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12月 30, 2010 11:52 pm
83年我5岁了，这时的中国，越来越不平静，从上到下都充满了新鲜东西。具体到我家来说，首先是吃的东西花样越来越多，吃肉不再是什么希罕事，也不再主要用猪油炒菜，甚至隔阵子还能吃顿我们北方少见的大米饭。不过对于多数家庭来说，吃排骨依旧是很奢侈的事情，因为排骨虽然很鲜美，但是肉少骨头多，吃起来不划算，远不如吃肉实惠。于是关于吃排骨，诞生了我家一个经典故事，故事的主角依然是我和我哥。
我的几个姑姑，大姑远在济南城里，我们不常来往，二姑孩子多没工作条件很一般，四姑跟我爸差不多，当时还年轻收入也不怎么多，五姑小姑年纪尚小还未婚嫁，只有三姑在石油公司工作家里条件最好，后来她家的表哥结婚的时候，还跟表嫂一起去旅游度蜜月，我记得去的是蓬莱，这在当时的县城里面是非常时尚的富人之举。可惜三姑家境最好，去世也最早，年纪不到50就去世了，真是造化无常。我跟我哥小时候最喜欢去她家，因为她家总有数不尽的美食，我很清楚的记得，她家有间小屋，小屋有个高高的壁橱，壁橱里面就是各种好吃的。每次我去她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让人抱着，去检查壁橱，每次检查必定不会空手而归。我哥也跟我有类似的爱好，我们两个周末就很喜欢结伴去三姑家打牙祭。
话说有这么一天，我俩又去三姑家，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突然天空飘来一阵异香，那是一种让人难忘的异香，没有那种一两个月也吃不了一顿排骨的经历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刻骨的体会的，我们两个顺着香气，就找到了来源地，是我姑姑的邻居家里正在炖排骨。那时我们还小，不太明白吃嗟来之食有多么无耻，于是就坐在人家门槛上，开始了吃排骨的意淫，对话大约是这样，“哥哥，你说排骨好吃么？”“好吃呀，最好吃的就是排骨！”“那，我先吃一块，真好吃！哥哥，你再来吃一块！”“真香，太好吃了！你再来一块！”。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意思，就跟小孩做家家一样罢了，还不太明白这样做有什么道德上的不妥，不过很快，炖排骨的邻居家坐不住了，两个黄口小儿坐在自家门槛大谈家里正在炖的排骨多么美味，主人家的再不表示表示可就说不过去了。于是，邻居家装了一碗排骨送到了姑姑家，后面跟着两个仿佛看见奇迹发生一样不可思议的小哥俩。姑姑表示诧异，怎么邻居都知道馋嘴的小孩来了，邻居说，那能不知道，都在我家门槛上唱戏好几出了。于是一家人笑翻了天，这个故事的娱乐性，可居我家经典笑话之首，因为每个听说了这个笑话的都会笑的肚子痛，从早年我爷爷奶奶，到10多年之后才出生的小辈，笑话的喜剧效果从未衰减。
我小时候是真的喜欢吃排骨，我能从百米之外闻到奶奶家炖排骨的香气，一点也不夸张的。但是直到我上了大学快毕业，大约2000年左右，一般的中国人才可以敞开肚皮顿顿吃排骨了，不过这时又有不幸的消息传来，顿顿吃排骨是会高血压高血脂的，对健康很不好，于是一般的中国家庭开始对排骨敬而远之，现在的富裕家庭跟30年前的富裕家庭差不多，都是一个月才吃一两顿排骨的，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得不到的时候百般奢望，完全拥有之后却又痛苦连连，这个中国哲理在吃排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若即若离才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生活里面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不再把多数的精力放在吃上，娱乐的需求逐渐增多。有个新鲜东西开始进入百姓的生活，那就是电视。我记不清楚我爷爷家是哪年买了电视的了，我家似乎是在86年左右，我爷爷家还要更早一点。关于电视如何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各种文章都是写烂了的，写得最多的就是无数人挤在一起看一个小电视的盛况，我也不在多罗嗦了。我爷爷家买电视的时候，电视已经比较普及，基本上也不太会常见有人去别人家看电视的情况了。
有了电视，晚上可做的事情就多了，那时候已经有了新闻联播，看新闻联播是饭后的主要消遣，不过当年最红的几个主持人，现在绝大多数已经消声匿迹，现在红的几个老主持人当年大都是二线中坚，因为80年代末的一次风波，新闻联播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我爷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经常会说，电视真是好东西，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各地的新闻，连国外的都有。不过当时的电视绝大多数都是黑白电视，电视节目也很单调，基本就是一个中央台一个山东台，节目也不是现在24小时联播的，好像只有晚上才有节目，其中山东台每个周二还要停一天，检修设备，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有记忆。
