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 12月 04, 2010 10:10 pm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家长制的国家，由千千万万个家长制的家庭组成，书写了一段几千年的家长制的历史。多数中国人觉得，一段伟大的历史，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家长而不是有一群优秀的家庭成员。所以中国的历史，主要是由明君勤政和昏君当道两个环节组成，明君就得崇拜的五体投地，昏君则要痛恨的咬牙切齿。其实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不少平庸的皇帝配合几个优秀的臣僚合力创造的光辉岁月，不过中国人记不住这些历史，因为里面既无明君又无昏君所以怎么看都不像历史，你需要仔细阅读史书才能在犄角旮旯里找到它，或者偶尔被一个非主流历史学家提起。
共产党中国也不例外，第一任家长是毛泽东，之前虽然也有几任领导人但是都软不拉他的不配做家长。毛很符合中国历史上英雄的形象，做事很强硬刚毅，而且很喜欢力排众议，当然对待竞争对手和敌人的时候也毫不留情，他的行事看起来很干脆过瘾当然惨痛经历也不少，很难说他的这种性格是不是受了中国家长制历史的影响。反正人民是死心塌地的认定他做家长了，把他当作中国甚至世界甚至地球史上最伟大的家长，并且为生活在这么伟大的英雄的庇护下激动万分。那个时候很多歌颂毛的歌曲，说他比太阳还要光辉，我们的心无比温暖，现在听来都很肉麻的感觉，不过小时候我唱这些歌的时候也很带劲。很多中国百姓觉得，民国之所以始终半死不活以致最后兵败共产党逃到边陲小岛上去，是因为他们的首任家长孙国父过于软弱，而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首任家长华盛顿如尧舜一样贤德。补充一下，只是在49年之前和90年之后，中国人才认为美国确实伟大的，之间的时间则是万分邪恶的美帝。
说到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转变，就不得不说一下中国人的善恶观。受这种家长制历史影响，中国人的善恶观也是由大善大恶两个极端组成，没有中间态。英雄做坏事就跟坏蛋做好事一样不可忍受，所以写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要抹去这段至少也要掩盖一下，反映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京戏上则不是黑脸就是白脸，没有二皮脸。用我们专业的话讲，这是一种二进制的善恶观。但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大善更非大恶，所以又有很多百姓认为历史是英雄和恶魔创造的，而跟百姓关系不大，这样看来文革那些年不断上演的英雄恶魔之间的大反转就再正常不过了。这一年，又发生了一次大反转，刘少奇被平反，他不再是万恶的走资派头子和卖国贼，而江青也就是毛夫人则被审判，变成了反革命的四人帮的头子。不过老百姓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因为他们不是家长，既配不上大英雄也不够格做恶魔，跟毛家长的去世比起来，这些算是些鸡毛蒜皮。
家长死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最要紧的是选一个新家长。选来选去都没有特别合适的，本来毛太子是个合适人选，但是他运气太差，去朝鲜跟美国人作战的时候，在总司令的司令部被炸死了，而且只死了他一个别人都没事，几率等于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被雷同时劈到了左右两个大拇指。最后各方推选了一个不大具有家长气质的人出来做家长，矮小精明的邓小平。首先这么矮就不适合做家长，毛主席是身高1米8的而且是在那么营养不良的旧社会长成的个儿，而邓也就1米5多跟我爷爷差不多。另外邓的资历也不适合做家长，当时比他资历老的还健在的人还不少。但是除了他也没更合适的人选了，谁让中国刚经历过10年文革呢，英雄们和恶魔们大战了这么多回合，能全须全尾活下来的看着还比较像家长的也就他了，好在他虽不伟岸还算年轻而且确实非常非常精明。
因为邓的形象和资历不像家长，又因为他非常聪明意识到家长制度越来越不适合中国，他改良了中国的家长制度。中国不再是一个家长而是若干个家长，一个正的若干个付的。重大的决策必须所有家长共同决策，当然地位不同的家长对于决策权有不同的权重。这其实是一种进步，独裁制度变成了元老院制度，但同时这挑战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所以倾心邓的百姓远比倾心毛的少的多。
邓家长还有一个伟大的构想————家长退休制，家长制最终要淡出中国政坛，最完美的结果就是选举制代替家长制，人民最终挤掉英雄和恶魔掌握真正的权利，这也是孙国父和毛主席分别在建国之初的最终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直到他去世也未实现，反而形成了一种更古怪的元老院制度，所有的元老均无实职也就是说元老法理上讲上就是一些平头百姓，但是法理上的国家元首不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这群平头百姓组成的元老院，这跟西方的民主制度异曲同工，只不过他们的元老院由所有百姓指派的代表组成，而我们的总是由10个左右的功勋老人组成。西方总是批评我们不民主其实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想最终民主只是我们天生反映迟钝而已，没看到我们正在慢慢民主么！
