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五十四章 當名嘴的條件

「太初本是渾沌,一百三十八億年前一場我們至今仍不知原因的大爆炸後,始有今日的宇宙。宇宙是一無限寬廣、無盡黑暗、無比寒冷的虛空,在其間散佈著無數在大爆炸中產生的陰陽兩種物質,由於同性相吸,陰性物質相聚成黑洞,陽性物質相聚成星體。無論是陰性物質或陽性物質,都有一種天生之力,這種力能把附近的萬物吸附過來,我們稱之為引力。就是這種引力,決定了宇宙森羅萬象的秩序……」

「星體因其大小而有強弱不等的引力,相近的星體間會彼此相互拉扯。小星體若被大星體拉扯過去,就會撞擊到大星體而毀滅。但若小星體的引力足以使其不會完全被大星體拉扯過去,就會變成在離大星體一定的距離上以大星體為中心轉動。這時,我們稱這大星體為恆星,稱這繞著恆星轉動的小星體為行星。除恆星、行星外,還有所謂的衛星與慧星,它們分別是……我們把這個由恆星、行星、衛星、慧星組成的體系稱為太陽系……我們所在的這個太陽系有八個行星,依其距太陽之遠近分別是……」

「星體生成之初,都是一團無比熾熱的火球,由於所處的宇宙是無比的寒冷,經億萬年後,小星體會逐漸冷卻。星體冷卻是由一外而內的極緩慢過程,許多星體的表面已經變成生冷的石頭,核心卻仍有熾熱的岩漿。有時這些岩漿會從地表的裂縫冒出來,此即所謂的火山爆發;有時這些岩漿很接近地面,附近的地下泉水受熱就成溫泉;而這些流動的岩漿會攪動大地,這時就會發生地動地震……」

尚美雪以華夏人民所熟悉的陰陽來稱呼反物質正物質,從宇宙大爆炸開始,徐徐展開了一套這時代的人乍聽熟悉細思後卻前所未聞的宇宙理論。在這套理論中,她以星體引力為關鍵,說明了星系的形成、公轉與自轉的原因、白日黑夜與四季的形成、日蝕月蝕和潮汐的成因,以及東晉學者虞喜發現的歲差的成因,還講解了地震、火山爆發、慧星尾巴等自然現象的成因。同時,為了讓眾人能理解,她還用了大量的電腦動畫,又拿出一具天文望遠鏡,介紹了望遠鏡在觀察天文上的作用。

若有其他現代人在場,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套頗多疏漏謬誤的宇宙論。這是因為當初三人在討論如何灌輸這時代的人正確的自然知識時,已經考慮到必須去除一些這時代的人完全不能理解的觀念。

縱然如此,這仍然是一套邏輯相當嚴密的理論,而且是與先前華夏的陰陽五行論、安天論及西方的托勒密地心論大不相同的宇宙論。所以所有在場的古人都聽的目瞪口呆,甚至是駭異不安。

華夏古代的宇宙論有哲學與科學兩種脈絡。哲學的宇宙論起源於《尚書》、《易》、《左傳》等書的五行、陰陽相對、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的概念,在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中形成一套天人合一的一元宇宙論:氣是宇宙萬物的本源,陰陽則是萬物變化的動力,五行則是事物間互相聯繫與制約的結構模式;而此不僅是世間萬事萬物的組成與運作模式,亦是人體這一小系統的組成與運作模式。

這套陰陽五行宇宙論被普遍運用在醫卜天文上,甚至還被運用在政治上,代表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為了迎合漢武帝集中權力的慾望,將天人合一的理論發展成天人感應的理論,以「同類相召」來說明天與人的相互作用,並以三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等級秩序做為宇宙人間的運作規範。依其理論,皇帝是上天之子(天子),是上天派來統治人世者,具有人世間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天子之一舉一動皆與天聯繫,兩者之間互為影響。當天子施政符合天意,上天會降祥瑞以鼓勵之;若天子施政失當有違天意時,上天就會以災異警告與譴責之。

