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 9月 23, 2011 9:45 am
07年的元旦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这也是我在济南办的最后一件事。从此以后，我也可以帮她开车回老家了，虽说我还不能在市里开车，上高速是一点问题没有了。其实学驾照跟会开车真是完全两码事。
07年的春节刚过，我带了1万块钱，来到了北京，目的只有一个，找工作。我的目标城市名单里，有四个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在济南我已经投出了好些份简历，不过都没有很乐观的消息。我也曾经求导师帮忙，让远在北大的师兄帮我推荐了几个大公司，也进行了电话面试，之后就再也没回音了。我不明白，我也算比较优秀的了，即熟悉技术，论文也很高产，学历还很高，这样的博士并不多，照理说找个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实际的过程为什么这么坎坷呢？
想当初毕业的时候信心满满，结果一个月不到就当头一棒，这让我很郁闷。这个让我那时候总也想不明白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慢慢明白了。不管能力如何、学历多高，多丰富的经验、多广泛的人脉，找工作永远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总希望找一个比自己的期望值高一点点的工作，对于低于期望值太多的工作都是不屑一顾的，我也不例外。我觉得我的学术水平跟技术都还不错，所以我期望找到一个外企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这几乎是当时最好的工作了。但是我却忽视了，我是在北京不是在济南，北京我这样的博士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都满把抓。而且在北京，优先照顾的是北京户口或者北京生源的学生，我这样的双外（外地户籍外地生源）学生，是排在最末的选择序列的。按照我的要求，我找到满意工作的几率基本是0。我还知道了，即便是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是高薪的外企那就肯定解决不了户口，因为人事局分配给外企的户口指标，少的可怜，是不会给我这种双外学生的。如果是能解决户口的，那就一定是低薪的国企，他们指标多工资少。除了找工作的应届生，在北京解决户口问题的几率基本是0，想要找个高薪又有户口的工作，几率也几乎等于0。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毕业的时间不合适。因为我延期半年毕业，就跟多数的毕业生毕业时间不一样，大家都找工作的时候，我正忙着毕业论文，等我找工作的时候，大把机会已经过去了。那段时间，我住在大学舍友弘的宿舍，他半年后毕业，也正在找工作，每天早晨我们郁闷的出去，去参加各个学校的招聘会，然后晚上再郁闷的回来，一起无聊的打发时间，北京的繁华跟我是无关的，至少在我找到工作之前是这样。那段时间，为了写简历更方便，我去中关村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是现在我正在用来写文章的这个，晚上跟弘一起玩游戏，成了打发时间最好的办法。
不过来北京倒也不是一无所获，在我来北京之前，我给大P发了一封邮件，本来是想让他帮我推荐一下BEA的职位，结果大P倒先有求于我了。他说他们有个北欧的大项目，想到中国来做，但是没有合适的伙伴公司，问我有没有，项目的规模大概是二三十人，半年工期。我就直接问他，是不是想跟我导师的公司合作？大P说是的，于是我就去找导师了。导师觉得机会不错，但是目前的人手做不了这么大的外包项目，公司里其他几个领导的意思也大体一致，那时候公司业务忙的很，规模虽然已经扩大到了200多人仍然不够使，所以没法额外再接一个20多人的项目。不过导师还说，如果有比较小的项目，还是很希望合作的，他希望我去北京跟大 P见一面，详细说说具体的情况，希望大P能够谅解这次无法合作，然后希望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反正我也得去北京，说不定还得求大P推荐工作，我就一口答应了。
就在我去北京的前两天，我突然想起，大P这么着急找合作伙伴，我的她所在的公司不就是么。那时候，她们公司刚刚成立了专业的外包团队，在昆山也有自己的软件工厂，推荐给他们不是两全其美？说不定还有不错的好处费。这么想了，我就这么做了，我辗转联系到了外包团队的老总红，那是个很nice的大姐，电话里听起来她的口气也是半信半疑，哪有这么轻而易举就得到一个项目的，不过她还是跟我约好，一起来北京一趟。路上我们闲聊的时候，她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名字叫作《世界是平的》，我翻了几页，那上边的很多观点都是我赞同的，好些我已经思考了好久，真有种不谋而合的感觉，是呀，世界已经变平了，我应该会从中得到一些机会的。
一起去见大P是很愉快的，只是我没想到大P这么着急，第一次见面就想聊合作细节，瑞典人太实在了，这在中国谈生意可是很忌讳的，这么心急很容易被对方杀价的。我已经隐约觉得，这次项目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一直在胡乱打岔，让大P看起来不那么心急，我也一直在跟红强调，这个机会很好，千万不要被别的竞争对手抢先。以后的沟通，就是他们双方自己的事了，我知道这次的好处费拿定了，大P很着急，而那个公司的报价并不高又很专业，合作的成功率很大。我通过邮件一直跟双方联系，利用我跟双方的良好私人关系帮助他们协调分歧，期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件事也算我找工作不如意期间唯一一件还算顺利的事情。大P 因为这次合作的成功很高兴，他答应帮我推荐BEA的工作机会。
因为找工作很郁闷，我已经开始下调我的求职预期了，有些工资不高的老国企也开始进入我的视线，毕竟这种单位可以帮助我得到北京户口。这里额外强调一下，北京学生嘴里的国企，并非济南人经常说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企业的简称，那些银行电信私企民企只要是中国的，通通叫做国企，目的是跟外企区分开。其实那时也许我再耐心等待一个月，机会就会来了，可是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一个非常意外的电话。
电话是在北大的蛟师兄打来的，他就是那个曾经帮我推荐工作的师兄。虽然我叫他师兄，但是之前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因为他高我太多年级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读研究生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来到北大读博士了，他是我导师的硕士里边的传奇，据说他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三大学报的文章，这对博士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此他也成了导师第一次见学生的时候，每次必提的榜样。这年，他年纪轻轻已经成为北大的副教授，而且已经成为他们教研室实际的领军人物，很风光的。电话里面他说，愿不愿意到北大来做两年博士后，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话。
在我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都读到博士了，干脆读到头，再读个博士后吧。那时候多数中国人以为，博士后是比博士更高一个级别的东西，就好比白银圣斗士升级之后就是黄金圣斗士一样，也是读书的最高级别。在中国也确实有这么点意思，很多场合下博士后都排在博士之上，比如评职称定工资，好多具体的政策博士后跟博士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落户门槛，而且确实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变成博士后。但是实际上，博士后跟博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博士是一种学位，也是最高级别的学位，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和毕业答辩才能获得，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人是学生，需要交学费但是没有工资，如果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就得一直念下去；而博士后是一种工作，专门提供给那些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是研究工作尚未完成的人，博士后是一种工作，自然没有学费而且有报酬，进行博士后研究不需要考试也不需要答辩，到期之后合同中止，要么走人要么再重新续约，通常在国外，博士后是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的无奈选择，因为博士后的薪水不高。在中国，很多概念都特别复杂，比如一个学生毕业，就有学历和学位两种概念，到现在我也分不很清楚，所以，大多数人搞不明白博士跟博士后的区别就很正常了。别人不明白，我可非常了解之间的区别，我可不想混到博士毕业后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地步，所以当有人建议我再读个博士后的时候，我都是斩钉截铁的说，绝不！没想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真就到了找不到工作的地步。
蛟师兄跟我详细介绍了北大博士后的待遇，薪水是非常的低，只有3000多点，这个薪水在北京也就只能勉强生存，不过北京的大学老师，入职工资就是这么低，甚至比博士后还要低一点点，这么看，似乎也不算很低了。而且他介绍的其他条件，还真让我心动了。
最让我心动的是户籍政策。博士后出站后，只要有接收单位，可以带全家落户到任何地方，就算是中国户籍管制最严格的北京也不例外，这是当年邓二代金口规定的玉律，旨在鼓励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也许当年，他也分不清博士跟博士后的区别。
北京的户籍管制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最严格的制度，使用的是指标制度。也就是每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一个允许落户总限额，由北京人事局分解到了各个单位，叫做户口指标，你的单位有10个指标，那就只能解决10个人的落户。当然也有一些指标外的名额，不过那些名额要么数量极少，比如高新人才的引进、特殊贡献人才的奖励，要么没什么实际意义，比如分居15年以上的夫妻的投奔等等，另外中央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招工调动也在北京市管制之外，当然名额也少到基本可以忽略。户口指标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因为指标非常少，所以主要提供给北京本地高校的应届生，而外地高校来京的应届生，几乎无法获得指标。通常指标大户都是那些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高薪的外企指标很少，只留给高端人才，所以如果去外企的话，获得指标的难度骤然加大，即使是北京高校的应届生也不例外。好多北京应届生都是先去低薪的国企搞定户口，几年后再跳槽高薪外企。指标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我有个师弟是北大的博士，去一家500强外企，还是通过公司内部抽签才获得了指标。外企的人力部门，每年跟北京人事局打点关系，争取获得尽量多的户口指标，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理论上非应届生可以申请高新人才引进落户，不过排队的人很多而名额非常少，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排了10年还没排到的。北京户口，真可以用难于登天形容。
但是没有北京户口，似乎也没太严重的后果，买房子、买车、交社保、结婚都没有影响，因为北京没有户口的人太多了。没有北京户口有两个最大的不方便。第一是孩子上学，没有户口要缴赞助费，但是就算有北京户口，不在本学区上学也要缴赞助费；另外就是孩子高考必须回原籍，不过现在的年轻人等孩子长大还有接近20 年，谁知道将来什么样呢？第二就是没有北京户口，不能申请保障住房，不过就算有户口，保障住房也不是申请了就有的，有一大堆的条件还要抽签。所以如果你收入尚可，完全可以不在意户口。另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个有北京户口，就跟两个都有没什么区别了，没必要两个都有。当然，这些都是我那年听说的，至于没有北京户口到底会怎样，我也没经历过，后来我的经历告诉我，虽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小影响还是很多的，没有北京户口，很多北京市的福利你都享受不到，城市归属感因此也大大降低，你只能算半个北京人。
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也许能得到北京户口，我的她是绝无可能。正因为北京户口如此难得，博士后的这个待遇，对我来说真是很诱人。
第二个让我心动的，是北大两个字。
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的学生，没有不对北大憧憬万分的，这从每年寒暑假，排着队进入北大参观的小孩子们的长长队列上，就能看出。每个中国人的学生时代，一定是有过北大梦的，虽然大多数人也只能做梦而已。如果谁家的孩子是北大的学生，别人家的家长一定是羡慕万分。这年我在火车上来回奔波的时候屡有感触，每当我说起我在北大，马上就会有无数火热的眼光射过来。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上北大，他们村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北大的学生，爷爷一谈起来仍然很兴奋，“当年是县长亲自开小车送他去县城火车站的”，车里坐的依稀就是明清衣锦还乡的状元。
我也不例外，我曾经相信，北大是永远跟我无缘了，现在突然这样一个机会来到眼前，还真是很心动。另外北大在北京有极好的人脉，听说师兄走的路子也跟导师很相近，学术圈商业圈全都吃的很开。师兄也说，现在是我帮你推荐工作，两年后可就是你自己推荐自己了。能在北大积攒点人脉，我相信对我北京的未来不是坏事。
虽说在北大做博士后的薪水很低，但是其他的福利条件还凑活。比如有不到2万的科研经费，如果能申请到博士后基金，还会再增加3万到10万不等，经费的使用及其自由，这也是当老师最大的好处。再比如教研室每月还有800－3000不等的补贴，这也是老师额外的收入。另外，博士后还有一套免费的单人宿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得到一间两居室，这样至少我和她这两年在北京也有了立足之处，要知道北京房租很贵的，这也是一笔小小的补贴。
我跟她商量了之后，都觉得这还不算是个很差的机会，因此我决定接受师兄的邀请，再去北大做两年博士后。于是，带着找不到工作的失意，和促成第一笔买卖拿到第一笔好处费的惊喜，还有突然而来、想都没想过、说不上好也说不出坏的北大机遇，我来到了北京。
北京，我来了！
去北大这事定下来之后，我去拜见了一次师兄，然后师兄的两个导师，学术圈的两位和蔼的巨头，对我进行了面试。原来师兄走的路子真的跟导师相同，接手了大量的横向课题，比如跟中国某移动运营商联合成立了一个数据仓库实验室。不过横向项目多了，问题也来了，因为横向项目都是偏应用的，所以缺少一个熟悉技术的人，帮助做这些项目，所以师兄就想起了我。面试很简单，导师们很满意，所以要求我尽快来北大报道，这样，我的工作终于最终定下来了。虽然我不是很情愿，但是既然是我自己同意的事情，我就得做好。这事定下来之后，弘说，不管怎样，你总算完成一件事，别这么闷闷不乐的，出去散散心吧。这段在北京找工作的日子，弘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吃住全都靠他，也非常感谢他的开导。
我来北京好多次了，也去了很多地方，不过那时候我都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看北京的，现在我就要生活在这个地方了，我真的需要好好再审视一下它。
首先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我想，以后我可能就会经常去这里玩了，我觉得这里就是北京的泉城广场，济南人是经常去泉广玩的。不过后来我知道了，北京人的城市观跟济南人很不同，跟济南人经常去泉城广场不一样，天安门广场并不是北京市民经常去的地方，我在北京几年，去天安门广场的次数屈指可数，那里遥远的好像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北京人眼里的北京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中关村、国贸、金融街、回龙观、天通苑、亚运村、五棵松、苹果园等等N个小城市的集合，每个市民的活动范围，都是其中一个或者若干个小城市中，其他的小城市发生了什么，是基本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比如我的小城市，在头几年就是中关村，其他的小城市我去了会迷路的。
因为我挺喜欢养鱼，所以我去了官园，北京人叫官批，也就是官园批发市场，据说那里卖鱼的很多，然后我就见识了北京人的多彩生活。官园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有点让我眼花缭乱的感觉。首先是养鸟的，并不是济南常见的养在笼子里的鸟，而是一种站在小棍上，拴着绳子的鸟，这种鸟会做一种把戏，主人解开绳子，用一根细管，把一轻一重两颗石子吹上天，这只小鸟就会搜一下飞上去，先衔住飞得高的石子，然后俯冲下来，衔住飞的低的石子，然后得意洋洋回到主人肩头。当然也有演砸了的时候，有的小鸟就飞上枝头，拒绝回来，惹得大家一片哄笑。养这种鸟的还不少，得有几十口子，嘻嘻哈哈互相交流，不光有老头，还有年轻人，甚至还有20不到的少年人，不光在官园有，后来我在别的地方比如五环外的清河也有，在济南养鸟的年轻人可是凤毛麟角，让我非常奇怪难道这些北京人都不上班？让我奇怪的还有好些北京人手里老是攥俩核桃，嘎拉嘎拉的揉，就跟济南的健身球一样，同样不光是老年人攥，好些年轻人也攥，然后我就发现官园有很多卖这种核桃的，跟吃的不一样，挺好看，手感也好，更让我吃惊的是有的这种核桃竟然好几百一对，摆在精品店里的极品甚至有上万的，让我感慨北京人的爱好真古怪也真有钱，后来我知道，这叫文玩核桃，大有来头，已经成为收藏界的奇兵，在北京很有市场，再后来我也常攥一对核桃，当然不是文玩，只是为了疏松我那成天敲键盘的手腕，也当然不会上万，是那种最最便宜一大堆里自己挑5块钱1对儿的那种。还有卖烟草的，据说有的还是百年老店，这在我们老家只有农村赶大集还能偶尔发现，还得时刻防备县烟草专卖局的查抄，因为在我们那就是农村也没人抽卷烟卷儿的了。这里不光卖各种烟丝，还卖各种烟卷儿用纸，甚至还卖各种烟袋锅子，而且据我观察，买卖还不错，时常有人上门，然后我就在官园真的看见了抽烟袋锅子的老头，说着正宗的北京话跟卷烟卷的中年人讨论烟丝的价格。在离开官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更离谱的事，一群人围着一个高挑的美女还有一辆大开着门的奔驰，从门里看进去，后排皮椅上赫然卧着一头足有上百斤的大肥猪。美女很无辜的诉苦，说自己在官园买了个小香猪，然后就长到这么大，扔掉又舍不得因为有了感情，养着又不方便，因为工作很忙，希望能有爱心人士收养它，只有一个条件，要好好待它，绝对不能送去屠宰场，为此她愿意负责一直养到死的所有口粮。不过围观者都是看客，既是看美女又是看肥猪，况且这么大家伙也真不好养，而且说不定还会长更大，所以到最后，美女很无奈的开着奔驰拉着心爱的猪猪离开了，看客鸟兽散心满意足。
这次官园回来我的心情舒畅不少，因为我喜欢这样多彩的生活，这也是我离开济南的最大原因。我在济南也经常去花鸟鱼虫市场，铜元局东边大明湖西南门南边的那家，就在清澈的护城河边，那里有一个每天咒骂江三代得各种癌症的卖鱼虫的老大爷，有时候连乳腺癌子宫癌也得咒骂进去，很有趣，我经常买他的鱼虫。那里还有经常在护城河里筐小鱼的中年人，经常一天也逮不到几只，可是我喜欢那里，虽然除此之外就是闷头闷脑做生意的摊主和同样不苟言笑的顾客居多。现在在北京，我看到了比济南的花鸟鱼虫市场精彩百倍的官园，这怎能不让我兴奋。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单调的城市，比起生活在一个多彩的城市，等于少活了好几倍，我的她也这样认为，我得赶紧把我的新鲜见闻告诉她。其实我不知道，这只是北京惊喜的开始，以后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我。
我回到济南，收拾行囊，跟朋友告别。导师专门给我开了一个饯行会，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悉数参加。导师祝我能在北京有个好生活，师妹静说以后就再也不能跟你讨论论文了，很伤感，师妹娇说，以后出去开会再也没有大管家了，很遗憾。我说，我只是重新开始新生活，以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很多。去北京的那天，我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一个大行礼箱，外加我心爱的网球包，路上不寂寞，因为碰见了一个小师妹，也是济南人，我曾经带过她们的上机课，她想去国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非常好，年轻人应该这样，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这次她是去北京办签证的。她现在在加拿大，应该也读博士了吧，在加拿大哪里我总也记不清，我总觉得加拿大就是一个超级大农村，荒凉的很。在北大非常凑巧，一进校门就看见了另一个师妹，我曾经带过她本科毕业设计，在山大她是一个开车上学的小女孩，很与众不同，现在她在北大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我忽然发现，我结交的济南人，大部分都是喜欢往外跑的，怪不得我也喜欢往外跑。
博士后的报到手续挺繁琐，需要经常全校跑，因此教研室的秘书大姐建议我买个自行车。当我奔波在燕园中时，我知道了大姐的建议真是太对了。北大真是不小，比山大新校大很多，大约是新校加老校那么大，从西门都到东门大约得10分钟，从南到北时间更长，不过北大的师弟说，比起隔壁的清华，北大只是个袖珍型的，步行在北大只是头大，换做清华就得崩溃了，后来我在清华真的走崩溃了，比我们县城还大不少。
北大虽然大，但是招生规模比山大小，仅仅是比山大新校也要少，每年的本科招生名额只有2000多个，研究生略多一些。因此，北大看起来比山大冷清的多。北大以机动车西门正冲的街道为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校园：南边是生活区，林立的宿舍楼和食堂，终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跟一般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北边则是办公区，清一色的二层小楼，红墙黑瓦，雕梁画栋，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文物，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的标志未名湖和博雅塔都在这个区域，这里学生很少，来来往往的也以游客为主，风景绝佳，环境优美。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奔波在未名湖畔办各种手续，眼看着春色渐浓、湖水渐绿，绿水映着红墙，古树偎依高塔，这哪里是大学校园，分明就是一处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
其实北大真就是一处皇家园林，最早是三山五园之一畅春园的一部分，北边隔马路相望的就是圆明园，北大校内的很多景观，其实就是从圆明园搬过来的，比如西门的华表、麒麟和门口的一对狮子。中国的园林讲究层峦起伏依山傍水，所以北大不但有丰富的水系，还遍布人造的小山。一进西门的两处池子，还真跟济南的珍珠泉有神似之处，一样的清澈见底，一样的游鱼成群，只是多了几对野鸭和鸳鸯。北大有很多小湖，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未名湖，面积大约跟济南大明湖新区刚扩出来的那片水面差不多大，然后沿着未名湖往北，就是一连串的小湖，而且各具特色。有的小湖湖中有一小岛，乃是北大建筑研究所所在，围绕小岛的则是茂密的荷花，夏天去摘莲蓬是个不错的活动。有的小湖遍布芦苇，芦苇里面，经常看见野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赶路。这些小湖多数僻静幽深，平时很少有人去，也就成了学生社团活动的乐土。北大的古树也很多，古树名木的数量比济南市区全加起来还多，我也是在北大学会了古树的分级。在北大的两年多时间里，清晨或者夜晚，在北大遍地古树里漫步，在未名湖畔徘徊、在朗润园里看野鸭戏水，成了我最大的休闲。不过这么好的园林，偏偏北大的学生并不热衷，他们很少到北边来，那里总是游客的天下，如果在那问路，十有八九是说不知道的。也许北京，真的诱惑太多了。
北大还是一个无线网络遍布的校园，夜晚，经常有学生趴在草坪上上网。朗朗明月下，波光湖水边，给心爱的人偎依在一起，看浪漫的爱情片，那是我和她多么憧憬的场面，这在北大很常见。
北大虽然不小，但是建筑仍显局促，因为北大为了维护景致，对所有建筑物限高，最高高度不能超过博雅塔的高度，我们的办公楼，就是北大最高的建筑，8层楼。因此，北大的各种公用设施是很紧张的，尤其是食堂。北大食堂其实挺多，得有10来个，不过每个都不大，最大的一个是借百年校庆的机会修起来的，也就能容纳 500人，其他的，基本都在100－200人之间，还有些小的，只能容纳几十人。因此一到午餐，食堂座位是明显不够用的，为此北大的食堂专门设置了站位，类似一个没有椅子的小吧台，宽度刚好够放下一张餐盘，供那些心急等不得座位的学生站着解决完一顿饭。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地方吃饭，好些人干脆就坐在食堂门口的长廊里台阶上吃饭，尤其以外国学生居多，只要天气不是很坏，我也喜欢坐在露天吃饭，不但阳光明媚空气新鲜，还能顺路喂喂那些可爱的流浪猫。
北大的流浪猫是很有名的，我从小就很喜欢猫，在济南也经常喂喂流浪猫，但是北大的流浪猫还是让我惊喜不已。北大的流浪猫太多了，你见过领一袋子猫粮，后面跟着四五十只流浪猫的么，那是畅春园。你见过可爱的流浪猫，坐在读书的学生身边安静的梳理毛发么，那是燕南园。你见过流浪猫，堂而皇之的坐在正在讲课的教授面前的讲桌上大哈欠的么，那是哲学楼。你见过每个宿舍楼，都有自己的楼猫的么，那是北大的学生宿舍。古时候曾经说有猛虎日日听高僧讲法，最终得道的故事，北大的流浪猫，就是在北大和谐自由的氛围熏陶下，变得越来越亲近人了。我们宿舍楼下，也有这么一群流浪猫，好几只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每天早晨去给他们喂点猫粮，是我一天愉快的开始。其中有只小黑，最喜欢跟人上楼，然后进屋，然后跳上桌子椅子，呼呼大睡，它在各个宿舍酣睡的照片，也是流浪猫协会的明星照片。这些流浪猫真的带给我很多快乐，因此他们最后也出现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里，致谢那页上，当然要排在家人和老师后面了。我也是在北大养成了习惯，我家的厨房里永远都放着猫粮，那是每天早晨喂流浪猫的，我家院子里现在也有这么一群快乐的小猫，那是小区里孩子们的最爱。
我的新宿舍在北大燕园之外，就在西门正对的畅春园，这里是三山五园的开始，也就是从畅春园开始，康熙皇帝开始营建清朝皇帝的避暑园林，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日子，是比在故宫多十几倍的。现在的畅春园，已经没有昔日皇家园林的气魄，彻底变成了北大的宿舍区，自从晚清被洋人焚烧过后，畅春园就再也没修复过，只有西门正对的两座小山门，告诉后人这里曾经的辉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东边对门就是北大的主校园燕园，北边是蔚秀园，南边就是万泉文化公园，西边不远过了万泉河途中经过承泽园，再往西过了马路就是海淀公园，一个比济南泉城公园更大更漂亮的公园，再往西大约500米就是更大更漂亮的颐和园。这一片是更严格的限高区，为了保护颐和园的风貌，最高建筑就是5层的小楼，所以视野很开阔，可以清晰的看到西边的玉泉山上的尖塔，还可以一眼就看出更西边的香山是否红了。我有个济南的朋友曾经带孩子来玩，因为我没时间不能陪伴，走的时候我问都去哪里玩了，竟然就在畅春园方圆200米之内，还玩的不亦乐乎。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如果能住在这里真是太好了，可惜这个地方没有新楼盘，唯一的一个也是天价别墅，据说到了10多万一平，那里的限高达到及至，地上只能盖两层，决不能高过颐和园的院墙，所以开发商只好在地下又修了三层。因为我如此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网名叫做“初入畅春园”。不过我的运气并不好，不但没有抓到一个两居室，还抓到了一间阴面的房子，不见阳光的住了两年。
畅春园的门口，就是有名的西门烤翅，其实就是烤翅中，两个竹签子串3个翅中，3元或者4元一个，翅中都是事先腌制好的已经入味，各家如何腌制各不相同，然后什么都不放在炭火上烤至吱吱冒油，美味大功告成，据说烤翅流行是因为那年的非典封校，看学生们无所事事，有个丁姓老头就在北大西门畅春园门口烤鸡翅出售，遂在北大走红，并且起了个不错的名字“西门鸡翅”，听着风花雪月其实就是指北大西门。北大的学生就没有没吃过烤翅的，因为我在畅春园住过两年所以也没少吃这个烤翅。跟济南的烧烤不同，烤翅的主要定位是夜宵而非晚餐，所以一般都是晚上8点才出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城管，烤翅的炉子一般都很小，只卖烤翅和烤串，不像济南规模那么大有那么多配菜，并且没有餐桌只有小凳子，有时候连啤酒都不供应，还得去对面小卖部买，这些也是为了方便城管突袭的时候撤退。一般晚上10点，学生们下了晚自习正是烤翅最火爆的时候，三五个学生围坐手把几瓶啤酒畅谈人生抱怨老板调侃师姐，很有气氛。即便是到了北京滴水成冰的寒冬，烤翅也有买卖，我就经常看见清风明月苦寒严冬，三两学生喝着二锅头，围着火炉吃烤翅，静悄悄的，反而更有氛围。夏天城管巡逻车突袭也是一景，一两分钟巡逻车如幽灵一样悄然而至，偏偏摊主就能全身而退，有时去了不远的公园，有时钻进对面饭店，更有时干脆躲进畅春园，只剩下三三两两的食客，兴高采烈的吃串，城管的眼里只有小贩没有食客，食客的眼里只有烤串没有城管，双方都视对方为无物，互不干扰互不理睬，和谐也成一景。
我在北大有老朋友，在我们实验室，就有两个山大的师兄，另外跟我一起做博士后的，还有我的本科加硕士同学强，在山大是同一个导师名下。他在北大博士毕业早我半年，非常厉害。之后他也在北大做了两年博士后，据说这是让他按期毕业的条件之一。刚在北大的日子里，是他给我介绍北大一切的。刚来北大的日子里，我没有宿舍也没有饭卡，都是用他的，非常感谢在北大他给我的照顾。我还曾经在他宿舍养过鱼，那是在圆明园捉的小鲫鱼，作为我济南习惯的延续，不过后来我把它们放归未名湖，从此再不养鱼改为养猫。
强说，北大的学生很高傲的，而且高傲的程度，本科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博士，因此北大有一流本科，二流硕士，三流博士之说，北大的本科全都是全国的精英，到了硕士，就有大约一半的学生是别的学校考来的了，到了博士，几乎100％都不是北大的土著学生了。所以北大的学生，眼睛往上看走路的，都是本科，低头走路的一定是博士，博士是北大学生里最没信心的群体。他说的没错，后来我接触的多了，北大的博士真的很少有北大硕士上来的，而北大的本科，眼睛里盯着的都是欧美的Rank 1学校。我说，那博士后岂不更惨？强尴尬的一笑，说，也许吧。北大之高傲，在很多小事上都能体现，比如公共假日，像五一国庆，北大从来都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调休，干脆就多放几天，连成一个超级大假日，多出来的假期就从寒暑假找补回来，不过后来，五一黄金周取消，改成端午清明中秋三个小假期，再连起来放的难度就加大了，北大更个性，干脆不调休，所以我就只能休息两天再上班两天再休息一天再上班两天再休息两天，搞得我也很个性。
北大有个很有名的BBS，叫做未名BBS，北大的学生没有不上这个BBS的。这个论坛上，有数不清的社团，比如网球的、流浪猫的，而且无一例外，所有社团都归校团委统一领导，不许私自成立社团，作为拉拢的回报，学校会出资资助各个社团。比如流浪猫社团的名字叫做“Lost Angles”，迷失的天使，学校会拨钱给他们，专门给北大范围内的流浪猫做绝育手术，我见过他们的资金运作，还很专业，定期会在BBS上公开帐目，“今日又阉了公猫几只，母猫一只没抓住”等等。这种管理方式，据说是吸取了当年学生事件的教训，防止地下组织出现，拉拢的最好手段，自然是金钱了，现在的学生，可都是经济动物。