那时的电视节目大约到了8点钟左右，就全部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女主持人就会说“今晚的节目到此结束！”男主持人接着说“谢谢收看！”然后就是雪花一片。我当时就非常奇怪，为什么要谢谢我呢。首先，当时人与人之间是很少说谢谢的，因为一般人见生人的机会不很多，而熟人是没必要老说谢谢的，一说谢谢，我们就觉得好像在演戏特别假，其次，说谢谢那是因为别人帮助了你，可是我没帮主持人作甚么呀，为什么要谢谢我呢？当时多数人都是这么理解的，是他们带给我们新闻和节目，要谢也要我们谢他们才对，而且我们觉得他们是在北京的上级我们是在县城的下级，中国自古就没有上级谢下级的道理。当时我们的乡亲，就是这样理解百姓和电视台的关系的，百姓谢政府那是理所应当，断然没有反过来政府谢百姓的，这是我们千年的传统教给我们的，平等的观念要在中国深入人心，确实是要费一番周折。当时跟我有一样的疑惑的孩子不在少数，我也问过父母，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别人说了“谢谢”，自己要说“不客气”，有个调皮男孩就问，那电视上主持人说谢谢，我们也要说不客气么，于是哄堂大笑，男孩子就开始流行一个游戏，电视上说完“谢谢”我们马上接一句“不客气”，说完笑的前仰后合。
当时看电视，还有一个趣事，就是看电视不能超过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就得把电视关上半小时再看，我奶奶说这是怕电视“累着”，好多人都觉得，电视是个娇贵的物件，不能让它一次工作这么长时间，它跟人一样是需要休息的，好在当时的节目基本也没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习惯直到我上了中学很多家庭还有，只是连续工作的时间延长了，从一个小时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现在的眼光看有点可笑了。
电视节目的丰富，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动画片。80年代初，中央台引进了第一批国外动画，播放的时间是每个周末的晚饭之后，一星期才播一集，几乎所有家里有电视的孩子，都会准时收看。我记得最早的动画片，似乎是来自欧洲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是一个瑞典的经典童话，说的是有个小孩不听话，就被神灵惩罚变成了小人儿，骑在家里的白鹅身上，跟随大雁一起旅行，最后做了很多好事，终于回到了家乡，变成正常的模样。我记不太清楚，尼尔斯的旅行过程中都有什么历险，只是对他的木头鞋和白鹅记忆深刻，后来几次求瑞典朋友帮我捎一双木头鞋都没捎成，有几次去瑞典又没能成行，我现在也很好奇，到底木头鞋穿起来什么感觉。之后的动画片，还有一个是“铁臂阿童木”，日本的动画片，似乎没播多少集，故事我全忘了，只记得播放前似乎有一个“卡西欧”计算器的广告，好像动画片是免费给中国的，但是必须得播放广告，卡西欧就是这样打开中国市场的。另外一个也是日本动画片“花仙子”，这算是经典的日本卡通，上面全是帅哥靓女，每集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那时候的每个女孩都梦想自己有一枝“七色花”，能给自己带来各种各样的漂亮衣服。动画片带给我的吸引太大了，我又是个做事情很投入的孩子，只要一看就会入迷，看完还得回味一会才能回到现实世界，每次的周末看完，我就开始数指头盼下一个周末。我是如此的投入，以至于都忘了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的调皮的小姑姑，总是在我入迷的时候往我嘴里送我不爱吃的东西，比如肥肉片，我都会照单全收，等看完动画片我才会反应过来，跟小姑打闹，这也是那时候我家饭桌上的乐趣之一。
电视的普及，还催生了一个日后中国30年稳居综艺节目黄金头牌的巨无霸——春晚。第一届春晚是83年，不过我相信多数的中国人对这届春晚印象不深，开始的几届春晚其实就跟现在单位的春节晚会差不多，规模很小参加者也很少，不过中国之前从来就没有综艺节目，所以还是很容易的就一炮打响了。春晚在头10年也就是80年代里，迅速发展深入人心，第二个10年也就是90年代是春晚的黄金时代，看春晚成为了中国春节的新习俗之一，特别是在北方，但是第三个10年也就是21世纪头十年，春晚越来越鸡肋，批评的声音慢慢淹没了赞扬的声音，春晚能否还能再走10年，很不好说。
