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 2月 09, 2011 9:03 am
这一年，中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什么忘记了，虽然上学的时候经常背的。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提法，本来经济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但是在当年这个提法挺大胆的，人们还沉浸在意识形态泥沼中，多数人还觉得社会主义天下最大，一下子中心换了还真不适应，说来也可笑，一帮子信奉唯物主义的信徒这么多年却一直坚持意识形态至上，表里不一在中国还真是历史悠久。不过这个提法也有一些唯金钱至上论的意思，倒也真是继承了马列唯物主义的衣钵。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很大程度上演绎成了金钱为中心，成为日后许多许多不合理万象的根源。
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经济也就真的有起色了，最然比起现在的飞速发展，还是小试牛刀。具体到我们的小县城，那就是旧貌换新颜，我们县城的城市建设50年中第一次有了革新性的变化。
我家小县城，是个很典型的中国北方小县城，历史悠久，据说过去是古卢国所在，卢姓的发源地，有一年韩国的总统卢泰愚还到我们县城认祖，过去县城里还有城墙一圈，高塔一座，大庙若干，后来当作四旧拆了修水坝，我爷爷家的厨房就是用拆下来城墙砖自己加盖的，现在还有。但是县城面积很小，到现在最多七八万人口。我小时候，整个县城就一条主要的街道，也是我们县城的东西中轴线，县城里主要的建筑都在这条街道两侧，最高的建筑是西头县委县府一栋三层小楼，最先进的建筑是东头的电影院。县府是整个县城的中心，然后分别往东西两边发散，这种格局，不知道哪年形成，我觉得也许晚清以来就是如此，一直没什么大的改变。当时曾经有一个顺口溜形容我们的县城：
石麟山下一座城
一条马路三盏灯
人民剧院柱子多
电影院里满天星
要是酒厂一开工
看哪个小子敢把烟头扔
这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县城真实的写照。老县城最后一次风光，是我们县百货大楼的开业，那是一个四层的百货大楼，据说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和济南的百货大楼也不过如此，开业的那天整个大楼水泄不通，能在百货大楼工作，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一份荣耀，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对顾客带搭不理，那是天经地义的，没的辱没了这份荣耀，当时售货员态度不好，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次风光过后，老县城开始走下坡路，而这一切，源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到了87年，县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县城东面的大片农田里，再修一个新城，作为我们的新县城，因为老县城人口过于密集，不利于发展，而老县城的西边则紧靠黄河，不适合建设，因此去地势更高的县城东边修一个新城，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
开发新县城就跟开发北大荒一样艰难，难点在于人们的观念，谁也不愿搬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这很正常。最早搬过去的是县委县府，他们新修了一个宏伟的，足有8层的办公大楼，美中不足的是整个大楼的地势偏低，站在门外的马路上，大楼好像修在坑里，不知道哪个弱智的设计。之后搬过去的就是各种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搬的早的还能获得一个好位置，搬的晚了就算在新城也得去边缘地带了。
当时跟我们那人一说起新城，都是很不屑的表情，因为那里实在太远了，其实也并不算太远，新城加上老城，东西距离不过3公里左右，不过在我们县城人的眼里那就是相当一段距离了。一般的单位，能不搬就不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因为新城实在太不方便了，比如县委，大楼足足修了三年才搬过去，最早搬过去的单位，是在老城已无立足之地的单位，比如我妈的单位，烟草公司。烟草是80年代从副食品公司分出来的单位，因为是新单位，所以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自己的库房，都是借用副食品公司的，所以受人排挤也就很正常了，新城规划一出，烟草公司就迫不及待的搬了过去，不呈想，反而占据了新城的最好位置，现在反而成了黄金地段。烟草公司的东边是财政局，西边是工商局，现在都是炙手可热的政府机关，当年却是没人搭理的清水衙门。90年代财政改革之前，财政局是只管记帐不管分钱的，而工商局在那个年代，主要管个体商业，那时候的个体商业可是屈指可数。