山大是山东最自由的学校，学风之自由远超别的学校好几个等级，我很为此自豪。可是跟北大一比，简直不值一提。早晨北大的食堂，是不用抢座位的。除非是有很要紧的课，是不会有学生早起的。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老师，有个情况我想跟你说明一下，我一般早晨8点才睡觉，下午6点起床，晚上是我工作的时间，希望你了解一下我的作息习惯”，我问为什么，他说晚上效率高，最后我只能妥协，只要求每天能见他一面就好，因为我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我也不想改变作息习惯。北大学风如此自由，所以如果你放任下去，一定会飞速堕落，因此北大各系的各省状元，到最后被强令退学的屡见不鲜。北大校内，对高考状元是不屑一顾的，因为那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只是招生办眼里的宝贝，老师同学并不会高看一眼，他们多数到毕业的时候都很一般，北大最终的尖子，多数都是入学时排在中游的，那才是真正优秀的学生。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状元受不了这种突然的冷落，愈发堕落下去。北大的学生，确实是非常的强，这点我不得不佩服，当然这里说的北大学生，是指从本科就进入北大的纯种学生。带他们很轻松，你只要告诉他们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完，根本不用教给他们怎么做，到时候他们自然就会交上还算满意的答复，在山大，带学生通常要手把手教的，很多时候还教的很火大。我曾经带过一个师妹，刚刚上硕士，就发表了一篇顶级会议的文章，虽然只是 Demo，这种文章可都是几十年鲜见中国人身影的，跟它比起来，什么三大学报SCI就都是狗屎了。
我在北大，自然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如背后的新师妹艳，在她还有强还有另一个博士后的炒股高手京的影响下，我开始炒股。北大的学生几乎没有不炒股的，尤其是硕士往上，就算不炒股也一定会买基金，其实本钱都很小，多数都在几千，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我的本钱最初是5000元，每天都跟实验室的几位讨论内部消息大盘走势，在北大，我开始接触了股票和投资，有不小的收获也有惨痛的教训。
不可或缺的，还有一群网球同道。刚来的时候，没有球友，我只好自己在场地苦练发球，场地的旁边，就是日渐成型的北大新体育馆，也是奥运乒乓球场馆。有一天傍晚，突然就碰见了一个活泼的女孩anna邀我对打，在她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一群新球友，只是多数都是新手。比起济南的球友，这群新朋友可真是狂热，比如 anna邀我每天早晨打球，打完吃完饭洗个澡再去上班，她说那样上班才精力充沛，然后突然有一天，她说只打一个小时太不过瘾，要不5点就起床吧，太疯狂了！anna的疯狂举动还不止如此，她还邀请我加入基督教会，而且是当局最头疼的家庭教会，以外国人为主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刚从伊朗回来，去那里跟随牧师布道，去一个极端伊斯兰国家布道基督教，不是找死么？anna说，有神的庇护，不怕，然后笑着告诉我，其实主要是去玩的。anna最后的疯狂举动是嫁给了一个大连的富商，现在有一个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女儿，幸福的享受生活。就是跟anna和其他球友每早疯狂打球的那段日子，我们亲眼目睹了奥运乒乓球馆慢慢建成，然后突然失火，然后再慢慢重新建成。
除了网球，我还接触了另一个运动，羽毛球，这也是北京最火的运动。很多著名的羽毛球馆，需要提前一月预约，至于不著名的羽毛球馆，更是遍地都是，我在北京住过3个地方，步行范围内都有不止一个羽毛球馆。接触羽毛球是因为实验室的新伙伴，他们固有的体育活动就是羽毛球，费用实验室报销。有次正好人不够，就邀请我去了。羽毛球也很好玩，虽然看着跟网球有点像，其实路子完全相反，网球需要你率先爆发，先发制人，羽毛球更需要耐心等待，后发制人。我的羽毛球进步很快，没多久，实验室就少有对手了。
我的北京生活，就从北大开始了，北大的生活是如此多彩，让我很满意，虽然薪水惨了点。不过随着我对北京的慢慢了解，还将有更多惊喜等着我，薪水么，当然也会变了。
来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印象估计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北京机会多，收入高，节奏快，压力大，交通堵，物价高，风沙大，环境差，古迹多。总体来说，北京吸引人的都是跟钱有关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大都是痛苦。这一年我在北京开始生活，开始慢慢体会这些外人对北京的评价，没想到，收获的居然是惊喜居多。
第一个惊喜是物价。
那次去官园是坐公交去的，买票是1块，跟济南一样，我碰巧站在下车刷卡的地方，过当一个乘客下车刷卡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看到刷卡机上火红的数字闪了一下，4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北京刷卡只要4毛？于是我多看了几个乘客刷卡，全部是4毛，哎呀，看来我得赶紧办个公交卡去，这阵子都是买票亏大了。回来后弘告诉我，上一年的年底，北京公交刚刚进行票价改革，取消了月票，空调车和普通车的价格统一为一元起，刷卡则全部降低为4折。据说刚开始施行的那段日子，地铁一下空荡荡，公交一下挤不上去，连出租车司机都害怕生意会被公交抢走。弘还说，如果是学生，比如他这样的博士研究生，还可以去学校申请办理学生卡，刷卡只要两折。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那公交不赔钱么？济南从来都是公交越调越贵，还没听说过降价的。弘说，当然赔钱了，亏损由北京市财政补贴，目的是为了改善北京的交通，迎接奥运会。
这就是北京著名的低价公交政策，当时颇受争议，现在也非议颇多。当时非常多的人说，这是为了奥运的面子工程，这么巨额的补贴无法长期维持，奥运之后一定会取消。实际上，这个政策以后不但没取消，反而更加彻底下去：2007年底，地铁加入低价行列，不管如何换乘统一票价2元，折扣算起来比公交还低，加上地铁网络越来越完善，这个政策重新把乘客从公交拉回地铁；2008年初，9字头郊区公交也加入到4折优惠里来。于是另外一个说法开始流行，北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否则财力更雄厚的上海为什么不这样做？上海的地铁可是很贵的。每年的北京市财政报告解释了补贴来源问题，现在北京的做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城市的赞同，更多城市开始降低公交票价，而且北京模式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现在公交地铁亏损由财政补贴，已经变成法律被确定下来。其实这个补贴并不亏，如果哪怕只是把北京公交地铁10％的乘客驱赶到私家车的行列，北京的交通都得变成恶梦，修多少路都不顶用。至于上海，很明显是另一种思路，上海就是个经济城市，希望一切都由市场化规则解决，至少目前看来效果也不错。比如私家车限牌北京上海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上海是价高者优先的拍卖制度，北京是讲究公平的抽签制度。上海更看重经济，北京更看重公平，目前看是两个思路都不错，可以提供给其他的中国城市选择。单从老百姓的角度，我还是更喜欢北京思路，坐车便宜。
让我惊喜的不只是公交。住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些锅碗漂盆之类的日常用品，就在畅春园不远，有个西苑市场，卖什么的都有，去那采购物美价廉。西苑市场不是个菜市场，更像我们老家的大集，而且是个天天都开的大集。市场上卖什么的都有，蔬菜水果、鸡鸭牛羊、猪肉鱼肉、各色海鲜、廉价衣服、日用百货、古董收藏、宠物花草，甚至还有卖耗子药蟑螂药的，就是我们老家大集也没这么全，在济南更是从没见过，我以为，这种农村大集已经在城市消失了，没想到高档商场林立的北京竟然还有。市场上东西不光全，而且非常便宜，基本都是超市价格的一半，市场上多数东西的价格，基本都跟济南一样，有些东西特别是牛羊肉和海鲜，则比济南便宜不少，甚至比我们老家还便宜，让我喜出望外，这样看3000块钱还是够花的。北京的超市，商品价格也跟济南差不多，日常用品似乎还略微便宜一点，不过幅度也很有限，比如可乐，一听基本都是1.8元。西苑市场并不是北京的个例，我搬了三次家，附近都有这样的大集市场，北京的十二五规划里面，也有再建多少市场的章节，看来北京的城里大集还是很普遍的。
北大食堂饭菜的价格也很让我惊喜。米饭馒头价格倒是跟山大差不多，但是菜就太便宜了，肉菜一般是3块，素菜多数在1块左右，有几个食堂，还专门供应1元以下菜品，比如8毛的土豆丝胡萝卜丝等等，所有饭菜都是可以要半份的。现在已经是2007年，不是10年前的1977年或者20年前的1987年，8毛钱买一份土豆丝，简直有点天方夜谈。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北京市对高校食堂有专门的补贴，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北京高校的食堂不对外营业，没有饭卡不能就餐，防止补贴滥用。不过北大食堂，餐卡和校园卡都可以结算，于是未名BBS上出现了租卡一族，有校外人士专门租借学生的另一个卡，租金是每月30，经常有学生呼吁不要出租餐卡，防止出现纠纷的同时也别浪费北京市的补贴。
后来我还知道了北京的水费电费天然气费液化气费有线电视费，基本都比济南便宜一点，而且特困家庭都有非常实惠的补贴，比如液化气，特困家庭40一罐而正常售价是90。原来北京的物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不过，与这些日常用品的低价相比，北京有些东西的价格实在是高的可怕，首屈一指的就是房价。那时，中关村一带新房的价格是1万6左右，而且没有80以上户型；于是只好往北，北五环附近的上地清河一带，普通的新盘就得1万左右，好点的就得1万5上下。我们济南东外环附近房价也就四千多，看来我们济南的房子卖了，还完贷款，连北京的首付都不够，真灰心。不过我俩是乐观的人，觉得只要努力在北京总会有房子的，结果我们也真幸运，来到北京第二年就赶上了北京的房价因为金融危机大调整，还真买到了物美价廉的房子。另外价格比较贵的就是餐饮，在北京下馆子可就比济南贵多了，基本都得两倍，两个人怎么也得七八十才能吃好。不过想想也正常，人工贵房租贵，餐饮不贵反而不正常。
总体来说，低收入阶层最关心的那部分物价，北京普遍较低，而高收入关心的那部分，北京普遍很高。也难怪很多人说，如果在北京有房子，收入低都不怕，照样活的很滋润。后来我们收入逐渐增多，慢慢也进入了中产的行列，对比收入，北京就是最贵的房价和餐饮，其实也不算贵，至少对我们来说，买个房子并不比在济南困难。
第二个惊喜就是北京的环境。
首先让我惊喜的是发现北京蓝天这么多，原来内陆大城市并不一定就非得济南一样灰蒙蒙的。畅春园到北大燕园有个过街天桥，每天早晨我都上班经过都会往北望，蓝蓝的天空映着远处的高山，心情马上舒畅。北京官方每年都有一个蓝天报告，好像北京最近几年蓝天总数都在280多天，不过官方把空气质量为优和良的天气都算作蓝天，真正的蓝天其实没这么多。北京一到夜晚，经常有漫天的星星，让我想起童年。环保部官方网站（http://datacenter.mep.gov.cn/report/air ... jsp?&lang=）上面有最近几年中国主要城市每天的空气质量，各位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城市。跟我有同感的还有一个深圳同事，她说，北京的天气挺好的，阳光明媚蓝天白云，除了冷点，也跟深圳差别不大。北京的同事解释说，这是因为奥运，首钢都搬走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污染企业关闭了无数，现在最大的污染主要就是汽车尾气了。不过奥运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外迁，汽车尾气控制也越来越严格，空气质量并未下滑，反而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另外的惊喜是，北京的风沙也没这么大。最近几年，我留意了全国的沙尘暴，其实北京的沙尘暴真的不多，甚至比山东还少，因为至少北京没有本地沙源，每次经过北京的沙尘暴基本都会席卷整个北方，而山东和河北，每年总是有那么一两次本地沙源引起的沙尘暴，从甘肃过来的时候还只是冷空气，一经过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就变成了沙尘天气。
风沙其实不光是指沙尘暴，我在济南最头痛的是本地扬尘。扬尘造成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施工多、绿化差、防尘措施不到位。扬尘多带来的不便就是，皮鞋一天不擦就成磨砂皮的，我家白色的汽车几天不洗就跟垃圾堆里扒出来一样，家里稍微开窗就是遍地尘土，外加哮喘发病率高。在济南的那段时间，她要求我每天晚上洗脸之前都要洗鼻子，就是把清水吸进去再擤出来，每次都带出一堆黑色的灰尘，据说这样可以缓解我的轻微哮喘和她的轻微鼻炎。来北京之前，我想北京差不多也一样吧，因为奥运北京的工地绝对少不了。没想到北京的扬尘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我在畅春园几乎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桌子上并没有这么多灰，皮鞋也是可以几天都不擦的，虽说这么做有点邋遢，汽车基本是两周一洗，有时候懒了一个月不洗也很常见，因为并不是特别的脏。还有洗鼻子，因为总也洗不出来什么，这个习惯就慢慢淡忘了，她的鼻炎已经好了，我的哮喘也很少发作。不过也许，这跟我住在上风上水的京西北有关，这里可是清朝皇帝修建颐和园圆明园避暑的地方，有名的绿化好园林多建筑密度低，也许我来到北京住在别的地方感觉就没这么强烈。也许，这也跟我来自济南有关，那些年济南的本地扬尘一直是市民抱怨的主要目标，也许现在济南已经好些了。
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北京的公园，公园号称城市的绿肺，作用很大。没想到的是，北京竟然有这么多的免费公园，也就有超级多的绿肺。比如我刚来的时候，畅春园附近就有海淀公园和万泉河公园，后来搬家后，我家南边新修了一个4千多亩的郊野公园，再后来，郊野公园往东，更大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免费开放，足有1万余亩。北京数目最多的是那种社区公园，跟济南中山公园差不多大的那种，简直是遍地都是，我搬家三次，家门口都有那种小公园。再就是跟济南泉城公园那么大的免费公园，大都在市区，比如紫竹院、海淀公园。郊野公园大都在五环沿线，数目也有几十个，面积都在几千亩左右，最大的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里面走一圈，足以证明你的体力还不差。原来我想北京寸土寸金之地，还不有点地方抓紧修成高楼呀，这是很典型的济南想法，我弟弟来玩的时候也有相似的想法，他问我为什么五环周边这么多树林，而新楼盘都要绕开去更偏远的五环外甚至六环。公园多了尤其是免费公园多了，最享福的是市民，空气好了，在家门口就能锻炼，所以北京没有济南那么多早高峰坐公交出去锻炼的大爷大妈，他们很让济南公交族头大。
还一个惊喜是北京的湖。都知道北京是个严重缺水城市，应该不会有很多湖水河道的，我想这点北京肯定不如济南。不过来到北京才发现，单是跟济南大明湖差不多大的，北京就有六七个，比如北海、玉渊潭、紫竹院、后海，更有面积是大明湖几倍的昆明湖，而且各个湖泊之间都有河道相连，有些可以坐船互通。到了冬天，这些湖泊就都变身成了冰场，是北京市民的一大娱乐。有了湖泊的城市，也就有了灵气。北京的河道水质尚可，据说这也是最近几年北京环境治理的功劳，过去的北京也跟济南很类似，好些河道已经成为排污渠。
最大的惊喜，还是北京人幸福的生活，我本来以为，北京人虽然富足，却不见得幸福，因为大城市的压力太大。
北京人很热爱传统，BTV的新闻节目，时不时的就会提醒观众，今天是什么日子，该吃什么传统食品了，大节日比如仲秋十五清明腊八自不必说，很多小节日像春分秋分立秋立冬也都有自己的特色食物，甚至入秋了还要多吃牛羊肉，美其名曰“贴秋膘”。一到这些特色日子，超市商场饭店都是抓紧摆出时令商品，大赚一把，北京人也花钱花的乐呵呵。比如立夏那天要吃面，京城里最老字号的面馆连窗台上都摆满了面碗让顾客吃面，还有更多的在门口等待。因为热爱传统，很多传统食品也大行其道，北京的传统小吃就数不胜数。因为热爱传统，很多老字号老店也青春常在，比如稻香村，逢年过节要排队的，只为给亲戚朋友送一个“点心匣子”，售货员还是跟100年前一样，把匣子里边塞的一点缝隙都没有，这样点心就不会晃荡的没了型，有很多个头小小的点心就是专为了填缝隙用的。因为热爱传统，很多老胡同顽强的生存下来，终于挺过了严冬，并且重新焕发了青春，比如后海、南锣鼓巷。在济南，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传统文化的丢失，特色小吃几乎消失，老店一家接一家的倒闭，老街一条接一条的拆迁，不是因为保护的不够，而是因为济南市民已经不在乎传统。一个城市，最怕丢失的就是文化，因为古迹还可以重建，小吃还可以重来，老店还可以重开，文化丢失了，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正因为如此，北京的文化味简直让我陶醉。
北京人的幸福，更多的写在北京人的脸上，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笑容，这里说的北京人不是指北京土著，而是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算。看一个城市是否幸福，看看生活在这里的人脸上笑容的多少，就可以看出来，笑容越多越幸福。这点连我妈也发觉了，她总是说，门口超市发的售货员，真和气，每天笑眯眯的，我们老家的售货员，看人是很防备的。
我经常想，是什么让北京笑容如此多？是北京的高收入？确实北京的收入多一点，但是也有众多的低收入者。是北京优越的社保？确实北京的社保很不错，比如我和她那时一样的收入，我在北京的公积金却是她在济南的七八倍，因为他们公司走了关系可以少缴公积金，不过北京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比如那些北漂。是北京越来越好的环境？确实北京的环境越来越好，但是仍旧有很多地方破烂不堪，比如唐家岭的蚁族聚集地。是北京丰富的娱乐生活？北京确实文化演出很多，电影票房也占全国八分之一江山，但是没人老去看这个吧。是北京低廉优质的商品？虽然日用品的价格不高，但是北京也有让人头痛的房租和房价。是良好的社会治安？北京确实治安很好，比如我经常把自行车丢在马路边去换公交和地铁，从没丢过，在小区附近的便利店购物更是经常不锁自行车，在济南我可不敢，但是这也不代表北京就杜绝了犯罪，恶性案件还是时有发生。是因为市民素质高？确实很多北京市民知道遛狗要顺手收拾狗粪了，但是哪里都有低素质的人，比如随地吐痰的还是很常见。还是马上就要召开的奥运会？因为奥运，北京改变了真是很多，不只是外貌，更多的是内涵，比如等公交会排队了，坐地铁知道两边上中间下了，见到老人很少有人不让座了，坐电梯知道靠右站给有急事的人让路了。
也许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影响加起来，让北京有了更多的笑容。不管怎样，生活在一个笑容到处都是的地方，是会让你心情愉快的。我在菜市场买菜，看到一种稀奇的蔬菜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经常会有笑眯眯的人凑上来，热心的告诉你这个菜怎么做好吃。当我抱怨菜贩的菜价太贵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偷偷拽拽我的衣服，小声告诉我那边同样的菜要便宜五毛。其实我跟他们不认识，他们笑眯眯的说完，就会消失在笑眯眯的人群中，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另外还有好很多小惊喜。比如交通也不是差到不可忍受，我惊喜的发现，北京还有这么多没有红绿灯的快速路，可以一路开上十来公里到达目的地一个红绿灯也没有，速度比在济南还要快些；而且就算再堵，至少还有地铁，从来不会耽误你的时间。济南人大都以为北京的道路汽车缛蜗牛一般，其实如果北京的交通真的那么差，难道还会有这么多的北京人弱智到非要买车受罪么？再比如，其实工作压力也不是很重，以后我也有了兼职，也忙的很，我的她更是去了中国一个以跳楼而著称的IT企业，我俩共同的感受是，并没有那么多在济南公司那样让人郁闷的加班，还不给加班费。其实工作节奏快慢，跟城市规模关系不大，关系更大的是老板，老板让你老加班，你的节奏不快都不行。我导师在北京的分公司，一到周末，加班的全是济南公司过来出差的人，北京员工一个都没有，因为在北京加班狠了说不定要被员工投诉的。再比如，北京人很朴实很热情，也没济南人说话那么冲，跟想象的京油子不一样。比如我妈新认识的乒乓球友，从来不谈那些高消费的东西，因为那是跟自己无关的东西，他们更关心隔壁的菜市场，虽说，他们明显比我妈有钱，因为修缮乒乓球场的捐款，他们比我妈多出一倍；而我妈在老家的朋友，更喜欢聊儿女多么了得，自己的衣服来自济南哪个高档商场，虽说，其实很多都是收入还不如我妈的普通退休者。
这年7月份，她也辞职来到了北京，在一个很有名的手写设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也不高，基本跟济南一样，就是因为这份收入，不久她就跳槽，去了薪水更多的某家更有名的软件企业。然后，她在济南把房子卖了，基本上搬不走的家具家电全都一起卖了，一个人全部搞定，这点我很佩服她，虽说那是我的房子。卖房子的时候，我回去了，很依依不舍的看了我心爱的房子最后一眼，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装上小车，离开了济南。房子我们买的时候2000多，卖了5000，貌似利润丰厚，但是还完贷款扣除装修家具家电还有各种费用，也没赚多少钱，自住的房子要想赚钱，其实是不容易的。在济南，我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我们还贷款的存折销户，这个存折同时还是我们缴煤气的帐户，建行的工作人员说，留着用吧，再开户很麻烦的，我说，算了吧，以后再也用不到了，是的，我再也不会回到济南来了。
我俩开着小车，拉着满满一车的家当，驶上了去往北京的高速公路。我俩非常高兴，再也不用每周北京济南来回奔波，搞得周末都成了出差。很多济南人建议工作在北京，生活在济南，这样高收入和低房价可以兼顾，如果你真这样了就郁闷了，生活不只是坐火车，这种生活太痛苦。这年中国开通了高速动车，济南到北京缩短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带给我的变化则是，我每次坐车都带着马扎。因为济南到北京的动车开通的同时，原有的所有车次就都停止了，票价涨了一倍。我是舍不得每周都坐动车的，所以我只好选择坐没座的过路车，马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诅咒济南铁路局的这个政策，他们这是欺负济南人的钝感。这个现象在以后的高铁驱赶动车之后，才在中国引起了普遍关注，那时类似的政策已经在山东施行了两年多。其实很多怨声载道的政策，比如银行卡收费，在全国引起怨言之前，已经在山东施行了很多年。山东人就是这么钝，连抱怨都不愿传出省外。
这是我俩第一次开这么远的车，不过并不辛苦，而是很兴奋，因为我俩终于能在新城市一起享受生活了。
新生活是很让人回味的，这年夏天我们开车去了十三陵，完成她大学时未完成的心愿，那年去定陵地宫，因为人太多，她没排上号进去看，很遗憾。不过我们的新生活还没享受了2个月，我接到了一个出差两个月的任务，而且是去遥远的新加坡。
师兄是什么项目都敢接，这年年中，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师兄接下了一个新加坡C公司的项目。C公司是个私人公司，应该也属于官商一类，因此公司不大但是接下了新加坡地铁监控系统这个大单，得益于新加坡那几年蓬勃发展的地铁，公司的业务也做的风声水起。不过公司的唯一产品，也就是地铁监控系统，却有一个定时炸弹，那就是性能问题。到这年，随着新加坡地铁线路越来越多，性能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候一个警告信息要延迟几十秒才会出现控制中心。这可不是个小问题，万一致命的警告没能及时传达给控制中心，因此酿成事故，那可是相当严重。不过好在，这只是个监控系统，并非控制系统，监控的异常重要等级都比较低，像车辆撞车轨道异常都是有另外的系统监控的。同时出现异常情况总是个小概率事件，因为异常引发事故的更是小概率里面的小概率，因此虽然存在潜在危险，到还真一直没出现重大事故，这只是个定时炸弹，让老板坐立不安的那种。这个问题从系统一开始就存在，也请了很多团队很多公司来解决，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老板听说我们是中国最好的数据库实验室之一，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我们尝试一下。
这个项目合同并不大，也就是10来万的项目，但是师兄很积极的就接了下来。他如此积极，是因为朋友的私人关系，还是做一个新加坡项目对实验室整体形象有利？我不知道，其实我们不适合做这种项目，虽然我们属于数据库教研室，但是研究数据库技术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全中国也没几个实验室真正研究这个，数据库技术在几个主流厂商Oracle和IBM的控制下已经无研究可做，任何的跟厂商利益冲突的改进都会被财大气粗的厂商们一棍子打死。现在大家都在一窝蜂的研究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因为这个很容易出论文，也不会跟厂商利益冲突。数据库调优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些年来我就没看到过中国有人发这种文章。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实验室，擅长的是搞学术研究写论文，这种真刀真枪的调优工作不是我们的的擅长。也许在一开始，师兄和C公司老板就对成功没报多大希望，反正就是个10来万的小项目么。
整个实验室，手头没有要紧任务的只有我，而且有丰富的软件项目经验的也只有我，所以，这个项目理所当然的交给了我负责。我以前在导师公司也做过类似的调优工作，有些也是多年未解决的老问题，凭经验，我有两个判断。首先，这次的调优恐怕不会只有数据库调优这么简单，性能瓶颈很可能不在数据库，因为数据库调优并不复杂，一个合格的DBA再加上厂商专家的协助完全能够解决，决不会拖了这么多年，而且，造成性能瓶颈恐怕不只是有技术原因，背后更可能有非技术原因，这是最头痛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着急不得，需要对系统整体了解之后才能动手，因为性能问题，通常都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多个原因合力的结果。我的判断很重要，如果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数据库，恐怕我也不会找到最终的问题所在，就跟之前失败而归的诸多团队一样。
负责这个项目的头半年，没什么进展，期间我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我手里还有别的项目在做。调优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我们都得不到满足，那就是系统的详细资料和问题现场重现。C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全都是些毛头新手，具体的细节都是一问三不知，而在北京的测试系统上，他们感觉不到有性能问题。那段时间，我做的更多是跟新加坡方面每周往来邮件，给出一些不痛不痒的答复。不过这段时间也并非没有收获，邮件中C公司的开发人员并没有对性能问题有很大的抱怨，警报发生的频率并不非常频繁，照理说也不该会有严重的性能问题。开发人员更常说的是数据丢失，有些警报发生后，并没有传递到控制中心，而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所谓性能问题只是他们的一个托辞，用来搪塞用户偶尔的置疑，通常他们就把责任推卸到脆弱的网络和可怜的数据库服务器容量上，这些都不是C公司负责的。
因为在北京进展很慢，也因为老板对这个定时炸弹忧心忡忡，这年国庆节之前，老板希望我们去新加坡现场工作一段时间，期望能找出真正的问题，期间的所有费用由他负责。我是又想去又不想去，毕竟是个离开国门的机会，还能感受一下异国风情，但是又舍不得她，我们才刚刚重新团聚在一起。我的她很支持我去，觉得多认识朋友长长见识是好事。走之前，师兄一个劲叮嘱我，千万要干好，别丢了北大的脸面，而且一再的叮嘱我，要跟那边的团队搞好关系，似乎那边人还挺不好相处似的。
去新加坡的手续很简单，办理了护照，拿着C公司的介绍信去新加坡大使馆签证，非常顺利，C公司在新加坡看起来还很有名气，虽然介绍信已经过期，大使馆的人还是没有拒绝我，只是让我回去给公司提个醒，介绍信要重新办理了。首都机场虽然比济南机场大很多，但是地板上都坐满了侯机的人，感觉不像机场更像20年前的济南老火车站，看来新修T3航站楼真是很有必要。机票是C公司提供的，马来航空，服务不怎样的，可能机票也便宜，飞机上没有美貌空姐只有啤酒肚的空大爷。飞机快到新加坡的时候，空大爷让我们每人都填写新加坡移民局的一个小表格，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来新加坡，跟何人接触以及住在哪里，看来真是到了国外了，还得回答这些问题。
在飞机上我就想，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呢？跟传说中的一样么？新加坡给中国人的印象应该普遍不错，它是亚洲经济的传奇，是一个发达的华人国家，对中国很友好的兄弟之邦，那里气候炎热，空气湿润，法律异常严格至今还保留有鞭刑，治安良好，政府廉洁，社会福利优厚，是个环境非常整洁的花园城市，一个非常宜居的国家。我估计基本上所有中国人对新加坡都是这样的印象，因为我也是。
不过樟宜机场的第一印象，就让我大吃一惊。一下飞机，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机场里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牵着警犬巡逻的警察，尤其是那士兵，根本就不像巡逻，更像是去阿富汗作战，身上装备齐全，连雪亮的匕首的黑漆漆的手雷都有，一下子就唬得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说，樟宜机场真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机场，所有乘客都轻声轻语的交谈，这种高压下的所谓良好治安，给我印象并不好。据说这样的警戒是为了防备恐怖袭击。
第二个场面，让我脑海中的新中友谊荡然无存。所有入境乘客都要排成四列，接受移民局的检查。其中一列是针对新加坡公民和有PE（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就是盖个章走个手续而已，还有一列针对欧美国家人士，一般也不问很多问题，剩下两列就是针对亚洲国家的了，主要是针对马来、中国和印度，移民官扳着脸，质问你来干吗，去哪里，住哪里？感觉好像审问犯人一样，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虽然我也知道这几个国家确实是有很多人来新加坡淘金，拿的旅游签证却准备长期居住，但是排队的时候就跟欧美白人分开，确实让人联想到歧视。
从机场去住处的路上，我根本看不出这是个华人国家，出租车上、街边商店、路边的公交站牌还有远处的高楼上都很少见中文标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英文标示，五十多岁的华人出租车司机甚至说不了成句的中文，去接我的C公司秘书说，中文只是新加坡的第二大语言，英文才是新加坡真正的通行语言，这不光是因为新加坡还有接近30％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还因为历史上新加坡曾经有一段屏弃中文的历史，因此50多岁的华人很多不会说中文，那时的学校是禁止教中文的，倒是华人的年轻人现在都会说中文，因为现在的中文是年轻人的必修课，他们知道跟中国打交道机会多多。她因此建议我，出门最好说英文，这样比较方便，如果实在不愿意，那就尽量找年轻人交谈，通常问题也不大。
C公司的宿舍在新加坡的富人区，别墅林立，别墅旁边还会看到一些外观简朴的高层住宅，秘书说，那是组屋，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专门给穷人住的，面积大约在120平左右，价格低廉，通常跟昂贵的私宅毗邻而居，区别主要是小区的品质，最直观的区别就是组屋通常没有游泳池，而私宅通常都有。一进宿舍所在小区，热带风光扑面而来，路边的椰树上挂满椰子，火红的椰枣挂满枝头，路面真的是干净，一点尘土和垃圾都没有。我们宿舍是个三室两厅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间，秘书说，这是佣人住的房间，我们就当作了储物间，新加坡中产家庭都有菲佣，所以房间的格局通常是这样。新加坡的房子，什么朝向的都有，也不存在朝阳还是背阴一说，因为阳光总是直射，永远不会钻进房间里来的。我们这个小区应该算是一个中档私宅，有免费的游泳池和壁球馆，档次比国内一般的健身馆还好些，还有一个网球场，设施就差了些，看来网球也不是新加坡人喜欢的运动，泳池边有免费使用的烧烤架和躺椅，不过很少见华人家庭在那享用，倒是孩子一大堆的印度人更常见一些。华人会撇撇嘴说，那就是懒惰的印度人，穷的叮当还要不停的生，买个这种私宅就高兴的不知道姓什么了。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些印度朋友，他们也冲华人撇嘴说，那就是贪婪的华人，买了组屋就玩命挣钱换私宅，买了私宅就玩命赚钱换别墅，忙的连享受生活的时间都没有，也不知道挣钱是为了什么。
