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城市里渡過童年,在美國的紐約成長。都是70年代出生的我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態度,目標和追求。卻被歲月所帶來的各種責任漸漸束縛,其中有些是我們這一代獨有的,有些是這個年紀共有的,時間責無旁貸的變成了一條鞭子。
兩處不同的社會,兩段不同的時光,我們像在兩個不同的漩渦中掙扎著的海豚,憑著某種特殊的聲吶功能為自己定位,我們中的一些似乎做的很好,一些可能做的不太好,做的好的那些是因為他們能夠理解‘必須’的意義,另外的則不行。
模糊,是我們這一代人在2003年一月的某個星期二共同所擁有的藉口。
星期二的早起
鬧鐘還未響我就醒來了,很難得。家裡坐地鐵到公司需要五十分鐘,鬧鐘設在七點四十五分,但平常我多會賴床到八點。
斜眼看了看擺在床頭的鬧鐘,七點十分,足足比原本設定的早了三十五分鐘。不知道鬧鐘會不會因此抱怨,怎麼說每天固定的工作被取消,不太會是件愉快的事。如同我應該七點四十五分準時被它喚醒,八點鍾後刷牙洗臉挑選襯衫披上外套搭乘地鐵到華爾街站口,並在九點十分前趕進公司打卡。若抵達公司後發現今天不用上班,大概我也不會很愉快。熟悉的規律忽然被攪亂(雖說其實也不是甚麼重要的規律,甚至不能稱的上是好的規律),‘存在’這個字眼會剎那間變的模凌兩可。
鬧鐘生氣的模樣,有點像昨天晚上女友的臉。女友的生氣可以說是來的完全莫名其妙,晚上七點我下班回家,順路去女友工作的銀行接她,之後我們叫了必勝客 Pizza的特價套餐,意式香腸片和蘑菇的披薩。吃完我們習慣性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當然也會習慣性的捍衛自己喜愛的電視台。昨晚她想看Friends的第九萬七千二百十六集(大該我有些誇張了,不過總覺得這影集播了好像升旗儀式時教導主任訓話那麼久的樣子),我想看的是CSI的影集,最後我們各退一步,從Discover頻道那裡取得妥協。
為甚麼會同意看Discover頻道?我記得似乎是因為女友說正在播報海豚生活方式的解說員聲音非常像以前動物世界裡配音的趙忠祥。很棒的理由,即使因此得知海豚視力糟糕,全靠發出的聲吶來辨別方向。
十一點半我固定送女友回家,她家住的不遠,晚上有點開始飄雪,不過尚不至於影響駕駛。
女友在車上就開始生氣,她生氣的時候不會大吵大鬧,只會一個人坐著悶悶不樂,你怎麼跟她說話她都不理會。她把目光停在別的地方,就算側頭看你,也是一副你知道我生氣的原因了吧。天地良心我卻連思考的方向都沒有,怎麼能夠猜的著。
就這樣兩人沉默的開到她家門口,我用手摸著她的長髮:“你生氣了?”
“沒有。”女友照常不會當面承認,她打開車門,門外沁冷的細雪飄了進來,冰涼的空氣暫時與車里乾燥的暖氣混為一體,很舒服。
女友跨出車門外,回頭望著我,若把這樣的一幕放到電視框裡去,在任何的瓊瑤式電視劇里基本上都能很好的被導演利用。女主角應該會把很早就寫好的信遞給坐在駕駛座位含情脈脈注視她的男主角,對他說等雪停了之後再拆或者明年下雪的時候我會想起你之類的對白,男主角則千篇一律的拉住女主角的左手,我,我…連說幾遍卻甚麼也沒說出口,女主角趁機鬆開男主角的手走出車門,明亮的大眼睛里閃爍淚光。背景音樂是王力宏的‘忘了時間忘了我,’要不就是蕭亞軒的‘一輩子做你的女孩。’
“我們難道就一直這樣下去嗎?”女友並沒有按照我恍神中編排的台詞那麼說。
“這樣?這樣是甚麼樣子?”我一時之間沒能聽懂。
氣氛像被綁上了巨石並拋進墨色平靜的湖,沈的可怕,女友望著我近半分鐘,轉身逕自朝家門走去。我依舊想不出她所指的這樣是怎樣,不過我確定她生氣了。
非常生氣。
我把鬧鐘預設的按鈕關掉,這樣它就沒有機會在三十五分鐘後響起了。起床後我拉開窗簾,外面一片雪白,元旦才沒過多久,上一場雪還沒有完全融化,另一場大雪就迫不急待的傾巢出動,狠狠的把吵雜不安的城市壓的難以喘息。
小時候很喜歡上海的雪,那裡的雪不會很大,薄薄的一層,對甚麼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於是我和同學吃完午飯就在草地上抓雪球,同樣小小的幾個。有次偶爾下大了一點,我抱了兩大雪球回教室搭了個雪人,用粉筆當鼻子黑板擦當耳朵,結果班主任看到後罰我做一個星期的值日生。距今十幾年後,我在地球的另一邊看著窗外大雪,想的是必須在今晚下班後把車子從雪堆里挖出來,要是過幾天雪變成了冰就麻煩了。
刷了牙洗了臉,挑選了淡藍色的GAP襯衫,草草的繫上領帶,套上外套和風衣,朝地鐵站走去的時候是七點二十五分。
2003年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二,清晨七點二十五分,紐約。
其實何年何月,在哪個城市都不是很重要,至少對我,或者對我公司裡的那些同事們來說,重要的只有今天是星期幾。我們固定會垂頭喪氣的渡過星期一,然後在星期五的上午開始恢復點生氣,如同以前每週兩節的政治課,所有人包括老師,都會安安分份的上課消磨時間,並在臨近下課時產生點輕微的亢奮。一點點而已,因為時間總是毫無例外週而復始的持續著。
可能過早,地鐵上沒有以往八點左右的擁擠,不過還沒有到可以隨便就找到座位的情況。我靠在車門旁,把倪匡的《另類複製》拿出來讀。衛斯理的故事至今已經寫到第幾本了,我沒算過,想來少說也有百十本。從初二第一次讀衛斯理的《蜂雲》開始,每本我至少讀過三遍以上。讀他的書已經成了種習慣,無論是十年前還是現在。小時候我想像著據說從海王星來的外星人,以濃稠的液體狀爬到我的床上,現在我期盼著跟天工大王一起去證實山有生命,或乾脆幫溫寶玉把長老給挖出來。紐約的地鐵是個讓人可以好好讀書,也同時可以好好胡思亂想一番的地方,但並不能因此擺脫百年來呆板無趣的個性。
八點半我就到了公司,公司在百老匯大道和華爾街的交叉口附近,很有名的大銅牛就在樓下。每天照例有許多證券交易員經過時摸一下牛角,每天照例有許多遊客騎在牛背上拍照,每天照例有許多人想了解牛在這條大街上的意義,而牛則每天照例用同樣的表情看著身邊的人來人往(喂!究竟一個被鑄成牛樣子的銅塊,能夠帶給你們甚麼呢?而你們又是甚麼鑄成的呢?)。
據說古埃及的獅身人面像也問過人們類似的問題。
公司門鎖著,我第一個到。下雪天大家就不會把遲到這個問題看的那麼嚴肅了,有趣的是唯一一個從來不理會遲到的人今天居然最早到,我自己不禁莞爾。
閒來無事,逛逛網站看新聞,沒多久,門被推開:“好冷!咦,你今天這麼早來阿?”偉打著哆嗦走進來,打完卡隨即又走了出去。
伟的责任
偉,浙江青田人。十六歲跟父母移民來紐約,1971年生,還有三個月就32歲。個子不高,總能給人很穩重、可靠的感覺。六年前結婚,半年前得了個女兒,擁有一棟房子,一輛Nissan的Pathfinder四驅SUV,是我們公司的CEO,也是我的合夥人之一。
偉在八樓辦公,除了技術人員在五樓之外,所有人都在八樓辦公,因為只有一部打卡機的關係,所以大家每天都會先到五樓打卡。
偉在我們公司裡年紀最大,生活最有規劃,處理事情也最有頭緒。我的意思是:如果整個社會是一場貝多芬6號交響曲的演奏會,偉則是裡面最能配合指揮的小提琴手。
六年前讀了兩年大學的我正式綴學,與偉和另外幾個朋友合作開了這家網絡服務公司,我們做的是幫助紐約中小型的公司架設網絡,提共各類解決方案。事實上最初只有我和強兩人全職工作,偉在公司開張一個半月後才從原本工作的地方辭職的,兩年後我們公推偉為公司的CEO。他以穩當的企劃和長遠的目標,和與每個股東都保持著良好的私交贏得了我們一致的信任,這六年公司遇到科技界罕見的大蕭條,但因為偉的步步為營,靠著紮實的基楚安然渡過。
偉的老家在青田農村,據說偉小時候去溫州上的初中,家里三兄弟二姊妹他排行老二,和他哥一樣都屬於家里比較倚重的孩子。我和他們家很熟,上學的時候經常去他們家玩。偉和他哥相異的地方是,他雖有著一份與他哥相同的責任心,兩人都老練實在,但他沒有像他哥那樣難以與我、或與他們的三弟毅溝通。大致上他能理解我們所有的想法,並用種(嗯,照你們那樣的思考,其實也很不錯阿)的態度來認可,我們對他都相當敬重。
另一面來來說,偉並不是我們這一代父母最期望的小孩。雖然偉看起來把一切都做的很合乎父母們對生活的準則,偉有他不切實際的地方。他喜歡更奢侈的享受他的人生,而在某種情況下他也可以為了處世的原則不顧一切的拋棄自己擁有的一切。對他來說這些是他心裡細微燃燒著的浪漫,盡管很小,更不可能在何時會演變成驚天動地的爆炸,但畢竟也能在無休無止迎面而來的各種責任中頑強的不被撲滅。
“責任是人自己給自己的枷鎖,可有時候套上這些枷鎖成了必須,因此我們也無法怪誰。”偉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偉和我在紐約的上州露營,那是我常做的消遣。帶上帳棚和兩桶清水,一些簡單的速食食物,到人煙稀少的山林里過上幾天,我嚮往那種遠離噪音的感覺。
“其實我不像你那麼喜歡露營,”徫告訴我:“又髒又累又冷清,不過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我需要體會一下,我想看看我有沒有承受自己不喜歡的環境的能力。”
結了婚後偉買了房子,隨後女兒的出世讓他心甘情願擔起的更多的責任,為此他對公司的發展投入了最多的心血。我和其他的股東也樂於如此,大致上除了偉我們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自以為是的任性,與其擾亂偉做決策,不如老老實實做好自己本份。
當然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公司不能算很賺錢,但每年都有盈餘。這幾年狀況沒少出,頭疼的事情隨著經濟衰退接踵而來,偉處理的都很妥當。突然間我腦中浮起昨晚discover頻道里的海豚,偉就像海豚,也許觀測事物的眼力僅屬一般,但他總有著些獨特的能力,能夠很好的把自己在洶湧莫測的海洋里定位,於是一切都壞不到哪裡去。
“要不要吃早飯?我請客,你幫我去樓下買。”偉到了八樓打電話問我。
買早餐的途中,在一樓的走廊中遇到了強,不能不算作意外。
“嘿!小子你怎麼今天這麼早到阿?”強說話的態度一貫都有些不自覺的自傲,我和強的關係遠遠沒有和偉來的舒服。
“你也很早來嘛。”我說。
“我又沒有怎麼經常遲到,只不過最近搬家後交通不方便,才遲到的多了些。”
事實上,近幾年來強和我遲到的次數和時數,基本上不份軒輊。
电梯里的强
強,浙江杭州人。二十一歲留學至阿肯薩州,兩年後來紐約Pace University續修MBA,1971年生,比偉小五個月,31歲。個子瘦長,經常不修邊幅,鬍渣滿面。半個月前在New Jersey Brunswick的附近買了房子,很寬敞的三層樓,準備和女友近期結婚。強是六年前與我兩個最早進入公司的合夥人。
強的胃不好,他說這是老有一頓沒一頓搞出來的,前一陣子因為胃出血還住過醫院,至今似乎還有些病態,在公司裡萎靡不振。
這跟以前的強區別很大。
我是開了這個公司才認識強的,事實上公司的頭兩年,強策劃著所有的運作。強喜歡做決策管理之類的事情,他這方面多少有些能力,尤其行事風格爽快,眼光看的遠,說起來也不是個自私的人。
可是經過長時間的共事後,我們都不是很喜歡他這個人。我的意思是:在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他太過獨斷獨行,又好高騖遠。強很難接受不同的意見,一旦他決定的事情他會堅持到底,哪怕是孤軍奮戰。為此所有股東都和他有過大大小小的爭執,算下來,唯一能讓強少許讓步的只有偉。
等偉被選為CEO之後,強開始集中注意力在行銷方面。這一來反而更好的發揮強的長處,相較之下強比我們來美的年紀都大,因此他保留了中國人處世的圓滑與我們這一代人獨有的誇大自己能力的個性。然而他同樣懂得美國社會就事論事的特點和單刀直入的談判方式,這促成了他強而有力的外交能力。
21歲來美的他在這片土地上幾乎沒甚麼親人,六四的時候總統大赦他拿到了綠卡,從此就認定紐約是他這輩子的家。他把根牢牢的紮在這染缸般的城市中,或者應該說他試圖著把根牢牢的紮住。在某方面來說他比我們辛苦,獨自生活的擔子和整個九十年代的經濟衝擊把他狠狠的吞咀,他有著作為70年代人去美國留學生的自悲,然而多年來努力後的成功讓他更需要自尊。
與偉比起來強缺少的是厚實,不過多了份千錘百鍊的自信,雖然偶爾有些過於盲目,但這從阿肯薩州輾轉跋涉來紐約的年輕人,從不掩藏自己的驕傲,與堅定著對自己的認知。
強穿著黑色的厚大衣,頭髮照例亂的一團糟,臉色有些消沉。這兩年強明顯有了變化,盡管說話的語氣還是那麼衝,但少與人爭執了。三十歲對男人來說的確有著某種象徵性的意義,就如蛻殼後的龍蝦滿身柔軟的甲,重新堅硬起來是時間問題,不過回頭看看以前那厚沉的舊甲,除了掙扎的痕跡,裡面甚麼也沒有留下。四十歲會不會與此相同,五十歲呢?六十歲呢?我從沒有問過強和偉,問了也是白問,我知道他們各有各的答案,對我卻沒甚麼幫助。
“我去買早餐,你要不要一份?”我問強。
強搖了搖頭,電梯的門阻斷了我和他的視線。我有種錯覺,漸漸合起來的門如同兩塊巨石硬生生的把強擠在中間,強被擠的越來越瘦,鬍子忽然飛速的生長,頭髮也是,他們奮力的纏住巨石不讓其得逞,巨石用種金屬摩擦般的聲音發起牢騷:“讓開,你這樣苦苦支撐有甚麼意義呢?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你讓我關上門,我好載你上去。”
幫偉買了咖啡和甜圈,六年來的早餐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大家的選擇永遠是在Donut,Muffin,Bagel之間遊蕩,午飯也一樣枯燥。奇怪的是六年也就這麼過了,公司裡無論誰都沒有因此得了甜甜圈恐懼症或麥當勞憂豫症之類的。人期待創新,卻很容易習慣枯譟,隨著年紀的增長尤甚。一成不變的本身大概有著些東西似電影“地道戰”般百看不膩的吸引著我們吧。
把早餐和找的零錢遞給偉:“老大,昨晚雪下的那麼大,聽說下午還要繼續下,大概沒幾個客人今天會開門,中午要是都在,叫外賣怎麼樣?”
