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年的中国事 －－ 1981：我的最初混乱记忆：铁榔头Or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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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个眼花缭乱的年代，这10年发生了太多的悲剧喜剧，这些眼花缭乱的故事大都发端于1981年，这一年我刚刚产生模糊的记忆，这些模糊的记忆片段链接起来，组成了让我眩晕的一年。其实好多片段，我也记不清楚是否发生在这年，索性统统堆砌在我的最初混乱记忆中。
记忆一：毛主席像章
一个无比伟大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像风一般逝去，当然不是那么伟大的可能就会像北京冬天的8级大风挟着沙尘呼啸而过了。毛主席像章就是这样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慢慢淡出人们视野的。
金灿灿的毛主席像章，翠绿的绿军装，和火红的红宝书，曾经是文革时候最流行的三种颜色，没有这三样，不只会被人讥笑不解潮流，搞不好还会被人告发不忠领袖。绿军装是比较难得了，毕竟那时买布也很奢侈的，但是保证人手一件还是努努力差不多能做到的，不过现在绿军装已经变成了二人转的搞笑噱头或者是后海酒吧招揽外国好奇游客的猎奇招牌，让人感叹物是人非；红宝书都是新华书店统一出售，定价很便宜，一人搞几本也很容易，当年因为巨额的发行量，红宝书为毛主席留下了一比让人咂舌的庞大财产，也引发了一场乱七八糟的糊涂官司，最后还是邓二家长拍板定论，红宝书的成果大家都有份，不是你们毛家人的独功一件，所以巨额稿费要冲做一笔特殊的党产，当然毛家后人生活困难之日可以酌情提现一部分，后来也不清楚如何酌情提了几现透支没有，总之是糊涂官司糊涂断了；而毛主席像章的故事那可就多了去了，从产生到消亡一直充满各色故事，直到现在像章还活跃在各大古玩市场。
文革时全国并未统一制作毛主席像章，而是民间自发制作，各个工厂为了向毛主席表达忠心，纷纷利用自己的生产优势生产各种各样的像章。比如陶瓷厂就生产陶瓷像章，脸盆厂就生产搪瓷的，铝合金厂就生产铝的，木器厂就生产木头的，甚至还有铸造厂生产超大个钢铁的，其实当时很多工厂已经停产，生产这个一来表表忠心，二来别让设备荒废了，三来打发打发无所事事的无聊时间，挺不错的。当时的像章样式多达上万，数目之多几乎达到中国人人均好几个，那时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像章，就好像现在的女孩必定有好几款漂亮首饰一样。好多年轻人就是这个的热心收藏者，我爸爸就是其中一个。
我爸虽然脾气不大好，人缘还不错，文革那些年估计也是活跃分子，很有不少的革命同志，到文革结束他差不多已经收藏了200多个像章，保存在一个大纸盒中。到了文革末期，毛主席建议大家不要佩带像章，因为制作这么多像章浪费实在太厉害，确实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很多人都把像章上缴，能回收利用的大都回炉了，所以到了文革后期，收藏毛像章就很容易了，反正也是个废品么，谁要就送个人情了。当时人们的逻辑就是这样，有用的就是宝贝好好珍藏，不再有用的就是废品一文不值可以随便处理，我不清楚这种极端功利的逻辑是怎样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的，似乎跟马列的唯物主义有些关联，我个人觉得这种想法极端自私百害无益。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破四旧那年相当多的珍贵文物被毁，因为他们既无革命色彩也确实没什么实际用途，杂碎毁掉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也正是这些毁坏行为，使那些不易保存的文物如瓷器字画大批绝迹在中国，只是便宜了那些国外的收藏家。如此说来，现在那些青花瓷的炒家是要大大感谢毛主席的，要不是当年的大毁灭，现在青花瓷可能遍地都是，哪能炒到现在的天价，还真是毛主席那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哈！