新加坡人的收入，1000－5000之间的居多，当时1新币兑换5元人民币，最低的是巴沙端盘子打扫卫生的还有小区看门的，700一个月，而一个软件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薪水多数在2000上下，5000往上就算高收入阶层了。同时新加坡的物价并不高，比如我早晨经常吃的切片面包是1块一大包，能吃1星期，牛奶是1块5一盒1升装，火腿略微贵点，5块大约10片左右，这就是我在新加坡最常见的早餐。这样的收入对比这样的物价，新加坡人很幸福，所以新加坡的钱也很经花。新加坡人通常很少带现金，因为刷卡非常方便，他们去ATM取款，大多数都是一次取10块或者20块，我还真很少见一次取100的，更没见过像国内一次取一沓的，因为10块钱在新加坡能买好些东西。第一天秘书领我去了一家巴沙吃饭，类似我们的大排挡，一般的新加坡人晚餐都是这样解决的。巴沙里边的饭菜很便宜，一份海南鸡饭只要两块五新币，味道很地道的，算起来比北京还便宜。秘书说，新加坡的饮食不贵，不过也分地方，这种露天的没有空调的巴沙就是这个价格，要是封闭房间带空调的饭店价格就得翻一番，再高档的她去的也不多了，因为她是马来人不是新加坡人，收入并不高，大约1300新币一个月，平时她中午基本在公司餐厅吃饭，素菜只要1块5，肉菜大约2块5到3块，晚上她就回马来西亚的家里吃饭，比新加坡还便宜。
秘书跟我简单介绍了公司员工的情况，主要分为三类员工。一类是她这样的干杂活的，马来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缅甸人，通常薪水都不高，干的活也比较简单，后来的接触，这些员工通常都很知足，待人也很热情，比如这个秘书，一个马来女孩，换纯净水都是自己干不要别人帮忙，国内的秘书可没干这种体力活的。第二类是新加坡人，主要是技术人员，通常话不多，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基本上大部分本土新加坡华人都这样，感觉闷闷的，大都是乖乖巧巧，不喜欢招惹是非，也让新加坡的年轻人看起来少了很多活力。这两类人加起来大约占总员工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中国籍员工了，他们几乎控制了公司的所有技术，也搞得公司的气氛跟中国公司没什么区别，我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
在C公司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是接触各种人，尽量了解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通常的调优并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在北大的师兄通过眼线得到的消息则是，我在那不急不躁，到处跟人聊天，急得他心急如焚，恨不能马上到新加坡来督战。公司的中国籍员工领袖在公司附近招待了我，那顿饭花了150多新币，不过餐后他说，这种大餐可不敢经常请，老板会肉痛的。我很不喜欢新加坡人的小家子气，连呆久了的中国人也有了这种毛病，不就150块钱么。这顿饭，我品尝了新加坡的几个名菜比如酸辣蟹，说实话，味道和厨艺很一般，我吃了第一口就尝出了都有什么主要配料，这让厨师很惊讶，以为我也是个厨师。中国员工说，新加坡的厨师都不行，国内随便一个小店来的厨师都能在这当名厨。这点我在很多国家都有体会，中国的饮食，确实是天下第一。相比起来，新加坡还是各色小吃更出色。这次招待，让我有点奇怪，几个职位比较高的中国员工并没有全部到场，似乎中国员工之间还有派别之分。
我的感觉是对的，中国员工确实分为两派，一派是一个40多岁的北京人领导的，大约占中国员工的四分之三，这人是公司的元老，他们这派几乎都是他介绍进入公司的，基本上除了数据库，所以技术全包。他们很团结，坚决认为问题绝对不在他们这片，问题一定是出在另一派上。另一派则是一个山东老乡领导，是个中科院搞物理的博士，他们人数较少，主要负责数据库技术，而且说实话水平不怎样，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但是他们也有个优势，就是老板支持他们，老板对另一派的声势浩大很担忧，北京人屡次都有率众对峙老板的苗头，老板不想被他挟制。至于其他的非中国籍员工，基本上都是本分工作领薪水，不参与帮派斗争。中国人爱分帮派的习惯，就这样也到了C公司。
C公司是依附一个新加坡大公司的，那个公司是彻底的官商，淡马锡控股，董事长就是总理夫人，新加坡地铁系统就是他们承建的，C公司也位于他们公司大院内。这个公司经常有各色政府官员视察，比如有一次我就看见机房里站了一排人，指手画脚，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是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部长，不过新加坡是弹丸小国，官员跟平民的关系没中国这么遥远，所以大家各干各的也没人搭理他们，在新加坡逛超市的时候看见总理夫人，并不是希罕事。这个公司管制很严，进门都得把护照押上才能进来，禁止带入可以拍照的一切设备，有时候还会看见坦克在他们车间里，似乎在改装什么。
在跟其他员工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技术核心们大都是不可一世，对我不屑一顾，他们觉得数据的丢失和性能问题没有规律可循，完全就不是软件而是硬件问题，他们不认为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他们都来自各个名校，很像北大学生的高傲样子；普通的技术人员则不太愿意跟我接触，因为他们怕提供给我帮助之后，最终发现性能的瓶颈在自己这边，费力反而不讨好；至于那个北京领袖，二者皆有，他最警惕的是我的出现不要改变了现在C公司员工的势力格局，他总是试图指手画脚的指挥我，让我按他的思路走，否则就制造一点障碍给我好看。针对这三类人，我有自己的对策，毕竟我在导师公司，比这难缠的也见多了。针对第一类人，我得找个机会震他们一下，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当然态度得和善。针对第二类人，我请他们放心，即使是真的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我也不会写在给老板的报告里，我会帮他们说话的，做技术哪能不出漏洞呢。至于那个北京人，我不跟他正面冲突，而是让我的助手来做，那是一个晚我两个星期来到新加坡的北大研究生，他是被师兄逼来的，威逼的条件是不来就不让正常毕业，因此一肚子的怨气没出发泄，北大的学生又是出名的能言善辩，正好用他来对付北京人，我也乐得当和事老。
中国员工里，竟然有几个是山大的师弟，聊起来自然自由了许多。他们告诉我，公司的产品架构，都是一个澳大利亚公司设计的，这个公司最早是和C公司合作开发地铁监控系统，属于技术加关系的组合。不过后来澳大利亚公司过于傲慢引起新加坡地铁方面的不满，也由于C公司慢慢熟悉了所有技术，最后澳大利亚公司退出了。整个产品架构，从来没人改动过，最核心的技术都是澳洲人留下的，因为没人敢做这个改动。其实他们平时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仿照澳洲人的代码扩充功能。他还给我提了个醒，他觉得会不会问题出在澳洲人的代码上，因为他们自己的代码这些年都检查了好些遍了，据说有一部分澳洲人的代码是一个天才高手写的，是整个系统数据传送最核心的部分，没人能搞懂，那是一个数据库存储过程归数据库团队管理，数据库那边的人也从没动过，因为影响太大，而且它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问题。公司里的技术元老，谈起那个澳洲天才都是一脸的崇拜，说别人写一星期的代码，他写一小时就行了。
他的建议很有价值，不过我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个模拟场景，让错误重现，摸清错误的规律，这是性能调优和找Bug最重要的一步，我这么认为。员工里面，我已经有了愿意帮助我的朋友，再加上老板的支持，很快测试环境就搭建起来了，然后我开始一遍一遍的反复做各种试验，很无聊的，不过这也是性能调优很重要的一步，通过试验，找出到底是什么问题。这种试验大约做了1个星期，期间北京领袖看我总是无所事事的等着试验结果，很放心，以为我不过是又一个失败的调优团队而已。这一个星期的试验很重要，我发现了数据丢失非常有规律，而非他们说的无迹可循，然后我基本断定了，问题就出在那个天才高手的代码上，数据传输最核心的部分。
经过精心的准备，我招集开发小组和数据库小组的精英，开了第一次碰头会。首先我请数据库小组介绍数据传输核心部件的功能，和对应的接口参数，完之后我问开发小组有什么疑问，开发小组很多成员说，最然也有接口文档，之前还真不了解具体参数的作用，都是仿照之前的代码改写，现在看还真有一些是无用的数据传输，纯属浪费宝贵资源。这是软件开发很常见的问题，因为部门之间沟通的不足。这样，数据库小组很得意，确实有问题不赖他们。之后，我展示了我的试验结果，有些特殊的数据传输，一定会丢失数据，而有些，一定是垃圾传输。数据库小组的成员说，这样的数据传输一定不会发生，因为这种情况不符合逻辑，之前的设计也没考虑这种情况。但是开发小组的成员说，确实有很多调用就是我说的特例，也并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样调用不可以。这下，开发小组又乐意了，因为数据库小组没有人告诉他们调用的不对。不过不管是开发还是数据库，两边都没明显的责任，问题出在二者的沟通上。最后我又给出了我的结论，其实开发小组和数据库小组责任都不大，问题的关键还是核心部件的设计有问题，现在大家都满意了，这是那个澳大利亚天才的责任，而他早就跟这个项目无关了。开发小组说是的，接口文档就是他写的，看了跟没看一样，数据库小组也同意，因为里边那大堆代码根本看都看不明白，别提改进了。这次碰头会，最落寞的是北京领袖，他是唯一一个跟澳大利亚人有交接的人，也是他认为问题不该出在核心代码上，而且以往的技术会议都是他唱主角，而这次成了我做主导。
这次碰头会之后，整个局面就彻底改观了。数据库小组完全倒向我这边，他们开始言必称请教。而开发小组开始虽说还有点不服气，但是我几次很委婉但是很确定的找出他们代码中的问题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服了，到后来甚至开始征求我的建议修改他们的代码。老板有点意外之喜，他甚至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留在新加坡。至于北京领袖，他开始公开说，北大这个小组不简单，来了一个星期就搞定了一个好些年没搞明白的问题。北大的师兄也很满意，这次冒险他又成功了。至于那段天才代码，真是太难懂了，这很符合一般意义上天才的风格，代码有个性到让人根本看不懂，我不认为这是好代码，代码不光要运行的好，更得让人看明白，因为后期维护更重要，我心目中的好代码应该跟流畅的文章一样，让你一眼就能从头看到尾。所以，我干脆把原有代码全部cut掉，按照现在实际的需求完全重写了原有的代码，新代码只有原来的一半，逻辑非常清晰，数据库小组的人也能很容易的维护它。
从这之后，数据丢失问题就消失了，另外数据重复传送问题也一并解决了，我还增加了数据压缩功能，这样数据传输的效率也有了成倍的提升。到此为止，其实我来新加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过我还有工作要做，要写一个详细的问题报告，然后还得作一些其他的优化工作。其他的工作其实都是无足轻重，更多是为了照顾各个小组的精英尤其是北京领袖的面子，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虽然我觉得价值都不大，做这些工作只是为了把他们也写进工作报告，证明这次工作他们贡献也很大，做工作有时候就这样，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这段时间，C公司的上上下下都对我非常友好，很多人甚至邀请我吃饭，作为回报，我也会帮他们对于改进自己的代码提些建议。
在这之后，我的工作就非常轻松了，我也有了更多时间观察这个城市。
C公司离我们的住处大约3站地，新加坡的公交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怎么计费，似乎是按里程计费但是怎么计算里程又比北京复杂的多，还好我办了一张公交卡，反正没钱了冲钱就行了。新加坡街道上私家车并不多，所以从来不堵车。新加坡人说，那是因为买车挂牌的费用太高，一辆汽车算上各种费用买下来是北京的好几倍。养车同样很贵，很多地方停车费一个小时就20块，相对新加坡的物价这可是很大一笔钱，可以买20袋面包或者10多升牛奶的。因此买车是富人的特权，一般的工薪是不买车的。司机一般都会礼让行人，好些次明明已经绿灯，司机还是会等我们过了马路才开过。刚开始几天，我每天坐公交去上班，公交上人比较多，不过人和人之间还有空间保持距离。新加坡的公交上非常安静，几乎没人说话，似乎新加坡人都是刺猬，人与人之间总是刻意保持距离，如果两人不小心有肢体接触，一定会小心翼翼的说“I'm sorry!”。后来新加坡电视上甚至讨论，是否禁止在公交上接手机，因为这会影响别人，这样的距离感让我很不习惯。不过这种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从北京公司新过去几个年轻人，都是二代以上的小北京人，他们告诉我从住处去公司公交要1块多，而步行只要15分钟，坐公交不划算，也不锻炼身体，因此以后我们每天步行去上班，路上聊聊天讲讲笑话快活的很。在新加坡步行其实是很享受的，路边都是茂密的森林和高耸的椰子树，参天大树遮蔽路面，茂盛的草坪青翠欲滴，树林里有各种小鸟，早晨还会有跟拳头一样大的蜗牛爬过路面，偶尔还会跑过一只蜥蜴，有一次我们甚至捡到一只好大的狗，没多久就有主人来寻找它，给我们说了一大堆的好话。不过新加坡人似乎并不珍惜这些美景，我在那里步行大约2个月，路上基本就没见过行人，骑自行车的除了几个发烧友者，也基本没见过。因为步行的或者骑自行车的也很少，好些街道除非是繁华的步行街，干脆就没有自行车道，人行道也窄到只容两人肩并肩。新加坡人似乎很懒，就算只有一站地也要做公交，虽然他们电视上说，新加坡人很环保，钟爱自行车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
其实新加坡一点也不环保，所有的商场、超市、公交、出租车和地铁站，空调都开的非常足，刚开始去还有点不适应，一下子从炎热的室外进入超市，感觉还有点冷，所以新加坡人穿的并不是很少，女孩一般还要带个披肩，我想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在室外活动的原因，穿的有点多。其实新加坡并不热，一年四季室外的温度都在30度左右，而且都是艳阳高照的那种天气，比国内的桑那天舒服很多。每天的中午和早晚，通常还会有一阵急雨，冲刷的整个城市非常干净，也省了绿化用水。
另外，新加坡并不是跟传言中一模一样，出入还很大。
有个传言说，新加坡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所以出门带个空水壶就行，连总理都在电视上带头喝自来水。这个传言我当真了，但是我在那这么久，从来没见一个人直接喝自来水，我们办公室里，更是长期饮用桶装水。后来我跟当地人求证，新加坡人说，自来水？谁敢喝？新加坡因为缺水，自来水里面是混合了污水处理过后的高洁净再生水的，换句话说，新加坡的自来水里有一部分是从你家冲厕所的水里净化来的，北京这样的净化水是坚决跟饮用水隔离的。我问，不是你们总理也喝自来水么？新加坡人笑谈，也只有总理这样做吧。
新加坡的法律很严格，走到街上，随处可见“禁止××，罚款××元”的警示牌，尤其是去公园，首先看到的就是个大大的警示牌，上面写着遛狗罚多少、钓鱼罚多少、游泳罚多少、乱丢垃圾罚多少等等等等，似乎不是个警示牌而是个价目表，每个罚款可都不是小数目，很多都是上百新币的，看起来新加坡就是个法制国家的典范。我在国内就想，这么严格的法律怎样执行呢，难道遍地是警察？来到之后我才发现，这么严格的法律背后，实际上是松散的执行力度。我在新加坡基本就没见过警察，路边也并非没有乱丢的垃圾，尤其是唐人街，那是的市场几乎跟国内没什么两样，也不见有人来罚款。新加坡严格的法律，更多的是一种警示作用，体现的更多是新加坡重典治国的态度。至于新加坡人的法律观念，其实跟多数亚洲国家差不多，至上的并非法律而是道德。我在那的时候，议会正在讨论同性恋的合法性问题。按照新加坡的法律，同性恋甚至可以处死刑的，着并没有阻止同性恋的飞速扩散，于是很多议员提议废除这个法律条文，既然它已经形同虚设。保守派的议员则坚决抵制，认为这是道德沦丧，最后总理出来定调说，虽然现实中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但是维护这条法律是尊重传统道德的体现，保留这条法律跟同性恋合法化并不冲突，不去执行就可以了，这事于是最终定论。保留一条法律然后不去执行它，这还真是只有亚洲国家才有的特例。
新加坡是个很传统的国家，这里主要是指华人。华人家庭按照传统观念教育儿女，教出来的孩子个个乖巧礼貌。同时新加坡又是个保守的国家，很多新加坡人都不愿离开新加坡，穿着打扮也很保守，在这么炎热的国家，竟然很少有人穿吊带衫，因为传统观念认为，这不合体统。新加坡还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国家。从开国以来的选举，从来只有一个党获胜，其他的党派不过是陪衬。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自由竞争，因为执政党总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压制反对党，甚至有人说，有些反对党不过是执政党花钱养起来的宠物而已，只是场面上好看，根本不可能威胁执政党的统治。C公司的员工说，新修的地铁有一段站矩特别长，舍弃了沿途这么繁华的居民区而不设站，而且这个区域市政建设明显落后，连路灯都亮的晚也昏暗不堪。这是因为，这个区域是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势力范围，这是执政党对该区域选民支持反对党的报复。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每年的人权报告，中国和新加坡总是排在相同的位置被批评，属于难兄难弟。好些中国人以为，美国的人权报告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至少也是专门针对敌对国家的，那是因为很少有中国人看过报告全文，实际上这个报告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不管是盟友还是敌人，相对比较客观。新加坡这样的铁杆小弟也是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的重点对象，新加坡也跟中国一样，每年都要回击。总理说服国民最有名的言论就是： “新加坡周围的国家全部都是民选国家，各位国民是想要一个邻国这样的民选国家呢，还是现在这样一党独大的新加坡？”。这个言论很有说服力，周边的国家根本没有可比性，新加坡人很瞧不起它们，尤其是势力最大的印尼。不过新加坡的军事力量就跟印尼相差太远，甚至连马来也不如，因此新加坡很希望美国能协助他们的国防。新加坡人没什么很明确的国家和领土观念，虽然新加坡人都服兵役，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点军事力量到时候有什么实际作用，我认识的一个新加坡小伙子就说，真要开战，他力马走人，他们这点军队，也就是象征作用。
新加坡的政治很廉明，这得意于新加坡的公务员精英化，最优秀的年轻人都是从小就被选中培养成公务员的，收入也很高，大约4000新币往上。不过廉洁的公务员制度背后，也有庞大的利益群体。新加坡人都说，新加坡是姓李的，几乎全国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如果腐败问题跟李氏家族扯上关系，那就永远无解了，不过既然整个新加坡都被李氏家族控制，他们是不是腐败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行了，这就是新加坡人的反腐观。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确实比较出色，针对穷人的各种福利很多，能保证所有低收入者都有房子住、吃穿不愁，其实我觉得，良好的福利制度倒不一定非要保证贫富差距不大，只要能保证最低收入者的生存尊严，谁还会关心富人过什么样的奢侈生活呢？新加坡养老制度似乎不好，很多年纪大的人，退休之后仍然要出来打工，很多巴沙的服务员都七老八十的，收入在800元以下，我没跟他们聊过，不知道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来工作，是因为闲不住，还是养老金不够花？
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更多情况下，中国是新加坡人嘲笑的对象，源远流长的华人兄弟国家，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在新加坡经常有人问我，北京有酒吧么？北京有高楼么？北京有地铁么？问的我很无语，新加坡虽然发达，毕竟是个小城市，远比不上京沪的，可见新加坡人已经自大到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这种优越感，不只是在普通国民心里，也体现在高层言论中，有一次议会讨论碳排放问题，总理就在电视上用很轻蔑的口气说，“那个最大碳排放国家（中国）都没人管，凭什么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
当年的新加坡是被马来扫地出门才不得不独立的，因此早年的新加坡人非常有危机感，也正因为这份危机感，新加坡才迅速崛起。现在的新加坡，多数国民已经懒散，他们只觉得自己国家是个可比欧美的发达国家，而周边全都是些穷光蛋，因此优越感十足，也慢慢不思进取。越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危机感越重，优越感越少，他们通常都能说流利地道的英语，很为新加坡的前途忧心忡忡，比如他们的总理，就很担心新加坡的国民素质问题，因此提出引进200万高素质移民计划，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高素质年轻人。那时的新加坡街上，中国北方口音已经比目皆是。再比如C公司的老板，就很担心面临中国公司的竞争，因此积极的设立北京分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积极开阔中国市场。低层次的国民，通常是没有危机感的，全都陶醉在新加坡的发达之中，好些新加坡人还是把中国人当作穷鬼，一个独裁的腐败的华人国家，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贫穷国家，全然看不到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一个一个超过新加坡城。
新加坡虽然是个英语国家，但并不是标准的英语，而是新加坡式英语，就是英美人士也得适应一下才能听懂，并不只是带有浓重的新加坡口音，连单词的发音都已经新加坡化。下面是一段新加坡人买东西的对话：
"How much de la?" （多少钱的啦？）
"Fa(five) doll(dollor), very cheap de la!" （5新币，很便宜的啦？）
“Not cheap de la. Tri(three) doll(dollor)?" （不便宜的啦。3新币？）
"OK de la." （好的啦。）
这就是新加坡英语，不光加上了新加坡式语气词，连很多常用多音节单词都简化成了单音节，入乡随俗的味道很重。而且越是精英新加坡人，这种本地口音越轻，英语越标准，比如他们的总理。而越是下层民众，新加坡英语味道越重。这跟他们的历史有关系，一般的新加坡人对白人是高看一眼的，而对同是黄色人种的亚洲人，则有点不屑。这种英语对我的听力很有杀伤力，后来我在新加坡还接触了印度口音的、法国口音的英语。回到北京又接受了北欧口音的、非洲口音的，从此听力终于练的无坚不摧。
这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缅甸骚乱，新加坡媒体称之为缅马骚动。我在新加坡，还是习惯看国内媒体的，比如新浪，国内的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这件事，其一是这事不适宜在国内宣传，毕竟中国在里面的角色不光彩，其二，缅甸跟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关系也太遥远了。这天下班时候，我们照例要去传达，用工作证换回抵押在那里的护照，就看见看门的新加坡老大爷一脸愤怒，拿着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跟我们说，作孽呀，这些人连佛祖身边的僧人都要打，一定会下地狱的！这时我才注意到，缅马出现了抗议政府的骚乱。新加坡是非常关注这件事的，因为这事很可能危及到东南亚的稳定，而这正是新加坡最担心的。另一方面，新加坡有非常多的缅甸籍员工，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C公司就有一个缅甸籍员工，她跟我们说，她非常支持抗议行动，如果老板允许，她也愿回国参加抗议，因为缅甸老百姓活的太痛苦了，否则也不会这么多缅甸人离开家乡出来工作。她还特别提到，擅长行贿的中国籍商人，是缅甸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进入缅甸经商，然后像国内一样大肆行贿缅甸官员，搞的缅甸人怨声载道。这次抗议，因为有了僧人的参与而变得与众不同，连不问世事的佛门弟子都挺身而出，可见当时的缅甸军政府民愤有多大，这次骚乱之后，缅甸终于走向民选，幸甚！希望缅甸人能从此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国内的事了，中共十七大召开。每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是一次超级玄疑片，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可比美国大选，更何况是跟中国关系相当密切的新加坡。那段时间的新加坡，中共十七大的新闻是作为头条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我因此也有了机会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的这一次权力更替。这次会议的重中之重，是谁将是新一届的常委，也就是中国的权力核心。这年和前一年，江三代和湖四代两派已经斗的不可开交，期间多位江三代麾下的重量级大老相继被胡四代扳倒，而多位胡四代扶持的大老正在靠近权利核心，新常委之战的焦点就是江三代一派最后也是最大的大老曾庆红将会怎样反击。之前普遍的预测是，曾将成为江三代唯一的代言人留在核心之中，其余的都将隐退，而胡四代的人马全面接班，也为将来的胡四代退位铺垫好道路。不过最终的结果大跌眼睛，国内正式选举常委的前一天，新加坡各大电视台就抢先爆出头条：“共党大老曾庆红退出！”，结果第二天果真应验。新加坡媒体这么早得出结论不是靠猜测，因为共产党高层内部有提前向外媒透漏机密消息的传统，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是保守派优先透漏的首选，而美国的时代周刊是改革派的首选，透漏消息的目的就是利用外媒向对手施压，效果屡试不爽。不过跟曾退出一样让人惊讶的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人突然出现在权利核心中，而且在核心中的排名位置说明他就是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也就是五年后的某五代。
新人之新出乎意料，他只是半年前才顶替被罢黜的上海书记，进入中国政坛的，之前他当浙江书记的时间并不长，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履历。他唯一的光环是元老习仲勋的儿子，那是一个轻量级的元老。没有人分析为什么他会在中国政坛突然升空，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桩交易：胡四代借助元老的力量让江三代的势力彻底退出政坛，作为回报，选择一个元老的儿子作为未来中国的领袖。不过我估计元老们恐怕要失望，改革派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恐怕不会把这个承诺放在眼里的，将来元老的儿子很可能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而排在他身后的那个人将是实际的权力核心，这种可能性很大，当然前提是执政党的地位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有时，我也跟新加坡员工聊聊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光在国内沸沸扬扬，名声也传到了国外，比如新加坡。新加坡盛产热带水果，像榴莲、荔枝什么的非常便宜，但是北方水果就很贵，比如苹果、桃子，这些也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水果。我的助手来新加坡之前，我请他多带些北方水果，作为送给各位同僚的礼物，特别是北京盛产的桃子。桃子在C公司很受欢迎，不过当我递到一个新加坡员工手里的时候，他很客气的说，谢谢，我吃不惯北方水果，站在他后面的北京女孩就直撇嘴。那是个快言快语的女孩平，她说，他不是吃不惯，新加坡人臭毛病，嫌中国的水果不卫生，因为新加坡经常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后来我发现，在新加坡的超市，中国来的食品只能靠低价才能吸引顾客，都是面向低收入群体，比如中国的蒙牛和依利牛奶，是所有牛奶当中最便宜的，仍然很少有人问津。后来通过促销，慢慢在新加坡人里有点口碑了，我离开的时候销量已经见涨。离开之后，中国牛奶就爆出了三聚氢胺的丑闻，可怜的蒙牛和依利牛奶呀！
在新加坡的日子，周六一般都会加班，这是师兄的意思，显示我们很卖力，到了周末就无事可做，我可以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四处游玩，做一个自由的背包客。不管是我的助手，还是C公司的员工，他们都不喜欢出去游玩，宁愿选择在家睡懒觉，所以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自己出门，我也喜欢这种方式，自由自在。我的装备就是一个背包，装着我的相机，外加一张新加坡地图，开始我还会带个空水壶，那时候我还相信新加坡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后来我也带瓶装水了，新加坡的饮用水和碳酸饮料，并不比国内贵多少。通常出门都是做地铁，新加坡的地铁还算方便，比那个时候的北京方便，但是票价相当贵，一天就得花接近20新币。
唐人街是一定要去的，那里也叫牛车水。那里就跟国内的南方城市没什么区别，满眼都是中文，满耳都是中国话，到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垃圾箱里堆满了小吃盒子，卖的东西大都也是国内常见的，价格也便宜，通常华人采购都是去这里，这里人民币和新币的兑换也最合适。牛车水的小吃很不错，好些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地道中国小吃，只是都是南方口味的，偏甜，我在这里吃到了久违的酱肘子，他们叫作酱猪脚。另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风味小吃，比如当地的娘惹饭，其实就是中餐和马来饭的大杂烩。马来的羊肉汤味道也不错，里边放了很多咖喱，羊肉都是大块的，只要3新币一份。另外还有印度的飞饼，8毛一个，有点像葱花饼，飞饼加酱猪脚，很像北大燕南食堂的葱花油饼加酱肘子，可惜没有二锅头，因为在新加坡喝酒太奢侈了，不管什么酒都贵的惊人，这么贵是因为特别消费税，目的是限制国民抽烟和喝酒。牛车水还体现了多民族的融合，佛教寺庙、印度寺庙和清真寺毗邻而居，从各自的风格就能看出各种文化的不同：佛教寺庙全是虔诚的华人，参拜金光闪闪的各种佛祖，公德箱里满是100新币的纸币，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多新币；印度庙则很自由，很多无家可归的印度老人就住在寺庙里，庙里供奉的神仙数目多的惊人，很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蹲在屋顶上，这么多神仙塑像，质量也就难免粗糙了，多数神仙都是水泥底胚刷上各色涂料；清真寺是大门紧闭，有个凶神恶煞的大胡子壮汉横在门口，不是穆斯林的一概免入。
常去的地方是宏茂桥，那是我下地铁转乘公交的地方，也是我购物的主要场所，是另一个华人区。那里的巴沙物美价廉，还让我惊讶的是私人钱庄，一个平板小推车上堆着好几袋子钱，一点也不怕劫匪，有人解释说，因为新加坡是个岛，犯罪之后很难逃离，所以治安出奇的好。我觉得这跟他们的传统也有关系，每个人都文质彬彬谦让礼貌，不过在这后面似乎是新加坡人冷漠的人际关系，生人之间是很少交谈的。
这年的中秋我是在新加坡渡过的，参加了华人盛大的游园会，似乎在新加坡理工大学不远的一个公园，黑咕隆咚的我也没记住名字，汗流浃背的赏中秋月，确实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游园会除了赏灯看礼花，还能参加抽奖，奖品是一辆吉利轿车，在新加坡还是很诱人的大奖呢。