春晚成为了我这代人春节习俗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春晚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过年习俗，包饺子看春晚守夜，是大年夜固定不变的流程。无数的歌星笑星明星，也通过春晚迅速走红，陈佩斯的吃面条，李谷一的难忘今宵，费帅哥的一把火，还有丹丹阿姨的超生游击队，再后来的本山大叔的卖拐卖车，已经永远的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中，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一味的教条和刻板，也加速了春晚的衰败。关于春晚有点小说明，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中央台和政府是没区别的，所以80年代末的几届春晚，每到新年钟声敲响，领导人都会出来拜年，这也牢固树立了春晚的正统地位，后来有一年，领导人不出来了，我们都很奇怪，慢慢的，我们才明白，商业的春晚毕竟不是领导人的政治活动，经济和政治，终于慢慢分开了。
其实我觉得，春晚的火爆，还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有关系，新中国逐渐把中国人的传统春节习俗，打入了封建迷信一类，春节这个名字也是新中国之后才产生的，过去我们都是叫新年的，其他的像拜灶王、请家堂、逛庙会这些传统习俗逐渐被有意无意的抛弃，春节的民俗活动慢慢形成了真空，本来丰富多彩的过年，变成了简单的年夜饭和放鞭炮，于是春晚趁虚而入了。好在这些年来，民俗和传统被重新尊重，过年的习俗慢慢又回来了，春晚的空间被慢慢挤占，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的脑袋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这是个好事情，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脑袋里的东西多了，想法也就多了，越来越多的想法跟当时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协调，最终带来了混乱和随之而来的严打。
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提出者是邓小平，提出的原因是当时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至于为什么恶化，原因就很复杂了。首先一个原因，文革中诞生的权力机构——各地“革命委员会”已经被解散，旧的权力机构——各地“人民政府”正在恢复中，新老权力机构的交接必然带来权力真空，权力真空必然带来国家的混乱，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屡试不爽的，比如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的机构“公安局”基本上是从零开始重建，自然也无力维护社会治安。
第二个原因，文革实际上是右派的胜利左派的失败，不过共产党的历史上胜利的一方总是喜欢把失败的一方叫做反革命，这只是个文字游戏而已。右派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中国百余年的梦想：民主与法制。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更倾向右派，右派的历史自百日维新到国父起事再到新中国成立，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民的国家法制的国家；至于左派，估计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把中国搞成什么样，中不中洋不洋搞到哪里算哪里搞成什么算什么而已。文革就是左派们的杰作，还好现在左派日落西山，否则还不知道什么乱劲。
右派是如此的渴望法制，因此难免就心急了一点。文革结束后，为了彰显法制的地位，右派们没有按照惯例下发文件直接宣布左派们是反革命，而是组织了一次审判，通过法律的程序确定左派们的非法性并宣布他们应得的惩罚。现在看来，这个流程是很正常的，不过当时的老百姓多数都觉得这是脱了裤子放屁，谁都能看出来是个反革命的人还审判作甚。百姓这样认为也很正常，中国自古就不是法制社会，法律只是权利角逐的陪衬而已，让百姓接受法律尊重法律没错，但是一定心急不得。其实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农村，法律跟道德相比，还是个配角，强行让农民接受法律，还是会经常遭到反击的，就算是城市里，现在还是有很多年长的和底层的市民，也觉得法律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当权的右派们迫切希望建立法制社会，而人民却不清楚法律是个什么东西，同时那时的法律也很秩嫩，没有能力承载起一个法制的国家。百姓们突然变得不知道如何判断对错了：过去的对错很简单，上面下个通知就行，现在判断对错却要靠法律，而什么是法律，鬼才知道！混乱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