“好阿,”偉隨口答應:“叫甚麼?”
“Domino Pizza吧,好久沒吃了。”
“OK,你中午叫,公司請客。”
我拿了自己那份早餐去五樓,偉在電腦前認真的查收email。和強相比,他的頭髮梳的整齊,鬍子刮的乾淨,襯衫燙的平整,還有色彩配的恰到好處的領帶。不過即使如此起床後的疲憊還是殘留了些在他臉上,彷彿南美森林雨季前半乾枯的池塘。強坐偉的對面,在瀏覽些有關股票買賣行情、經濟新聞的網站。公司裡有足夠的暖氣,但強依然披著外套。
回到五樓的時候瑞和晴已經到了,瑞和晴是男女朋友,住在離偉家不遠的幾條街外。瑞也是公司合夥人之一,偉大學的同學,晴是公司的會計。
瑞与晴是夫妻
瑞,香港人,祖籍台山。十四歲跟家里移民來美,定居紐約,1973年生,29歲。瑞身材英挺,很帥氣,他是我們公司最能幹的工程師,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IT業工作,經驗豐富,不過本人沒有很大的事業心和野心。瑞和晴三年前在公司辦的餐會認識,之後便租了一間公寓同住,兩房一廳,兩人還有輛黑色的本田雅歌新車。
晴,台灣人,祖籍江西。1974年生,28歲。二十歲那年從高雄隻身赴猶他州留學,因為前任男朋友在紐約的關係,經常兩地跑。四年前大學畢業來紐約發展時卻跟男朋友分手,在餐會上偶然與瑞結識,兩人可以說是一拍即合。晴對自己的要求甚高,很想認真的做出點好成績,同樣她對週遭的人都很嚴厲,若屬於份內的事她的責任心高過一切,當然我是最常被她督促的一個。
九點剛過,晴正氣呼呼的站在瑞的座位前,瑞不理會晴自顧自的看著電腦,裝作一幅旁若無人的樣子。晴的手上拿著一包看似早餐的紙袋,臉色鐵青:
“幫你買早餐你不吃也不用這樣不理我吧?”
瑞的眼鏡離螢幕很近,一聲不吭。
晴繼續大聲的責問:“你到底甚麼意思?你懂不懂禮貌?”
瑞的精神似乎很集中,事實上也應該如此,我猜他正在很集中精神的想把耳朵關好。
晴狠狠的把紙袋仍在桌上:“陳瑞恩,你一大早發甚麼神經病?”
也許瑞光顧著抵抗晴的說話,沒有好好提防紙袋扔在桌面上的聲音,頭立即往後仰了仰,耳朵的門頓時崩潰般的被打破,我甚至可以聽到‘卡達’的碎裂聲。
他側頭瞪著晴:“那你又在發甚麼神經?”
“我發神經?剛才還好好的幫你買個早飯就變成這樣子,你有不爽你說阿。”晴的聲音比人造衛星划破大氣層時還尖銳。
“好好的?有好好的嗎?我一路開車過來你就說個不停。”瑞的聲音不大,但冷的像塊青藏高原的凍土。
“我?我只是提醒你開慢點,到處是雪哪有你那樣開車的。”晴說。
“那你說的語氣不能好一點嗎?”瑞問。
“語氣?我只是在提醒你而已,哪裡不好了?”晴反駁。
“算了,我不要跟你說了,你可不可以上去?我要工作了。”
“你…”晴氣的說不出話,轉身便走。
“喂!”瑞把晴叫住:“把早飯拿走,我不要吃。”
晴一把抓住紙袋,仍進了垃圾桶,盯著瑞足足看了好久,那眼神估計可以讓瑞的電腦立刻當機一百二十次。
晴去了八樓,我裝作無事的坐回我的位置,瑞坐我的後方,我們不用面對面。也虧的這樣,這兩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就算他倆的神經已經堅韌如牛筋,旁邊的人可不是每一個都能頂的住不斷重複的火爆氣氛。
這讓我想起了女友,和她在一起七年,我們很少吵架,不是大家脾氣好,而是女友一生氣就會一聲不吭的,像昨天那樣。有時候我偶爾會覺得像瑞和晴的吵架方式還不錯,我想他們也會有(有時候有個生氣不會大吵大鬧的情人該多好)的訴求吧,彼此彼此。
雖說這是對情侶,實際上他們已經是夫妻,作為好朋友的我們私底下都知道他們去年就登記結婚了,原因是晴的身分問題。晴以留學的身分來美,不過這不能讓晴長久的在美住下去,瑞是美國公民,為了不讓簽證過期,晴與瑞結了婚。
其實他們本就到了結婚的年齡,同居了三年多,正大光明的辦喜酒也是件很不錯的事。但如你所知,兩人都不想讓身邊的人認為他們的婚姻建築在美國護照上面。盡管大家都知道晴認識瑞的時候她根本不知道瑞是美國公民,晴和瑞也有自己的理由。他們相愛,可是愛情被他們自己虛構的障礙不由分說的阻繞,結婚被他們想像成被人背後譏笑的把柄,瑞盡量推遲著,晴默默忍受。
有一次他們家開party,晚上瑞喝多了進房睡覺,晴和我們留下的幾個好友聊天。晴喝了不少,聊到她和瑞的感情,我們稍微奉勸了她幾句,她的無奈頃刻間浮現在臉上。
“你們別看我在公司對大家指指划划像個女強人,平常對瑞也是喚來喚去。然而在感情上我只是個弱者,為了維護這段感情我必須在很多地方讓著瑞,當然瑞有他的苦衷,如同我有我的苦衷,不一樣的是我還需要包容瑞的苦衷。身份問題對我已經不重要了,快到三十的女人,我多想跟他有個真正的家。”
晴有神的雙眸中積著淚水,那晚她哭了,熟識晴的人恐怕都很難想像晴哭的樣子。她是顆從尼羅河畔流浪到羅德島石漄壁縫中的甘藍,綠的明亮甚至有些耀眼。孤身異鄉的晴,比大多數男人更堅強,不過在歲月面前,她越來越害怕失去愛情。
那晚兩點多的時候瑞突然醒了,一邊嘟囔著我們喝酒不叫他,一邊拿起罐Heineken,一口喝乾。
瑞在我們五樓技術部門里,是最囉唆的工程師。電話上幫助客人解決問題,簡單的步驟他非要極其詳細的跟客人解釋,有時候當他認真的解釋群組伺服器中遮罩地址設定對網域的重要性時,客人可能會問:對不起,請問能不能告訴我TCP/IP是甚麼東西?