不过有个例外是对门的邮电局，搬过去这么早是因为老城实在是没地方，而邮局的员工又是这么臃肿。邮局过去没几年，邮电就分家了，大部分人都托关系去了邮政局，没关系才留在了电信局，因为那个时候是没几个人用电话的，我还记得那时的电话只有3位号码，私人是不能装电话的。再没几年，电信蓬勃发展，邮政慢慢衰落，开始有人拖关系从邮政调到电信。这时候往事再次重演，电信局改名电信公司，又从中分出了移动电话公司。吃过亏的人依旧不长记性，愿意去移动的没有几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大哥大可是得有不少钱才行，最早的大哥大才5位号码。现在移动电信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眼光的人依旧吃亏。
再后来搬过去的还有检察院，法院是磨蹭着不愿搬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法院是打官司的，但是一般人也没机会打官司，法律跟老百姓的距离还有点遥远。倒是公安局来得更实在一些，碰见坏人就找公安局，公安局抓了法院审，老百姓似乎跟法院没什么直接关系，法律是什么，那是法院的事，跟老百姓关系不大。那个时候，检察院刚刚从法院分离出来，跟烟草公司的地位很类似，老单位无处立足，只好早早的搬入新城。法院老百姓都不怎么接触，就别提检察院了。事实上那个年代，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人真不多，连我姐姐也不清楚，她高考落榜后，碰巧检察院招人，进去之后，亲戚碰见她通常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检察院是检查什么的？当时有个笑话，新成立的检察院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女的还是大肚子，老百姓来检察院可是希罕事，赶紧有人热情接待，结果男的问，我想检查一下俺老婆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接待人员哭笑不得，说我们是检察院，要检查胎儿性别去隔壁的县医院。女的还不乐意了，人家医院的医生说，去旁边检查一下，我们去旁边一看，检察院检察院，不就是检查的么，你们不检查叫什么检察院？这事反应了当时人们心目中，公检法的概念。其实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有检察院这一机构的，过去朝代的监察御史，行使的就是检察院的职责，民国也有监察院，到了新中国，检察院的职责反而消失了，也不知是谁的功劳。
比较晚搬过去的还有银行，那时候银行可是牛单位，比现在牛多了。现在经常有人抱怨，银行排队久服务不好，那时候的银行，根本就没服务的概念，是你求银行帮你存钱给你利息，不是银行求你，拜托要搞清楚的。我就亲眼见过一次，跟妈妈一起去建设银行给单位存款，因为钱没有按照面额分好类用皮筋捆好，给人扔出来了，里面得人哼了一声说，你以为银行是干什么的，帮你点钱的么？当时个人存款还很少，也只能去工商银行。我们初中的政治课本上还讲过，中工建农四大银行是有分工的，中行管外汇，工行管商业兼管个人存款，农行管农业贷款，建行管建设贷款，只不过学这段教材的时候，实际情况早已改变，四大行已经开始全业务竞争，还多出了一个交通银行，当时还有好些同学对此提出疑问。这教材也真够落后的。
一个一个单位搬过去之后，新城也就初具规模了，后来新城修了笔直的马路，足有四个车道宽，两边还有分离的自行车道，中间用高大的绿化带分开，简直就是济南范了，我们有个亲戚老奶奶说，就是十二马路也不过如此了。现在新城已经成为我们那真正的县城，老城反而成了郊区，这一切就始自那年。
跟着城市一起变化的，还有我的家。
我说过，我小时候家里住房是很紧张的，所以经常住在奶奶家。那么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小时候我家是住爸爸单位的宿舍的，他的单位是县城的一个集体企业，位于新城和老城的分界线上。我上学之前，我家三口只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房，房里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个电视厨之后，就再也没有空间了，来了客人只能坐在床边上，吃饭的时候只能去自己搭的简易厨房吃。所以我们家很少在家吃饭，因为吃饭太挤巴，我也很少在家玩耍，因为可玩的空间只有床上。不过那个时候，基本上家家如此，吃饭的时候只要不是太冷，多数人家是在院子里吃的，倒也非常热闹。我爸分的房子这么小，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学历是初中，身份只能是招工进厂的工人，如果你的学历是中专往上，你的身份就是分配来的干部了。这个身份跟职位无关，只跟你的学历有关，干部分房子的时候是可以得到更多评分的。如果你家父母都是厂里的干部，说不定你还能分一个四五十平方的楼房，有单独的卫生间，孩子也有单独的起居室，我爸既不是干部，我妈又不是厂里的人，所以就只能分一间房了。