董仲舒的理論是為迎合帝王集中權力的慾望而創造的,而同時代由漢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劉安與其門客所作的《淮南子》,卻是以同樣的宇宙論反對漢武帝的集權。而在這本以道家無為思想為基礎並揉合許多先秦諸子百家學說的著作中,不僅陳述了一種「虛無→宇宙→氣→天地→陰陽→四時→萬物」的宇宙演化論,也有許多實際的天文觀測紀錄,此使《淮南子》不只是一本論述形而上哲學的著作,也帶有一些科學色彩。

陰陽五行宇宙論是一種帶有神秘主義的純哲學思維,而科學的宇宙論則是建立在對天文的實際觀察上。基於農耕的需要,華夏人民在上古時即進行天文觀察,在夏朝的曆法中已經有北極星的記載,《左傳》中也記載了魯文公十四年(西元前六百一十三年)出現的哈雷慧星,而此是人類最早觀察到哈雷慧星的紀錄。這些對天文現象的觀察成果,導致了戰國時代蓋天說宇宙論的出現。在有北極星可供指引方向下,認為大地如棋盤般為方形,天則如半圓的蓋子一樣覆蓋在大地之上。

蓋天說宇宙論是素樸而粗糙的,但其卻是一經過觀察、推論等流程的準科學方法所建立的宇宙論。不過蓋天說無法解釋日月星辰東昇西降的現象,所以到了東漢的張衡,就提出渾天說宇宙論。張衡對宇宙生成的觀點類似於《淮南子》,但對於宇宙的形狀,他主張宇宙是一大圓球,日月星辰鑲嵌在圓球壁上,大地是一虛浮於宇宙這一大圓球中的上平下圓的半球體,大地周圍是水。當宇宙轉動時,處於其中的大地並未隨之轉動,如此遂有日月星辰東昇西降的現象。

張衡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他以渾天說為基礎,製作了一個會定時轉動的渾天儀,此不僅是一具地球儀與天文儀器,更是一座時鐘。他所繪製的星圖,標記是了三千五百個星辰。同時,他也是第一個正確解釋月蝕原因的人。

渾天說的出現,是張衡經由實際的觀察而試圖解釋宇宙的結果。在兩漢時期,類似張衡這樣企圖經過較科學的方法去探究宇宙的人還有不少,他們認為唯有透過在夜晚持續地觀測星象,才有可能理解宇宙的真相。而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對張衡的渾天說是有質疑的,因張衡雖謂宇宙是無限的,卻又給宇宙設定了一個固定的實體(大圓球),這兩者間是有矛盾的;且渾天說主張日月星辰是固定在宇宙上,如此就無法解釋慧星、流星的存在。因此,東漢另一個官員郄萌就總結了天文觀察者對渾天說的質疑,提出宣夜說的新觀點。

宣夜說認為宇宙並非是張衡所說的大圓球,而是沒有固定形體又無限廣遠的虛空;天體飄浮在虛空之中,受「氣」的推動而運行,進退不一。

宣夜說的宇宙論,是華夏科學宇宙論的顛峰,東晉初年虞喜的穹天論、安天論基本上都不脫宣夜說的範圍。而宣夜說對天文研究的真正影響,是其內含的用實際觀察與數學方法研究天文的科學精神。虞喜提出的歲差,南北朝劉宋時祖沖之的大明曆與之後歷代的曆法,乃至唐代張遂(一行和尚)、元初郭守敬等天文學者,莫不是受到宣夜說科學精神的影響。

哲學宇宙論與科學宇宙論都以氣、陰陽五行為理論基礎,但兩者對國家權力與思想學術自由的態度卻是南轅北轍。首先,自董仲舒以降,哲學宇宙論就與天人感應說劃上等號,成為正當化國家與皇帝集權行為的政治理論;而科學宇宙論卻深受道家無為思想影響,主張國家與皇帝的權力越小越好。再者,天人感應說將自然與施政者的行為劃上等號,認為兩者之間互為感應,於是對各種自然現象的思考就不可能是科學的與理性的,也必然要排斥任何科學地研究自然現象的努力。同時,由於天人感應說以一種無法理性證明的神秘主義思維來支持皇權的絕對權威,遂對任何不同的主張都要加以取締,壓縮思想學術自由。這會使政治沒有理性對話的空間,反而是牽強附會的圖讖會大為流行。