因为心急，右派们在几年后又吃了一个大亏，过于着急的推动民主，导致了大混乱，结果导致左派再次占了上风，右派中坚损失殆尽，直到最近这几年，右派们才重新获得主动。这事也给现在的民主精英们提了个醒，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太心急。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叠加，加剧了社会的混乱：数量众多的知青返回城市却无所事事；文革里面的造反小将一下子失去了用武之地只好游手好闲；城乡之间的管制突然松懈农民开始进城碰碰运气；工厂不能复工学校无法复课；文革中文斗不如武斗爽快这种风气的盛行等等等等，街上的闲杂人等的突然增多，一旦出现导火索，很容易发生剧烈冲突。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我们家附近的省城，农民进城卖西瓜，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光连小车都被抢走，农民们都不敢进城，仿佛城市是强盗的老巢；首都北京也是类似，当年发生了上百的无业男青年当众侮辱一个女青年的恶劣事件。当时的街头仿佛是这样，一群游民虎视耽耽，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蜂拥而至酿成骚乱。
这种情况下，右派只好暂时收起理想，效仿左派的做法，乱世重典，快刀乱麻，用暴力反击暴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当时严打的依据并非是法律，只要大众都认为是不对的行为，都可以按照上限进行惩罚，所以造就了无数的冤案。比如我们那，年轻恋人牵手散步被人发现的，因为女方害羞说是被强迫的，结果男的就因为流氓罪判了10年，结果两家姻缘不成反成世仇。报纸上这样的案子就更多了，有被人诬陷强奸判了死刑的，有行为不检点的女孩被判死刑的，也有在家组织舞会被判无期的，我个人的感觉，这不像一次法律意义上的严惩，更像一场卫道士的复辟。
无数犯罪行为的严惩加上无数的冤屈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慢慢恢复了，严打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小时候不愿午睡要出去玩，奶奶就吓唬我，不能出去呀，外边严打呢，小心把你抓起来，由此可见严打的威慑力，快比上恶魔了。后来中国还有几次严打，不过越来越法制化，现在已经不再提严打这个词了，毕竟这在法律上说起来很不严谨。
我的几个姑姑，大姑远在济南城里，我们不常来往，二姑孩子多没工作条件很一般，四姑跟我爸差不多，当时还年轻收入也不怎么多，五姑小姑年纪尚小还未婚嫁，只有三姑在石油公司工作家里条件最好，后来她家的表哥结婚的时候，还跟表嫂一起去旅游度蜜月，我记得去的是蓬莱，这在当时的县城里面是非常时尚的富人之举。可惜三姑家境最好，去世也最早，年纪不到50就去世了，真是造化无常。我跟我哥小时候最喜欢去她家，因为她家总有数不尽的美食，我很清楚的记得，她家有间小屋，小屋有个高高的壁橱，壁橱里面就是各种好吃的。每次我去她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让人抱着，去检查壁橱，每次检查必定不会空手而归。我哥也跟我有类似的爱好，我们两个周末就很喜欢结伴去三姑家打牙祭。
话说有这么一天，我俩又去三姑家，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突然天空飘来一阵异香，那是一种让人难忘的异香，没有那种一两个月也吃不了一顿排骨的经历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刻骨的体会的，我们两个顺着香气，就找到了来源地，是我姑姑的邻居家里正在炖排骨。那时我们还小，不太明白吃嗟来之食有多么无耻，于是就坐在人家门槛上，开始了吃排骨的意淫，对话大约是这样，“哥哥，你说排骨好吃么？”“好吃呀，最好吃的就是排骨！”“那，我先吃一块，真好吃！哥哥，你再来吃一块！”“真香，太好吃了！你再来一块！”。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意思，就跟小孩做家家一样罢了，还不太明白这样做有什么道德上的不妥，不过很快，炖排骨的邻居家坐不住了，两个黄口小儿坐在自家门槛大谈家里正在炖的排骨多么美味，主人家的再不表示表示可就说不过去了。于是，邻居家装了一碗排骨送到了姑姑家，后面跟着两个仿佛看见奇迹发生一样不可思议的小哥俩。姑姑表示诧异，怎么邻居都知道馋嘴的小孩来了，邻居说，那能不知道，都在我家门槛上唱戏好几出了。于是一家人笑翻了天，这个故事的娱乐性，可居我家经典笑话之首，因为每个听说了这个笑话的都会笑的肚子痛，从早年我爷爷奶奶，到10多年之后才出生的小辈，笑话的喜剧效果从未衰减。