后来，我爸升职了，好像是成了财务科长，那是仅次于厂长和书记的实权人物，虽然我爸并不懂财务，升职的原因是新来的厂长不信任原来的财务科长，怀疑他贪污。因为财务科长是红人，后勤科长就特批我家换了个大点的房子。新房子有原来的两倍大，虽然我仍然没有自己的起居室，但是我家换了一个更大的双人床，还用柜子和橱子隔出了一个客厅，终于不用在卧室招待客人了。我家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跟邻居一家共享，我爸甚至还养了很多兔子，我也养了自己的宠物，几只猫。这个时候，我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去奶奶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新城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我家的住房条件。我妈的单位是最早搬去新城的单位之一，因此分得了不小的一块土地。盖了四层的办公楼和仓库之后，留给盖住宅的地仍然很大。我妈单位一共只有不到20个员工，算上双职工，一共盖了17套房子，每家都有一套，而且房子的面积都是根据级别工龄计算好的，基本就是对号入座。我家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私宅，这个房子有一个小院，院子的一角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我家在屋顶上架上简易太阳能热水器后，同时还是一个洗澡间，院子的另一角是一个储藏室，用来放杂物和自行车，屋子是一个两居室，还有个小盥洗室，一个小后院我们改造成了厨房。
我家的这个住房条件，在当时是很顶级的，几乎赶上局级的爷爷家，比任何一个我爸厂里的领导房子都要好，所以我们毫不犹豫的搬家了。我记得搬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朋友们来访都得转一圈，然后赞叹房子的高级赶得上局级干部。不过这个家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的卧室没有光线，就是白天也要开灯，可能这也是我早早近视的主要原因。
搬到新家之后，家的附近是很荒凉的。我家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差不多过了10年之后才变成房屋。这片菜地是我们的乐园，在新家我又结识了新的朋友，一起在菜地里探险，捉蚂蚱烤着吃，是我们最大的乐趣。那个时候，一跟人说起我家在新城，人家都会说，好远。那时候放学，所有往一个方向回家的的小孩都要排成一排，防止出线交通事故，，等到了新城，就只剩了我和一个广播局的小女孩，她特别听话特别呆板，只有两个人了还非要排队，不排还威胁要告老师，非常让人头大。放学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的是修路的工人和种树的工人，我们最喜欢追逐压路机，然后把小石子丢进压路机巨大的滚轴，扑的一声带着一阵烟雾，化为灰烬，很刺激也很诗意。不过有一次，有个调皮的孩子搬了一块太大的石头，差点导致压路机倾覆，也挺危险的。种树也很有趣，每棵种上的树我们都要刻上一个记号，现在这些树已经一抱粗，好些记号还清晰可见。有的时候周末，新城人烟稀少是没什么娱乐活动的，我们就坐在电线杆底下听大喇叭的广播，最喜欢听的是相声，边听边笑，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用兰牙耳机自言自语一样怪异。
新城也是有狂欢的，那就是一年一度的赶会，脱胎于过去的庙会，当时的名称叫做物资交流大会，各种戏班子马戏团，各色小吃各色赌博游戏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举行差不多10天左右的狂欢。老城是没有空间举行这种狂欢的，所以大都选在新城的空地上进行。戏班子我不感兴趣，但是马戏非常好看，小吃最多的是绿豆丸子，做的好的摊主能做出肉丸子的味道。到了后来，还出现了电子游戏老虎机之类的新鲜玩意，外加脱衣舞表演。赶会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从那之后，这种狂欢就在我们县城消失了。
新城还有一种很诡异的事件，新城一直往东的山沟里，是我们县城最恐怖的地方——火葬厂。了无人烟的下午，经常会有送尸人出现，有钱有地位的家庭，单位会组织追悼会，会安排灵车出席，但是没钱的普通农民，就只好求助送尸人了。我见过的送尸人很可怕，他们用棉被把死人裹得严严实实，捆成一个棍棒装的木乃伊，然后头冲后脚冲前绑在自行车横梁上，就这么骑着自行车去火葬厂，然后带一盒骨灰返回。通常的送尸人中途是不歇息的，也大都面无表情。但是有一次，我在路边看见了一个坐下歇脚的送尸人，捆着木乃伊的自行车就停在他旁边，那人冲我笑了笑，我吓的毛骨悚然，看都不敢看那车子一眼拔腿就跑。于是，昏沉的下午，没有人的马路，捆着木乃伊的自行车，木然的送尸人机械的慢悠悠的骑车，就构成了我儿时最恐怖的画面。
