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這裡，等著他跳下來。

午後的陽光從覆滿灰塵的老舊玻璃中投射進來，在地上射出兩個斜斜的長方形發光體。
我感到自己像是幼年時跟同伴玩著捉迷藏的七、八歲小毛頭，一方面沉迷在遊戲的進行中，一方面又對於自己孤立的處境感到抽離於遊戲之外。

當你還是孩子的時候，你無法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記得我並不喜歡捉迷藏這個遊戲中，一個人躲藏時的空虛感。我常蹲在某個角落或縮在某個壁櫥裡，獨自想著心事，直到忘了自己正在玩遊戲。可是另一方面，勝利的感覺是這麼美好，當所有的人放棄找尋大叫你的名字時，你可以大搖大擺地出現在轉角，像個超越所有失敗者的英雄。

三十年後的今天，我還是蹲在那斜形長方體的旁邊，吸著我的第四根煙，想著我的心事，等著鬼來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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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有的並不是什麼值得一提的人生，就像大多數人一樣。
出生在屏東，成長在高雄，畢業後搬來台北。我懷著南部人特有的誠實與缺乏想像力，染上都市人的癮頭與習慣，穿上台北的外皮，試著在成為這個城市裡矯情又冷淡的一人，試圖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憑藉。

大學時代的我，不想像身邊所有的人一樣，因為對自己未來的茫然和膽怯，去選填商管理工學院的「前途科系」。隨著一個兩個三個的主修學位，自己的信心彷彿也慢慢往上堆疊，得意的笑容建築在教育背景上，一抽就散。

像這樣的想法，如果是出現在天生擁有某方面的過人長才、或家境優沃可供他們任意揮霍的人身上，也許最後會有不一樣的結局。然而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並在活到人生三字頭歲數時終於承認了這一點。母親也只是屏東鄉下常見的家庭婦女，人生意義隨著準備完孩子最後一頓家裡晚餐的同時結束；坐在竹椅上與鄰居朋友聊著新聞或瑣事時，歲月會加倍快速地在她面容上留下深深刻痕。

母親從未要求更多環境不曾給予她的，因此我這種不服輸的個性，只可能遺傳自父親。
我的父親，那個不茍顏笑，穿著被汗漬染黃的西裝、與那條一成不變的暗棕色格紋領帶的男人，懷著一個小小的巨大夢想，想要提供給我們家庭毫無後顧之憂的經濟生活。他毅然絕然地在我中學畢業那年，辭去農會的工作，帶著我搬來台北，與朋友經營他的「小本生意」。

我永遠記得那個離開家的早上，兩個姊姊沉默地吃著早餐，母親細瑣地交待著父親到台北以後生活起居的注意事項。我靜靜聽著老舊電視的新聞播報聲，和隔壁王叔清晨早起作運動的聲音，像是慢動作播放的電影一樣，清晰而不真實。出門時姊姊們與母親都站在門口送別，我拖著巨大的行李箱，回頭張望了好幾次，只有父親頭也不回地走在前面。也許直到最後那一刻，我才從父親的背影裡真的感受到他搬家的決心。

我擁有父親的不服輸，但卻沒有他的決心。
也許這是為什麼我今天會蹲在這邊，希望一個男人從十七層樓上跳下來結束他的生命，好讓我拿到一筆為數可觀的錢，回去對我的父親說，嘿，你看，你的兒子最終還是做了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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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始終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在我十八年的人生裡，大部分的印象是每天晚上回家時，看到他面容嚴肅地吃著飯菜，或坐在客廳裡，一手拿著啤酒，身旁攤著報紙，目光遠遠穿透過電視節目中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約略領悟到，這樣看似無趣的消磨時間方式，是不容許被打擾和侵入的。

再長大一點後，與父親的交談時間更加縮短，我們總是在一天的開始與結束時與對方擦身而過。我起床時父親早已出門工作，我補習或留校內書回家時，父親則早已入睡。

父親像是不可言說的巨大精神力量，纏繞而支撐住這個家庭。我鮮少看見他的身影，可是他的氣息充斥周圍；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交集，但這個不到三坪大的房子裡，他無所不在。

他並不是一個身形魁梧，或講話洪量的彪形大漢。相反的，無論從身高或體重上看，父親都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中年男子，有著些微稀疏的頭髮、白襯衫難以掩飾的肚子、總是緊鎖著的雙眉，以及無法與他獨生子促膝長談的天生嚴父情結。

我一直清楚意識到自己出生以來即擁有的諸多特殊待遇，先開飯的權利、擁有腳踏車的權利、念學區外出名學校的權利、同時補習許多科目的權利；但同時我也意識到這個權利背後代表的並不是舒適的優待地位，而是更加沉重的責任提醒。而我也都了解，這些權利的來源是父親。那個從未正眼看我，或將他的期待吐露過一點蛛絲馬跡的父親。

我明白父親對我的期待，但我從未明確聽到那是個怎麼樣的期待。於是在拿到高中最後一個學期模擬考成績單的那個晚上，我鼓起勇氣，在跟他兩人外出晚餐時，給他看告訴了他我大學想選填電影或視覺設計的藝術科系，並表示我將來想當個攝影師。