相處中,瑞往往會對我們其他員工的處理事情方法,基準和能力看不慣,憋不住的時候就講一堆道理振振有詞。他工作的時候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生活中講究實際效益,香港長大的他多少缺點人情味,在和大家不相衝的情況下,他會比較注重自己所能得到的利益。我們倒也不會因此不喜歡他,美國這個社會提倡有原則性的自私,天經地義,但多數人跟瑞都不能算太親近。不同的社會論理,可能在其中若隱若現的製造著隔閡。
沒過多久有電話響起,是瑞接的,講完後瑞隨口罵了一句:“靠,老大真爽,說今天要陪老婆要看牙醫所以不來了,早知道我也去看。”
“我提議你可以請假看痔瘡。”我取笑他。
“長在你的屁股上。”瑞裝作惡狠狠的用廢紙團扔我。
對我們技術部而言,有兩個老大。一個是偉,最高領導人,無可厚非;另一個是技術部的主管成,當年就是偉、強、瑞、成和我五個一起合夥開這家公司的。成的妹妹就是偉的老婆,算輩分是偉的大舅子,叫他老大不會算很過份的事。
成说:你们大陆啥时去统一台湾啊
成,台灣人,祖籍湖南長沙。十六歲與妹妹定居美國,住在事業頗有成就的叔叔家,1973年生,再過兩個月就二十九歲了。我讀Jamaica高中的時候就認識成,當年他很瘦,兩年前結了婚後身材像吹了氣般發福了起來。穿著不講究,但很乾淨,也很好相處。結婚時在台灣的父母送了棟公寓給他們,在偉家的附近,有一輛2002年的Toyota Camry,尚無子女。
成是個不多話的人,外表看起來還有點凶,不過就算他真的生氣的時候,你也感覺不出他能夠凶到哪裡去。
在我們技術部最有能力的兩個人,一個是成,一個是瑞。六年來成一直是我們所有技術人員認定的主管,不是因為成的管理能力高,而是比較好說話。對付成的方法很簡單,拐著彎拍拍他的馬屁,他也就不會怎麼找你碴了,而且成也不是很會逼著我們遵守規則,這方面他有足夠的健忘能力,同時也懶得嘮叨。比方說,成突然發EMAIL通知大家,將來每個星期五下班後開一小時會,帶好紙筆記錄。之後的一個月,第一個星期所有人紙筆齊全的認真開會,第二個星期有人忘了拿紙筆,成提醒了兩句作罷,第三個星期會議從一小時縮短成半小時,因為大家認為沒甚麼好主題或總結的,第四個星期某員工(通常是我)碰巧有事,於是提議成要不要延後到下星期一,建議成早點回去陪陪老婆,於是之後半年就再也沒有開會了。
每年最頭痛的兩個星期大都是成渡假的兩周,瑞代替成做臨時主管,第一個就拿我開刀,像是晢伏很久的非洲大蜥蜴,而且是一條有著非常囉唆個性的處女座大蜥蜴。
成的老婆是ABC,出生在美國的溫州人,外表看似較小可愛,但喜歡把成管的服服貼貼。成也樂於有這麼樣的老婆,每天下班趕著回家,幸福洋溢。而上班時,從成接電話的語氣,就能夠清楚的分辨出是老婆的電話,還是客戶的。可以描述一下:某日下班後成正在很嚴肅的責怪我每次出去做order都不帶齊軟件,屢教不改。這時候他的電話響起,成順手一接:“ Hello….Hi, how’s going? Ya, I’m still in the office.. okay…”漸漸的成的聲音像被觸碰過的含羞草捲曲了起來,且越來越輕,即使我和成只隔著一張桌子,照樣聽的模糊。當然我可以肯定下班了,大致上不會再有我甚麼事。
我眾多的台灣的朋友,成屬於比較特別的一個,倒不是跟他比較熟的關係,而是在大多數人眼裡,成像大陸人更甚於台灣人。
成的口音沒有台灣國語的腔調,他時常逛的網站都是大陸的論壇,每次報紙上有關台灣選舉或其他甚麼的爭議,他總會冒出一句:怎麼大陸還沒統一台灣?他打中文的時候使用漢語拼音(大多數台灣人都只使用注音),尤其讓我覺得像的,就是開會時的那股官僚主義,有趣極了。
公司上了軌道以後成常請假,多數是為了幫老婆辦點事情。有時候我會覺得成太順著他老婆了,接近言聽計從了吧。不過老實說也無所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性格上的契合遠遠重要過性格上的相同。我的意思是指在夫妻生活上。
九點二十分,我吃完早飯,電腦工作安排上顯示沒有任何Order需要出去做。我無聊走到對著百老匯大道的窗戶,街上的行人還沒有往常的一半,大多把身體捲縮在深色的大衣里,其中的大部分還帶著帽子。從我站立的角度乍看上去,很難分辨的出是男是女,是哪一種膚色的人,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是悠閒的還是焦慮的。然而這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能分辨的出又能怎樣?(喔,這一位穿暗紅色Jones New York大衣的中年女子,有著瑞典和挪威的血統,住在76街Park Ave,是JP Morgen公司的某交易員助理,有一個比她小三歲喜歡喝白蘭地的丈夫,無業而且昨晚又沒回家;那個急匆匆從Battery Park方向走來的年輕人,澳洲的一個小鎮出生,父親是印度裔。他去年從Buffalo University畢業,主修Accounting,原本大雪後想待在家裡的,卻因為上星期被通知今天去家小證券公司面試,只得一大早從Staten Island坐渡船過來,這已經是畢業後一年內第十六次面試了,經濟衰退的像夏天破裂的北冰洋外圍冰山…)我想對多數人來講,這裡面並沒有任何值得去記住的東西吧。
曼哈頓下層的街上每天變換著面孔,誰也沒有精力去了解誰,或者說誰也沒有必要去了解誰,每個人能做的,就是盡力完成自己規劃給自己的責任。照這麼說來,公司裡的合夥人,所有的員工,也應該是這樣努力著,同時漠視著,如強想對自己負責,瑞躲避著對晴負責的必須,成對妻子的負責,而我的責任呢?二十六歲是個需要擁有甚麼樣責任的年齡呢?我到了適合低著頭迎著狹窄華爾街中吹來的冷風走路嗎?還是跟著Eminem粗魯的節拍跳舞?當這個早上我出乎意料的早醒,第一個到達公司,我又因此改變了甚麼嗎?
銅牛在街道的左側傾聽,像巴爾札克伏在擺滿腐爛蘋果的檯面上凝神。不知道從何時起它就負擔起了作為牛氣沖天的象徵,下雪也好暴動也好,在世界末日大火將這裡掩埋之前,它會繼續堅持為這個象徵而站下去,它的背脊因狂妄的烈日暴曬下而顯出些許呻吟似的黃色斑點。
剷雪車從百老匯大道上駛過,雪被它推至兩旁高高的疊起。好像又開始飄雪了,雪片不大但街景因此已經開始變的有些不真實。人影被雪划過後留下的美麗痕跡,雕刻出並不存在的線條,一群群組合起來類似樹木年輪里夾雜的鳥眼,同時我看到毅正朝公司大樓門口走來。
毅的脑子有病
毅,我進高中時認識的朋友,至今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毅五年前大學畢業,我把我擁有的公司股份分了他一半,所以他可以說是我們公司的第六個股東。.毅有著一頭很漂亮的卷髮(儘管他比較喜歡他自己的眼睛,並且認為每個女孩子都會為此著迷)。他二十八歲,1974年生。十二歲跟家里一起移民到紐約,是偉的親弟弟,家裡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跟父母一起住。我和他共用一個銀行帳戶,按個人需要自行領取,昨天我拿錢的時候記得還有3981.67元,除此之外,我和他共有的就只剩下一大群不錯的朋友和無法肯定數目的啤酒。
毅一推門進來就開始抱怨:
“靠,七點鍾就被我爸叫起來剷雪,他要開車去店裡,要我把車子從車庫里挖出來,我腰就快斷掉了。”
瑞抬頭瞪了毅一眼:“你靠甚麼靠阿,又不是只有你要剷雪,我還不是一早就被晴叫起來剷,想找遲到理由找個好一點的。”
毅嘿嘿笑道:“第一,我要清理整條道路,你家車就停街上,挖個出口就行。第二,你有晴幫忙,至少有精神支柱。第三,我昨晚失眠,今早沒力氣。”
瑞哼哼兩聲以示反駁:“第一,你比我年輕兩歲所以剷多一點剛好扯平。第二,晴叫醒我就繼續睡覺了。第三,你失眠關我屁~~~~~事。”
瑞有個習慣,想強調甚麼的時候喜歡把句子的最後一個詞拖的很長,還會轉幾個聲調。
毅不服氣….我想我在此不得不中斷一下,毅恐怕是整個公司唯一比瑞更龜毛的人物,甚麼爭論都要把自己的論點堅持到最後,不說服對方絕不罷休。熟悉兩人的還好,不熟悉的還以為在吵架,曾經就發生有好心朋友介入勸架的。
“第一,你們倆腦子有病。第二,你們倆腦子真的有病。第三,你們倆腦子絕對有病。”我插嘴道。
“靠。”瑞找到了新的對象:“你很閒是不是?沒事出去做Order。”
我把剛才他扔到我桌上的廢紙團扔了回去:“說你有病你還不相信,你自己看看排程上今天有沒有Order。”
“沒Order你不會找其他事做的阿?整天跟毅兩個人弔兒郎當沒點做事的樣子,”瑞又開始囉唆:“去把你那些做好的Order資料填回資料庫里去。”
毅打完卡坐到自己位置,他的座位在我對面,他對瑞道:“你可不要把我也扯進去,要不你比比看這個月我們公司誰做的Order最多。”
這點正如毅所說的,他對公司的責任心遠遠在我之上。不過與他的性格也有關係,毅追求完美,從另人討厭的自戀傾向到對工作時每一個Order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其實毅的完美性格屬於奇怪的類型,因為他本身很討厭自己的完美步調,總覺得生活搞的不盡己意都是完美個性影響的,可憐這種認為於是就讓對待生活的態度越發惡性循環下去。
高中時期的毅內向,不善於交朋友。我和毅的認識充滿趣味性,剛到高中的時候,我孤獨的像冥王星上的一塊碎冰,我渴望友情的溫暖,但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陌生的像另一個星系。毅有一堂課和我同班,有天下課,毅酷酷的走到我面前:“喂,聽說你會畫畫,我有堂課需要交個畫畫作業,你幫我畫吧。”
帶有強烈要求性的語氣。即使他再拖句要脅的話,例如(聽著,你若不幫我畫我就把你塞到冰箱里),我大概也不會覺得驚訝。當時我點了點頭,幫他畫了一組龍從蛋殼里出來的動畫組圖,就是類似畫在小型重疊的紙上面然後很快的翻閱就可以看到動畫的那種。至於龍為甚麼要從蛋殼里跑出來,我也不大清楚,可以肯定與當時毅的兩條凶巴巴的眉毛有關。
之後毅到了紐約上州讀大學。大學里瘋狂的生活把毅變的非常開朗,每學期放假都是我去車站接他,每次都覺得他有所改變。當然是朝好的方面,我們的友情愈加深厚。
我想對毅來說至今為止最難忘的時光就是大學的四年吧,他結交了一群好朋友,試過一夜之間把一學期的生活費輸光,做過學校的義工,得過學校舉辦的中文卡拉OK大賽冠軍,連續吃過兩個月的泡麵,把朋友的車子毫不留情的撞爛,為了看電視跟室友大打出手隨即一瓶啤酒泯恩仇,第一次問女朋友可不可以在週末來他宿舍幫他整床單,從此那女人跟了他七年,至今分分合合依然剪不斷理還亂。
提起毅的女友,真有些叫人心疼。毅在大學認識她,兩人差不多時間畢業,不過那時毅就開始覺得兩人有些不適合了。照理講初戀這種情況很常見,多數時雙方經過一番長談,好好的擁抱一下紅著眼睛鬆開對方的手說再見依然是朋友。可是毅認為由他對女友說分手會傷了女友的心,於是一拖再拖,以各種冷淡和無理取鬧想讓女友知難而退主動提分手。結果自然是畢業後四年來把女友傷的體無完膚。女友比毅大幾個月,初見她的時候美麗的像溫室里精心培育下最出眾的蘭花,接著毅的女友迅速蒼老起來,眉總會不自覺的輕皺著,我想她是下定決心一輩子跟定毅,可能淚再也不會停了。
“趁你們倆還剩下那麼點青春的尾巴,早點跟她說分手吧,你這樣下去會害了她一輩子。”我勸過毅。
毅給我的回答是:“你說的容易,怎麼自己做不到?”
這樣的話,如同巨大的打樁機把我猛的釘到了地底,我連反駁的氣力也沒有,毅說的沒錯,我實在好不到哪裡去。
不知道是我們出生的年代關係,還是這個歲數本該如此,我們對愛情都有著些幾乎不近人情的浪漫幻想。我,或者說我們周圍同年齡朋友的父母,極大部分都是不怎麼美滿的婚姻。這多少使我們受到了影響,我的意思是,如果婚姻需要愛情當作養分,那他們那一輩呈現給我們的是即將沙化的枯草原,我們作為種子被風帶走的那一刻,甚至還不知道滋潤的味道就已經需要學會如何萌芽。帶著半大不小孩子來美國打拼的他們,交給我們一個重新拼湊過的社會卻沒有提供在這個社會生活的經驗與基楚。當然我們不能怪他們,他們自己也似柏拉圖寫下關於亞特蘭第斯詩篇時般的茫然,而與此同時這個陌生的社會卻用一種比印加帝國遺留的圖騰還張牙舞爪的姿態向我們撲來,它所表現的故事美麗且不真實,我們被吸引亦被誘導,生活變成了塊模糊的玻璃把‘家裡’和‘外面’硬生生的分割。我們試圖用自己的愛情去融合,不過顯然我們做的不好。大概這裡頭還有些毅和我異於常人的追求,更理想化,更不可理諭,於是我們比別人更徬徨。
我和毅有些不同,我愛我的女友,我願意和她永遠生活在一起。但我討厭固定的生活模式,討厭一成不變的上班下班存錢供房供車養孩子。我希望我可以四處漂泊,我希望我老的時候在荒無人煙的草原或山谷隱居,我沒有宏大的事業心,沒有遠大的計劃和目標,即使面對時間和責任時我不得不暫時向枯燥妥協。可是女友想的和我完全不一樣,她夢想的生活正是我想要遺棄的,我無法改變她的,正如我無法說服我自己放棄這類不切實際的夢。
毅這方面比我更糟糕,如果說我至少還有個夢,那他連自己該做甚麼,希望能得到甚麼,到達的了哪裡去都迷芒的彷彿在哈雷彗星尾巴中胡亂竄躍的光。“我到底能怎麼樣?我想要甚麼?”這是毅喝酒後問我最多次的話,對於這個我實在無能為力,我連自己的都不敢確定。
我想在很多人眼中,毅是個叫人搞不懂得笨蛋。擁有一個有不錯收入的工作,每年還有股東紅利可分,有個很愛他的美麗女友,身邊好友無數。每個週末穿Banana Republic的褲子和皮衣去參加Party,唱歌的時候可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不是自誇,他還有個我這樣的死黨。如此舒適的生活他卻頹廢的消磨著。
毅自己也搞不懂,有次他對我說:“你去四處流浪吧,我在這裡工作支援你的消費,反正我們倆都不清楚到底追求的是甚麼,你比我稍微明白點,那就先讓你去尋找,好過兩個一起因鬱悶而死。”
鬱悶而死是很糟糕的事情,比被兩百十萬隻蚊子把身上的血一下子吸乾還糟糕,比吸血虫擁有32隻腦子而人類只有一隻還糟糕,比糟糕還糟糕,這就是我們很糟糕卻又無比堅定的信念。
如果說偉是隻各方面都優秀的海豚,強,瑞和成則都是在特殊的聲吶定位上不怎麼出眾,卻各自還有著些作為海豚的本能去指引著他們不被海洋吞咀。以此類推,我和毅的情況壞了很多,我們的聲吶系統一塌糊塗,又沒有作為哺乳動物傳統的特色,我們憑著(嗯,大概是這樣子吧,管他的,大海這麼廣闊我就隨意碰碰運氣啦),這樣的認知使我們成為開始害怕擱淺或者餓死的海豚之中最年輕的兩位。
早上的時光在開玩笑和瀏覽網站中慢慢的似磨巴西出產的硬咖啡豆般一點一點渡過。十一點左右偉從樓上打電話下來:“雪又開始下大了,叫了Pizza大家吃完午飯就回家吧,算公司放假。”
我順眼眺望了下窗外,雪片已經變的又大又密,街上的行人更少了,很難想像這是星期二中午紐約下層的華爾街地區。早上被剷雪車清乾淨的百老匯大道又堆了層雪,因為雪鹽和來往車輛的關係,那層雪水沾滿了猙獰般灰黑色的污垢。整條街景像一場無聲的古舊黑白影片,配上密佈的雪花把這世界詮釋成某種非現實的東西,相當於戈壁沙漠中褪了色的綠洲,荒和廢正在一口一口的把它吃掉。
“這麼大的雪,會有人送外賣嗎?”我問。
毅說:“你打電話問不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電話號碼。”我說。
瑞插話道:“黃有電話。”
黃聽了後對超說:“超你幫公司叫Pizza吧,我把電話給你。”
“靠,怎麼又是我叫,”超不情不願的說:“電話多少?”