这种古怪的元老制度其实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顾命大臣、垂帘听政、太上皇帝等很多版本，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其实当年当家长的时候既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共产党的主席而只是一个百姓。邓当家长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副总理而已，这种情况让他在访美的时候让美国人大费脑筋，既不知道如何称呼也不知道何种规格接待，活该，中国人的智慧岂是美国大老粗能理解的？这种元老制度在10年后还曾经引起了一场大风波，10年之后我们还会详细介绍，那之后元老制度逐渐瓦解消失，只是偶尔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报纸上看到退休老元首的名字会排在在任新元首的名字之前或者之后，这就是元老制度的遗风。据说这种制度目前还在共产主义动物园朝鲜存在，他们的家长也没什么实职，要是出门访问的话对方也很不好斟酌接待规格，不过他们的家长出门的机会也不多了啦，一出门宛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会眼晕的。总的来说，现在邓家长的伟大构想正在慢慢实现，中国的家长制度已经消失，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已极大转变，幸甚幸甚！
我家就是家长制中国中千千万万个家长制家庭中的普通一个。
其实那个年代，已经到了家长制的衰败期，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普通家庭。当时跟现在一样，多数的家庭都是父母和宝贝组成的小家庭，老人则独立组成家庭，儿女的小家庭会隔几天跟老人家庭欢聚一场，这样的家庭形式已经跟西方基本一样，不同的只是欢聚的间隔而已。我家这样的家长制度的大家庭在城镇已经很少了，也许在当时的农村还要多一些，整个家庭分为三个等级：作为家长的爷爷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利，拥有家庭所有大情小事的决策权和所有资源的支配权，简单说就是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作为付家长的奶奶，拥有跟爷爷一样的权威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权利，也就是说地位上跟爷爷一样崇高但是没有任何实权；作为家庭底层成员的尚未出嫁的姑姑们和我爸妈，其实已经结婚的姑姑们也间断的属于这个等级，但是因为她们是女孩，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她们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家长，所以只有在回到我们的家庭聚会的时候才会加入这个等级，并且随时可以离开，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另外还有一个游离于这种等级制度之外的特殊等级，就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所有的规章制度对我们来说都是白扯，反正我们还是天真烂漫的傻小孩根本不懂也不听，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等级之间随意走动，这取决于家长的喜爱程度，不过当我们上了小学稍微懂事之后，就得失去这个自由，加入到第三等级中去。
一个场景可以很好的理解这种等级制度，那就是晚餐，这时所有家庭成员都到场。我家的餐桌布局是这样的，客厅正对大门是一张黑色的八仙桌，桌后是用来装饰的长长的条几，这种布局也是传统的中国家居布局。但是八仙桌平时只摆两把椅子，并且是两把不同的椅子，左首一把宽大的太师椅，太师椅后面还摆着一个大玻璃酒瓶泡着些人参天麻什么的，右首则是一把普通椅子，后面通常放着鸡蛋筐子，不说也明白了，这是为正家长和付家长准备的专用座椅。那么家长们之外的家庭成员们怎么吃饭呢？玄机在八仙桌底下，八仙桌下还放着一个小桌子，大概1米多长半米宽半米高，吃饭的时候就会拉出来。小桌子的做工可就比八仙桌差远了，还经常被小孩们搞的晃晃悠悠的，用钉子或者铁丝固定着。小桌子的颜色也很怪异，那时候我爸已经复员在一家钢窗厂工作，桌子的颜色取决于我爸的工厂有什么样的的油漆剩下可以偷偷搞出来，所以桌子有时候是草绿色的有时候是天蓝色的有时候则是一半暗红色（防锈底漆）一半白色，跟黑色庄重的八仙桌配合起来相当的无拘无束。客厅墙角摆着若干小板凳加一两个小椅子，这就是普通家庭成员的座椅。
吃晚餐的流程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上的是一个下酒小菜，这个小菜是专供正负家长享用的，普通家庭成员没有这个待遇，小菜通常也很简单。