我小时候是真的喜欢吃排骨，我能从百米之外闻到奶奶家炖排骨的香气，一点也不夸张的。但是直到我上了大学快毕业，大约2000年左右，一般的中国人才可以敞开肚皮顿顿吃排骨了，不过这时又有不幸的消息传来，顿顿吃排骨是会高血压高血脂的，对健康很不好，于是一般的中国家庭开始对排骨敬而远之，现在的富裕家庭跟30年前的富裕家庭差不多，都是一个月才吃一两顿排骨的，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得不到的时候百般奢望，完全拥有之后却又痛苦连连，这个中国哲理在吃排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若即若离才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生活里面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不再把多数的精力放在吃上，娱乐的需求逐渐增多。有个新鲜东西开始进入百姓的生活，那就是电视。我记不清楚我爷爷家是哪年买了电视的了，我家似乎是在86年左右，我爷爷家还要更早一点。关于电视如何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各种文章都是写烂了的，写得最多的就是无数人挤在一起看一个小电视的盛况，我也不在多罗嗦了。我爷爷家买电视的时候，电视已经比较普及，基本上也不太会常见有人去别人家看电视的情况了。
有了电视，晚上可做的事情就多了，那时候已经有了新闻联播，看新闻联播是饭后的主要消遣，不过当年最红的几个主持人，现在绝大多数已经消声匿迹，现在红的几个老主持人当年大都是二线中坚，因为80年代末的一次风波，新闻联播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我爷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经常会说，电视真是好东西，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各地的新闻，连国外的都有。不过当时的电视绝大多数都是黑白电视，电视节目也很单调，基本就是一个中央台一个山东台，节目也不是现在24小时联播的，好像只有晚上才有节目，其中山东台每个周二还要停一天，检修设备，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有记忆。
那时的电视节目大约到了8点钟左右，就全部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女主持人就会说“今晚的节目到此结束！”男主持人接着说“谢谢收看！”然后就是雪花一片。我当时就非常奇怪，为什么要谢谢我呢。首先，当时人与人之间是很少说谢谢的，因为一般人见生人的机会不很多，而熟人是没必要老说谢谢的，一说谢谢，我们就觉得好像在演戏特别假，其次，说谢谢那是因为别人帮助了你，可是我没帮主持人作甚么呀，为什么要谢谢我呢？当时多数人都是这么理解的，是他们带给我们新闻和节目，要谢也要我们谢他们才对，而且我们觉得他们是在北京的上级我们是在县城的下级，中国自古就没有上级谢下级的道理。当时我们的乡亲，就是这样理解百姓和电视台的关系的，百姓谢政府那是理所应当，断然没有反过来政府谢百姓的，这是我们千年的传统教给我们的，平等的观念要在中国深入人心，确实是要费一番周折。当时跟我有一样的疑惑的孩子不在少数，我也问过父母，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别人说了“谢谢”，自己要说“不客气”，有个调皮男孩就问，那电视上主持人说谢谢，我们也要说不客气么，于是哄堂大笑，男孩子就开始流行一个游戏，电视上说完“谢谢”我们马上接一句“不客气”，说完笑的前仰后合。
当时看电视，还有一个趣事，就是看电视不能超过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就得把电视关上半小时再看，我奶奶说这是怕电视“累着”，好多人都觉得，电视是个娇贵的物件，不能让它一次工作这么长时间，它跟人一样是需要休息的，好在当时的节目基本也没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习惯直到我上了中学很多家庭还有，只是连续工作的时间延长了，从一个小时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现在的眼光看有点可笑了。