如此一來,哲學與科學兩種宇宙論就出現對立的競爭關係。哲學宇宙論越興盛,國家與皇帝的權力就越高越絕對,科學與思想自由的空間也越小。

東漢與魏晉南北朝是科學宇宙論急速發展與成熟的時期,在六朝之後,華夏科學宇宙論的發展就陷入瓶頸,天文學家們只在對天文現象的觀測上有所成就。而科學宇宙論之所以能在東漢六朝得到迅速的發展,與當時的社會及政治環境有關。出現於西漢的世家門閥政治在入東漢後開始盛行,到曹魏立九品中正制後,世家門閥政治進入高峰,皇權也衰微到最低點。世家子弟擁有政治經濟社會特權,得以全心全意地進行學術研究,而他們為了自身利益又多接受道家學說,排斥與皇權利益密切的董仲舒學說。同時,因為當時政治紛亂、戰亂瘟疫頻仍,人的壽命短暫又精神空虛,許多世家子弟只能寄情於學術,遂使漢末六朝成為思想多元學術自由風氣興盛的時代。

隋唐是皇權上升、世家門閥政治走下坡的時代,也是科學宇宙論發展開始停滯的時代。為了提高皇權壓抑世家,隋創科舉制度取官,唐太宗頒佈《世族志》與命孔穎達著《五經正義》,而董仲舒學說更是大受重視。只是因為胡人後裔的李唐皇室冒稱老子後裔,對道家思想不好打壓,加上世家仍有一定勢力,因此雖然董仲舒學說大行,卻也還沒有全面壓縮思想空間。

唐末五代的戰亂,使皇權與世家同步衰微,也使華夏文明再受浩劫。入宋後,太祖趙匡胤為避藩鎮與世家再起,一方面以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為國策,另一方面又強化科舉在任官上的重要性,也改革科舉,使科舉向所有階級開放及使科舉趨向公平。同時,從太祖到真宗兩代三個皇帝都提倡儒家學說,欲從思想上創造皇權的統治權威。

然而,雖然有效地阻止了藩鎮與世家門閥政治的再現,宋代的皇權權威卻始終不如初唐盛唐的高;而且不只皇權如此,事實上宋代政府對人民的統治權威可說是歷代最低,而呈現強社會弱國家的狀態。

這種情形,是政治制度與社會環境交織作用的結果。從制度面來看,趙匡胤為拉攏文人,立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國策,使皇帝必然要與文臣共享權力,受到文臣集團相當程度的制約。而為了避免以宰相為代表的文臣權力過高而危及皇權,趙匡胤又將政治體制設計成複雜而權力多元分散,結果是使政治上難以出現單一的權力中心,包括皇帝在內的整個政府的權威都受到削弱。

政府的統治權威下降,社會的穩定就只能依賴民間社會的自治。唐末五代的亂世中,各地官府連保護人民維持社會安定的統治能力都巨幅下降,千年來承擔地方社會運作支柱的世家大族又多在戰火中覆滅,平民為求自保不得不開始自治。平民宗族代替世家大族成為社會穩定力量,與位於不平等階級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世家不同,平民宗族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對待同階級的百姓。於是宋代的民間自治自始就極類似於十八世紀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自治狀態。這種自治狀態形成對中央政府不當權力的抵制,在北宋末年女真人入侵的動盪中,許多地方官府在當地人民支持下抗拒皇帝要他們投降的旨意,淮南地方官府與宗族還逼迫禪位後棄汴梁逃亡的徽宗回京共赴國難。