丰盛的时候，是一个单炒的小炒里面会有些许肥肉片，这些肉片都是从我爷爷的一个老朋友那里走后门买到的，那是一个大胖子屠夫，当时在被叫做“肉食组”的猪肉供销社负责杀猪及卖肉，我奶奶说他家的肥肉是随便吃的，看吃的那个肥头大耳的横样，一脸的不平，我爷爷在吃肉片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世界上最美的美味就是肥肉片了，可比那柴火一样的瘦肉好吃多了”，实际也是如此，当时没有人喜欢买没有油水的瘦肉。等我稍微大了，我爷爷还会教育我说“你们享福呀，我们年轻时过年都吃不到这个”，可惜我小时候一吃到肥肉就想吐，因为我爷爷吃的猪肉不像现在的梅菜扣肉一样入口既化，顶多算是刚刚炒熟而已，有股猪肉的腥味，不过我爷爷说，肥肉片就是生吃也算美味了，做那么烂又费火又没嚼头，说不定一不小心就晃了牙，很幽默吧。我直到上了大学才改掉不爱吃肥肉这个毛病，所以当年是很难理解我爷爷的感受了。
还有的时候虽然没有肉片，但是炒菜的时候会先放一大勺的猪油，我会经常看那猪油在锅里慢慢融化，融化的时候猪油在锅底飞快的旋转越变越小，直到消失不见化作满屋子诱人的香气，就是看这个过程就够满足够享受的了，别说吃这美味猪油做成的菜了，被这场景彻底融化感动，我小时候虽然很不爱吃肥肉但是很爱吃猪油，哪怕只是抹在馒头上也吃的津津有味。
再有时候下酒小菜是我大姑亲手做的南肠，那时候香肠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希罕玩意，更别说在我们北方吃到南肠了，这些南肠是我那上过大学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大姑亲手做的，她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家族的骄傲，“那肠衣薄的像透明纸一样，隔着都能看报了，只有省城普力门的老店才能买到，供出一个大学生的大妮，真是享福呀”，我爷爷如是说，一脸陶醉，后来我来到省城上大学，专门拜访了肠衣老店，是个比我们县城小卖部还要简陋的小店，肠衣成捆挂在飘扬的灰尘中，所以说，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只能活在想象中的。
不过更多的时候，下酒菜只是一碟花生，或者一碟海米而已。然后我的爷爷还会郑重其事的接受我奶奶亲手斟上的一杯酒，如果是盛大的节日，我奶奶也会自斟一杯。其实我爷爷的酒量很小的，不要说我那海量的爸爸，就是我也远比他豪饮，他享受的只是一个过程。
然后上的是所有家庭成员的主菜，分成两份，一小份盛在盘子里放在家长桌上，剩下的一大份盛在饭盆中放在小桌上。
这时我爷爷说，开始吃吧，晚餐就可以开始了。吃饭的时间同时也是家庭的交流时间，通常儿女们从大到小汇报一下今天发生的希罕事，通常是我爸涨了几块工资了，我妈发了几张电影票了，我小姑姑考试考的不错了，之类的新闻，然后我爷爷略作点评，我奶奶基本不发表意见，只有在我爷爷听到坏消息要发怒的时候才会出面打打圆场。
通常的情况下，晚餐是一片其乐融融的场面，体现了中国式大家庭的和谐，但是儿女们发工资的时候例外。
我有记忆的时候，这个家族晚宴的规模已经缩小到了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和我，以及我的小姑姑，其他的姑姑要么已经成家，要么远出工作，很少回家吃饭了。当我爸妈发工资的时候，按照家族惯例要把所有工资上缴，归我爷爷统一支配，后来上缴工资的又加上了我的小姑姑。把到手的钱交出去肯定是相当不爽的，尤其不爽的是我妈。我妈的家族跟我们的家族不一样，我有一个相对开明的姥爷，姥爷家吃饭是平起平坐吃一样的饭的，当然也没有上缴工资的习惯，所以我妈开始很讨厌这种制度。但是我妈毕竟不是天生的他家的成员，收缴工资也得客气一点，我爷爷说，“媳妇，你看宝宝吃饭你们吃饭得花钱吧，你妈辛苦带你宝宝也有开销吧，而且我把钱收上来还不是最后都给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能再活几年呢？”我妈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媳妇，我爷爷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好说什么，而且我爷爷说的很对，老头子还能再活多少年呢，最后还是儿子孙子的。
最自由的就是孩子们组成的特殊等级了，其实这个等级在当年只有两个小孩，我和我的表哥，我姑姑的儿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两个在晚餐的时候可以随意发表意见，比如高歌一曲或者爬上大桌子抓点家长的美味了什么的，爷爷这时充分表现出慈爱的一面，笑眯眯的乐个不停。小时候的我觉得桌子上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总有各种神奇美味，可惜我的个子不够高，颠起脚眼睛差一点点就能看到桌上的东西，但是却只能焦急的看见桌子黑黑的边缘。这时我爷爷看着我猴急的模样就乐呵呵的说，快点长高吧，长高了就能看见有什么了，然后会夹起一块香肠什么的放到我的小嘴里。当时就觉得那个香肠真是美味，一直到2009年我在北京安家后，才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我家的菜市场吃到了相同口味的香肠，这时已经过去30年了，我也很快就有一个攀着桌沿着急的小宝宝了。