我爸是一个不错的收集者，但不是一个好的收藏者，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他如何处理这些像章藏品。这些像章到了80年代就变成了我的玩具，小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何用处，甚至没意识到这些东西上刻画的是同一个人，因为有的上面画的是一个青年，有的是一个胖老头，有的更像老太太，有的干脆像神怪，有些是因为制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了一个神话的毛主席，有些则是受限于制作者的制作水平干脆做走了样。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给这些像章排队，从大到小排成一圈，圈子的最后最大的一个火红的像章足有大人的巴掌大，正好接上一个最小的只有纽扣大的银白像章。看着这一大一小鲜明的对比，我就会入神的开心傻笑，仿佛小小的我已经看穿了世界的真谛，由盛及衰周而复始。不过我小时候没这么深远了，我看见对比明显的东西就会觉得好笑，而且特别喜欢把他们放在一起，比如喜欢把大大的洋葱头和小小的独头蒜放在一起开心傻笑，把海螺壳和蜗牛壳放在一起开心傻笑，甚至后来看见我高大的表哥抱着刚出生的小侄子也会开心的傻笑，再后来读到大人国小人国历险记，非常遗憾小人国的小人没能碰见大人国的巨人，否则多么有趣的对比，然后痛恨作者真没才。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像章的最终归宿，竟然是我奶奶家门口的水沟，大家不要怀疑我，这次还真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80年代初，毛伟人去世的影响仍未弥散，过去十年对伟人的疯狂崇拜却逐渐降温，很多人开始在公开场合反思毛的失误，这时候中国人极端的善恶观又跳了出来，有不少的人认为既然毛犯了错误就不配当伟人，有些极端者甚至主张像打倒林彪江青一样打倒毛，这些人里有些是文革里长大的冲动而无知的青年，他们喜欢那种文革中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一个一个拉下来的快感，现在这样的快感没有了他们很不习惯，还有些人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们，他们想要报仇。那几年，打倒毛的声音突然强大起来，跟另一波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支持者誓同水火，冲突一触即发。我奶奶也听到了这种风声，她是从不安定的年月中辛苦走过来的，她见惯了大帅、国民军、日本人、八路军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剧突变，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林彪的语录也是突然这么销毁的，确实有些人因为保存林彪语录被 “报告队”检举，吃了苦头，这次绝对绝对不能让孩子们卷进去。所以当幼小的我开心于大小像章的强烈对比的时候，奶奶的脸上写满担忧，她说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在外边玩，小心“报告队”打你报告把你抓起来。最终有一天，我奶奶的担心终于化作了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用报纸包着这些像章，偷偷丢入了门前的河湾里，让对孩子们的威胁永远沉入了河底。我爸知道了很痛惜，我则只是奇怪这些玩具怎么突然都没了，剩下的几个幸存像章不是我妈精心保存的几个精品，就是我平日无意丢入床下的几个零碎。
不过这种关于毛的评价的争论，在这一年画上了句号，在邓家长的主持下，这一年共产党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名为为共产党历史上的若干大事盖棺定论，实际上是平息对毛的争论，最终的结果是，毛是七分功劳三分过错，是一个暇不掩玉的伟大领袖。这是个双方都不满意的折中结论，但是大会都开了，大家只能接受。于是像章的威胁彻底消失了，我爸就抱怨我奶奶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太太，其实现在我是很理解我奶奶的举动，她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安全，只是可惜了那些能让我傻笑的好玩具。