圣淘沙也一定要去了，是个人造的海滩，其实我觉得比三亚差远了，海水也不好，但是名气大的很。圣陶沙不远，是正在动工的新加坡赌场，主要针对中国的巨贪和巨富洗钱之用，这也是新加坡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为此新加坡甚至不惜修改了法律，把禁止赌博的条文改为禁止在非指定场所赌博。在圣陶沙，我还看见尼姑和僧人结伴游玩，古怪的很。
鱼尾狮也得一看了，那里还是新加坡榴莲剧场的所在地，那里最独特的景色是新加坡河沿岸的青年男女，全都衣着寒酸但是兴高采烈，三三两两围坐在草坪上，聚餐加聊天，他们都是菲佣，周末是他们的狂欢。
必须去的地方还有植物园，新加坡人很引以为豪的，据说非常大植物非常全，但是新加坡就那么大，所以植物园也大不到哪里去，跟济南泉城公园差不多大，比北京植物园就小太多了，新加坡就是个弹丸小国，他们说非常大的东西，你可千万别当真。植物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进门的锦鲤，都有接近1米长，你把手放进水中，他们会咬你的手指头，很像婴儿吮吸乳头，非常有趣。
另外还有女王镇，我去那里是为了买羽毛球拍，那里有个体育用品批发市场，来之前我听说新加坡的正品Yonex球拍很便宜。不过去了之后发现也不便宜，算上球线比国内还要贵，所以就没买。那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麦当劳，门口的水池里爬满了乌龟，路边的树上结满了硕大的芒果。
有些地方就不能自己去了，不太安全，比如红灯区。红灯区其实是个华人聚集区，那里的饮食也很出名。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看见警察，而且每隔不远就是一辆警车，任务是维持红灯区性交易的和谐稳定。中国人一般都得去红灯区，多数都是看看合法的红灯区什么样。新加坡的红灯区是合法的，官方的评价还很高，说对新加坡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政府都有补贴的。不过最近，因为中国东北的美貌女孩越来越多，而且经常不遵守红灯区的规矩，到别人的地盘拉客，还有和当地的东北黑社会沆瀣一气的趋势，让官方很头痛。遍布的警察就是防止帮派之间为了生意而争斗。红灯区的女孩多数姿色平平，基本上就是一米间隔站在路两边揽客，偶尔也有美貌的女孩，就会有一堆的老男人围在身边侃价，这样的老男人通常并不会真的掏钱，只是凑个近乎揩个油而已，一般也没有女孩搭理他们，多数漂亮的女孩一张嘴就是一股东北味。多数的女孩都衣着暴露，而且越漂亮的穿的越少，最漂亮的通常只用羽毛遮住最关键部位，机械的挥手招揽着生意。同行的一个新加坡人说，凌晨之后才是高潮，会有很多美女全裸上阵，这是新加坡明令禁止的。新加坡红灯区绝对不会有内地那样直接上手拉客的行为，职业素养相对较高，绝对尊重顾客的选择权。
另一个不能自己去的是小印度，印度人聚集区，最好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女孩。我是和几个北京小孩一起去的，同行的还有那个北京女孩平。还没出地铁站，你就知道印度区到了。首先是明显感觉变脏了，另外还有一种古怪的香味。那天正好是印度教一个节日，大街上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印度人，连垃圾桶边上都围满了印度人在交谈。不过清一色都是年轻的印度男人，一个女人也没看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女孩不要单独去小印度了。一路上，到处是印度男人冲平吹口哨，说着什么然后哈哈大笑，平也不示弱，到处翻大白眼，然后说“讨厌！”。本来我们还想去印度庙看看，结果越靠近寺庙人越多，多数人都带着花环，拼命往寺庙方向挤，到最后走路都困难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因为怕出事，我们只好赶紧离开。路上的印度商贩卖东西是不侃价的，你要侃了他就非常生气，也不知道是真的生气还是演戏给我们看。
我的住处也有好玩的，我们经常晚上打羽毛球，球拍是我从北京带去的，本来我还想带网球拍的，怕没伴就没带，看了新加坡人打球的水平也幸亏没带，大老爷们竟然打又高又飘的月亮球，跟女人一样。有时候我还会去游泳，差一点就学会了游泳。偶尔我也会在院子里拣个椰子回家吃，椰子经常掉下来，所以椰子树下通常都没人停车，新加坡人是不检的，因为那不属于你怕捡回去惹麻烦，他们宁可椰子腐烂掉。有一次我还在院子里解救了一只流浪猫，这是冒很大风险的，因为这可能被邻居投诉收养流浪动物，要巨额罚款，有时候新加坡的法律严格的都没有人情味了，虽说几乎从来不执行。那只流浪猫脖子里有个项圈，可能是小时候套上去的，现在猫儿长大了，项圈太小了，磨的脖子已经露出了骨头，非常悲惨，天天在院子里哀叫寻求帮助，就是没人帮它。后来我用一把剪刀，帮它把项圈剪断了，又涂了一点酒精。希望它以后再有困难，还能碰见我一样的热心中国人而不是冷漠的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想家，想我的她，想畅春园的流浪猫，想燕南食堂的酱肘子加葱花饼加二锅头，甚至想电视上无聊的CCTV新闻联播。很多在国外的人都像我一样，他们处处维护祖国维护政府，很像标准的五毛党，其实他们只是太想家了，生活在异国是会更加思念祖国的，他们没法融入当地的文化，同时再也没有国内诸多弊端的困扰，变得五毛起来就很正常了。等回到祖国，没多久就会重新抱怨起黑心的政府来，我连一个星期都没有，就又开始反感新闻联播了。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新加坡动物园，那一天是我在新加坡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我喜欢动物，也因为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回到北京了。
新加坡动物园最大的特点就是动物都是散养，除非是那种危险动物。所以一进动物园，就能看见头顶的猴子，地上爬行的大蜥蜴，还有跳来跳去的袋鼠，新加坡动物园的动物真是享福。红毛猩猩是新加坡动物园的一景，我去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很少有游客，就看见红毛猩猩都排成一排站在一个铁门前，就跟快要下班了一样。结果还真是下班了，铁门一开，就会进去一只，其他的继续等待，非常有秩序就跟听话的新加坡人一样。我转过铁门一看，原来排队是等洗澡的，每个猩猩进去管理员就会给它冲个澡，然后丢给它一条毛巾，它就会回自己的笼子里擦干身子，跟人一样乖巧。在新加坡动物园，如果你肯破费100新币，你还可以跟红毛猩猩一起就餐，你吃你的果盘，他们就坐在桌子对面享用自己的果盘，非常有教养，绝对不会抢你的水果，当然你要跟他分享它也不会拒绝的。
另外一个好玩的是狮猴，一种跟巴掌差不多大的猴子，新加坡动物园是禁止投喂动物的，否则照例是罚款。我进入狮猴乐园的时候，有个小婴儿正在被爸爸喂果酱，一个狮猴就站在他们正上方抓耳挠腮，猴急猴急就是那个样子，大家都不明白它要干什么，只是觉得好玩。我想它不是馋的吧，所以等人散了，我就偷偷把面包拿出来了，边走边吃，不让喂猴子可没说不能自己吃吧。结果我走到哪，猴子就跟到哪，当我靠在一棵树上，甚至有个小猴去揪我的背包，因为它看见我从背包里掏面包了。我把面包掏出来，揪成小球，然后塞到背包外面各个角落里，这时候几个狮猴专心的看我做这个，然后我假装休息，靠在树下，马上几只猴子就爬下来，准确无误的找到我塞面包球的地方，抠出来吃掉了，简直太聪明了。然后我拉开背包的拉链，靠在另一棵树下，几只猴子赶紧跟过去，把头埋入背包，专心的找面包放在哪里。有只猴子太贪婪了，整个身子都进入了背包，我只要一拉拉链，就可以把它带走了。不过我当然不会把它带走，只是赶紧让一个游客帮我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
在新加坡动物园，动物跟游客一样自由，它们非常开心的享受生活。那天我更开心，因为我喜欢看动物跟人和谐相处，而不是隔着玻璃或者笼子默然想望。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回到北京了，不知道我的流浪猫咪们会不会跟新加坡动物园的小猴一样自由开心呢？
11月初的一天，我返回了北京。上飞机的时候还是炎热异常，下飞机的时候已经到了深秋，在北大办公楼上，远远看去，香山的红叶都已经被寒风吹净了。畅春园还是那样的破旧，小猫咪已经快不认识我了，不过我终于可以吃到可口的葱花饼加酱肘子了，还有二锅头。我的她并不在家，就在我去新加坡的这段时间，她终于换了工作，现在她去了新公司的深圳总部培训，一个星期后才回来。
回来的那天，是中国股市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巨无霸中国石油上市了，一开盘就从中签价16块多上涨到了48块多，这也是中石油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在它带动下，上证综指摸高到了6184点，这也是上证迄今为止的最高点位。之后中国石油一路下滑，中国股市也开始了漫漫的下跌旅程，从6100点最低下跌到 1600多点，无数的财富灰飞烟灭。直到现在，中石油还是诸多股民之中的梦魇，它一大幅上涨，就会勾起股民心中恐怖的回忆，大盘通常都会暴跌。
去新加坡之前，我的股票投资遭遇了重挫，还好本钱不多赔的也不多，于是我就改变了策略，专攻风险几乎为零的打新股，用手里那点卖房子剩下的钱碰碰运气。在新加坡，我的好运气终于来临，先是中了两签建设银行，后来又中了一签中国神华。中国神华中签价格是36块多，上市第一天就涨到60多块，以后连涨几天，最高摸高到100块，这一签就挣了6万多，这是我第一次一下就挣这么多钱，也是我第一次体会一天就涨一万的心跳。可惜这只是浮赢，我并没有见到真正的盈利，我始终没等到100元，最后只好在跌到70多块的时候抛出，赚了不到4万块钱。这次意外的成功，刺激了我的投资欲望，我的本金很快就追加到了10万，然后就碰上了中国股市坠楼式的下跌，结果把这点盈利全部亏损掉。这也是初涉投资者常遇到的故事，巨亏总是因为小小盈利引起的。
这次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始于2005年年中，造成大牛市的原因很多，比如外盘的多年上涨、期货的暴涨，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则是04年开始的股改。在股改之前，中国的股市制度是很让人灰心的，大盘的国有股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流通股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涨跌，而非流通股则是按照行政命令定价，二者之间溢价有时候还相当大，二者的分红也不相同。非流通股的价格和分红制度根本不受资本市场控制，完全取决于行政命令，你跟本不知道非流通股将会怎样瓜分上市公司红利，最最关键的是，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道行政命令下来，非流通股就会转变成流通股，一下子就对流通股的股价形成致命打击。这种制度造成的恶果是，一般的投资者没法基于价值长线投资，因为你没法预测非流通股的动向，多数股民只能进行赌博式的短线投机。很多股民戏言，这种制度就是国家设套坑股民的钱。05年之后，股改逐渐完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制度并轨，所有股票同价同利，在资本市场上完全一样，中国的股市终于有了投资价值。虽然还是有很多国家持有的股份从不上市流通，但是他们的价格和分红完全跟流通股一样，让投资者有了更多的预测空间，国有资本和普通投资者之间，地位一样了，区别只在持有股票的多少。从此之后，更多的投资者开始对中国股票有了信心而加入进来，中国股市迎来了一次井喷，从05年的1000点一直上涨到07年的6000点。06年开始，全民炒股的狂欢开始了，股市也积累了大量的泡沫，再加上第二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股市终于在07年底进入下跌周期。
这次股改，多数评论都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却很少有人从所有制改革的角度解读。其实我觉得上市公司制度是比全民所有制更先进的一种所有制制度，上市公司制度才是真正的人民所有，所有股东都是公司的主人，而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更像拉虎皮做大旗，实际上公司运营跟所有老百姓都关系不大。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后，它规谁所有，是由资本决定的而不是当初的行政命令，这样才为实现真正的人民所有铺平了道路，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大力推进股改的真正原因。这样改革之后，中国的所有制制度就跟西方没什么区别了，所以目前不适合在这个层面公开讨论。
这年，开始有些济南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放弃济南舒适的生活，去北京冒险。言语里充满了置疑和不解，我通常都是很耐心的解释北京其实也不错，其实我心里一样是充满了不解和置疑。我们老家是不会有人问这种古怪问题的，没有人会奇怪你不在县城享福而非要去省城市里，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就跟济南和北京的差距一样大。还好我的朋友这样问的并不多，多数人支持我去实现理想。
我的她解释的很干脆，如果你有了大病，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医院，治病的开销都是差不多的，到那时候，每月挣1千和1万区别就很大了，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她说的没错，我在火车上就碰见一个兖州人，因为车祸伤了骨头，需要一种很特殊的注射药物注射到膝盖的关节缝隙中去，他的腿才能回复原样。每个星期注射一次，他总是带着药坐火车来北京注射，注射完再回去，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当地注射，再不，就在济南的省立医院，不比来回跑北京方便？他说，还是北京的医疗技术高，他们兖州，根本就没有护士会注射这种药物，济南的省立医院也去过两次，注射的时候疼痛异常，还住了两天院，又受罪又花钱，算起来还不如来北京，北京的护士技术很好，打完一点不疼，马上就能坐火车回去。这年，我的她也添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到4000，一个济南朋友说，你们真行，什么都没打听就敢买大件，我俩很错愕又很恍然，在济南的时候这还真是大件，原来我们的收入已经改变，我们还浑然不知。
到了网上可就完全两样了，我很想跟网上的济南人分享一下北京惊喜的，另外很多济南的老问题，我也在北京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比如济南公交常见的乘客追着公交跑的场景，很混乱效率低，也让济南的乘客没法排队候车，因为不知道在哪里等合适。北京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解决的很好，那就是公交不到指定位置绝对不开车门，乘客只要在固定的位置排队等待，公交一定会在这里开门，公交线路多的站台，不同的线路还区分了不同的等车地点，地上划出了线路号，既有秩序效率又高。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网上的济南人跟实际的济南人完全不一样，很多都是敏感的本地至上主义者，他们很反感你说出济南的任何缺点，哪怕是好心，他们更热衷于宣扬济南的诸多个第一，同时讥笑别的城市的缺点。比如济南天下第一的72泉，虽然实际上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都在哪里。再比如他们喜欢吹嘘济南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其实济南只是第二批，他们甚至不知道青岛也是。跟他们说话，别说提济南的缺点，就是光夸济南都不行，还不能说别的城市的好处。跟这样的济南人吵起来是很容易的，再加上有时候我也没事，需要在网上争吵打发一下时间。这些济南人大都集中在新华城市论坛，少部分在百度山东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的济南人。跟这些人争吵的结果，是我写了一篇比较详实的反应北京和济南差距的文章，我眼里的北京和济南（http://blog.sina.com.cn /s/blog_4d20b9c40100ij0w.html），了解自己，了解差距，其实对济南是个好事。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跟大P还是有邮件联络，听他说，项目进展的很顺利，虽说在刚开始中国公司的员工技术水平很让他头痛。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他工作，目前他们需要一个BPM的专家，为他们的系统设计一个BPM框架，因为客户希望，所有业务流程都可定制，这是项目必须达到的目标之一。我答复说，我现在正在为北大工作，恐怕全职为他工作是不可能了，不过我在北大确实不忙，兼职工作倒是可以。大P说，那太好了，你可以跟项目的瑞典方经理，另一个P联系，包括工作时间和报酬都由他决定。
稍微准备一番之后，我就去拜见了另一个P，这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瑞典人，个子比我稍微矮一点，所以我就叫他小P。他跟大P不一样，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所有的交谈全都靠英语，我在新加坡的锻炼没白费，适应了大约两天之后，我们交流就没问题了，其实瑞典人的英语很标准，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英语说的几乎跟母语一样流利。小P告诉我，我的工作时间很自由，只要每周工作够10个小时就行，什么时候工作由我自己决定，至于报酬，不是问题。从此我就开始了跟小P 的交往，慢慢他也成为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很铁的那种。
我在小P那里的工作，是我第一次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思考BPM。其实如何在软件中使用BPM系统，一直没有统一的观点，更多的系统沿用了当年工作流的思路，设置一个流程，为其编写任务单元，然后执行它。更多的产品甚至是这么一个思路，定制一个流程，编写任务单元，然后从无到有生成一个应用系统。BPM真正想做到的，随时随地的控制多变的业务流程，一直都没实现。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导师最想让我们搞明白的，就是工作流和BPM到底有什么区别，业界的观点是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换个名字，学术界的观点也基本类似，认为二者都是研究流程模型的，导师一直坚持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又说不明白区别在哪，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们好些年。这次，我开始认真考虑一个BPM系统应该什么样，它应该能够控制一个业务流程，而业务流程的任务单元不是重新编写的全新功能，而是一个已有系统的原有功能，这才是BPM真正的挑战。通俗点说，就是把一个原有的业务流程杂乱无章的系统，用最小的代价改造成一个由流程控制器严格控制的井井有条的系统，这才是BPM真正的作用。我遇见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整个系统是个信贷系统，基本上已经成型，但是整个信贷审批的流程，都是后台业务代码直接控制的，如果要修改审批流程，就要对修改整个后台代码，风险非常大，用户对此忧心忡忡。基于鼎鼎有名的jBPM引擎，我设计了一个BPM系统，所有的业务流程都由它负责控制，同时它的接口非常简单，只需要对原有代码做很少的改动，就能被它控制起来。开发人员开始对此比较抵触，因为再小的改动毕竟也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有几次他们甚至跟我吵起来，说我的系统纯粹是增加他们繁重的劳动，根本没什么意义。在客户的支持下，他们不得不服从于我的观点，但是我明白，他们是一百个不服气。不久客户要求对审批流程做一个调整，彻底改变了他们对BPM系统的看法，几乎不需要修改什么代码，只要重新定义一下业务流程，客户的需求就满足了，而且测试一遍通过。如果不使用我的BPM系统，不按照我的要求对原有的系统做一点改造，这样的调整至少要花整个团队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代码。这次 BPM改造很成功，我也终于明白了BPM和工作流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区别我想了3年都没想清楚，看来理论研究脱离了实际工作，效果是很差的。
这次改造，我发现了所有BPM系统的一个致命缺点，虽然他们能很好的控制业务流程，但是无法做到随时随地的改动。比如我们的信贷审批，必须等所有审批都结束后，才能启用新的审批流程，现实的需求不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BPM系统，他们的流程定义都是基于流程图的，而图结构的流程图，一旦改动造成的影响根本无法估计，所以BPM系统都禁止这样做。于是，我开始思考，有没有更简单的结构描述流程图，以实现BPM的最高目标，真正的随时随地的改动业务流程，这个思考很重要，它的结果变成了我博士后出站报告最得意的章节，也最终促成了我的一个开源BPM项目，Easyflow（http://easyflow.sourceforge.net/）。
因为这份工作，我跟小P的关系密切起来，只要我去上班，我都会尽量跟他一起吃饭。他很喜欢跟我聊天，那样可以真正的了解一个中国人了解中国，我也很喜欢跟他聊天，那样可以真正的了解一个西方人了解西方。另外，跟他聊天对我的口语帮助很大，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可以很流利的用英语谈笑风生了。
小P比我年长五六岁，跟我一样，是个喜欢四处游历的人，这次他全家四口，包括他的两个可爱的儿子，都来到了北京，住在顺义的别墅区，也号称北欧镇的，月租 2万元，由他的公司提供。那个北欧镇就在机场附近，所在的地方叫做天竺，每次去小P家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去哪，我就会说：“天竺！”，听起来似乎就是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打车去天竺，很搞笑，但是司机不笑，早就见怪不怪了。小P走到哪里，他的全家就会搬到哪里，我问他小孩子会不会不习惯，在北京连个说瑞典语的都这么少。他说不会，他小时候就是这样跟父亲一起周游世界的，他爸还会说汉语，很流利，因为文革期间，他爸是瑞典驻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瑞典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瑞典人是世界人，全世界的机会都是瑞典人的机会，所以瑞典人国家观念很淡薄，全球化观念很强烈，也因此他们很不理解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国家至上主义为什么这么强大。瑞典强调国家和领土观念的时代，是几百年前，为此他们跟俄国打了上百年的战争。后来瑞典放弃了这种观念，变成了不问世事的中立国家，也因此逃过了希特勒的铁蹄，最终变成了发达国家中的发达国家。是像中国人美国人这样爱国更好，还是像瑞典人根本不在乎国家更好？我也不清楚。
跟小P相处久了，我发现瑞典人生活的很丰富多彩，非常幽默，也非常乐观。每个周末回来，他都会告诉我他又去哪里玩了，全家去的，很开心。他去的地方遍布北京郊区，似乎他不是才来北京不到一年，而是个土生土张的北京土著。我问他，你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去了不怕迷路么，他说不怕，我打110，有会说英语的招待。正如大P一年前说的那样，瑞典人很在乎家庭，每次活动，小P全家都会集体出动，几次聚餐，他家的两个调皮儿子都是大家的焦点，一个5岁一个3岁，非常的可爱。有次聚餐的时候，两个小家伙钻到桌子底下玩耍，然后就听见冬冬几声，在场的中国父母都大惊失色，赶紧俯下身子看孩子碰到了哪里要不要紧，只有小P 夫妇若无其事，小儿子哭丧着脸，捂着头钻出来说，“Head！疼！”，小P就搂到怀里，用瑞典语安慰几句，小孩子马上就又兴高采烈的去玩耍了，小P说，在中国的国际学校，又学中文又学英文，都学串了。小P来了不久，就买了一辆摩托车，他喜欢越野，然后去河北的一个地方跟朋友飚车，也因此经常挂彩，他的摩托车，车证是假的，卖车的人送给他的，所以他不敢骑来北京。再后来，他又买了一辆二手的吉普，4万多块，然后在中国学了驾照，虽然仍然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我吓唬他说，你这要是被交警抓住违章，不会说中国话怎么办，他说，我也不是一点不会说，我会把你手机号给他，然后说：“我朋友，他买单！”，还好还好，他在北京从来没被交警抓住过。小P的车我坐过几次，都是去北大，要在四通桥下不到100米的距离里，从最右道变到最左道，然后左转上北三环。头几次，变道的时候总是挤半天才进去，再后来，就跟北京司机一样见缝插针了，他得意的说，“我已经是北京司机了！”。他确实适应的非常快，来了不到半年，他也能在四通桥下的三环辅路繁忙的车流里，飞快的步行穿梭了，就跟放着天桥不走的中国人一样敏捷，他说，“我要变成北京人，这样过马路快的多！“。
瑞典人的家庭观，也是随着时代而变的，只不过变的正跟我们相反。小P有次跟我说，我妈来玩了，来看孙子，我说，你爸没来么？他说，没来，我爸正跟他老婆在美国，这次是我妈跟他丈夫来的，他父母在结婚20年的时候离婚了。他说，上一代的瑞典人受嬉皮士的影响，离婚率很高，现在的瑞典人已经重新回归传统，离婚率很低了。这种说法在我见到了小P的父亲后得到了验证，已经快70岁的老头，竟然梳着马尾巴，身份是瑞典某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后来我又见过几个长头发的瑞典老人，而瑞典的年轻人则是清一色的短发，正好跟我们相反。他爸的中文不是很流利，交流都有点困难，远非小P说的流利的就跟中国人一样，他爸跟我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我给他的一些收藏品写过一些中英文的介绍（http://chinaposters.org/view /311-3-3）。
我们多数的交谈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瑞典人工作的时候很专心，通常不闲谈，他们很少像中国人一样磨洋工。最初我们谈论的以饮食居多，他非常喜爱中国菜，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因为在瑞典中餐很流行，只是没有国内这么丰富多彩。他很乐于尝试新菜，但是有些菜，能看出来他不喜欢，比如松花蛋，他说这在欧洲叫做”One thousands old eggs（放了一千年的蛋）“，然后就皱起眉头。慢慢的我发现，瑞典人对油大口重的菜很感兴趣，比如北方菜和川菜，也不怕什么高盐高脂肪的，对于清淡的菜，比如清蒸之类的，通常都不爱吃，跟我们北方人很相似。他很喜欢跟我一起吃饭，因为我总是带他去中国人最喜欢的正宗餐馆，便宜又实惠，比如去吃饺子。有时候，餐馆的卫生情况不是很好，他也不在乎，他说”我已经有一个中国人的胃了，吃什么都不怕！“，这就是中国食品质量在国外的口碑。不过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了山西刀削面之后，我没事，他拉了三天肚子，看来练成中国胃没这么简单的。
交谈的多了，我们也会谈论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他比较奇怪，为什么中国人普遍不满现有政治制度却不愿改变，我也不好解释，只好说，可能还没不满到无法忍受吧。我告诉他，瑞典在中国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很羡慕他们的高福利。他说，其实中国的收入也不低，比如北京，像他在瑞典每月的收入大约6万人民币左右，算是中产，但是别忘了，他老婆可是不工作的，而且瑞典的物价普遍是中国的10倍，其实也没多高。至于福利，他很详细的跟我介绍了瑞典的社保制度，其实除了教育，制度上跟中国差别也不大。国内的问题是，好些人根本无法享受社保，而能享受社保的人群，老板又总是在缴费上想方设法打折扣。中国的法律其实挺健全，只是大都只写在纸上，而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小P也有同感，他说，在中国，法律是法律，做事是做事，没关系。小P对中国的随地吐痰也很反感，跟我一样。他说瑞典国内报纸说，很多中国人在家里也随地吐痰，不过他在北京没见过，是造谣的吧？我说在城市基本消失了，不过在农村，也许还有。他说，”Oh my god！还好你没这习惯，要不不让你去我家玩了！”。瑞典人跟中国心目中的西方人不同，对隐私的概念不敏感，小P就很喜欢打听我家的家庭成员情况，还有我的收入，跟中国人一样好奇。
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我们的共同爱好，运动。他是一个壁球高手，我则喜欢网球，双方折中一下，我们就选择了羽毛球。我领他去了联想桥的金五星，推荐了高仿球拍，150的那种，他说，这样的假货简直比真货还好使，非常感谢我领他去这么中国化的地方买球拍，遍地假货质量还不错。在我的影响下，他开始去潘家园配眼镜，去动物园买T恤，然后告诉我，他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北京人收入只有三两千是怎样生活的，原来北欧镇的商店都是坑老外的。基本上我们没周都打一两次羽毛球，打不死的壁球风格和疯狂进攻的网球风格碰到一起，经常打的非常过瘾。我俩最疯狂一次，是一气打了23局11分制的单打比赛，两个半小时，打的我脚起泡，他的腿抽筋，让后大乎爽死了。我们还都很期待明年的奥运会，经常一起研究怎样才能买到实惠又好看的门票，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在国内网上购票，他只能通过瑞典奥委会买票，但是我俩合作，也许就能买到各自喜欢的门票。
这份兼职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足以改善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了。我俩也跟在济南一样，经常逛街了，只是地点从洪楼大润发变成了中关村加乐福。中关村地下购物广场简直太大了，得有泉广地下购物广场的几倍大，而且停车很方便也免费。逛的多了，我们也重新适应了北京的距离感，不再觉得北京什么都这么大，而是觉得济南什么都好小。我们还比较喜欢去逛胡同，毫无目的的乱钻，有次就钻去了琉璃厂，在那里静静的看画家作画，一个并不出名的画家，画的是一匹血红的马，我俩都很喜欢可是没带够钱。还有一次，就从菜市口瞎逛到了牛街，没有品尝到湖广会馆的名菜，但是发现了一家老牌的牛肉店，南城的牛肉味道很好还便宜，人也热情，是一种跟北城完全不同的风格。
这年冬天，未名湖结冰了，然后一天早晨，一辆汽车拉着满满的铁栅栏，就开上了冰面，我才第一次知道，北京的滑冰季节开始了。北京相比济南，四季也更分明，不会像济南春秋天那么短，而且就是严寒的冬天，北京仍然有自己的娱乐，那就是滑冰。在济南已经多少年不能滑冰了，上次滑冰也许还是小时候掉进冰窟窿那次。北京的冰场很安全很正规，有专人每天测量冰层的厚度，绝对不会出危险，冬季湖面上滑冰的人，一点也不比夏天划船的少。北京的气候，更像我小时候气候还未变暖的县城，也很让我惊喜。
在北大我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有一个大妈是季羡林老先生的邻居，认识我是因为流浪猫。她问我能否找到一只，全身白色头上有黑点的大猫，季老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他的老猫早就不知去向，邻居民希望他回家的时候能看见一模一样的老猫。可惜，这样的猫我没帮他们找到，季老也再也没有回家。
跟季老有点关系的，是我的另一个朋友，他是跟我一起入站的博士后，我们是办手续的时候认识的，住在一个楼，外语系的博士后。我想外语系博士后，那外语一定很厉害，仰慕的很，我就希望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过后来我去他宿舍玩，很奇怪，他宿舍没有一本外语书，倒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的占了半个屋子，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中文和历史呀，他说，我的博士学位是文学和历史。我更仰慕了，历史学的博士做外语的博士后，北大的学生还真是匪夷所思全能的很。我又问，那你现在跟谁做？他说算是季羡林老先生的隔代弟子，仰慕到了极点。不过季老没听说研究外语呀，我这就有点范嘀咕了。他解释说，我这外语比较特殊，会的人不多。哦，原来还是小语种，那难得的很。我问小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小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会的人全世界不过百人。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梵语。我仰慕的晕倒了，原来跟唐僧研究的一样，可以读懂九阴真经的，怪不得过去搞历史，原来是钻古墓的劳拉呀！他还跟我说，他一点都不在乎钱，只喜欢搞研究。我问，那你不娶媳妇不买房子？他很神往的说，我就去香山租个农村房子，那里房租便宜，找个能干的农村姑娘，每天坐4毛钱的公交来上班，这样我那点工资还是绰绰有余的。我是仰慕到了彻底，现在这个花花世界，还真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
