異己的做法。

在各地任官四十年的經驗，使陳偁深知看似歌舞升平的大宋，確實已經是危機重重，到了不變革不行的地步了。但正如蘇軾與熙寧初年的司馬光一樣，陳偁對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及手段也是多所疑慮。而且，比起進士出身身負天下文名的蘇軾、司馬光，陳偁更清楚地方實情，更清楚王安石變法對一般百姓可能的影響。

雖然陳氏是福建的大族，但相對於各地的陳氏宗族，沙縣陳氏這一宗並不富裕。加上陳偁的父親早逝亦未留下太多田產，所以陳偁小時候的生活境遇只是普通，這讓他下意識地站在一般百姓而非官宦人家的立場來思考變法。如此一來，他既不可能如文彥博一樣，為了鞏固家族既得利益而反對一切變革，卻又不支持可能對百姓造成危害的變法。於是他也只能與蘇軾一樣，抱著「為官一地造福一方」的想法，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內盡量去造福治下的百姓。至於變法反變法的政治紛爭，他不想也無能去攙和。

雖說如此，五年前他被升遷為開封府尹這個要職後，事實上已經是朝廷高官而非單純的州府親民官，就算不想介入變法反變法的紛爭，這政治漩渦卻也會自動找上門來。熙寧三年開始的連年大旱，開封府也是重災區，他數度上奏請開府庫救災，朝中大臣們卻將救災要務拋諸腦後，日日只為變法反變法爭論不休。他無奈之下，不顧部屬勸阻，在無朝廷許可下，動支庫帑救濟災民。雖說這些錢都是假王安石所立《青苗法》之名，以青苗錢名義貸借給百姓。可是連年大旱，借錢的百姓又哪還得起。就算偶有百姓歸還貸款，他體諒百姓生活艱辛，也不願依法收息。如此一來，這府庫自然虧空不少。

本來，像他這樣因救災而虧空府庫的情況，在過去不但沒過，反會受到褒揚。但就因他不肯明白支持變法，或者說的更精確點，是呂惠卿看上了開封府尹這要職，想讓自己的弟弟坐上這位置，而他既非變法派，得不到其他變法派大臣的奧援，又不肯花錢賄賂呂惠卿，他這虧空府庫就成了大罪。遭貶出知泉州，聽說還是因為最後接任開封府尹一職的蔡確幫他說了幾句好話才有的待遇，不然他現在大概還在牢裡蹲著。

其實，這大宋各地官府府庫虧空之事已是常態。新舊官員交接時，只要前任不是因貪污惡意虧空，通常繼任官員也就善意地不加追究，默默承擔這筆虧空。年深日久下來，各地官府其實都有一筆糊塗帳。以開封府而言，他到任時所承接的虧空高達數千萬貫，真要一一追究，連當年的包拯也有責任。這情形朝廷上下都清楚，只是向來沒人去戳穿而已。但現在呂惠卿把開封府百年來累積的虧空五千多萬貫都扣在他身上，這實在是令他難以承受。

更讓陳偁難過的是，在離開汴梁時，他聽聞呂惠卿下令開封府向百姓追繳青苗貸款，想來蔡確也是不敢違逆呂惠卿的命令的。陳偁太清楚呂惠卿貪污的本事了，這開封府衙役向百姓催逼還款，不免多加幾成利錢，這中間除了墨吏中飽私曩外，大概都會被呂惠卿私吞。至於百姓的死活，呂惠卿是不會管的。

正因如此，陳偁這一路南下，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到了福州後，在偶然的機會下聽到了謝屏森三人的事，讓他有了一些想法，心情才稍好一些。之後，他在南安接觸到了李映雪的慈濟醫館，來泉州後，透過舊識黃淳，以及多日來的明察暗訪，他心裡那模模糊糊的想法似乎更清晰了。現在，他必須確認的，是謝屏森的政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