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突然出现了一股“毛热”，毛像章也突然变成了热门的收藏品身价倍增，因为那时候的元首江泽民很尊崇毛主席，也是有些为自己拉虎皮做大旗。那时候突然出现了很多像章收藏者，司机都把毛画像当作护身符挂在汽车里，有点像现在的“信春哥不挂科”，甚至很多追求新奇的年轻人，重新佩戴起了毛像章当作一种流行元素，其中就包括我的亲密的表哥。就跟所有的流行热一样，这股热很快过去，直到现在还能偶尔听到某个像章收藏大家的展览馆因为门可罗雀不得不关张，而大家自己也因为无法出手这些像章而破产。不过我当时不太在意这个，因为永远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那些让我傻笑的心爱玩具，而不是上面的那个人，更不是后来流行过的那阵风。

记忆二：小姨还是郎平？
这年还发生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大事，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全民亮点之一。这一年，中国女子排球队战胜排坛霸主日本队，获得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这是中国第一次获得团体项目的世界冠军，而且是战胜了诸多世界排坛强手夺冠的，含金量十足，而且又是传统三大球之一的排球，世界影响巨大。在这之后，中国女排连续获得5项世界级比赛的冠军，号称五连冠，成为当年中国体坛的一面旗帜。官媒对此的评价是，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体育刮目相看，东亚病夫的帽子从此一去不返。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中国人眼里的体育。再往前是什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认为，体育运动是用来Watch而不是 Play的，用中国老话说，就是大部分百姓都是光说不练。这种体育观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怪现象，一方面，当有中国队的比赛尤其是决赛的时候，万民空巷观看比赛，但是另一方面，每个城市的体育运动都开展的沉沉闷闷，除了极少数的“体育爱好者”，很少有人经常参与体育运动。还是以排球为例，虽然中国的女排辉煌一时，但是我直到上大学，才第一次接触过排球运动，而我们县城压根就没有一座排球场地。当时的媒体宣传里，体育运动新闻里更多的是为国争光的健儿，很少有百姓乐在其中的报道。老百姓最想看到的是中国夺冠拿金牌，而非享受美妙比赛。让老百姓热泪盈眶的是体育健儿带着金牌看国旗升起，很多观众甚至连这项运动的基本规则都不清楚，当随便问一个老百姓是否将要参与这项运动其中的时候，多数情况看到的是一脸的茫然：为什么要参与，练体育是运动员的事，跟我们老百姓什么关系？其实再深究起来，这种观念还跟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有关系，中国人讲究后发制人，以静制动，中医甚至主张，活动以不出汗为界，出汗则伤神不出则健身，所以我们推崇的是慢吞吞的太极，不是这种活崩乱跳的Olypic，一群人乱哄哄抢球，成什么体统！
这种体育观另一方面还助长了另一种观念，胜负至上观。既然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国争光，那么如果无法为国争光，也就不值得激动了。那个年代能在老百姓心中留下记忆的，只有冠军和金牌，亚军是不值得记忆的，更别说那些没有进入决赛的运动员，他们在电视和广播上压根连提都不提。其实这个也能理解，那时的中国实际上还很落后，能让中国人振奋在国际上露脸的新闻不是很多，中国人眼里的体育，已经超出了体育本身，更多的跟民族国家自豪感联系在一起，过去我们被人欺负，被人称作东亚病夫，现在我们终于能战胜你们了，爽！同样这种胜负至上观念也在中国历史悠久，成王败寇，顺理成章么。
这种不健康的体育观念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很容易理解。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和开放，中国人的体育观也慢慢发生改变，每一届的奥运会，大家对金牌的渴望越来越淡薄，从84年的洛山玑中国第一次获得金牌的狂喜，88年汉城奥运会惨败的失落，92年巴塞罗那第一次进入金牌前四的安慰，96年亚特兰大站稳第二集团排头兵位置的放松，2000年悉尼首次进入金牌第一集团的惊喜，2004年雅典夺得金牌第二的吃惊，最后到2008年北京奥运高居金牌榜首的淡然，我确实看到了体育在中国人眼中的变化，感受到中国真是越来越强大了。一个国家只有弱小的时候才迫切渴望别人的尊敬和认同，真要强大了，就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如何了。