07年的春节刚过，我带了1万块钱，来到了北京，目的只有一个，找工作。我的目标城市名单里，有四个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在济南我已经投出了好些份简历，不过都没有很乐观的消息。我也曾经求导师帮忙，让远在北大的师兄帮我推荐了几个大公司，也进行了电话面试，之后就再也没回音了。我不明白，我也算比较优秀的了，即熟悉技术，论文也很高产，学历还很高，这样的博士并不多，照理说找个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实际的过程为什么这么坎坷呢？
想当初毕业的时候信心满满，结果一个月不到就当头一棒，这让我很郁闷。这个让我那时候总也想不明白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慢慢明白了。不管能力如何、学历多高，多丰富的经验、多广泛的人脉，找工作永远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总希望找一个比自己的期望值高一点点的工作，对于低于期望值太多的工作都是不屑一顾的，我也不例外。我觉得我的学术水平跟技术都还不错，所以我期望找到一个外企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这几乎是当时最好的工作了。但是我却忽视了，我是在北京不是在济南，北京我这样的博士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都满把抓。而且在北京，优先照顾的是北京户口或者北京生源的学生，我这样的双外（外地户籍外地生源）学生，是排在最末的选择序列的。按照我的要求，我找到满意工作的几率基本是0。我还知道了，即便是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是高薪的外企那就肯定解决不了户口，因为人事局分配给外企的户口指标，少的可怜，是不会给我这种双外学生的。如果是能解决户口的，那就一定是低薪的国企，他们指标多工资少。除了找工作的应届生，在北京解决户口问题的几率基本是0，想要找个高薪又有户口的工作，几率也几乎等于0。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毕业的时间不合适。因为我延期半年毕业，就跟多数的毕业生毕业时间不一样，大家都找工作的时候，我正忙着毕业论文，等我找工作的时候，大把机会已经过去了。那段时间，我住在大学舍友弘的宿舍，他半年后毕业，也正在找工作，每天早晨我们郁闷的出去，去参加各个学校的招聘会，然后晚上再郁闷的回来，一起无聊的打发时间，北京的繁华跟我是无关的，至少在我找到工作之前是这样。那段时间，为了写简历更方便，我去中关村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是现在我正在用来写文章的这个，晚上跟弘一起玩游戏，成了打发时间最好的办法。
不过来北京倒也不是一无所获，在我来北京之前，我给大P发了一封邮件，本来是想让他帮我推荐一下BEA的职位，结果大P倒先有求于我了。他说他们有个北欧的大项目，想到中国来做，但是没有合适的伙伴公司，问我有没有，项目的规模大概是二三十人，半年工期。我就直接问他，是不是想跟我导师的公司合作？大P说是的，于是我就去找导师了。导师觉得机会不错，但是目前的人手做不了这么大的外包项目，公司里其他几个领导的意思也大体一致，那时候公司业务忙的很，规模虽然已经扩大到了200多人仍然不够使，所以没法额外再接一个20多人的项目。不过导师还说，如果有比较小的项目，还是很希望合作的，他希望我去北京跟大 P见一面，详细说说具体的情况，希望大P能够谅解这次无法合作，然后希望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反正我也得去北京，说不定还得求大P推荐工作，我就一口答应了。
就在我去北京的前两天，我突然想起，大P这么着急找合作伙伴，我的她所在的公司不就是么。那时候，她们公司刚刚成立了专业的外包团队，在昆山也有自己的软件工厂，推荐给他们不是两全其美？说不定还有不错的好处费。这么想了，我就这么做了，我辗转联系到了外包团队的老总红，那是个很nice的大姐，电话里听起来她的口气也是半信半疑，哪有这么轻而易举就得到一个项目的，不过她还是跟我约好，一起来北京一趟。路上我们闲聊的时候，她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名字叫作《世界是平的》，我翻了几页，那上边的很多观点都是我赞同的，好些我已经思考了好久，真有种不谋而合的感觉，是呀，世界已经变平了，我应该会从中得到一些机会的。
一起去见大P是很愉快的，只是我没想到大P这么着急，第一次见面就想聊合作细节，瑞典人太实在了，这在中国谈生意可是很忌讳的，这么心急很容易被对方杀价的。我已经隐约觉得，这次项目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一直在胡乱打岔，让大P看起来不那么心急，我也一直在跟红强调，这个机会很好，千万不要被别的竞争对手抢先。以后的沟通，就是他们双方自己的事了，我知道这次的好处费拿定了，大P很着急，而那个公司的报价并不高又很专业，合作的成功率很大。我通过邮件一直跟双方联系，利用我跟双方的良好私人关系帮助他们协调分歧，期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件事也算我找工作不如意期间唯一一件还算顺利的事情。大P 因为这次合作的成功很高兴，他答应帮我推荐BEA的工作机会。
因为找工作很郁闷，我已经开始下调我的求职预期了，有些工资不高的老国企也开始进入我的视线，毕竟这种单位可以帮助我得到北京户口。这里额外强调一下，北京学生嘴里的国企，并非济南人经常说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企业的简称，那些银行电信私企民企只要是中国的，通通叫做国企，目的是跟外企区分开。其实那时也许我再耐心等待一个月，机会就会来了，可是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一个非常意外的电话。
电话是在北大的蛟师兄打来的，他就是那个曾经帮我推荐工作的师兄。虽然我叫他师兄，但是之前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因为他高我太多年级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读研究生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来到北大读博士了，他是我导师的硕士里边的传奇，据说他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三大学报的文章，这对博士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此他也成了导师第一次见学生的时候，每次必提的榜样。这年，他年纪轻轻已经成为北大的副教授，而且已经成为他们教研室实际的领军人物，很风光的。电话里面他说，愿不愿意到北大来做两年博士后，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话。
在我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都读到博士了，干脆读到头，再读个博士后吧。那时候多数中国人以为，博士后是比博士更高一个级别的东西，就好比白银圣斗士升级之后就是黄金圣斗士一样，也是读书的最高级别。在中国也确实有这么点意思，很多场合下博士后都排在博士之上，比如评职称定工资，好多具体的政策博士后跟博士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落户门槛，而且确实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变成博士后。但是实际上，博士后跟博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博士是一种学位，也是最高级别的学位，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和毕业答辩才能获得，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人是学生，需要交学费但是没有工资，如果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就得一直念下去；而博士后是一种工作，专门提供给那些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是研究工作尚未完成的人，博士后是一种工作，自然没有学费而且有报酬，进行博士后研究不需要考试也不需要答辩，到期之后合同中止，要么走人要么再重新续约，通常在国外，博士后是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的无奈选择，因为博士后的薪水不高。在中国，很多概念都特别复杂，比如一个学生毕业，就有学历和学位两种概念，到现在我也分不很清楚，所以，大多数人搞不明白博士跟博士后的区别就很正常了。别人不明白，我可非常了解之间的区别，我可不想混到博士毕业后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地步，所以当有人建议我再读个博士后的时候，我都是斩钉截铁的说，绝不！没想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真就到了找不到工作的地步。
蛟师兄跟我详细介绍了北大博士后的待遇，薪水是非常的低，只有3000多点，这个薪水在北京也就只能勉强生存，不过北京的大学老师，入职工资就是这么低，甚至比博士后还要低一点点，这么看，似乎也不算很低了。而且他介绍的其他条件，还真让我心动了。
最让我心动的是户籍政策。博士后出站后，只要有接收单位，可以带全家落户到任何地方，就算是中国户籍管制最严格的北京也不例外，这是当年邓二代金口规定的玉律，旨在鼓励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也许当年，他也分不清博士跟博士后的区别。
北京的户籍管制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最严格的制度，使用的是指标制度。也就是每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一个允许落户总限额，由北京人事局分解到了各个单位，叫做户口指标，你的单位有10个指标，那就只能解决10个人的落户。当然也有一些指标外的名额，不过那些名额要么数量极少，比如高新人才的引进、特殊贡献人才的奖励，要么没什么实际意义，比如分居15年以上的夫妻的投奔等等，另外中央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招工调动也在北京市管制之外，当然名额也少到基本可以忽略。户口指标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因为指标非常少，所以主要提供给北京本地高校的应届生，而外地高校来京的应届生，几乎无法获得指标。通常指标大户都是那些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高薪的外企指标很少，只留给高端人才，所以如果去外企的话，获得指标的难度骤然加大，即使是北京高校的应届生也不例外。好多北京应届生都是先去低薪的国企搞定户口，几年后再跳槽高薪外企。指标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我有个师弟是北大的博士，去一家500强外企，还是通过公司内部抽签才获得了指标。外企的人力部门，每年跟北京人事局打点关系，争取获得尽量多的户口指标，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理论上非应届生可以申请高新人才引进落户，不过排队的人很多而名额非常少，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排了10年还没排到的。北京户口，真可以用难于登天形容。
但是没有北京户口，似乎也没太严重的后果，买房子、买车、交社保、结婚都没有影响，因为北京没有户口的人太多了。没有北京户口有两个最大的不方便。第一是孩子上学，没有户口要缴赞助费，但是就算有北京户口，不在本学区上学也要缴赞助费；另外就是孩子高考必须回原籍，不过现在的年轻人等孩子长大还有接近20 年，谁知道将来什么样呢？第二就是没有北京户口，不能申请保障住房，不过就算有户口，保障住房也不是申请了就有的，有一大堆的条件还要抽签。所以如果你收入尚可，完全可以不在意户口。另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个有北京户口，就跟两个都有没什么区别了，没必要两个都有。当然，这些都是我那年听说的，至于没有北京户口到底会怎样，我也没经历过，后来我的经历告诉我，虽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小影响还是很多的，没有北京户口，很多北京市的福利你都享受不到，城市归属感因此也大大降低，你只能算半个北京人。
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也许能得到北京户口，我的她是绝无可能。正因为北京户口如此难得，博士后的这个待遇，对我来说真是很诱人。
第二个让我心动的，是北大两个字。
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的学生，没有不对北大憧憬万分的，这从每年寒暑假，排着队进入北大参观的小孩子们的长长队列上，就能看出。每个中国人的学生时代，一定是有过北大梦的，虽然大多数人也只能做梦而已。如果谁家的孩子是北大的学生，别人家的家长一定是羡慕万分。这年我在火车上来回奔波的时候屡有感触，每当我说起我在北大，马上就会有无数火热的眼光射过来。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上北大，他们村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北大的学生，爷爷一谈起来仍然很兴奋，“当年是县长亲自开小车送他去县城火车站的”，车里坐的依稀就是明清衣锦还乡的状元。
我也不例外，我曾经相信，北大是永远跟我无缘了，现在突然这样一个机会来到眼前，还真是很心动。另外北大在北京有极好的人脉，听说师兄走的路子也跟导师很相近，学术圈商业圈全都吃的很开。师兄也说，现在是我帮你推荐工作，两年后可就是你自己推荐自己了。能在北大积攒点人脉，我相信对我北京的未来不是坏事。
虽说在北大做博士后的薪水很低，但是其他的福利条件还凑活。比如有不到2万的科研经费，如果能申请到博士后基金，还会再增加3万到10万不等，经费的使用及其自由，这也是当老师最大的好处。再比如教研室每月还有800－3000不等的补贴，这也是老师额外的收入。另外，博士后还有一套免费的单人宿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得到一间两居室，这样至少我和她这两年在北京也有了立足之处，要知道北京房租很贵的，这也是一笔小小的补贴。
我跟她商量了之后，都觉得这还不算是个很差的机会，因此我决定接受师兄的邀请，再去北大做两年博士后。于是，带着找不到工作的失意，和促成第一笔买卖拿到第一笔好处费的惊喜，还有突然而来、想都没想过、说不上好也说不出坏的北大机遇，我来到了北京。
北京，我来了！
去北大这事定下来之后，我去拜见了一次师兄，然后师兄的两个导师，学术圈的两位和蔼的巨头，对我进行了面试。原来师兄走的路子真的跟导师相同，接手了大量的横向课题，比如跟中国某移动运营商联合成立了一个数据仓库实验室。不过横向项目多了，问题也来了，因为横向项目都是偏应用的，所以缺少一个熟悉技术的人，帮助做这些项目，所以师兄就想起了我。面试很简单，导师们很满意，所以要求我尽快来北大报道，这样，我的工作终于最终定下来了。虽然我不是很情愿，但是既然是我自己同意的事情，我就得做好。这事定下来之后，弘说，不管怎样，你总算完成一件事，别这么闷闷不乐的，出去散散心吧。这段在北京找工作的日子，弘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吃住全都靠他，也非常感谢他的开导。
我来北京好多次了，也去了很多地方，不过那时候我都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看北京的，现在我就要生活在这个地方了，我真的需要好好再审视一下它。
首先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我想，以后我可能就会经常去这里玩了，我觉得这里就是北京的泉城广场，济南人是经常去泉广玩的。不过后来我知道了，北京人的城市观跟济南人很不同，跟济南人经常去泉城广场不一样，天安门广场并不是北京市民经常去的地方，我在北京几年，去天安门广场的次数屈指可数，那里遥远的好像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北京人眼里的北京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中关村、国贸、金融街、回龙观、天通苑、亚运村、五棵松、苹果园等等N个小城市的集合，每个市民的活动范围，都是其中一个或者若干个小城市中，其他的小城市发生了什么，是基本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比如我的小城市，在头几年就是中关村，其他的小城市我去了会迷路的。
因为我挺喜欢养鱼，所以我去了官园，北京人叫官批，也就是官园批发市场，据说那里卖鱼的很多，然后我就见识了北京人的多彩生活。官园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有点让我眼花缭乱的感觉。首先是养鸟的，并不是济南常见的养在笼子里的鸟，而是一种站在小棍上，拴着绳子的鸟，这种鸟会做一种把戏，主人解开绳子，用一根细管，把一轻一重两颗石子吹上天，这只小鸟就会搜一下飞上去，先衔住飞得高的石子，然后俯冲下来，衔住飞的低的石子，然后得意洋洋回到主人肩头。当然也有演砸了的时候，有的小鸟就飞上枝头，拒绝回来，惹得大家一片哄笑。养这种鸟的还不少，得有几十口子，嘻嘻哈哈互相交流，不光有老头，还有年轻人，甚至还有20不到的少年人，不光在官园有，后来我在别的地方比如五环外的清河也有，在济南养鸟的年轻人可是凤毛麟角，让我非常奇怪难道这些北京人都不上班？让我奇怪的还有好些北京人手里老是攥俩核桃，嘎拉嘎拉的揉，就跟济南的健身球一样，同样不光是老年人攥，好些年轻人也攥，然后我就发现官园有很多卖这种核桃的，跟吃的不一样，挺好看，手感也好，更让我吃惊的是有的这种核桃竟然好几百一对，摆在精品店里的极品甚至有上万的，让我感慨北京人的爱好真古怪也真有钱，后来我知道，这叫文玩核桃，大有来头，已经成为收藏界的奇兵，在北京很有市场，再后来我也常攥一对核桃，当然不是文玩，只是为了疏松我那成天敲键盘的手腕，也当然不会上万，是那种最最便宜一大堆里自己挑5块钱1对儿的那种。还有卖烟草的，据说有的还是百年老店，这在我们老家只有农村赶大集还能偶尔发现，还得时刻防备县烟草专卖局的查抄，因为在我们那就是农村也没人抽卷烟卷儿的了。这里不光卖各种烟丝，还卖各种烟卷儿用纸，甚至还卖各种烟袋锅子，而且据我观察，买卖还不错，时常有人上门，然后我就在官园真的看见了抽烟袋锅子的老头，说着正宗的北京话跟卷烟卷的中年人讨论烟丝的价格。在离开官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更离谱的事，一群人围着一个高挑的美女还有一辆大开着门的奔驰，从门里看进去，后排皮椅上赫然卧着一头足有上百斤的大肥猪。美女很无辜的诉苦，说自己在官园买了个小香猪，然后就长到这么大，扔掉又舍不得因为有了感情，养着又不方便，因为工作很忙，希望能有爱心人士收养它，只有一个条件，要好好待它，绝对不能送去屠宰场，为此她愿意负责一直养到死的所有口粮。不过围观者都是看客，既是看美女又是看肥猪，况且这么大家伙也真不好养，而且说不定还会长更大，所以到最后，美女很无奈的开着奔驰拉着心爱的猪猪离开了，看客鸟兽散心满意足。
这次官园回来我的心情舒畅不少，因为我喜欢这样多彩的生活，这也是我离开济南的最大原因。我在济南也经常去花鸟鱼虫市场，铜元局东边大明湖西南门南边的那家，就在清澈的护城河边，那里有一个每天咒骂江三代得各种癌症的卖鱼虫的老大爷，有时候连乳腺癌子宫癌也得咒骂进去，很有趣，我经常买他的鱼虫。那里还有经常在护城河里筐小鱼的中年人，经常一天也逮不到几只，可是我喜欢那里，虽然除此之外就是闷头闷脑做生意的摊主和同样不苟言笑的顾客居多。现在在北京，我看到了比济南的花鸟鱼虫市场精彩百倍的官园，这怎能不让我兴奋。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单调的城市，比起生活在一个多彩的城市，等于少活了好几倍，我的她也这样认为，我得赶紧把我的新鲜见闻告诉她。其实我不知道，这只是北京惊喜的开始，以后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我。
我回到济南，收拾行囊，跟朋友告别。导师专门给我开了一个饯行会，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悉数参加。导师祝我能在北京有个好生活，师妹静说以后就再也不能跟你讨论论文了，很伤感，师妹娇说，以后出去开会再也没有大管家了，很遗憾。我说，我只是重新开始新生活，以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很多。去北京的那天，我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一个大行礼箱，外加我心爱的网球包，路上不寂寞，因为碰见了一个小师妹，也是济南人，我曾经带过她们的上机课，她想去国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非常好，年轻人应该这样，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这次她是去北京办签证的。她现在在加拿大，应该也读博士了吧，在加拿大哪里我总也记不清，我总觉得加拿大就是一个超级大农村，荒凉的很。在北大非常凑巧，一进校门就看见了另一个师妹，我曾经带过她本科毕业设计，在山大她是一个开车上学的小女孩，很与众不同，现在她在北大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我忽然发现，我结交的济南人，大部分都是喜欢往外跑的，怪不得我也喜欢往外跑。
博士后的报到手续挺繁琐，需要经常全校跑，因此教研室的秘书大姐建议我买个自行车。当我奔波在燕园中时，我知道了大姐的建议真是太对了。北大真是不小，比山大新校大很多，大约是新校加老校那么大，从西门都到东门大约得10分钟，从南到北时间更长，不过北大的师弟说，比起隔壁的清华，北大只是个袖珍型的，步行在北大只是头大，换做清华就得崩溃了，后来我在清华真的走崩溃了，比我们县城还大不少。
北大虽然大，但是招生规模比山大小，仅仅是比山大新校也要少，每年的本科招生名额只有2000多个，研究生略多一些。因此，北大看起来比山大冷清的多。北大以机动车西门正冲的街道为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校园：南边是生活区，林立的宿舍楼和食堂，终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跟一般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北边则是办公区，清一色的二层小楼，红墙黑瓦，雕梁画栋，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文物，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的标志未名湖和博雅塔都在这个区域，这里学生很少，来来往往的也以游客为主，风景绝佳，环境优美。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奔波在未名湖畔办各种手续，眼看着春色渐浓、湖水渐绿，绿水映着红墙，古树偎依高塔，这哪里是大学校园，分明就是一处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
其实北大真就是一处皇家园林，最早是三山五园之一畅春园的一部分，北边隔马路相望的就是圆明园，北大校内的很多景观，其实就是从圆明园搬过来的，比如西门的华表、麒麟和门口的一对狮子。中国的园林讲究层峦起伏依山傍水，所以北大不但有丰富的水系，还遍布人造的小山。一进西门的两处池子，还真跟济南的珍珠泉有神似之处，一样的清澈见底，一样的游鱼成群，只是多了几对野鸭和鸳鸯。北大有很多小湖，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未名湖，面积大约跟济南大明湖新区刚扩出来的那片水面差不多大，然后沿着未名湖往北，就是一连串的小湖，而且各具特色。有的小湖湖中有一小岛，乃是北大建筑研究所所在，围绕小岛的则是茂密的荷花，夏天去摘莲蓬是个不错的活动。有的小湖遍布芦苇，芦苇里面，经常看见野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赶路。这些小湖多数僻静幽深，平时很少有人去，也就成了学生社团活动的乐土。北大的古树也很多，古树名木的数量比济南市区全加起来还多，我也是在北大学会了古树的分级。在北大的两年多时间里，清晨或者夜晚，在北大遍地古树里漫步，在未名湖畔徘徊、在朗润园里看野鸭戏水，成了我最大的休闲。不过这么好的园林，偏偏北大的学生并不热衷，他们很少到北边来，那里总是游客的天下，如果在那问路，十有八九是说不知道的。也许北京，真的诱惑太多了。
北大还是一个无线网络遍布的校园，夜晚，经常有学生趴在草坪上上网。朗朗明月下，波光湖水边，给心爱的人偎依在一起，看浪漫的爱情片，那是我和她多么憧憬的场面，这在北大很常见。
北大虽然不小，但是建筑仍显局促，因为北大为了维护景致，对所有建筑物限高，最高高度不能超过博雅塔的高度，我们的办公楼，就是北大最高的建筑，8层楼。因此，北大的各种公用设施是很紧张的，尤其是食堂。北大食堂其实挺多，得有10来个，不过每个都不大，最大的一个是借百年校庆的机会修起来的，也就能容纳 500人，其他的，基本都在100－200人之间，还有些小的，只能容纳几十人。因此一到午餐，食堂座位是明显不够用的，为此北大的食堂专门设置了站位，类似一个没有椅子的小吧台，宽度刚好够放下一张餐盘，供那些心急等不得座位的学生站着解决完一顿饭。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地方吃饭，好些人干脆就坐在食堂门口的长廊里台阶上吃饭，尤其以外国学生居多，只要天气不是很坏，我也喜欢坐在露天吃饭，不但阳光明媚空气新鲜，还能顺路喂喂那些可爱的流浪猫。
北大的流浪猫是很有名的，我从小就很喜欢猫，在济南也经常喂喂流浪猫，但是北大的流浪猫还是让我惊喜不已。北大的流浪猫太多了，你见过领一袋子猫粮，后面跟着四五十只流浪猫的么，那是畅春园。你见过可爱的流浪猫，坐在读书的学生身边安静的梳理毛发么，那是燕南园。你见过流浪猫，堂而皇之的坐在正在讲课的教授面前的讲桌上大哈欠的么，那是哲学楼。你见过每个宿舍楼，都有自己的楼猫的么，那是北大的学生宿舍。古时候曾经说有猛虎日日听高僧讲法，最终得道的故事，北大的流浪猫，就是在北大和谐自由的氛围熏陶下，变得越来越亲近人了。我们宿舍楼下，也有这么一群流浪猫，好几只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每天早晨去给他们喂点猫粮，是我一天愉快的开始。其中有只小黑，最喜欢跟人上楼，然后进屋，然后跳上桌子椅子，呼呼大睡，它在各个宿舍酣睡的照片，也是流浪猫协会的明星照片。这些流浪猫真的带给我很多快乐，因此他们最后也出现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里，致谢那页上，当然要排在家人和老师后面了。我也是在北大养成了习惯，我家的厨房里永远都放着猫粮，那是每天早晨喂流浪猫的，我家院子里现在也有这么一群快乐的小猫，那是小区里孩子们的最爱。
我的新宿舍在北大燕园之外，就在西门正对的畅春园，这里是三山五园的开始，也就是从畅春园开始，康熙皇帝开始营建清朝皇帝的避暑园林，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日子，是比在故宫多十几倍的。现在的畅春园，已经没有昔日皇家园林的气魄，彻底变成了北大的宿舍区，自从晚清被洋人焚烧过后，畅春园就再也没修复过，只有西门正对的两座小山门，告诉后人这里曾经的辉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东边对门就是北大的主校园燕园，北边是蔚秀园，南边就是万泉文化公园，西边不远过了万泉河途中经过承泽园，再往西过了马路就是海淀公园，一个比济南泉城公园更大更漂亮的公园，再往西大约500米就是更大更漂亮的颐和园。这一片是更严格的限高区，为了保护颐和园的风貌，最高建筑就是5层的小楼，所以视野很开阔，可以清晰的看到西边的玉泉山上的尖塔，还可以一眼就看出更西边的香山是否红了。我有个济南的朋友曾经带孩子来玩，因为我没时间不能陪伴，走的时候我问都去哪里玩了，竟然就在畅春园方圆200米之内，还玩的不亦乐乎。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如果能住在这里真是太好了，可惜这个地方没有新楼盘，唯一的一个也是天价别墅，据说到了10多万一平，那里的限高达到及至，地上只能盖两层，决不能高过颐和园的院墙，所以开发商只好在地下又修了三层。因为我如此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网名叫做“初入畅春园”。不过我的运气并不好，不但没有抓到一个两居室，还抓到了一间阴面的房子，不见阳光的住了两年。
畅春园的门口，就是有名的西门烤翅，其实就是烤翅中，两个竹签子串3个翅中，3元或者4元一个，翅中都是事先腌制好的已经入味，各家如何腌制各不相同，然后什么都不放在炭火上烤至吱吱冒油，美味大功告成，据说烤翅流行是因为那年的非典封校，看学生们无所事事，有个丁姓老头就在北大西门畅春园门口烤鸡翅出售，遂在北大走红，并且起了个不错的名字“西门鸡翅”，听着风花雪月其实就是指北大西门。北大的学生就没有没吃过烤翅的，因为我在畅春园住过两年所以也没少吃这个烤翅。跟济南的烧烤不同，烤翅的主要定位是夜宵而非晚餐，所以一般都是晚上8点才出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城管，烤翅的炉子一般都很小，只卖烤翅和烤串，不像济南规模那么大有那么多配菜，并且没有餐桌只有小凳子，有时候连啤酒都不供应，还得去对面小卖部买，这些也是为了方便城管突袭的时候撤退。一般晚上10点，学生们下了晚自习正是烤翅最火爆的时候，三五个学生围坐手把几瓶啤酒畅谈人生抱怨老板调侃师姐，很有气氛。即便是到了北京滴水成冰的寒冬，烤翅也有买卖，我就经常看见清风明月苦寒严冬，三两学生喝着二锅头，围着火炉吃烤翅，静悄悄的，反而更有氛围。夏天城管巡逻车突袭也是一景，一两分钟巡逻车如幽灵一样悄然而至，偏偏摊主就能全身而退，有时去了不远的公园，有时钻进对面饭店，更有时干脆躲进畅春园，只剩下三三两两的食客，兴高采烈的吃串，城管的眼里只有小贩没有食客，食客的眼里只有烤串没有城管，双方都视对方为无物，互不干扰互不理睬，和谐也成一景。
我在北大有老朋友，在我们实验室，就有两个山大的师兄，另外跟我一起做博士后的，还有我的本科加硕士同学强，在山大是同一个导师名下。他在北大博士毕业早我半年，非常厉害。之后他也在北大做了两年博士后，据说这是让他按期毕业的条件之一。刚在北大的日子里，是他给我介绍北大一切的。刚来北大的日子里，我没有宿舍也没有饭卡，都是用他的，非常感谢在北大他给我的照顾。我还曾经在他宿舍养过鱼，那是在圆明园捉的小鲫鱼，作为我济南习惯的延续，不过后来我把它们放归未名湖，从此再不养鱼改为养猫。
强说，北大的学生很高傲的，而且高傲的程度，本科高于硕士，硕士高于博士，因此北大有一流本科，二流硕士，三流博士之说，北大的本科全都是全国的精英，到了硕士，就有大约一半的学生是别的学校考来的了，到了博士，几乎100％都不是北大的土著学生了。所以北大的学生，眼睛往上看走路的，都是本科，低头走路的一定是博士，博士是北大学生里最没信心的群体。他说的没错，后来我接触的多了，北大的博士真的很少有北大硕士上来的，而北大的本科，眼睛里盯着的都是欧美的Rank 1学校。我说，那博士后岂不更惨？强尴尬的一笑，说，也许吧。北大之高傲，在很多小事上都能体现，比如公共假日，像五一国庆，北大从来都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调休，干脆就多放几天，连成一个超级大假日，多出来的假期就从寒暑假找补回来，不过后来，五一黄金周取消，改成端午清明中秋三个小假期，再连起来放的难度就加大了，北大更个性，干脆不调休，所以我就只能休息两天再上班两天再休息一天再上班两天再休息两天，搞得我也很个性。
北大有个很有名的BBS，叫做未名BBS，北大的学生没有不上这个BBS的。这个论坛上，有数不清的社团，比如网球的、流浪猫的，而且无一例外，所有社团都归校团委统一领导，不许私自成立社团，作为拉拢的回报，学校会出资资助各个社团。比如流浪猫社团的名字叫做“Lost Angles”，迷失的天使，学校会拨钱给他们，专门给北大范围内的流浪猫做绝育手术，我见过他们的资金运作，还很专业，定期会在BBS上公开帐目，“今日又阉了公猫几只，母猫一只没抓住”等等。这种管理方式，据说是吸取了当年学生事件的教训，防止地下组织出现，拉拢的最好手段，自然是金钱了，现在的学生，可都是经济动物。