我姑姑跟我爸妈一样忙于革命工作，没时间带孩子，所以一样把表哥丢给我奶奶。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的我们，就跟亲兄弟一样亲密，我们从出生就主要由我奶奶负责抚养，一直到上幼儿园。我奶奶还有一个家传法宝，一辆爷爷亲手制作的小推车，我奶奶自豪的说，这个小车推出了我家几乎所有的第三代成员，其中不乏几个让人骄傲的大学生。这辆小车设计的很巧妙，有块活动的隔板，铺在底下就变成了地板，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快乐的蹦跳，放在上面就是一张小桌子，孩子们就可以坐在小车里吃东西玩玩具，其实那时候的人们大都心灵手巧，因为什么都买不到必须自己亲手做。这辆小车的定员是两人，适合的年龄范围是从能独立坐立的年纪一直到能够翻出小车栏杆，那时我和我哥正好适合这辆小车。我奶奶回忆说，那时我们的小哥俩情同手足，如果有人要摸摸我的小脸蛋，我哥一定要把人家的手拨开，虽然那时还不会说话，但是表达的意思分明就是臭手不要碰我亲爱的弟弟。
哥哥一直是我最好的玩伴，一直到我们分别成家之前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独生子女通常都是这样，虽然没有至亲的兄弟姐妹，但是一定会有几个情同手足的玩伴。我们一起去爬我奶奶家门口的小山，一起去抢着坐那个石龟，一起学红孩儿一般傻笑，一起去那小孩子的禁区小河边玩耍。
那条小河确实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尤其是对孩子，每年都有小孩跌进水里淹死的消息，家长也会把我们看的更紧，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们的勇气。这条小河，我曾经跌进去两次，我哥至少也是两次，每次都是把家长吓的一身冷汗。我哥怎么掉进去的我没亲见，我一次掉进去是因为雪天溜冰，正兴高采烈的时候，扑通一下跌入冰窟窿，好在冰薄的地方一般水也很浅，我就慢慢又爬了上来。我爷爷担心之余就吓唬我说，你要是掉下去不多久水面就会结冰，结了冰你就是想上来也上不来了，我则会天真的说，那我就等来年春天，冰化了再上来，我爷爷就会哈哈大笑不停。爷爷是个威严的家长，对所有人都是板着脸的，但是对我则只有哈哈大笑，我是他的老年生活最大的快乐。有一天的晚餐，我爷爷逗我说，你快快长大呀，长大了我就能看见孙子娶媳妇了，我不假思索的说，“等我娶媳妇，你就老死了”，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爷爷已经好老而我娶媳妇好遥远，当时全家吓得鸦雀无声，我爷爷那时已经身体不好，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到死，哪怕是他从小的发小，也不能开这个玩笑，更没想到的是沉寂片刻之后，我爷爷迸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我孙子说等他娶媳妇我就死了，哈哈哈哈。。”这时全家人才松一口气，全家放声大笑，这事也能看出我爷爷是多么疼爱他的小孙孙。
我另一次掉下河水则跟我哥哥很有关系，当时是一个朗朗的春末，闲来无事，我哥提议我们去钓鱼，那时候的我对我哥是无比的崇拜，因为长一岁的他脑袋里永远充满神奇。于是我们两个就出发了，到河边之前，先要做套渔具，我哥就指挥我，找了两条草绳，偷了两根长铁钉，把铁钉穿入草绳，就是两副渔具了，当时我记得那个草绳比我拇指还粗，而那根铁钉就跟我展开的手掌一样长，估计他眼里的钓鱼就是这般模样，毕竟那时他也才三四岁而已。后来我长大了读到了姜太公愿者上钩的故事，他也是用笔直的鱼钩钓鱼的，看来跟我们差不多想法的古人还真不少，只是还没有我们这般雷人而已，区别是姜太公是及其睿智而我们是及其弱智，两个极端到了极点其实是没什么大区别的。我们把鱼钩丢入水中三五分钟之后，就再也没耐心等待了，我哥让我看看有鱼上钩没有，我就站在河边倾着身子往河下看，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终于突破了平衡，我就扑通一声掉进河里了。我现在清楚的记得，我挣扎了几下喝了几口水，然后头就没入了河水，眼睛在水里看得是那么清楚，这个场景就跟指环王里，小矮人弗罗多跌落河中无助得看着水面上的情景一模一样，不过幸运得是，我的山姆也及时出现了，我清楚得看到一只大手伸下来一把把我抓起，我才有时间反应过来放声大哭，我哥失魂落魄领着我回到家里，家里人大惊失色的给我换下湿衣服，哥哥则害怕责备而哇哇大哭，一家子乱作一团平息下来之后，才记起要去感谢那个好心人，不过河边早已人影全无，我们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抓起了我，只能祝这位救命恩人美满永驻！
不过这事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追随我的哥哥，他都知道怎么钓鱼而我不知道。其实我跟我哥哥的性格从小就看出了区别，他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一个孩子堆里的领袖，很小他就能读金庸的小说，小学他是学校里的大队长，大了则是高中的学生会主席，而且从小他就是一个健壮的小胖子。而我从小就是一个傻呵呵的追随者，瘦了吧唧的弱不禁风，我只知道傻傻的听他的话，傻傻的玩傻傻的乐傻傻的胡说八道傻傻的东跑西颠，我的小脑袋里永远都是一些不可理解的帅性而为的古怪念头。我们小时候有一张合影很清晰的表明了这种性格不同，左边的哥哥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拿着一个小鸭子，而右边的我歪着脑袋露出我招牌似的傻笑。我夫人现在常说，我的傻样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长进，当我一个人看电视或者想事情到入神的时候，还是会露出跟那张照片一摸一样的傻笑一摸一样的歪着脑袋。