不过话说回来，就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样，体育观念在中国不同地区也是不同的，在北京，大家更关注的是全民健身，是周末去哪定羽毛球场地、秋天如何报名参加北京马拉松，而在我的家乡，大家还是关注怎么办一届体面的运动会，怎么获得金牌榜第一，体育也是发展的一面镜子，这话一点不假。这种全民参与的体育观念，正是吸引我来北京的地方之一，这是后话，日后再详细说。
一不小心话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我小时候的记忆。这次女排夺冠，是个大事情，电视上一遍一遍播放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老百姓一遍一遍谈论为国争光的巾帼英雄，但是对于幼小的我，还有一件让我更加激动的事情：我在中国女排里发现了个熟人。
记得当时女排五连冠的一定知道里面的铁榔头郎平，如果说老女排是当时的一面旗，郎平就是旗上最亮的一颗星。她的重扣，至今在中国女排无人能比，大家都喜欢她打球那个利落劲，一扣就得分，老外无可奈何，爽！但是我发现了郎平的一个秘密：其实郎平就是我小姨！
小姨是我姥爷家最小的女孩，但是从小就风风火火跟男孩一样，说话做事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利落劲，就跟郎平一样。她的年纪也跟郎平相仿，透着一股80年代的新一倍的新潮，发型也是随便一扎的一个短马尾，而且跟郎平一样的自来卷，更难得的是模样也很相似，看电视上郎平在扣球，活脱脱就是我小姨。所以小时候我一直认为电视上打球的就是我小姨，当一出现郎平的镜头，我就玩命欢呼，快来看小姨，那是我小姨，大人都乐得前仰后合，从来也不给我纠正，所以我一直认为小姨如果不在家那就肯定是去电视里面打球去了，我有一个能钻进电视的小姨，钻进去还能打球，打球还能拿金牌，太厉害了。跟我小姨年纪差不多的小姑经常会说，这那是你小姨呀，这是郎平，你小姨在你姥爷家看电视呢，听到这我就一脸的不屑，有本事你也进电视打个球给我看看，怎么就不是我小姨呢。我小时候，很喜欢跟这样风光的小姨在一起，而且小姨确实有很多宝贝，我的第一张室外照，就是小姨给我拍的，小姨就跟那时的年轻人一样，是第一批摄影发烧友，会摆弄相机，那时小姨脖子上挂个相机的潇洒样，可比现在的年轻小孩玩PS2帅多了。
当时的女排热还带来了一股电视剧女排热，当时从日本引进了一部有关排球的电视剧《排球女将》，走的是传统的日剧寻亲的路子，小鹿纯子的母亲因为打排球的和父亲争吵离异，母亲许诺，如果纯子能参加奥运会，将会重新回来，所以纯子强迫自己喜欢排球，不断磨练终于获得了奥运冠军，和母亲重逢。里面纯子有个绝招，叫“晴空霹雳”，非常厉害，是我们小时候打架的时候最喜欢使的招数，就是高高跃起一击重扣。里面观众加油的时候，总是喜欢喊“嘎斯队加油！”，我们小时候学校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这样喊，只是一直不知道“嘎斯”是什么意思。后来到了北京之后，某个台又播了一遍《排球女将》，原来才发现竟然跟《篮球小子》一样，是个动漫式的喜剧加励志片，当时一点也没意识到里面的含义，真是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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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三：国外
大约在这年，我第一次有了外国的概念。我不太幸运，出生在中国最近几百年中，最封闭的十来年，同时我又非常幸运，出生在中国从最封闭状态慢慢开放起来的年代。我的最早关于外国的概念，来自大人们的交谈。