“等咱有了錢,買Pizza就買兩家,想買必勝客就買必勝客,想買Domino就買Domino,一份吃掉他,一份叫另一家帶回去。”我無聊讀著網絡論壇上的文章,一邊自以為很有創意的亂講。
“你有病~~~~~阿。”瑞沒好氣的說。
黃和超都是技術部的員工,應徵而來的,不過超進公司最晚,很不幸的常會接到我們推來推去例如打電話叫飯之類的雜活。
信用卡额度有一万五的超
超,四川人。十二歲和父母移民紐約,24歲,1978年生。瘦小個子,聽他自己說以前朋友給它起了個外號叫老鼠。超是四年半前來我們公司的,剛來的時候根本沒接觸過甚麼電腦,四年來經過訓練後倒頗能獨當一面。半年前貸款買了房子,工資雖說沒有我和毅多,更沒有年終股東紅利,不過年紀輕輕就有屋有存款,聽起來相當不錯,為此我和毅是經常自嘆不如。
高中時毅畢業上了大學,我隨即轉到了另外一家高中,那是家亞裔學生佔了三分之一的高中,女友就是那時候認識的。超來應徵時,我才發現他跟我就讀的是同一家。
不過我沒甚麼印象,超告訴我他當時幾乎不怎麼上課,跟著一群朋友每天就是玩玩撞球打打架,像黑幫的小混混。高中畢業後超沒讀大學,他認為根本讀不進去,上大學是在浪費錢,於是在報紙上找工作時找到了我們公司。那陣子IT界熱火朝天,請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都貴的要命,超因此成了我們希望培訓的員工,至少工資上他不會有甚麼過分要求。
也許是長的瘦小的關係,或者是個性上見到喜歡的女孩會害羞的關係,超至今沒有談過戀愛。其實在異鄉因為華裔屬於少數民族,條件差一點的確實比在中國本地難找到對象,超為此耿耿於懷,常抱怨著女孩怎麼都不具慧眼發現像他那樣又癡情又上進的男人。
我想超的確屬於上進的人,即使他的上進心在某方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他常在付房屋貸款的時候從旁炫耀著自己有房子的事實,以及買東西時有意無意的告訴旁人他的信用卡額度超過一萬五。我基本上不怎麼認同他的行為,然而這不代表我對他不滿,相反我由衷的尊敬他。比起我們超年齡最小,可他有著生活的目標,他懂得珍惜他所有的,知道自己應該追求的,於是他便照著他的理想去做,哪怕他的理想不過就是想從身邊的人眼裡得到一些輕飄的讚美,但他紮紮實實把其換成生活的動力。這麼說來,虛榮也就不是甚麼該被鄙視的態度了,或者至少說,比不懂得珍惜和擁有的我要好很多。
我們這一代,不,應該說無輪哪一代,年齡和經歷會影響著很多處世的基準。不過恐怕這並不能真正的改變人,能改變人的是責任,我的意思是那些與生俱來被賦予的責任,本能的責任。年輕的如超之類的為了希望而產生責任,年長的如偉之類的因責任而看到希望,那就是海豚的特殊定位功能,幫住自己牢牢抓住時間的脊骨。
超打了電話,叫了三份大的Pizza,兩份雞翅,兩大瓶可樂。
“打算幾點下班?”超問我們。
毅盯著電腦說:“我要把神雕俠侶看完。”
“你怎麼又重看了,就不能看些其他的?”我對毅說:“要不要介紹你些新書?網絡上有本《悟空傳》挺不錯。”
毅對著螢幕沒理我,臉上帶著微笑,估計是看到揚過給郭襄慶生時遇到黃藥師的情形。“年紀輕輕不接受新的事物,光顧著懷舊,典型的前列腺肥大徵兆。”我咒毅。
順便我又問超:“怎樣,下午有甚麼活動?想請我吃晚飯嗎?”
“隨便問問,我要回家看VCD,新買的整套灌籃高手,巨懷念流楓川。”超說。
“阿!我也要看。”瑞嚷著。
“等我看完吧。”超對瑞說。
瑞的電話響了:“hello,怎樣?你要一點走?去越華買菜?Okay。”我想是晴給瑞的。
森林里搭建的摩天大楼,海豚在游
Pizza 沒過多久就送來了,這麼大的雪效率還是那麼好,令人驚訝。
吃Domino的Pizza可以說是很讓人懷念的事情,屬於我們公司幾個合夥人的傳統。
當年創業的時候,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做到很晚,三天兩頭開會。那個時候公司里瀰漫著一種輕輕顫動著但很有韌性的興奮,每個人都衝勁十足,不過火氣也是十足。不像如今每三個月開一次股東會報告一下帳目,偉略微佈置一下之後一季的方向,大家聽完隨便閒扯聊聊便算了事。那個時候我們開會沒有不出現爭執的,為了一個客戶的訂單或各部門的安排,不歡而散的會議常常發生。可是大家都不約而同的一旦開完會,就不再往公事上想,我們時常叫Domino Pizza,當晚餐,邊啃雞翅邊輕鬆的相互開玩笑,講著不著邊際的東西。於是之前的不愉快大多會被沖淡,或者說為了下一場會議的爭論打好平靜的起點。這方面Domino Pizza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以致於至今我們都很喜歡它的味道,說不出哪裡好,但很多不錯的感覺,往往都是那些說不上來的東西。
這點員工們就不太能夠有甚麼共鳴,當然我相信他們有他們值得回憶的東西,所有的人都會有,每一個都可以不同。
吃完Pizza大家陸續回家了,我和毅留在公司。很輕鬆的一天,沒有層出不窮的Order要做,沒有麻煩的技術支援電話要接。大雪像小時候冰鎮的鹽汽水般幫助這個上緊了發條的城市降溫,我想我越來越覺得這樣的輕鬆已經快變成了奢侈,剛出社會的時候我渴望忙碌,以立場而言,兩樣都不可多得。
毅繼續看著也許是他第六、七遍的《神雕俠侶》,我無所事事的聽著音樂。跟著周杰倫R&B的節拍做著俯臥撐,做了50下我略微休息了幾分鐘,接著再做50下,做完我喘著氣看了看鍾,一點三十五。
一瞬間我無法很好的掌握這個時間所代表的意義,我必須集中精神的思索一下。如同每天九點鍾應該到公司,十二點之前會為接連不斷的工作煩惱,下午三、四點則可以開始期待下班,五點半應該打卡回家,六點半左右在地鐵運作良好的情況下我到女友銀行門口等她下班,晚上十一點半送她回家,凌晨一點準備睡覺。每一個工作日鐘的指針指的數字具有標誌性意義,通常是(喔!到這個時候了),於是心情開始滑到這個時間該有的刻度。
而今天大概是下雪把日常工作打亂的關係,因為習慣的問題迫使我暫時性的與時間脫節,說混亂可能更確實一點。一點三十五分到底標誌著能幹甚麼呢?略帶興奮的期待五點半下班似乎言之過早(其實今天已經下班),無奈一天工作的枯燥想必有些無病呻吟,午飯已經吃過,大雪又讓我甚麼都做不成,既不能拿本書去中央公園消磨,也不能開車去看電影。恐怕我過多的埋怨大雪了,老實說就算沒有大雪,我照樣哪裡也去不了。
這樣的感覺不太好,就像有時我會突然想到(已經二十六歲了阿),可二十六歲到底對我有哪些直接或間接的意義呢?十五歲跟著父母從上海移民紐約,從胸懷大志到朝九晚五,從青少年到青年,從一無所長的窮光蛋到創業有成的窮光蛋,從毫無作息規律到每隔一小時看兩次鐘。我覺得生活被我自己整理的非常不自然,像在森林里搭建摩天大樓一樣,竣工後我開始關上一扇扇門,當最後一扇緊閉後,沒有人再可以進來,沒有人再可以出去。
小時後老師教會我們區分發現和發明,若回到過去,我必定問老師:
“是我們發現了時間,還是我們發明了時間?”
美國是個時間就是一切的社會,尤其對7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我們正處於紮根的歲月,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試探,僅僅十幾年將會是我們之後一生的基楚。對於中國長大的少年,我們還要花上更多時間去學會怎樣融入,可是融入之後又怎樣?緊接著我們又要模糊的想找回自己。
從二十四歲的超,到三十二歲的偉,看上去不同而已,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我想。
毅看完《神雕俠侶》,長嘆了一口氣。我看了看鍾,四點十分,這個時針與分針的刻度比較熟悉,是準備下班的時間。
“問世間,情為何物?”毅故意搖頭晃腦的道。
“晴為瑞之老婆。”我沒話搭話。
“哈哈,拜託你打電話跟李莫愁說去。”毅笑道。
“她手機幾號?”
…….