我爸妈说这是我的想象，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行当，但我坚信这是真的，因为我见过不止一次，也许我的乡邻可以告诉我那个时候到底送尸人存在还是不存在。
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经济也就真的有起色了，最然比起现在的飞速发展，还是小试牛刀。具体到我们的小县城，那就是旧貌换新颜，我们县城的城市建设50年中第一次有了革新性的变化。
我家小县城，是个很典型的中国北方小县城，历史悠久，据说过去是古卢国所在，卢姓的发源地，有一年韩国的总统卢泰愚还到我们县城认祖，过去县城里还有城墙一圈，高塔一座，大庙若干，后来当作四旧拆了修水坝，我爷爷家的厨房就是用拆下来城墙砖自己加盖的，现在还有。但是县城面积很小，到现在最多七八万人口。我小时候，整个县城就一条主要的街道，也是我们县城的东西中轴线，县城里主要的建筑都在这条街道两侧，最高的建筑是西头县委县府一栋三层小楼，最先进的建筑是东头的电影院。县府是整个县城的中心，然后分别往东西两边发散，这种格局，不知道哪年形成，我觉得也许晚清以来就是如此，一直没什么大的改变。当时曾经有一个顺口溜形容我们的县城：
石麟山下一座城
一条马路三盏灯
人民剧院柱子多
电影院里满天星
要是酒厂一开工
看哪个小子敢把烟头扔
这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县城真实的写照。老县城最后一次风光，是我们县百货大楼的开业，那是一个四层的百货大楼，据说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和济南的百货大楼也不过如此，开业的那天整个大楼水泄不通，能在百货大楼工作，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一份荣耀，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对顾客带搭不理，那是天经地义的，没的辱没了这份荣耀，当时售货员态度不好，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次风光过后，老县城开始走下坡路，而这一切，源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到了87年，县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县城东面的大片农田里，再修一个新城，作为我们的新县城，因为老县城人口过于密集，不利于发展，而老县城的西边则紧靠黄河，不适合建设，因此去地势更高的县城东边修一个新城，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
开发新县城就跟开发北大荒一样艰难，难点在于人们的观念，谁也不愿搬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这很正常。最早搬过去的是县委县府，他们新修了一个宏伟的，足有8层的办公大楼，美中不足的是整个大楼的地势偏低，站在门外的马路上，大楼好像修在坑里，不知道哪个弱智的设计。之后搬过去的就是各种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搬的早的还能获得一个好位置，搬的晚了就算在新城也得去边缘地带了。
当时跟我们那人一说起新城，都是很不屑的表情，因为那里实在太远了，其实也并不算太远，新城加上老城，东西距离不过3公里左右，不过在我们县城人的眼里那就是相当一段距离了。一般的单位，能不搬就不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因为新城实在太不方便了，比如县委，大楼足足修了三年才搬过去，最早搬过去的单位，是在老城已无立足之地的单位，比如我妈的单位，烟草公司。烟草是80年代从副食品公司分出来的单位，因为是新单位，所以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自己的库房，都是借用副食品公司的，所以受人排挤也就很正常了，新城规划一出，烟草公司就迫不及待的搬了过去，不呈想，反而占据了新城的最好位置，现在反而成了黄金地段。烟草公司的东边是财政局，西边是工商局，现在都是炙手可热的政府机关，当年却是没人搭理的清水衙门。90年代财政改革之前，财政局是只管记帐不管分钱的，而工商局在那个年代，主要管个体商业，那时候的个体商业可是屈指可数。