电视节目的丰富，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动画片。80年代初，中央台引进了第一批国外动画，播放的时间是每个周末的晚饭之后，一星期才播一集，几乎所有家里有电视的孩子，都会准时收看。我记得最早的动画片，似乎是来自欧洲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是一个瑞典的经典童话，说的是有个小孩不听话，就被神灵惩罚变成了小人儿，骑在家里的白鹅身上，跟随大雁一起旅行，最后做了很多好事，终于回到了家乡，变成正常的模样。我记不太清楚，尼尔斯的旅行过程中都有什么历险，只是对他的木头鞋和白鹅记忆深刻，后来几次求瑞典朋友帮我捎一双木头鞋都没捎成，有几次去瑞典又没能成行，我现在也很好奇，到底木头鞋穿起来什么感觉。之后的动画片，还有一个是“铁臂阿童木”，日本的动画片，似乎没播多少集，故事我全忘了，只记得播放前似乎有一个“卡西欧”计算器的广告，好像动画片是免费给中国的，但是必须得播放广告，卡西欧就是这样打开中国市场的。另外一个也是日本动画片“花仙子”，这算是经典的日本卡通，上面全是帅哥靓女，每集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那时候的每个女孩都梦想自己有一枝“七色花”，能给自己带来各种各样的漂亮衣服。动画片带给我的吸引太大了，我又是个做事情很投入的孩子，只要一看就会入迷，看完还得回味一会才能回到现实世界，每次的周末看完，我就开始数指头盼下一个周末。我是如此的投入，以至于都忘了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的调皮的小姑姑，总是在我入迷的时候往我嘴里送我不爱吃的东西，比如肥肉片，我都会照单全收，等看完动画片我才会反应过来，跟小姑打闹，这也是那时候我家饭桌上的乐趣之一。
电视的普及，还催生了一个日后中国30年稳居综艺节目黄金头牌的巨无霸——春晚。第一届春晚是83年，不过我相信多数的中国人对这届春晚印象不深，开始的几届春晚其实就跟现在单位的春节晚会差不多，规模很小参加者也很少，不过中国之前从来就没有综艺节目，所以还是很容易的就一炮打响了。春晚在头10年也就是80年代里，迅速发展深入人心，第二个10年也就是90年代是春晚的黄金时代，看春晚成为了中国春节的新习俗之一，特别是在北方，但是第三个10年也就是21世纪头十年，春晚越来越鸡肋，批评的声音慢慢淹没了赞扬的声音，春晚能否还能再走10年，很不好说。
春晚成为了我这代人春节习俗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春晚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过年习俗，包饺子看春晚守夜，是大年夜固定不变的流程。无数的歌星笑星明星，也通过春晚迅速走红，陈佩斯的吃面条，李谷一的难忘今宵，费帅哥的一把火，还有丹丹阿姨的超生游击队，再后来的本山大叔的卖拐卖车，已经永远的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中，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一味的教条和刻板，也加速了春晚的衰败。关于春晚有点小说明，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中央台和政府是没区别的，所以80年代末的几届春晚，每到新年钟声敲响，领导人都会出来拜年，这也牢固树立了春晚的正统地位，后来有一年，领导人不出来了，我们都很奇怪，慢慢的，我们才明白，商业的春晚毕竟不是领导人的政治活动，经济和政治，终于慢慢分开了。
其实我觉得，春晚的火爆，还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有关系，新中国逐渐把中国人的传统春节习俗，打入了封建迷信一类，春节这个名字也是新中国之后才产生的，过去我们都是叫新年的，其他的像拜灶王、请家堂、逛庙会这些传统习俗逐渐被有意无意的抛弃，春节的民俗活动慢慢形成了真空，本来丰富多彩的过年，变成了简单的年夜饭和放鞭炮，于是春晚趁虚而入了。好在这些年来，民俗和传统被重新尊重，过年的习俗慢慢又回来了，春晚的空间被慢慢挤占，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的脑袋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这是个好事情，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脑袋里的东西多了，想法也就多了，越来越多的想法跟当时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协调，最终带来了混乱和随之而来的严打。
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提出者是邓小平，提出的原因是当时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至于为什么恶化，原因就很复杂了。首先一个原因，文革中诞生的权力机构——各地“革命委员会”已经被解散，旧的权力机构——各地“人民政府”正在恢复中，新老权力机构的交接必然带来权力真空，权力真空必然带来国家的混乱，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屡试不爽的，比如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的机构“公安局”基本上是从零开始重建，自然也无力维护社会治安。