電話鈴剛巧響起。
毅接的,是他的女友打來,接完毅對我說:“我要去她家了,她今天也早放。”
“喔。”我答。
“你走不走?同路,你待在公司也沒事幹。”毅問我。
“你先走吧,你們兩又不會請我吃飯。”
“你要吃飯?那我也可以跟你先去吃飯,不用管她。”
“算了吧,”我取笑毅:“我可不要她因此恨我。”
“她早就恨你了,說你在我心目中比她重要。”毅邊說邊拿著包離開了公司。
人總希望自己在親近的人心目中是最重要的。我望向窗外,雪沒完沒了的下著。左下方的銅牛背著一層白雪,像沾著牛奶的動物餅乾,帶著某種我不能理解的象徵。不久毅從樓下走出,逐漸消失在車站的入口,他穿著黑色的皮大衣,戴深藍色的帽子,我甚至看到他肩膀處已經開始積了層薄雪。
我又看了看鍾,2003年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二,下午四點二十三分,五樓的暖氣讓人昏昏欲睡,窗外天色已黑。街邊的雪越績越厚,毅在地鐵站等四號或五號車,瑞和晴在越華超市買完了菜應該已經回到家,兩人也許繼續為早上的小事吵架,也許正商量著怎麼做頓豐盛的晚餐。強會在新家繼續整理,女友會在一旁出主意。成帶著老婆看完牙醫,大概在抱怨著醫療保險牙醫部分只付一半。偉抱著自己的女兒,哄著女兒學會叫爸爸。街上的行人詛咒著這鬼天氣,Domino Pizza的送遞員還在頂著風雪送Pizza,海豚們照舊用特殊聲吶游泳和尋找食物。
我準備打電話給女友,銀行有銀行的規矩,不是國定假日不能隨便放半天假。趁早下班我先回趟家把車子從雪裡挪出來,六點半我按時到門口接她,兩天內吃了兩頓Pizza,我們今天可以叫中國餐的外賣。
女友可能還在生氣,我想我有必要弄清楚惹她生氣的原因,之後我會改正請她原諒,讓她開開心心的笑。
這是我的責任。
兩處不同的社會,兩段不同的時光,我們像在兩個不同的漩渦中掙扎著的海豚,憑著某種特殊的聲吶功能為自己定位,我們中的一些似乎做的很好,一些可能做的不太好,做的好的那些是因為他們能夠理解‘必須’的意義,另外的則不行。
模糊,是我們這一代人在2003年一月的某個星期二共同所擁有的藉口。
星期二的早起
鬧鐘還未響我就醒來了,很難得。家裡坐地鐵到公司需要五十分鐘,鬧鐘設在七點四十五分,但平常我多會賴床到八點。
斜眼看了看擺在床頭的鬧鐘,七點十分,足足比原本設定的早了三十五分鐘。不知道鬧鐘會不會因此抱怨,怎麼說每天固定的工作被取消,不太會是件愉快的事。如同我應該七點四十五分準時被它喚醒,八點鍾後刷牙洗臉挑選襯衫披上外套搭乘地鐵到華爾街站口,並在九點十分前趕進公司打卡。若抵達公司後發現今天不用上班,大概我也不會很愉快。熟悉的規律忽然被攪亂(雖說其實也不是甚麼重要的規律,甚至不能稱的上是好的規律),‘存在’這個字眼會剎那間變的模凌兩可。
鬧鐘生氣的模樣,有點像昨天晚上女友的臉。女友的生氣可以說是來的完全莫名其妙,晚上七點我下班回家,順路去女友工作的銀行接她,之後我們叫了必勝客 Pizza的特價套餐,意式香腸片和蘑菇的披薩。吃完我們習慣性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當然也會習慣性的捍衛自己喜愛的電視台。昨晚她想看Friends的第九萬七千二百十六集(大該我有些誇張了,不過總覺得這影集播了好像升旗儀式時教導主任訓話那麼久的樣子),我想看的是CSI的影集,最後我們各退一步,從Discover頻道那裡取得妥協。
為甚麼會同意看Discover頻道?我記得似乎是因為女友說正在播報海豚生活方式的解說員聲音非常像以前動物世界裡配音的趙忠祥。很棒的理由,即使因此得知海豚視力糟糕,全靠發出的聲吶來辨別方向。
十一點半我固定送女友回家,她家住的不遠,晚上有點開始飄雪,不過尚不至於影響駕駛。
女友在車上就開始生氣,她生氣的時候不會大吵大鬧,只會一個人坐著悶悶不樂,你怎麼跟她說話她都不理會。她把目光停在別的地方,就算側頭看你,也是一副你知道我生氣的原因了吧。天地良心我卻連思考的方向都沒有,怎麼能夠猜的著。
就這樣兩人沉默的開到她家門口,我用手摸著她的長髮:“你生氣了?”
“沒有。”女友照常不會當面承認,她打開車門,門外沁冷的細雪飄了進來,冰涼的空氣暫時與車里乾燥的暖氣混為一體,很舒服。
女友跨出車門外,回頭望著我,若把這樣的一幕放到電視框裡去,在任何的瓊瑤式電視劇里基本上都能很好的被導演利用。女主角應該會把很早就寫好的信遞給坐在駕駛座位含情脈脈注視她的男主角,對他說等雪停了之後再拆或者明年下雪的時候我會想起你之類的對白,男主角則千篇一律的拉住女主角的左手,我,我…連說幾遍卻甚麼也沒說出口,女主角趁機鬆開男主角的手走出車門,明亮的大眼睛里閃爍淚光。背景音樂是王力宏的‘忘了時間忘了我,’要不就是蕭亞軒的‘一輩子做你的女孩。’
“我們難道就一直這樣下去嗎?”女友並沒有按照我恍神中編排的台詞那麼說。
“這樣?這樣是甚麼樣子?”我一時之間沒能聽懂。
氣氛像被綁上了巨石並拋進墨色平靜的湖,沈的可怕,女友望著我近半分鐘,轉身逕自朝家門走去。我依舊想不出她所指的這樣是怎樣,不過我確定她生氣了。
非常生氣。
我把鬧鐘預設的按鈕關掉,這樣它就沒有機會在三十五分鐘後響起了。起床後我拉開窗簾,外面一片雪白,元旦才沒過多久,上一場雪還沒有完全融化,另一場大雪就迫不急待的傾巢出動,狠狠的把吵雜不安的城市壓的難以喘息。
小時候很喜歡上海的雪,那裡的雪不會很大,薄薄的一層,對甚麼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於是我和同學吃完午飯就在草地上抓雪球,同樣小小的幾個。有次偶爾下大了一點,我抱了兩大雪球回教室搭了個雪人,用粉筆當鼻子黑板擦當耳朵,結果班主任看到後罰我做一個星期的值日生。距今十幾年後,我在地球的另一邊看著窗外大雪,想的是必須在今晚下班後把車子從雪堆里挖出來,要是過幾天雪變成了冰就麻煩了。
刷了牙洗了臉,挑選了淡藍色的GAP襯衫,草草的繫上領帶,套上外套和風衣,朝地鐵站走去的時候是七點二十五分。
2003年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二,清晨七點二十五分,紐約。
其實何年何月,在哪個城市都不是很重要,至少對我,或者對我公司裡的那些同事們來說,重要的只有今天是星期幾。我們固定會垂頭喪氣的渡過星期一,然後在星期五的上午開始恢復點生氣,如同以前每週兩節的政治課,所有人包括老師,都會安安分份的上課消磨時間,並在臨近下課時產生點輕微的亢奮。一點點而已,因為時間總是毫無例外週而復始的持續著。
可能過早,地鐵上沒有以往八點左右的擁擠,不過還沒有到可以隨便就找到座位的情況。我靠在車門旁,把倪匡的《另類複製》拿出來讀。衛斯理的故事至今已經寫到第幾本了,我沒算過,想來少說也有百十本。從初二第一次讀衛斯理的《蜂雲》開始,每本我至少讀過三遍以上。讀他的書已經成了種習慣,無論是十年前還是現在。小時候我想像著據說從海王星來的外星人,以濃稠的液體狀爬到我的床上,現在我期盼著跟天工大王一起去證實山有生命,或乾脆幫溫寶玉把長老給挖出來。紐約的地鐵是個讓人可以好好讀書,也同時可以好好胡思亂想一番的地方,但並不能因此擺脫百年來呆板無趣的個性。
八點半我就到了公司,公司在百老匯大道和華爾街的交叉口附近,很有名的大銅牛就在樓下。每天照例有許多證券交易員經過時摸一下牛角,每天照例有許多遊客騎在牛背上拍照,每天照例有許多人想了解牛在這條大街上的意義,而牛則每天照例用同樣的表情看著身邊的人來人往(喂!究竟一個被鑄成牛樣子的銅塊,能夠帶給你們甚麼呢?而你們又是甚麼鑄成的呢?)。
據說古埃及的獅身人面像也問過人們類似的問題。
公司門鎖著,我第一個到。下雪天大家就不會把遲到這個問題看的那麼嚴肅了,有趣的是唯一一個從來不理會遲到的人今天居然最早到,我自己不禁莞爾。
閒來無事,逛逛網站看新聞,沒多久,門被推開:“好冷!咦,你今天這麼早來阿?”偉打著哆嗦走進來,打完卡隨即又走了出去。
伟的责任
偉,浙江青田人。十六歲跟父母移民來紐約,1971年生,還有三個月就32歲。個子不高,總能給人很穩重、可靠的感覺。六年前結婚,半年前得了個女兒,擁有一棟房子,一輛Nissan的Pathfinder四驅SUV,是我們公司的CEO,也是我的合夥人之一。
偉在八樓辦公,除了技術人員在五樓之外,所有人都在八樓辦公,因為只有一部打卡機的關係,所以大家每天都會先到五樓打卡。
偉在我們公司裡年紀最大,生活最有規劃,處理事情也最有頭緒。我的意思是:如果整個社會是一場貝多芬6號交響曲的演奏會,偉則是裡面最能配合指揮的小提琴手。
六年前讀了兩年大學的我正式綴學,與偉和另外幾個朋友合作開了這家網絡服務公司,我們做的是幫助紐約中小型的公司架設網絡,提共各類解決方案。事實上最初只有我和強兩人全職工作,偉在公司開張一個半月後才從原本工作的地方辭職的,兩年後我們公推偉為公司的CEO。他以穩當的企劃和長遠的目標,和與每個股東都保持著良好的私交贏得了我們一致的信任,這六年公司遇到科技界罕見的大蕭條,但因為偉的步步為營,靠著紮實的基楚安然渡過。
偉的老家在青田農村,據說偉小時候去溫州上的初中,家里三兄弟二姊妹他排行老二,和他哥一樣都屬於家里比較倚重的孩子。我和他們家很熟,上學的時候經常去他們家玩。偉和他哥相異的地方是,他雖有著一份與他哥相同的責任心,兩人都老練實在,但他沒有像他哥那樣難以與我、或與他們的三弟毅溝通。大致上他能理解我們所有的想法,並用種(嗯,照你們那樣的思考,其實也很不錯阿)的態度來認可,我們對他都相當敬重。
另一面來來說,偉並不是我們這一代父母最期望的小孩。雖然偉看起來把一切都做的很合乎父母們對生活的準則,偉有他不切實際的地方。他喜歡更奢侈的享受他的人生,而在某種情況下他也可以為了處世的原則不顧一切的拋棄自己擁有的一切。對他來說這些是他心裡細微燃燒著的浪漫,盡管很小,更不可能在何時會演變成驚天動地的爆炸,但畢竟也能在無休無止迎面而來的各種責任中頑強的不被撲滅。
“責任是人自己給自己的枷鎖,可有時候套上這些枷鎖成了必須,因此我們也無法怪誰。”偉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偉和我在紐約的上州露營,那是我常做的消遣。帶上帳棚和兩桶清水,一些簡單的速食食物,到人煙稀少的山林里過上幾天,我嚮往那種遠離噪音的感覺。
“其實我不像你那麼喜歡露營,”徫告訴我:“又髒又累又冷清,不過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我需要體會一下,我想看看我有沒有承受自己不喜歡的環境的能力。”
結了婚後偉買了房子,隨後女兒的出世讓他心甘情願擔起的更多的責任,為此他對公司的發展投入了最多的心血。我和其他的股東也樂於如此,大致上除了偉我們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自以為是的任性,與其擾亂偉做決策,不如老老實實做好自己本份。
當然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公司不能算很賺錢,但每年都有盈餘。這幾年狀況沒少出,頭疼的事情隨著經濟衰退接踵而來,偉處理的都很妥當。突然間我腦中浮起昨晚discover頻道里的海豚,偉就像海豚,也許觀測事物的眼力僅屬一般,但他總有著些獨特的能力,能夠很好的把自己在洶湧莫測的海洋里定位,於是一切都壞不到哪裡去。
“要不要吃早飯?我請客,你幫我去樓下買。”偉到了八樓打電話問我。
買早餐的途中,在一樓的走廊中遇到了強,不能不算作意外。
“嘿!小子你怎麼今天這麼早到阿?”強說話的態度一貫都有些不自覺的自傲,我和強的關係遠遠沒有和偉來的舒服。
“你也很早來嘛。”我說。
“我又沒有怎麼經常遲到,只不過最近搬家後交通不方便,才遲到的多了些。”
事實上,近幾年來強和我遲到的次數和時數,基本上不份軒輊。
电梯里的强
強,浙江杭州人。二十一歲留學至阿肯薩州,兩年後來紐約Pace University續修MBA,1971年生,比偉小五個月,31歲。個子瘦長,經常不修邊幅,鬍渣滿面。半個月前在New Jersey Brunswick的附近買了房子,很寬敞的三層樓,準備和女友近期結婚。強是六年前與我兩個最早進入公司的合夥人。
強的胃不好,他說這是老有一頓沒一頓搞出來的,前一陣子因為胃出血還住過醫院,至今似乎還有些病態,在公司裡萎靡不振。
這跟以前的強區別很大。
我是開了這個公司才認識強的,事實上公司的頭兩年,強策劃著所有的運作。強喜歡做決策管理之類的事情,他這方面多少有些能力,尤其行事風格爽快,眼光看的遠,說起來也不是個自私的人。
可是經過長時間的共事後,我們都不是很喜歡他這個人。我的意思是:在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他太過獨斷獨行,又好高騖遠。強很難接受不同的意見,一旦他決定的事情他會堅持到底,哪怕是孤軍奮戰。為此所有股東都和他有過大大小小的爭執,算下來,唯一能讓強少許讓步的只有偉。
等偉被選為CEO之後,強開始集中注意力在行銷方面。這一來反而更好的發揮強的長處,相較之下強比我們來美的年紀都大,因此他保留了中國人處世的圓滑與我們這一代人獨有的誇大自己能力的個性。然而他同樣懂得美國社會就事論事的特點和單刀直入的談判方式,這促成了他強而有力的外交能力。
21歲來美的他在這片土地上幾乎沒甚麼親人,六四的時候總統大赦他拿到了綠卡,從此就認定紐約是他這輩子的家。他把根牢牢的紮在這染缸般的城市中,或者應該說他試圖著把根牢牢的紮住。在某方面來說他比我們辛苦,獨自生活的擔子和整個九十年代的經濟衝擊把他狠狠的吞咀,他有著作為70年代人去美國留學生的自悲,然而多年來努力後的成功讓他更需要自尊。
與偉比起來強缺少的是厚實,不過多了份千錘百鍊的自信,雖然偶爾有些過於盲目,但這從阿肯薩州輾轉跋涉來紐約的年輕人,從不掩藏自己的驕傲,與堅定著對自己的認知。
強穿著黑色的厚大衣,頭髮照例亂的一團糟,臉色有些消沉。這兩年強明顯有了變化,盡管說話的語氣還是那麼衝,但少與人爭執了。三十歲對男人來說的確有著某種象徵性的意義,就如蛻殼後的龍蝦滿身柔軟的甲,重新堅硬起來是時間問題,不過回頭看看以前那厚沉的舊甲,除了掙扎的痕跡,裡面甚麼也沒有留下。四十歲會不會與此相同,五十歲呢?六十歲呢?我從沒有問過強和偉,問了也是白問,我知道他們各有各的答案,對我卻沒甚麼幫助。
“我去買早餐,你要不要一份?”我問強。
強搖了搖頭,電梯的門阻斷了我和他的視線。我有種錯覺,漸漸合起來的門如同兩塊巨石硬生生的把強擠在中間,強被擠的越來越瘦,鬍子忽然飛速的生長,頭髮也是,他們奮力的纏住巨石不讓其得逞,巨石用種金屬摩擦般的聲音發起牢騷:“讓開,你這樣苦苦支撐有甚麼意義呢?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你讓我關上門,我好載你上去。”
幫偉買了咖啡和甜圈,六年來的早餐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大家的選擇永遠是在Donut,Muffin,Bagel之間遊蕩,午飯也一樣枯燥。奇怪的是六年也就這麼過了,公司裡無論誰都沒有因此得了甜甜圈恐懼症或麥當勞憂豫症之類的。人期待創新,卻很容易習慣枯譟,隨著年紀的增長尤甚。一成不變的本身大概有著些東西似電影“地道戰”般百看不膩的吸引著我們吧。
把早餐和找的零錢遞給偉:“老大,昨晚雪下的那麼大,聽說下午還要繼續下,大概沒幾個客人今天會開門,中午要是都在,叫外賣怎麼樣?”