80年故事已经很多，81年的变化则更让人眼花缭乱，我的记忆越来越多，而中国的变化正飞快的进入每一个中国家庭，小县城的普通家庭也不例外，变化之快之大，让我很眩晕。
共产党中国也不例外，第一任家长是毛泽东，之前虽然也有几任领导人但是都软不拉他的不配做家长。毛很符合中国历史上英雄的形象，做事很强硬刚毅，而且很喜欢力排众议，当然对待竞争对手和敌人的时候也毫不留情，他的行事看起来很干脆过瘾当然惨痛经历也不少，很难说他的这种性格是不是受了中国家长制历史的影响。反正人民是死心塌地的认定他做家长了，把他当作中国甚至世界甚至地球史上最伟大的家长，并且为生活在这么伟大的英雄的庇护下激动万分。那个时候很多歌颂毛的歌曲，说他比太阳还要光辉，我们的心无比温暖，现在听来都很肉麻的感觉，不过小时候我唱这些歌的时候也很带劲。很多中国百姓觉得，民国之所以始终半死不活以致最后兵败共产党逃到边陲小岛上去，是因为他们的首任家长孙国父过于软弱，而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首任家长华盛顿如尧舜一样贤德。补充一下，只是在49年之前和90年之后，中国人才认为美国确实伟大的，之间的时间则是万分邪恶的美帝。
说到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转变，就不得不说一下中国人的善恶观。受这种家长制历史影响，中国人的善恶观也是由大善大恶两个极端组成，没有中间态。英雄做坏事就跟坏蛋做好事一样不可忍受，所以写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要抹去这段至少也要掩盖一下，反映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京戏上则不是黑脸就是白脸，没有二皮脸。用我们专业的话讲，这是一种二进制的善恶观。但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大善更非大恶，所以又有很多百姓认为历史是英雄和恶魔创造的，而跟百姓关系不大，这样看来文革那些年不断上演的英雄恶魔之间的大反转就再正常不过了。这一年，又发生了一次大反转，刘少奇被平反，他不再是万恶的走资派头子和卖国贼，而江青也就是毛夫人则被审判，变成了反革命的四人帮的头子。不过老百姓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因为他们不是家长，既配不上大英雄也不够格做恶魔，跟毛家长的去世比起来，这些算是些鸡毛蒜皮。
家长死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最要紧的是选一个新家长。选来选去都没有特别合适的，本来毛太子是个合适人选，但是他运气太差，去朝鲜跟美国人作战的时候，在总司令的司令部被炸死了，而且只死了他一个别人都没事，几率等于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被雷同时劈到了左右两个大拇指。最后各方推选了一个不大具有家长气质的人出来做家长，矮小精明的邓小平。首先这么矮就不适合做家长，毛主席是身高1米8的而且是在那么营养不良的旧社会长成的个儿，而邓也就1米5多跟我爷爷差不多。另外邓的资历也不适合做家长，当时比他资历老的还健在的人还不少。但是除了他也没更合适的人选了，谁让中国刚经历过10年文革呢，英雄们和恶魔们大战了这么多回合，能全须全尾活下来的看着还比较像家长的也就他了，好在他虽不伟岸还算年轻而且确实非常非常精明。
因为邓的形象和资历不像家长，又因为他非常聪明意识到家长制度越来越不适合中国，他改良了中国的家长制度。中国不再是一个家长而是若干个家长，一个正的若干个付的。重大的决策必须所有家长共同决策，当然地位不同的家长对于决策权有不同的权重。这其实是一种进步，独裁制度变成了元老院制度，但同时这挑战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所以倾心邓的百姓远比倾心毛的少的多。
邓家长还有一个伟大的构想————家长退休制，家长制最终要淡出中国政坛，最完美的结果就是选举制代替家长制，人民最终挤掉英雄和恶魔掌握真正的权利，这也是孙国父和毛主席分别在建国之初的最终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直到他去世也未实现，反而形成了一种更古怪的元老院制度，所有的元老均无实职也就是说元老法理上讲上就是一些平头百姓，但是法理上的国家元首不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这群平头百姓组成的元老院，这跟西方的民主制度异曲同工，只不过他们的元老院由所有百姓指派的代表组成，而我们的总是由10个左右的功勋老人组成。西方总是批评我们不民主其实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想最终民主只是我们天生反映迟钝而已，没看到我们正在慢慢民主么！