不过有个例外是对门的邮电局，搬过去这么早是因为老城实在是没地方，而邮局的员工又是这么臃肿。邮局过去没几年，邮电就分家了，大部分人都托关系去了邮政局，没关系才留在了电信局，因为那个时候是没几个人用电话的，我还记得那时的电话只有3位号码，私人是不能装电话的。再没几年，电信蓬勃发展，邮政慢慢衰落，开始有人拖关系从邮政调到电信。这时候往事再次重演，电信局改名电信公司，又从中分出了移动电话公司。吃过亏的人依旧不长记性，愿意去移动的没有几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大哥大可是得有不少钱才行，最早的大哥大才5位号码。现在移动电信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眼光的人依旧吃亏。
再后来搬过去的还有检察院，法院是磨蹭着不愿搬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法院是打官司的，但是一般人也没机会打官司，法律跟老百姓的距离还有点遥远。倒是公安局来得更实在一些，碰见坏人就找公安局，公安局抓了法院审，老百姓似乎跟法院没什么直接关系，法律是什么，那是法院的事，跟老百姓关系不大。那个时候，检察院刚刚从法院分离出来，跟烟草公司的地位很类似，老单位无处立足，只好早早的搬入新城。法院老百姓都不怎么接触，就别提检察院了。事实上那个年代，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人真不多，连我姐姐也不清楚，她高考落榜后，碰巧检察院招人，进去之后，亲戚碰见她通常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检察院是检查什么的？当时有个笑话，新成立的检察院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女的还是大肚子，老百姓来检察院可是希罕事，赶紧有人热情接待，结果男的问，我想检查一下俺老婆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接待人员哭笑不得，说我们是检察院，要检查胎儿性别去隔壁的县医院。女的还不乐意了，人家医院的医生说，去旁边检查一下，我们去旁边一看，检察院检察院，不就是检查的么，你们不检查叫什么检察院？这事反应了当时人们心目中，公检法的概念。其实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有检察院这一机构的，过去朝代的监察御史，行使的就是检察院的职责，民国也有监察院，到了新中国，检察院的职责反而消失了，也不知是谁的功劳。
比较晚搬过去的还有银行，那时候银行可是牛单位，比现在牛多了。现在经常有人抱怨，银行排队久服务不好，那时候的银行，根本就没服务的概念，是你求银行帮你存钱给你利息，不是银行求你，拜托要搞清楚的。我就亲眼见过一次，跟妈妈一起去建设银行给单位存款，因为钱没有按照面额分好类用皮筋捆好，给人扔出来了，里面得人哼了一声说，你以为银行是干什么的，帮你点钱的么？当时个人存款还很少，也只能去工商银行。我们初中的政治课本上还讲过，中工建农四大银行是有分工的，中行管外汇，工行管商业兼管个人存款，农行管农业贷款，建行管建设贷款，只不过学这段教材的时候，实际情况早已改变，四大行已经开始全业务竞争，还多出了一个交通银行，当时还有好些同学对此提出疑问。这教材也真够落后的。
一个一个单位搬过去之后，新城也就初具规模了，后来新城修了笔直的马路，足有四个车道宽，两边还有分离的自行车道，中间用高大的绿化带分开，简直就是济南范了，我们有个亲戚老奶奶说，就是十二马路也不过如此了。现在新城已经成为我们那真正的县城，老城反而成了郊区，这一切就始自那年。
跟着城市一起变化的，还有我的家。
我说过，我小时候家里住房是很紧张的，所以经常住在奶奶家。那么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小时候我家是住爸爸单位的宿舍的，他的单位是县城的一个集体企业，位于新城和老城的分界线上。我上学之前，我家三口只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房，房里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个电视厨之后，就再也没有空间了，来了客人只能坐在床边上，吃饭的时候只能去自己搭的简易厨房吃。所以我们家很少在家吃饭，因为吃饭太挤巴，我也很少在家玩耍，因为可玩的空间只有床上。不过那个时候，基本上家家如此，吃饭的时候只要不是太冷，多数人家是在院子里吃的，倒也非常热闹。我爸分的房子这么小，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学历是初中，身份只能是招工进厂的工人，如果你的学历是中专往上，你的身份就是分配来的干部了。这个身份跟职位无关，只跟你的学历有关，干部分房子的时候是可以得到更多评分的。如果你家父母都是厂里的干部，说不定你还能分一个四五十平方的楼房，有单独的卫生间，孩子也有单独的起居室，我爸既不是干部，我妈又不是厂里的人，所以就只能分一间房了。