山大是山东最自由的学校，学风之自由远超别的学校好几个等级，我很为此自豪。可是跟北大一比，简直不值一提。早晨北大的食堂，是不用抢座位的。除非是有很要紧的课，是不会有学生早起的。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老师，有个情况我想跟你说明一下，我一般早晨8点才睡觉，下午6点起床，晚上是我工作的时间，希望你了解一下我的作息习惯”，我问为什么，他说晚上效率高，最后我只能妥协，只要求每天能见他一面就好，因为我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我也不想改变作息习惯。北大学风如此自由，所以如果你放任下去，一定会飞速堕落，因此北大各系的各省状元，到最后被强令退学的屡见不鲜。北大校内，对高考状元是不屑一顾的，因为那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只是招生办眼里的宝贝，老师同学并不会高看一眼，他们多数到毕业的时候都很一般，北大最终的尖子，多数都是入学时排在中游的，那才是真正优秀的学生。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状元受不了这种突然的冷落，愈发堕落下去。北大的学生，确实是非常的强，这点我不得不佩服，当然这里说的北大学生，是指从本科就进入北大的纯种学生。带他们很轻松，你只要告诉他们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完，根本不用教给他们怎么做，到时候他们自然就会交上还算满意的答复，在山大，带学生通常要手把手教的，很多时候还教的很火大。我曾经带过一个师妹，刚刚上硕士，就发表了一篇顶级会议的文章，虽然只是 Demo，这种文章可都是几十年鲜见中国人身影的，跟它比起来，什么三大学报SCI就都是狗屎了。
我在北大，自然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如背后的新师妹艳，在她还有强还有另一个博士后的炒股高手京的影响下，我开始炒股。北大的学生几乎没有不炒股的，尤其是硕士往上，就算不炒股也一定会买基金，其实本钱都很小，多数都在几千，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我的本钱最初是5000元，每天都跟实验室的几位讨论内部消息大盘走势，在北大，我开始接触了股票和投资，有不小的收获也有惨痛的教训。
不可或缺的，还有一群网球同道。刚来的时候，没有球友，我只好自己在场地苦练发球，场地的旁边，就是日渐成型的北大新体育馆，也是奥运乒乓球场馆。有一天傍晚，突然就碰见了一个活泼的女孩anna邀我对打，在她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一群新球友，只是多数都是新手。比起济南的球友，这群新朋友可真是狂热，比如 anna邀我每天早晨打球，打完吃完饭洗个澡再去上班，她说那样上班才精力充沛，然后突然有一天，她说只打一个小时太不过瘾，要不5点就起床吧，太疯狂了！anna的疯狂举动还不止如此，她还邀请我加入基督教会，而且是当局最头疼的家庭教会，以外国人为主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刚从伊朗回来，去那里跟随牧师布道，去一个极端伊斯兰国家布道基督教，不是找死么？anna说，有神的庇护，不怕，然后笑着告诉我，其实主要是去玩的。anna最后的疯狂举动是嫁给了一个大连的富商，现在有一个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女儿，幸福的享受生活。就是跟anna和其他球友每早疯狂打球的那段日子，我们亲眼目睹了奥运乒乓球馆慢慢建成，然后突然失火，然后再慢慢重新建成。
除了网球，我还接触了另一个运动，羽毛球，这也是北京最火的运动。很多著名的羽毛球馆，需要提前一月预约，至于不著名的羽毛球馆，更是遍地都是，我在北京住过3个地方，步行范围内都有不止一个羽毛球馆。接触羽毛球是因为实验室的新伙伴，他们固有的体育活动就是羽毛球，费用实验室报销。有次正好人不够，就邀请我去了。羽毛球也很好玩，虽然看着跟网球有点像，其实路子完全相反，网球需要你率先爆发，先发制人，羽毛球更需要耐心等待，后发制人。我的羽毛球进步很快，没多久，实验室就少有对手了。
我的北京生活，就从北大开始了，北大的生活是如此多彩，让我很满意，虽然薪水惨了点。不过随着我对北京的慢慢了解，还将有更多惊喜等着我，薪水么，当然也会变了。
来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印象估计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北京机会多，收入高，节奏快，压力大，交通堵，物价高，风沙大，环境差，古迹多。总体来说，北京吸引人的都是跟钱有关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大都是痛苦。这一年我在北京开始生活，开始慢慢体会这些外人对北京的评价，没想到，收获的居然是惊喜居多。
第一个惊喜是物价。
那次去官园是坐公交去的，买票是1块，跟济南一样，我碰巧站在下车刷卡的地方，过当一个乘客下车刷卡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看到刷卡机上火红的数字闪了一下，4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北京刷卡只要4毛？于是我多看了几个乘客刷卡，全部是4毛，哎呀，看来我得赶紧办个公交卡去，这阵子都是买票亏大了。回来后弘告诉我，上一年的年底，北京公交刚刚进行票价改革，取消了月票，空调车和普通车的价格统一为一元起，刷卡则全部降低为4折。据说刚开始施行的那段日子，地铁一下空荡荡，公交一下挤不上去，连出租车司机都害怕生意会被公交抢走。弘还说，如果是学生，比如他这样的博士研究生，还可以去学校申请办理学生卡，刷卡只要两折。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那公交不赔钱么？济南从来都是公交越调越贵，还没听说过降价的。弘说，当然赔钱了，亏损由北京市财政补贴，目的是为了改善北京的交通，迎接奥运会。
这就是北京著名的低价公交政策，当时颇受争议，现在也非议颇多。当时非常多的人说，这是为了奥运的面子工程，这么巨额的补贴无法长期维持，奥运之后一定会取消。实际上，这个政策以后不但没取消，反而更加彻底下去：2007年底，地铁加入低价行列，不管如何换乘统一票价2元，折扣算起来比公交还低，加上地铁网络越来越完善，这个政策重新把乘客从公交拉回地铁；2008年初，9字头郊区公交也加入到4折优惠里来。于是另外一个说法开始流行，北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否则财力更雄厚的上海为什么不这样做？上海的地铁可是很贵的。每年的北京市财政报告解释了补贴来源问题，现在北京的做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城市的赞同，更多城市开始降低公交票价，而且北京模式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现在公交地铁亏损由财政补贴，已经变成法律被确定下来。其实这个补贴并不亏，如果哪怕只是把北京公交地铁10％的乘客驱赶到私家车的行列，北京的交通都得变成恶梦，修多少路都不顶用。至于上海，很明显是另一种思路，上海就是个经济城市，希望一切都由市场化规则解决，至少目前看来效果也不错。比如私家车限牌北京上海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上海是价高者优先的拍卖制度，北京是讲究公平的抽签制度。上海更看重经济，北京更看重公平，目前看是两个思路都不错，可以提供给其他的中国城市选择。单从老百姓的角度，我还是更喜欢北京思路，坐车便宜。
让我惊喜的不只是公交。住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些锅碗漂盆之类的日常用品，就在畅春园不远，有个西苑市场，卖什么的都有，去那采购物美价廉。西苑市场不是个菜市场，更像我们老家的大集，而且是个天天都开的大集。市场上卖什么的都有，蔬菜水果、鸡鸭牛羊、猪肉鱼肉、各色海鲜、廉价衣服、日用百货、古董收藏、宠物花草，甚至还有卖耗子药蟑螂药的，就是我们老家大集也没这么全，在济南更是从没见过，我以为，这种农村大集已经在城市消失了，没想到高档商场林立的北京竟然还有。市场上东西不光全，而且非常便宜，基本都是超市价格的一半，市场上多数东西的价格，基本都跟济南一样，有些东西特别是牛羊肉和海鲜，则比济南便宜不少，甚至比我们老家还便宜，让我喜出望外，这样看3000块钱还是够花的。北京的超市，商品价格也跟济南差不多，日常用品似乎还略微便宜一点，不过幅度也很有限，比如可乐，一听基本都是1.8元。西苑市场并不是北京的个例，我搬了三次家，附近都有这样的大集市场，北京的十二五规划里面，也有再建多少市场的章节，看来北京的城里大集还是很普遍的。
北大食堂饭菜的价格也很让我惊喜。米饭馒头价格倒是跟山大差不多，但是菜就太便宜了，肉菜一般是3块，素菜多数在1块左右，有几个食堂，还专门供应1元以下菜品，比如8毛的土豆丝胡萝卜丝等等，所有饭菜都是可以要半份的。现在已经是2007年，不是10年前的1977年或者20年前的1987年，8毛钱买一份土豆丝，简直有点天方夜谈。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北京市对高校食堂有专门的补贴，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北京高校的食堂不对外营业，没有饭卡不能就餐，防止补贴滥用。不过北大食堂，餐卡和校园卡都可以结算，于是未名BBS上出现了租卡一族，有校外人士专门租借学生的另一个卡，租金是每月30，经常有学生呼吁不要出租餐卡，防止出现纠纷的同时也别浪费北京市的补贴。
后来我还知道了北京的水费电费天然气费液化气费有线电视费，基本都比济南便宜一点，而且特困家庭都有非常实惠的补贴，比如液化气，特困家庭40一罐而正常售价是90。原来北京的物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不过，与这些日常用品的低价相比，北京有些东西的价格实在是高的可怕，首屈一指的就是房价。那时，中关村一带新房的价格是1万6左右，而且没有80以上户型；于是只好往北，北五环附近的上地清河一带，普通的新盘就得1万左右，好点的就得1万5上下。我们济南东外环附近房价也就四千多，看来我们济南的房子卖了，还完贷款，连北京的首付都不够，真灰心。不过我俩是乐观的人，觉得只要努力在北京总会有房子的，结果我们也真幸运，来到北京第二年就赶上了北京的房价因为金融危机大调整，还真买到了物美价廉的房子。另外价格比较贵的就是餐饮，在北京下馆子可就比济南贵多了，基本都得两倍，两个人怎么也得七八十才能吃好。不过想想也正常，人工贵房租贵，餐饮不贵反而不正常。
总体来说，低收入阶层最关心的那部分物价，北京普遍较低，而高收入关心的那部分，北京普遍很高。也难怪很多人说，如果在北京有房子，收入低都不怕，照样活的很滋润。后来我们收入逐渐增多，慢慢也进入了中产的行列，对比收入，北京就是最贵的房价和餐饮，其实也不算贵，至少对我们来说，买个房子并不比在济南困难。
第二个惊喜就是北京的环境。
首先让我惊喜的是发现北京蓝天这么多，原来内陆大城市并不一定就非得济南一样灰蒙蒙的。畅春园到北大燕园有个过街天桥，每天早晨我都上班经过都会往北望，蓝蓝的天空映着远处的高山，心情马上舒畅。北京官方每年都有一个蓝天报告，好像北京最近几年蓝天总数都在280多天，不过官方把空气质量为优和良的天气都算作蓝天，真正的蓝天其实没这么多。北京一到夜晚，经常有漫天的星星，让我想起童年。环保部官方网站（http://datacenter.mep.gov.cn/report/air ... jsp?&lang=）上面有最近几年中国主要城市每天的空气质量，各位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城市。跟我有同感的还有一个深圳同事，她说，北京的天气挺好的，阳光明媚蓝天白云，除了冷点，也跟深圳差别不大。北京的同事解释说，这是因为奥运，首钢都搬走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污染企业关闭了无数，现在最大的污染主要就是汽车尾气了。不过奥运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外迁，汽车尾气控制也越来越严格，空气质量并未下滑，反而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另外的惊喜是，北京的风沙也没这么大。最近几年，我留意了全国的沙尘暴，其实北京的沙尘暴真的不多，甚至比山东还少，因为至少北京没有本地沙源，每次经过北京的沙尘暴基本都会席卷整个北方，而山东和河北，每年总是有那么一两次本地沙源引起的沙尘暴，从甘肃过来的时候还只是冷空气，一经过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就变成了沙尘天气。
风沙其实不光是指沙尘暴，我在济南最头痛的是本地扬尘。扬尘造成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施工多、绿化差、防尘措施不到位。扬尘多带来的不便就是，皮鞋一天不擦就成磨砂皮的，我家白色的汽车几天不洗就跟垃圾堆里扒出来一样，家里稍微开窗就是遍地尘土，外加哮喘发病率高。在济南的那段时间，她要求我每天晚上洗脸之前都要洗鼻子，就是把清水吸进去再擤出来，每次都带出一堆黑色的灰尘，据说这样可以缓解我的轻微哮喘和她的轻微鼻炎。来北京之前，我想北京差不多也一样吧，因为奥运北京的工地绝对少不了。没想到北京的扬尘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我在畅春园几乎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桌子上并没有这么多灰，皮鞋也是可以几天都不擦的，虽说这么做有点邋遢，汽车基本是两周一洗，有时候懒了一个月不洗也很常见，因为并不是特别的脏。还有洗鼻子，因为总也洗不出来什么，这个习惯就慢慢淡忘了，她的鼻炎已经好了，我的哮喘也很少发作。不过也许，这跟我住在上风上水的京西北有关，这里可是清朝皇帝修建颐和园圆明园避暑的地方，有名的绿化好园林多建筑密度低，也许我来到北京住在别的地方感觉就没这么强烈。也许，这也跟我来自济南有关，那些年济南的本地扬尘一直是市民抱怨的主要目标，也许现在济南已经好些了。
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北京的公园，公园号称城市的绿肺，作用很大。没想到的是，北京竟然有这么多的免费公园，也就有超级多的绿肺。比如我刚来的时候，畅春园附近就有海淀公园和万泉河公园，后来搬家后，我家南边新修了一个4千多亩的郊野公园，再后来，郊野公园往东，更大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免费开放，足有1万余亩。北京数目最多的是那种社区公园，跟济南中山公园差不多大的那种，简直是遍地都是，我搬家三次，家门口都有那种小公园。再就是跟济南泉城公园那么大的免费公园，大都在市区，比如紫竹院、海淀公园。郊野公园大都在五环沿线，数目也有几十个，面积都在几千亩左右，最大的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里面走一圈，足以证明你的体力还不差。原来我想北京寸土寸金之地，还不有点地方抓紧修成高楼呀，这是很典型的济南想法，我弟弟来玩的时候也有相似的想法，他问我为什么五环周边这么多树林，而新楼盘都要绕开去更偏远的五环外甚至六环。公园多了尤其是免费公园多了，最享福的是市民，空气好了，在家门口就能锻炼，所以北京没有济南那么多早高峰坐公交出去锻炼的大爷大妈，他们很让济南公交族头大。
还一个惊喜是北京的湖。都知道北京是个严重缺水城市，应该不会有很多湖水河道的，我想这点北京肯定不如济南。不过来到北京才发现，单是跟济南大明湖差不多大的，北京就有六七个，比如北海、玉渊潭、紫竹院、后海，更有面积是大明湖几倍的昆明湖，而且各个湖泊之间都有河道相连，有些可以坐船互通。到了冬天，这些湖泊就都变身成了冰场，是北京市民的一大娱乐。有了湖泊的城市，也就有了灵气。北京的河道水质尚可，据说这也是最近几年北京环境治理的功劳，过去的北京也跟济南很类似，好些河道已经成为排污渠。
最大的惊喜，还是北京人幸福的生活，我本来以为，北京人虽然富足，却不见得幸福，因为大城市的压力太大。
北京人很热爱传统，BTV的新闻节目，时不时的就会提醒观众，今天是什么日子，该吃什么传统食品了，大节日比如仲秋十五清明腊八自不必说，很多小节日像春分秋分立秋立冬也都有自己的特色食物，甚至入秋了还要多吃牛羊肉，美其名曰“贴秋膘”。一到这些特色日子，超市商场饭店都是抓紧摆出时令商品，大赚一把，北京人也花钱花的乐呵呵。比如立夏那天要吃面，京城里最老字号的面馆连窗台上都摆满了面碗让顾客吃面，还有更多的在门口等待。因为热爱传统，很多传统食品也大行其道，北京的传统小吃就数不胜数。因为热爱传统，很多老字号老店也青春常在，比如稻香村，逢年过节要排队的，只为给亲戚朋友送一个“点心匣子”，售货员还是跟100年前一样，把匣子里边塞的一点缝隙都没有，这样点心就不会晃荡的没了型，有很多个头小小的点心就是专为了填缝隙用的。因为热爱传统，很多老胡同顽强的生存下来，终于挺过了严冬，并且重新焕发了青春，比如后海、南锣鼓巷。在济南，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传统文化的丢失，特色小吃几乎消失，老店一家接一家的倒闭，老街一条接一条的拆迁，不是因为保护的不够，而是因为济南市民已经不在乎传统。一个城市，最怕丢失的就是文化，因为古迹还可以重建，小吃还可以重来，老店还可以重开，文化丢失了，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正因为如此，北京的文化味简直让我陶醉。
北京人的幸福，更多的写在北京人的脸上，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笑容，这里说的北京人不是指北京土著，而是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算。看一个城市是否幸福，看看生活在这里的人脸上笑容的多少，就可以看出来，笑容越多越幸福。这点连我妈也发觉了，她总是说，门口超市发的售货员，真和气，每天笑眯眯的，我们老家的售货员，看人是很防备的。
我经常想，是什么让北京笑容如此多？是北京的高收入？确实北京的收入多一点，但是也有众多的低收入者。是北京优越的社保？确实北京的社保很不错，比如我和她那时一样的收入，我在北京的公积金却是她在济南的七八倍，因为他们公司走了关系可以少缴公积金，不过北京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比如那些北漂。是北京越来越好的环境？确实北京的环境越来越好，但是仍旧有很多地方破烂不堪，比如唐家岭的蚁族聚集地。是北京丰富的娱乐生活？北京确实文化演出很多，电影票房也占全国八分之一江山，但是没人老去看这个吧。是北京低廉优质的商品？虽然日用品的价格不高，但是北京也有让人头痛的房租和房价。是良好的社会治安？北京确实治安很好，比如我经常把自行车丢在马路边去换公交和地铁，从没丢过，在小区附近的便利店购物更是经常不锁自行车，在济南我可不敢，但是这也不代表北京就杜绝了犯罪，恶性案件还是时有发生。是因为市民素质高？确实很多北京市民知道遛狗要顺手收拾狗粪了，但是哪里都有低素质的人，比如随地吐痰的还是很常见。还是马上就要召开的奥运会？因为奥运，北京改变了真是很多，不只是外貌，更多的是内涵，比如等公交会排队了，坐地铁知道两边上中间下了，见到老人很少有人不让座了，坐电梯知道靠右站给有急事的人让路了。
也许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影响加起来，让北京有了更多的笑容。不管怎样，生活在一个笑容到处都是的地方，是会让你心情愉快的。我在菜市场买菜，看到一种稀奇的蔬菜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经常会有笑眯眯的人凑上来，热心的告诉你这个菜怎么做好吃。当我抱怨菜贩的菜价太贵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偷偷拽拽我的衣服，小声告诉我那边同样的菜要便宜五毛。其实我跟他们不认识，他们笑眯眯的说完，就会消失在笑眯眯的人群中，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另外还有好很多小惊喜。比如交通也不是差到不可忍受，我惊喜的发现，北京还有这么多没有红绿灯的快速路，可以一路开上十来公里到达目的地一个红绿灯也没有，速度比在济南还要快些；而且就算再堵，至少还有地铁，从来不会耽误你的时间。济南人大都以为北京的道路汽车缛蜗牛一般，其实如果北京的交通真的那么差，难道还会有这么多的北京人弱智到非要买车受罪么？再比如，其实工作压力也不是很重，以后我也有了兼职，也忙的很，我的她更是去了中国一个以跳楼而著称的IT企业，我俩共同的感受是，并没有那么多在济南公司那样让人郁闷的加班，还不给加班费。其实工作节奏快慢，跟城市规模关系不大，关系更大的是老板，老板让你老加班，你的节奏不快都不行。我导师在北京的分公司，一到周末，加班的全是济南公司过来出差的人，北京员工一个都没有，因为在北京加班狠了说不定要被员工投诉的。再比如，北京人很朴实很热情，也没济南人说话那么冲，跟想象的京油子不一样。比如我妈新认识的乒乓球友，从来不谈那些高消费的东西，因为那是跟自己无关的东西，他们更关心隔壁的菜市场，虽说，他们明显比我妈有钱，因为修缮乒乓球场的捐款，他们比我妈多出一倍；而我妈在老家的朋友，更喜欢聊儿女多么了得，自己的衣服来自济南哪个高档商场，虽说，其实很多都是收入还不如我妈的普通退休者。
这年7月份，她也辞职来到了北京，在一个很有名的手写设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也不高，基本跟济南一样，就是因为这份收入，不久她就跳槽，去了薪水更多的某家更有名的软件企业。然后，她在济南把房子卖了，基本上搬不走的家具家电全都一起卖了，一个人全部搞定，这点我很佩服她，虽说那是我的房子。卖房子的时候，我回去了，很依依不舍的看了我心爱的房子最后一眼，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装上小车，离开了济南。房子我们买的时候2000多，卖了5000，貌似利润丰厚，但是还完贷款扣除装修家具家电还有各种费用，也没赚多少钱，自住的房子要想赚钱，其实是不容易的。在济南，我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我们还贷款的存折销户，这个存折同时还是我们缴煤气的帐户，建行的工作人员说，留着用吧，再开户很麻烦的，我说，算了吧，以后再也用不到了，是的，我再也不会回到济南来了。
我俩开着小车，拉着满满一车的家当，驶上了去往北京的高速公路。我俩非常高兴，再也不用每周北京济南来回奔波，搞得周末都成了出差。很多济南人建议工作在北京，生活在济南，这样高收入和低房价可以兼顾，如果你真这样了就郁闷了，生活不只是坐火车，这种生活太痛苦。这年中国开通了高速动车，济南到北京缩短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带给我的变化则是，我每次坐车都带着马扎。因为济南到北京的动车开通的同时，原有的所有车次就都停止了，票价涨了一倍。我是舍不得每周都坐动车的，所以我只好选择坐没座的过路车，马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诅咒济南铁路局的这个政策，他们这是欺负济南人的钝感。这个现象在以后的高铁驱赶动车之后，才在中国引起了普遍关注，那时类似的政策已经在山东施行了两年多。其实很多怨声载道的政策，比如银行卡收费，在全国引起怨言之前，已经在山东施行了很多年。山东人就是这么钝，连抱怨都不愿传出省外。
这是我俩第一次开这么远的车，不过并不辛苦，而是很兴奋，因为我俩终于能在新城市一起享受生活了。
新生活是很让人回味的，这年夏天我们开车去了十三陵，完成她大学时未完成的心愿，那年去定陵地宫，因为人太多，她没排上号进去看，很遗憾。不过我们的新生活还没享受了2个月，我接到了一个出差两个月的任务，而且是去遥远的新加坡。
师兄是什么项目都敢接，这年年中，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师兄接下了一个新加坡C公司的项目。C公司是个私人公司，应该也属于官商一类，因此公司不大但是接下了新加坡地铁监控系统这个大单，得益于新加坡那几年蓬勃发展的地铁，公司的业务也做的风声水起。不过公司的唯一产品，也就是地铁监控系统，却有一个定时炸弹，那就是性能问题。到这年，随着新加坡地铁线路越来越多，性能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候一个警告信息要延迟几十秒才会出现控制中心。这可不是个小问题，万一致命的警告没能及时传达给控制中心，因此酿成事故，那可是相当严重。不过好在，这只是个监控系统，并非控制系统，监控的异常重要等级都比较低，像车辆撞车轨道异常都是有另外的系统监控的。同时出现异常情况总是个小概率事件，因为异常引发事故的更是小概率里面的小概率，因此虽然存在潜在危险，到还真一直没出现重大事故，这只是个定时炸弹，让老板坐立不安的那种。这个问题从系统一开始就存在，也请了很多团队很多公司来解决，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老板听说我们是中国最好的数据库实验室之一，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我们尝试一下。
这个项目合同并不大，也就是10来万的项目，但是师兄很积极的就接了下来。他如此积极，是因为朋友的私人关系，还是做一个新加坡项目对实验室整体形象有利？我不知道，其实我们不适合做这种项目，虽然我们属于数据库教研室，但是研究数据库技术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全中国也没几个实验室真正研究这个，数据库技术在几个主流厂商Oracle和IBM的控制下已经无研究可做，任何的跟厂商利益冲突的改进都会被财大气粗的厂商们一棍子打死。现在大家都在一窝蜂的研究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因为这个很容易出论文，也不会跟厂商利益冲突。数据库调优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些年来我就没看到过中国有人发这种文章。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实验室，擅长的是搞学术研究写论文，这种真刀真枪的调优工作不是我们的的擅长。也许在一开始，师兄和C公司老板就对成功没报多大希望，反正就是个10来万的小项目么。
整个实验室，手头没有要紧任务的只有我，而且有丰富的软件项目经验的也只有我，所以，这个项目理所当然的交给了我负责。我以前在导师公司也做过类似的调优工作，有些也是多年未解决的老问题，凭经验，我有两个判断。首先，这次的调优恐怕不会只有数据库调优这么简单，性能瓶颈很可能不在数据库，因为数据库调优并不复杂，一个合格的DBA再加上厂商专家的协助完全能够解决，决不会拖了这么多年，而且，造成性能瓶颈恐怕不只是有技术原因，背后更可能有非技术原因，这是最头痛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着急不得，需要对系统整体了解之后才能动手，因为性能问题，通常都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多个原因合力的结果。我的判断很重要，如果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数据库，恐怕我也不会找到最终的问题所在，就跟之前失败而归的诸多团队一样。
负责这个项目的头半年，没什么进展，期间我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我手里还有别的项目在做。调优最重要的两个条件，我们都得不到满足，那就是系统的详细资料和问题现场重现。C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全都是些毛头新手，具体的细节都是一问三不知，而在北京的测试系统上，他们感觉不到有性能问题。那段时间，我做的更多是跟新加坡方面每周往来邮件，给出一些不痛不痒的答复。不过这段时间也并非没有收获，邮件中C公司的开发人员并没有对性能问题有很大的抱怨，警报发生的频率并不非常频繁，照理说也不该会有严重的性能问题。开发人员更常说的是数据丢失，有些警报发生后，并没有传递到控制中心，而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所谓性能问题只是他们的一个托辞，用来搪塞用户偶尔的置疑，通常他们就把责任推卸到脆弱的网络和可怜的数据库服务器容量上，这些都不是C公司负责的。
因为在北京进展很慢，也因为老板对这个定时炸弹忧心忡忡，这年国庆节之前，老板希望我们去新加坡现场工作一段时间，期望能找出真正的问题，期间的所有费用由他负责。我是又想去又不想去，毕竟是个离开国门的机会，还能感受一下异国风情，但是又舍不得她，我们才刚刚重新团聚在一起。我的她很支持我去，觉得多认识朋友长长见识是好事。走之前，师兄一个劲叮嘱我，千万要干好，别丢了北大的脸面，而且一再的叮嘱我，要跟那边的团队搞好关系，似乎那边人还挺不好相处似的。
去新加坡的手续很简单，办理了护照，拿着C公司的介绍信去新加坡大使馆签证，非常顺利，C公司在新加坡看起来还很有名气，虽然介绍信已经过期，大使馆的人还是没有拒绝我，只是让我回去给公司提个醒，介绍信要重新办理了。首都机场虽然比济南机场大很多，但是地板上都坐满了侯机的人，感觉不像机场更像20年前的济南老火车站，看来新修T3航站楼真是很有必要。机票是C公司提供的，马来航空，服务不怎样的，可能机票也便宜，飞机上没有美貌空姐只有啤酒肚的空大爷。飞机快到新加坡的时候，空大爷让我们每人都填写新加坡移民局的一个小表格，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来新加坡，跟何人接触以及住在哪里，看来真是到了国外了，还得回答这些问题。
在飞机上我就想，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呢？跟传说中的一样么？新加坡给中国人的印象应该普遍不错，它是亚洲经济的传奇，是一个发达的华人国家，对中国很友好的兄弟之邦，那里气候炎热，空气湿润，法律异常严格至今还保留有鞭刑，治安良好，政府廉洁，社会福利优厚，是个环境非常整洁的花园城市，一个非常宜居的国家。我估计基本上所有中国人对新加坡都是这样的印象，因为我也是。
不过樟宜机场的第一印象，就让我大吃一惊。一下飞机，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机场里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牵着警犬巡逻的警察，尤其是那士兵，根本就不像巡逻，更像是去阿富汗作战，身上装备齐全，连雪亮的匕首的黑漆漆的手雷都有，一下子就唬得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说，樟宜机场真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机场，所有乘客都轻声轻语的交谈，这种高压下的所谓良好治安，给我印象并不好。据说这样的警戒是为了防备恐怖袭击。
第二个场面，让我脑海中的新中友谊荡然无存。所有入境乘客都要排成四列，接受移民局的检查。其中一列是针对新加坡公民和有PE（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就是盖个章走个手续而已，还有一列针对欧美国家人士，一般也不问很多问题，剩下两列就是针对亚洲国家的了，主要是针对马来、中国和印度，移民官扳着脸，质问你来干吗，去哪里，住哪里？感觉好像审问犯人一样，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虽然我也知道这几个国家确实是有很多人来新加坡淘金，拿的旅游签证却准备长期居住，但是排队的时候就跟欧美白人分开，确实让人联想到歧视。
从机场去住处的路上，我根本看不出这是个华人国家，出租车上、街边商店、路边的公交站牌还有远处的高楼上都很少见中文标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英文标示，五十多岁的华人出租车司机甚至说不了成句的中文，去接我的C公司秘书说，中文只是新加坡的第二大语言，英文才是新加坡真正的通行语言，这不光是因为新加坡还有接近30％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还因为历史上新加坡曾经有一段屏弃中文的历史，因此50多岁的华人很多不会说中文，那时的学校是禁止教中文的，倒是华人的年轻人现在都会说中文，因为现在的中文是年轻人的必修课，他们知道跟中国打交道机会多多。她因此建议我，出门最好说英文，这样比较方便，如果实在不愿意，那就尽量找年轻人交谈，通常问题也不大。
C公司的宿舍在新加坡的富人区，别墅林立，别墅旁边还会看到一些外观简朴的高层住宅，秘书说，那是组屋，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专门给穷人住的，面积大约在120平左右，价格低廉，通常跟昂贵的私宅毗邻而居，区别主要是小区的品质，最直观的区别就是组屋通常没有游泳池，而私宅通常都有。一进宿舍所在小区，热带风光扑面而来，路边的椰树上挂满椰子，火红的椰枣挂满枝头，路面真的是干净，一点尘土和垃圾都没有。我们宿舍是个三室两厅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间，秘书说，这是佣人住的房间，我们就当作了储物间，新加坡中产家庭都有菲佣，所以房间的格局通常是这样。新加坡的房子，什么朝向的都有，也不存在朝阳还是背阴一说，因为阳光总是直射，永远不会钻进房间里来的。我们这个小区应该算是一个中档私宅，有免费的游泳池和壁球馆，档次比国内一般的健身馆还好些，还有一个网球场，设施就差了些，看来网球也不是新加坡人喜欢的运动，泳池边有免费使用的烧烤架和躺椅，不过很少见华人家庭在那享用，倒是孩子一大堆的印度人更常见一些。华人会撇撇嘴说，那就是懒惰的印度人，穷的叮当还要不停的生，买个这种私宅就高兴的不知道姓什么了。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些印度朋友，他们也冲华人撇嘴说，那就是贪婪的华人，买了组屋就玩命挣钱换私宅，买了私宅就玩命赚钱换别墅，忙的连享受生活的时间都没有，也不知道挣钱是为了什么。