第二个原因，文革实际上是右派的胜利左派的失败，不过共产党的历史上胜利的一方总是喜欢把失败的一方叫做反革命，这只是个文字游戏而已。右派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中国百余年的梦想：民主与法制。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更倾向右派，右派的历史自百日维新到国父起事再到新中国成立，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民的国家法制的国家；至于左派，估计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把中国搞成什么样，中不中洋不洋搞到哪里算哪里搞成什么算什么而已。文革就是左派们的杰作，还好现在左派日落西山，否则还不知道什么乱劲。
右派是如此的渴望法制，因此难免就心急了一点。文革结束后，为了彰显法制的地位，右派们没有按照惯例下发文件直接宣布左派们是反革命，而是组织了一次审判，通过法律的程序确定左派们的非法性并宣布他们应得的惩罚。现在看来，这个流程是很正常的，不过当时的老百姓多数都觉得这是脱了裤子放屁，谁都能看出来是个反革命的人还审判作甚。百姓这样认为也很正常，中国自古就不是法制社会，法律只是权利角逐的陪衬而已，让百姓接受法律尊重法律没错，但是一定心急不得。其实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农村，法律跟道德相比，还是个配角，强行让农民接受法律，还是会经常遭到反击的，就算是城市里，现在还是有很多年长的和底层的市民，也觉得法律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当权的右派们迫切希望建立法制社会，而人民却不清楚法律是个什么东西，同时那时的法律也很秩嫩，没有能力承载起一个法制的国家。百姓们突然变得不知道如何判断对错了：过去的对错很简单，上面下个通知就行，现在判断对错却要靠法律，而什么是法律，鬼才知道！混乱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
因为心急，右派们在几年后又吃了一个大亏，过于着急的推动民主，导致了大混乱，结果导致左派再次占了上风，右派中坚损失殆尽，直到最近这几年，右派们才重新获得主动。这事也给现在的民主精英们提了个醒，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太心急。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叠加，加剧了社会的混乱：数量众多的知青返回城市却无所事事；文革里面的造反小将一下子失去了用武之地只好游手好闲；城乡之间的管制突然松懈农民开始进城碰碰运气；工厂不能复工学校无法复课；文革中文斗不如武斗爽快这种风气的盛行等等等等，街上的闲杂人等的突然增多，一旦出现导火索，很容易发生剧烈冲突。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我们家附近的省城，农民进城卖西瓜，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光连小车都被抢走，农民们都不敢进城，仿佛城市是强盗的老巢；首都北京也是类似，当年发生了上百的无业男青年当众侮辱一个女青年的恶劣事件。当时的街头仿佛是这样，一群游民虎视耽耽，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蜂拥而至酿成骚乱。
这种情况下，右派只好暂时收起理想，效仿左派的做法，乱世重典，快刀乱麻，用暴力反击暴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当时严打的依据并非是法律，只要大众都认为是不对的行为，都可以按照上限进行惩罚，所以造就了无数的冤案。比如我们那，年轻恋人牵手散步被人发现的，因为女方害羞说是被强迫的，结果男的就因为流氓罪判了10年，结果两家姻缘不成反成世仇。报纸上这样的案子就更多了，有被人诬陷强奸判了死刑的，有行为不检点的女孩被判死刑的，也有在家组织舞会被判无期的，我个人的感觉，这不像一次法律意义上的严惩，更像一场卫道士的复辟。
无数犯罪行为的严惩加上无数的冤屈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慢慢恢复了，严打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小时候不愿午睡要出去玩，奶奶就吓唬我，不能出去呀，外边严打呢，小心把你抓起来，由此可见严打的威慑力，快比上恶魔了。后来中国还有几次严打，不过越来越法制化，现在已经不再提严打这个词了，毕竟这在法律上说起来很不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