第一个进入我脑海的外国，似乎是无比强大的苏联。其实那时候，苏联跟中国已经关系很不好，不过老百姓心目中的苏联，似乎仍然是那个完美的老大哥形象。百姓的这种感觉也不奇怪，毕竟当时的苏联还是跟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不是现在这个下了架的凤凰。刚成立的新中国，几乎所有先进的东西都是来自苏联，上到尖端科技、先进武器，轮船机械，下到布拉吉、土豆炖牛肉、爱情小说，苏联带给中国的从来就只有先进的东西。在50年代，连房屋风格，城市规划都是参照的苏联风格，直到现在很多大学还是苏联风格的建筑为主。虽然官方对苏联的宣传，直接就是跟美国一起的两个头号大坏蛋，但是私底下老百姓对苏联，除了向往还是向往。小孩子有了国家的概念之后，就开始互相喷哪个国家最NB，基本上大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苏联绝对天下无敌。再后来上学了，有的大点的孩子告诉我们，苏联是共产主义，而我们只是社会主义，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人家苏联已经奋斗完了，那个羡慕呀。在我幼小的心里，苏联什么都无比强大，就跟梦幻中的国度一样，我连想去的想法的都没有，因为那实在太崇高了，我高攀不上，后来有一天，当我突然听说苏联解体的消息，心中的震惊无与伦比，那是后话。
不过说起苏联，大家虽然都很向往，但是却谁也没去过。一方面那时候人们几乎没有出国的机会，一方面，中苏已经交恶，彼此来往不多。其实大家谁也不知道苏联到底什么样，所做的只是尽量往好里想罢了，也许当年人们谈论的并不是苏联，而是一个美梦。
第二个流行起来的外国，是印尼，起因是我们县的一个干部，他的印尼华侨哥哥要举家回国探亲。这事放在现在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在那个年代，可不得了，毕竟我们县城一年没几个外国人来的，更何况是血浓于水的华侨兄弟。接待华侨要举全县之力，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全县人民一起在战斗，我们县要动员所有力量，向归国华侨展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县城。当年的欢迎华侨的规模，跟现在一个县城举办一个大型演唱会是一样的，全县都动员起来，县城打扮的整整齐齐。华侨的主要活动县领导都要亲自作陪，华侨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围观。我对当时的盛况没什么印象，我妈回忆说，华侨就是长得很黑，穿着花衬衫，如果不穿花衬衫也跟我们没什么区别，话里的意思，就是这华侨的气质，跟当年的苏联老大哥提鞋都不配。
华侨是回来探亲的，当年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其实说来也不是在印尼混的还行的那类，并不是什么巨商富贾，但是这番团聚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奇，这缘自一个小故事。当年，县领导承诺，华侨的所有参观宴请费用，都是县上出钱，但是却没说家宴怎么办，当然家宴也花不了几个钱，印尼华侨的弟弟家里也就没计较。想不到的是，家宴的时候，华侨的小儿子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喝可乐，华侨解释说，孩子小，从小喝可乐习惯了。当年的长清人，别说见过，可口可乐连听都没听过。不过既然人家要了，想办法也要搞到，于是华侨弟弟家里找人去省城搞了一些可乐来，大概是三块钱一瓶，华侨儿子每顿饭一瓶，连早餐都喝。要是放现在，大人一定会教育这个熊孩子，老喝可乐牙齿会掉光光的，但是放在当时，可乐一瓶一瓶喝光，带来的只有肉痛。华侨的弟妹告诉我妈，三块钱一瓶呀，一天三瓶就是小半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报销还不一定，你说这熊孩子，喝绿豆汤不行呀。这事也告诉了长清乡亲，国外通常是很富有的，可乐可以一天三顿的喝。后来县里明确了可乐的费用也要报效，华侨弟弟才没心疼的撅过去。
第三个外国，是日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最近百年的死敌，日本鬼子几乎是最邪恶的代名词，但是我们偏偏对日本很友好。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当时看起来已经彻底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非常诚恳的来同中国交往。另一方面，几乎要灭绝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其实有人是最大的赢家，本来已经濒临死境的，因为死敌忙于抗日无暇它顾，竟然凭着高超的腾挪手段起死回生，直至彻底翻盘。毛主席曾经公开说过，日本人侵华其实是救了我们一命，所以他们对日本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感情的。