我始終無法知道與父親搬來台北的決定是個長年以來的安排，還是在那個晚上才忽然決定的。
我知道的是，那個晚上，父親終於第一次用正眼看我了。


那之後的隔一週，母親對我宣佈，我的大學將在台北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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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台北後，我如願以償地跟影像生活在一起。
我選填的科系全名是「醫學影像暨放射學系」。
我想父親並非霸道專橫地否絕了我的想法，而是這個想法對他而言太不能理解。父親是信仰成就的。他所信仰的，是存在社會和經濟地位所定義出的成就。我這種突如其來的志願，就像支打亂了他規律節奏生活的異國曲調，他並非有意摧毀，而是無從接受。

對此我其實並未埋怨。或者說，我應該要怎麼埋怨？
父親付出一生心血所爭取給我的選擇機會，如果他要代為作出選擇，我該要怎麼埋怨？
我所做的，比埋怨來得更殘忍太多。
我默默地使用父親的學雜費供應讀完了大學學位，然後在畢業的隔天，拿起相機，開始我的「影像工作者」生涯。

父親並未對我作出什麼嚴重的責備，事實上，他也沒有那個精神和力量這麼做了。
父親的事業在我畢業那年宣告倒閉。他被他一直堅信的資本主義和商業世界所背叛，但卻到最後還是無法察覺癥結所在。

原本就即少話的父親，終於失去了所有語言。
他會在原本的競爭對手家門口囂吼些沒有人聽懂的聲音，會在半夜拳打腳踢地醒來，會一個人站在公園河邊一整個下午動也不動。
母親從南部搬了上來，窩在那個應該是單人住的小小套房裡，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

我甚至沒有去探望。

在父親發病的同段時間，我放棄了成立影像設計工作室的夢想，應徵上了國內風評充滿爭議性的報刊，正式成為所謂的狗仔隊。

我可以想像父親聽到我職業的眼神，我可以想像父親看到我帳戶的表情，我可以想像我背離了他理所當然的期待，他會用怎樣的心情審判我。

我近乎逃避地拒絕所有與家人的聯絡，雖然孤獨感和罪惡感在每個夢醒的夜晚，會一口一口啃咬我的心臟，並在天亮之前結好厚厚的疤痕，讓我隔天早上得已追隨某個名人整整十四小時的行蹤，而不停下腳步歇息。

有時候，我會夢到那個與父親在麵攤吃飯的夜晚。

我夢到那家旁的小巷變得無限曲折迂迴、複雜糾結，不是我端坐在麵攤上，久久等著始終找不到路到來的父親身影，就是我迷失在那陰暗迷離的街道之中，一遍一遍喊著父親的名字，一無所穫，無處可去。


也有其他時候，我會夢到自己變得更聰明、更堅強，能夠輕易就充滿信仰，擁有對所有問題的答案，讓所有的人─或至少自己─以我為榮，雖然這一切已不可能實現；或是有時候，我會夢到大學時在那個兩人合住的清晨公寓裡，那個會走進來拉上我的被子，然後在雨中離去上班的身影，夢裡的我偶爾會想叫住他，哭著對他說對不起，對不起是我生為他的兒子，有時候則是更加害怕地想要緊緊蜷縮在棉被中，永遠永遠不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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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否認我心底深處還是想要父親的諒解。

我無法否認這一點，否則我找不出其他理由讓我這樣近乎瘋狂地湊集著金錢，等到它達滿一定數量，便能顯示我的工作除了糊口外還有其他價值。這張隨著每個月的逝去而逐漸積漲的這張存款明細，只要數字超過了那個進位，似乎就是讓我如今還能衣錦還鄉的唯一門票。

於是在還沒來得及回過神之前，我開始接拍大部分人不願意的工作。
例如在天災人禍發生時，想盡辦法混入現場拍得一兩張血淋淋的照片；或是打聽消息，在可能發生事故的現場埋伏，等待記錄悲劇發生的那一瞬間。

今天，我蹲在這裡，同座大樓的十七樓頂，據說站了一個一敗塗地的失意商人，不想再拖累家人，想要一了百了自己的人生。
身處同棟樓的二樓窗邊，只要稍稍抬頭就可看到外面圍觀的群眾，和零星的消防車與警車。如果那個傢伙真的跳下來，這個被兩棟大樓卡死的方位是絕佳位置，警方無法安排防護錯施，而我剛好可以取得第一手的獨家相片。

從我趕到這裡以來，這是他僵持的第二個小時。
我靜靜蹲在這裡，毫不難過，也不動搖，在經過三十多次的練習後，對我來說，死者們只會變成存簿上更多的數字，而今天這一個，則象徵著跨過五開頭的六位數字。

我第幾十次盤算著要如何邀約父親出門見面，也許邀他到親戚朋友家吃頓飯？也許請他上個好吃的館子？也許在路邊的麵攤簡單聊聊，就像十年前我跟他坦白自己志願的那天一樣？

也許我可以終止這一場永無止盡的遊戲，也許我可以終止與父親永遠無法完結的疏離關係，也許我可以靠這股作氣，永遠擺脫舊生活的陰霾和那些無形中讓我喘不過氣的標準與規則，展開新的人生，再也不受任何機制的操控？

我想著以上這些，並同時倒數計時著。
為自殺者的結束，也為我新生的開始。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騷動。
我猛然站起身，聽到外頭的重物落地聲和群眾門的驚慌尖叫、警哨和警鈴同時響個不停的混亂雜音。

我心臟劇烈撞擊著胸口，手微微顫抖著，抬起相機調好倍數，用力地打開窗戶往外探身，直直向下，在忙亂的人群中盲目搜尋著目標，不停閃動快門，在血跡與混亂之間，補捉最真實恐怖的畫面。


然後，就在那個渺小的鏡頭裡，我看到了那條熟悉的暗棕色格紋領帶。