后来，我爸升职了，好像是成了财务科长，那是仅次于厂长和书记的实权人物，虽然我爸并不懂财务，升职的原因是新来的厂长不信任原来的财务科长，怀疑他贪污。因为财务科长是红人，后勤科长就特批我家换了个大点的房子。新房子有原来的两倍大，虽然我仍然没有自己的起居室，但是我家换了一个更大的双人床，还用柜子和橱子隔出了一个客厅，终于不用在卧室招待客人了。我家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跟邻居一家共享，我爸甚至还养了很多兔子，我也养了自己的宠物，几只猫。这个时候，我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去奶奶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新城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我家的住房条件。我妈的单位是最早搬去新城的单位之一，因此分得了不小的一块土地。盖了四层的办公楼和仓库之后，留给盖住宅的地仍然很大。我妈单位一共只有不到20个员工，算上双职工，一共盖了17套房子，每家都有一套，而且房子的面积都是根据级别工龄计算好的，基本就是对号入座。我家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私宅，这个房子有一个小院，院子的一角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我家在屋顶上架上简易太阳能热水器后，同时还是一个洗澡间，院子的另一角是一个储藏室，用来放杂物和自行车，屋子是一个两居室，还有个小盥洗室，一个小后院我们改造成了厨房。
我家的这个住房条件，在当时是很顶级的，几乎赶上局级的爷爷家，比任何一个我爸厂里的领导房子都要好，所以我们毫不犹豫的搬家了。我记得搬家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朋友们来访都得转一圈，然后赞叹房子的高级赶得上局级干部。不过这个家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的卧室没有光线，就是白天也要开灯，可能这也是我早早近视的主要原因。
搬到新家之后，家的附近是很荒凉的。我家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差不多过了10年之后才变成房屋。这片菜地是我们的乐园，在新家我又结识了新的朋友，一起在菜地里探险，捉蚂蚱烤着吃，是我们最大的乐趣。那个时候，一跟人说起我家在新城，人家都会说，好远。那时候放学，所有往一个方向回家的的小孩都要排成一排，防止出线交通事故，，等到了新城，就只剩了我和一个广播局的小女孩，她特别听话特别呆板，只有两个人了还非要排队，不排还威胁要告老师，非常让人头大。放学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的是修路的工人和种树的工人，我们最喜欢追逐压路机，然后把小石子丢进压路机巨大的滚轴，扑的一声带着一阵烟雾，化为灰烬，很刺激也很诗意。不过有一次，有个调皮的孩子搬了一块太大的石头，差点导致压路机倾覆，也挺危险的。种树也很有趣，每棵种上的树我们都要刻上一个记号，现在这些树已经一抱粗，好些记号还清晰可见。有的时候周末，新城人烟稀少是没什么娱乐活动的，我们就坐在电线杆底下听大喇叭的广播，最喜欢听的是相声，边听边笑，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用兰牙耳机自言自语一样怪异。
新城也是有狂欢的，那就是一年一度的赶会，脱胎于过去的庙会，当时的名称叫做物资交流大会，各种戏班子马戏团，各色小吃各色赌博游戏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举行差不多10天左右的狂欢。老城是没有空间举行这种狂欢的，所以大都选在新城的空地上进行。戏班子我不感兴趣，但是马戏非常好看，小吃最多的是绿豆丸子，做的好的摊主能做出肉丸子的味道。到了后来，还出现了电子游戏老虎机之类的新鲜玩意，外加脱衣舞表演。赶会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从那之后，这种狂欢就在我们县城消失了。
新城还有一种很诡异的事件，新城一直往东的山沟里，是我们县城最恐怖的地方——火葬厂。了无人烟的下午，经常会有送尸人出现，有钱有地位的家庭，单位会组织追悼会，会安排灵车出席，但是没钱的普通农民，就只好求助送尸人了。我见过的送尸人很可怕，他们用棉被把死人裹得严严实实，捆成一个棍棒装的木乃伊，然后头冲后脚冲前绑在自行车横梁上，就这么骑着自行车去火葬厂，然后带一盒骨灰返回。通常的送尸人中途是不歇息的，也大都面无表情。但是有一次，我在路边看见了一个坐下歇脚的送尸人，捆着木乃伊的自行车就停在他旁边，那人冲我笑了笑，我吓的毛骨悚然，看都不敢看那车子一眼拔腿就跑。于是，昏沉的下午，没有人的马路，捆着木乃伊的自行车，木然的送尸人机械的慢悠悠的骑车，就构成了我儿时最恐怖的画面。
我爸妈说这是我的想象，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行当，但我坚信这是真的，因为我见过不止一次，也许我的乡邻可以告诉我那个时候到底送尸人存在还是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