这种古怪的元老制度其实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顾命大臣、垂帘听政、太上皇帝等很多版本，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其实当年当家长的时候既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共产党的主席而只是一个百姓。邓当家长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副总理而已，这种情况让他在访美的时候让美国人大费脑筋，既不知道如何称呼也不知道何种规格接待，活该，中国人的智慧岂是美国大老粗能理解的？这种元老制度在10年后还曾经引起了一场大风波，10年之后我们还会详细介绍，那之后元老制度逐渐瓦解消失，只是偶尔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报纸上看到退休老元首的名字会排在在任新元首的名字之前或者之后，这就是元老制度的遗风。据说这种制度目前还在共产主义动物园朝鲜存在，他们的家长也没什么实职，要是出门访问的话对方也很不好斟酌接待规格，不过他们的家长出门的机会也不多了啦，一出门宛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会眼晕的。总的来说，现在邓家长的伟大构想正在慢慢实现，中国的家长制度已经消失，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已极大转变，幸甚幸甚！
我家就是家长制中国中千千万万个家长制家庭中的普通一个。
其实那个年代，已经到了家长制的衰败期，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普通家庭。当时跟现在一样，多数的家庭都是父母和宝贝组成的小家庭，老人则独立组成家庭，儿女的小家庭会隔几天跟老人家庭欢聚一场，这样的家庭形式已经跟西方基本一样，不同的只是欢聚的间隔而已。我家这样的家长制度的大家庭在城镇已经很少了，也许在当时的农村还要多一些，整个家庭分为三个等级：作为家长的爷爷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利，拥有家庭所有大情小事的决策权和所有资源的支配权，简单说就是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作为付家长的奶奶，拥有跟爷爷一样的权威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权利，也就是说地位上跟爷爷一样崇高但是没有任何实权；作为家庭底层成员的尚未出嫁的姑姑们和我爸妈，其实已经结婚的姑姑们也间断的属于这个等级，但是因为她们是女孩，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她们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家长，所以只有在回到我们的家庭聚会的时候才会加入这个等级，并且随时可以离开，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另外还有一个游离于这种等级制度之外的特殊等级，就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所有的规章制度对我们来说都是白扯，反正我们还是天真烂漫的傻小孩根本不懂也不听，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等级之间随意走动，这取决于家长的喜爱程度，不过当我们上了小学稍微懂事之后，就得失去这个自由，加入到第三等级中去。
一个场景可以很好的理解这种等级制度，那就是晚餐，这时所有家庭成员都到场。我家的餐桌布局是这样的，客厅正对大门是一张黑色的八仙桌，桌后是用来装饰的长长的条几，这种布局也是传统的中国家居布局。但是八仙桌平时只摆两把椅子，并且是两把不同的椅子，左首一把宽大的太师椅，太师椅后面还摆着一个大玻璃酒瓶泡着些人参天麻什么的，右首则是一把普通椅子，后面通常放着鸡蛋筐子，不说也明白了，这是为正家长和付家长准备的专用座椅。那么家长们之外的家庭成员们怎么吃饭呢？玄机在八仙桌底下，八仙桌下还放着一个小桌子，大概1米多长半米宽半米高，吃饭的时候就会拉出来。小桌子的做工可就比八仙桌差远了，还经常被小孩们搞的晃晃悠悠的，用钉子或者铁丝固定着。小桌子的颜色也很怪异，那时候我爸已经复员在一家钢窗厂工作，桌子的颜色取决于我爸的工厂有什么样的的油漆剩下可以偷偷搞出来，所以桌子有时候是草绿色的有时候是天蓝色的有时候则是一半暗红色（防锈底漆）一半白色，跟黑色庄重的八仙桌配合起来相当的无拘无束。客厅墙角摆着若干小板凳加一两个小椅子，这就是普通家庭成员的座椅。
吃晚餐的流程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上的是一个下酒小菜，这个小菜是专供正负家长享用的，普通家庭成员没有这个待遇，小菜通常也很简单。
丰盛的时候，是一个单炒的小炒里面会有些许肥肉片，这些肉片都是从我爷爷的一个老朋友那里走后门买到的，那是一个大胖子屠夫，当时在被叫做“肉食组”的猪肉供销社负责杀猪及卖肉，我奶奶说他家的肥肉是随便吃的，看吃的那个肥头大耳的横样，一脸的不平，我爷爷在吃肉片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世界上最美的美味就是肥肉片了，可比那柴火一样的瘦肉好吃多了”，实际也是如此，当时没有人喜欢买没有油水的瘦肉。等我稍微大了，我爷爷还会教育我说“你们享福呀，我们年轻时过年都吃不到这个”，可惜我小时候一吃到肥肉就想吐，因为我爷爷吃的猪肉不像现在的梅菜扣肉一样入口既化，顶多算是刚刚炒熟而已，有股猪肉的腥味，不过我爷爷说，肥肉片就是生吃也算美味了，做那么烂又费火又没嚼头，说不定一不小心就晃了牙，很幽默吧。我直到上了大学才改掉不爱吃肥肉这个毛病，所以当年是很难理解我爷爷的感受了。