不过80年代的日本，已经完成战后的浴火重生，华丽转身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国家，他们回到中国，是带着他们最擅长的电子产品来的。日本人确实很精明，他一方面低声下气的赔罪认错，大笔的投资中国的建设，一方面推销自己的电子产品。于是中国人真的被感动了，而且也真的被日本人的电子产品吸引住了。当时谁有一块日本电子表，比现在谁带一块劳力士还风光。当时的中国人还感叹，怎么日本就恢复的这么快，转而虚心学习日本的经验。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是不反感日本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了20年后。当时的主旋律是中日友好，外加民间对日本科技的羡慕。其实想来，那时候正是日本最强盛的年代，这么低调的跟中国交往，深谋远虑的真够可以的。
最后一个，也是最让中国人震撼的一个外国，就是美国了。在那时中国人的心中，美国不叫美国，叫美帝，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就是坏的不能再坏的国家，换现在的话说就是邪恶轴心。那时候的宣传是，什么坏事都是美国搞的，分裂台湾，侵略朝鲜，侵略越南，都是美国干的，还牺牲了这么多的好兄弟，直到现在有了坏事好多人还喜欢往美国身上联想，就是那时的后遗症，用当时时髦的话叫做“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偏巧这么坏的国家，还是跟苏联比肩的超级大国，那就更让人恨的牙痒痒了，老天不长眼么。当时国内的宣传是，美国人民水深火热，大资本家作威作福，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到处侵略。那时中国几乎没人能去美国，万一能去的人都是有任务的，到处给那些美国的邪恶罪证拍照是这些人的主要业余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太惨了，比我们解放前还要惨，到处都是流浪汉，到处都是流离失所，当时的人是基本不思考美国这么惨为什么还这么强大，因为那个年代思考多了是要被运动的，老实听话你没事琢磨这么多干什么。
不过后来中美就突然建交了，听话的百姓基本都被晃了一下腰，不过还好那时大家都不思考，让建交那就建交呗。再后来就开始互派留学生，他们派的都是不务正业喜欢到处闲逛的，我们派的都是根正苗红经的起诱惑的，所以我们的留学生带回来的描述基本还是往邪恶一派上带。但是，说实话是人的本性而说假话是很痛苦的，所以渐渐的还是有关于美国真实情况的只言片语传了回来，也许北京那些大城市早就开始流传美国的故事，我们县城基本上是我上托儿所之后，才开始流传的。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一个厕所版本是，在美国刷盘子都比我们厂厂长挣的钱多。之所以在厕所流传，是害怕老师知道，这么小就有亲美帝倾向，是要告诉家长打屁股的；之所以会跟厂长比，是因为厂长是我们心目中最富有的人，他拿全厂五六百人最高的工资，他家的一切摆设都更有品味，他家用冰箱冰西瓜而我们只能用凉水；之所以这么让我们相信，是因为这是厂长的小女儿，我们的所花说的，具体的来源是她的一个小舅舅，也就是厂长的小舅子，名牌的大学生在美国留学。当时我们是彻底震惊了，我们给大人刷盘子是不给钱的，而美国人则可以刷出比厂长还高的工资。这样的话，美国人就不要干活了，都去刷盘子就好了。再后来还有更多的版本传回来，比如美国人家家都有彩电冰箱，美国人家里都有汽车等等等等，一个比一个让人吃惊，但是都没有“刷盘子说”让人震撼。“刷盘子说”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强烈刺激，无缘由的热爱和信任被动摇了。其实，大人们也都知道“刷盘子说”，心里的震撼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慢慢分离了，表面上还是铲除万恶美帝，心底下已经是深深羡慕了，正式场合大家都痛斥美国的腐朽，私底下谈论的则是对美式生活的向往，中国人的思想，慢慢被打开了，并且一旦打开，汹涌彭湃无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