宋代思想自由與科學發展的活躍狀態,也與宋代的經濟和文教政策有關。趙匡胤在無力收復燕雲十六州後,體認到蓄積國力的重要性,開始大興文教與鼓勵工商。這兩個政策都獲得豐碩的成果,至仁宗時,大宋人民的識字率已達到百分之三十,國家每年稅收達到一億貫,其中七成來自商稅。而識字人口遠多於參加科舉者,意味著讀書識字的目的已非謀取官職,而在於研究學問、提高生活情趣與日常工作之用。工商的發展需求則使各種實務之學受到重視,同時也使人民要求政府律法與政策必須有利於工商。在此情形下,《天聖令》高度民間自治的律法規定,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狀與需求。而這種發展是有助於思想自由與科學發展的,這可從沈括、蘇軾、蘇頌等人的科學素養中略窺一二。

不過,在謝屏森等人穿越的神宗熙寧年間,導致華夏文明開始走下坡的兩個種子卻已出現。第一個種子是神宗趙頊與王安石的變法,他們所採取的改革路徑是集權於皇帝以推動改革,而這卻是與北宋百年來的國策背道而馳的。為此,王安石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足恤」。問題是趙頊王安石這對君臣完全沒有科學概念,當他們揚棄一切既有規則卻又不能以科學思維為改革依據後,就只能依賴赤裸裸的高壓權力。而此不僅會使變法多由呂惠卿之類的貪鄙者來執行,也使政治走向非理性的鬥爭。當這種鬥爭升高時,思想自由的空間也就不存在了。

第二個導致華夏文明崩毀的種子是二程的理學。理學可說是哲學宇宙論的發揚,但在理學創始者周敦頤和張載的理論中,道家宇宙論的色彩濃厚,尤其是張載關於氣的觀點,其實近似於科學宇宙論。然而到了二程手裡,理學就變成一套以個人道德修養決定一切的唯心論。在已初窺初期資本主義與近代科學的宋代社會,這種唯心論的發展空間不大,而只能是程朱與其黨羽政治鬥爭的工具。但當蒙古將奴隸制度帶進華夏,朱元璋又以程朱理學為絕對的官定意識型態時,思想自由與科學發展的空間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正因明白未來的歷史發展,所以謝屏森才說服了尚美雪李映雪,在適當時機提出一套改造後有益於科學文明發展的宇宙論,並在此基礎上進而提出各種現代的自然與社會科學理論。謝屏森知道這是一個極大膽的嘗試,但好在現在仍是北宋學術自由的黃金年代,泉州又是大宋思想最開放的城市,他們的言論最多就是把人嚇一跳,卻不至於受到政治與社會的迫害。而現場眾人的反應卻也多如他所料……當然,對於朱文光的反應,他裝作沒看到。

可憐的朱文光教授,被尚美雪的演講內容及炫目的電腦動畫嚇得半死,一直想出言反駁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只覺得腦袋裡一團亂。不幸的是他的驚嚇指數仍未破表,因為尚美雪才一說完,李映雪就興沖沖地跳上台去接棒。

李映雪要說的是地球物理學,從地球形成時的地質運動開始,到熱帶寒帶的形成、季風洋流的成因到風雨雷電霜雪等等自然現象,甚至是氣壓、氧氣二氧化碳等,根本是把現代小學的科普讀物《一百個為什麼》背了一遍。

坦白說,相較於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尚美雪,李映雪的課上的是雜亂無章,聽的謝屏森尚美雪兩人直搖頭。然而李映雪所說的大多是人們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各種自然現象,其中有許多是千百年來智者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比較起尚美雪所說的那些虛無飄渺的宇宙星象,李映雪談的東西更易引起一眾古人的興趣,更何況在製作電腦動畫時,李映雪可是特別圖利自己的。於是,她這個不合格的講師卻反而能贏得更多的讚賞。至少,她的學生李嬰姿就跳起來大聲叫好。這不由的讓謝屏森腹謗:「要能當名嘴的條件,果然是說話越沒深度越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