“好阿,”偉隨口答應:“叫甚麼?”
“Domino Pizza吧,好久沒吃了。”
“OK,你中午叫,公司請客。”
我拿了自己那份早餐去五樓,偉在電腦前認真的查收email。和強相比,他的頭髮梳的整齊,鬍子刮的乾淨,襯衫燙的平整,還有色彩配的恰到好處的領帶。不過即使如此起床後的疲憊還是殘留了些在他臉上,彷彿南美森林雨季前半乾枯的池塘。強坐偉的對面,在瀏覽些有關股票買賣行情、經濟新聞的網站。公司裡有足夠的暖氣,但強依然披著外套。
回到五樓的時候瑞和晴已經到了,瑞和晴是男女朋友,住在離偉家不遠的幾條街外。瑞也是公司合夥人之一,偉大學的同學,晴是公司的會計。
瑞与晴是夫妻
瑞,香港人,祖籍台山。十四歲跟家里移民來美,定居紐約,1973年生,29歲。瑞身材英挺,很帥氣,他是我們公司最能幹的工程師,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IT業工作,經驗豐富,不過本人沒有很大的事業心和野心。瑞和晴三年前在公司辦的餐會認識,之後便租了一間公寓同住,兩房一廳,兩人還有輛黑色的本田雅歌新車。
晴,台灣人,祖籍江西。1974年生,28歲。二十歲那年從高雄隻身赴猶他州留學,因為前任男朋友在紐約的關係,經常兩地跑。四年前大學畢業來紐約發展時卻跟男朋友分手,在餐會上偶然與瑞結識,兩人可以說是一拍即合。晴對自己的要求甚高,很想認真的做出點好成績,同樣她對週遭的人都很嚴厲,若屬於份內的事她的責任心高過一切,當然我是最常被她督促的一個。
九點剛過,晴正氣呼呼的站在瑞的座位前,瑞不理會晴自顧自的看著電腦,裝作一幅旁若無人的樣子。晴的手上拿著一包看似早餐的紙袋,臉色鐵青:
“幫你買早餐你不吃也不用這樣不理我吧?”
瑞的眼鏡離螢幕很近,一聲不吭。
晴繼續大聲的責問:“你到底甚麼意思?你懂不懂禮貌?”
瑞的精神似乎很集中,事實上也應該如此,我猜他正在很集中精神的想把耳朵關好。
晴狠狠的把紙袋仍在桌上:“陳瑞恩,你一大早發甚麼神經病?”
也許瑞光顧著抵抗晴的說話,沒有好好提防紙袋扔在桌面上的聲音,頭立即往後仰了仰,耳朵的門頓時崩潰般的被打破,我甚至可以聽到‘卡達’的碎裂聲。
他側頭瞪著晴:“那你又在發甚麼神經?”
“我發神經?剛才還好好的幫你買個早飯就變成這樣子,你有不爽你說阿。”晴的聲音比人造衛星划破大氣層時還尖銳。
“好好的?有好好的嗎?我一路開車過來你就說個不停。”瑞的聲音不大,但冷的像塊青藏高原的凍土。
“我?我只是提醒你開慢點,到處是雪哪有你那樣開車的。”晴說。
“那你說的語氣不能好一點嗎?”瑞問。
“語氣?我只是在提醒你而已,哪裡不好了?”晴反駁。
“算了,我不要跟你說了,你可不可以上去?我要工作了。”
“你…”晴氣的說不出話,轉身便走。
“喂!”瑞把晴叫住:“把早飯拿走,我不要吃。”
晴一把抓住紙袋,仍進了垃圾桶,盯著瑞足足看了好久,那眼神估計可以讓瑞的電腦立刻當機一百二十次。
晴去了八樓,我裝作無事的坐回我的位置,瑞坐我的後方,我們不用面對面。也虧的這樣,這兩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就算他倆的神經已經堅韌如牛筋,旁邊的人可不是每一個都能頂的住不斷重複的火爆氣氛。
這讓我想起了女友,和她在一起七年,我們很少吵架,不是大家脾氣好,而是女友一生氣就會一聲不吭的,像昨天那樣。有時候我偶爾會覺得像瑞和晴的吵架方式還不錯,我想他們也會有(有時候有個生氣不會大吵大鬧的情人該多好)的訴求吧,彼此彼此。
雖說這是對情侶,實際上他們已經是夫妻,作為好朋友的我們私底下都知道他們去年就登記結婚了,原因是晴的身分問題。晴以留學的身分來美,不過這不能讓晴長久的在美住下去,瑞是美國公民,為了不讓簽證過期,晴與瑞結了婚。
其實他們本就到了結婚的年齡,同居了三年多,正大光明的辦喜酒也是件很不錯的事。但如你所知,兩人都不想讓身邊的人認為他們的婚姻建築在美國護照上面。盡管大家都知道晴認識瑞的時候她根本不知道瑞是美國公民,晴和瑞也有自己的理由。他們相愛,可是愛情被他們自己虛構的障礙不由分說的阻繞,結婚被他們想像成被人背後譏笑的把柄,瑞盡量推遲著,晴默默忍受。
有一次他們家開party,晚上瑞喝多了進房睡覺,晴和我們留下的幾個好友聊天。晴喝了不少,聊到她和瑞的感情,我們稍微奉勸了她幾句,她的無奈頃刻間浮現在臉上。
“你們別看我在公司對大家指指划划像個女強人,平常對瑞也是喚來喚去。然而在感情上我只是個弱者,為了維護這段感情我必須在很多地方讓著瑞,當然瑞有他的苦衷,如同我有我的苦衷,不一樣的是我還需要包容瑞的苦衷。身份問題對我已經不重要了,快到三十的女人,我多想跟他有個真正的家。”
晴有神的雙眸中積著淚水,那晚她哭了,熟識晴的人恐怕都很難想像晴哭的樣子。她是顆從尼羅河畔流浪到羅德島石漄壁縫中的甘藍,綠的明亮甚至有些耀眼。孤身異鄉的晴,比大多數男人更堅強,不過在歲月面前,她越來越害怕失去愛情。
那晚兩點多的時候瑞突然醒了,一邊嘟囔著我們喝酒不叫他,一邊拿起罐Heineken,一口喝乾。
瑞在我們五樓技術部門里,是最囉唆的工程師。電話上幫助客人解決問題,簡單的步驟他非要極其詳細的跟客人解釋,有時候當他認真的解釋群組伺服器中遮罩地址設定對網域的重要性時,客人可能會問:對不起,請問能不能告訴我TCP/IP是甚麼東西?