还有的时候虽然没有肉片，但是炒菜的时候会先放一大勺的猪油，我会经常看那猪油在锅里慢慢融化，融化的时候猪油在锅底飞快的旋转越变越小，直到消失不见化作满屋子诱人的香气，就是看这个过程就够满足够享受的了，别说吃这美味猪油做成的菜了，被这场景彻底融化感动，我小时候虽然很不爱吃肥肉但是很爱吃猪油，哪怕只是抹在馒头上也吃的津津有味。
再有时候下酒小菜是我大姑亲手做的南肠，那时候香肠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希罕玩意，更别说在我们北方吃到南肠了，这些南肠是我那上过大学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大姑亲手做的，她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家族的骄傲，“那肠衣薄的像透明纸一样，隔着都能看报了，只有省城普力门的老店才能买到，供出一个大学生的大妮，真是享福呀”，我爷爷如是说，一脸陶醉，后来我来到省城上大学，专门拜访了肠衣老店，是个比我们县城小卖部还要简陋的小店，肠衣成捆挂在飘扬的灰尘中，所以说，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只能活在想象中的。
不过更多的时候，下酒菜只是一碟花生，或者一碟海米而已。然后我的爷爷还会郑重其事的接受我奶奶亲手斟上的一杯酒，如果是盛大的节日，我奶奶也会自斟一杯。其实我爷爷的酒量很小的，不要说我那海量的爸爸，就是我也远比他豪饮，他享受的只是一个过程。
然后上的是所有家庭成员的主菜，分成两份，一小份盛在盘子里放在家长桌上，剩下的一大份盛在饭盆中放在小桌上。
这时我爷爷说，开始吃吧，晚餐就可以开始了。吃饭的时间同时也是家庭的交流时间，通常儿女们从大到小汇报一下今天发生的希罕事，通常是我爸涨了几块工资了，我妈发了几张电影票了，我小姑姑考试考的不错了，之类的新闻，然后我爷爷略作点评，我奶奶基本不发表意见，只有在我爷爷听到坏消息要发怒的时候才会出面打打圆场。
通常的情况下，晚餐是一片其乐融融的场面，体现了中国式大家庭的和谐，但是儿女们发工资的时候例外。
我有记忆的时候，这个家族晚宴的规模已经缩小到了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和我，以及我的小姑姑，其他的姑姑要么已经成家，要么远出工作，很少回家吃饭了。当我爸妈发工资的时候，按照家族惯例要把所有工资上缴，归我爷爷统一支配，后来上缴工资的又加上了我的小姑姑。把到手的钱交出去肯定是相当不爽的，尤其不爽的是我妈。我妈的家族跟我们的家族不一样，我有一个相对开明的姥爷，姥爷家吃饭是平起平坐吃一样的饭的，当然也没有上缴工资的习惯，所以我妈开始很讨厌这种制度。但是我妈毕竟不是天生的他家的成员，收缴工资也得客气一点，我爷爷说，“媳妇，你看宝宝吃饭你们吃饭得花钱吧，你妈辛苦带你宝宝也有开销吧，而且我把钱收上来还不是最后都给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能再活几年呢？”我妈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媳妇，我爷爷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好说什么，而且我爷爷说的很对，老头子还能再活多少年呢，最后还是儿子孙子的。
最自由的就是孩子们组成的特殊等级了，其实这个等级在当年只有两个小孩，我和我的表哥，我姑姑的儿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两个在晚餐的时候可以随意发表意见，比如高歌一曲或者爬上大桌子抓点家长的美味了什么的，爷爷这时充分表现出慈爱的一面，笑眯眯的乐个不停。小时候的我觉得桌子上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总有各种神奇美味，可惜我的个子不够高，颠起脚眼睛差一点点就能看到桌上的东西，但是却只能焦急的看见桌子黑黑的边缘。这时我爷爷看着我猴急的模样就乐呵呵的说，快点长高吧，长高了就能看见有什么了，然后会夹起一块香肠什么的放到我的小嘴里。当时就觉得那个香肠真是美味，一直到2009年我在北京安家后，才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我家的菜市场吃到了相同口味的香肠，这时已经过去30年了，我也很快就有一个攀着桌沿着急的小宝宝了。
我姑姑跟我爸妈一样忙于革命工作，没时间带孩子，所以一样把表哥丢给我奶奶。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的我们，就跟亲兄弟一样亲密，我们从出生就主要由我奶奶负责抚养，一直到上幼儿园。我奶奶还有一个家传法宝，一辆爷爷亲手制作的小推车，我奶奶自豪的说，这个小车推出了我家几乎所有的第三代成员，其中不乏几个让人骄傲的大学生。这辆小车设计的很巧妙，有块活动的隔板，铺在底下就变成了地板，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快乐的蹦跳，放在上面就是一张小桌子，孩子们就可以坐在小车里吃东西玩玩具，其实那时候的人们大都心灵手巧，因为什么都买不到必须自己亲手做。这辆小车的定员是两人，适合的年龄范围是从能独立坐立的年纪一直到能够翻出小车栏杆，那时我和我哥正好适合这辆小车。我奶奶回忆说，那时我们的小哥俩情同手足，如果有人要摸摸我的小脸蛋，我哥一定要把人家的手拨开，虽然那时还不会说话，但是表达的意思分明就是臭手不要碰我亲爱的弟弟。