新加坡人的收入，1000－5000之间的居多，当时1新币兑换5元人民币，最低的是巴沙端盘子打扫卫生的还有小区看门的，700一个月，而一个软件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薪水多数在2000上下，5000往上就算高收入阶层了。同时新加坡的物价并不高，比如我早晨经常吃的切片面包是1块一大包，能吃1星期，牛奶是1块5一盒1升装，火腿略微贵点，5块大约10片左右，这就是我在新加坡最常见的早餐。这样的收入对比这样的物价，新加坡人很幸福，所以新加坡的钱也很经花。新加坡人通常很少带现金，因为刷卡非常方便，他们去ATM取款，大多数都是一次取10块或者20块，我还真很少见一次取100的，更没见过像国内一次取一沓的，因为10块钱在新加坡能买好些东西。第一天秘书领我去了一家巴沙吃饭，类似我们的大排挡，一般的新加坡人晚餐都是这样解决的。巴沙里边的饭菜很便宜，一份海南鸡饭只要两块五新币，味道很地道的，算起来比北京还便宜。秘书说，新加坡的饮食不贵，不过也分地方，这种露天的没有空调的巴沙就是这个价格，要是封闭房间带空调的饭店价格就得翻一番，再高档的她去的也不多了，因为她是马来人不是新加坡人，收入并不高，大约1300新币一个月，平时她中午基本在公司餐厅吃饭，素菜只要1块5，肉菜大约2块5到3块，晚上她就回马来西亚的家里吃饭，比新加坡还便宜。
秘书跟我简单介绍了公司员工的情况，主要分为三类员工。一类是她这样的干杂活的，马来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缅甸人，通常薪水都不高，干的活也比较简单，后来的接触，这些员工通常都很知足，待人也很热情，比如这个秘书，一个马来女孩，换纯净水都是自己干不要别人帮忙，国内的秘书可没干这种体力活的。第二类是新加坡人，主要是技术人员，通常话不多，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基本上大部分本土新加坡华人都这样，感觉闷闷的，大都是乖乖巧巧，不喜欢招惹是非，也让新加坡的年轻人看起来少了很多活力。这两类人加起来大约占总员工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中国籍员工了，他们几乎控制了公司的所有技术，也搞得公司的气氛跟中国公司没什么区别，我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
在C公司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是接触各种人，尽量了解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通常的调优并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在北大的师兄通过眼线得到的消息则是，我在那不急不躁，到处跟人聊天，急得他心急如焚，恨不能马上到新加坡来督战。公司的中国籍员工领袖在公司附近招待了我，那顿饭花了150多新币，不过餐后他说，这种大餐可不敢经常请，老板会肉痛的。我很不喜欢新加坡人的小家子气，连呆久了的中国人也有了这种毛病，不就150块钱么。这顿饭，我品尝了新加坡的几个名菜比如酸辣蟹，说实话，味道和厨艺很一般，我吃了第一口就尝出了都有什么主要配料，这让厨师很惊讶，以为我也是个厨师。中国员工说，新加坡的厨师都不行，国内随便一个小店来的厨师都能在这当名厨。这点我在很多国家都有体会，中国的饮食，确实是天下第一。相比起来，新加坡还是各色小吃更出色。这次招待，让我有点奇怪，几个职位比较高的中国员工并没有全部到场，似乎中国员工之间还有派别之分。
我的感觉是对的，中国员工确实分为两派，一派是一个40多岁的北京人领导的，大约占中国员工的四分之三，这人是公司的元老，他们这派几乎都是他介绍进入公司的，基本上除了数据库，所以技术全包。他们很团结，坚决认为问题绝对不在他们这片，问题一定是出在另一派上。另一派则是一个山东老乡领导，是个中科院搞物理的博士，他们人数较少，主要负责数据库技术，而且说实话水平不怎样，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但是他们也有个优势，就是老板支持他们，老板对另一派的声势浩大很担忧，北京人屡次都有率众对峙老板的苗头，老板不想被他挟制。至于其他的非中国籍员工，基本上都是本分工作领薪水，不参与帮派斗争。中国人爱分帮派的习惯，就这样也到了C公司。
C公司是依附一个新加坡大公司的，那个公司是彻底的官商，淡马锡控股，董事长就是总理夫人，新加坡地铁系统就是他们承建的，C公司也位于他们公司大院内。这个公司经常有各色政府官员视察，比如有一次我就看见机房里站了一排人，指手画脚，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是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部长，不过新加坡是弹丸小国，官员跟平民的关系没中国这么遥远，所以大家各干各的也没人搭理他们，在新加坡逛超市的时候看见总理夫人，并不是希罕事。这个公司管制很严，进门都得把护照押上才能进来，禁止带入可以拍照的一切设备，有时候还会看见坦克在他们车间里，似乎在改装什么。
在跟其他员工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技术核心们大都是不可一世，对我不屑一顾，他们觉得数据的丢失和性能问题没有规律可循，完全就不是软件而是硬件问题，他们不认为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他们都来自各个名校，很像北大学生的高傲样子；普通的技术人员则不太愿意跟我接触，因为他们怕提供给我帮助之后，最终发现性能的瓶颈在自己这边，费力反而不讨好；至于那个北京领袖，二者皆有，他最警惕的是我的出现不要改变了现在C公司员工的势力格局，他总是试图指手画脚的指挥我，让我按他的思路走，否则就制造一点障碍给我好看。针对这三类人，我有自己的对策，毕竟我在导师公司，比这难缠的也见多了。针对第一类人，我得找个机会震他们一下，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当然态度得和善。针对第二类人，我请他们放心，即使是真的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我也不会写在给老板的报告里，我会帮他们说话的，做技术哪能不出漏洞呢。至于那个北京人，我不跟他正面冲突，而是让我的助手来做，那是一个晚我两个星期来到新加坡的北大研究生，他是被师兄逼来的，威逼的条件是不来就不让正常毕业，因此一肚子的怨气没出发泄，北大的学生又是出名的能言善辩，正好用他来对付北京人，我也乐得当和事老。
中国员工里，竟然有几个是山大的师弟，聊起来自然自由了许多。他们告诉我，公司的产品架构，都是一个澳大利亚公司设计的，这个公司最早是和C公司合作开发地铁监控系统，属于技术加关系的组合。不过后来澳大利亚公司过于傲慢引起新加坡地铁方面的不满，也由于C公司慢慢熟悉了所有技术，最后澳大利亚公司退出了。整个产品架构，从来没人改动过，最核心的技术都是澳洲人留下的，因为没人敢做这个改动。其实他们平时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仿照澳洲人的代码扩充功能。他还给我提了个醒，他觉得会不会问题出在澳洲人的代码上，因为他们自己的代码这些年都检查了好些遍了，据说有一部分澳洲人的代码是一个天才高手写的，是整个系统数据传送最核心的部分，没人能搞懂，那是一个数据库存储过程归数据库团队管理，数据库那边的人也从没动过，因为影响太大，而且它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问题。公司里的技术元老，谈起那个澳洲天才都是一脸的崇拜，说别人写一星期的代码，他写一小时就行了。
他的建议很有价值，不过我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个模拟场景，让错误重现，摸清错误的规律，这是性能调优和找Bug最重要的一步，我这么认为。员工里面，我已经有了愿意帮助我的朋友，再加上老板的支持，很快测试环境就搭建起来了，然后我开始一遍一遍的反复做各种试验，很无聊的，不过这也是性能调优很重要的一步，通过试验，找出到底是什么问题。这种试验大约做了1个星期，期间北京领袖看我总是无所事事的等着试验结果，很放心，以为我不过是又一个失败的调优团队而已。这一个星期的试验很重要，我发现了数据丢失非常有规律，而非他们说的无迹可循，然后我基本断定了，问题就出在那个天才高手的代码上，数据传输最核心的部分。
经过精心的准备，我招集开发小组和数据库小组的精英，开了第一次碰头会。首先我请数据库小组介绍数据传输核心部件的功能，和对应的接口参数，完之后我问开发小组有什么疑问，开发小组很多成员说，最然也有接口文档，之前还真不了解具体参数的作用，都是仿照之前的代码改写，现在看还真有一些是无用的数据传输，纯属浪费宝贵资源。这是软件开发很常见的问题，因为部门之间沟通的不足。这样，数据库小组很得意，确实有问题不赖他们。之后，我展示了我的试验结果，有些特殊的数据传输，一定会丢失数据，而有些，一定是垃圾传输。数据库小组的成员说，这样的数据传输一定不会发生，因为这种情况不符合逻辑，之前的设计也没考虑这种情况。但是开发小组的成员说，确实有很多调用就是我说的特例，也并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样调用不可以。这下，开发小组又乐意了，因为数据库小组没有人告诉他们调用的不对。不过不管是开发还是数据库，两边都没明显的责任，问题出在二者的沟通上。最后我又给出了我的结论，其实开发小组和数据库小组责任都不大，问题的关键还是核心部件的设计有问题，现在大家都满意了，这是那个澳大利亚天才的责任，而他早就跟这个项目无关了。开发小组说是的，接口文档就是他写的，看了跟没看一样，数据库小组也同意，因为里边那大堆代码根本看都看不明白，别提改进了。这次碰头会，最落寞的是北京领袖，他是唯一一个跟澳大利亚人有交接的人，也是他认为问题不该出在核心代码上，而且以往的技术会议都是他唱主角，而这次成了我做主导。
这次碰头会之后，整个局面就彻底改观了。数据库小组完全倒向我这边，他们开始言必称请教。而开发小组开始虽说还有点不服气，但是我几次很委婉但是很确定的找出他们代码中的问题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服了，到后来甚至开始征求我的建议修改他们的代码。老板有点意外之喜，他甚至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留在新加坡。至于北京领袖，他开始公开说，北大这个小组不简单，来了一个星期就搞定了一个好些年没搞明白的问题。北大的师兄也很满意，这次冒险他又成功了。至于那段天才代码，真是太难懂了，这很符合一般意义上天才的风格，代码有个性到让人根本看不懂，我不认为这是好代码，代码不光要运行的好，更得让人看明白，因为后期维护更重要，我心目中的好代码应该跟流畅的文章一样，让你一眼就能从头看到尾。所以，我干脆把原有代码全部cut掉，按照现在实际的需求完全重写了原有的代码，新代码只有原来的一半，逻辑非常清晰，数据库小组的人也能很容易的维护它。
从这之后，数据丢失问题就消失了，另外数据重复传送问题也一并解决了，我还增加了数据压缩功能，这样数据传输的效率也有了成倍的提升。到此为止，其实我来新加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过我还有工作要做，要写一个详细的问题报告，然后还得作一些其他的优化工作。其他的工作其实都是无足轻重，更多是为了照顾各个小组的精英尤其是北京领袖的面子，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虽然我觉得价值都不大，做这些工作只是为了把他们也写进工作报告，证明这次工作他们贡献也很大，做工作有时候就这样，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这段时间，C公司的上上下下都对我非常友好，很多人甚至邀请我吃饭，作为回报，我也会帮他们对于改进自己的代码提些建议。
在这之后，我的工作就非常轻松了，我也有了更多时间观察这个城市。
C公司离我们的住处大约3站地，新加坡的公交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怎么计费，似乎是按里程计费但是怎么计算里程又比北京复杂的多，还好我办了一张公交卡，反正没钱了冲钱就行了。新加坡街道上私家车并不多，所以从来不堵车。新加坡人说，那是因为买车挂牌的费用太高，一辆汽车算上各种费用买下来是北京的好几倍。养车同样很贵，很多地方停车费一个小时就20块，相对新加坡的物价这可是很大一笔钱，可以买20袋面包或者10多升牛奶的。因此买车是富人的特权，一般的工薪是不买车的。司机一般都会礼让行人，好些次明明已经绿灯，司机还是会等我们过了马路才开过。刚开始几天，我每天坐公交去上班，公交上人比较多，不过人和人之间还有空间保持距离。新加坡的公交上非常安静，几乎没人说话，似乎新加坡人都是刺猬，人与人之间总是刻意保持距离，如果两人不小心有肢体接触，一定会小心翼翼的说“I'm sorry!”。后来新加坡电视上甚至讨论，是否禁止在公交上接手机，因为这会影响别人，这样的距离感让我很不习惯。不过这种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从北京公司新过去几个年轻人，都是二代以上的小北京人，他们告诉我从住处去公司公交要1块多，而步行只要15分钟，坐公交不划算，也不锻炼身体，因此以后我们每天步行去上班，路上聊聊天讲讲笑话快活的很。在新加坡步行其实是很享受的，路边都是茂密的森林和高耸的椰子树，参天大树遮蔽路面，茂盛的草坪青翠欲滴，树林里有各种小鸟，早晨还会有跟拳头一样大的蜗牛爬过路面，偶尔还会跑过一只蜥蜴，有一次我们甚至捡到一只好大的狗，没多久就有主人来寻找它，给我们说了一大堆的好话。不过新加坡人似乎并不珍惜这些美景，我在那里步行大约2个月，路上基本就没见过行人，骑自行车的除了几个发烧友者，也基本没见过。因为步行的或者骑自行车的也很少，好些街道除非是繁华的步行街，干脆就没有自行车道，人行道也窄到只容两人肩并肩。新加坡人似乎很懒，就算只有一站地也要做公交，虽然他们电视上说，新加坡人很环保，钟爱自行车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
其实新加坡一点也不环保，所有的商场、超市、公交、出租车和地铁站，空调都开的非常足，刚开始去还有点不适应，一下子从炎热的室外进入超市，感觉还有点冷，所以新加坡人穿的并不是很少，女孩一般还要带个披肩，我想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在室外活动的原因，穿的有点多。其实新加坡并不热，一年四季室外的温度都在30度左右，而且都是艳阳高照的那种天气，比国内的桑那天舒服很多。每天的中午和早晚，通常还会有一阵急雨，冲刷的整个城市非常干净，也省了绿化用水。
另外，新加坡并不是跟传言中一模一样，出入还很大。
有个传言说，新加坡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所以出门带个空水壶就行，连总理都在电视上带头喝自来水。这个传言我当真了，但是我在那这么久，从来没见一个人直接喝自来水，我们办公室里，更是长期饮用桶装水。后来我跟当地人求证，新加坡人说，自来水？谁敢喝？新加坡因为缺水，自来水里面是混合了污水处理过后的高洁净再生水的，换句话说，新加坡的自来水里有一部分是从你家冲厕所的水里净化来的，北京这样的净化水是坚决跟饮用水隔离的。我问，不是你们总理也喝自来水么？新加坡人笑谈，也只有总理这样做吧。
新加坡的法律很严格，走到街上，随处可见“禁止××，罚款××元”的警示牌，尤其是去公园，首先看到的就是个大大的警示牌，上面写着遛狗罚多少、钓鱼罚多少、游泳罚多少、乱丢垃圾罚多少等等等等，似乎不是个警示牌而是个价目表，每个罚款可都不是小数目，很多都是上百新币的，看起来新加坡就是个法制国家的典范。我在国内就想，这么严格的法律怎样执行呢，难道遍地是警察？来到之后我才发现，这么严格的法律背后，实际上是松散的执行力度。我在新加坡基本就没见过警察，路边也并非没有乱丢的垃圾，尤其是唐人街，那是的市场几乎跟国内没什么两样，也不见有人来罚款。新加坡严格的法律，更多的是一种警示作用，体现的更多是新加坡重典治国的态度。至于新加坡人的法律观念，其实跟多数亚洲国家差不多，至上的并非法律而是道德。我在那的时候，议会正在讨论同性恋的合法性问题。按照新加坡的法律，同性恋甚至可以处死刑的，着并没有阻止同性恋的飞速扩散，于是很多议员提议废除这个法律条文，既然它已经形同虚设。保守派的议员则坚决抵制，认为这是道德沦丧，最后总理出来定调说，虽然现实中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但是维护这条法律是尊重传统道德的体现，保留这条法律跟同性恋合法化并不冲突，不去执行就可以了，这事于是最终定论。保留一条法律然后不去执行它，这还真是只有亚洲国家才有的特例。
新加坡是个很传统的国家，这里主要是指华人。华人家庭按照传统观念教育儿女，教出来的孩子个个乖巧礼貌。同时新加坡又是个保守的国家，很多新加坡人都不愿离开新加坡，穿着打扮也很保守，在这么炎热的国家，竟然很少有人穿吊带衫，因为传统观念认为，这不合体统。新加坡还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国家。从开国以来的选举，从来只有一个党获胜，其他的党派不过是陪衬。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自由竞争，因为执政党总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压制反对党，甚至有人说，有些反对党不过是执政党花钱养起来的宠物而已，只是场面上好看，根本不可能威胁执政党的统治。C公司的员工说，新修的地铁有一段站矩特别长，舍弃了沿途这么繁华的居民区而不设站，而且这个区域市政建设明显落后，连路灯都亮的晚也昏暗不堪。这是因为，这个区域是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势力范围，这是执政党对该区域选民支持反对党的报复。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每年的人权报告，中国和新加坡总是排在相同的位置被批评，属于难兄难弟。好些中国人以为，美国的人权报告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至少也是专门针对敌对国家的，那是因为很少有中国人看过报告全文，实际上这个报告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不管是盟友还是敌人，相对比较客观。新加坡这样的铁杆小弟也是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的重点对象，新加坡也跟中国一样，每年都要回击。总理说服国民最有名的言论就是： “新加坡周围的国家全部都是民选国家，各位国民是想要一个邻国这样的民选国家呢，还是现在这样一党独大的新加坡？”。这个言论很有说服力，周边的国家根本没有可比性，新加坡人很瞧不起它们，尤其是势力最大的印尼。不过新加坡的军事力量就跟印尼相差太远，甚至连马来也不如，因此新加坡很希望美国能协助他们的国防。新加坡人没什么很明确的国家和领土观念，虽然新加坡人都服兵役，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点军事力量到时候有什么实际作用，我认识的一个新加坡小伙子就说，真要开战，他力马走人，他们这点军队，也就是象征作用。
新加坡的政治很廉明，这得意于新加坡的公务员精英化，最优秀的年轻人都是从小就被选中培养成公务员的，收入也很高，大约4000新币往上。不过廉洁的公务员制度背后，也有庞大的利益群体。新加坡人都说，新加坡是姓李的，几乎全国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如果腐败问题跟李氏家族扯上关系，那就永远无解了，不过既然整个新加坡都被李氏家族控制，他们是不是腐败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行了，这就是新加坡人的反腐观。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确实比较出色，针对穷人的各种福利很多，能保证所有低收入者都有房子住、吃穿不愁，其实我觉得，良好的福利制度倒不一定非要保证贫富差距不大，只要能保证最低收入者的生存尊严，谁还会关心富人过什么样的奢侈生活呢？新加坡养老制度似乎不好，很多年纪大的人，退休之后仍然要出来打工，很多巴沙的服务员都七老八十的，收入在800元以下，我没跟他们聊过，不知道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来工作，是因为闲不住，还是养老金不够花？
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更多情况下，中国是新加坡人嘲笑的对象，源远流长的华人兄弟国家，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在新加坡经常有人问我，北京有酒吧么？北京有高楼么？北京有地铁么？问的我很无语，新加坡虽然发达，毕竟是个小城市，远比不上京沪的，可见新加坡人已经自大到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这种优越感，不只是在普通国民心里，也体现在高层言论中，有一次议会讨论碳排放问题，总理就在电视上用很轻蔑的口气说，“那个最大碳排放国家（中国）都没人管，凭什么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
当年的新加坡是被马来扫地出门才不得不独立的，因此早年的新加坡人非常有危机感，也正因为这份危机感，新加坡才迅速崛起。现在的新加坡，多数国民已经懒散，他们只觉得自己国家是个可比欧美的发达国家，而周边全都是些穷光蛋，因此优越感十足，也慢慢不思进取。越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危机感越重，优越感越少，他们通常都能说流利地道的英语，很为新加坡的前途忧心忡忡，比如他们的总理，就很担心新加坡的国民素质问题，因此提出引进200万高素质移民计划，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高素质年轻人。那时的新加坡街上，中国北方口音已经比目皆是。再比如C公司的老板，就很担心面临中国公司的竞争，因此积极的设立北京分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积极开阔中国市场。低层次的国民，通常是没有危机感的，全都陶醉在新加坡的发达之中，好些新加坡人还是把中国人当作穷鬼，一个独裁的腐败的华人国家，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贫穷国家，全然看不到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一个一个超过新加坡城。
新加坡虽然是个英语国家，但并不是标准的英语，而是新加坡式英语，就是英美人士也得适应一下才能听懂，并不只是带有浓重的新加坡口音，连单词的发音都已经新加坡化。下面是一段新加坡人买东西的对话：
"How much de la?" （多少钱的啦？）
"Fa(five) doll(dollor), very cheap de la!" （5新币，很便宜的啦？）
“Not cheap de la. Tri(three) doll(dollor)?" （不便宜的啦。3新币？）
"OK de la." （好的啦。）
这就是新加坡英语，不光加上了新加坡式语气词，连很多常用多音节单词都简化成了单音节，入乡随俗的味道很重。而且越是精英新加坡人，这种本地口音越轻，英语越标准，比如他们的总理。而越是下层民众，新加坡英语味道越重。这跟他们的历史有关系，一般的新加坡人对白人是高看一眼的，而对同是黄色人种的亚洲人，则有点不屑。这种英语对我的听力很有杀伤力，后来我在新加坡还接触了印度口音的、法国口音的英语。回到北京又接受了北欧口音的、非洲口音的，从此听力终于练的无坚不摧。
这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缅甸骚乱，新加坡媒体称之为缅马骚动。我在新加坡，还是习惯看国内媒体的，比如新浪，国内的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这件事，其一是这事不适宜在国内宣传，毕竟中国在里面的角色不光彩，其二，缅甸跟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关系也太遥远了。这天下班时候，我们照例要去传达，用工作证换回抵押在那里的护照，就看见看门的新加坡老大爷一脸愤怒，拿着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跟我们说，作孽呀，这些人连佛祖身边的僧人都要打，一定会下地狱的！这时我才注意到，缅马出现了抗议政府的骚乱。新加坡是非常关注这件事的，因为这事很可能危及到东南亚的稳定，而这正是新加坡最担心的。另一方面，新加坡有非常多的缅甸籍员工，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C公司就有一个缅甸籍员工，她跟我们说，她非常支持抗议行动，如果老板允许，她也愿回国参加抗议，因为缅甸老百姓活的太痛苦了，否则也不会这么多缅甸人离开家乡出来工作。她还特别提到，擅长行贿的中国籍商人，是缅甸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进入缅甸经商，然后像国内一样大肆行贿缅甸官员，搞的缅甸人怨声载道。这次抗议，因为有了僧人的参与而变得与众不同，连不问世事的佛门弟子都挺身而出，可见当时的缅甸军政府民愤有多大，这次骚乱之后，缅甸终于走向民选，幸甚！希望缅甸人能从此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国内的事了，中共十七大召开。每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是一次超级玄疑片，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可比美国大选，更何况是跟中国关系相当密切的新加坡。那段时间的新加坡，中共十七大的新闻是作为头条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我因此也有了机会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的这一次权力更替。这次会议的重中之重，是谁将是新一届的常委，也就是中国的权力核心。这年和前一年，江三代和湖四代两派已经斗的不可开交，期间多位江三代麾下的重量级大老相继被胡四代扳倒，而多位胡四代扶持的大老正在靠近权利核心，新常委之战的焦点就是江三代一派最后也是最大的大老曾庆红将会怎样反击。之前普遍的预测是，曾将成为江三代唯一的代言人留在核心之中，其余的都将隐退，而胡四代的人马全面接班，也为将来的胡四代退位铺垫好道路。不过最终的结果大跌眼睛，国内正式选举常委的前一天，新加坡各大电视台就抢先爆出头条：“共党大老曾庆红退出！”，结果第二天果真应验。新加坡媒体这么早得出结论不是靠猜测，因为共产党高层内部有提前向外媒透漏机密消息的传统，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是保守派优先透漏的首选，而美国的时代周刊是改革派的首选，透漏消息的目的就是利用外媒向对手施压，效果屡试不爽。不过跟曾退出一样让人惊讶的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人突然出现在权利核心中，而且在核心中的排名位置说明他就是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也就是五年后的某五代。
新人之新出乎意料，他只是半年前才顶替被罢黜的上海书记，进入中国政坛的，之前他当浙江书记的时间并不长，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履历。他唯一的光环是元老习仲勋的儿子，那是一个轻量级的元老。没有人分析为什么他会在中国政坛突然升空，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桩交易：胡四代借助元老的力量让江三代的势力彻底退出政坛，作为回报，选择一个元老的儿子作为未来中国的领袖。不过我估计元老们恐怕要失望，改革派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恐怕不会把这个承诺放在眼里的，将来元老的儿子很可能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而排在他身后的那个人将是实际的权力核心，这种可能性很大，当然前提是执政党的地位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有时，我也跟新加坡员工聊聊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光在国内沸沸扬扬，名声也传到了国外，比如新加坡。新加坡盛产热带水果，像榴莲、荔枝什么的非常便宜，但是北方水果就很贵，比如苹果、桃子，这些也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水果。我的助手来新加坡之前，我请他多带些北方水果，作为送给各位同僚的礼物，特别是北京盛产的桃子。桃子在C公司很受欢迎，不过当我递到一个新加坡员工手里的时候，他很客气的说，谢谢，我吃不惯北方水果，站在他后面的北京女孩就直撇嘴。那是个快言快语的女孩平，她说，他不是吃不惯，新加坡人臭毛病，嫌中国的水果不卫生，因为新加坡经常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后来我发现，在新加坡的超市，中国来的食品只能靠低价才能吸引顾客，都是面向低收入群体，比如中国的蒙牛和依利牛奶，是所有牛奶当中最便宜的，仍然很少有人问津。后来通过促销，慢慢在新加坡人里有点口碑了，我离开的时候销量已经见涨。离开之后，中国牛奶就爆出了三聚氢胺的丑闻，可怜的蒙牛和依利牛奶呀！
在新加坡的日子，周六一般都会加班，这是师兄的意思，显示我们很卖力，到了周末就无事可做，我可以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四处游玩，做一个自由的背包客。不管是我的助手，还是C公司的员工，他们都不喜欢出去游玩，宁愿选择在家睡懒觉，所以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自己出门，我也喜欢这种方式，自由自在。我的装备就是一个背包，装着我的相机，外加一张新加坡地图，开始我还会带个空水壶，那时候我还相信新加坡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后来我也带瓶装水了，新加坡的饮用水和碳酸饮料，并不比国内贵多少。通常出门都是做地铁，新加坡的地铁还算方便，比那个时候的北京方便，但是票价相当贵，一天就得花接近20新币。
唐人街是一定要去的，那里也叫牛车水。那里就跟国内的南方城市没什么区别，满眼都是中文，满耳都是中国话，到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垃圾箱里堆满了小吃盒子，卖的东西大都也是国内常见的，价格也便宜，通常华人采购都是去这里，这里人民币和新币的兑换也最合适。牛车水的小吃很不错，好些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地道中国小吃，只是都是南方口味的，偏甜，我在这里吃到了久违的酱肘子，他们叫作酱猪脚。另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风味小吃，比如当地的娘惹饭，其实就是中餐和马来饭的大杂烩。马来的羊肉汤味道也不错，里边放了很多咖喱，羊肉都是大块的，只要3新币一份。另外还有印度的飞饼，8毛一个，有点像葱花饼，飞饼加酱猪脚，很像北大燕南食堂的葱花油饼加酱肘子，可惜没有二锅头，因为在新加坡喝酒太奢侈了，不管什么酒都贵的惊人，这么贵是因为特别消费税，目的是限制国民抽烟和喝酒。牛车水还体现了多民族的融合，佛教寺庙、印度寺庙和清真寺毗邻而居，从各自的风格就能看出各种文化的不同：佛教寺庙全是虔诚的华人，参拜金光闪闪的各种佛祖，公德箱里满是100新币的纸币，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多新币；印度庙则很自由，很多无家可归的印度老人就住在寺庙里，庙里供奉的神仙数目多的惊人，很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蹲在屋顶上，这么多神仙塑像，质量也就难免粗糙了，多数神仙都是水泥底胚刷上各色涂料；清真寺是大门紧闭，有个凶神恶煞的大胡子壮汉横在门口，不是穆斯林的一概免入。
常去的地方是宏茂桥，那是我下地铁转乘公交的地方，也是我购物的主要场所，是另一个华人区。那里的巴沙物美价廉，还让我惊讶的是私人钱庄，一个平板小推车上堆着好几袋子钱，一点也不怕劫匪，有人解释说，因为新加坡是个岛，犯罪之后很难逃离，所以治安出奇的好。我觉得这跟他们的传统也有关系，每个人都文质彬彬谦让礼貌，不过在这后面似乎是新加坡人冷漠的人际关系，生人之间是很少交谈的。
这年的中秋我是在新加坡渡过的，参加了华人盛大的游园会，似乎在新加坡理工大学不远的一个公园，黑咕隆咚的我也没记住名字，汗流浃背的赏中秋月，确实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游园会除了赏灯看礼花，还能参加抽奖，奖品是一辆吉利轿车，在新加坡还是很诱人的大奖呢。
圣淘沙也一定要去了，是个人造的海滩，其实我觉得比三亚差远了，海水也不好，但是名气大的很。圣陶沙不远，是正在动工的新加坡赌场，主要针对中国的巨贪和巨富洗钱之用，这也是新加坡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为此新加坡甚至不惜修改了法律，把禁止赌博的条文改为禁止在非指定场所赌博。在圣陶沙，我还看见尼姑和僧人结伴游玩，古怪的很。