相處中,瑞往往會對我們其他員工的處理事情方法,基準和能力看不慣,憋不住的時候就講一堆道理振振有詞。他工作的時候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生活中講究實際效益,香港長大的他多少缺點人情味,在和大家不相衝的情況下,他會比較注重自己所能得到的利益。我們倒也不會因此不喜歡他,美國這個社會提倡有原則性的自私,天經地義,但多數人跟瑞都不能算太親近。不同的社會論理,可能在其中若隱若現的製造著隔閡。
沒過多久有電話響起,是瑞接的,講完後瑞隨口罵了一句:“靠,老大真爽,說今天要陪老婆要看牙醫所以不來了,早知道我也去看。”
“我提議你可以請假看痔瘡。”我取笑他。
“長在你的屁股上。”瑞裝作惡狠狠的用廢紙團扔我。
對我們技術部而言,有兩個老大。一個是偉,最高領導人,無可厚非;另一個是技術部的主管成,當年就是偉、強、瑞、成和我五個一起合夥開這家公司的。成的妹妹就是偉的老婆,算輩分是偉的大舅子,叫他老大不會算很過份的事。
成说:你们大陆啥时去统一台湾啊
成,台灣人,祖籍湖南長沙。十六歲與妹妹定居美國,住在事業頗有成就的叔叔家,1973年生,再過兩個月就二十九歲了。我讀Jamaica高中的時候就認識成,當年他很瘦,兩年前結了婚後身材像吹了氣般發福了起來。穿著不講究,但很乾淨,也很好相處。結婚時在台灣的父母送了棟公寓給他們,在偉家的附近,有一輛2002年的Toyota Camry,尚無子女。
成是個不多話的人,外表看起來還有點凶,不過就算他真的生氣的時候,你也感覺不出他能夠凶到哪裡去。
在我們技術部最有能力的兩個人,一個是成,一個是瑞。六年來成一直是我們所有技術人員認定的主管,不是因為成的管理能力高,而是比較好說話。對付成的方法很簡單,拐著彎拍拍他的馬屁,他也就不會怎麼找你碴了,而且成也不是很會逼著我們遵守規則,這方面他有足夠的健忘能力,同時也懶得嘮叨。比方說,成突然發EMAIL通知大家,將來每個星期五下班後開一小時會,帶好紙筆記錄。之後的一個月,第一個星期所有人紙筆齊全的認真開會,第二個星期有人忘了拿紙筆,成提醒了兩句作罷,第三個星期會議從一小時縮短成半小時,因為大家認為沒甚麼好主題或總結的,第四個星期某員工(通常是我)碰巧有事,於是提議成要不要延後到下星期一,建議成早點回去陪陪老婆,於是之後半年就再也沒有開會了。
每年最頭痛的兩個星期大都是成渡假的兩周,瑞代替成做臨時主管,第一個就拿我開刀,像是晢伏很久的非洲大蜥蜴,而且是一條有著非常囉唆個性的處女座大蜥蜴。
成的老婆是ABC,出生在美國的溫州人,外表看似較小可愛,但喜歡把成管的服服貼貼。成也樂於有這麼樣的老婆,每天下班趕著回家,幸福洋溢。而上班時,從成接電話的語氣,就能夠清楚的分辨出是老婆的電話,還是客戶的。可以描述一下:某日下班後成正在很嚴肅的責怪我每次出去做order都不帶齊軟件,屢教不改。這時候他的電話響起,成順手一接:“ Hello….Hi, how’s going? Ya, I’m still in the office.. okay…”漸漸的成的聲音像被觸碰過的含羞草捲曲了起來,且越來越輕,即使我和成只隔著一張桌子,照樣聽的模糊。當然我可以肯定下班了,大致上不會再有我甚麼事。
我眾多的台灣的朋友,成屬於比較特別的一個,倒不是跟他比較熟的關係,而是在大多數人眼裡,成像大陸人更甚於台灣人。
成的口音沒有台灣國語的腔調,他時常逛的網站都是大陸的論壇,每次報紙上有關台灣選舉或其他甚麼的爭議,他總會冒出一句:怎麼大陸還沒統一台灣?他打中文的時候使用漢語拼音(大多數台灣人都只使用注音),尤其讓我覺得像的,就是開會時的那股官僚主義,有趣極了。
公司上了軌道以後成常請假,多數是為了幫老婆辦點事情。有時候我會覺得成太順著他老婆了,接近言聽計從了吧。不過老實說也無所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性格上的契合遠遠重要過性格上的相同。我的意思是指在夫妻生活上。
九點二十分,我吃完早飯,電腦工作安排上顯示沒有任何Order需要出去做。我無聊走到對著百老匯大道的窗戶,街上的行人還沒有往常的一半,大多把身體捲縮在深色的大衣里,其中的大部分還帶著帽子。從我站立的角度乍看上去,很難分辨的出是男是女,是哪一種膚色的人,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是悠閒的還是焦慮的。然而這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能分辨的出又能怎樣?(喔,這一位穿暗紅色Jones New York大衣的中年女子,有著瑞典和挪威的血統,住在76街Park Ave,是JP Morgen公司的某交易員助理,有一個比她小三歲喜歡喝白蘭地的丈夫,無業而且昨晚又沒回家;那個急匆匆從Battery Park方向走來的年輕人,澳洲的一個小鎮出生,父親是印度裔。他去年從Buffalo University畢業,主修Accounting,原本大雪後想待在家裡的,卻因為上星期被通知今天去家小證券公司面試,只得一大早從Staten Island坐渡船過來,這已經是畢業後一年內第十六次面試了,經濟衰退的像夏天破裂的北冰洋外圍冰山…)我想對多數人來講,這裡面並沒有任何值得去記住的東西吧。
曼哈頓下層的街上每天變換著面孔,誰也沒有精力去了解誰,或者說誰也沒有必要去了解誰,每個人能做的,就是盡力完成自己規劃給自己的責任。照這麼說來,公司裡的合夥人,所有的員工,也應該是這樣努力著,同時漠視著,如強想對自己負責,瑞躲避著對晴負責的必須,成對妻子的負責,而我的責任呢?二十六歲是個需要擁有甚麼樣責任的年齡呢?我到了適合低著頭迎著狹窄華爾街中吹來的冷風走路嗎?還是跟著Eminem粗魯的節拍跳舞?當這個早上我出乎意料的早醒,第一個到達公司,我又因此改變了甚麼嗎?
銅牛在街道的左側傾聽,像巴爾札克伏在擺滿腐爛蘋果的檯面上凝神。不知道從何時起它就負擔起了作為牛氣沖天的象徵,下雪也好暴動也好,在世界末日大火將這裡掩埋之前,它會繼續堅持為這個象徵而站下去,它的背脊因狂妄的烈日暴曬下而顯出些許呻吟似的黃色斑點。
剷雪車從百老匯大道上駛過,雪被它推至兩旁高高的疊起。好像又開始飄雪了,雪片不大但街景因此已經開始變的有些不真實。人影被雪划過後留下的美麗痕跡,雕刻出並不存在的線條,一群群組合起來類似樹木年輪里夾雜的鳥眼,同時我看到毅正朝公司大樓門口走來。
毅的脑子有病
毅,我進高中時認識的朋友,至今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毅五年前大學畢業,我把我擁有的公司股份分了他一半,所以他可以說是我們公司的第六個股東。.毅有著一頭很漂亮的卷髮(儘管他比較喜歡他自己的眼睛,並且認為每個女孩子都會為此著迷)。他二十八歲,1974年生。十二歲跟家里一起移民到紐約,是偉的親弟弟,家裡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跟父母一起住。我和他共用一個銀行帳戶,按個人需要自行領取,昨天我拿錢的時候記得還有3981.67元,除此之外,我和他共有的就只剩下一大群不錯的朋友和無法肯定數目的啤酒。
毅一推門進來就開始抱怨:
“靠,七點鍾就被我爸叫起來剷雪,他要開車去店裡,要我把車子從車庫里挖出來,我腰就快斷掉了。”
瑞抬頭瞪了毅一眼:“你靠甚麼靠阿,又不是只有你要剷雪,我還不是一早就被晴叫起來剷,想找遲到理由找個好一點的。”
毅嘿嘿笑道:“第一,我要清理整條道路,你家車就停街上,挖個出口就行。第二,你有晴幫忙,至少有精神支柱。第三,我昨晚失眠,今早沒力氣。”
瑞哼哼兩聲以示反駁:“第一,你比我年輕兩歲所以剷多一點剛好扯平。第二,晴叫醒我就繼續睡覺了。第三,你失眠關我屁~~~~~事。”
瑞有個習慣,想強調甚麼的時候喜歡把句子的最後一個詞拖的很長,還會轉幾個聲調。
毅不服氣….我想我在此不得不中斷一下,毅恐怕是整個公司唯一比瑞更龜毛的人物,甚麼爭論都要把自己的論點堅持到最後,不說服對方絕不罷休。熟悉兩人的還好,不熟悉的還以為在吵架,曾經就發生有好心朋友介入勸架的。
“第一,你們倆腦子有病。第二,你們倆腦子真的有病。第三,你們倆腦子絕對有病。”我插嘴道。
“靠。”瑞找到了新的對象:“你很閒是不是?沒事出去做Order。”
我把剛才他扔到我桌上的廢紙團扔了回去:“說你有病你還不相信,你自己看看排程上今天有沒有Order。”
“沒Order你不會找其他事做的阿?整天跟毅兩個人弔兒郎當沒點做事的樣子,”瑞又開始囉唆:“去把你那些做好的Order資料填回資料庫里去。”
毅打完卡坐到自己位置,他的座位在我對面,他對瑞道:“你可不要把我也扯進去,要不你比比看這個月我們公司誰做的Order最多。”
這點正如毅所說的,他對公司的責任心遠遠在我之上。不過與他的性格也有關係,毅追求完美,從另人討厭的自戀傾向到對工作時每一個Order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其實毅的完美性格屬於奇怪的類型,因為他本身很討厭自己的完美步調,總覺得生活搞的不盡己意都是完美個性影響的,可憐這種認為於是就讓對待生活的態度越發惡性循環下去。
高中時期的毅內向,不善於交朋友。我和毅的認識充滿趣味性,剛到高中的時候,我孤獨的像冥王星上的一塊碎冰,我渴望友情的溫暖,但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陌生的像另一個星系。毅有一堂課和我同班,有天下課,毅酷酷的走到我面前:“喂,聽說你會畫畫,我有堂課需要交個畫畫作業,你幫我畫吧。”
帶有強烈要求性的語氣。即使他再拖句要脅的話,例如(聽著,你若不幫我畫我就把你塞到冰箱里),我大概也不會覺得驚訝。當時我點了點頭,幫他畫了一組龍從蛋殼里出來的動畫組圖,就是類似畫在小型重疊的紙上面然後很快的翻閱就可以看到動畫的那種。至於龍為甚麼要從蛋殼里跑出來,我也不大清楚,可以肯定與當時毅的兩條凶巴巴的眉毛有關。
之後毅到了紐約上州讀大學。大學里瘋狂的生活把毅變的非常開朗,每學期放假都是我去車站接他,每次都覺得他有所改變。當然是朝好的方面,我們的友情愈加深厚。
我想對毅來說至今為止最難忘的時光就是大學的四年吧,他結交了一群好朋友,試過一夜之間把一學期的生活費輸光,做過學校的義工,得過學校舉辦的中文卡拉OK大賽冠軍,連續吃過兩個月的泡麵,把朋友的車子毫不留情的撞爛,為了看電視跟室友大打出手隨即一瓶啤酒泯恩仇,第一次問女朋友可不可以在週末來他宿舍幫他整床單,從此那女人跟了他七年,至今分分合合依然剪不斷理還亂。
提起毅的女友,真有些叫人心疼。毅在大學認識她,兩人差不多時間畢業,不過那時毅就開始覺得兩人有些不適合了。照理講初戀這種情況很常見,多數時雙方經過一番長談,好好的擁抱一下紅著眼睛鬆開對方的手說再見依然是朋友。可是毅認為由他對女友說分手會傷了女友的心,於是一拖再拖,以各種冷淡和無理取鬧想讓女友知難而退主動提分手。結果自然是畢業後四年來把女友傷的體無完膚。女友比毅大幾個月,初見她的時候美麗的像溫室里精心培育下最出眾的蘭花,接著毅的女友迅速蒼老起來,眉總會不自覺的輕皺著,我想她是下定決心一輩子跟定毅,可能淚再也不會停了。
“趁你們倆還剩下那麼點青春的尾巴,早點跟她說分手吧,你這樣下去會害了她一輩子。”我勸過毅。
毅給我的回答是:“你說的容易,怎麼自己做不到?”
這樣的話,如同巨大的打樁機把我猛的釘到了地底,我連反駁的氣力也沒有,毅說的沒錯,我實在好不到哪裡去。
不知道是我們出生的年代關係,還是這個歲數本該如此,我們對愛情都有著些幾乎不近人情的浪漫幻想。我,或者說我們周圍同年齡朋友的父母,極大部分都是不怎麼美滿的婚姻。這多少使我們受到了影響,我的意思是,如果婚姻需要愛情當作養分,那他們那一輩呈現給我們的是即將沙化的枯草原,我們作為種子被風帶走的那一刻,甚至還不知道滋潤的味道就已經需要學會如何萌芽。帶著半大不小孩子來美國打拼的他們,交給我們一個重新拼湊過的社會卻沒有提供在這個社會生活的經驗與基楚。當然我們不能怪他們,他們自己也似柏拉圖寫下關於亞特蘭第斯詩篇時般的茫然,而與此同時這個陌生的社會卻用一種比印加帝國遺留的圖騰還張牙舞爪的姿態向我們撲來,它所表現的故事美麗且不真實,我們被吸引亦被誘導,生活變成了塊模糊的玻璃把‘家裡’和‘外面’硬生生的分割。我們試圖用自己的愛情去融合,不過顯然我們做的不好。大概這裡頭還有些毅和我異於常人的追求,更理想化,更不可理諭,於是我們比別人更徬徨。
我和毅有些不同,我愛我的女友,我願意和她永遠生活在一起。但我討厭固定的生活模式,討厭一成不變的上班下班存錢供房供車養孩子。我希望我可以四處漂泊,我希望我老的時候在荒無人煙的草原或山谷隱居,我沒有宏大的事業心,沒有遠大的計劃和目標,即使面對時間和責任時我不得不暫時向枯燥妥協。可是女友想的和我完全不一樣,她夢想的生活正是我想要遺棄的,我無法改變她的,正如我無法說服我自己放棄這類不切實際的夢。
毅這方面比我更糟糕,如果說我至少還有個夢,那他連自己該做甚麼,希望能得到甚麼,到達的了哪裡去都迷芒的彷彿在哈雷彗星尾巴中胡亂竄躍的光。“我到底能怎麼樣?我想要甚麼?”這是毅喝酒後問我最多次的話,對於這個我實在無能為力,我連自己的都不敢確定。
我想在很多人眼中,毅是個叫人搞不懂得笨蛋。擁有一個有不錯收入的工作,每年還有股東紅利可分,有個很愛他的美麗女友,身邊好友無數。每個週末穿Banana Republic的褲子和皮衣去參加Party,唱歌的時候可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不是自誇,他還有個我這樣的死黨。如此舒適的生活他卻頹廢的消磨著。
毅自己也搞不懂,有次他對我說:“你去四處流浪吧,我在這裡工作支援你的消費,反正我們倆都不清楚到底追求的是甚麼,你比我稍微明白點,那就先讓你去尋找,好過兩個一起因鬱悶而死。”
鬱悶而死是很糟糕的事情,比被兩百十萬隻蚊子把身上的血一下子吸乾還糟糕,比吸血虫擁有32隻腦子而人類只有一隻還糟糕,比糟糕還糟糕,這就是我們很糟糕卻又無比堅定的信念。
如果說偉是隻各方面都優秀的海豚,強,瑞和成則都是在特殊的聲吶定位上不怎麼出眾,卻各自還有著些作為海豚的本能去指引著他們不被海洋吞咀。以此類推,我和毅的情況壞了很多,我們的聲吶系統一塌糊塗,又沒有作為哺乳動物傳統的特色,我們憑著(嗯,大概是這樣子吧,管他的,大海這麼廣闊我就隨意碰碰運氣啦),這樣的認知使我們成為開始害怕擱淺或者餓死的海豚之中最年輕的兩位。
早上的時光在開玩笑和瀏覽網站中慢慢的似磨巴西出產的硬咖啡豆般一點一點渡過。十一點左右偉從樓上打電話下來:“雪又開始下大了,叫了Pizza大家吃完午飯就回家吧,算公司放假。”
我順眼眺望了下窗外,雪片已經變的又大又密,街上的行人更少了,很難想像這是星期二中午紐約下層的華爾街地區。早上被剷雪車清乾淨的百老匯大道又堆了層雪,因為雪鹽和來往車輛的關係,那層雪水沾滿了猙獰般灰黑色的污垢。整條街景像一場無聲的古舊黑白影片,配上密佈的雪花把這世界詮釋成某種非現實的東西,相當於戈壁沙漠中褪了色的綠洲,荒和廢正在一口一口的把它吃掉。
“這麼大的雪,會有人送外賣嗎?”我問。
毅說:“你打電話問不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電話號碼。”我說。
瑞插話道:“黃有電話。”
黃聽了後對超說:“超你幫公司叫Pizza吧,我把電話給你。”
“靠,怎麼又是我叫,”超不情不願的說:“電話多少?”