哥哥一直是我最好的玩伴，一直到我们分别成家之前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独生子女通常都是这样，虽然没有至亲的兄弟姐妹，但是一定会有几个情同手足的玩伴。我们一起去爬我奶奶家门口的小山，一起去抢着坐那个石龟，一起学红孩儿一般傻笑，一起去那小孩子的禁区小河边玩耍。
那条小河确实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尤其是对孩子，每年都有小孩跌进水里淹死的消息，家长也会把我们看的更紧，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们的勇气。这条小河，我曾经跌进去两次，我哥至少也是两次，每次都是把家长吓的一身冷汗。我哥怎么掉进去的我没亲见，我一次掉进去是因为雪天溜冰，正兴高采烈的时候，扑通一下跌入冰窟窿，好在冰薄的地方一般水也很浅，我就慢慢又爬了上来。我爷爷担心之余就吓唬我说，你要是掉下去不多久水面就会结冰，结了冰你就是想上来也上不来了，我则会天真的说，那我就等来年春天，冰化了再上来，我爷爷就会哈哈大笑不停。爷爷是个威严的家长，对所有人都是板着脸的，但是对我则只有哈哈大笑，我是他的老年生活最大的快乐。有一天的晚餐，我爷爷逗我说，你快快长大呀，长大了我就能看见孙子娶媳妇了，我不假思索的说，“等我娶媳妇，你就老死了”，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爷爷已经好老而我娶媳妇好遥远，当时全家吓得鸦雀无声，我爷爷那时已经身体不好，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到死，哪怕是他从小的发小，也不能开这个玩笑，更没想到的是沉寂片刻之后，我爷爷迸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我孙子说等他娶媳妇我就死了，哈哈哈哈。。”这时全家人才松一口气，全家放声大笑，这事也能看出我爷爷是多么疼爱他的小孙孙。
我另一次掉下河水则跟我哥哥很有关系，当时是一个朗朗的春末，闲来无事，我哥提议我们去钓鱼，那时候的我对我哥是无比的崇拜，因为长一岁的他脑袋里永远充满神奇。于是我们两个就出发了，到河边之前，先要做套渔具，我哥就指挥我，找了两条草绳，偷了两根长铁钉，把铁钉穿入草绳，就是两副渔具了，当时我记得那个草绳比我拇指还粗，而那根铁钉就跟我展开的手掌一样长，估计他眼里的钓鱼就是这般模样，毕竟那时他也才三四岁而已。后来我长大了读到了姜太公愿者上钩的故事，他也是用笔直的鱼钩钓鱼的，看来跟我们差不多想法的古人还真不少，只是还没有我们这般雷人而已，区别是姜太公是及其睿智而我们是及其弱智，两个极端到了极点其实是没什么大区别的。我们把鱼钩丢入水中三五分钟之后，就再也没耐心等待了，我哥让我看看有鱼上钩没有，我就站在河边倾着身子往河下看，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终于突破了平衡，我就扑通一声掉进河里了。我现在清楚的记得，我挣扎了几下喝了几口水，然后头就没入了河水，眼睛在水里看得是那么清楚，这个场景就跟指环王里，小矮人弗罗多跌落河中无助得看着水面上的情景一模一样，不过幸运得是，我的山姆也及时出现了，我清楚得看到一只大手伸下来一把把我抓起，我才有时间反应过来放声大哭，我哥失魂落魄领着我回到家里，家里人大惊失色的给我换下湿衣服，哥哥则害怕责备而哇哇大哭，一家子乱作一团平息下来之后，才记起要去感谢那个好心人，不过河边早已人影全无，我们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抓起了我，只能祝这位救命恩人美满永驻！
不过这事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追随我的哥哥，他都知道怎么钓鱼而我不知道。其实我跟我哥哥的性格从小就看出了区别，他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一个孩子堆里的领袖，很小他就能读金庸的小说，小学他是学校里的大队长，大了则是高中的学生会主席，而且从小他就是一个健壮的小胖子。而我从小就是一个傻呵呵的追随者，瘦了吧唧的弱不禁风，我只知道傻傻的听他的话，傻傻的玩傻傻的乐傻傻的胡说八道傻傻的东跑西颠，我的小脑袋里永远都是一些不可理解的帅性而为的古怪念头。我们小时候有一张合影很清晰的表明了这种性格不同，左边的哥哥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拿着一个小鸭子，而右边的我歪着脑袋露出我招牌似的傻笑。我夫人现在常说，我的傻样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长进，当我一个人看电视或者想事情到入神的时候，还是会露出跟那张照片一摸一样的傻笑一摸一样的歪着脑袋。
80年故事已经很多，81年的变化则更让人眼花缭乱，我的记忆越来越多，而中国的变化正飞快的进入每一个中国家庭，小县城的普通家庭也不例外，变化之快之大，让我很眩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