鱼尾狮也得一看了，那里还是新加坡榴莲剧场的所在地，那里最独特的景色是新加坡河沿岸的青年男女，全都衣着寒酸但是兴高采烈，三三两两围坐在草坪上，聚餐加聊天，他们都是菲佣，周末是他们的狂欢。
必须去的地方还有植物园，新加坡人很引以为豪的，据说非常大植物非常全，但是新加坡就那么大，所以植物园也大不到哪里去，跟济南泉城公园差不多大，比北京植物园就小太多了，新加坡就是个弹丸小国，他们说非常大的东西，你可千万别当真。植物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进门的锦鲤，都有接近1米长，你把手放进水中，他们会咬你的手指头，很像婴儿吮吸乳头，非常有趣。
另外还有女王镇，我去那里是为了买羽毛球拍，那里有个体育用品批发市场，来之前我听说新加坡的正品Yonex球拍很便宜。不过去了之后发现也不便宜，算上球线比国内还要贵，所以就没买。那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麦当劳，门口的水池里爬满了乌龟，路边的树上结满了硕大的芒果。
有些地方就不能自己去了，不太安全，比如红灯区。红灯区其实是个华人聚集区，那里的饮食也很出名。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看见警察，而且每隔不远就是一辆警车，任务是维持红灯区性交易的和谐稳定。中国人一般都得去红灯区，多数都是看看合法的红灯区什么样。新加坡的红灯区是合法的，官方的评价还很高，说对新加坡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政府都有补贴的。不过最近，因为中国东北的美貌女孩越来越多，而且经常不遵守红灯区的规矩，到别人的地盘拉客，还有和当地的东北黑社会沆瀣一气的趋势，让官方很头痛。遍布的警察就是防止帮派之间为了生意而争斗。红灯区的女孩多数姿色平平，基本上就是一米间隔站在路两边揽客，偶尔也有美貌的女孩，就会有一堆的老男人围在身边侃价，这样的老男人通常并不会真的掏钱，只是凑个近乎揩个油而已，一般也没有女孩搭理他们，多数漂亮的女孩一张嘴就是一股东北味。多数的女孩都衣着暴露，而且越漂亮的穿的越少，最漂亮的通常只用羽毛遮住最关键部位，机械的挥手招揽着生意。同行的一个新加坡人说，凌晨之后才是高潮，会有很多美女全裸上阵，这是新加坡明令禁止的。新加坡红灯区绝对不会有内地那样直接上手拉客的行为，职业素养相对较高，绝对尊重顾客的选择权。
另一个不能自己去的是小印度，印度人聚集区，最好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女孩。我是和几个北京小孩一起去的，同行的还有那个北京女孩平。还没出地铁站，你就知道印度区到了。首先是明显感觉变脏了，另外还有一种古怪的香味。那天正好是印度教一个节日，大街上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印度人，连垃圾桶边上都围满了印度人在交谈。不过清一色都是年轻的印度男人，一个女人也没看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女孩不要单独去小印度了。一路上，到处是印度男人冲平吹口哨，说着什么然后哈哈大笑，平也不示弱，到处翻大白眼，然后说“讨厌！”。本来我们还想去印度庙看看，结果越靠近寺庙人越多，多数人都带着花环，拼命往寺庙方向挤，到最后走路都困难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因为怕出事，我们只好赶紧离开。路上的印度商贩卖东西是不侃价的，你要侃了他就非常生气，也不知道是真的生气还是演戏给我们看。
我的住处也有好玩的，我们经常晚上打羽毛球，球拍是我从北京带去的，本来我还想带网球拍的，怕没伴就没带，看了新加坡人打球的水平也幸亏没带，大老爷们竟然打又高又飘的月亮球，跟女人一样。有时候我还会去游泳，差一点就学会了游泳。偶尔我也会在院子里拣个椰子回家吃，椰子经常掉下来，所以椰子树下通常都没人停车，新加坡人是不检的，因为那不属于你怕捡回去惹麻烦，他们宁可椰子腐烂掉。有一次我还在院子里解救了一只流浪猫，这是冒很大风险的，因为这可能被邻居投诉收养流浪动物，要巨额罚款，有时候新加坡的法律严格的都没有人情味了，虽说几乎从来不执行。那只流浪猫脖子里有个项圈，可能是小时候套上去的，现在猫儿长大了，项圈太小了，磨的脖子已经露出了骨头，非常悲惨，天天在院子里哀叫寻求帮助，就是没人帮它。后来我用一把剪刀，帮它把项圈剪断了，又涂了一点酒精。希望它以后再有困难，还能碰见我一样的热心中国人而不是冷漠的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想家，想我的她，想畅春园的流浪猫，想燕南食堂的酱肘子加葱花饼加二锅头，甚至想电视上无聊的CCTV新闻联播。很多在国外的人都像我一样，他们处处维护祖国维护政府，很像标准的五毛党，其实他们只是太想家了，生活在异国是会更加思念祖国的，他们没法融入当地的文化，同时再也没有国内诸多弊端的困扰，变得五毛起来就很正常了。等回到祖国，没多久就会重新抱怨起黑心的政府来，我连一个星期都没有，就又开始反感新闻联播了。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新加坡动物园，那一天是我在新加坡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我喜欢动物，也因为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回到北京了。
新加坡动物园最大的特点就是动物都是散养，除非是那种危险动物。所以一进动物园，就能看见头顶的猴子，地上爬行的大蜥蜴，还有跳来跳去的袋鼠，新加坡动物园的动物真是享福。红毛猩猩是新加坡动物园的一景，我去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很少有游客，就看见红毛猩猩都排成一排站在一个铁门前，就跟快要下班了一样。结果还真是下班了，铁门一开，就会进去一只，其他的继续等待，非常有秩序就跟听话的新加坡人一样。我转过铁门一看，原来排队是等洗澡的，每个猩猩进去管理员就会给它冲个澡，然后丢给它一条毛巾，它就会回自己的笼子里擦干身子，跟人一样乖巧。在新加坡动物园，如果你肯破费100新币，你还可以跟红毛猩猩一起就餐，你吃你的果盘，他们就坐在桌子对面享用自己的果盘，非常有教养，绝对不会抢你的水果，当然你要跟他分享它也不会拒绝的。
另外一个好玩的是狮猴，一种跟巴掌差不多大的猴子，新加坡动物园是禁止投喂动物的，否则照例是罚款。我进入狮猴乐园的时候，有个小婴儿正在被爸爸喂果酱，一个狮猴就站在他们正上方抓耳挠腮，猴急猴急就是那个样子，大家都不明白它要干什么，只是觉得好玩。我想它不是馋的吧，所以等人散了，我就偷偷把面包拿出来了，边走边吃，不让喂猴子可没说不能自己吃吧。结果我走到哪，猴子就跟到哪，当我靠在一棵树上，甚至有个小猴去揪我的背包，因为它看见我从背包里掏面包了。我把面包掏出来，揪成小球，然后塞到背包外面各个角落里，这时候几个狮猴专心的看我做这个，然后我假装休息，靠在树下，马上几只猴子就爬下来，准确无误的找到我塞面包球的地方，抠出来吃掉了，简直太聪明了。然后我拉开背包的拉链，靠在另一棵树下，几只猴子赶紧跟过去，把头埋入背包，专心的找面包放在哪里。有只猴子太贪婪了，整个身子都进入了背包，我只要一拉拉链，就可以把它带走了。不过我当然不会把它带走，只是赶紧让一个游客帮我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
在新加坡动物园，动物跟游客一样自由，它们非常开心的享受生活。那天我更开心，因为我喜欢看动物跟人和谐相处，而不是隔着玻璃或者笼子默然想望。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回到北京了，不知道我的流浪猫咪们会不会跟新加坡动物园的小猴一样自由开心呢？
11月初的一天，我返回了北京。上飞机的时候还是炎热异常，下飞机的时候已经到了深秋，在北大办公楼上，远远看去，香山的红叶都已经被寒风吹净了。畅春园还是那样的破旧，小猫咪已经快不认识我了，不过我终于可以吃到可口的葱花饼加酱肘子了，还有二锅头。我的她并不在家，就在我去新加坡的这段时间，她终于换了工作，现在她去了新公司的深圳总部培训，一个星期后才回来。
回来的那天，是中国股市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巨无霸中国石油上市了，一开盘就从中签价16块多上涨到了48块多，这也是中石油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在它带动下，上证综指摸高到了6184点，这也是上证迄今为止的最高点位。之后中国石油一路下滑，中国股市也开始了漫漫的下跌旅程，从6100点最低下跌到 1600多点，无数的财富灰飞烟灭。直到现在，中石油还是诸多股民之中的梦魇，它一大幅上涨，就会勾起股民心中恐怖的回忆，大盘通常都会暴跌。
去新加坡之前，我的股票投资遭遇了重挫，还好本钱不多赔的也不多，于是我就改变了策略，专攻风险几乎为零的打新股，用手里那点卖房子剩下的钱碰碰运气。在新加坡，我的好运气终于来临，先是中了两签建设银行，后来又中了一签中国神华。中国神华中签价格是36块多，上市第一天就涨到60多块，以后连涨几天，最高摸高到100块，这一签就挣了6万多，这是我第一次一下就挣这么多钱，也是我第一次体会一天就涨一万的心跳。可惜这只是浮赢，我并没有见到真正的盈利，我始终没等到100元，最后只好在跌到70多块的时候抛出，赚了不到4万块钱。这次意外的成功，刺激了我的投资欲望，我的本金很快就追加到了10万，然后就碰上了中国股市坠楼式的下跌，结果把这点盈利全部亏损掉。这也是初涉投资者常遇到的故事，巨亏总是因为小小盈利引起的。
这次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始于2005年年中，造成大牛市的原因很多，比如外盘的多年上涨、期货的暴涨，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则是04年开始的股改。在股改之前，中国的股市制度是很让人灰心的，大盘的国有股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流通股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涨跌，而非流通股则是按照行政命令定价，二者之间溢价有时候还相当大，二者的分红也不相同。非流通股的价格和分红制度根本不受资本市场控制，完全取决于行政命令，你跟本不知道非流通股将会怎样瓜分上市公司红利，最最关键的是，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道行政命令下来，非流通股就会转变成流通股，一下子就对流通股的股价形成致命打击。这种制度造成的恶果是，一般的投资者没法基于价值长线投资，因为你没法预测非流通股的动向，多数股民只能进行赌博式的短线投机。很多股民戏言，这种制度就是国家设套坑股民的钱。05年之后，股改逐渐完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制度并轨，所有股票同价同利，在资本市场上完全一样，中国的股市终于有了投资价值。虽然还是有很多国家持有的股份从不上市流通，但是他们的价格和分红完全跟流通股一样，让投资者有了更多的预测空间，国有资本和普通投资者之间，地位一样了，区别只在持有股票的多少。从此之后，更多的投资者开始对中国股票有了信心而加入进来，中国股市迎来了一次井喷，从05年的1000点一直上涨到07年的6000点。06年开始，全民炒股的狂欢开始了，股市也积累了大量的泡沫，再加上第二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股市终于在07年底进入下跌周期。
这次股改，多数评论都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却很少有人从所有制改革的角度解读。其实我觉得上市公司制度是比全民所有制更先进的一种所有制制度，上市公司制度才是真正的人民所有，所有股东都是公司的主人，而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更像拉虎皮做大旗，实际上公司运营跟所有老百姓都关系不大。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后，它规谁所有，是由资本决定的而不是当初的行政命令，这样才为实现真正的人民所有铺平了道路，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大力推进股改的真正原因。这样改革之后，中国的所有制制度就跟西方没什么区别了，所以目前不适合在这个层面公开讨论。
这年，开始有些济南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放弃济南舒适的生活，去北京冒险。言语里充满了置疑和不解，我通常都是很耐心的解释北京其实也不错，其实我心里一样是充满了不解和置疑。我们老家是不会有人问这种古怪问题的，没有人会奇怪你不在县城享福而非要去省城市里，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就跟济南和北京的差距一样大。还好我的朋友这样问的并不多，多数人支持我去实现理想。
我的她解释的很干脆，如果你有了大病，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医院，治病的开销都是差不多的，到那时候，每月挣1千和1万区别就很大了，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她说的没错，我在火车上就碰见一个兖州人，因为车祸伤了骨头，需要一种很特殊的注射药物注射到膝盖的关节缝隙中去，他的腿才能回复原样。每个星期注射一次，他总是带着药坐火车来北京注射，注射完再回去，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当地注射，再不，就在济南的省立医院，不比来回跑北京方便？他说，还是北京的医疗技术高，他们兖州，根本就没有护士会注射这种药物，济南的省立医院也去过两次，注射的时候疼痛异常，还住了两天院，又受罪又花钱，算起来还不如来北京，北京的护士技术很好，打完一点不疼，马上就能坐火车回去。这年，我的她也添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到4000，一个济南朋友说，你们真行，什么都没打听就敢买大件，我俩很错愕又很恍然，在济南的时候这还真是大件，原来我们的收入已经改变，我们还浑然不知。
到了网上可就完全两样了，我很想跟网上的济南人分享一下北京惊喜的，另外很多济南的老问题，我也在北京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比如济南公交常见的乘客追着公交跑的场景，很混乱效率低，也让济南的乘客没法排队候车，因为不知道在哪里等合适。北京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解决的很好，那就是公交不到指定位置绝对不开车门，乘客只要在固定的位置排队等待，公交一定会在这里开门，公交线路多的站台，不同的线路还区分了不同的等车地点，地上划出了线路号，既有秩序效率又高。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网上的济南人跟实际的济南人完全不一样，很多都是敏感的本地至上主义者，他们很反感你说出济南的任何缺点，哪怕是好心，他们更热衷于宣扬济南的诸多个第一，同时讥笑别的城市的缺点。比如济南天下第一的72泉，虽然实际上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都在哪里。再比如他们喜欢吹嘘济南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其实济南只是第二批，他们甚至不知道青岛也是。跟他们说话，别说提济南的缺点，就是光夸济南都不行，还不能说别的城市的好处。跟这样的济南人吵起来是很容易的，再加上有时候我也没事，需要在网上争吵打发一下时间。这些济南人大都集中在新华城市论坛，少部分在百度山东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的济南人。跟这些人争吵的结果，是我写了一篇比较详实的反应北京和济南差距的文章，我眼里的北京和济南（http://blog.sina.com.cn /s/blog_4d20b9c40100ij0w.html），了解自己，了解差距，其实对济南是个好事。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跟大P还是有邮件联络，听他说，项目进展的很顺利，虽说在刚开始中国公司的员工技术水平很让他头痛。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他工作，目前他们需要一个BPM的专家，为他们的系统设计一个BPM框架，因为客户希望，所有业务流程都可定制，这是项目必须达到的目标之一。我答复说，我现在正在为北大工作，恐怕全职为他工作是不可能了，不过我在北大确实不忙，兼职工作倒是可以。大P说，那太好了，你可以跟项目的瑞典方经理，另一个P联系，包括工作时间和报酬都由他决定。
稍微准备一番之后，我就去拜见了另一个P，这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瑞典人，个子比我稍微矮一点，所以我就叫他小P。他跟大P不一样，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所有的交谈全都靠英语，我在新加坡的锻炼没白费，适应了大约两天之后，我们交流就没问题了，其实瑞典人的英语很标准，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英语说的几乎跟母语一样流利。小P告诉我，我的工作时间很自由，只要每周工作够10个小时就行，什么时候工作由我自己决定，至于报酬，不是问题。从此我就开始了跟小P 的交往，慢慢他也成为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很铁的那种。
我在小P那里的工作，是我第一次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思考BPM。其实如何在软件中使用BPM系统，一直没有统一的观点，更多的系统沿用了当年工作流的思路，设置一个流程，为其编写任务单元，然后执行它。更多的产品甚至是这么一个思路，定制一个流程，编写任务单元，然后从无到有生成一个应用系统。BPM真正想做到的，随时随地的控制多变的业务流程，一直都没实现。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导师最想让我们搞明白的，就是工作流和BPM到底有什么区别，业界的观点是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换个名字，学术界的观点也基本类似，认为二者都是研究流程模型的，导师一直坚持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又说不明白区别在哪，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们好些年。这次，我开始认真考虑一个BPM系统应该什么样，它应该能够控制一个业务流程，而业务流程的任务单元不是重新编写的全新功能，而是一个已有系统的原有功能，这才是BPM真正的挑战。通俗点说，就是把一个原有的业务流程杂乱无章的系统，用最小的代价改造成一个由流程控制器严格控制的井井有条的系统，这才是BPM真正的作用。我遇见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整个系统是个信贷系统，基本上已经成型，但是整个信贷审批的流程，都是后台业务代码直接控制的，如果要修改审批流程，就要对修改整个后台代码，风险非常大，用户对此忧心忡忡。基于鼎鼎有名的jBPM引擎，我设计了一个BPM系统，所有的业务流程都由它负责控制，同时它的接口非常简单，只需要对原有代码做很少的改动，就能被它控制起来。开发人员开始对此比较抵触，因为再小的改动毕竟也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有几次他们甚至跟我吵起来，说我的系统纯粹是增加他们繁重的劳动，根本没什么意义。在客户的支持下，他们不得不服从于我的观点，但是我明白，他们是一百个不服气。不久客户要求对审批流程做一个调整，彻底改变了他们对BPM系统的看法，几乎不需要修改什么代码，只要重新定义一下业务流程，客户的需求就满足了，而且测试一遍通过。如果不使用我的BPM系统，不按照我的要求对原有的系统做一点改造，这样的调整至少要花整个团队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代码。这次 BPM改造很成功，我也终于明白了BPM和工作流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区别我想了3年都没想清楚，看来理论研究脱离了实际工作，效果是很差的。
这次改造，我发现了所有BPM系统的一个致命缺点，虽然他们能很好的控制业务流程，但是无法做到随时随地的改动。比如我们的信贷审批，必须等所有审批都结束后，才能启用新的审批流程，现实的需求不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BPM系统，他们的流程定义都是基于流程图的，而图结构的流程图，一旦改动造成的影响根本无法估计，所以BPM系统都禁止这样做。于是，我开始思考，有没有更简单的结构描述流程图，以实现BPM的最高目标，真正的随时随地的改动业务流程，这个思考很重要，它的结果变成了我博士后出站报告最得意的章节，也最终促成了我的一个开源BPM项目，Easyflow（http://easyflow.sourceforge.net/）。
因为这份工作，我跟小P的关系密切起来，只要我去上班，我都会尽量跟他一起吃饭。他很喜欢跟我聊天，那样可以真正的了解一个中国人了解中国，我也很喜欢跟他聊天，那样可以真正的了解一个西方人了解西方。另外，跟他聊天对我的口语帮助很大，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可以很流利的用英语谈笑风生了。
小P比我年长五六岁，跟我一样，是个喜欢四处游历的人，这次他全家四口，包括他的两个可爱的儿子，都来到了北京，住在顺义的别墅区，也号称北欧镇的，月租 2万元，由他的公司提供。那个北欧镇就在机场附近，所在的地方叫做天竺，每次去小P家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去哪，我就会说：“天竺！”，听起来似乎就是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打车去天竺，很搞笑，但是司机不笑，早就见怪不怪了。小P走到哪里，他的全家就会搬到哪里，我问他小孩子会不会不习惯，在北京连个说瑞典语的都这么少。他说不会，他小时候就是这样跟父亲一起周游世界的，他爸还会说汉语，很流利，因为文革期间，他爸是瑞典驻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瑞典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瑞典人是世界人，全世界的机会都是瑞典人的机会，所以瑞典人国家观念很淡薄，全球化观念很强烈，也因此他们很不理解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国家至上主义为什么这么强大。瑞典强调国家和领土观念的时代，是几百年前，为此他们跟俄国打了上百年的战争。后来瑞典放弃了这种观念，变成了不问世事的中立国家，也因此逃过了希特勒的铁蹄，最终变成了发达国家中的发达国家。是像中国人美国人这样爱国更好，还是像瑞典人根本不在乎国家更好？我也不清楚。
跟小P相处久了，我发现瑞典人生活的很丰富多彩，非常幽默，也非常乐观。每个周末回来，他都会告诉我他又去哪里玩了，全家去的，很开心。他去的地方遍布北京郊区，似乎他不是才来北京不到一年，而是个土生土张的北京土著。我问他，你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去了不怕迷路么，他说不怕，我打110，有会说英语的招待。正如大P一年前说的那样，瑞典人很在乎家庭，每次活动，小P全家都会集体出动，几次聚餐，他家的两个调皮儿子都是大家的焦点，一个5岁一个3岁，非常的可爱。有次聚餐的时候，两个小家伙钻到桌子底下玩耍，然后就听见冬冬几声，在场的中国父母都大惊失色，赶紧俯下身子看孩子碰到了哪里要不要紧，只有小P 夫妇若无其事，小儿子哭丧着脸，捂着头钻出来说，“Head！疼！”，小P就搂到怀里，用瑞典语安慰几句，小孩子马上就又兴高采烈的去玩耍了，小P说，在中国的国际学校，又学中文又学英文，都学串了。小P来了不久，就买了一辆摩托车，他喜欢越野，然后去河北的一个地方跟朋友飚车，也因此经常挂彩，他的摩托车，车证是假的，卖车的人送给他的，所以他不敢骑来北京。再后来，他又买了一辆二手的吉普，4万多块，然后在中国学了驾照，虽然仍然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我吓唬他说，你这要是被交警抓住违章，不会说中国话怎么办，他说，我也不是一点不会说，我会把你手机号给他，然后说：“我朋友，他买单！”，还好还好，他在北京从来没被交警抓住过。小P的车我坐过几次，都是去北大，要在四通桥下不到100米的距离里，从最右道变到最左道，然后左转上北三环。头几次，变道的时候总是挤半天才进去，再后来，就跟北京司机一样见缝插针了，他得意的说，“我已经是北京司机了！”。他确实适应的非常快，来了不到半年，他也能在四通桥下的三环辅路繁忙的车流里，飞快的步行穿梭了，就跟放着天桥不走的中国人一样敏捷，他说，“我要变成北京人，这样过马路快的多！“。
瑞典人的家庭观，也是随着时代而变的，只不过变的正跟我们相反。小P有次跟我说，我妈来玩了，来看孙子，我说，你爸没来么？他说，没来，我爸正跟他老婆在美国，这次是我妈跟他丈夫来的，他父母在结婚20年的时候离婚了。他说，上一代的瑞典人受嬉皮士的影响，离婚率很高，现在的瑞典人已经重新回归传统，离婚率很低了。这种说法在我见到了小P的父亲后得到了验证，已经快70岁的老头，竟然梳着马尾巴，身份是瑞典某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后来我又见过几个长头发的瑞典老人，而瑞典的年轻人则是清一色的短发，正好跟我们相反。他爸的中文不是很流利，交流都有点困难，远非小P说的流利的就跟中国人一样，他爸跟我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我给他的一些收藏品写过一些中英文的介绍（http://chinaposters.org/view /311-3-3）。
我们多数的交谈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瑞典人工作的时候很专心，通常不闲谈，他们很少像中国人一样磨洋工。最初我们谈论的以饮食居多，他非常喜爱中国菜，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因为在瑞典中餐很流行，只是没有国内这么丰富多彩。他很乐于尝试新菜，但是有些菜，能看出来他不喜欢，比如松花蛋，他说这在欧洲叫做”One thousands old eggs（放了一千年的蛋）“，然后就皱起眉头。慢慢的我发现，瑞典人对油大口重的菜很感兴趣，比如北方菜和川菜，也不怕什么高盐高脂肪的，对于清淡的菜，比如清蒸之类的，通常都不爱吃，跟我们北方人很相似。他很喜欢跟我一起吃饭，因为我总是带他去中国人最喜欢的正宗餐馆，便宜又实惠，比如去吃饺子。有时候，餐馆的卫生情况不是很好，他也不在乎，他说”我已经有一个中国人的胃了，吃什么都不怕！“，这就是中国食品质量在国外的口碑。不过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了山西刀削面之后，我没事，他拉了三天肚子，看来练成中国胃没这么简单的。
交谈的多了，我们也会谈论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他比较奇怪，为什么中国人普遍不满现有政治制度却不愿改变，我也不好解释，只好说，可能还没不满到无法忍受吧。我告诉他，瑞典在中国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很羡慕他们的高福利。他说，其实中国的收入也不低，比如北京，像他在瑞典每月的收入大约6万人民币左右，算是中产，但是别忘了，他老婆可是不工作的，而且瑞典的物价普遍是中国的10倍，其实也没多高。至于福利，他很详细的跟我介绍了瑞典的社保制度，其实除了教育，制度上跟中国差别也不大。国内的问题是，好些人根本无法享受社保，而能享受社保的人群，老板又总是在缴费上想方设法打折扣。中国的法律其实挺健全，只是大都只写在纸上，而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小P也有同感，他说，在中国，法律是法律，做事是做事，没关系。小P对中国的随地吐痰也很反感，跟我一样。他说瑞典国内报纸说，很多中国人在家里也随地吐痰，不过他在北京没见过，是造谣的吧？我说在城市基本消失了，不过在农村，也许还有。他说，”Oh my god！还好你没这习惯，要不不让你去我家玩了！”。瑞典人跟中国心目中的西方人不同，对隐私的概念不敏感，小P就很喜欢打听我家的家庭成员情况，还有我的收入，跟中国人一样好奇。
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我们的共同爱好，运动。他是一个壁球高手，我则喜欢网球，双方折中一下，我们就选择了羽毛球。我领他去了联想桥的金五星，推荐了高仿球拍，150的那种，他说，这样的假货简直比真货还好使，非常感谢我领他去这么中国化的地方买球拍，遍地假货质量还不错。在我的影响下，他开始去潘家园配眼镜，去动物园买T恤，然后告诉我，他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北京人收入只有三两千是怎样生活的，原来北欧镇的商店都是坑老外的。基本上我们没周都打一两次羽毛球，打不死的壁球风格和疯狂进攻的网球风格碰到一起，经常打的非常过瘾。我俩最疯狂一次，是一气打了23局11分制的单打比赛，两个半小时，打的我脚起泡，他的腿抽筋，让后大乎爽死了。我们还都很期待明年的奥运会，经常一起研究怎样才能买到实惠又好看的门票，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在国内网上购票，他只能通过瑞典奥委会买票，但是我俩合作，也许就能买到各自喜欢的门票。
这份兼职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足以改善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了。我俩也跟在济南一样，经常逛街了，只是地点从洪楼大润发变成了中关村加乐福。中关村地下购物广场简直太大了，得有泉广地下购物广场的几倍大，而且停车很方便也免费。逛的多了，我们也重新适应了北京的距离感，不再觉得北京什么都这么大，而是觉得济南什么都好小。我们还比较喜欢去逛胡同，毫无目的的乱钻，有次就钻去了琉璃厂，在那里静静的看画家作画，一个并不出名的画家，画的是一匹血红的马，我俩都很喜欢可是没带够钱。还有一次，就从菜市口瞎逛到了牛街，没有品尝到湖广会馆的名菜，但是发现了一家老牌的牛肉店，南城的牛肉味道很好还便宜，人也热情，是一种跟北城完全不同的风格。
这年冬天，未名湖结冰了，然后一天早晨，一辆汽车拉着满满的铁栅栏，就开上了冰面，我才第一次知道，北京的滑冰季节开始了。北京相比济南，四季也更分明，不会像济南春秋天那么短，而且就是严寒的冬天，北京仍然有自己的娱乐，那就是滑冰。在济南已经多少年不能滑冰了，上次滑冰也许还是小时候掉进冰窟窿那次。北京的冰场很安全很正规，有专人每天测量冰层的厚度，绝对不会出危险，冬季湖面上滑冰的人，一点也不比夏天划船的少。北京的气候，更像我小时候气候还未变暖的县城，也很让我惊喜。
在北大我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有一个大妈是季羡林老先生的邻居，认识我是因为流浪猫。她问我能否找到一只，全身白色头上有黑点的大猫，季老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他的老猫早就不知去向，邻居民希望他回家的时候能看见一模一样的老猫。可惜，这样的猫我没帮他们找到，季老也再也没有回家。
跟季老有点关系的，是我的另一个朋友，他是跟我一起入站的博士后，我们是办手续的时候认识的，住在一个楼，外语系的博士后。我想外语系博士后，那外语一定很厉害，仰慕的很，我就希望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过后来我去他宿舍玩，很奇怪，他宿舍没有一本外语书，倒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的占了半个屋子，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中文和历史呀，他说，我的博士学位是文学和历史。我更仰慕了，历史学的博士做外语的博士后，北大的学生还真是匪夷所思全能的很。我又问，那你现在跟谁做？他说算是季羡林老先生的隔代弟子，仰慕到了极点。不过季老没听说研究外语呀，我这就有点范嘀咕了。他解释说，我这外语比较特殊，会的人不多。哦，原来还是小语种，那难得的很。我问小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小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会的人全世界不过百人。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梵语。我仰慕的晕倒了，原来跟唐僧研究的一样，可以读懂九阴真经的，怪不得过去搞历史，原来是钻古墓的劳拉呀！他还跟我说，他一点都不在乎钱，只喜欢搞研究。我问，那你不娶媳妇不买房子？他很神往的说，我就去香山租个农村房子，那里房租便宜，找个能干的农村姑娘，每天坐4毛钱的公交来上班，这样我那点工资还是绰绰有余的。我是仰慕到了彻底，现在这个花花世界，还真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