“等咱有了錢,買Pizza就買兩家,想買必勝客就買必勝客,想買Domino就買Domino,一份吃掉他,一份叫另一家帶回去。”我無聊讀著網絡論壇上的文章,一邊自以為很有創意的亂講。
“你有病~~~~~阿。”瑞沒好氣的說。
黃和超都是技術部的員工,應徵而來的,不過超進公司最晚,很不幸的常會接到我們推來推去例如打電話叫飯之類的雜活。
信用卡额度有一万五的超
超,四川人。十二歲和父母移民紐約,24歲,1978年生。瘦小個子,聽他自己說以前朋友給它起了個外號叫老鼠。超是四年半前來我們公司的,剛來的時候根本沒接觸過甚麼電腦,四年來經過訓練後倒頗能獨當一面。半年前貸款買了房子,工資雖說沒有我和毅多,更沒有年終股東紅利,不過年紀輕輕就有屋有存款,聽起來相當不錯,為此我和毅是經常自嘆不如。
高中時毅畢業上了大學,我隨即轉到了另外一家高中,那是家亞裔學生佔了三分之一的高中,女友就是那時候認識的。超來應徵時,我才發現他跟我就讀的是同一家。
不過我沒甚麼印象,超告訴我他當時幾乎不怎麼上課,跟著一群朋友每天就是玩玩撞球打打架,像黑幫的小混混。高中畢業後超沒讀大學,他認為根本讀不進去,上大學是在浪費錢,於是在報紙上找工作時找到了我們公司。那陣子IT界熱火朝天,請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都貴的要命,超因此成了我們希望培訓的員工,至少工資上他不會有甚麼過分要求。
也許是長的瘦小的關係,或者是個性上見到喜歡的女孩會害羞的關係,超至今沒有談過戀愛。其實在異鄉因為華裔屬於少數民族,條件差一點的確實比在中國本地難找到對象,超為此耿耿於懷,常抱怨著女孩怎麼都不具慧眼發現像他那樣又癡情又上進的男人。
我想超的確屬於上進的人,即使他的上進心在某方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他常在付房屋貸款的時候從旁炫耀著自己有房子的事實,以及買東西時有意無意的告訴旁人他的信用卡額度超過一萬五。我基本上不怎麼認同他的行為,然而這不代表我對他不滿,相反我由衷的尊敬他。比起我們超年齡最小,可他有著生活的目標,他懂得珍惜他所有的,知道自己應該追求的,於是他便照著他的理想去做,哪怕他的理想不過就是想從身邊的人眼裡得到一些輕飄的讚美,但他紮紮實實把其換成生活的動力。這麼說來,虛榮也就不是甚麼該被鄙視的態度了,或者至少說,比不懂得珍惜和擁有的我要好很多。
我們這一代,不,應該說無輪哪一代,年齡和經歷會影響著很多處世的基準。不過恐怕這並不能真正的改變人,能改變人的是責任,我的意思是那些與生俱來被賦予的責任,本能的責任。年輕的如超之類的為了希望而產生責任,年長的如偉之類的因責任而看到希望,那就是海豚的特殊定位功能,幫住自己牢牢抓住時間的脊骨。
超打了電話,叫了三份大的Pizza,兩份雞翅,兩大瓶可樂。
“打算幾點下班?”超問我們。
毅盯著電腦說:“我要把神雕俠侶看完。”
“你怎麼又重看了,就不能看些其他的?”我對毅說:“要不要介紹你些新書?網絡上有本《悟空傳》挺不錯。”
毅對著螢幕沒理我,臉上帶著微笑,估計是看到揚過給郭襄慶生時遇到黃藥師的情形。“年紀輕輕不接受新的事物,光顧著懷舊,典型的前列腺肥大徵兆。”我咒毅。
順便我又問超:“怎樣,下午有甚麼活動?想請我吃晚飯嗎?”
“隨便問問,我要回家看VCD,新買的整套灌籃高手,巨懷念流楓川。”超說。
“阿!我也要看。”瑞嚷著。
“等我看完吧。”超對瑞說。
瑞的電話響了:“hello,怎樣?你要一點走?去越華買菜?Okay。”我想是晴給瑞的。
森林里搭建的摩天大楼,海豚在游
Pizza 沒過多久就送來了,這麼大的雪效率還是那麼好,令人驚訝。
吃Domino的Pizza可以說是很讓人懷念的事情,屬於我們公司幾個合夥人的傳統。
當年創業的時候,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做到很晚,三天兩頭開會。那個時候公司里瀰漫著一種輕輕顫動著但很有韌性的興奮,每個人都衝勁十足,不過火氣也是十足。不像如今每三個月開一次股東會報告一下帳目,偉略微佈置一下之後一季的方向,大家聽完隨便閒扯聊聊便算了事。那個時候我們開會沒有不出現爭執的,為了一個客戶的訂單或各部門的安排,不歡而散的會議常常發生。可是大家都不約而同的一旦開完會,就不再往公事上想,我們時常叫Domino Pizza,當晚餐,邊啃雞翅邊輕鬆的相互開玩笑,講著不著邊際的東西。於是之前的不愉快大多會被沖淡,或者說為了下一場會議的爭論打好平靜的起點。這方面Domino Pizza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以致於至今我們都很喜歡它的味道,說不出哪裡好,但很多不錯的感覺,往往都是那些說不上來的東西。
這點員工們就不太能夠有甚麼共鳴,當然我相信他們有他們值得回憶的東西,所有的人都會有,每一個都可以不同。
吃完Pizza大家陸續回家了,我和毅留在公司。很輕鬆的一天,沒有層出不窮的Order要做,沒有麻煩的技術支援電話要接。大雪像小時候冰鎮的鹽汽水般幫助這個上緊了發條的城市降溫,我想我越來越覺得這樣的輕鬆已經快變成了奢侈,剛出社會的時候我渴望忙碌,以立場而言,兩樣都不可多得。
毅繼續看著也許是他第六、七遍的《神雕俠侶》,我無所事事的聽著音樂。跟著周杰倫R&B的節拍做著俯臥撐,做了50下我略微休息了幾分鐘,接著再做50下,做完我喘著氣看了看鍾,一點三十五。
一瞬間我無法很好的掌握這個時間所代表的意義,我必須集中精神的思索一下。如同每天九點鍾應該到公司,十二點之前會為接連不斷的工作煩惱,下午三、四點則可以開始期待下班,五點半應該打卡回家,六點半左右在地鐵運作良好的情況下我到女友銀行門口等她下班,晚上十一點半送她回家,凌晨一點準備睡覺。每一個工作日鐘的指針指的數字具有標誌性意義,通常是(喔!到這個時候了),於是心情開始滑到這個時間該有的刻度。
而今天大概是下雪把日常工作打亂的關係,因為習慣的問題迫使我暫時性的與時間脫節,說混亂可能更確實一點。一點三十五分到底標誌著能幹甚麼呢?略帶興奮的期待五點半下班似乎言之過早(其實今天已經下班),無奈一天工作的枯燥想必有些無病呻吟,午飯已經吃過,大雪又讓我甚麼都做不成,既不能拿本書去中央公園消磨,也不能開車去看電影。恐怕我過多的埋怨大雪了,老實說就算沒有大雪,我照樣哪裡也去不了。
這樣的感覺不太好,就像有時我會突然想到(已經二十六歲了阿),可二十六歲到底對我有哪些直接或間接的意義呢?十五歲跟著父母從上海移民紐約,從胸懷大志到朝九晚五,從青少年到青年,從一無所長的窮光蛋到創業有成的窮光蛋,從毫無作息規律到每隔一小時看兩次鐘。我覺得生活被我自己整理的非常不自然,像在森林里搭建摩天大樓一樣,竣工後我開始關上一扇扇門,當最後一扇緊閉後,沒有人再可以進來,沒有人再可以出去。
小時後老師教會我們區分發現和發明,若回到過去,我必定問老師:
“是我們發現了時間,還是我們發明了時間?”
美國是個時間就是一切的社會,尤其對7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我們正處於紮根的歲月,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試探,僅僅十幾年將會是我們之後一生的基楚。對於中國長大的少年,我們還要花上更多時間去學會怎樣融入,可是融入之後又怎樣?緊接著我們又要模糊的想找回自己。
從二十四歲的超,到三十二歲的偉,看上去不同而已,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我想。
毅看完《神雕俠侶》,長嘆了一口氣。我看了看鍾,四點十分,這個時針與分針的刻度比較熟悉,是準備下班的時間。
“問世間,情為何物?”毅故意搖頭晃腦的道。
“晴為瑞之老婆。”我沒話搭話。
“哈哈,拜託你打電話跟李莫愁說去。”毅笑道。
“她手機幾號?”
…….
電話鈴剛巧響起。
毅接的,是他的女友打來,接完毅對我說:“我要去她家了,她今天也早放。”
“喔。”我答。
“你走不走?同路,你待在公司也沒事幹。”毅問我。
“你先走吧,你們兩又不會請我吃飯。”
“你要吃飯?那我也可以跟你先去吃飯,不用管她。”
“算了吧,”我取笑毅:“我可不要她因此恨我。”
“她早就恨你了,說你在我心目中比她重要。”毅邊說邊拿著包離開了公司。
人總希望自己在親近的人心目中是最重要的。我望向窗外,雪沒完沒了的下著。左下方的銅牛背著一層白雪,像沾著牛奶的動物餅乾,帶著某種我不能理解的象徵。不久毅從樓下走出,逐漸消失在車站的入口,他穿著黑色的皮大衣,戴深藍色的帽子,我甚至看到他肩膀處已經開始積了層薄雪。
我又看了看鍾,2003年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二,下午四點二十三分,五樓的暖氣讓人昏昏欲睡,窗外天色已黑。街邊的雪越績越厚,毅在地鐵站等四號或五號車,瑞和晴在越華超市買完了菜應該已經回到家,兩人也許繼續為早上的小事吵架,也許正商量著怎麼做頓豐盛的晚餐。強會在新家繼續整理,女友會在一旁出主意。成帶著老婆看完牙醫,大概在抱怨著醫療保險牙醫部分只付一半。偉抱著自己的女兒,哄著女兒學會叫爸爸。街上的行人詛咒著這鬼天氣,Domino Pizza的送遞員還在頂著風雪送Pizza,海豚們照舊用特殊聲吶游泳和尋找食物。
我準備打電話給女友,銀行有銀行的規矩,不是國定假日不能隨便放半天假。趁早下班我先回趟家把車子從雪裡挪出來,六點半我按時到門口接她,兩天內吃了兩頓Pizza,我們今天可以叫中國餐的外賣。
女友可能還在生氣,我想我有必要弄清楚惹她生氣的原因,之後我會改正請她原諒,讓她開開心心的笑。
這是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